作者：巴尔樵夫
1、“停课闹革命”的快乐时光
①、说说高滩岩小学
我正式就读的第一所学校－－高滩岩小学，与我们那个家属区隔着一条窄窄的马路，站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学校，学校上、下课时由老师敲“钟”（一段吊在树枝上的铁轨）告之，“当当当”的“钟声”我听了很多年。
这所小学于建成于上个世纪50年代。校区没有围墙，部分校舍建在在一个斜坡上，还有一部分在下面的洼地里。校舍都是白墙黑瓦，外有走廊，但十分简陋。桌椅破旧，很多窗户上没有玻璃，墙壁都是竹片（重庆话是“篾片”）编结后外糊泥巴再刷上石灰，有些地方泥巴脱落、被学生抠成大洞，教室间相互可以窥视，相邻的两个班级上课互相都听得见对方的动静，地面全是泥地。
我刚入学不久，学校建造了一座红砖的二层教学楼（我们称之为“新大楼”），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市区的第七军医大学子弟学校“红星小学”撤消了、要与高滩岩小学合校、而高滩岩小学的校舍不够、由七医大出资建造的。新楼十分气派，我们当时很羡慕那些在新楼里上课的学生，盼望着自己的班级也能进入那里的教室。
1965年暑假，家兄参加了高滩岩小学组织的夏令营，就住在新大楼里（大约有一周时间，食宿都在学校）。尽管站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栋大楼（直线距离不到200米），但每天吃过晚饭，家母还是要带着我到学校去看望家兄。有一次，在大楼前的斜坡上，家兄捧着“罐罐饭”边吃边回答家母的问题，腿上布满了蚊子叮咬的包，却还说过得很愉快。
“文革”期间，新大楼被凤鸣山中学的某派“红卫兵”组织当作司令部占据了一段时间，还建立了一个广播站，大喇叭天天传出打打杀杀的叫嚣（攻击大学学员某派组织），后来被大学的某派组织给赶跑了，才清净下来。
“复课闹革命”后，大约是在读四年级时，我们班终于在新大楼里待了半个学期，其间目睹了不少乱象。那时的新大楼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上课时不是学生和老师吵，就是学生和学生打，很少有安安静静上课的时候。
学校里没有什么象样的设施，就利用洼地底部的一小块平坝作为操场，还有一个台子，用于全校性的大型活动。几排校舍之间的空地上砌着一些乒乓球桌大小的石台子，那也就是供学生使用的乒乓球桌。在新大楼与谷底之间的半山坡上有半个篮球场，一个篮球架。“文革”前，还有体育课，有老师带着活动。后来，课间活动（包括体育课）基本就是任学生在空地上自由发挥，奇怪的是也没见哪个学生磕着碰着。
厕所在校区东侧（就在通往大学后门的那条小路边），无人打扫，也没有自来水冲，一到夏天，白花花的肥蛆满地爬，臭气熏天，全靠附近的农民经常来挑粪才没让里面的粪便溢出来。我就在那个厕所里从来自农村的同学那里学会了一句谚语：“茅司（重庆土语，厕所的意思）打挤要落雨”。
那时最怕的就是下雨，因为一下雨学校里的土坡就变成了一道道“鬼门关”，不知有多少学生在土坡上滑倒，滚了一身的稀泥，回家还要挨顿揍（因为母亲要给他换衣服，洗了还干不了）。不过大家从中也找到了乐趣，每逢下雨天，几处最“险要”的地方经常聚集着一群人，看别人胆战心惊、小心翼翼的通过，一旦有人滑倒，立刻引来一阵快乐的大笑。那时对此有个说法，叫做“考溜冰大学”，如果能平安通过，就是“考”上了。有胆子大的男孩子会借此机会出出风头，只见他张开双臂，两腿微曲，如冲浪一般疾速滑行却不摔倒，观众们便纷纷叫好，他也洋洋自得。其它人也去仿效，结果不幸摔得泥水四溅，引起轰然大笑。我们也去“考”过，在低年级时失败的次数多，挨打也多，到高年级时技艺炉火纯青，基本都成功了。不知道现在重庆的儿童还玩不玩这个游戏。
如果有哪个学生穿着当时十分稀罕的高筒橡胶雨鞋，遇到泥地或浅水坑、别人需要绕行时，他却昂然通过，会引来旁人羡慕的目光。但他们一得意也容易出事，在水坑、溪水里洗雨鞋或者玩水时，一不留神让水灌了满满一鞋筒，有的干脆踩进深水坑里弄成个落汤鸡。
班上的同学中相当一部分是七医大和西南医院的子弟，班上学习成绩居前的基本都是这些人，还有部分高滩岩及周边街道的市民子弟，成绩相对较差，特别是几个农民的后代，每天要赤脚走好几里山路来上学，只是因为父母不许他们不来，不过虽然成绩不好，但他们却不大调皮捣蛋。
有位姓张的男同学，黑黑瘦瘦的，父亲是军医大学奶牛场的饲养员（大学自办的奶牛场，为工作人员和家属提供牛奶）。有一天他直到十点多钟才来上课，老师扳起脸责问他为什么迟到。他低着头一声不吭，旁边一位和他是邻居的同学轻声的回答说：他爸爸早上被牛顶了。老师愕然，我们也都看着他。他仍然低着头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后来才知道，那天早上奶牛场的奶牛转场，在驱赶奶牛时，他父亲被牛角顶到胸部，送到西南医院后不治身亡。他是去了医院、父亲咽气后才来学校的。一个还不到十岁的孩子突然没了爸爸，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震撼。
班上还有一位女生，姓田，北京人，有一个姐姐，她们是“文革”前夕跟随其父从北京到军医大学、转来我们学校的，跟我同桌了一段时间。那时我们对她那一口北京话羡慕得不得了，她也因此很受女生的追捧。田同学很大方，似乎并没有本地学生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的忌讳，不但平时经常跟男生交流，还主动邀请我们去她家玩，有一次我和几个男生真的就跟着她一起去了。
她家在大学家属区的最北端（靠近天星桥）的一个山坡边上（下面就是前文提到过的看守所），是一栋单独的小平房。屋子里的情景我记不清了，但客厅墙上悬挂着的一支猎枪我还有印象。她很大方的把枪摘下来给我们把玩，正在这时她姐姐回来了（也就比她大两、三岁的样子），见我们在玩枪，当即板起脸训斥起她来，把她给训哭了（其实她姐姐十分文雅，说的也就是“一点儿也不自觉”之类，跟本地女生比差距可太大了），这让我们很尴尬。于是我们赶紧把枪还给她，然后溜之乎也，从此再也没有去过她家。我们调防离开重庆，她父亲好象没有跟随一起来上海，她们留在了重庆。
高滩岩小学虽破旧，但“文革”之前至少教学正常，秩序井然，老师有着无上的尊严，学生也认认真真的学习，打架的事也很少，有一次一个高年纪的学生在打架时用水果刀把对方的胳膊扎破了，令全校震动，大家争相去看。
“文革”初期，我们还照常上课，但很快就受到了影响。
从我们学校毕业出去、现在已是中学生的一些红卫兵“杀回母校闹革命”，原先相对平静的校园登时热闹起来，大字报、大标语也贴得到处都是，经常有老师被揪斗、批判。
有一天在学校里，迎面闹闹嚷嚷的过来一群人，走近以后我惊讶的发现那个挂着大牌子、戴着高帽子在游街示众的居然是我们的校长！校长姓余，中年女性，短发，个子矮小，有点酒糟鼻子，平时不苟言笑，比较严肃。我初入学时品行、成绩都还不错，但在上到二年级下半学期以后就本性大暴露，经常违反课堂纪律，学习成绩也开始走下坡路。家兄和我同校，比我高两个年级，在老师中的口碑还不错。有一次余校长在学校里遇到我，得知我是×××的弟弟后，便当众批评我，要我好好向家兄学习，弄得我满脸燥热，很没面子，因此怀恨在心。但那时也只能怀恨在心，做不了别的。当看到她被揪斗，还喊着打到自己的口号、先前的威严荡然无存时，我和其他学生一起跟着人群走，喊口号，有一种实施了报复的快感。但在看到她被学生们推推搡搡，披头散发，跌跌撞撞，还有学生从地上捡起小石子儿扔在她身上时，我忽然又有些恐惧，担心她会被打死。不过她没有被打死，后来还是校长，只是谦和了许多，再也没看到她批评学生了。
1966年下半年的某一天，第一节课的钟声响过以后，大家都在座位上坐好，班主任老师空着手走进了教室，令我们感到十分诧异。她站在讲台上，沉吟了一会儿，面色凝重的说：同学们，因为老师要参加“文化大革命”，所以学校从今天开始停课，哪一天开学现在不晓得，到时候会通知大家，等一下大家就可以回家了。
听了她的话，大家先是发愣，明白过来后，不禁喜笑颜开，七手八脚的把书本、文具盒之类的东西塞进书包，坐等下课。少顷，钟声再次响起，大家拉开教室的门，欢呼着冲了出去。其它的班级也是如此，刚刚还一片宁静的校园，一下子变得象被捅翻了的马蜂窝，各年级的学生们“噢－噢－”的尖叫着往外跑：刚刚放完暑假没多久，又停课了，连家庭作业都没有，我们可以理直气壮、肆无忌惮的玩儿个够，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太好了！跑到坡上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洼地下，只见几个老师默默的低头走在已经空空荡荡的校园里。
这个“假”一放就放了几个月，连家庭作业都没有，可把我们耍安逸了。用一句那时常说的话：我是打心眼儿里感激毛主席他老人家啊！
②、向“组织”靠拢
学校停课时，“文革”业已进入高潮，大院里也不再平静，某些政治嗅觉灵敏、有“魄力”的军人、工人此时纷纷树起旗帜、成立组织。小孩子受此影响，平时玩得较好的一些人便也成立起自己的“组织”。当然这种“组织”没有什么政治含义，更没有像那些大人的组织一样“抄家”、揪斗“黑帮”、“走资派”、“牛鬼蛇神”、搞武斗，只是在那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游戏而已。这些组织很多都冠以“纵队”、“兵团”、“第一方面军”等听上去吓得死人的名头，尽管其全部成员可能也就是两、三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儿。我们在院子里一些平时人迹罕至的犄角旮旯里设立了“指挥部”或“司令部”，煞有介事的开会，布置战斗任务，然后向想象中的敌人发起“进攻”，并将其“全歼”。
“枪炮弹药”等武器装备都好解决，我们有自制的木手枪、冲锋枪，嘴里发出的“突突突”、“哒哒哒”的声音就代表了子弹，地上的泥巴块则是手榴弹，折断几根树枝就可以编成一顶伪装帽。
令人犯难的是我们没有自己的旗帜、袖章，没有排笔、涂料，更没有印刷机，不能印发传单，向与我们关系不好的几个男生发起“舆论攻势”，只好从练习本上撕下纸张，制作组织的证件（类似部队军装上的胸标），绘制讽刺对方的漫画，书写传单，还用粉笔到处书写口号，有紧跟当时形势的，如“打倒刘、邓、陶”等，也有辱骂对方的污言秽语。
就在我们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中时，一个危险却逼近了我们，医院保卫科的人发现了我们书写的那些口号（也可能是有人举报），他们一开始有些兴奋，以为是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是在以前，这种涂鸦基本上没人注意。但那是个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年代，而时刻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的保卫科的人尤擅此道，竟然在我们的涂鸦中找出了“反动标语”。那个年代出现在电影里的国民党的审讯人员往往都是一脸横肉，长满胸毛的彪形大汉，我们一度把这样的人物称为“毛打手”。在我们乱写的那些文字里不知为何出现了“毛打手”的字样，保卫科的人立即联想到这是不是在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而开始追查。最后知道是我们几个毛孩子所为后，颇有些失望。但还是很严肃的找我们的父母谈话，要他们对我们严加管束，不要闹出政治问题来。我们自然少不了挨一顿训斥和警告。从这件事以后，我们的“组织活动”就宣告停止。
除此之外，我还有过参加真正“革命组织”的经历。
一天下午，正在家中玩耍时，一个伙伴急匆匆的跑来告诉我们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有一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现在正在我们学校招收成员，象我们这样的小学生也可以加入，成为“红小兵”。我们一听立刻停止游戏，拔脚就往学校跑。
由于年龄的关系，我们不能象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参加“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一直是让我们倍感遗憾的一件事。最诱惑我们的是那时红卫兵搞“大串连”，走遍全国都不必买火车票，我们虽小，但如果加入了红小兵，那么至少能在公共汽车上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不用买票就可以坐车到处跑，这有多美，机会摆在面前，岂能错过？！
到了学校，只见一间教室门前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个比我们大几岁的男生，左臂上戴着一个红袖章，身后墙上贴着一张红纸，用墨汁歪歪扭扭的写着“某某中学某某造反司令部”几个字，原来这就是那个组织的招兵站。我们上气不接下气的赶到时，那里已经有几个跟我们差不多大小的小孩子围在他的前面，估计也是闻讯赶来入伙的。
那个红卫兵对报名者逐个登记，手续很简单，问清姓名、年龄、家庭出身即可。这让我有些紧张起来，因为我好像听父亲说过我家的成分好像不是很“红”，顶多算个中农。这时我发现排在我前面的人在报家庭出身时不是工人，就是贫农，而那位哥们儿头也不抬的就往本子上记，没有要认真核实的意思。于是轮到我时，我便声称我家也是贫农，自己感到脸上热了一下，但他果然跟前面一样照写不误。那年头的孩子接受的教育是“要做诚实的好孩子”，我在编造了自己的家庭出身以后却坦然自若，丝毫没有犯错误的羞耻感，这是“文革”改造了我们。
登记完了以后，那位哥们儿让我们先回去，说很快就会给我们发袖章，让我们等通知。
过了多久才拿到袖章，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还记得是别人代我们领回来的。得到袖章以后，我们迫不及待的就戴在了左胳膊上，一路炫耀回家。父母看了，也很高兴，连声夸赞，更令我们这些“小骂天天有，大骂三六九”的混世魔王受宠若惊，感到无上荣光。我们策划着到外面去搞“革命”活动、借机每天去一次沙坪坝、间或去一次鹅岭、枇杷山、动物园、解放碑、朝天门，当晚竟兴奋得难以入眠。
次日上午，我们几个人戴着袖章，脸上是一副“老子也参加革命队伍”了的表情，在院子里做适应性的活动（主要是自己觉得不适应）。一些大人看见我们时，都笑呵呵的，让我们十分受用，感觉良好，估计到下午就有勇气走到院子外面去了。就在这时，几个住在另外一处家属区的同学途径此处，发现了我们胳膊上的袖章，他们先是惊讶而又妒忌的看着我们，忽然又笑了起来，指着我们大喊：“龟儿麻小兵，麻小兵！”他们这么一喊，我们如梦初醒，宛如数九寒冬被人用一盆凉水当头浇下，从头凉到了脚。
怪只怪我们当时只顾得上因为加入“革命”队伍而高兴，忽视了这支队伍的性质（那时“保皇派”已经开始处于下风了）。醒悟过来后，我们无比羞愧，赶紧扭头往另一个方向走，同时摘下了那个曾经让我们感到十分荣耀的袖章，再也没有戴过。
我那短命的“革命”史就这么结束了。
③、向伟大领袖请罪
在我们尽情玩乐了一段时间以后，伟大领袖发出了“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于是学校重新开课，我们的长假结束，又背起书包，每天去学校。
复课是复课了，但“文革”前编写的那些教材也不能再用，该拿什么教材给学生上什么课，教育部门一时也摸不着头绪。为了不犯错误，他们想出了一个妙着：学“毛著”。
所以复课初期，我们每天在学校上课的内容基本就是集体朗诵、背诵伟大领袖的语录，唱语录歌、样板戏等。根据“五.
七指示”：“学生不但要学工，也要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我们还要听老师读报纸上的社论，大批判文章，开个批斗“刘、邓、陶”的会……然后放学，没有家庭作业，当然更没有什么测验、期中、期末考试。
一段时间以后，总算有了新教材，教学逐渐恢复正常，但与过去的区别还是有：老师不大管学生了。根据伟大领袖的指示精神，学生上课时想听就听，不想听睡觉也行。我就经常睡觉，不仅睡觉，还和其它几个男同学一起不断翻新花样的调皮捣蛋，以扰乱课堂秩序为荣。这种劣行老师没有能力制止，但“恶有恶报”，我也给自己找了不少麻烦。
我们有个数学老师姓王，戴付眼镜，个子也不高。“文革”前，高年级的同学们中间流传一个关于他的顺口溜，讥讽他与另一位姓白的女老师关系暧昧，那位白老师应该是我们学校当时最好看的女老师了，皮肤白皙，平时衣服穿得也比较漂亮（在当时的情况下），没人相信她会看上这位王老师，也不知这顺口溜是怎么来的，估计是有人成心要侮辱她吧。由于这顺口溜，王老师在学生中毫无威信，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他一管学生，学生就念那首顺口溜，大家便笑成一团，他眨巴眨巴眼睛，无计可施，时间一长，他上课时的课堂秩序就可想而知了。
有一天就是王老师来给我们上课，那天下过雨，地上很湿，我们几个坐在后排的男生表演的“节目”是抠起地上的泥巴捏成小团，乘王老师写板书演算数学题的时候朝黑板上扔去，泥巴的粘性很强，“叭”的一声打在黑板上，变成一个小圆饼贴在那里。第一团泥巴扔上去的时候，把王老师和大家都吓了一跳，他回头看看，也找不到是谁干的，有些女生低头吃吃的笑，他什么也没说，转过身去继续写。只要他一转身，就有泥巴飞上去，没多久，黑板上就粘上了十几团泥巴，到后来他干脆视若无睹，连头也不回了。用不了多久，那些泥巴有些干了就会自己掉下来。
见黑板下方已经粘了不少泥巴，我就选中黑板上方的一个空处扔过去一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团泥巴出手后没有飞向黑板，不偏不倚，“啪”的一声砸到了黑板上方那幅领袖像的白边儿上。那一瞬间，全班一片沉寂，我坐在凳子上，感觉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脸上。几秒钟后，教室里一片哗然，几个原本和我一起“战斗”的家伙这时兴奋得涨红了脸，指着我大叫“反动！反动！”“批斗！批斗！”王老师原本还在黑板上写着公式，根本没把刚才那团泥巴当回事，身后突然响起的喊叫，把他搞得十分诧异，转过身来望着我们，几个男生站起来指着“宝像”七嘴八舌地向他反映情况，女同学则幸灾乐祸的看着我（估计我一贯的调皮捣蛋早就令她们厌烦了），王老师搞清楚状况后，又抬头看看那团泥巴。似乎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判断。我急切的辩解不是故意的，内心则十分惶恐。把泥巴扔到领袖像上，这在当时可是非常严重的“罪行”，王老师完全可能借机出口恶气，给予我严厉的惩罚。大家都盯着王老师，看他怎么处置，但他的表情很平静，他先是让我到讲台上去，把那团泥巴清除掉。我拖过一把椅子，站在上面，伸手摘掉了那团泥巴。这时，下面有几个家伙还在喊“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请罪！”，我有些木然，不知道该如何“请罪”，便望着王老师，王老师说：“向毛主席鞠三个躬嘛”。我脸上滚烫，对着伟大领袖的标准像恭恭敬敬的鞠了三个90度的躬。再看王老师，他挥挥手让我回到座位上去，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这是我给自己找的最大的一场麻烦，差点没把我吓死。那团泥巴的印子一直留在领袖像上，直到白边泛黄了以后才消失。
而给我震动最大的还是王老师的宽宏，后来他再来给我们上课时我就老实了，也不好意思再念那首顺口溜。
④、恶作剧
那会儿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原本遭到扼制、压抑、潜藏在我们这些顽劣儿童心中的魔鬼，忽然得以释放，经常溜出来，引诱我们这些天真少年干出不少令人瞠目结舌的勾当来。
我们曾经玩过一个把戏：潜伏在学校临马路的土坡上，模拟游击队袭击敌人的军车，只不过武器是一块破镜子，而“军车”也就是过往的汽车，战法是用镜子反射阳光去照过往车辆司机的眼睛。司机被照，往往都会减速或停车，寻找光源，这时我们就伏下身子，隐蔽起来。这些司机找不到“敌人”，破口大骂了几句就走了。这其实是很容易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行为。
有一天课间休息结束时，我们班上一个姓董的男生慌慌张张的跑进了教室，也不说发生了什么事。老师刚要上课，一个中年汉子满脸怒容、骂骂咧咧的来到我们教室门前，大叫“龟儿子给老子滚出来！”我们被他搞得莫名其妙，老师急忙上前了解情况。原来那汉子是个卡车司机，刚才被人用镜子反射阳光照花了眼睛，险些出车祸。他停下车来追赶肇事者，看见那个小子跑进了我们这间教室。老师听罢，也怒了，转身对着我们喝问：“是哪个？站起来！”我们已经猜到是谁了，都望着董同学，董同学脸涨得通红，但还故作镇静，却又不敢与那汉子对视，终于被老师识破，被点名叫了出去。那汉子抬手就要“教育”董同学，被老师极力劝住。老师一个劲儿的说着好话，又让董同学赶紧认错、陪不是，董同学已经吓傻了，哆哆嗦嗦、结结巴巴的道了歉，请求原谅。那汉子总算控制住了自己，只是劈头盖脑的将老师和董同学一通臭骂，并警告董同学下回再这样就把他“打烂”，然后便扬长而去。汉子走了以后，老师和董同学回到教室里。刚才挨了汉子的辱骂，老师也很窝火，于是董同学又挨了一顿严厉的训斥。这件事让他蔫了好几天，我们的“伏击”也就此终止了。
学校与我们的家属院就隔一条北高南低的公路，公路上经常出现运送货物的马车，那车轮与车轴摩擦时发出的“吱吱扭纽”的声音，听上去别有韵味。和四川人一样，川马体型也较小，速度不快，但耐力很好，常常是一、两匹马拉着满满一车的货物在路上缓缓行进。上坡时，马的头几乎都要碰到地面，嘴角挂着白沫，鼻子里发出沉重的喘息，身上淌着一道道的汗珠，但还是在车夫的吆喝与“啪啪”的鞭声中奋力前进。我们在上学或放学的途中遇到马车时，总喜欢溜到车尾，乘车夫不注意时攀上马车，搭一段“顺风车”，尽管只有几十米的距离，却也觉得很有意思。车夫对此是非常愤怒的，因为马车已经是重荷，我们再爬上去就更加重了马的负担（有时候一辆马车上会吊着3、4个，加起来也有一、两百斤了），于是他们一到这段路上就提高警惕，加强观察，从我们身边经过时用怒目而视的方式吓阻（连马也斜睨着我们）。一旦发现有人吊车，轻则叱骂，重则挥鞭抽击。在双方博弈的过程中，互相都发明了新战术：我们先是故意装出对马车不感兴趣的样子，然后有一、两个人待马车经过以后偷偷溜到马车后面，俯下身子，紧跑两步爬上去，走一段路再下来。但很快这一招就不灵了，有些车夫看也不看就能发现有人在吊车，头也不回就朝后面甩一鞭子，那响鞭简直跟打枪一样，趴在车上的人刚刚还在得意，这时吓得纷纷从车上跌落下来，连滚带爬的逃命，有人不幸就被鞭子在脸上抽出一道血痕。从那以后，爬马车的事就少了。那时觉得那些车夫实在了得，现在想来他们一定是通过发现马车行进的速度突然变慢来判断后面是否有人在吊车的。
我们还玩过“爆炸瓶”，当然我们不是“武斗分子”，制造的更不是以TNT或硝胺为材料的炸弹，而是有些类似《地雷战》里面的民兵，用土配方加上玻璃瓶，制作出有一点爆炸力但威力并不大的“爆炸瓶”。
谁教我们做的已经忘了，制作方法非常简单，但不知为什么，后来再也没有看到有小孩玩这个东西。现在我把它的制作方法无私的奉献出来。
需要的原材料只有三样：一点生石灰，一个带盖子的玻璃瓶，还有一点水。首先将生石灰放进玻璃瓶，容量大约为瓶子的三分之一，然后将少许水倒进瓶子里，迅速将盖子拧紧，“爆炸瓶”就做好了。接下去将瓶子在地上竖放，人再跑到离瓶子远一点的地方躲避。生石灰和水接触以后，发生化学反应，白色的泡沫在瓶子里不住的翻滚、膨胀，气体在瓶子里蓄积，渐渐形成强大的压力，玻璃终于承受不住，“砰”的一声炸成碎片。做这样的爆炸物，必须用大一点的瓶子，放进一定数量的生石灰、使之与水接触后产生化学反应积聚足够的压力才行。有时候，瓶子会炸得飞起来有4、5米高，很好看。
我们住在医院里，收集废弃的药瓶不成问题，生石灰也很好找，那一阵子我们简直迷上了玩这个东西，经过多次尝试，我们甚至可以通过生石灰、水的数量来控制“爆炸”的时间，此时就开始整人了。
惯常的作法是埋伏在一处路口，看见有单身、又不认识的大人（认识的话一告状我们就要挨揍了）或者小孩子朝这边走过来时，就将“爆炸瓶”放在其必经之路的路边，然后躲在树丛或一堆砖头后面。看着来人离“爆炸瓶”越来越近，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兴奋、紧张，当他经过“爆炸瓶”附近（有时是走过去一点）时，只听“噗”的一声闷响，然后就在一团白色的烟雾中飞起来一个残缺不全的药瓶，那人吓得一抖，却怎么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四下张望又看不见是谁在捣鬼，骂了两句就走了，我们则捂着嘴笑翻在地。最有意思的是吓唬小姑娘，往往把她们吓得鬼哭狼嚎，屁滚尿流。
⑤、扒火车
在高滩岩与歌乐山之间的山谷中，有一条铁路线，它究竟从哪儿来，又通往何方？这个问题直到1969年离开重庆，也没有找到答案。我们曾经沿着铁轨一直走到了白公馆、渣滓洞，也没见铁路的尽头。而且，开来开去的全是些散货车、闷罐车、油槽车，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列绿色的客车经过，令人感到遗憾。直到我们快离开重庆之前，才偶尔看到了几次军列经过（好像是54军跟13军换防）。
去小河沟玩耍的时候，有时也会跑到铁道上去近距离的观看火车。有时候能如愿，有时候则眼巴巴的等了半天，还趴在铁轨上听动静，最后还是失望而归。
那时候火车车头都是蒸汽机车，开起来喷气冒烟，地动山摇，汽笛一拉，声震长空，十分壮观。我们那里是山区，每当有火车驶过，巨大的声响在山谷间回荡，传得很远很远。
近距离观看蒸汽机车拉着长长的一串车皮驶过绝对过瘾，那场面是现在的内燃机车、电气机车没法儿比的。随着那有节奏的“嘁卡嘁卡”的轰鸣由远及近，一条黑色的巨龙从远处的山沟里探出头来，然后是身体，看似很慢，但很快也就来到了我们面前。那一段路有几个弯道，火车司机为了让走在铁道上的人离开，会拉响汽笛，那巨大的音量有时候令我们不得不捂起耳朵。
有些农村的孩子胆子大，故意站在铁轨上，等火车很近了才慢吞吞的走下铁路。这时火车司机会毫不客气的放出蒸汽来惩罚他们，只见一股热腾腾的白色烟雾喷射而出，那几个人连同他们的背篓一道被冲下了路基，背篓滚出老远。
不知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带的头，我们院里大一点的孩子中忽然兴起了一股扒火车的风潮（可能是受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影响），他们扒火车并不是要偷东西，纯粹是为了好玩和炫耀。他们等候在铁道旁，乘火车驶过弯道速度较慢、司机又看不见后面情况时跃上车皮，然后在下一个弯道处再跳下来，有时候则干脆跑到附近的一个铁路货栈，在列车刚出站时就跳上去，这样坐在火车上的距离可以长一些，更过瘾吧。那几个扒过火车的男孩子在众人眼里俨然就是大英雄，神气得很。
我那时没这个胆量，何况我母亲在听到风声后已经严厉的警告了我，但同伴中却有人决定要去尝试。记得有一天下午，有几个一直在一起玩的伙伴忽然不见了踪影，一打听才知道他们居然已经出发去跳火车了。我按捺不住，赶紧就去追赶。当我跑到山崖边时，只见几个熟悉的人影已经越过了小河沟，正往铁路上走。我正要下山崖去追他们，出乎意料的是其中一个小伙伴的母亲不知从哪儿听到了消息，也追到了崖边，声嘶力竭的狂喊儿子的名字，他们起初可能是没听到，还继续走。此时那位母亲脸胀得通红，她没有沿着悬崖下山的勇气，只能更加疯狂而高声的喊叫，她的样子真把我吓坏了，跟着他们去是不可能了，只好在那儿跟她一块儿喊。谢天谢地，他们总算听见了，停了下来，朝我们这边张望，几个人站在那里好像商量了一下，然后就调转方向回来了。
那个男孩子回家后着实挨了一顿打，我却因为他母亲的出现、使我未能加入其行动得以幸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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