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耀钟编著
1-7 科学院的落难公子
－－作者：阮耀钟
科大本是1958年科学院办的唯一一所高校，是科学院的掌上明珠，科大当年是18所重点大学之一，名列第四。1962年科大的入学分数已超过清华北大，如今被刘西尧一脚踢出北京，一脚踢出科学院。
1969年下半年，科大派了二批四组人员到湖北、河南、江西、安徽，四处无偿送人没人要，网上有的文章称科大当年为“科学院的落难公子”。当年知识分子不值钱，竟会落泊到如此地步，现在的年青人是无法想象的。
我在网上搜索“科大下迁”的文章时，看到几篇河南学生埋怨当时河南领导缺乏远见的文章。文章说：“1969 年，有意迁往河南的中国科技大学遭遇河南当局的冷淡，时为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的李德生（河南省信阳市新县人，曾任党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却主动要去了这所名校。历史很有讽刺性，李德生的故乡就是河南。从此后，中科大成为安徽的骄傲和机会，河南则因此而后悔、痛楚，经年不绝。” [1]“其间，是安徽的领导人李德生迅速行动，把中科大争取到了安庆。由于安庆条件太差，中科大不愿去，李德生又腾出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的校舍，来安置中科大。” [2]
看到这些文章，我第一个感觉是高兴，这说明知识分子值钱了，人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怎能不高兴。回想文革当年，“知识越多越反动”，肆意遭踏知识分子，却把交白卷的考生张铁生捧成“英雄”， 不仅“张铁生被破格录取上学，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马前卒。” [3]
1969年科大为什么下迁安徽，至今还是个谜。我在北京时，曾听到过一则小道消息，说是科大四处无偿送人，没人要。一天，中央开会，刘西尧跟李先念讲，科大现在还没找到地方。李先念旁边正好坐着李德生，李先念曾在安徽打过游击，于是对李德生讲：“你们安徽不是要大学吗？”李德生听李先念这么说，能说不要吗，只能说：“要，要。”就这样定下来了，科大搬安庆。当然，这是小道消息，无法查证。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可以肯定，决不是李德生有先见之明，也不是李德胜有远见，否则，怎么会让科大搬到只有一幢三层楼的安庆党校。时至今日，我不知道我们是该感谢李德生还是埋怨李德生，若不是李德生接纳科大，科学院的落难公子不知游浪到何时；若不是李德生接纳科大，也许科大不会下迁。
科大下迁是在文革的非常年代，作的一个错误的决策。文革中的冤假错案都先后陆续平反，科大下迁也是个冤假错案，却一直没有平反，我估计也许永远无法平反。
堂堂一个科大一时竟成为“科学院的落难公子”，四处无偿送人，没人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知识分子落泊的年代！
参考文献：
[1]《中科大遭河南当局冷淡：往事并不如烟》
[2] 《中科大离开河南的经过，河南的学生心痛啊！》
[3]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报道张铁生“白卷事件”
[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72年大事记》
[5] 《我为刘达同志当了一次“信使”》
[6] 阮耀钟《科大永远不能忘记刘达》
1-8 悲壮的校歌“永恒的东风”
－－作者：阮耀钟
“那是在1969年，中苏边界开了火，驻校工军宣队组织我们到科大西墙外的八宝山上挖防空洞，说是怕苏修扔原子弹。忘了介绍自己了，我是科大化学系64 级的。几个月后就坐火车，轮船跑到安庆。四十天后换了安徽的工军宣队，立即前往马鞍山。临上船前，在一所中学里集结。忽然，从一间教室中传出燎亮，悲壮，高昂的校长郭沫若作词，著名音乐家吕冀作曲的校歌“永恒的东风”。声音越来越大，唱的人越来越多，响彻长江两岸，在迎江寺镇风塔上空久久回旋！在那臭老九不值钱的年代，唱出了人们的理想，唱出了知识分子的抱负。当时，系主任杨承宗也在我们的行列中。我问他，您为什麽不留在北京呢？他说我不能在科大最困难的时候离开它！掷地有声的回答至今我还记得。 有这样一批科技精英何愁科大不能振兴！”
上面这段文章，是一位64级校友所作，遗憾的是，这位校友的文章现在网上找不到了，但我保证，上面这段话摘自他的原文。文章中提到的化学系主任杨承宗先生在科大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时，杨承宗教授创立了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并担任系主任。
1970年，杨承宗教授跟随中国科技大学从北京迁往合肥，曾任科大副校长，创办合肥联大，是1949年后创办的全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杨承宗先生在安徽工作生活了25年。
我不懂音乐，只认识阿拉伯数字：1、2、3、4、5…，不认识音符。我唱过无数次科大校歌，从来没感到科大校歌是悲壮的。但我相信这位64级校友和他的同学们，老师们当时唱出的科大校歌一定是悲壮的！那时，我们除了唱校歌，还能说什么呢？悲壮的歌声唱出了科大人的不甘心，不服气！
冯大诚在《永恒的东风》在安庆的夜空唱响[1]一文中也写道：
那是1969年的冬天，我们被军宣队匆匆忙忙带到了安庆，当地给我们的地方只是安庆市委党校的一座小三层楼房里。那一所小小的安庆市委党校哪里住的下我们近千名学生还有众多的教师？挤不下，就自己找工厂，帮人家义务劳动，只是找一个能够住的地方。我们找到了安庆北郊的一个属于海军的一个工厂，就在那里很自觉地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更多的同学和教师被安排住在中学，好像是第二中学吧，在安庆的市区。大冬天的，所有的人都是睡地铺，水泥地上铺点儿稻草罢了。
这时，所有的学生、教师才真正为学校的未来而担忧。一个在全国人民心中最了不起的搞“科学技术”的高等学府，一个被人们认为寄托着国家科学技术前途的“新式大学”，这些由“中国的好儿女”组成的学校，如今落到下无立足之地、频临死亡的地步，真是令人担心、也不甘心。一天夜里，我们在地铺上躺着，谁也睡不着，不知道是谁，哼唱起唱起了那首久违了的《永恒的东风》，一唱百和，大家都唱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在安庆北郊幽静的海军工厂，激昂的进行曲久久回荡。唱着唱着，我在黑暗中流下来泪水。过了两天，当我们休息，跑到市中心的中学，与那里的同学交谈起来才得知，就是那天晚上，在中学那里也竟然也唱起了我们的校歌。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巧事。
悲壮的校歌“永恒的东风”，唱出了科大人的担忧，也唱出了科大人的不甘心！
参考文献：
[1] 冯大诚：《永恒的东风》在安庆的夜空唱响。《我们心中的科大》第三章，3.06。
1-9 我坐闷罐车来合肥
－－作者：阮耀钟
1970年我从北京随学校下迁来合肥，是和高成岳(5902学生)同学一起作为押运员，押送仪器来合肥的。乘的是闷罐车，既无座位又无厕所，停的都不是车站，是货车调运中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因为停的都是荒郊野外，根本买不到吃的，全靠干粮度日。我现在都想不起来那么多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吃可吃带的干粮，那喝水怎么办？那个年头还没有矿泉水可带。撒尿呢？拉屎呢？车上没厕所，总不能几天不拉啊。我现在想起来都可怕，那么多天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回想1958年我上科大时，虽然我坐的是慢车，也坐了几天几夜，但至少吃喝拉撒不用担心，虽然苦一点，但心里是乐的。这次离开北京来合肥，心里真是不愿下迁，心里真苦啊！
经过了几天几夜也记不得了，最后火车到了合肥南七，告诉我们到合肥了。几天没好好吃饭了，到了合肥真想慰劳一下肚子，但当年南七跟农村一样，中午刚过，少得可怜的饭店都已关门，想买点吃的都找不到，只好买了点零食充饥。
到了合肥才知道，我在路上吃的这点苦，不算苦，更苦的还在后头。
1-10 八公山下的再教育
－－作者：方励之
(2007-10-17)
今年又教广义相对论，不禁又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岁月…… 1969年5月到8月之间的三个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间歇期。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刚刚过去，新的高潮尚未到来。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开始（1968年夏），我就被隔离在科大,直到1969年5月才被准予回家。我的小儿子是在我被隔离后的第九天出生的。在我回到家时，他也快满一岁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这三个月里，我虽然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物件，但生活不无逍遥。正值暑期，我们全家的日常活动之一是下午四点以后去颐和园游泳。当时颐和园的游人极少，深水区水也洁净，我们大都是最后几个游完上岸的人。往回走的时候，除了偶尔看到一两个船工在收船外，整个颐和园空荡荡的。从知春亭西望，夕阳正在玉泉山后缓缓下滑，塔影延伸到昆明湖面上，半隐半显。燕京十六景之一－－玉峰塔影，只在此季此时才可以真正地看到。这三个月里，算是我们一家最长的团圆期，其后的二十年（1970－1990）里都是分离的，或一分二，或一分三，再也没有长于一个月的团圆期。下迁新的一轮风暴始于1969年8月末。当局发布命令（即所谓林彪第一号命令）：所有北京的大学都必须南迁，因为苏修要入侵了。北京的大学迁出北京，在历史上有过一次，是1937年，当日本即将打入北京的时候，大批学校迁往西南，那是战争所迫，是逃难。文化大革命的大迁校，更主要是出于共产主义的一条意识形态原则：和平会使人变成修正主义，斗争和战争才使人永葆革命的“青春”。首先是北京大学宣布，将迁往江西鲤鱼州。1969年8月29日，李淑娴首批被遣离北京去江西，一家的团圆生活就此结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要迁出北京。不像北大、清华两校有过南迁的经验，逃难也颇井井有条。科大则像只无头苍蝇，向北京之外乱撞，没有目标。科大接到迁出北京的通令后，有三个月迁不出去，原因是找不到一个地方愿意接受科大。当时，科大曾派人分头去四川、河南、山东等省联系外迁，都失败而回，没有一个地方欢迎科大。当然，北大、清华也不是去什么好地方，他们的新“校址”－－江西鲤鱼州，原来是个血吸虫疫区，老劳改农场。只有诸葛亮的老家河南省南阳县，还有一点尊重智者的遗风，表示欢迎科大来诸葛亮的茅庐办学。可惜，一个茅庐容纳不下整个科大，遂作罢。在那三、四个月里，科大是被北京市委无价转让的处理品，摆在外面，任人挑拣，但没有人要。也不奇怪，毛泽东给大学的总评语是：池浅王八多。谁还愿意接收这种中国人最鄙视的动物组成的群体？ 最后，安徽省接受了科大，同意迁到省会合肥。安徽以盛产王八出名，中国出口赚取外汇的王八（现在不应当再称“出口”和“外汇”，因主要出口地是香港），百分之八十出于安徽，所以，王八的名声，在安徽不算太坏。一次，我和一个同事背了一篓王八从合肥回北京过年，在火车上，我们睡着了，忽听一乘客大喊“谁的王八！”。原来是我们的王八逃出篓外，除了连忙道歉外，赶快到全车厢抓王八，一快事也。于是，全校迁往安徽，搬迁过程极匆忙草率。后来统计，全校的仪器设备有一半在搬迁中被毁坏，还没有看到一个入侵者，辎重已经自损一半。1970年1月，春节一过，我们物理系的一批教师和学生动身去安徽。安徽接受科大，也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大学教育。到那时，大学停课已快四年了，到了安徽，继续停课。大学的任务不是教育，而是接受无产阶级的再教育。
因此，火车一入安徽，并没有送我们去合肥办教育，而是径直开进淮南矿区，要我们去接受煤矿工人的再教育。我们一队是去谢家集第三煤矿（简称谢三矿）。谢三矿位于八公山南麓，西面是寿阳县城。古时候，有淝水流过寿阳县城和谢家集之间，现已淤塞，所以谢三矿正位于“淝水大战”时东晋的阵地。前秦苻坚虽兵多将广，但因他没有望远镜，看走了眼，把八公山上晃动的草木都误认为是晋军，打了败仗。从此，苻坚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语讥笑了一千多年。今天看来，苻坚也可能不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吗，就是有了望远镜的今天，伟大的统帅不也是满眼看到的都是阶级敌人吗？我们到淮南时，八公山上已经没有草、也没有木了，是秃山一座。由于地下挖煤，造成地面不均匀下陷，有的地方沉降多，有的地方少，形成极难看的矿沉地貌，没有一点古战场的兵戎气势；只是寿阳城墙还在，它比一般的县城城墙高大，似乎可以想像得到苻坚登高远望八公山时的惊恐神态。 矿井下的生活谢三矿是五十年代用苏联的技术修建的，现在（2006）已经报废。当年在淮南矿区中，它是最好的几个矿井之一，平均日产量二、三千吨，煤的品质也很好，直接运往上海。
再教育的第一课，就是下井挖煤。妇女被禁止下井，55岁以下的男性学生和教师一律都要下井劳动。谢三矿的煤有两层，第一层深一百多米，第二层深三百多米；坐上竖井里的缆车，垂直降下，进入地层，我们主要在第一层回采区。在井下，由矿工带路，开始走大巷道，直径约五米，宽敞、有路灯，类似地下铁路的通道。进入支巷道，路灯就没了，除了人人头顶上的一盏矿灯外，没有其他光源。路很窄，大家只能排成一列，在黑暗中相互跟随。这时最重要的是，紧紧盯住前面晃动的灯光，随着前面的光走，不能稍有疏忽。有的地段，巷道曲折，不及时跟进极易迷失前人的灯光。那时，你的周围是各向同性的黑，找不到方向，遇此情况，决不要动，因为巷道网错综复杂，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走错。如果误入瓦斯区，还会有生命危险。原地不动，等工人师傅回来找你。 越接近回采区，越难走，已经不是路，而是大大小小的洞，有的洞只能容一个人俯伏爬行。进入回采区，空间又变得宽大，那是一个用密密的钢柱在地层里硬挤出来的一个空间，俗称掌子面，高约两米，宽约六米，二十多米长。人群沿着掌子面一线排开，挖煤。 挖煤的方法很简单，沿掌子面，有一条传送带（俗称溜子），只要把你周围的煤铲到溜子上，就完成了。煤的比重比山石小，所以，挖煤比愚公移山容易得多。在黑暗之中，除了脚下的煤，脚边的传送带外，什么也看不到，甚至看不清近邻的同伴。因为相互看不见，就也极少谈话，工作时，除了听到铲煤声，溜子的转动声外，人群总是默默的。只有一次，一位眼睛不好的同事，不小心一脚踩到溜子上，人同煤一起上了传送带，向下溜，他大叫起来，人群才被惊起，幸好他很快被下面的人从传送带上拉了下来，免于变成一块煤的命运。黑暗也保护了他，没有人能看清他在溜子上的神色，随后，人群复归沉默，溜子继续转动。“吃饭了！” ，一个声音传过来，工作停止，大家沿着掌子面一排坐下来。这时，一个布袋从排头起一个人一个人地传过来，袋中装有大饼，每人从中拿一个，这就是全部午饭。几分钟后，再传过来一个水壶，每人喝一两口，再递给下一个人，这就是全部饮料。吃饭之前没有洗手，矿下没有洗手的地方，也没有感到有洗手的必要，反正一切都是黑的，也看不清自己的手。在一切都看不见的环境里，人似乎会失去许多常规的反应。上井以后，才发现全身是多么的黑。这时，再有大饼一定不会抓来吃。矿工洗澡池中的水也是黑色的，可以抓出煤灰来，不过，这样的水照样可以把身体洗净。 几次下井之后，就习惯了。有一次我和少数几个人还去掘进区“卖苦力”。任务是开掘巷道，把煤层切开，为回采开辟工作面。这里比回采区艰难，不能通风，空间里飘满粉尘，地层不断散发出被压抑了几亿年的热，温度极高，人人都是赤条条地工作。在惨淡的矿灯下，只隐约可见赤裸的人体在黑暗中蠕动，从一个黑暗蠕动到更黑暗的前方……，为但丁“神曲”作插图的Gustave Gore大概下过矿，不然他画“地狱篇”不会那样逼真地再现矿下的场景。临近“五一”劳动节，谢三矿的井口上，挂上了许多大红标语，‘大干三十天，产量超万关’、‘五一献礼，日产万吨’等等，不外希望工人多劳动，多产一些煤，并无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性。按我对井下工作的了解，多产一些煤，不是很难的事。凡在掌子面上工作，平均地说，每班工人在井下的八小时中，只有三小时是在挖煤，其余时间并不真干活，有时一连几个小时干脆静坐等待下班，实质是怠工。只要少怠一小时，就可以增产百分之十或更多。可是，“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好像根本没有看见矿井上的标语。下井后，照样只工作三个小时，照样静等下班，全队工人皆如此，没有一点不同于往常。无产阶级专政虽很有效，但到一百多米的地下，威力就差了。当我也在黑暗中枯坐而不得不陷入沉思时，一个工人悄悄地说：“一天六毛钱，就干六毛钱的活！”。 这六毛钱称作下井费，是工资之外的附加。不论何人，凡在井下工作一班就有六毛钱，理由是，井下辛苦也有危险。当时，煤矿工人的全国死亡数是一年约两千人。还好，我们所在的半年，没遇上过井下事故，但死亡率还是高起来了。
抓516 1970年夏季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自杀高潮，第一个高潮是1968年，科大有十多人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自杀，多是教师；第二个高潮，也有十多人自杀，多是学生。 新一轮的斗争，名叫“抓516分子”。如何定义516反革命分子，在百科全书里都难查到。反正，它又是一顶无产阶级专政的帽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帽子就像纽约的大街，太多了，只好用编号当名字，现在要抓的是第516号。1980年，我第一次到纽约，听到一个在长岛的朋友告我，他家的电话是516……，当时心中条件反射式地一悸。 我已经有了一顶帽子（漏网右派），一般说，不会再得到新帽子。《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我已经被无产阶级解放了，所以，新的一轮运动，应该轮到解放其他的人类。516号运动的目标主要是学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 我的任务仍是体力劳动，有时在矿井上，有时在矿井下。后来，我专职拉小板车，这种车是安徽最通用的货运工具，木制的，很像马车，但尺寸较小，车身宽1米、长2.5米，车辕约1.3米，装有两个胶轮。主要由人拉，也可由驴拉。直到80年代在合肥最繁华的长江路上，小板车的数量仍远远超过货运卡车，到处可见小板车流，我就在那种车流中生活了一个多月。 实话说，一个人拉车上街，是一种不失愉快的劳动。因为是夏天，像所有拉车者一样，我们可以公开脱掉上衣，尽情地享受阳光，警察也不会来干涉。安徽丘陵地多，大街也是起伏的，拉上坡有些费力，下坡时则可人车一起下滑，一张一弛，是一种很有节奏的运动。拉累了，可以找街旁一个树荫下小憩、乘凉，渴了，可以买一瓣西瓜吃，沿途到处都有西瓜摊，很便宜。严格说，凡被专政者上街买食，都应事先取得监视人的批准，但是我有信心，绝不会有人来检查我买西瓜是否持有批准书，因为，那些监视者正忙着抓516呢！没有监视，没有政治，一身的汗水，一路的阳光，两边的西瓜摊，混在小板车流中，拉啊！好不自在，尽管只是暂时的自在。一生里，又有哪一次的自由自在不是暂时的？我的身体，很得益于那一段拉车生活中所吸收到的空气和阳光。 那些暂时还没有被专政也就暂时还没有自由自在拉车权的同事，看到我被中原的太阳晒成一派古铜色的身驱，眼神里似乎也有一种羡慕。他们仍在努力地抓516，一个个一副缺乏血色的面孔，一副病态。果然，七月一到，蚊子一出现，虐疾就开始流行。有一度，我一连好几天拉的都是虐疾病人，从谢三矿到矿区医院没有公共交通，只能由小板车运送。就拉板车来说，拉病人是最舒服的差事。拉过板车的人都知道，装货太多太重的车，当然不好拉；完全空的车，容易乱跳，拉起来也没趣味。人体几十公斤，对拉车来说是一个最佳重量，既不过重，也不过轻。我虽然常常送病人去医院，也常被蚊虫叮咬，也没有打预防针，但我始终没有得上虐疾。反动派们自嘲：可能我们身上的血也是反动的，以致虐原虫也怕。 流行病并没有使抓516运动降温。我虽然不参加运动，但运动的冷热，是很容易看到的，斗争更加速了，学生一个个少起来。凡是有516嫌疑的学生，一个个被隔离，就如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们被关在校园里一样。有的学生被关在谢三矿的工房里，情节严重者则被押送合肥。 有一个红卫兵，原来负责监管我们这些被专政分子，到七月，他不来管我们了，他自己也成了被监管的物件。一个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个很活跃的红卫兵，从谢三矿被押回合肥，不几天消息传回，他从四楼跳下，死亡。 另一个学生，并不十分活跃，七月开始经常一个人无目的地出走，言语渐渐不合文法，行为渐渐不合因果律。一天不见了，后来在运煤的铁路上被找到，躺在铁轨上，两条大腿已被火车齐齐截断，送到医院，失血过多，当夜死亡。那晚我正好去送另一个病人，也在医院。矿区医院的停尸间不在楼里，而是孤零零的一间小房子，房外靠近树林。那晚，停尸房外一直有物理系的同事值班守卫，因为，安徽的野狗（已恢复狼性的狗）极多，它们嗅觉极好，凡停尸间里有了新死者，它们就会成群地聚集在近旁的草丛里，到了深夜人静，它们就跳出来用头撞开停尸间的门，去吸吮新死者的血。守卫的人就是负责赶走这些想吃鲜血的狗，让死者得到安宁，这是名符其实的守灵。这个卧轨者的灵魂，得以安宁，是不多的例外。在当时，凡自杀者，均按反革命论处，死后的灵魂也要遭到亵渎和批斗。八公山下的死亡、鲜血、狗，最终驱策我走向了天体物理。只有最深远的天，才能避开世间的污秽，使灵魂找到一片静洁之地。广义相对论 矿区没有书读，除了毛书之外。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贯彻始终的“哲学”是：知识愈多愈反动。这条“哲学”，多半是毛革命的首创，找不到马克思、列宁的出处，在俄国十月革命中，似乎也找不到示例。倒有一个反例。1922年，俄国内战正酣，乌克兰陷于混战，白军、红军、无政府主义帮派轮番上台。一天，奥德萨的数学教师Igor Tamm去郊区买鸡吃，被一派怀疑为另一派的奸细抓了。审问者问：“你为什么反对祖国乌克兰？我们要处死你。”答：“不，不，我不是奸细，我是教数学的。”审问者：“数学？那好，回答下面的问题，如果答不出来，就毙了你：一个Maclaurin级数在第n项被截断，带来的误差是多少？答！”当然，Tamm逃过了这一劫。凡是五十年代的物理系学生，大概都念过Tamm的“电学原理”，他在195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文化大革命前还来过中国。我怀疑，如果Tamm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为“奸细”，那个Maclaurin级数，是否还能帮他逃过劫数。 很巧，在谢三矿的混乱批斗中，我居然成功夹带了一本朗道（L. Landau）的《场论》（Classical Theory of Fields），与Maclaurin级数类似，是禁读的。不过，516混战正酣，人人自危，读书的危险反而小了。那时，为防蚊子，每个人都有一顶帐子，放下帐子来，尽可放心地看书。就这样，在淮南的几个月中，朗道这本书成了我劳动之后最心爱的，也是唯一的读物。每当暗夜降临，一身疲惫躺在帐子里的我，其灵魂往往就已经随着膨胀的宇宙去寻找那优美动人的原初奇点了。 彭加勒（H. Poincare 1854―1912）曾说过：“科学家并不是因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它，他研究大自然是因为他感到乐趣，而他对大自然感到乐趣是因为它的美丽，如果大自然不美，那就不值得认识，如果大自然不值得认识，就不值得活下去……” 是的，大自然是美的，广义相对论是最美的物理理论（朗道语），人是值得活下去的。
后来，在中国，在美国，我多次教过广义相对论。今年，我的课又是广义相对论。我每每想起，是广义相对论唤起的心灵之美陪我渡过了八公山下的肮脏、丑陋和蛮横，渡过了39度的酷暑、516的血腥、受虐者魂灵的呻吟……。我通过了再教育。
(转载自：http://hi.baidu.com/puritywater/blog/item/1e907bf28e6df610b17ec537.html)
作者简介：
方励之（1936―2012），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1936年生于北京，籍贯浙江杭州；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调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后担任助教、讲师和天体物理学教授；1984年到1986年底任副校长。在中国率先开展相对论天体物理及宇宙学研究，著有《宇宙的创生》、《相对论天体物理的基本概念》等专著（科学出版社出版）。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86年被中共开除党籍，1989年被迫流亡美国。曾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有译作《引力论》（正中书局1998年初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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