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庆成
我进厂前几个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进驻上海的大学、中学乃至小学。进驻我们中学的是学校附近一家电器厂派出的队伍，其中有一个队员是我们学校的65届高中生，因为没考上大学，进厂当了工人。离开学校不到三年，进厂也不过两年多，三年萝卜干饭都还没吃完，这位校友就开始领导母校所有的教师和学生了，包括早已被打进牛棚的校长、教导主任和许多老教师。这个队员在校时是校田径队的，我也是田径队的，经常在一起训练。虽然那时高中生视我们这些初中生为小朋友，但我们俩毕竟还是相识且比较熟悉的。可是他与我擦肩而过时，居然像从来没见过我一样。或许是时隔几年忘了，也或许是工宣队队员肩负着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根本没空搭理曾经的校友、现在的被领导者。当时我唯一的感慨是，父亲当年为啥不去船上当船员，而去轮船公司的写字间噼里啪啦拨算盘。
几个月后，我也进了工厂。光荣与自豪之后，感觉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好像也不那么难。其实不然，我们这些文革后首批踏进工厂大门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青工。虽然也是工人，但还没有进入阶级，只因为年青，所以不仅要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同时也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后才能进阶升级。于是，进厂的次年（1969年），青工学农拉开小幕。之所以是小幕而不是大幕，是因为与文革中的历次重大事件相比，青工学农参与的人数较少，引发的社会影响也不大。据说这是上海的独创，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想想也对，其他城市的老三届没有分配到工矿的，没有青工，当然也就没有青工学农一说了。当年上海所辖的十个郊县，除了隔江相望的海岛崇明县，都有对口青工学农的基地。我们厂对口的是嘉定县南翔人民公社下属的一个生产队，相对奉贤、松江、青浦等远郊，距离市区较近，经济发展状况也稍好点。
当时，文革最疯狂的时期已经过去，停工闹革命的闹剧渐行渐远，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屡屡见诸两报一刊社论，上海工业系统的生产秩序已日趋稳定。为了不影响生产，我们厂的青工学农是分批进行的，每批二三十人不等，为期两个月左右。我被安排在第二批，但第一批的出发和归来，我都参加了。因为我们平时跑运输的卡车，这时候成了运送青工下乡的大巴，而我则是老司机指定随车的临时车长。那时的交通规则不禁止卡车载人，只要求载人时在卡车的两侧安装及人胸高的栏杆即可。这种用很结实的钢管焊接成的栏杆是可拆卸的，装货跑运输时拆下，载人时装上。事实上，当时上海的工矿企业，即便是规模不小的大中型企业，也很少拥有正儿八经的客运大巴，任何工厂只要有卡车，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实现客货两用的。那时候同行业的兄弟厂或地域相近的邻居厂，若载客人数多，自家的车不够用，还可以借来借去互相调剂，不仅连车带司机贴汽油，且分文不取。道理很简单，还是那句老话：一个口袋进一个口袋出，都是国家的。文革中这种客货两用车的作用尤其突出，载人的机会特别多，不管是游行、武斗、揪斗走资派，还是欢送知识青年下乡、庆祝最高指示发表，从来都不会缺少大大小小的载人卡车的身影，与之交相辉映的是无数像插蜡烛一样插在卡车车厢里，神情亢奋地呼喊着口号、挥舞着标语旗的人影。
参加学农的每一批青工出发前，照例会有一位厂革委会的头头做动员报告和宣布纪律。报告内容无非是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要认真学习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等等。纪律，则是多项不准：不准携带糖果蜜饯等零食或糕点，不准擅自上街购买食物，不准偷懒出工不出力，不准下河游泳……
第一批结束接回厂，第二批出发送下乡，照例是我随老司机上路，只是我不能跟着老司机回厂，要留在那里两个月了。学农青工住的是一间早先生产队用来种蘑菇的大草棚，简单分隔成两大间，男女各一间。每间里面用木架和门板搭了一长溜通铺，铺上覆盖了一层稻草，稻草上铺有用厂里的废布制作的床单。床铺是现成的，不用打理。生产队长准备了一些新稻草，说用了几个月的稻草有潮气，让我们换上新稻草。大家七手八脚掀起大床单，一下都愣住了，随即哄堂大笑，原来稻草上满是花花绿绿的糖果包装纸，上海人称为糖纸头的那种。很快，隔壁的女宿舍也传来分贝更高的哄笑声，还伴有七嘴八舌的女高音：“侬看侬看，迭个是包杏话梅的纸头。”“看到伐，迭张是包盐津枣的纸头，纸头上还粘着几粒盐津枣呢。”“哈哈，还有葱油桃酥的包装纸，油叽叽咯。货色真多啊，好开爿食品店了。”可见女同胞比男同胞更有胆量挑战几不准的学农纪律，带的糖果糕点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全。第二批带队的是厂革会的一位女委员，男女宿舍兜了一圈之后，满脸尴尬地发表讲话：“第一批的小青年太不像样了！回去以后要严肃批评！你们要守纪律，不可以像他们这样子哦！”可以不可以都已经是废话，带来的零食都已经在个人的包包里散发着诱惑，不可能原封不动再带回去。说来也难怪，我们这些青工都是有收入的，虽然每月不过十几块钱，但买点五分钱一包的盐津枣、一角钱一包的杏话梅，或者花两角几分钱称个二两水果糖，还是很轻松的事情。不过我倒是真没带任何零食，不是我的觉悟有多高，而是因为出发前就已明确我和另外一位男青工搭档，负责学农期间的副食品采购，每天要去一趟南翔镇。既然每天可以上街，啥都可以买到，买到后当场就吃了，岂不比躲在被窝里偷偷摸摸地吃来得潇洒？
我们所在的生产队，距离南翔镇较远，骑自行车要大半个小时。如果徒步，往返一次恐怕三四个小时也打不住，所以擅自上街几乎是不可能的，这让领队的厂革会女委员大为宽心。特例是我们两个搞采购的，每天都可以堂而皇之地上街。我总以为她会专门找我们谈一次话，强调学农纪律，不过并没有发生。虽然谈也没用，但总感觉自己是漏网之鱼，不免暗自庆幸。
江南农村出工很早，尤其是农忙时节，常常是天还没大亮就已经下地了。既然是学农，我们的作息时间当然也要与农民基本同步。负责一日三餐的三位女同胞，每天五点钟就要起床，淘米生火烧水，围着那种许多城里人见都没见过的大灶头，折腾出一大锅白米粥。而我们负责采购的就要起得更早了，通常凌晨四点就要上路。一是当日早餐佐粥的酱菜要靠我们买回来，二是农村的菜市场开张早打烊也早，错过菜场的营业时间就惨了，啥都买不到。
很巧，和我搭档负责副食品采购的男青工，是与我同一天进厂的校友，也就是前文提到的被分配在机修车间电工组当学徒的那位。只不过他是高中生，我是初中生，在学校里从来就不相识。进了厂，成了点头朋友。同在一批学农，且搭档做采购，关系自然又拉近许多。生产队借给我们一辆老旧的载重自行车，还有一只很大的竹篮。虽然搭档是高中生，但身材比我瘦弱，于是我自告奋勇，提议去的时候他骑车，我提着竹篮坐在自行车的书报架上。回来时是重车，我骑车他坐书报架。从生产队到公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路，只是一条窄窄的田埂，且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自行车骑上去一跳一跳颠簸得很厉害。好在上海市区有不少解放前留下的用鹅卵石铺成的弹硌路，我们都有在弹硌路上骑车的经验，也就没那么艰难了。唯一的大敌是下雨，田埂成了烂泥埂，根本无法在上面骑车，只能推着自行车步行上公路。
五点左右到达南翔镇，天色微亮，镇上已经很热闹了，菜场里更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我们买菜很简单，通常只买一种蔬菜，大多是青菜、萝卜或卷心菜等普通蔬菜，还要买一些早饭时佐粥的酱菜。买得最多的是一种用青萝卜腌制的萝卜干，一角四分钱一斤。这种萝卜干很咸，但口感不错，很爽脆，且条形的萝卜干分配起来简单，每人的一大碗白米粥上铺个两三根，一顿早餐就解决了。伙食如此简单，是因为买菜也是遵命的，要向贫下中农的伙食标准看齐。虽然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的1964年上海已取消肉票，八角几分钱一斤的猪肉可以随便买，但农民的饭桌上还是很难得见到肉，所以我们接到的不成文的规定是每周最多买一次肉，而且每次最多两三斤，切成肉丝与蔬菜混炒，沾点荤腥气息而已。最夸张的一次，几十个人一日三餐的菜钱只花了四角二分钱，也就是三斤青萝卜干。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只是遵命而已，吃一天忆苦饭。
买完菜要去菜场办公室开发票，开票的是一位中年女工作人员。开完票，她神秘兮兮地朝着我们笑：“菜买好了，可以去吃早点了，饮食店就在小菜场隔壁。”我的高中生搭档答道：“不来讪咯，阿拉有规定咯，勿可以在街上买东西吃咯。”话音未落，她噗嗤一下笑出声来：“算了伐，勿要装正经了。捺前头一批学农的两个买菜的小青年，开头也一本正经说有规定的，后来天天在隔壁的饮食店里吃早点，今朝大饼油条豆腐浆，明朝阳春面小馄饨，迭样吃到伊样，花头经透来。”我们无语，唯有嘿嘿傻笑。她又说：“捺是工人，每个月有工资咯，又勿是学堂里来学农咯学生子，怕啥啦。”句句话说在我们的心坎上，更何况还有前车之鉴，于是拎着菜篮头义无反顾投奔饮食店。饮食店毗邻茶馆，茶馆比菜场还热闹，烟气缭绕，人声鼎沸。后来听开发票的那位女工作人员说，茶馆是南翔镇上每天最早开张的店家，四点多就卸下牌门板迎客了，而且还延续着很古老的规矩，最先踏进茶馆的三位茶客是免茶资的。我们在饮食店门口买好筹码，每人要了一碗咸豆浆，再加两个大饼一根油条，每人支出一角五分加三两粮票，吃得饱透饱透。回生产队路上脚下生风使劲踩自行车，生怕赶不上早餐。没有几根青萝卜干为那碗白粥雪中送炭，无异于雪上加霜，肯定要被同事们骂死。更可怕的是，如果某位同事洞若观火又口无遮拦，冷不丁来一句“你们大概吃饱了吧？就不管我们的萝卜干了？”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就有约定，那碗粥是千万不能放弃的，撑都要撑下去，入肚为安。
既然已经湿身，也就不怕落水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像第一批那两个买菜的兄弟一样，我们也开始今天馄饨明天面条，时不时还要在阳春面上加一块很有当地特色的焖肉，比工厂食堂里的大块红烧肉味道好多了。只是数量上有所控制，因为还要兼顾自家伙房里出品的那碗粥和几根青萝卜干。好在小馄饨不顶饱，面条则有二两、三两两种规格可供选择，我只吃二两的。
当地农民的一日三餐，大多是早晚两顿吃稀的，中午一顿是干饭。农忙时节，中午一顿干饭通常煮得比较多，吃剩下来的饭，盛在一个有盖子的竹编淘箩里，挂在屋梁上垂下的挂钩上，既通风又可以防老鼠。晚上收工后，天已晚，人又累，烧点开水泡点中午剩下的米饭，弄点酱瓜、萝卜干、腐乳等酱小菜，一顿晚饭就解决了。我们学农当然也要学他们节俭的生活方式，只是我们晚上不吃泡饭而是现煮的粥。对我们俩而言，早餐没问题，吃了上顿还有下顿，问题在晚上，区区一碗粥配点蔬菜，如何顶得住？更大的问题是失算了，原来以为根本不需要带什么零食糕点，镇上都买得到，其实，早上买菜时镇上的食品店都还没开门。向菜场开票的那位女工作人员讨教：镇上有没有像菜场茶馆饮食店一样开门很早的食品店？回答没有。继而诡异一笑指点迷津：“吃了中饭再来一趟好了，随便寻只借口，就讲有啥东西早上忘记买了，要再跑一趟。前头一批买菜的小青年就是这样的。”于是夜点心也解决了。两个月的学农期间，基本没有忍饥挨饿。
伙房里负责一日三餐的厨娘们，明确规定不用下地，而我们买菜的还是要出工的，只是不用跟着大部队同进同出，相对自由一些。买菜回来，我们通常是帮伙房择择菜，生几把火，稍事休息，再去找大部队参加劳动。有一次找大部队途中路过河塘，看到几个农民撑着一条小船在揇河泥。所谓揇河泥，是在两根长长的毛竹一端装上一张不大的网，类似一副夹具，站在船边的农民将夹具使劲插入河底的淤泥中搅几下，河泥带水入网后再提起来，河水透过网眼哗哗流走，留在网里的就是乌黑的河泥了。河泥富含腐殖质，是上好的有机肥，只是揇河泥又累又脏，而且需要一定的技巧，否则很容易落水。据说揇河泥是所有农活中劳动强度最高的，通常都指派青壮年农民来操作，工分也比做其他农活要高出许多。读中学的时候也有学农，也曾见过揇河泥，感觉很有趣，但没机会尝试。这次机会不容错过，于是走到河边大声吆喝，告诉船上的农民，我想上船试试。农民把船摇到岸边，待我上船后再摇到河中心。我试着揇了一网河泥，往上提的时候感觉不像传说中那么沉重，自以为是做了半年装卸工的成就。但一网河泥刚出水面，我就有点把持不住了。原来水是有浮力的，在水里的河泥可以借助水的浮力比较轻松往上提，一旦脱离水面就要靠真功夫了。我最终没能把一网河泥提过船帮倒进船舱，反而被沉重的河泥拖下了水。船上的农民大惊失色，要下水救我。我迅速浮出水面，大声告诉他们没事，我水性很好。本来可以拉着船帮翻身上船，但入水的感觉真好，正好趁机游几圈，而且又不违反“不准下河游泳”的禁令。于是甩开膀子畅游，游了十来分钟才上岸，顺手还带出一只河蚌。农民告诉我，我摸到的这只河蚌叫错机蚌，里面可能有珍珠。打开一看，果然有几粒绿豆大小还未成形的珍珠。因为珍珠，我牢牢记住了农民说的错机蚌，但后来怎么查也查不到这种长珍珠的河蚌。直到几十年后，突然想起错机蚌，于是借助网络查询，很快水落石出。原来这真是长珍珠的河蚌，学名叫三角蚌，别名扯旗蚌，因蚌壳上有一片像鱼鳍一样凸起的硬壳，貌似一面扯起的旗帜而得名，嘉定当地口音读起来则是错机蚌。青工学农时埋下的一个河蚌之谜，四十多年后得以破解，想想也醉了。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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