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烈辉
（五）今晚的月色最亮
1965年农历五月十四是我的生日。十三日晚上扬先弟对我说：“明天是哥哥生日。你回家三个多月了，靖辉姐（他喊嫂嫂为姐）为什么不回家看看呢？”
我告诉他：“我们已离婚了，原计划复婚的。”
“可否复婚呢？”
“原约定我出狱后，我到她那里去复婚，可是津市不准我入户。”
“她现在同别人结婚没有呢？”
“我回家前一个月到了她那里，我身上的新衣都是她替我做的，她还是一个人，她为我的户口到处奔走，下了很大力气。现在的情况如何，还不知道。”
“哥哥，你已满33岁了，你明天去津市看能否同靖辉姐复婚？如何？”
回家后，在父母兄弟的亲情抚慰下，我对靖辉的思念，已经沉淀下去了，扬先弟这一说，我心里又泛起了涟漪，恨不得即刻飞到她的身边。
当晚，扬先弟为我到大队开了外出证明，当时大队会计是熊保桢，他是位好心肠的正直人，很顺利将证明开出来了。扬先弟还给了我十几斤粮票和十多元钱。他说：“钱、粮带得宽松点，如不能复婚，你可住旅社，到饭店吃饭，也不寒酸，玩几天也不要紧。”
五月十四日动身了，十五日到了津市，我到了靖辉哥哥陈敦义家里，正遇上她侄儿绍安。他带我去找陈靖辉。当时陈靖辉在夜校上学。她走出教室，见到我，非常惊愕！似乎是一种惊喜，我更是高兴。
当时夜校在现在“三完校”，我们慢慢向后湖走去。我急于想知道她的情况，我又不会拐弯抹角，也想不出恰当的话来，干脆直截了当道：“你还是一个人生活呀？”
她苦笑道：“不是一个人还是几个嘞？”
这句话使我高兴极了：“那好！那好！这就好了。鸟儿还在现窠里，没有被猫拖走，也没飞掉，好啊！”
她被我的激动感动了。在微弱的路灯下，含情脉脉地望着我。我们走到了后湖，当时的后湖是一片荒野。夏日晴天的夜晚，月光如洗，晚风徐徐，虫儿、蛙儿、蝉儿的鸣唱互相呼应，此起彼伏，一派生机。我如一个在雷雨天误入沼泽地，不知路在何方正艰难地跋涉着的迷路人，忽地，雨过天睛，被亲人找到，拉着手走出了险境的感觉。我的心情很好，甜滋滋的，有初恋的感觉，我搂住她狂吻。她温顺地接受我激情的爱，她依偎在我胸前，我紧紧地搂住她，她说：“我听到了你的心跳声。”我急切地说：“我们迅速复婚吧？”
她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又轻轻说道：“我要去问问菊哥。”
“这就不必了。自己的事，自己作主，问他，他绝不会同意。”
“他不同意，我也决定与你复婚，但不告诉他不好。”
这句话给了我一颗定心丸，我的底气更足了。
“那就去吧，让我同他谈，你尽量少说话”。她点了点头。
我们从汪家桥转回来，来到政府招待所，就是现在的韩石巷口，在招待所门前遇着了陈敦义。陈靖辉向陈敦义打招呼：“菊哥，汤烈辉来了。”
陈敦义“嗯”一声，望了我一眼，并没停下脚步，径直朝前走去，我抢前一步，“陈主任，请慢些走，我有话说，我们找一个地方坐下谈谈吧。”陈敦义当时是招待所所长，故我称他官衔。
我们走到招待所的大食堂，在饭桌边坐下来，我开门见山地说：“我同你妹妹商量好了，决定复婚，希望你成全我俩。”我不卑不亢，理直气壮，因我吃了陈靖辉的定心丸。
“嗯、嗯，你，你在农村又不能上街来，靖辉一个人在这里，多不方便。你在农村另找一个不是很好吗？”
我料定他会不同意。我说：“我与靖辉的复婚，这是两人感情问题。不是一个物件，可随意丢弃，随意取舍，随意换来换去。这样的话会留下终生的遗憾啊！”
他说不出什么理由，只是口中“嗯嗯”，是表示不同意。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使人满意的答复。更不会说祝福我俩幸福的话，我干脆快刀斩乱麻，站了起来。
“陈主任，我与靖辉已请示你了，明天我们就去华容办复婚手续。”说完，我拉着靖辉的手，走出了招待所。
出了招待所，迎面一阵清风吹来，令人爽快，我吐了一口大气，不管陈敦义态度怎样，总算闯过了一大关，他答不答应是无关紧要。只要陈靖辉不被威胁吓倒，心诚意坚就万事大吉了。
今晚月亮最圆、最明亮，星星闪烁，牛郎织女星在跳跃，我仿佛听到她们在呼唤，看到他们在招手，群星欢笑着。这夜，是农历五月十五日，多好的月夜啊。
（六）破镜重圆
我俩到了陈克英家。陈克英与罗继保夫妇知道我们的情况，也非常高兴，并为我俩腾出了一间房。我与靖辉在此过夜。
第二天，靖辉到厂部请了假，开了复婚介绍信，这张介绍信的内容我还记得清楚，大意是这样的：
我厂职工陈靖辉决意与“右派”分子汤烈辉复婚，我们多次做思想工作，劝其划清政治界线，无效。只得同意。
此证。
津市建华机械厂（盖章） 1965.6.15
这样的证明文本，全世界难以寻到。如此件尚在，收藏家会出高价收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企业，对本厂职工婚姻政治岐视的一个见证。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珍品，我拿着这张东西一看：“可以，行！”我不在乎你怎样说，怎样贴“政治标签”。只要你说明我们两人是自愿复婚就行。婚姻法规定离婚自由、复婚自由，我们复婚是合法的。我不指望别人替我们送恭喜。
农历五月十六日，这个晚上，我俩未睡，在靖辉宿舍里坐了一阵。去了侯船室，零晨四点上船了。一声汽笛，载着一对分割五年多的恩爱夫妻，向急流中驶去，顺流而下，水声潺潺，波浪拍打着船舷的声响促我心潮澎湃。我感到我还是幸运的，遇上了一位坚贞女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与我复婚，这要多大勇气啊，敢于抵制单位的政治压力，敢于违抗兄嫂的意愿，要准备牺牲个人一切，甘愿受苦受难，甘愿入地狱也要守住一个“情”字，守住一个女人本分－－坚贞。如果一般女人，是绝不会如此选择的。
我问她：“你为什么选择与我复婚呢？”
她说：“我也很矛盾。我真希望你先成家，那样我就放心了。我知道，阶级斗争之残酷，有历史问题的人，难有好日子过，你又在农村，城市与农村差别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农民在这个社会是“下等公民”。你看，农村一位漂亮女子只可嫁一个残疾或弱智的城里人，一个户口将城市与农村隔成天壤之别。城市人普遍瞧不起农民。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太穷，太没有自由，他们的智慧不得发挥，我害怕农村的贫穷，又牵挂着你，如你忘了我，另找了一个女人我就心安了，我的良心上也过得去了。－－你既来了，我还有什么说的呢？”她停了一会，“几年来，我总是牵挂你，也丢不开你，人究竟不是动物啊，我下定决心与你同艰苦、共患难，终其一生。”
听了她这番话，我沉默着。话很朴实，也很真实，对现实也看得非常清楚，她也看出了农村的现状，以及社会的艰险，只是感情上难以割舍，良心不忍丢弃我，才毅然决定复婚。
船到了茅草街，我们上了岸，又上了开往南县的船。晚上在南县大同旅社住下。那时我吸着用叶子烟卷的喇叭筒烟，喉管老是痒痒的，要咳嗽，又咳不出来，靖辉帮在我喉头按摩，我感到幸福而甜蜜，又觉得青春在磨难中耗失，眼泪情不自禁地悄悄地流。她感觉到了湿润，轻轻安慰道：“过去了，不想它了，慢慢会向好的方向变的。”
怎么好法？心里没底。农村经济状况、劳动强度以及我的处境，怎么也乐观不起来，靖辉不顾各方压力宁受社会岐视，毅然奔向我的怀抱。我的心情怎能宁静？怎不受感动而泪流？我将来会为她带来什么呢？是幸福？是灾祸？难预测啊！
回到家里，父母十分高兴。母亲拉着媳妇的手，结结巴巴不知说些什么。扬先为嫂嫂的回家忙前忙后，父亲找来几捆芦苇，着手在厨房后面为我间了一间一米多宽的房屋，邻居老老少少来了一大群。因他们早就认识她，七年前她在这里教了半年书。而她人缘也好，男女老少都喜欢她。61年送小波又来过一次。
回家的第二天，我和靖辉去了公社。将我和靖辉离婚时的信件也带去了。
民政秘书钟明跃是我少年时的朋友，他家住在一甲剅口，父亲是位兽医，岳父胡西河住在月亮洲时是我家的邻居，开家南货铺。钟明跃订婚时只十二、三岁，常来岳父家玩。他文质彬彬，不像一般孩子野。他一到岳父家，便马上去找我，四十年代的少年，口袋里常装着一叠铜板。这些铜板当时社会上已不流通，五十文的最多，用铜板“打波”。这是一种游戏，有输赢的，钟明跃输了不赖，很讲规距。少年时的朋友十多年不见，久别重逢感慨很多。08
这时办公室没其他人，他无顾忌地表达情感。他认真看了那些信件，连连说：“恩爱夫妻不应拆散啊，有情人应白头偕老。”他马上为我们写了复婚证。我和靖辉都非常高兴。几年的离散，这块破镜终因得到修复而又重圆了，我们挽手而归，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日子。
只有经过苦难离散，才知道爱情甜蜜，在患难中方可见真情。失而复得，更倍加珍贵。
时间过得真快，靖辉要回厂上班了。我送她到南县，又在大同旅社住了一晚。第二天我送她上了去茅草街的船。依依惜别，我望着船儿启动，缓缓离岸，她站在船边，我俩互相瞧着，船速加快，浪花在岸边滚动，吐着白沫，船越行越远，浪花平静了，船儿在视野中消失。我记忆起李白的一句诗：“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我踏上归程，生出许多思念。七年多来，我为她制造了许多悲痛，我的入狱，女儿小波的死，夫妻离散。从她去探监到为我奔走户口。看尽白眼，受尽岐视，经受无尽的精神磨难，到要复婚时兄嫂阻止，单位威胁，她毅然不顾，走到我这穷困且被管制的贱民身旁，为何呢？情，义，良心啊！今后会如何呢？会为她带来什么？还难料啊！
（七）“忆苦思甜”
我送靖辉回来，天气热得很，我走进我的这间柴壁小屋，总共不超过五平方米，心里感觉空荡荡，像是缺少了什么似的。
天气闷热了几天后又下了几天大雨，不能出工。我用毛边纸写起了毛笔大字，几天写了一大叠。父亲为我间隔的这间房，还未用泥粉抹，我和了一点浆糊，将字纸贴在墙壁上，显得整洁、干净。我也可心欣赏自己的书法，一举几得。
农村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第一批工作队刚走，第二批又来了，他们是来抓革命，促生产，抓阶级教育的。要清理阶级队伍，混进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要清理出来，该关的要关，该管的要管。
我是被管对象，很多会不参加。但在标语口号中可以看出来是什么回事，每次运动，农村四处贴标语，供销社的宣传纸有时还脱销。另外，在田间劳动时农民的谈论也知道运动的进展情况。
听说原治安主任胡云蛟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绳捆索绑在大队开大会批斗，接着又开始了“四清”，还说他是有“四不清”，又是斗、又是打。这些我未看见，都是农民在谈论时听到的。
这“四清”是“算干部的账”，生产队民兵排长，也要查。得罪人多的就倒了霉，有人乘机出口气。在开批斗会时，动手打两下不稀罕，人与人之间互相戒备。
这时“一切权利归农会”，农会处理一切事物，大队最穷的就有资格当贫协主席，“穷光荣”在这个时候就兴起来了。大队选了八队一位姓彭的当贫协主席，大家尊称他为彭主席，名字就没被人注意了，据说这人懒得出奇，可以整天睡大觉，用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且他的壁也不完整，几个大洞，狗经常进进出出。
现在他当主席可威风了，人人恭敬他，他可以将大队支书、大队会计喊来训话，可以臭骂他们一顿。大家也畏惧他，“四清”将要结束，这彭主席不知为何没当了，换上了一个叫王德元的当贫协主席。这彭主席还是去睡大觉了。
胡云蛟被斗，四类份子安静了一段时间，他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顾不得找四类份子麻烦了。
这时清理阶级队伍轰轰烈烈。写村史、写家史、忆苦思甜、吃忆苦餐、写诗歌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人人要写诗，个个是诗人。所谓全民写诗。这些我不必劳神，四类份子靠边站，免得写出毒草来，吐出毒箭来。
一次，大队开忆苦思甜大舍，煮了一大锅野菜，叫贫下中农“忆苦”，贫下中农代表重点发言。请了黄一新的娘上台讲话，这黄大娘当时60多岁，干部已告诉她怎么说，到时候要伤心流泪，要嚎啕大哭，越伤心越好。黄大娘连连点头，“晓得嘞，晓得嘞！”这日，社员们各端着一碗野菜粥，皱着眉，哭丧着脸，作忆苦状，黄大娘上台了，开始发言了：“我同我老倌子从湘乡下华容，老倌子一担箩筐，挑着被窝行李，我背了我家一新，身无分文，一路讨米下来。路上又有恶狗咬人，苦呀！不过，还是好人多，讨米讨饭讨得到啊！白米饭啦，每天也吃饱了。我们就到这昭福院安了家……最苦的时候呀，还是大跃进，办食堂的时节，饿得吃树皮，讨也没处讨，也不准外出讨，我老倌……我老倌……”她嚎啕大哭起来，“我老倌得了水肿病就死了。我的一新，饿得皮包骨，还讲不得饿呀，干部还扣人饭啦……”说到这里，贫协主席跑上台来，要黄大娘“不说了”。黄大娘将要说的话刹住，眼睛四顾，她还不知为什么她说得好好的，不要她说了。
这次忆苦思甜留下了笑话。农民在出工中谈起，并创造了一句歇后语：“黄大娘忆苦思甜－－唱反了调。”
这黄大娘还有笑话故事，妇女常在田间谈起，食堂拆了，饥饿还没结束，黄大娘在队屋，抓了两把稻谷．放在口袋里，带回家中，灌入酒瓶里，用竹棍不断地插，将谷壳插成粉糠。将瓶中米、糠倒出来，连同藜蒿根、蓼草根（叫蓼米）熬成了粥，这粥里有了一点米，觉得很稠很粘，为了夸耀她的粥熬得好，她端着这碗粥到处宣扬，说“粥熬得好香”，她端到胡三婆跟前：“看看，今天的粥多好呀，粑粘的，香喷哒。”这胡三婆将嘴凑过去，手将碗一转，喝去了半碗。黄大娘急了，将碗夺回来：“我只要你看看，你伸嘴就喝去我半碗呀！”他逢人就说胡三婆“嘴馋”，一口喝完半碗粥。
（八）“梅花从天上长下来”
大队有个副业队，每个生产队派一人去砖厂扮砖烧窑。我们生产队派了我，这砖厂厂长兼技师叫李伏生，是从别的大队调来。此人职业是烧窑，但自己从不动手做事，拖鞋穿袜。大部份时间是打牌赌博，嫖堂客，十足的二流子。
他同大队干部打得火热。后来大队干部靠边站了，一切权利归农会，他又同贫协班子火热起来。他跟风特快。我到砖厂后，他知道了我的身份。他的阶级界线划得非常清，总是设法寻找一点麻烦。幸喜此人在砖厂只搞了几个月就调走了。
后来砖厂肖紫林当技师，李则仁当厂长，这两人通情达理，人也善良。以后十余年我基本在砖厂，砖厂工作很苦，是用手模扮砖，一个晴天要将两立方米的土挖碎、挑水泼湿翻锹两、三次，然后用木模印成一块块的砖，一次端四块到地坪晒。半干后，又上捡子拍打整理，一天下来，腰酸背胀。上窑更厉害，担到十几坪，最后四十多坪的窑上，一担砖挑上去犹如登山，精疲力竭。
在这个时候，我常被派往大队部和生产队布置俱乐部，在墙上画宣传栏。大队部画了生产队画，这是干部的政绩，俱乐部办得好，各项制度建全，能抓革命、促生产。我也乐意去画，沉重的体力劳动后，去画几天，修养一下体力，松松筋骨。
杨林所墟场，这里住的大多是工商户，我家五八年大跃进后，转为农村户口，仍住在墟场，杨林墟场等于一个大队的建制，但它比大队富裕。河里有机动船跑运输，岸上有竹、木、铁手工合作社，是吃国家粮的。他们不需担堤、防汛，赚的是现钱，而且．件件产品都紧俏。常住在这里的农户羡慕死他们了，农村姑娘都想嫁这里的青年，那怕是墟场一个弱智，也可以找一个农村健全姑娘。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差别之大，可想而知。
墟场也要建一个俱乐部。墟场负责人同工作队一个姓周的同志来到砖厂，要请我去画。我当然当不了家，李则仁厂长说：“汤师父去可以，你们知道，他头上有紧箍咒。你们要负责，不让他担政治责任。”
他们两人连忙说：“这个不担心，写什么画什么，我们安排，不会出问题，一切由我们承担。”墟场同砖厂协商，我去画，墟场付工资给砖厂，砖厂替我记工分，钱买肉打牙祭。
牙祭是干什么呢？现在有人没听说过吧，就是改善生活，吃肉。砖厂一般是初一、十五打牙祭。就是说，一个月能吃两餐肉，一般在家的农民是享受不到的。
在墟场交管站的墙壁上画了两个栏，正中用立体字写的“毛泽东思想红旗飘”，在一个栏上面画了三面红旗，栏边画一些小花小草，如梅、兰、菊、竹之类。画完大家非常满意，还组织群众参观，说是画得好。过了两个多月，又来了一批工作队，先是对俱乐部大加赞赏，表扬俱乐部办得好。后来，他们问这是谁画的？负责人如实说，一个姓汤的，原是国家干部，五七年划为“右派”回了家。
这下麻烦来了。他们发现三面红旗不鲜艳，说是“右派”分子暗示“三面红旗变了色，”这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当时“三面红旗”是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的代名词。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方针政策，怎能变色呢？“三面红旗万万岁！”你说他变了色，这不是要翻天么？
另一个栏目上角，画了一株梅花，他们说“这树从天上长下来”没有根，活得了吗？这是暗示社会主义是无根的树木。
工作队通知砖厂，要将我喊去批斗，前工作队的那位周同志还没走，还讲天良，竭力为我担保。据说后来将他开除回家了，是阶级立场不稳。在批斗会上，要我交待罪恶。我说：广告粉画在石灰墙上久了掉色是自然的。那枝梅花不是整株树，只是一枝，如人在房子里，通过窗户从内向外看去，只看到横的一枝。他们不容你解释，喊起口号，
我也真傻，这些年来，从反右、入狱。什么事能解释清呢？难道他们就那么愚蠢？他们只是要你这个“道具”，去演一场阶级斗争的戏，表现他们政治嗅觉灵敏，立场坚定，听伟大领袖的话，觉悟高罢了。你解释不解释都一样，等着挨斗就行。鲁迅先生说：中华民族是个善于演戏的民族。这点不假。
他们也觉得底气不足，除了喊口号外，也说不出什么来，搞了一个多钟头让我回家了。
我非常气愤，回家将几枝毛笔丢到河里，发誓永世不画了。
杨林所的街上到处谈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说新民大队一女人锄草时锄掉三株棉花苗是破坏粮、棉、油的生产。而这个大队又是特派员王德香办的点。王德香发动群众对这女人进行批斗，查这女人历史，外婆家是富农，是阶级敌人。这女人没见过风浪，经不起这种“考验”，吓得跳到沟里淹死了。死后捞上来，装入棺材后不准入土，还要批斗。这女人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不准哭。因他母亲自绝于人民，是对社会主义的仇恨，是对毛主席、共产党的不满。
人们议论纷纷，有人在悄悄说，几株棉花苗逼出人命，也实在过了头。死了还不准入土，连孩子都不准哭，批斗死尸心也太狠毒了。
说这些话的人是成份好，年纪较大的，否则不敢如此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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