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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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反右是新中国建国史上永载史册的重要事件。各种专著已然很多，涉及方方面面，再不需要在这里饶舌这段历史过程以及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了。有人说这是一场政治战争，有人说自那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进入了长达20多年的精神炼狱。除了被正式打成右派的55万人，连同被批判的、牵连的、还有他们的家属子女，伤害的更何止数百万人。泯灭了多少人才和精英，以至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这仍是一段等待面对的历史。有不少人仍在呼吁：要求平反、道歉甚至赔偿。构成了政府“维稳”中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之一。
作为个人对历史的回味，我更关注于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体会到反右对党群关系及政治体制的变化。经过长期痛苦的思索，可以认为，经过反右：表面上党的威信空前提高、社会主义政治高歌猛进，其实它是最终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封建性的一党专制的倒退。突出表现在：1、在政权建设上，以民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独立性被彻底摧垮，成为政治花瓶，共同纲领规定的联合执政、互相监督终成空话。2、党占有全部社会资源，党领导一切实际就是在各单位、各部门占有一切，分配一切，从此人民所得的一切均来自于党，或代表党的党委、领导的赐予，正像我们那时候常爱说的话：“我们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党的恩情比天大”，国家的主仆地位从此分明；3、各单位党的一把手成为党的化身，对他的任何批评或意见都可以定为反革命右派，也就是典型的政治思想犯，他所统管下的一切实际就相当于分封给大小诸侯的领地，在该领地内他就是王者。4、党员不再是吃苦在前的先锋，而是某种身份，理所当然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冠冕堂皇地占有优先权，比如我们的毕业分配就是一例，从此以后，入党自然成了晋升或取得某种特权与利益的阶梯。5、公民的民主与自由被彻底扼杀，堵塞了言路、控制了舆论，实际拒绝了任何监督。从而自然而然地使各种告密、奉承、吹牛，以至腐败由此蔓延。又一个新的‘党国’由此形成，就其专制性来说，许多方面较比当年国民党恐有过之而无不及。
说实在的，写下上面这段话，我的心是颤抖的。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无法接受上面这样的论断。几十年来，我一直自豪地坚信我们是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家、是世界上最优越的社会制度，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和我们曾全力推翻的腐朽的国民党专制政权相提并论？去进行某种党国的类比？……然而，正如有人说过的：一打宣言和纲领也不如一次实际的政策和行动！我们不妨冷静地想一想，在那个年代里，上面说的那一点、那一条不符合当时的实际！
《现代汉语词典》对专制的解释是“独自掌握政权，独断专行、操纵一切”。 《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写得好：“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那么试问：当时这些自由权又在那里？实际是不是独断专行、顺我则昌、逆我则亡。尤其59年的庐山会议，这种专制作风更发展到了对于党内的不同意见，包括上书和建议同样要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直到将对方肉体整死为止，成了完全的一言堂。可以说这时候实际上已从新民主主义倒退回了封建的独裁专制政体，不论表面还穿着什么样的外衣。
这种倒退过程符合中国的封建基础，同时也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的神圣地位相呼应。看到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领袖世袭制，我甚至感觉到了二者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有民主诉求的知识分子却会是推行这种体制的主要阻力。正是感受到了这一点，为此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毛就提出了：
“我国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到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进一步提出所谓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实际就是要崇拜他。且明确认定“我国当前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中的一个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这种把知识分子明确划入敌对阶级的分析结论还正式纳入了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决议（以上均摘引自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各相关条目）。估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多数知识分子喜欢独立思考，而不愿意盲目崇拜、服从专制。
从此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炼狱也就建成了。
历史就这样和我开了一个大玩笑。我1954年入学、1958年毕业，短短四年时间里，正值中国的政治急剧倒退。1954年是面对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热潮，尊重知识、需要技术，甚至邀请了不少海外学者归来；而到1958年已是精神万能，“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并且要堵绝一切民主诉求和批评建议！科学和知识都严重贬值。我正是在响应党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于1954年入学，又在知识贬值的1958年毕业，一个时代的落差正好被我赶上，个中的滋味也真是“谁能说得清”了！
然而，更可悲的是这些党的决议和伴随其间的政治脉络，我只是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才初步有这么一个较为清醒的整理和认识。相反，虽然当时我遭受着红色风暴的沉重冲击，但由于既往的思想和信念，使我和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年青人一样，对党对新中国的心依然火热。我不可能想到，取得政权后的党已经不是过去的党了；我更不可能认识到当时所要创建的共产主义，实际可能是一个贫穷、愚昧而又专制的“大同世界”！因此，尽管我像许多历史故事中的痴情女子一样，自认为是值得以身相许的自己人，对党对新中国依然满怀着热情、憧憬与期待，却根本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真正命运和在这个“天国”中我应该选择的适当位置，终于在随后的十年浩劫中招致家破人亡的悲惨境遇。
农大四年对我此后的人生轨迹起着支配性影响：它提升了我的学历，但也使我从此带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桂冠；它在学科理论上赋予了我一种业务专长，但也在现实生活中使我从此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十字架。这不仅仅是指档案中“疑似特嫌”和“中右”的政治结论，这点我自己当时还不知道，也不完全是指仅仅因为我对肃反提了点意见、写了张大字报就遭受开除团籍处分；而是在这四年时间里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没完没了的检查检讨，使我在政治思想上滋生了严重的原罪意识。由于那时党在自己心目中仍有着巨大的威望，当发现自己的思想竟与政治现实发生冲突时，自己本能的反应只能是否定自我、尽量寻找问题的所在。于是、如果说解放初期我因为当时的种种原因产生了对自己家庭许多偏激的反应，那么这时我就又给自己背上沉重的“自我改造”十字架。偏偏从小养成的个性就只知道要堂堂正正的做人，既不会摧眉折腰、更不会溜须拍马，结果只能在自我改造道路上进入了某种所谓“痴愚”的状态，丧失了政治上的自信，像个负罪的苦行僧，却仍想有朝一日能够通过剜骨剖心、修成“正果”。这是我这一生中的极大悲剧，也对此后的人生道路起着重要影响。诚如北大教授宗白华说的：
“独立思考的人们能够通过忏悔而觉悟，净化灵魂。本来是好事。但是所谓忏悔，不能一概而论,有诚心诚意的自由觉醒的真忏悔；有各种压力下的虚假的忏悔；有精神奴役下的愚民的忏悔。第一种是真忏悔，第二种是假忏悔，第三种是愚忏悔”。
而我那沉重的精神十字架正是这种愚忏悔。
此外，还值得记上一笔的是当时对我的组织处分和问题定性。因为这两项始终没有人代表组织正式通知我，我更没有看到书面的处分决定，只能自己根据团支部会议上讨论的情况和离校时又没能办成组织关系，就认定自己受到了开除团籍的处分。显然这是不符合组织程序的。到北大荒后我每次填表也就这么填了，别的还有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可当1978年中央决定对右派进行改正时，我想这开除团籍处分是否也应属于可改正之列？就请求当时所在的牡丹江管局科研所党委发函给农大党委查询此事。谁知不久就收到了北农大的正式回函，称：“经查、我校农学系1958届学生蔡发达（原文如此），于1958年初在我校错划为右派，请你单位按中央政策给予改正”。科研所党委接到这回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干脆把回函交给了我。这“蔡发达”是谁？农学系1958届80多位同学中没这个人。是我蔡方达当时曾被打成了真正的右派，而不是所谓的“中右”，只是由于名字写错了结论没放进档案？真成漏网啦！总之谁也说不清。然而和一个人的命运如此性命攸关的事却又做得如此莫名其妙，手拿着这份回函我真是既哭不出、更笑不起来！ 正如前所说，离开农大后我彻底断绝了和一切亲友的联系，包括过去清华中学的战友和团校的同志。只是退休回到北京后，才在相互寻找和串联中，逐步恢复了部分联系，同时也知道了许多过去根本不知道的令我吃惊的情况。下面记下这些事情，因为它在我的人生旅程中还确有耐人回味之处：
重庆清华中学的同学曹贞干，是解放前清华地下民协社负责人之一，家庭出身自耕农。他是我当时最要好的朋友，也是我参加地下民协组织的介绍人。当我54年进农大时他已是重庆市团工委组织部长、年青有为，57年他任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反右中也因向市委领导提建议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四川长寿县监督劳动，摸了二十年的鱼，1978年才改正。与此同时，原重庆清华中学地下新青社负责人李普杰也同样被打成右派、下放改造。我们民协社的另一位负责人，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张运富，反右时任重庆市南岸区负责人，竟也在整风中被打成右派。而且不顾他有严重风湿病，囚禁在阴凉的地下室连续批斗，终于折磨致死。连那位解放前在清华推行民主办校的傅任敢校长，后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授，也一样被打成右派。这一连串消息实在令我万分震惊，为什么过去以争取民主作为自我标榜的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就会那么容不下那些有民主主张，并在解放前确曾为此冒着生命危险反对蒋介石、为新中国建立做出过贡献的人呢，据说对原地下工作者就是有歧视和排斥的内部文件。难道就是因为从反蒋时候开始，这些人总是希望有言论的自由，从而也就同样不适合已经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了吗？！
图：原重庆清华中学地下民协负责人曹贞干，现在他绝口不谈政治，无论是有关过去的或是现今的。
其实九十年代媒体上有一个广泛报导的故事，使国内许多人都知道曹贞干的家庭，因为曹的爱人就是天天代替患残疾的外孙女上学的那位老外婆－－董士芝。也为了想给这外孙女治腿，1994年曹贞干来到北京。听到这消息我简直兴奋极了！当年那种热血沸腾的日子似乎又回到了我眼前。四十五年啦，我们终于又能见面了！我特别为他打开了一瓶上好的四川泸州老窖，准备在家里好好聊聊，再重温一下过去那激动人心的日子，说说别后几十年的事情，总之我觉得要说和可说的事太多了！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他身体不错、精神也可以，就是话变得特别少，我俩对着酒桌坐了三个多小时他始终没说几句话。只是在我兴高采烈地回忆当年在重庆清华中学地下活动的时候，他才冷冷地插了一句：“那时候我们也太天真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工人阶级怎么实施这个领导呢”？话到此又嘎然而止。我只能瞪瞪地望着他，再也说不下去了。临别送他出门，望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我伫立在马路边上很久很久……。思索着会面中我俩的谈话，恰恰说明即使到了今天，我政治上依然十分天真和幼稚，竟还抱着如此飘浮的热情及幻想。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现在是局级离休干部，学会了一手好字画，天天画画，挂满了家里的所有墙面。我们常有电子邮件来往，但他现在绝口不谈与时事或政治有关的任何话题，即使你主动和他谈他也不理，无论是过去的或是现今的。
以上这些事情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对我刺激很大，使我经常陷入深深的沉思。他们中不少人出身比我好，参加革命早，觉悟更比我高，而且根基和工作都没离开重庆。1958年我受处分时还以为他们的处境一定很好，我甚至羞于再见他们。我不懂得这是一个时代的清洗，不在于某个个人的遭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专制需要服从，对那些喜欢独立思考，热爱祖国、具有民主传统、不习惯惟命是从、好提个意见和建议的知识分子；尤其对那些曾在蒋介石白区从事斗争的地下工作者，由于这些人似乎历来有一种酷爱争取民主和自由的传统，进行全面整肃是巩固这种专制政权所必需的重要措施。正如亚里士多德早已指出的：
“僭主的习惯就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意志的人们。在僭主看来，只有他才能有尊严和自由”。
明白这一点就可以想通很多事情！
我们那时候在白区真是把革命、把政治想得太简单了。自己简单得就像一团火一样。真以为当“山那边”到来的时候，真会像他向白区的青年们宣传的那样实施平等、民主和自由。因为替右派同学辩护也被打成右派，仍不认罪，终被逮捕枪毙的北大才女林昭在监狱里就说过：
“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青年人的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政治是骗局，尔虞我诈。过去我一直不信，当悟出真理时已经太迟了，……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是的，林昭已在被枪决20年后平反。但这显然不是林昭个人的悲剧。
况且，平反又能挽回一个年青、鲜活的生命以及她对祖国那热血般的梦吗？！
毕业后和农大同学也基本没什么联系。1998年9月北京的同学张罗组织毕业四十周年聚会，这是第一次组织学友全国性聚会。起初我很不热心，经某些学友劝说还是参加了一点工作。全国各地来了四十多位学友，报到时很热闹。因已四十年未见面双方首次握手时常要互相猜猜姓名，引来一片笑声。我们班上那位女党员也来了，她毕业后分配在中国农科院直到如今。那天我正巧在报到桌旁，当她和我握手时有学友问她我是谁？她想了半天直摇头，口直心快的陈昌煜在旁边说了一句：“你想不起谁也不应该想不起他来呀”！这话让她更急了，满脸通红，可还是想不起来，我赶紧自报姓名才得以解围。此后在三天的聚会中，有好几位学友跑来告诉我：那位女党员在下面找了好些人问：为什么陈要说她想不起谁也不该想不起蔡方达来？这话是什么意思？最后还是邓xx向她详细回忆了大学四年里在她主持下我几次挨整的全过程，她才似乎有所理解。第三天我们游圆明园时她主动找我谈话，主要是对我说：当年班上没打一个右派，足以说明她没想整人。又说：“报到那天陈昌煜说的话不对，蔡方达的脑子我那能搞得过他”？我不知回答什么好。也许她说这话并没有其它含义，可我却联想了很多，心头却是一紧，“怎么！难道搞得还不够吗”？不过我对她个人还真没什么意见。因为那是历史！她只是历史的工具。这件小事也许正好说明了她当时作为推进运动的工具，那些挨整的同学，在她眼里只不过是运动中的符号或是她走路的阶梯而已，当然早就不记得他们的模样了。这次聚会后结合寄校友通讯，我和她互相通过好几封信，2000年她给我寄来了两张照片。我回信谢谢，并祝福她和她的儿女们都好。
邓xx，我们三班的班长。大学期间各方面都比较努力，积极靠拢党组织表现进步，努力参加运动。由于某个原因毕业时也分配到北大荒，在合江农垦局曙光农场。文革前我们虽在该农场见过一面，但并无什么联系。后来他回家乡湖南。八十年代中我突然接到他一封信，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到我地址的。信中主要是说：在大学期间运动中积极地参与整了我，对他当时的发言和行为表示道歉；还说这是他自己在文革中也挨了整才体会到被整的滋味，觉得应该写这封信。接到此信我和张逊都非常感动，虽然这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有没有这道歉信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它却让人看到了一颗善良自身的心。此后我们每年都有电话或信件联系，他退休前在湖南农科院。
乐光锐，我班团支部委员、特喜欢唱歌。在学校时我俩来往并不多，但整风反右期间在团支委会研究运动安排时，支委会上他坚持认为蔡方达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此连带被定为思想右倾，受到严重警告处分。毕业时也被分配到北大荒，在八五二农场。遗憾的是我对以上这些情况始终一无所知，他也从没和我说起过。直到1978年全国进行右派改正期间，有次他顺路过我家坐坐，我当笑话向他说起有关农大对我反右期间的处分回函的事。他突然跳起来说：“那你的问题都改正了，我的不更应该改正吗？我该怎么找呀！”我这才知道了此事的由来。可悲呵，中国的组织原则和言论自由！光锐文革后回到家乡贵州，退休前是贵州省农科院油菜所所长，至今我们经常保持联系。
退休后我还读了不少有关右派分子的自述或纪实作品，真是字字血、声声泪。没有想到这场运动其规模之大、迫害之深，伤害忠良、远远超乎我过去的想象。这里有北大当年1500名精英学子的遭遇；有众多知名的才气横溢的青年学者；更有在监狱里坚持写血书，最后仍被枪决，刑后当局还上门向她母亲要五分钱子弹费的才女林昭。还有……，每次翻卷我都不忍卒读。和他们相比，就个人的历史遭遇来说，难道不应该说我还是属于幸运者……？
不知怎的，正读着，耳边却响起了南唐李煜的诗句：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