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昭国
堂兄
记得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某年的夏天，昌盛哥从邢台来北京。我在家里见到了他。多年不见，他没有什么变化，炯炯有神的眼睛，依然闪现着智慧的光辉。
他这次是出差来北京的，想着他的四婶子，[注：他称我母亲为四婶子]特意来看老人家的。
他仍然很健谈，这一点，完全不像秀姐，“老实”得“话语”都显得挺珍贵。跟他坐在一起，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感情的隔阂，这一点又完全不象他二弟。
记得，上一次见到他，还是在1968那一次，他可真够狼狈的，因为学校里闹“武斗”，离开得很匆忙。不但，工资没有领到，甚至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来得及拿。这不，穿走了我的一条长裤，一件短袖衫，以解燃眉之急，虽然，那时我们家经济上也很紧迫的。
那时候，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可深谈的话题，无非是北京大学里的“天地”两派，社会上的“915”、“916”等等。两天后，他又匆匆地赶回学校了。
这次，日程不紧，他特意到工商局来找我谈天。
“你变得老成多了！”他的话头是这样开始的。
“年过四十，也该到不惑之年了。岁月真不饶人哪！”我不无感受地接着话头。
我们谈到了最时髦的“特异功能”，提到了严新、张洪宝，和那一批自我吹捧，自诩头戴“光环”的人物。那时间可是他们最“风光”的日子。
昌盛哥也曾遇到对“天人感应”有无从解释的困惑。即时讲了下面的故事。
我印象很深的有《心灵相通》和《偏方》两个故事。
《心灵相通》
从前，有一位在城里做事的年轻人。自从过了大年出外之后，已是半年有余，很是想家。
这年的秋天，接到家中一封信，信中轻描淡写地说起了母亲身体有些不适，经常口中叨念儿子云云。他先往家里写了封信，算是打了个招呼，就起身回家了。
开始还与同乡结伴而行，家越离得近了，尽快见到母亲的急切心情难以言表。
这天下午，天要下雨了，别人提议歇一歇，想等雨下过之后再走。他看了看天色，云挺厚，想来等雨过天晴，起码得一天之后。
小伙子想，反正家已经不太远了，顶多再有二十里地，天黑之前可以赶到家了。
没等走出五里地，急雨终于下来了。此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片空旷的庄稼地。情急之中，他躲进了一个废弃的砖窑。他想等雨小些了再走。
炸雷就在头顶上滚过来，滚过去。雨也越下越大，一点没有要停的意思。
他觉得心里很难受，似乎听到了母亲在雨中急切地呼唤声。
不能再躲雨了！赶紧走！
他冲出了那个旧窑，任凭大雨“哗哗”地瓢泼似下着，往家的方向奔去。
就在他刚跑出来的一刹那，又一贼亮的大闪电闪过，象把黑黑的乌云猛地撕裂开一个大口子，紧接着一个劈雷就在头顶上炸开了，身后“噗－通”一声，猛回头借这闪电的亮光，看了一眼，自己刚才躲雨的窑洞垮塌了，心里“怦怦”地跳，暗自庆幸：“谢天谢地，今天可躲过了一劫。”
他再顾不得许多，一步未停地跑回了家。
见他冒着大雨回来了，全家都很高兴。母亲的病也顿时好了大半。
晚饭后，他提起刚才那雷电交加的情形。父亲说：“就是啊！下半晌，云越聚越黑，只见旋风也刮了起来。那么吓人的劈雷，滚过来，滚过去，不住点地打，谁不害怕呀！你母亲一直站在大门口，任凭雨打在脸上，朝你回来的方向，不停地呼喊着你的名子。”
到底是母亲的呼唤救了他？是他“命”不该绝吗？还是他的孝心感动了上天？谁能解释得清楚！
堂哥故事讲完了，好像在自我注解，又像在问我：亲人们之间，他们的心灵是呼应的，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吗？
《偏方》
昌盛哥讲完了心灵感应的示例，停顿了一下，接着就讲了下面的关于“食物”的民间传说，我给它起了个文雅一点儿的名字－－偏方儿。
“早先，咱们那儿在外头做事的人很多。有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年人在城里病了，为了治好病，进过不少药店，就是不见好转。中医大夫劝他回老家养养看。养好了再回来。”
昌盛哥慢条斯理地开始给我讲“偏方”的故事。
“有个老头也劝他：回去吧，回老家看看也好。兴许碰到个对你病的偏方什么的，也许就好了。
想来也只好如此了。这位老乡收拾了铺盖卷儿，背起就回老家了。
那时候，回趟家自己要走很远的路。这时正当夏天，大片田地里的庄稼，长得密咋咋的，一丝风也没有。此刻很想找口水喝，大野地里头，上哪找去呀。好不容易见到一片坟地，走到跟前，只见那石碑坑里，存了点雨水。大概有好多天了，你不用细看，就见里面长满了黑线虫。
头顶着的是大大的太阳，实在是口渴难当，也顾不得许多了。俯下身子，捧起来就喝，痛快地喝了好几口。
又走了半晌，进了个小村。村里没有饭铺，只好讨口吃的。这家不太富裕，心地还算善良。没有现成的干粮，给他荷包了俩鸡蛋。
他端起碗就吃起来，嗯？这鸡蛋还遇上个双黄儿的。
‘大娘，麻烦你，再要头蒜吃。’
‘墙上挂着呐，你从蒜辫子上自己揪吧。’
他揪了一头小的，剥开一看，呃！是独头的，还挺辣。
歇也歇够了，肚子里也有食儿了，他谢过就告辞了。
这位老乡到家后，病情一天天好了起来。
三个月后，他抗着铺盖卷儿，又进城了。
放下行李，他特意去拜访了那位中医大夫。推门进去他就大声地说起来:‘我的病全好了。我又回来了。’他口气里带着挑战。
那大夫吃惊地抬起头来，端量着他，顿了一顿，说：‘你真有福气啊！先别讲你怎么治的，吃的什么药。要我说，你的病需要连续服下：天水线，双黄蛋，独瓣蒜。我问你，你是不是吃了这三样东西？还一定吃要新鲜的。’
‘你怎么不早说？’
‘在城里，一下子遇不到这些东西，说了也没用。’”
我想起了中学时代，学过的一篇著名的课文，大概是《药》吧。那里讽刺了庸医的药“引子”，什么“蟋蟀一对，要原配。”他大概在日本学过西医，对中医有那么深的成见。也许他的童年为父亲抓中药，自尊心受到过深深的伤害。所以一说起中药来，用词是那么地刻薄。
说老实话，我很崇拜中医、中药。东方的医学在我心目中既崇高又神秘。
在老年间，北平没有医院，大街上有的都是叫这个“堂”、那个“堂”的中药店铺，最大的就是“乐家老药”，是乐家的买卖。我经常想，在繁体字里，“乐”跟“药”就差个草字头而已，乐家就大概是经营草药的世家了。
像西四牌楼这样的繁华地界，从牌楼往北走，路东，几步路，你可以一眼看见三开间、很气派的楼阁式建筑。高高的大屋檐下面，挂着一个金字牌匾，上书很见功底的三个大字－－“怀仁堂”，那也是乐家的。
店堂里头，进深两间，宽敞得很。
左半拉是抓草药的大柜台，靠北墙排满了装草药的“格子”，啊！那是一个一个的比巴掌大些的方抽屉，每个抽屉“前脸儿”贴着几味药的名子。抓药的伙计，看一眼放在柜台上的药方子，按上面要求的付数，在柜台铺好几张包装纸。左手握着带铜盘子的小戥子，很快地打开那要找的抽屉。按重量称好，平均分作几份儿，分别倒在纸上。药抓齐后，由柜台带班的，对照药方核对一遍。需要现捣碎的药，都是当场制作。靠柜台一头的那个铜“臼子”，经常“叮叮当当”地响起来。
右半拉是卖中成药的大柜台，那里边就清闲得多。什么丸、散、膏、丹，饮片、药酒，应有尽有。那蜜丸成药，还都是用蜂蜡密封的。我那时就老琢磨，药丸在里头，怎么封的，还这么圆？不象现在，是两半塑料合起的，再蘸一层石蜡。其工艺简练多了。
膏药一般是红布作底，听说上好的是须用狗皮作底的。膏药买来，须在火旁烤一烤，趁热把合成“半拉”的膏药打开，再趁热贴在患处，温乎乎的，那叫舒服。
从中间往里走，就有坐堂的中医大夫。给病人号脉、看病，开方，拿着方子再到前面柜台上抓药。
我刚上初中的时候，就得过一次“炸腮”，腮帮子底下肿胀起来，还挺疼。
母亲带领我去“怀仁堂”看病。穿白大褂的大夫给我号脉，轻轻地触摸我的腮下，又看了我的舌苔。
“是腮腺炎，先吃三服药。”大夫用和缓的声音，但不容质疑的口吻说。
那时的中药抓得也有讲头。每服中药里头，都附着许多张一寸见方的“小画”，那略微发黄的薄纸上，印着红色的“图解”。别看它不大，用“白描”手法制作得很认真。上面不但有药的名称，还画有药的整体形态。全与你的方子里的中药一一对应，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这就特方便你自己仔细查对。
我记得这三服药服完了，又去看了一次，再服了三服，病就全好了。
市面上除了有气派排场的大药堂之外，还有专门“正骨”的“推拿”铺子。
在西四附近，比较有名的是，进西斜街东口，再往里走不远，在宏庙胡同路北就有一间铺面。
上小学那会儿，我在五年级的一次踢皮球时，别人踢得高高的，我争抢着去接。结果，没接住，小皮球砸在我的小指上。当时，小指头就并不拢了，向后、向外翘着，自己想掰也掰不过来，把几个指头攥拢了，放开手，那指头又翘开了。
回到家，母亲见了很着急，立刻拿了两元钱，让我自己到宏庙去找大夫“捏一捏”，如果在平时，我们孩子们看病都要由大人带着，我们孩子是不能单独行动的。那天是我们兄弟三个一路去的，有他们俩给我壮胆，我就硬起头皮去了。
那间正骨铺子门脸儿只有一间，推门进去，发现它的进深足足有三间，有好几个师傅都在忙碌着。治胳膊、腰腿扭伤的，接骨的，还有趴在床上进行按摩的。一个年轻的师傅拉起我的右手，只捏了不几下，让我轻轻地甩几下，我惊奇地发现，小手指活动自如了。
除了上述正规的中医之外，再要找草药就只能上天桥，上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赶庙会了。那里买“大力丸”的，吆喝“狗皮”膏药的，叫喊得吐沫横飞。你别说，还真有碰巧见效的，咱再说句大实话，能治好病的真不多。
昌盛简历
昌盛哥出生于1934年，他是我爷爷、奶奶的长孙。这在父辈有五兄弟的大家庭里，他在大家族里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他是二大伯、二大娘的头生儿子。据说他生下来就透着一股灵气，奶奶尤其喜欢他，那是全家人的宝贝。
我们村那年代，就时兴起“长锁”、“铁柱”、“石头”啊，这些“皮实”的名子，期盼这自己的孩子能“长命”。那刚过二十的二大伯就教奶奶给起个名子，挺会说奶奶受听的话的二大娘也极力附和着。
“就叫昌盛吧。”奶奶随口就说出这极普通又吉利的名子。其实，奶奶是早就想好了的，她从心里盼望着整个家庭从此兴旺起来。
可惜，生不逢时，那时正是中国大地兵荒马乱的年代。当他年满四岁的时候，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了枣强县城。也就是那一年，一直走下坡路的大家庭终于维持不下去了，分开过日子了。
分家时，所有土地，分成五份儿，每股儿只有两亩地。他们家当时有四口人，全靠这两亩地，日子过得够紧巴的。
大伯、大娘得了痨病，留下一个闺女先“走”了。二大伯也染上了痨病，一年到头病歪歪的。说是一家的主要劳动力，只能硬撑着这个家。
1944年三月又添了一个小弟弟。人“口”是增加了，地却还是两亩。
1944年冬月，日本鬼子抓劳工，抓走了二大伯。二大娘一个小脚的妇女，拉扯三个孩子呀，最小的还不会走。那些年日子过得可真是难呐！
第二年，鬼子投降了。第三年春天，被抓走的劳工遣返了，可盼回来的是一个盛骨灰的小坛子。
据一同被抓走的、抱回骨灰的老乡讲，二大伯是死在去日本的船上。在船底层的通仓里，挤着好多人。一天只给两个高梁面儿的小窝窝头，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哪够吃呀。
他的病更重了，咳得很厉害，终于没能熬过那非人的日子。病死在船上，当天就被火化了。
1949年，他在我母亲的恳求下，帮助我父亲回到了老家。一路上，十五岁的昌盛哥背着我父亲，上火车，下火车，那是真尽了力呀。
我母亲到八十岁的高龄时，只要一提起昌盛，总要夸几句：“他对咱们家那是有功的。”
刚解放不久，他就到天津，参加了工作。
领导见他踏实、肯干，就有心培养他。1955年就在报纸上大力宣传高玉宝的热潮中，他这个只上过四年初级小学的年轻人，走进了“速成中学”，仅用四年的时间，突击学完了全部六年的中学课程。1959年由组织“保送”，升入了吉林工业大学深造。
他是经北京去长春的，母亲特意在西四牌楼的小饭店楼上请了他。那儿后来公私合营了，有变成了后来的第三十四副食店。
就在那一年，他结了婚。女方一过门就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她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长辈们都知道她，都叫她的小名儿“三喜儿”。
1961年春节，我是在二大娘家过的。我回到老家不几天，他才匆忙地赶回了家。
那时候，他充满了朝气和上进精神。他见三喜儿买了新的“灶王爷”，撺掇我“打冲锋”，在大年二十九“送走”了新灶王。
大嫂真气得不得了：“全村家家都有灶王，就你们行！”她很不满意。但对我这个弟弟又不好发脾气。大年初一，我在她家的灶台上又见到了那个“负责”上天言好事的老人，不知她从哪儿“应急”讨唤来的。
那个年节，我虽然离开了母亲，远在枣强乡下过的，因为是跟堂哥一起过的，过得很充实。
闲下来，他就给我们讲“东北”故事，我清楚地记住了，参农进山挖野山参的“传说”。
那参有个怪脾气，当你发现了参，就要大声呼喊着，不停步的跑上前去，掏出一根红线先捆住它，别让它“跑”了,只要捆住了，你可歇一歇，抽口烟再刨。
挖参的坑很大，他伸出两手比划了一下，像合抱一棵大树。据说参的根根须须不能缺一丁点儿，缺了就不值钱了。
老年间，挖参的都要把参卖给固定的收参人。一个冬天快过年了，进山挖参的人都回来了，一个个都拿出了自己的“成果”。收参的老头看了看送上前来的大大小小的山参，发话了：“你们中间还有最好的没有送上来。我哪一次亏待过你们？按质论价么。”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在老头再三的催促之下，有一位小伙子不情愿地交过来一支小指头般大小的参。它在那些参跟前显得是那么瘦小。
他说，我这次进山，收获不大，在往这儿走的路上，见到了这棵不起眼儿的小“棒锤”。它太小了，我就没拿出来。
老人高兴了，原谅了这个新手。
对大家郑重地说：“这里所有的‘棒槌’加起来，也赶不上这一支！”
1963年，我考上了工业学院。他在来信中，详细地介绍了大学里的学习方法：听一遍老师讲课，就像划了一条虚线；回去复习一遍，虚线就变成细实线了；再作几遍练习，就变成粗实线了。你掌握的知识就牢固了。
1964年秋，我收到了堂哥的来信，信里说：帮助我完成大学学业对他“责无旁贷”的。他毕业了，留校在基础部教《画法几何》，以后每月给我寄十五元生活费。
我不解，去问母亲。母亲说，他家1962年修房子，用了咱们那几间房子的房樑和檩条，他母亲讲妥了，算九十元钱，等昌盛毕业了再还。
原来如此！并不像信上自我吹嘘得那么高尚。
就这样，从1964年10月到1965年三月我共收到他寄来的九十元“欠款”，债务两清了。
堂哥两地分居了许多年，直到“文革”后期才结束。后来他以我不清楚的原因调到了邢台，继续他的文教工作。
听说，八十年代末，他得了脑出血，不过，很快就痊愈了。只是他戒不了每顿饭都要喝几盅白酒的嗜好，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啊。
终于在1993年5月15日复发脑中风，抢救无效，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五十九岁。
大嫂还健在，女儿、儿子都已成家，日子过得很幸福。
王澄
1967年初春的一天，遵照妈妈的“旨意”，让我去位于东城区的陆军总医院，看望生病住院的王叔叔。妈妈告诉我，他叫王成，住在“高干”病房。那次，王叔叔特地送给我一套毛主席像章，那是上面有“为人民服务”的“领章”，下面挂着五角的像章。
王成？这名字倒是不耳生，他肯定不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的主人公的那一位。曾经听表哥跟妈妈提起过，我把听到的只言片语串联起来，他大概跟我们家的交往是这样的：
1938年以后，日本鬼子逐渐占领了华北的广大地区，我的家乡－－枣强县也成为了沦陷区。193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向八路军发出了“东渡黄河”的命令，八路军129师奉命开到了太行山地区。王成大概就是这个时期参加的部队，然后分散在冀县、枣强一带，发动群众，开辟敌后根据地。王成时任副排长，担任当时县大队的什么干部，经常到村子里活动。
八路军每到一个村子，都要摸清敌友情况，建立“保垒户”，一旦有敌情，由这个村子的“保垒户”负责掩护。八路军在李各江村的“保垒”就建立在我姥爷家。
当时，姥爷家有五口人－－姥爷、姥姥、舅舅、大表哥新才、二表哥新章。事先讲好，一旦敌人问起来，就称是姥爷的二儿子。
有一天，由一个日本兵带着一队“皇协军”（“协助”日本人的汉奸队），突然包围了李各江村。王成正好在这个村子里，没有来得及转移。敌人把全村的人都集中在一个大场院里，要求老人们认领各家的亲人。轮到姥爷、姥姥时，他们上前认领了舅舅和王成。那个“皇协军”的中队长负责盘查、审问，他指着两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质问我姥爷：“是你什么人？”“是俺老大、老二。”他回过身来，又突然问舅舅、问王成，这老人是你什么人？舅舅很爽快地回答：是俺爹。王成也理直气壮地作了同样的回答。这位中队长直接对准他，盯着他的眼睛，追问他：你不是这儿人吧。还想哄我，口音怎么不对！姥爷赶紧接过话题：他不大，就出去学徒，口音都变了。“你在哪里学的徒？”中队长还是对准王成接着问。“在磁县，南边的磁县。”王成听出来了，这位队长也是那一带的口音。“在县城哪条街上？东街的那个XXX还在吗？”队长的口气已经逐渐缓和下来，变成了打听那县城的近况。跟着的日本兵不熟悉汉语，更听不懂方言，队长心里一清二楚。再说，他都底是中国人，并不想死心踏地地为鬼子卖命，也还不想把事情做绝，很愿意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也就没有追查下去。
王成在我姥爷一家的掩护下，在生死关头，成功地躲过了一劫。从此以后，他把姥爷当成自己的亲人，跟姥爷一家人的关系更密切了。听说，他在枣强县结的婚，他媳妇是张秀屯的。那个女人老实本分，只是不识字，还是个小脚。解放了，他随部队进了北京，为了“跟上”新环境，“适应”新工作，离掉了那个“不识字的小脚”。在这里重新建了一个家，找了个有文化，见过世面的城里人。
刚进城的那几年，部队还实行供给制，吃的粮食、穿的衣服，还是足够用的，只是单位每月所发的津贴有数的几万块钱（旧币，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元）。妈妈说起这件事，不只一次地提起过。他那时常来我们家，从姨父那儿拿过不多的零花钱，以补充家庭生活的紧迫。
1955年，军队开始实行军衔制，核定了工资，家庭经济偏紧的状况有所缓解。
我在1968年年底，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分配方案一定下来，我曾奉母亲的“指示”，骑了一个多钟头的自行车，去他家辞行。那时，他家就住在位于西山脚下的北京军区大院，他特地送我一套“毛选”合订本。
我第一次见到了婶婶，见到了几个正上学的妹妹、弟弟，王叔叔没有给我介绍，我当然也没有问，按那个时代的主流，我不经意地想，那些应该全是龙种－－在娘肚子里就红透了的“好汉”。
王成曾是军区军事法院院长，进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
据母亲讲，1969年，出了杨、余、傅问题之后，中央采取了“甩石头、掺沙子”的“策略”，改组了北京军区。他当然也在调动之列，调到了天津警备区。很自然地，他的全家也跟着沾了“光”，一起到了海河之滨落了户。
1980年以后，他时不时地来北京开会，常顺便看望一下我母亲。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四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后不久，他像在农村下“保垒户”一样，中午过后来到我家。
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刚好在家休息，母亲却出门了。“您吃饭了吗？”“还没有。”他看见桌子上放着一些干面条，就直爽地说：“下点儿面条吧。”我心里琢磨：街上随便一个小饭馆，都比我家强啊。说心里话，并不愿跟他“套近乎”，跟他有什么可聊的呢？想归想，做归做，出于对老人家的尊重，还是为“首长”煮了一碗，还合包了个鸡蛋。
“有香油吗？”他就像到了自己家里，还真不客气。“没有。”是真的没有。
那几年我跟妈妈两人一起生活，我的一家四口人，分别在四个地方，生活费还真有点紧张。
他跟母亲谈起过：他们家一直是他老婆管钱，他手头挺紧。他跟我们家的来往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末，当他已经到了耄耋之年的时候，还带着警卫到我家来过。
那时，他老婆已经先他去世了，他曾拿出200元钱，送给母亲补补身体。而且顺便送来一本书，有寸把厚，我草草翻了一下。书是介绍当年开辟太行地区抗日敌后根据地，部队干部们的事迹的，中间有几页是介绍他的，哦！是王澄。
王澄，比我的父母还大几岁，这么说我应该称他大伯才对。
我真想长期保存这本书，也许他已经老糊涂了，刚刚过了半个月，他就让他的警卫员，专门跑了一趟，把那本书要走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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