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来
大理“致和号”
如今在清朝电视剧中才看得见、那些身穿长袍马褂、留长辫子的男人头上都戴着的一款帽子，民间称之为“瓜皮小帽”，因为它多瓣，和西瓜有点相似。相传，这种帽子最初为明太祖所创，发源地是南京。最早叫做六合帽，取六和一统、天下归一之意。此帽清朝广为流行，直至民国初期。
明弘治年间实行屯垦，从江苏、两湖、四川等人丁比较稠密之地，迁移了大量汉族人口到边陲云南。我李氏祖先就在此时，经南京桃花村柳树湾兵站，迁居到了云南。辗转落籍于银苍玉洱、风光如画的白族聚居区域大理县，入籍白族鹿角庄。
始祖李致和，出生于清乾隆40年（公元1775年10月），正是“瓜皮小帽”业中之人。迁居云南时，头上就戴着一顶内地非常流行的“瓜皮帽”，行囊中自然也带着制帽的关键工具铜模帽奎。
这种时兴小帽子在“蛮夷之域”边陲小镇大理的出现，好像西装在民国初年的出现一样，颇得人们赞赏。一家人安顿就绪，家祖胸有成竹，毅然重操旧业制作“瓜皮帽”，一时大受欢迎。
嘉庆五年（公元1805年），他收养了来自云南楚雄母掌村，靠挑砂锅到大理出售、勤劳谋生的陶姓青年（时年15）为螟蛉义子，改其姓为李，是为吾家高祖。他忠实、勤勉、聪明、好学，继承养父事业，使我李氏门中的家传制帽手艺后继有人，“李致和家小帽”有口皆碑。在当时的大理以致云南全省，戴一顶有“致和号”注册商标的瓜皮小帽，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我们李氏后代子孙，一直特称这位极受亲友和邻里敬重的祖先为“陶家老公公”。
曾祖李树池（公元一八二五—－一九零八年 ）继承父业，更上一层楼，挂牌“致和号”、雇佣了先生、掌柜，将家庭作坊扩展为如今所说的手工业工厂，经营方式也由店铺经营转为批零兼营。一年两趟，以大理本地最热闹的“三月街”和洱源的“鱼塘会”作为自家生意的大卖场，将“致和号”生产的瓜皮帽批发给全省各地前来赶集、跑单帮的商贩。就这样，曾祖把“致和号”的事业推向鼎盛，李家生产的小帽畅销滇西各县乃致省城昆明。
那是李家最为富足的时期，大理的一大院房产和南门外七里桥的坟田，北门外五里桥的坟田，均为曾祖在那段时间所置办；他乐善好施，重修大理著名古庙中和寺（寺中有“致和号重修中和寺”石碑）。在《大理县志稿》第九卷第十六“义士篇”中，对曾祖有这样的记载：“李树池，字俊发。精商业，文学尚浅而乐善积公。出于性、生于德、济贫穷、修治道路诸善举，输助恐后。”
第四代长房李燮羲（公元一八七五－一九二八年），青少年时，正值“致和号”鼎盛时节，可他无意经商，对诗歌、音乐却情有独钟。后东渡日本留学，遇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凭着一腔爱国热血，他成为最初的创立者、著名的“三十七君子”之一。此后，一心献身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伟业中。因他无心于家族产业，致使享誉百年，几代相传的 “致和号”，无继承人，而逐渐没落。
大理老宅
曾祖李树池置办的那座美仑美奂的庭院，位于大理县城中央，钟鼓楼附近的一条深巷中。巷底右边是滇西著名商号“永昌祥”大理分号所在地，左边是一个下马场，靠墙有几个上马石，上端有孔，供客人上下马、系马。我家庭院就坐落于此。进大门，跨过很高的门坎，左边有个小院子专供女眷落骄。进二门，上三级台阶，门头上悬挂着一方云龙缭绕的彩色匾额，上有金字“赐进士及第”。跨过门坎，花木蓊郁，三方一照壁的房舍扑入眼帘。这个有着二层楼、四合五天井的典雅院落是传统的白族大方之家建筑，共由五个院子组成。这里是我李氏家人安身立命的基地。
在这个院落中，北方，是奶奶和二叔住；南方，原来是曾祖母和三叔住；我爹是长房，住西方。院门上方所挂的“进士”，当指我的爷爷李燮羲。听家里人说，当年他上京赶考，到省城昆明要过海，怕不安全，出门时给他一个鸽子笼，让他过了海放飞，家人见鸽子飞回，才放心。
西方，正堂屋中，悬挂着一幅身着满袍玉带、花衣补褂的官员像，当是我家祖先，但谁也说不清楚他到底是我家哪一位先祖。逢年过节，全家人都要在此像前举行仪式，跪拜列祖列宗。
楼上似乎是神秘的地方，平时很少有人上去，小娃娃更是不敢上去。正厅中央有一个很大的木案，上面摆设着一座琼楼玉宇般的，玻璃制作的庄严殿堂。大雄宝殿样的金黄色琉璃瓦屋顶，殿堂里摆放着始祖夫妇居中、高祖、曾祖夫妇分坐左右的天津“泥人张”彩塑，他们每个人只有手指般大，但栩栩如生。在这个厅堂的两端，贡奉着四尊古铜佛，每尊约有三十公分高，看似出自统一的设计，很是尊贵。大案前终年摆放着蒲团，每逢初一、十五，奶奶从北楼过来点烛、敬香、礼佛、礼拜祖先。
两侧，各有一间大厢房，塞满书柜，到处都是书。大部分是木刻线装书，有一个柜子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两列全新的线装本 《四库全书》，浅兰色书皮，看似石印。我初识梁启超、陈独秀这两个名字，就是在这书脊上知道的。其他还有好多《滇系》及中外文学读物。
楼窗下的厦檐中，塞满了家中几代人制做小帽的器具和什物，以及做小帽用的铮亮铮亮的铜盔子。楼梯口侧面有个四方形大柜子，里面有什么东西，恐怕爹妈都不知道。我见过柜面上摆放着一具很大的古琴，两柄好长的指挥刀，一把平放，一把竖靠在柜上。就在这个柜子的旁边，放着一张爷爷佩戴冲天冠，柱着指挥刀的像片。
老屋是我家的谜，楼上楼下不知承载着多少国事、家事、天下事。童年时听爹爹讲故事是最惬意的事情，爹爹一边讲，往往会触景生情提起爷爷，他讲爷爷的灵柩从昆明发回大理时的情景、讲爷爷的老勤务兵把血淋淋的他背出战场，一直跟着他，直到将他的灵柩送回大理……，爹爹语塞、声咽、泪下。
我爹出生并成长于这个大院落中，小时候是三代同堂，这里留给了他许多难忘而美好的记忆，给我们讲述这个大家庭的旧闻、旧事，一直是他生前最得意的事情。
一九二八年爷爷离世，我家繁荣昌盛的景致似乎也随他而去了。
爷爷有三个儿子，我爹是老大，老屋的正方（西方，按规矩，是长子住），当时就分给了我父亲。父母亲迁居下关谋生后，就将楼下租给巷口的一家银号住，楼上空闲着，等于是在乡下给自己留一个落脚的地方。奶奶跟二叔住，分家时，分到更多的房屋田地。没有想到，后来因此被划为地主，我家被划为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
一九五八年，经过“私有制”改造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父母亲变得一无所有。爹爹在穷愁潦倒、万般无奈的状况下一个人跑回老屋，凄凄惨惨，死在楼上。他去世后，母亲将院门锁好，赶紧离开，一天不敢多呆。
儿时与小伴穿梭跑玩、嬉戏在此院落中，留下最深、最美印象的，是老宅中的几个庭院和后面的大花园，以及后院里的那口滋养了我家几代人的老水井。几个庭院和后园里的花草树木，一年四季交织着一种、相恋、相辉映的幸福，春天茶花丽人、金秋桂香满园……，最令人怀念的，是后园里那40多株一抱粗的参天柏树，风来有潮声，夏日好乘凉。晚年，我到俄罗斯，曾去拜访过托尔斯泰故居，他家也有个后花园，虽也滿目苍凉，但有一株百年老橡树仍矗立其中，像在痴心守候着他主人的庭园。它让我怀想起我家园中的那些大树，可惜它们早在60多年前就跟它们的主人一样，惨遭不测，早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大跃进时期，居民委员会破门而入我家老宅，在院子里搞铁工厂，他们拆西方屋顶建高炉，房子里那些宝贵的书籍被烧的烧、扔的扔，翻得遍地都是。厦檐拆出两捆金堂烟，烟油黏糊板结拆不开，冲鼻香。
我三弟八十年代在省纪委工作时期到大理，过复兴路见老屋的巷子尤在，对司机说：“我家老屋就在这里面。”司机感觉很有趣，告诉三弟，农业银行拆了整个院落重盖时，地下挖掘出好些银子。
祖父李燮羲
我的祖父李燮羲（笔名：剑虹，字：开一），是我李氏家族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
近代研究李燮羲的人，有的将他称为 “云南音乐第一人”、“云南近代史上的音乐教育家和诗人”；有的说他是“驰名全国的音乐家”，有的说他是“云南近代史上最先呼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志士”。
祖父李燮羲是曾祖娶大理诗书传家之女，在50岁时生的爱子。他自幼聪慧过人，诗文天赋出众，十岁就加入邑人郑丙堂先生所创的”苍麓诗社”。且爱好音乐、乐器。乃父深知此子可教，对他寄予厚望。可他一贯“我行我素”，反感传统约束。他曾把洞经会和戏班子约到家中，在西陋阁中演唱。曾祖感觉大失颜面。骑射，固然要学，但是不喜欢他练镖。有一天，他在院里练镖，呼！呼！呼！打得正欢，忽听大门响，一镖！好险，差点伤了客人。次日，曾祖父邀请亲友、亲近列位，当众羞辱他：“你这败家子！老子给你写好卖契，致和号就败在你手上，你听着：不孝男李燮羲，……。”
不幸言中，致和号果然“败”在他手上，可是，这位极有个性的李家后人，绝非等闲之辈，他一生所创下的功绩，名垂青史，我们李家后人望尘莫及。
他是云南省最早赴日留学的一代精英之一。一九零四年去到日本，先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后转至东京音乐学校专攻音乐。
在日本东京音乐学院期间，他耳闻目睹日本音乐教育得益于西方学习，诸如普及中小学音乐课、组织音乐社团、编创乐歌、出版音乐刊物、举办音乐会演等一系列音乐活动，对国民感情产生积极影响,来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及团结进取之心。这样的事情，是他在自己的祖国从未看到过的。留学次年（ 一九零五年），他鼓励并促成其年仅十岁的长女李怀南也到日本学习音乐。1905年8月20日，他以同盟会最初参加者之一的身份出席了中国同盟会在东京的成立大会。加入同盟会之后，心中一腔热血的他，决志承担音乐使命：倡导音乐感情教育，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来参与爱国、救国运动。他相信，国人只有从儒家仁义孝悌之中脱出，才可能汇合成一种新的人格形象、从而振兴民族精神。
一九零六年十一月，他以剑虹为笔名，用慷慨激扬的措辞，在云南革命党人在日本创办的《云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音乐于教育之功用”的论文，文中，他提出了以音乐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以振兴中华的独立见解。在他的文章中，他发出了：“ 研究音乐之不可一日缓” 的积极呼吁。他为“专制的毒焰，数千年保守之旧习，何日才能涤净？”而废寝忘食。
他提倡我国要想积蓄实力，革新政治，必须从小学音乐教育做起；大声疾呼：“多编国歌，叫醒国民，发扬其爱国之心，鼓舞其勇敢之气，则茫茫禹甸，翻独立之旗，开自由之花，日月为之重光，山河为之生色。”
见于当时的国民情态：“内之，见同胞之痛苦不知恤；外之，受强邻之欺侮不知耻”。他万分沉痛地说：“以若是之国民，势必举亚东大陆沉埋于太平洋海底，永无复见之一日”。教育要从感情入手，“否则，夏裘冬葛，南辕北辙，徒劳无功”。他将自己设定的教育方针，直呼为“感情教育”。他写道：“ 言之不足则歌，歌之不足舞之蹈之。 ”“然则感情教育安在乎？音乐是也。”
对于教育救国，他立论的基础是：“今日之中国，前此之国民酿成之；后此之国民，则今日之教育养成之”。
他认为，音乐具有集约众志的功用。“盖音乐者，使人有合群之美德；有进取之勇气；有爱国之热忱者也”。他引证外国经验：“底伊蛙赫德昂母莱因之曲，唤起普鲁士国民之敌忾心；赫尔哥仑波之曲，声援佛国之革命”。
他认真指出：教育，特别要注重小学教育。他举例德国的经验：“普鲁士联邦，当其未统一之时，国力既分，人心涣散，无国家之观念，无团体之结合，亦与中国同。后以注重小学教育，遂成为今日之德意志”。他说明音乐教育从孩童培养的重要性：“一曰：以音乐输入科学也。嬉戏娱乐，儿童天性。今以其性所最近者唱歌之中输入各种科学，儿童常常复习了解，自易；一曰：以音乐节其劳逸也。国文算学之后以音乐，音乐之后以修身。难易分配，儿童方不觉其苦；一曰：以音乐感化其个性，而成为一共通性也。儿童之性，彼此各殊。音乐者，有统一无参差。唱则俱唱，止则俱止。渐以养成共同一致之习惯；一曰：以音乐整理其秩序也。儿童心思多属活放，凡事不守秩序。今日以音乐调和之，循腔按拍则秩序自生。音乐之于小学教育，其关系如此”。
他认为，以音乐来教育中国的国民，则：“ 我四百兆同胞，人人能合群、能进取、能爱国，则内之足以谋社会之公益，外之足以杜列强之窥伺，国未有不勃然而兴者。”
他的这些观点，至今仍被后人视为是学堂乐歌时期最重要的音乐观点。这与后来的鲁迅弃医从文，以文学救中国, 要求改造国民思想的主张相类似。更与代表中国最新思潮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当时提出的：“ 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之观点不谋而合。
一九零七年，他创作了一首歌曲“快哉！安南役”，发表于云南革命党人在日本创办的《云南》杂志 1907 年第四号上，这首歌从日本传播到国内，又传到云南。
“快哉！安南役”，是李燮羲为歌颂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镇南关痛歼法国殖民军、歌颂滇军扬武愍公壮烈牺牲而写的一首纪念歌曲。这首歌词曲气势都非常宏大，朗朗上口：
“快哉！安南役。滇军奏奇迹。……壮哉！武愍公。名誉战死雄。……”
一经传唱，在当时，全国的学校、军队和各省的讲武学堂、武备学校、陆军小学、以及一般学堂，都不约而同将这支进行曲选为每日、每体操、每兵操时必唱的歌曲，被世人称为“滇人豪歌”。后来，他以岳飞的《满江红》词又曲谱一首，并配之以管弦乐，此歌刚一发表，即引起轰动，百年来，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全国高歌。
正是因为全国都在传唱他所写的两首歌曲“快哉！安南役”和“满江红”，李燮羲一时成为引人瞩目之人。《云南志》人物·艺术（第800页 ）载：“安南役”、 “满江红”两歌，慷慨悲壮，播于全国军队，学校中。”
后来，当时的革命军事新闻社出版了他的歌曲集《雪耻唱歌集》，所收18首歌曲，大都以清末民初以来外寇辱华事件为题材，以激励国人奋起反侵略，驱虏强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号召；其中有他自己创作的歌曲，也有采用了西洋、日本曲调的歌曲。在作者的自题诗中，他这样写道：“这里是血肉的结晶学堂乐歌，这里是血国的惨音，愿常常萦绕在脑海，愿深深镌刻在心中，如何把奇耻净涤雪，怎样把残暴去铲平？”闻其声，如见其人。
于右任曾为此歌集题词：“音乐感人深矣”。
一九零九年他和女儿从日本完成学业归国，径直回滇，从事音乐教育工作。他首先担任“云南学府督办”，继而，在省城昆明创办了音乐新学堂，同时担任云南陆军讲武堂军法教官。购置了翠湖东路（今翠湖宾馆）房产，居住于此。父女二人在云南女子师范学校和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任“音乐教习”，致力于建树国民音乐新风尚，培养音乐人材。
祖父是将“ 学堂乐歌 ”引进云南清末民初新式学堂的第一人。这种以群众集体演唱创作歌曲的形式，引领了中国新一代音乐教育新时期的到来。
《云南近代现代音乐史料》第一辑，载：“云南最早的学堂乐歌是《云南大纪念》，开一代新风，作者：剑虹。”
一九二三年，在他自己手抄的《剑虹诗稿》中，他对他们父女二人所做的音乐教育工作，做了如此总结“司铎三年宏乐育，三年间所教生徒毕业者三千余人”。在此三年间，除了教授音乐，他还撰写了一部音乐基本理论著作：《乐典》，这是当时少有的几部近代音乐基本理论书之一。（ 1909 年清学部图书局出版，现藏之于中央音乐研究院）。
一代音乐的先驱在他的《剑虹诗稿》自题诗中歌唱：“性情流露自成歌，不事深雕不细磨。词源咳唾九天玉，气势汪洋万顷波。三百温良敦厚旨，新诗一券好吟哦”。表达了他希望通过“歌”这种感情形式，来影响人们性情的愿望。
《剑虹诗稿》是代表李燮羲文学造诣的作品。这是他逝世前三年，在走遍天涯、倦鸟归林的闲暇时刻，自己手抄整理的一本诗集，收录了其一生创作的诗歌300多首，以五言、七言律诗为主。（注：《剑虹诗稿》作者手迹本，今藏于云南省图书馆。他的孙子李泰来弟兄于2004年整理汇编了另一本《剑虹诗稿》，收集了祖父的诗作172首，分发给李氏家族的后代成员收藏。）
祖父的诗作，洋溢着感人的艺术才华。既有赞美家乡故土的优美篇章，也有记述自己留学时代、政治理想、艺术道路、戎马生涯的佳作，更有表述忧国忧民，试图以知识救国愿望的恢弘大作，可以说，这本诗集就是他一生的自我写照。品读其诗，一位痴心于真理、自由，耽乐于自己理想的落拓大度之人，重现眼前。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二月十四日）大理发生大地震，祖父作“大地震歌”，奔走呼号救济灾民。后又作一首“赈济大理震灾劝捐启”，之后，他亲自到昆明、广州等地向各界奔走，呼吁人们赈灾。
《大理大地震歌》
民国十四年二月，念二三日殊惨绝。忽然天降大震灾，大理全城几分裂。频频震动两三天，是晚亥刻非同前。倏闻巨响起地上，房屋簸荡如舟船。山呜海啸轰霹雳，人若聋聩魂蝓佚。特因大理石砌墙，砰轰崩圮尤猛烈。
老幼正值睡眠时，依墙床榻咸倾危。黑甜乡中共惊起，不死拚命争奔驰。纷纷逃避正未已，一道黑烟城北起。须臾火光冲云霄，不被压死亦焚死。四排坊到六排坊，自北而南烽莫当。繁华市面付一炬，祝融肆虐风伯狂。
竟夜焚烧直达旦，哭声一片冲宵汉。粉身碎骨埋土中，焦头烂额走街上。火光熏炙震声殷，不知何方可逃生。一时全城如鼎沸，哄传群匪抢入城。扶老携幼盈街衢，地火风中逃难急。互相践踏到天明，始知匪讯是虚诳。
次早火熄街坊邻，父母哭儿儿哭亲。各掘败堵颓垣下，尚见奄奄待毙人。或有全家赴黄泉，或仅数口遭惨剧。亦有老少皆安全，损失财产害亦细。死者已矣生者存，瓦砾场中劈开门。养生送死真凄楚，一棺价值数十金。
城乡棺木俱售尽，多少藁葬遭不幸。更有居近洱河滨，人畜漂没地倾陷。此次震区地域广，附近各县同一般。凤仪较重无火警，灾情不似两龙关。事后调查死亡数，五千余人嗟物故。焚毁铺户一千余，坍塌几遍南北路。
数百余年实未有，此番浩劫难支持。断臂折腰无医药，餐风宿露谁济饥？百二山河好乐土，太息人心不如古。恐惧修省迄至今，将来缺陷或可补。当道祸滇十二年，滥发纸币收龙圆。万物飞涨难营生，逼上梁山思苟延。
匪盗饥灾遍三迤，称兵域外内不理。天怒赫赫警昏童，前有溪峨今大理。大理百姓有何辜，当兵服役重捐输。倘能全县皆震落，不共天日乐何如。而今灾黎有数万，受尽饥寒诸苦况。虽来中外赈济金，难救叶榆悲惨状。
我作此歌歌已长，长歌当哭心惶惶。空前绝后大震灾，一一写出真断肠。一一写出真断肠！
武昌起义成功后，云南革命党人积极响应，于清宣统元年（公元1911年）十月三十日，在昆明发动了“重九”起义（因10月30日是农历九月初九，故称重九起义。此次起义很有历史意义，也被称为“辛亥云南起义”）。当时的新军协统（旅长）蔡锷为起义军总司令。那一年，祖父36岁，他与唐继尧、罗佩金等将领同举义旗，参与战斗，激战至31日中午，起义军完全占领昆明，昆明“重九起义”获得成功。11月1日，革命者在五华山组成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推举蔡锷为都督，祖父出任都督府参议。云南是武昌起义后最早举行起义宣布“独立”的省份之一，新业需要人才，祖父步入官场，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祖父随巡宣阅使谢汝翼西上，前往滇西平息之乱。事后，相继出任牟定县、安宁县知事。在安宁县志民国初年县志稿、卷六《科举 恩恤 封赠 忠烈 绩遗》专辑中，有九句话记载祖父：
“李燮羲 清 知县 力行新政 整理街市 复兴实业 临行 满城设香案 恭送出郭。”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袁世凯悍然称帝，云南首义，兴师护国讨袁。祖父随护国军进军四川。初任永叙卫戊部军法官，继任督军署军法处长。蔡锷因喉疾赴日就医、四川省都督罗佩金退职回滇后，祖父又任一军秘书长，四川自流井盐务总办。
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二月，祖父辞官，同年八月回大理。他在老屋西陋阁园中修筑了一座“望海楼”，每日以诗、琴、书、酒自娱。同年腊月，开办“悦来当”，济民谋生。
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闲静时刻，祖父选辑手抄了自己的诗作300余首，取名<<剑虹诗稿>>，留给后人。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政府废除银元，行纸币，当铺受币制变动打击倒闭。当时，我父亲刚从云南讲武堂毕业，保送入广州黄埔军校二期士官生。祖父携二叔到广州，想送二儿子也入军校学习。时逢陈炯明叛变，炮袭总统府，他毅然从戎重新参与革命。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10月），在攻克叙府、泸卅的战事（靖国战争）中，他身负重伤而亡。
祖父李燮羲有两房太太，元配夫人唐氏生育一女二子：李怀南（我大姑妈），李沐煦（我父亲）李沐波（我二叔）；再娶顾氏如夫人，三叔陶沐昆为顾氏所生。
姑父王兆翔(王升五)，曾任蔡锷的参谋长、昆明五城兵马警备司令。
父亲李沐煦
我的父亲李沐煦（公元一九零二___一九五八年）是李家第五代长房。从小，祖父深望他读圣贤书，庶几无愧；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谆谆教诲，指望他具备君子行义的思想。
父亲18岁到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被保送进入广州黄埔军校，是黄埔第二期炮科毕业生。北伐战争中途、在参加汀泗桥战役时，接家书父亲离世噩耗，遵循古训回家奔丧。守孝三年，继承的是一付衰败后的惨淡家业，生活拮据。幸运的是，有贤妻钟佩芝辅佐。我母亲出身书香世家、毕业于大理女子师范学校，鉴乎古今，何忧人间之委曲。夫妻二人从接针线活在家里谋生，到在滇缅公路要冲、下关镇摆板凳摊卖大理皮鞋，最后，在关外振兴街开了个卖皮鞋的铺子。经二十余年困苦经营，一家人无衣食之虞。父母亲有七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三个妹妹。
回首黄浦凌云壮志，如今小店谋生，父亲将他的皮鞋铺挂了个“诚美”为招牌，精心打理生意，聊以自慰。万万想不到，不多久，敲锣打鼓迎来的“解放”，首先开展的，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对私改造、兴无灭资”运动，一夜之间，全下关条条街关门闭户，无论大小经商者，有去处的你走，无去处的下乡当农民。我爸抱着一个铺盖卷，我妈提个破箱子，带着一群孩子，一下子流离失所断了生计。回大理老屋吗？断炊累年的“家”没有一颗米一根柴一粒盐。从前，遇到天灾人祸无米下锅，不必卖房子，卖几株园中树、盆中花也可救命；现在别说卖，就是把所有这些东西送人，也没有人敢要。“消灭资产阶级”，“资产”都是丧门星、祸祟，谁敢沾染。没有办法，只好迤逦回头去关迤，租了一间巷口的小铺子，还卖小百货来谋生。不料往日车水马龙的街上，此时几乎没有行人，小生意没有做成，白白花了仅有的二十块救命钱。
此时几个孩子都在上学，一家人的生活陷入绝境。房主人指点，去哪儿哪儿，可以接到针线活。从此，全家老小，靠我母亲做针线活勉强维持生活。爹爹被迫断烟，身体一下子彻底垮了，兼之痔疮，继之脱肛，变成时时需要别人服侍的人。
六妹说：“他一个人回大理老屋去了，一个人去后园水井汲水，在水井边自己洗裤子衣裳。人快不行了，妈回去照护他，他不吃饭，也不吃药，最后在楼上小屋中死去。那时二姐在宾川县教书，其他哥姐都在读书。我和五姐还小，不敢上去看，给他清洗、装棺材，全是阿妈一个人，没有任何人帮忙。发送他上山埋葬，也是阿妈去，我们都没有去。”
那是“镇反、肃反”运动搞得人心惶悚之时，有邻如无邻；什么互助、关爱、怜悯，传统人情，灰飞烟灭，人间酷似风暴扫荡下的沙漠。
爹爹死时只有56岁。阿爹！你好可怜啊！你是穷死、病死、更是活活气死的。你带走数不清的郁闷积怨：“我家怎么就会穷困到这个田地？我们少苦了哪一天啊？“诚美”怎么了？小重华！你在哪里，你真是怕划不清界线、就不管父母，就不接济家吗？我这一生，做错什么了！？”
爹爹在临死之前愤愤不平的抱怨、质问的，在他生前最困难的时候没有给过他一分钱、也没有给过一丝安慰的“小重华”，就是我。只要想起我爹惨死的情景，想起父母家人在解放初期差点沦为乞丐、冻死、饿死，而我一丝一毫没有给予过他们任何帮助，我就感到惭愧，无地自容。再想，一家人所经历的灭门之灾，正是由我参与肇兴的这个政府对他们下的狠，不寒而栗。
父丧后，母亲和刚刚参加工作的二弟景华将家庭顶了起来。三弟说：“53年到64年，到四弟大学毕业前的那九年，是历尽艰难窘境、忍饥挨饿的日子，沉重的家庭负担，使我长期处于迥困状态，每餐都想再吃一碗两碗，从不敢吃，再吃一碗就吃着下顿的饭票了。除了一个铺盖卷，两套换洗衣服外，一无所有。而这九年，恰恰是一生中长身体的黄金时期，我都是在穷极饿极中过来的。”母亲怎么活过来？她的战略是：“一针，总能换来一颗米。”她接街坊邻居的手工活计到家中，不停一刻的做，绗棉衣、纳鞋底、锁钮洞、粘火柴盒，一分一厘地挣钱养家。四弟假期都去工地上挑土、打公分石、脱土基。就是这样，他们埋头吃苦，弟兄姊妹和衷共济，肩起扶危定倾的责任，一家人才免于沦为乞丐流散灭亡。
十四岁就离家出走闯天下、一心一意跟随共产党去建立新中国的我，好多年间，的确已经将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兄弟姐妹全都忘记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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