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国伟
1975年1月5日
病愈后，精神状况仍象生病似的，说话有气无力，思想也迟钝得很。
新的一年已是第五天了。元旦放了三天假，吃吃喝喝，啥事没干。光阴荏苒，就这么消磨着时光。我想到小曲她们，正在用功地读书、学习。我也不该浪费这黄金般的大好时光。
昨天、前天，刨了二天粪，病初愈，抡镐，手是软的，腿也是软的。刨粪，粪便的冰屑经常会飞溅起来，落进你的脖领，未等你弯腰低头抖出，它早已化为原汁，贴着你的肌肤“柔情蜜意”地钻下去了，那才叫恼怒，有一种被强奸的恶心。粪便的冰屑飞溅进嘴巴也是常见的，你得“呸”出来，当然戴口罩是很好的防卫措施。不过我等“眼镜”不行，戴了口罩，口气会在镜片上凝霜，令视线不清。只好冒着吃粪的风险，继续刨粪。
1975年1月7日
发出给妈妈的信。
昨天上午，与张民上龙镇。张的同学给他从七里河托运来一对箱子。我是去取爸爸托运来的食物的。
晚上，被叫到文卫科，为教师学习班的事，又叫我写材料了。
学习班结束后，能否回家探亲？这始终是个谜，胡乱猜测，人心浮动。
1975年1月12日 晚上
昨天，教育系统党的基本路线学习班开始了。领导们都很忙 ，下分场、蹲点，脱不开身。学习班都没什么大官“坐镇”，松松垮垮、疲疲沓沓。一开始，我就打不起精神来。
昨天的动员会上，省局文卫处的“聂处长”碰巧到会作了一些指示，对于当前的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对于当前的教育系统的现状和趋向作了概括，使自己看清了很多问题，也看到自己在思想上、认识上还是十分落后的。要求发展、求进步。恹恹然、不以为然、若无其事都是使自己思想发霉、发锈的蠹虫。在这个学习班，应该给自己立个学习目的。
前天，收到爸爸的信，谈了家中最近发生的一些令人“窝涩”的事。为了房屋维修间隔的事，与邻居邮差吵，而那个“混蛋姐夫”赖在上海死不肯走，与妈妈妹妹大吵大闹。对于这样的社会家庭问题，实在伤脑筋；我缺乏处理的魄力和方法，缺乏在这样生活漩涡里打滚的经历。所以，今后或许，是要吃亏的。因为，在我生活的道路上，不可能不遇到这类事。
1975年1月15日 下午
昨天张主任通知我，叫我到组织科报到，说是路线教育办公室叫我去帮忙。下午，见了许近主任，给我的具体任务是到四分场（即过去的十二分场）蹲点，了解他们路线教育的开展情况，及时向办公室汇报。
本来今天要走的，没搭上车，只好明天乘接待车走了。
接触基层，更广泛地了解农场革命生产的大好形势，丰富自己的创作生活，是我的夙愿，尤其是在这大干快上 的年月，可是事到临头，总有些畏缩，担心自己闯不了劳动关。
明天就要走了，“既然骑上了马，就要开步走”，畏惧不能也决计解决不了问题，决无好处，应该泼辣地迎上去。明天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
①精神振足些，不要把自己的一些头疼脑热放在心上。②思想敏感些，作风活泼些，垂头丧气讨人厌。③积极参加劳动和各项活动。
1月21日 晚上
在12分场蹲点只呆了2天，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不振，别人看了或许也不入眼，张科长让我回来休息，过一段时间再去。不去，可能是不行的。
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大的公报先后发表了，消息在事前是被保密的。四届人大，是全国人民期待的，在掀起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前夕，她终于召开了。人们欢欣鼓舞。昨晚在俱乐部举行联欢会。凌浦芝和毛文忠朗诵了我写的颂诗《昂首放歌唱四大》。
最近，学习班是在搞“揭、批、改”，人人揭私心揭矛盾揭错误，检查自己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毛文忠倒活跃起来了，指责这个，批评那个。
1975年1月25日
近来，在教师中，在学习班的一些场合，大家对毛文忠的谴责和谩骂（当然是背后的）已经甚嚣尘上了。这是他提出了那个“为革命，春节不回家”的冠冕堂皇的“倡议”后而爆发的。人们对此人的反感，已经涉及到他的所有言行了。
收到家里的信，让我迅速回沪。能不能回家的事，尚未定局。
1975年1月26日 晚上
上次从医院出来以后，就一直病病歪歪的，头昏昏沉沉，没力气，几乎一直是低烧，到晚上往往上升至38℃以上，经过验血和“马大哈”大夫浮皮潦草的检查，也没发现十分可疑的病症。这倒是令人纳闷和迷惑的。回家的渴望，焦灼着心。
学习班结束了，许近、高磊先后在总结会上讲了话。讲到探亲假的问题，肯定和赞扬了毛文忠的倡议，“不管毛文忠这人怎样”，高磊说，“倡议的方向是正确的！”
1975年1月31日 晚上
李耕是二十八日回上海的。明天张民走，我什么时候走呢？工宣队孙队长答应是写成了文艺节目的话剧本子之后。
第二天，收到小曲的信。信简单而平淡，丝毫也没有为我不能回沪而表示惋惜，还说什么“三年时间内，只想好好地念书 。”这是唱的什么曲？我真有些恼怒了。
小曲见了我，几乎是没有笑容；她爸爸忙着大扫除，给我一个后脑勺
1975年2月15日 上午
潦潦草草写完了那个反映教育革命的小戏《战旗正红》，交给了领导，我总算拿到了回沪的介绍信，可以回家了。这是2月4日的事。
在回家的路上，要去一下天津，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我的顾虑还是重重的。
小曲见了我，几乎是没有笑容。她爸爸忙着大扫除，给我一个后脑勺，也“没有时间和我交代”，虽然，小曲陪着我上了一次街，亲自送我上了火车，可是我们之间已经没有热烈的言语了。
裂痕已见，分道扬镳也就不远了。到沪的第二天，与国华到晓扣家，谈到此事，我的心情是悲哀的，他们认为早退为妙。
至今，我尚未给小曲写信。
1975年2月20日 上午
17日给小曲写了封信。信写得客套而“大路”，看她怎么对我说话。
16日，张民、凌甫芝、林薇到我的小楼来。呆的时间不长，气氛也较随便，这样好。
前日，雪坤和他的魏雯来。他们刚从常州乡下结婚上来。小魏，应该说，长得还是漂亮的，懂礼貌、温和，刘是很幸福的。
1975年2月24日 上午
在北大荒，扁桃体常发炎，害苦了我，老发烧。决心在上海作扁桃体切除手术。
21日到第四人民医院，扁桃体切除手术用的是针刺麻醉。在相关的穴位上扎几根银针。双眼被白布遮住，从鼻下布缝之中只见银闪闪的铁家伙在嘴里进进出出，尖利的疼痛，苦不堪言！什么狗屁“针刺麻醉”，根本不顶用的。
收到小曲信，我17日写的信她还不曾收到，否则，她不会写这封四平八稳、“雍容大雅”的信的。
1975年2月27日 上午
在上海呆得有些乏味了。
雪坤是昨日上午走的。国华去送他，火车站真是人山人海，人头攒动。
那天，代慧珍、建明来，约定3月5日返程，2日要买票了。
1975年3月7日晚间 在火车上
3月5日凌晨上的火车。
离开上海之前，期望着再收到小曲的信的。可是，没有……看了上次给她的信的底稿，突然感觉口气冷得令人心寒。本来，我是准备写封客气而又不失尊严的信的。不知小曲收到这封信会有什么感觉。到了农场，应立即给她去信。不管怎样，不该轻易地揉碎这朵我们共同栽培和浇灌的爱情之花。
今年回沪，心情上感觉比去年好。（尽管出现了一些同姐夫的纠纷而引起的邻居冲突）原因是什么呢？我自己也说不清。仿佛在对爱情、前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我摆脱了一些无必要的烦恼和思虑，而采取了“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不恭态度。
临行的前一天，到尚晓扣家去告别。他刚巧和他的“贵夫人”有约会。他邀我去，我在66路车站旁的弄堂口，在昏暗的灯光下，见到了他的她。尚晓扣总在我们面前唠叨她不漂亮。其实倒并不然，至少语调是动人的。姑娘主动地慢慢摘下了口罩，举止闲雅，可见她善解人意。
和王建明、代慧珍结伙返农场。在火车上，谈到许多学校里的事，心里不免有些略略不舒畅－－又要纠缠其中了。我心里的想法是－－今后，认认真真地工作，清清白白地做人。
1975年3月12日 晚间
回校好几天了。
那天一下火车，就遇到前来迎接的姚林（他主要是来接代慧珍的）。他告诉我，领导让我改行－－教农机了。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表情很滑稽，口气是令我不愉快的。农机是门新课，讲拖拉机，对我来说，八杆子打不着的，让我难堪，工作上增加了困难。同时又是和一帮七年级的捣蛋小家伙打交道。我是有些打怵的。可是我也深知自己的弱点，贪安逸、喜熟路、好顺风。在工作上，迎接挑战，磨磨自己也好嘛！这样一想，就坦然了。
从这二天上课的情况来看，事情还是令人满意的，学生反响不错。在黑板上讲汽缸构造，齿轮、履带，只要下功夫，什么事情都是可以驾驭的。范国伟拖拉机也能对付，对某些人来说，是始料不及的吧；但也要防着点：在黑板上开拖拉机可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喔！
新的工作任务对我的压力，使我无心也无暇考虑给小曲的信。
1975年3月13日
回来后，在“黑龙江文艺”上看到了谢中兴写的小说《打草记》。虽然小说的一号人物形象不甚高大，题材的开掘也过于平泛，可是在语言上，在生活素材的概括和提炼上，有很多地方是我所不及的。
想想确实是很惭愧的。语文已经教了三年多了。在写作上的进步还是十分迟缓的，关键问题还是因为太懒！缺乏一股子韧劲、挤劲和拼命精神，大量的时间空掷 ，总是沉湎在闲扯蛋之中。学习，是走马观花的。宏旨大愿的“写作计划”，始终是一纸空文！
从上海回来了，应该重打锣鼓，从事自己正经的行当了。当然，目前的“农业机械课”，使我不得不化 很多时间。可是这些决不能成为我停滞不前的借口了。
1975年3月16日
星期六，全校召开职工大会，要批判张荣山管理员利用职权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行为－－他为自家多拉了二车柴禾。又是我写稿。他还养了二三十只“空中飞贼”－－鸽子，鸽子飞到公家的晒谷场偷吃粮食，飞回来，他给鸽子喂石灰水，鸽子把肚子里的粮食又吐出来，然后再飞到晒谷场，来回倒腾，他家喂猪的饲料就差不离了。
1975年3月19日
给小曲的信，写得有些哀求苦恼，两个情人分居两地，感情交流的时间少，风云突变，都吃不住劲了。
在家里，妈妈也曾为我们的事，发表过看法，二人不在一处，不能互相照顾，从长远计，不是好事。现在我算有真是感受了，笃信“感情”“忠诚”，仿佛无用。
1975年3月27日
收到何浩的信，对我给他从上海捎来东西，他表示了感谢。
教了二个星期的农机，领导仍让我教语文了，“帝国主义的阴谋破产了”。语文仍没有教材，这才是别人真正吃不了的活。结合当前学习小靳庄的活动，给学生他们讲讲关于诗歌写作和朗诵的知识，今天给他们讲了“诗歌的起源”。从“哼吆哼吆”原始人扛木头说起，劳动产生了诗歌。学生们听得兴味盎然。
1975年4月2日
昨天收到2封信。一封家里来的，一封是小曲来的。此外，还有一件印刷品，封得好好的，是本小小的日记本。登时，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我给小曲“珍藏”的那本日记，墨绿色的。如今，她竟然把它退回了！我的心不禁往下沉。我镇静了一下，离开了办公室。我尽量在安慰自己，使自己不要激动：“这一天总会来到的！”我准备接受一次考验。我独自回到宿舍，悄悄地把封皮撕开，不由得舒了一口气：这是一本浅蓝色的采访本，上面印着南开大学漂亮巍峨的教学大楼。小曲在信上说：“这是我每天上课的地方。”
小曲在信中向我表白，她还象过去一样地爱我、喜欢我。她说她有她的苦楚。她爸爸不愿他女儿再离开他了。她还说，收到我的信，她心里难受极啦。她承认“自己感情脆弱”。
她的信，给了我一个信心，我懂得今后应该如何处理我们的关系了。我不该再给他增加烦恼。心气平和、事理通达，这是个准则。
家里告诉我，阿小妹分配在“上海市门窗加工公司的木材加工一厂”。
给文艺小分队写的童话剧拖拖拉拉。自己构思的小诗，居然不紧不慢的可以一天写上一句。这个懒沓也算到家了。
从凌甫芝处借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和“马列文艺论著的选讲”至今在抽屉里躺着睡觉。
学校从机耕队调来了何忆南，作农机专职教师。我曾向张主任推荐过他，他是和我一列火车到北大荒来的。
我也学会讲“车轱轳”话了；又要说话，又要不表达自己的观点，修炼到这份上真可谓炉火纯青了。
1975年4月30日
最近，学校党支部整党整风，让教师给党支部提意见。以眼镜主任（郑州大学数学系毕业）为一方，以工宣队孙队长（30多岁复员军人）为另一方，领导班子内闹分歧，有些时日了，现在实行开门整风，让全体教师给党支部进行路线分析。分析什么呀，这二方哪一方也开罪不得！从情感上说，我们倾向眼镜主任，从权势说工宣队正炙手可热。但每个教师都必须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两方都在拉人呐！有的人有所仗恃，快刀快斧，直言不讳，痛快淋漓，有的人心有余悸，吞吞吐吐、转弯抹角、无所针砭，也有想“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以往我的发言都是以能说善道，要言不烦，话能说到点上而著称的。而此刻，这些优点成了我最大的狐狸尾巴。有人就等着揪我尾巴，活生生要把我当活靶子呀。我清清嗓子谨慎地开腔了，全体教师（包括壁垒森严的两方）都大眼瞪小眼，注视着我。我甚至觉得空气都尖着耳朵在捕捉我的字眼！我足足讲了五分钟，侧面迂回、兜圈包抄，路线分析，政治术语一大箩筐，这儿虚晃一枪，那儿织就锦绣文章，就是没有自己真正的看法和观点。事后，凌甫芝着急地追问我：你说了半天，在说什么呢？我心里暗喜，有一种过了关的解脱：又要说话，又要不表达自己的观点，修炼到这份上真可谓炉火纯青了。可马上心里又流动着一种难言的悲哀。我也学会讲“车轱轳”话了。不跟他们掺和，只能这么着。
1975年6月4日
上海师范大学办的函授《写作班》一中让我参加了。昨天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讲课辅导，今天是关于调查报告的讲课辅导，都是半天讲课，半天讨论、自学。
学写调查报告，我被指定为组长，带着五个人上12分场供销社采访。在12分场住了4天，和素不相识的学员相处，我发现比刻板的学校生活有趣的多。
12分场供销社只有两名女售货员，小石和陆灼。陆灼，淡淡的眉宇，清澈的眼睛，看着人，就象在思索、琢磨你！在一次采访中我发现她正在和小石尖声争吵。我看到了她满脸的怒容，和她平时的闲雅判若两人。她见我来了，马上不自然的笑了。姑娘是难以捉摸的。
给12分场供销社写的通讯报道草成：〈站柜台，也是为社会主义站岗〉。
1975年6月20日
省局要在引龙河召开理论工作经验交流会，又把我调去写材料，高磊主任对材料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和部署。
大忙季节，走在场区的路上罕见人影。
1975年6月22日
我们还在进行青年思想动态的调查，和高磊主任、应蓓仪副书记唠起这，他们也是充满焦虑的：大龄的知青不愿结婚、死守！一部分低龄的却有了小孩，没房住，挤在集体宿舍里，半夜，婴儿的啼哭，尖利，穿透夜空，使多少知青心慌意乱啊。
1975年8月1日
俱乐部放映罗马尼亚影片《爆炸》，吸引了东西南北各分场的人。李永良、柯浩等都来了。我从朱南进处给他们搞了十几张票，晚上九点半的。看完电影，再走回分场，估计得凌晨两点吧，夏锄大忙，还得下地干活－－他们有精神喔！有 “胃口”喔！听说上海《爆炸》电影卖票轧坍！黑市上一张《爆炸》电影票可以换一双荷兰式牛皮鞋，19元一双的！
1975年8月3日
75年的工农兵大学生招生开始了。公布了宣传提纲。今年上大学的年龄放宽了：二十八岁。“社来社去”是招生中大张旗鼓宣传的内容。
我的方针还是：退避三舍。
1975年8月6日
为十队领导班子的材料，宣传科叫我上七分场去一趟。近一年没回分场了。分场依旧老样子，可给我的感觉是新鲜的：不断有不相识的人和我打招呼，使我惊讶，他（她）们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她）们；不时可以看到抱着婴幼儿的女知青姗姗而过，引得我頻頻回头。
和十队的“胖队长”谈了谈，她健谈得很。
小学校门前，当年我们栽种的树已长得很高了。碰到王淑环老师，她亲切地问我和小曲的事，我掩饰着内心的局促不安，淡淡地作了回答。
食堂门前的墙上，白纸黑字贴着〈洪瑞林言论〉和驳洪的大字报，我和洪曾很谈得来，找了他一圈，没找着。
1975年8月11日
75年的工农兵大学生招生，引龙河一中报名的只有建明、刘惠英、张民三人，大学生招生名额是一！事先，学校领导班子已找建明谈话了，明确表态：不管你能不能被群众推荐上，领导是不会送你的！垂头丧气的建明在群众推荐的前一分钟，申明取消了自己的报名资格。今天群众推荐的结果是刘惠英9票、张民16票。
在推荐过程中，毛文忠旧事重提，借机攻击，说刘扎根不坚定。他们之间是有宿怨的。
在群众推荐的前一天，领导做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给我们颁发了教师转正的表和干部履历的表。表上的黑体字：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部干部处；端庄而郑重其事。
1975年8月14日
填了教师转正的表和干部履历表之后，经过群众“背对背”的评议和领导组织的签定。最后，我在“个人对签定意见”栏里签了名，写了“同意”交了上去。
学校领导对我的签定：
“范国伟同志，能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注重自己世界观的改造。能关心国家大事，放眼世界。在批林批孔中，能认真研究儒法斗争史，曾多次为大家辅导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很认真，因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有了一定提高。工作上认真负责，积极肯干。不管组织上交给他什么工作，他都能想方设法完成。特别是本人有一定的文学才能，因而无论是学校还是全场，都要交给他任务，他都是任劳任怨，要求什么时候完成就什么时候完成，有时要放弃好多自己的休息时间。在教学过程中，认真备课，认真讲课，一丝不苟，钻研业务，勇于改革敢于创新。服从组织听从指挥。劳动中积极肯干，不怕脏，不怕累，肯出力，肯流汗，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觉改造世界观。遵守纪律，团结同志，作风朴实，生活朴素，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向不良倾向作斗争。希望今后，要加强党的观念，经常请示，大胆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如此高的评价，真让我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好人不生肚脐眼。我是个没肚脐眼的人啦。不过，最后一句：“希望今后要加强党的观念”，还是叫人吓势势的。
徐主任肺结核病假很长时间了。孙队长去北安开工宣队长会议去了。张主任在主持学校日常工作。这个高度评价的签定是来自于他。我很感激。
1975年8月16日
张民上大学的事风云突变：患肺结核长病假的徐主任拖着病体，特意跑到学校，力主送刘惠英上大学。因为刘是“的的刮刮”的工人子弟；张民的家庭出身还有一点小毛病。徐主任的一票顶了我们的16票。
今天开会，党支部宣布了送刘惠英上大学的决定。谁也没有感到意外和惊讶。只有张民心里最不好受。他这几天一直躲在自己班级教室里，闷头练毛笔字，老写那个“永”字。清晨在宿舍，一大早就看不到他的人影了，晚上十点了，他教室的灯还久久地亮着！
昨天，上朱南进那儿，他也是抱头支下巴发呆，本来他也是有份的，后来被人一鼓捣，黄了！
当地的“土八路”－－我们引龙河学校历届毕业的学生、干部子弟－－上大学走了不少！照赵凤珠说话就是：土包子开花－－邪乎！真正有为的还是他们啊。我们这些人年龄大了，先天又不足，“渐渐露出下世的光景来了！”
在校园地干活，我挥着鞭儿，牵着牛儿。只见公路上一辆蹦蹦车驶过，金全、戴伟高高坐在上头，他们上大学走了
1975年8月21日
为了教师队伍思想革命化建设的需要，为了使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劳动中改造世界观，我和秉会光荣的被批准第一批“下放劳动”。
今天，在校园地干活，我挥着鞭儿，牵着牛儿。只见公路上一辆蹦蹦车驶过，陈建驾驶着，金全、戴伟高高坐在上头。戴伟站起身和我挥了挥手，我向他们挥了挥鞭儿，他们上大学录取了，是去龙镇托运行李的。我和他们是一列火车来到引龙河的，现今他们飞了，我有点怅然……
昨天，柯浩来，和我谈起分场的事。他父亲也是老右，上大学没他的份。他表示对机耕队这抹油的行当厌烦透了，他有个打算，再熬几年，到28岁的时候，另找出路－－他是指离开引龙河，回四川老家，“哪怕种地，哪怕当上门女婿，也比呆这儿强。”
都在寻寻觅觅，寻找自己的温暖和窝巢，鸟类、兽类、人类都如此吧……
柯浩还说，机耕队的陈长瑞进“小号”（派出所拘留室）了！在准备上大学，离开引龙河之前，他以自以为聪明的方式，搞了一次偷窃活动，想捞一票。他砸开了自己的储物箱，盗走了公家托他购买拖拉机零件的公款，还反诬告别人盗窃。公安人员来到现场，发现那把大黑铁锁被砸得癍癍痕痕，又发现锁头鎝链居然还有弹性，能开合。公安人员明察秋毫，一眼断定为自盗。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陈长瑞是个“好马快刀”式的人物，众人皆知：马是什么马，溜须拍马；刀是什么刀，两面三刀。可叹的是，尽管此人多次暴露出他的品行低下、为人狡诈、手脚不干净，可因“出身好”总被一些领导看重、欣赏，多次被推荐上大学，还被提拔为机耕队副队长。
1975年8月24日
前一段我们干了些农家活：跟牛车，拉麦杆，垛麦垛。
今天星期日，不休息，照常上课。对我和秉会来说，就是照常干活。不休息的原因是为了不让学生利用休息日上山採榛子－－场党委决定：十日内加快麦收进度，全力以赴。不许上山採榛子！
这二天，我们穿上不怕沾脏的衣服，维修房屋。粮管所迁了，房子归学校了。把旧房抹抹、刷刷，准备做办公室。
干体力活，心情舒畅。修缮房屋，摸索着学，干中学，也算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劳动工具，原料，人力调配，很多困难、问题需要解决，解决了也是一种喜悦。
1975年9月2日
中学办公室搬家了，搬进了粮管所的屋子。屋子很宽敞，铺的是地板。我和秉会曾经化了好几天的时间进行修缮、粉刷。
因为是地板，摆脱了过去在办公室踩在泥尘里的不舒坦。教师们搬家是兴高采烈的，林蔚笑嘻嘻地说，我们坐享其成，老范和秉会受累了！可是在自己的桌前，才刚坐了一会儿，大家就感到旧屋粮食的霉臭令人难熬。经年累月霉变粮食古怪的臭味从地板缝隙一阵阵散发出来，使人头晕、恶心。－－难怪粮管所慷慨把房子让给学校。
今天，我们盘完了牛号的土炕。铺完最后一块砖，抹上最后一刀泥，心里是很欢愉的，土炕我从来没盘过，它内在的间架结构不甚明了，请教了老勾、大曾，搞清楚了。原来它的肚子里曲里拐弯，弯弯绕还不少呢。想起小时候玩搭积木，干起来还挺有兴味的！
1975年9月20日
今天是中秋节，大阴天，嗖嗖地冷，“每逢佳节倍思亲”，无从谈起。
去年今日，我送小曲回天津……挥手之景，如在目前，令人惘然若失，百感交集。
午睡，竟还得梦：她就站在我身边，那么的高雅，然一语不发……
1975年10月29日
近来，日记很稀。坐在书桌前，翻开日记本，思潮就翻滚起来，想到了自己的一些憋屈和不悦……倒不如不去碰它，时光也就速速地过去了。
小曲是准备和我断交了。这么长时间不来信，已说明问题。我想写封总结性的信给她，又想想毫无必要。我们之间断就断了，没什么“后事”要处理。对她我是无愧的。写了首小诗，录在这儿，作为与她的“告别”。
《告别》 （又名《标本》）
这朵花，开在我的日记本里；不，不，它已经枯萎、干瘪，它萌发在春天的草地。
它曾经那么芬芳，飘逸着她的笑声，那么娇艳，盛开着她的情意。
我珍藏着－－不料想，日记本会是它的墓；爱，成了标本，只活在我的记忆里。
农场的函授写作班的转授搞了六天。昨天上午我讲了最后一课《小评论作文的讲评》讲了近两小时，反应很好。心思化在工作上，是能排遣一些烦恼的。
高磊主任在大会上“咆哮”起来：你们引龙河第一中学是哪个阶级的讲台！
1975年11月6日
由于毛文忠在政治课上讲了有关江青的小道消息，在引龙河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地震！
这个神志糊痴的家伙，你当讲台下面坐着的小鬼是谁啊？都是总场书记、主任的公子哥儿、小姐哎！散布政治谣言！高磊主任当晚就知道了，第二天就在大会上“咆哮”起来：你们引龙河第一中学是哪个阶级的讲台！散布伟大旗手的谣言！要查！
追根溯源查到我。这几天高磊主任大会小会说这件事。我和毛文忠面临很大压力。
下面是张主任要我写的证言兼检讨。
证言
大约是在9月4日，我在宣传科碰到戴未，当时在场的有阎湘。戴未对我谈起了流传中的一些小道消息。内容大约如下：1、江青犯错误了。在新老干部之间搞不团结。毛主席批评了江青，说“我和江青只是夫妻关系”。江青被撤消了党内外职务。2、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不断增长。中央军委里斗争很激烈，有人想对苏修和。听了这些后，自己心里很震惊，将信将疑。在9月6日（也可能是7日）在宿舍里把这些小道消息传给了毛文忠、李泉。（还讲到江青认为电影《创业》不好，说《创业》有十大罪状。）我轻信谣言，传播谣言，造成了极恶劣的政治影响，直接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指示的落实，错误性质十分严重。我愿接受领导的严厉批评和处分，以弥补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并教育我本人和其他人。
张主任一边看，一边小声嘀咕：“能过就过，你兜上去干啥？”掏出钢笔把“极恶劣的政治影响”，“我愿接受领导的严厉批评和处分”等词句，唰唰划了：“真给个处分，就进档案了！你知道不？”
下面是经张主任提示，修改过的“证言”：
大约是在9月6日（也可能是7日）在宿舍里我和毛文忠、李泉议论评《水浒》的意义和政治背景时，我对他们谈起了流传中的一些小道消息，我轻信谣言，传播谣言直接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指示的落实，造成了不良政治影响，错误性质十分严重。这些小道消息的来源是：大约是在9月4日，我在宣传科碰到戴未，当时在场的有阎湘。戴未对我谈起了流传中的一些小道消息。内容大约如下：1、江青犯错误了。在新老干部之间搞不团结。毛主席批评了江青，说“我和江青只是夫妻关系”。江青被撤消了党内外职务。2、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不断增长。中央军委里斗争很激烈，有人想对苏修和。
1975年11月10日
传达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学校改为半天上课，半天劳动。生活紧张了，体力和脑力的调剂得当，人的精神显得更为亢奋。
1975年11月17日
七分场的周长林患胸膜炎住在场部医院，今去探望，了解了分场的一些情况，知青的精神状态太糟，令人忧虑。赌博、酗酒、斗殴成风。偷鸡摸狗已不过瘾，整猪整羊地偷宰杀吃！还有悲观厌世的，竟在门栓上佝偻着身子上吊自杀成功的。如此死于非命，闻所未闻。
上个月七分场小卖部被盗，最近案子破了，作案者是“小姑娘”， 周长林告诉我。怎么会是他？我大惊失色。“小姑娘”是男的，也是上海人。瘦高的个头，白净的面皮，微微的瘪嘴，带有几分女性的秀气。所以大家都叫他“小姑娘”，倒把他的本名给忘了。保卫干事审问他的时候，桌上摆满了他盗窃的赃物：四双棉胶鞋、六顶狗皮帽、一大把鞋带，两只小闹钟，此外还有小学生的练习本、铅笔、橡皮和信封、邮票，甚至于老娘们用的顶针箍，乱七八糟一大堆，几乎小卖部的货物他都偷全了。保卫干事问：“这些东西是你偷的吗？”“不是！”“这话你敢负法律责任吗？”“敢！”“你画押。”“小姑娘”在审讯记录上按上手印，满不在乎地拿起桌上的一顶狗皮帽，往自己头上一扣，开门欲出。保卫干事怒从心起，一把揪住他脑袋死命摁在桌上，大喝一声：“你跑不了！”保卫干事到处煊耀：“特大盗窃案，我十二小时就破了！”
周长林说：其实，作案的前两天，“小姑娘”在食堂、在宿舍逢人就讲：“你们看着！阿拉七分场马上就要发生大事体了！”“什么大事体？”他又故作高深不作回答。人们只当他摆噱头，也不放在心上。作案后，偷来的东西他到处送人，弄得人家一愣一愣不明究竟。信纸、信封、邮票到宿舍来散发，还引来了一大群小孩子围着他追着、跳着讨练习本、铅笔、橡皮。他像过节一样开心。余下的赃物往木工房的角落一扔，他睡觉去了。
破案后，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他半夜三更冒着严寒撬小卖部为什么？他图什么？脑子出毛病了？神经搭错了？寻开心，找刺激，解厌气？他不知道盗窃罪要判刑？……这个闯祸胚子！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挺俊的一个小伙子，冻掉了耳朵，可娶不上媳妇了！”
1975年12月1日
11月下旬，引龙河全场召开了四百多人的党员干部会议，帮助党委整风。这次党委整风的起因是，上级领导对引龙河工作的不满。上级领导认为，几年来，引龙河的农业学大寨，基本是没上路，没迈步！－－够邪乎！全盘否定嘛。
为了向上级领导显示场党委带领广大群众大干快上的决心，龙河灌渠大会战第一期工程开始了！
每天早晨六点，我们学校男女教师就起床了，一个不拉，整队集合，扛着铁锹、镐头，向转盘道出发。北大荒的此刻，零下三十多度。走不了几步，扶镐把不动弹的那只手就冻木了、僵了；就得急忙把镐头换肩膀，让另一只手扶镐把，让冻僵了的手臂甩起来，让它缓过来。就这么的周而复始地来回倒肩膀甩手臂。到了转盘道，几辆卡车停在那儿。大会战总指挥部的人吆喝着、指挥着学校、卫生院、机修厂、粮管所、工业队的职工上卡车。然后向龙河灌渠工地疾驰而去。我们在卡车上个个蜷缩着身子，寒风无孔不入地钻进来，那个冷啊，就好像是你根本没穿衣服似的。到工地了，天也蒙蒙亮了。冻土硬如铁，你抡起镐头，狠命地一下，地上一个白点，两下，两个白点；五下六下七下之后，拳头大的一块冻土终于被我刨出来了！我的劳动成果啊！干了一会儿，浑身大汗，把棉衣脱了，帽子摘了。又干了一会儿，大曾突然大叫：“老范，你耳朵！”没等我回过神来，他一步窜到我跟前，从地上抓起一把雪，就往我耳朵上搓：“你耳朵已经发白了！”等把我耳朵搓热了、烫了、痛了，他把狗皮帽子给我脑袋扣上，护耳拉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挺俊的一个小伙子，冻掉了耳朵，可娶不上媳妇了！”
收工后，我到卫生院上了药，耳朵一层层缠了好多绷带。李耕说，你像个长耳朵的大白兔了。
1975年12月3日
浦芝要走了，去营口市她爱人那儿。已办妥了调离引龙河的的手续。她留给了我一些书《韩非子集释》等。我赠她日记本一本，题词，我抄录了唐人高适的诗一首：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唐人高适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吟哦，彼情彼景，于吾于今，天造地设一般！
浦芝走了，对林蔚是个很大的震动。这几天，她脸色灰黯。
生活的小船在风波里飘荡，她无力使它安宁。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
浦芝在办公室整理东西时，突然说了一句：昨天我翻到四、五年前的日记，真有意思……。她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欲言又止。含义是什么，不知道。人生的转弯处，人们难免忐忑不安，盼左顾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有些愴然，有些踌躇忧虑吧。
她问我：“你今后怎么办？”我无言以对，沉默不语。
1975年12月8日
今日早起，送浦芝上了汽车。我们告别了。天很冷。“踏白雪而去，破朔风而行，携送别小辞，知情谊万缕。”我想起了去年她“赠”我的小诗。
昨日，利用学歌间隙的一点时间，领导主持了浦芝的欢送会。仪式不能再简陋了，气氛不能再随便了。从浦芝的脸色和语调看，她是十分难过的。我打破了这种难堪。我以平稳的语调，回顾了浦芝的工作，作了较高的评价。我的话，并无一点过分的阿谀和褒奖。可是离别之情，增加了这些话的感情色彩。浦芝低着头，轻轻咬着嘴唇，我担心她会掉泪，可她并不，抬起头来，笑了笑，笑容是勉强的、凄然的。
在告别会上，发言的人寥寥无几，有人是漠然，更多的人是心曲难表。林蔚脸无表情地坐在角落，背着身，双手夹在两膝，一语不发。
龙河灌渠大会战第一期工程（五天）结束了。六日，我们奋战了一天，夜晚十点才回来。
1975年12月9日
看了北大、清华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从标题看，从内容看，从语调看，当前“新”“旧”的斗争之激烈，令人不敢介入！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今后的三年内，或五年内，将发生什么变化，是很难预测的。作为我个人，应该怎么办？为自己准备些什么呢？这应该认真考虑。
听说，《诗刊》、〈人民文学〉要复刊了。上次在蒋民处看到姚文元给毛主席的信（流传的复抄稿），姚说，如再出〈草木篇〉这样的大毒草，再来一次大批判就是了！！
〈草木篇〉我知道是大右派流沙河的诗作，内容至今我无从知晓。
1975年12月17日
教师奇缺，难以上课，人心浮动。
张民外婆“奄奄一息”，回上海了，班级的担子撩给了我。我要对付俩班级；应付了两天，累、烦！分局又要我校开门办学的报道，让我写，几乎没一点空闲。
1975年12月26日
哈尔滨化工局在引龙河招工，给了学校一个名额。光明、尚华两个好友明争暗斗了一番，光明走了。昨晚，为他饯行。宿舍里闹哄哄，喝了酒，无甚味，抽了一支烟，青烟袅袅，愁绪无限。
光明，直爽、为人热忱，我们相处不错，他走了，实乃是一个遗憾。
听说中央有一个“打招呼”的文件。不传达到群众，讲如何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斗争如此激烈，瞬息万变，神经脆弱的小人物们简直受不了了，厌烦透了，岩浆在沸腾，疾流，随时有可能奔突！
1976年1月2日晚
广播里，铿锵激昂的男中音，朗诵了毛主席新发表的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和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1976年在一片“登攀”声中，揭开了它雄壮崭新的一页。
批判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最近达到了新的高潮。元旦社论又给这场斗争加了码，鼓了劲，吹了号角。
1976年1月6日
自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桂舫隔三差五地一直在给省革委会宣传部长写信，谈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认识和教育革命的体会，一写就是几大张，向宣传部长讨教，努力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宣传部长也回过几封信。这次，桂舫提出利用返沪探亲的机会，到哈尔滨登门拜访部长。部长马上回信表示欢迎。桂舫把部长的这封欢迎信一一给我们看，心里或许有这么点攀龙附凤朝中有人的意得志满。我们看了此信，听了他说，也没怎么往心里去……
今在办公室，桂舫不在场，丁柏林突然说：“桂舫到宣传部长家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为什么呀？”我们都奇怪地抬起头来。
“你们想啊，桂舫和宣传部长从没见过面。凭桂舫这名字，凭桂舫这一手小小样样、挺文气的字迹，部长肯定认为桂舫是个女知青，上海女知青。等一见了面，发现是这么个矮矮的半糟老头似的男青年，以前的热情还会有吗？肯定大倒胃口！”
我猛然省悟，觉得丁柏林分析得有道理，到底他吃的盐比我们吃的饭多，能揣摩人（包括部长）的心思。不禁钦佩他的世事洞达。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想法，告诉桂舫呢？”
“我吃饱了撑的！告诉他，怕扫了他的兴呗！”
1976年1月8日
收到小曲的信，没待我回信，她跟踪又来了一封，拿信在手，我心感“蹊跷”：何需联翩而至？处理完两学生的打架事件，拆开一看：果然邪乎！ 对我“上门”天津，她家里掀起轩然大波－－畏我如虎，真是可笑。她的父亲“坚决不同意！”大有拒我于“津门”之外的气势。小曲从家里的“风波”谈起，谈到了大姐、二姐，大姐夫与二姐夫，两对“过来人”的“正面开导”，谈到了她对“两地生活”的“不理解”和可能产生的“精神苦恼”。总而言之、简而言之，她要收回对我的“欢迎词”。而且，我俩的关系也无考虑的余地，就此结束，告吹！最后，她战战兢兢地说：“你骂我，说我，都可以”，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并给了我一个“好人”的桂冠结束了全文。
我内心充满了鄙薄。把信揣在口袋里，声色不动地参加了教师的学习会。这是事先定好的，我给大家讲解毛主席新发表的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
讲完了，大曾说：“老范你讲得好！你的水平不亚于大学教授。”我哑然失笑，我知道大曾有言过其实的习惯。
一种被嫌弃的羞辱紧紧攫住了我。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沉重打击。
1976年1月9日
惊悉“周总理逝世”，钻心之痛，如雷轰顶。
新陈代谢的规律，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可能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应怎样接好革命的班？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以这为主题，我以庄重严肃的语调，在班会课上作了一番讲话，学生们睁大着眼睛，肃穆地听着。转变学生的思想，还是应坚持从路线的高度去引导，鸡毛蒜皮的事扯不清；要抓住国家大事，作为有力的契机，方有成效。
文卫科新指示：为了开展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寒假教师一律不放假！
1976年1月13日
一日三变。承蒙权贵们开恩，准许我们小民回家了。
事情多波折，归心愈烈。或许正是这原因，我最后决定不上天津了。犹豫了很久，这几夜，总不安实，情绪很激愤，难以入睡。一种被嫌弃的羞辱紧紧攫住了我。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沉重打击。恼怒、发火却找不到妥当的方式。我是个软弱、无用的人。唯有“即从巴峡穿巫峡，便向襄阳下洛阳”－－逃之夭夭。
1976年1月18日
14日登上龙镇到上海的直达列车，64小时33分钟到上海。同行的有建明、姚、柯等。
13日晚，党支部召开了毛文忠劳动反省的甄别会议。对毛散布“反动”谣言作再一次的批判帮助。会上我作了两次发言。先一次，是体会，谈了学习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体会。后一次，是表态，李正贤等人，要求“开除毛文忠出教师队伍”！我不同意，理由有二：1、教师的世界观改造是长期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2、去年七、八、九三个月，谣言四起，是一股社会思潮。潮流来了，大多数人跟着跑，毛主席说的。芸芸众生，反潮流者，能有几个？毛是受思潮影响。
1976年6月8日
小曲知我患病来信慰问。
小曲：
这次回沪探亲，因胸痛，到医院作了一次体格检查，X光胸透，发现左肺中部有斑片状浸润阴影，起先以为是肺炎，后来确诊为浸润型肺结核。我们那儿，得肺结核的学生教师日渐增多，我只是心里疑惧，症状感觉几乎全无，但回来一检查，果不其然！真倒了大霉！
学校领导同意我在上海养病。在上海，有现代化的医疗条件，营养也跟得上，会好的。只是疗程长一些。
家里在设法替我搞病退。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知道，是很困难的。凡是1971年11月份以前参加教师队伍的知识青年，在去年夏天都已转为正式干部了。虽然近几年来上海病退工作落实得很好，条件也宽，但引龙河能否放，是个关键。上海的医生已给我开了病情证明。我想，不妨也去试试。
你感性、善良的邀请，我是感谢的。但是现在来说，这究竟有多大的价值？来了，有什么意思呢？来了，仍然保持缄默，相对无言吗？你们的家，你当然知道我是不会再去的。到学校来，我是什么身份？会给你造成什么影响呢？你倒好象不考虑这个问题？再说，经过这样的一番波折，上你这儿来，我也没有什么好心情、好兴致。来了，也不是味道，这一点你是懂得的。所以，我决定不来了。
军训去，多多保重身体。
1976年6月30日
小曲：
阴雨绵绵，在家念着你的来信。黄梅天以来，雨水特别多，淅淅漓漓，才说不愿下了，转眼又下了，没个准主意。因为下雨，每天的逛公园，也懒怠得去了。在家或者看看书，或者面对着窗外随风飘洒的雨丝愣神。夜晚，伴我进梦乡的也是这惹人忧思烦恼的雨声。养病的日子，就是这般闲逸和无聊。无聊了，是很容易回忆往事的。记得是四年前，也是六月的一个下雨天，在北大荒，我找到了那棵焕发着青春朝气的“小白桦树”……
和我没出息枯燥的生活相比，确实你是显得蓬勃向上的。军训生活火热、紧张、严格，是我很羡慕的。它能锻炼人的体魄和意志。我是愈来愈衰退了，而且象个懒汉。如果我能病退回上海，我的前景也是很不妙的。病退的青年都进街道里弄加工组，经济上待遇很差，而且和一些“老娘们”打交道，从我的气质、性格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生活啊，就是这样给我出难题。“生活就是奋斗”，过去我是信奉这个哲学的，可是年近三十，又拖着病体，心气和意志都不如当年了－－在这十字路口，我确实很彷徨。
你和引龙河还有联系吗？二年了，变化也不少了，有一些新闻要不要我说给你听听？下一封信再说吧，你如果感兴趣的话。
膝关节积水，要注意治疗和保养。身体是自己的。
1976年8月27日
小曲：
看了你的来信，了解了你们的“地震遇险记”，没有发生什么不幸和损失，这个令人十分高兴的。要说“经风雨、见世面”，你可是老资格了。想当年，在七分场，小学校的那场“火劫”，你不是也算“死里逃生”的吗？（一笑）－－“但愿人长久”。
唐山地震，据说伤亡惨重。上海的流言蜚语也特别多。救灾，给上海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上海各大医院也住满来自唐山地震伤残的灾民。他们瞪着一双双惊愕的眼珠，瞅着车水马龙的街道，好像是惊魂未定，心有余悸吧。上海的很多单位，加班加点生产救援物资，市团委动员共青团员义务劳动，到车站搬运抗震救灾物资。
唐山和成都地震后，江苏地震局又预报了在扬州、盐城、海宁、及黄海沿岸有五至六级地震的消息，搞得上海人心惶惶。前几天，食品店的饼干、糕点几乎抢购一空，居民各家大量地购买蜡烛、电池等照明商品。一些小流氓，唯恐天下不乱，三五结伙，半夜三更，尖声怪叫：“地震喽！地震喽！”那天刚好下暴雨，害得一些神经敏感、手脚利落、逃命要紧的男女，慌慌张张地从床上爬起，不顾死活地从楼上夺窗跳下来，有的顿时跌断手脚，摔得鼻青脸肿。据说这是一伙故意扰乱社会治安的家伙，是有预谋的，他们有统一的标志：黑阳伞、黑皮包。同时在市区的好几个居民区作案，已经抓住了几个，剃了光头，正游街呢！民愤很大，要判刑的。关于地震，各单位都向群众作了很多解释工作，这几天，人心已安定多了。
说说我近来的生活。①主要是看书。半年来，离开了自己的社会工作，闲散惯了，什么社会问题、政治，几乎也不关心。领导也很少给我来信，每月的工资倒是按时寄来的。所以我一头埋在书籍中，文艺理论书籍，我都感到头疼去研究，光看情节强的，给人以美感的文学作品。很多书，自己在小时候（初中、高中时）也看过，如今再读，仍然感觉新奇、有味儿。下乡七年多，和学生时代相比，较广泛地接触了社会，较深刻地理解了人生。阅历增多了，人情世故也懂得多了，带着自己较成熟的头脑和思想，来重读这些大文学家的作品，这些对生活现象独到精细的描绘，这些对人生道路、对爱情的精辟论述，多么使自己感慨万端啊！闲着没事，我把书中精要的章节、美的故事抄在自己的小本子上。②其次是聊天。过去，我很反感把时间无端浪费在漫无边际的闲扯和吹牛中。其实，聊天、对一个人的知识和增长社会经验，也是很有补益的。上海小市民的生活情况、邻居纠纷、婆媳争吵以及上海的青年人如何选择对象等等，能使自己进一步地了解生活，理解生活。上海是个典型的社会分子，而在引龙河就显得单一一些，没有上海那么复杂。对一些问题，在引龙河时，我确实是看得太简单太幼稚了（经的世面不多嘛），真是“死脑筋”啊。聊天的对象，一是邻居中几个和我一样病休的“病友”，有江西的，也有黑龙江的，也有上海的。二是家里人，我弟弟从江西回家探亲了。他如今也是乡村教师，放暑假回来的。他给我带来江西的乡土人情。我小妹在木材加工一厂，这个姑娘聪明伶俐，思想敏锐，社会活动很多，以往她住在厂里。我在家，她几乎每天回来，给我带来无穷无尽的新闻。她们厂里的新鲜事，经她一叙述，就有鼻有眼，生动起来了。还有我哥哥，尚未结婚，他已准备好了家具和房间，可是对象至今在天上飞。近几年来，经老同学、老朋友介绍，他已经“对”了二、三十次“象”了。没有一个成功的，不是人家不满意他，就是他不满意人家（当然有几次，他拒绝了人家，后来感到后悔的）。爸妈和我对他这种“玩世不恭”很反感，在恋爱问题上，他的思想意识很成问题，对于女子，他谈起来，开口就是什么“肤色”、“身材”，什么“眼睛里的丰富的内心情感”，我有时免不了要和他争辩，谴责他这种荒谬的“恋爱观”，他反而讥笑我“守旧”、不合潮流，还说什么他是坚持“理想主义”的。最近，和他谈朋友的是无线电二厂的一个姑娘，我和弟弟一次在电影院看到过他俩。她穿着一件蓝底白花的连衫裙，娉娉婷婷。可我们家的这位公子哥儿，认为她“皮肤太黑了点”。我只得摇头苦笑了。我爸爸自执行火车通勤免票以来，每月回上海住上三、四天。在上海养病，我饱尝着家庭的和融与快乐。③也干点家务。空余时间，也帮妈妈、妹妹干些杂活，如拖拖地板，修修藤椅之类。
太罗嗦了，就此打住！
1976年9月9日
毛主席逝世，举国悲痛。
1976年10月15日
爆发一颗原子弹！街头出现标语：打倒“四人帮”－－王、张、江、姚！群情鼎沸了！
不谈爱情，只叙友情，使我给小曲的信写得洒脱起来。
1976年10月20日
不谈爱情，只叙友情，使我给小曲的信写得洒脱起来。
小曲：
你的这封信是挺有“味儿”的。你说我“说话、写信都讲究文词”，当了这么些年的语文教师，可能已养成了习惯，但也算不了大的缺点。我只不过不太懂你们天津人的某些土话，于是遭到了你这么一番“名副其实”的联想和“偏于第一种”的挖苦。还什么“其意思有两个”呢！
你的俏皮话很多，又自恃会解“微分方程”，可是信中的语病触目皆是。既然你说我“讲究文词”，我就来讲究讲究，只希望你听了不要下不了“大学生”的台。只举一例。你说我的长相“一个意思就是说一个叫人一眼看上去就产生一种看了叫人舒服的感觉”。吞吞吐吐，这句话真没有“叫人舒服的感觉”！你真是个搞数学的，数量词一句话中竟一口气连用了四个，数字对你来说，是如此地信手拈来，得之不费力；可从语法上讲，却是不允许的呀，我的小曲同志。另外，两个“叫人”， 两个“看”，这样的动词连用，显得累赘、不必要。搞数学，最讲究准确、简练、推导严密。说话、写信难道就该疏忽吗？“隔靴搔痒”之类的比喻并不怪。不过既然你听了“不舒服”，我遵命，以后不说就是了。
农场的女知青到处托门路、找亲戚四出求偶，你说“不喜欢”又说不清理由，我是感到奇怪的。你说“认识不到半年就和一个男人一起生活，真是笑话！”我是有不同意见的。你也是知青出身，你设身处地地为她们的境遇、年龄想想，就会理解、同情她们的这个举动的无奈和辛酸。凌、林薇等人并不比别的其它人品位低下，她们也和其它人一样珍爱朝夕相处而产生的爱情和友情，可是她们由不得自己。这不是什么“笑话”，而是一种严峻的现实。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怪，这样不合情理：有的人懂得爱，却得不到真正的；有的人得到了却视为草芥。你的话引出了我这么一番议论。其实我是无权这样评论别人，也不该评论的。总之，有一点我可保证，“南下求偶”的事我是不会去做的，我也怕你会“笑话”我呀！
我的病还那样，不易好，我也不急，让它慢慢养吧。
1976年10月29日
林蔚从昆明结婚回来了。前去拜访。
她爱人是个医生，可能给她安排了一个很舒适的窝。这从她眉目飞扬的表情可以看出。但是，把她从引龙河办到昆明去，可不是件易事。她和他不得不分居一段时间。在四川北路永安里她那间充满姑娘家气息的小屋里，她请我吃糖，说：“这糖非吃不可。”我明白了，拈了一块说：“既然这糖不同寻常，我就吃一块。”－－她这样就算，把“我结婚了”的消息正式告诉了我。我们仿佛都在小心翼翼地回避那个敏感而又难以述说的话题，深入下去，其中的滋味是复杂难辨的。知青的婚恋，这儿、那儿的，总有一点儿苦涩和无奈吧。
我一时被自己的话愣住了！我有点惊诧：如此哀求苦恼的话，竟被我这么轻快稀松地说出来了？！
1976年10月30 日
张主任来了信，转达了文卫科的意思：病退要回农场检查身体、核实病情。
拖着病身子，回农场一趟，是免不了了。
1976年12月21日
11月17日，我离上海，20日到龙镇。在久别一年多的引龙河呆了一个多月。为病退材料、复查身体，整天奔忙，真跑细了腿。
上海医院的所有病历记录、X光片等病情证明，在引龙河都是不作数的。都有“假”的嫌疑。此行到引龙河，我只有一个目的，要证明自己肺腑之“空洞”病灶，绝非子虚乌有，是货真价实地盘踞在肺中央，而且面目狰狞。
冷寂的医院走廊空无一人，X光室大门紧锁。好不容易在热烘烘的妇产科找到了那个瘦麻杆的X光室医生。他煨着火，头也不抬：“拍什么X光，不是没电吗！”“那什么时候有电？”“我怎么知道，这要问发电厂啊。”他翘着二郎腿，再也不答理我了。我忍不住咳了两声，只能悻悻的回学校了。
在办公室，说起这没电，我一筹莫展。大曾高声嚷道：“老范你怎么不去找七年级的肖劲刚，他和发电厂特熟！他是肖劲成的弟弟。肖劲成不是过去你班的吗？”他立马唤一个学生去把肖劲刚叫来，肖劲刚高高大大的来了，听说范老师拍X光要电，抓起电话就摇发电厂：“林叔，你给我们范老师往卫生院送电。”“一小时够不？”他扭头看看我，“送两小时电，马上！”
这让人心里急得发毛的事情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拍了X光片回来，我对肖劲刚说，“你是我们农场没有委任状的第四把手。”－－他父亲肖主任是我们农场的第三把手。
他傻呵呵地笑得很可爱。
要过那个瘦麻杆的X光室医生这关，就没这么轻而易举了。
X光透视室，只生了个小火炉，根本不顶用，还是冻手冻脚。他叫我把衣服脱了。脱得只剩棉毛衫时候，我站上去了，只听他一声怒喝：你听得懂中国话吗？我叫你脱光！
我光着上身拍完X光，人都冻哆嗦了。
X光片拍了，但过了一个多星期，病情报告还没给我。他的办公室我去了三次，总是阴阳怪气的那句话：你不是要办病退吗？我们要研究研究。高人指点我：这是要你“上油”，滞着呢！
于是我带着一条“牡丹”烟，有过滤嘴的那种，两斤“大白兔”奶糖，来到他家。一进家门，我就脱口而出：秦医生，求求你，行行好，把病情报告开给我……。我一时被自己的话愣住了！我有点惊诧：如此哀求苦恼的话，竟被我这么轻快稀松地说出来了？！
1976年12月25日
在焦光明家里。他们一家人全出去上班了，我一个人静悄悄呆着，给他们看家。因无事可干，写写日记吧。
1976年即将过去了。这是不平凡、不平静的一年。国家经历了巨大的悲痛（毛、周、朱逝世），巨大的灾难（地震、“四害”），和巨大的欢乐－－揪出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大快人心，人民喜庆。这种欢愉和狂喜，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淡，而是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强烈。这几周来，电台、广播上，不少著名诗人、歌手都出来纵情讴歌。人们渴望一个既有个人心情舒畅又有浓厚政治气氛的团结局面。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为什么不是百分之九十九，或更多）的人民，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人民久已向往的。
1976年，对我个人来说，是被结核杆菌纠缠，身陷泥淖，烦恼的一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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