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52．好友乌斯满江
乌斯满江．吐尔地（1926－）乌鲁木齐人，党员，知识分子。1947年12月9日参加新疆地下组织人民民主革命党。曾任新盟七区省参议员组织委员会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南疆阗田县公安局长，后在南疆区党委社会部工作，曾调入公安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后在民族出版社维文编辑室工作。离休前任新疆科技报总编。
就是上面的这位乌斯满江成了我的朋友。介绍我们相识的是小朱峰的哥哥少堂汉。
那时我和少堂汉在达坂城东沟我们队的煤窑上背煤。少堂汉领来一位维族老汉来找我。此人外表慈眉善目，谈吐文雅而有礼貌。少堂汉介绍老汉会俄语。于是我们俩就用俄语交谈，他俄语发音准确，语法规范，故肯定是位不一般的人。
我本人有个毛病，其实也是最大的优点，就是一辈子到处都爱说实话。要想叫我故意骗人是准不成的。我向他原原本本讲了我直到当时自己的全部经历。
他的家就住在我们的窑口子附近，我没事时常到他家去。他当时找了一位不识字的维族妇女当老婆，有两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女儿。我经常牵着大的抱着小的玩。她们不仅会讲维语，也会说一些汉话。
他当然也原原本本向我讲了他自己的经历。因为他要申诉，怕自己的汉语程度不够好，所以由他自己说，由我用汉语写。他说时维语、俄语、汉语都用，为的是我能更准确了解他想写成汉语的意思。我替他写了很长时间的材料。
他小时家里很穷，靠读师范和自学完成了学业。因对新疆的反动政府不满，参加了新疆的三区（伊犁、塔城、阿尔泰）革命。他当时与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往北京参加政协的途中飞机失事亡故)、赛福鼎等人都是朋友，级别也差不多。当时三区革命是斯大林的苏联支持的。三区革命的武装力量称民族军，是苏联装备起来的。这就与英美在新疆的间谍机关成了死对头。新疆解放前不久，民族军已经攻下了乌苏县（也就是我当年所在轴承厂办的农副业基地的那个县，现在改成乌苏市），离迪化（乌鲁木齐）已经很近。因为解放大军已经进疆，大概斯大林认为民族军和解放军都是共产党的军队，民族军再未向前攻。
当时三区革命组织一定要消灭英美等帝国主义的间谍组织，于是就派乌斯满江去执行这异常困难和非常危险的任务。他服从命令打入敌人内部，最终完成了一网打尽敌人的任务。今年四月份我专程从北京去看他，征求他的意见。他患心脏病已久，年事已高，来日不多。他嘱托我，这段往事因时事的变迁，不必细写。我也只好从命。
他为人民政权肃清反革命立了大功，党组织为了奖励他，原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但因为南疆不太平，王恩茂书记要他留下一段时期，等南疆公安工作比较安定时再去不迟。因此他在五○年任南疆阗田县公安局长。
他在南疆公安系统工作时权很大，镇压反革命也很有成绩，但也得罪了当地不少人，所以有不少人怕他和恨他。在他受冤坐牢时外调人员到南疆外调，许多人给他添油加醋。他当时年轻，英俊、权大位高、工资也高。有不少维族少女与他相好。他说维族少女在结婚前比较开放，也不知是真是假。与老乌相好的为数不少，他说有一二十位。在审干时他都老实向党组织交待了，因而结论是免于处分。他说当时在维族中间这样的事不算什么稀奇。
他在南疆时当然会处理过不少重大案件。有一个三条人命的案件，他弄得很清楚，但不忍心要人抵命。
有一个维族小家庭，夫妇俩个，有一子一女，女孩大约六岁，男孩约一岁。夫妻俩皆上工，留着女儿在家哄弟弟。弟弟老哭闹，姐姐就学着大人老说的话:
“再哭拿皮夹克（刀）把你的球把子（生殖器）割掉！”可弟弟不听这一套照样哭闹。于是姐姐就真的拿了刀子割掉了弟弟的小鸡鸡，弟弟当然就不哭了。等妈妈担水回来见到血流满地儿子已死，知道了是女儿所为，气头上抬起脚踢了女儿下身一脚。她穿的是南疆妇女常穿的尖头皮鞋。女儿经受不了她这猛一脚被踢死。等她明白过来后悔已晚，一屁股摊在地上嚎啕大哭不止。等丈夫提着砍土曼下工回来问清了原因，也像他妻子一样，在气头上一砍土曼下去砍死了妻子。此时邻居们也都从地里回来，见到连着死了三个人岂有不报告公安局之理。这位维族丈夫当然后悔不及不想继续活下去。在邻居们的照看下让公安局将他带走。
乌斯满江面对这最后的“凶手”真不知怎样处分他。
后来他到现场召开了群众大会，教育大家平时在孩子，特别是不懂事的孩子们面前不要再胡开玩笑。这起血案完全是平时开玩笑说怪话造成的。血的惨案应该成为教训。至于这位父亲，他在气头上杀了妻子，但不是故意杀人，另外两个杀人的人也已经被杀。他让大家说说这案子该怎么判。这位父亲本人愿意去死。但大家看他太可怜，要求政府宽大。在这位父亲保证不再自杀，并向当地干部们落实防护措施之后对他免于处分当场释放。老乌对我说，除了这样处理法，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我认为也是。
他在南疆干得很有成绩。副手们也带起来了，可以独挡一面。于是他请求上级兑现让他去苏联学习。王恩茂书记说话算话，准他离职学习，但已用不着去苏联，把他送到北京的公安学院。公安学院学完后又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党校学完后没让他回新疆，留在民族出版社维文编辑室当主任，负责当时中央文件及红旗杂志的维文翻译、出版和向全世界的发行。
他在党校学习时，有一天乘公共汽车进城，路经北京大学，从北大上来一位姑娘。那时社会风气不像现在。当时五十年代讲究女士优先，老乌赶快起来让座。双方客气了一会，姑娘问老乌是哪一国人。他回答不是外国人，是中国新疆的维族人，在党校读书。当时老乌年轻，仪表堂堂，举止端庄，风度翩翩，很吸引人。当时互相留了地址。此事似乎到此结束。
在老乌到民族出版社维文室当了主任时，某日有一位印刷厂的维族女工向他报告：有一些少民族分裂分子要在国庆节上午在什么地方开黑会，为首的人也叫乌斯满江。他当即做了详细记录，并且为了怕汉族同志不懂维族人姓名的规矩。特地注明了黑会召开人乌斯满江不是民族出版社维文室他自己这个乌斯满江。这个注释给日后说他“此地无银三百两”埋下了祸根。
说来也该出事，就在这几天那位路遇的北大女生来了一封信，里面还有一张照片，约他国庆上午在大华影院门口见面。他收到此信后乐以忘忧，把姑娘的姓名和信及照片全忘了。他认为反正要见面的，见面后就用不着记了。
他如约在影院门口等了一上午她没来。可公安部的人审问他国庆上午在何处干什么，他如实交待。但记不清姑娘的姓名和交不出她的来信和照片。更糟的是组织上到北大找这个女生没找到。而公安部又怀疑乌是个特工老手,无论他怎么辩白也无济于事。
比这更糟的事又接踵而至。我国驻欧洲的一些外交机构向国内告状。说国内外销的维文版“红旗”杂志竟然印上这样丢人的话：即把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印成了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欧洲许多反华报刊以此事件大做反华文章。说这是中共的特大发明创造。此事很自然地追到了维文室主任的头上。原来是老维文铅字的一个字母上端在印刷过程中将三个小点磨损掉了，而使整个句子的意思大大走了样。开印时不久三个点还有，印多了就没了。按说这与乌本人没什么大关系。但在左风盛行的年代没大关系就是大有关系，就能定你的罪。国庆节和铅字丢三点两个案子加在一起共判了老乌十二年，弄到北京德胜门外六铺坑一个新生铸造厂劳改。后来北京疏散人口把他转移到河北省。
他判刑后公安部门又仔细检查他的被查抄的东西。在一个小本子里抖出一封信，内有一张女士的照片。拿到北大查人，该女生就在当年约会老乌的时候毕业回了杭州。她当年对老乌有点意思，写了信，但又没赴约。照理老乌开黑会的嫌疑和三点事件的罪名不能成立，应该洗冤。可北京法院不同意平反，说他在南疆玩弄许多妇女也该判这么多年刑。老乌也只好继续在河北服刑劳改。
因为老乌是维族人，得给他做清真饭。河北劳改当局因为仅有他一个少数民族犯人嫌麻烦。征求他意见，让他回新疆监督劳动。他同意后就回到乌鲁木齐。他给赛福鼎写了信。赛福鼎大概是因为在文革期间怕牵连，没敢接见他，只在他的信上批示。让他自己选个比较好的农村接受监督劳动。于是他在家人帮助下，认为达坂城的东沟常年吃细粮（面粉），有水有煤，离乌市也近，就选了东沟最好的队四队。也就是马生清当会计的队。离我们的窑口子才二三百公尺。因而我们有缘相识成了不同民族的莫逆之交。
他对自己被北京法院错判一直不服，故请我替他用汉语写申诉材料。所以我知道了他的奇特经历。只是他如何破获新疆的以宗教为外衣的英美间谍组织，遵照老乌的意见省略了。不过这一段经历是最富有戏剧性，最精彩也是最危险的一段，不让写出来也未免太可惜。
随着斗转星移与时间的流逝。我国的天空逐渐由黑变亮。我动员老乌也该到北京上访了。他经济困难，而且有妻子和女儿没人照应。好在生产队的邻居们都答应帮忙。我借给了他几十元路费，他到了北京。
北京法院的一位院长亲自抓他的案件，很顺地平了反。此案一开始就是冤案，只不过当时法院硬顶着不给平反，故一拖就是十多年。他回到民族出版社，出版社群众要求领导要知错改过。起初仅想给很少一点补助。群众不答应，领导上众怒难犯又改成补助五千元，工作由新疆安排。当时的伍仟元不是一笔小数目。他回到东沟后想多给我一些钱被我谢绝，仅收了借给他的钱。而他的不少亲戚都找上门来伸手。他慨叹他的亲友还不如我这个汉族朋友！
当我的问题平反改正之后，新疆还未给他安排工作。我估计是因为他资格太老，地位太高，哪个单位也不敢要他，否则该单位第一把手就要让位的。我受他委托回北京复职后到和平里找国家民委催促。民委当即又派了人到新疆催促落实。正逢新疆要筹建科技报社，这是个还未成立的单位，当然没有人事的纷争，就派他负责筹建新疆科技报社。他资格老，认识的人多，因而在筹建报社时有他的确管用，为报社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年（1998年）四月我从北京飞到乌市专门拜望他。他心脏病很重，已离休多年。因为子女多，生活还不怎么好，至今家里连部电话都没有。他说这大概是人一走茶就凉的关系。老乌在有权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至今他的孩子们还穿着打补丁的鞋，真使我由衷地敬佩！如果我们的老干部们都像他，和像他那样教育子女，今天就不可能有如此凶猛的腐败之风！
遥祝老乌健康长寿！
附带再说一点，老乌当年在民族出版社因为一位室里的副主任要求给他妻子安排工作。乌认为该同志的妻子文化较低，不好安排，拒绝了，老乌至今认为当时自己太认真。认真的人往往要吃亏，他后悔不及。
老乌当时在北京娶了一位汉族妻子，他判刑后离婚，有一个儿子，仍住在北京护国寺。
53．读报引起的疑问
我初到胜利牧场时是新疆轴承厂专门派人派车送到牧场的，带的行李也比较多，有很好的大皮箱一个，箱体外有帆布罩，从南京穿到新疆的衣服也比较讲究。牧场秘书哈族尼牙孜向我要干部介绍信，他好安排。我说到牧场是来劳动的，他似乎不相信我的话。我将安置手续给了他，他才相信。此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用刮脸刀片自杀身亡。
在到牧场之前我曾在北大荒和乌鲁木齐劳动过多年，劳动对我并不难。难的是胜利牧场是哈族牧区，开始一切都不适应。首先语言不通，更不懂他们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
社教开始后向全体居民公布了我的政治身份。讲清楚我是右派分子，但当时社教队大概是执行刘少奇的资反路线。虽说清我是右派分子，但还让我参加群众会。所以许多群众本来就弄不清右派是什么人，但加上了分子称呼为何还让开群众会。群众吃不准公家人对我的态度，我也就更吃不准群众对我的态度。但刚开始时还没发生过像后来愈来愈凶的打骂和批斗行为。
随着运动的逐渐深入，刘少奇的资反路线受到批判。我的日子逐渐坏起来。有不少哈族，特别是年纪小的开始对我不客气。有一次在小学附近一些较大的哈族小学生用半生不熟的汉语骂我是吃大肉长大的。大肉即猪肉，这我早就知道，新疆人都这么称呼猪肉。在哈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的意识里，吃大肉的人是非常下贱非常肮脏的让人瞧不起的人。他们认为我听到他们如此恶毒的骂人的话，一定会被他们激怒。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我不但不恼怒，而且十分情愿地同意他们的“意见”，回说我本来就是吃大肉长大的，这下他们没了着。于是又改骂我是“卡碰”（哈语：叛教徒）。我还是笑嘻嘻回答我本来不信任何教，你们说得非常对。这下他们更没着。一个个气得再找不到更脏更恶的话骂我，也就只好拉倒。
牧场可算蛮荒之地，一般人没文化，可骂起人来什么脏话都能“勇敢”地骂得出口。再加上关内四乡八处去的一些没文化的盲流人员，真是马尾穿豆腐，实在提不起来！
有一次我们在水渠上干水泥勾缝的活，地主子女陈法政正在埋头干活，可能干得有些不合格。当时县上水管站的一位年纪不小的干部骂陈法政是“胎里坏”。我听了不但十分刺耳，而且从这句骂人的话已经可以断定此人的修养是如何的差劲。这样的人也配当干部！他怎么能帮助手下的人把工作干好？！
因为当地哈族人和外来的汉人文化普遍低下，各种工作队都试图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组织过夜校和扫盲。也让我给他们读过报。可这些人全都不好好地学，找出种种理由不学习，以便抽出时间来打扑克，闲聊天或是打架和串门。发给他们的报纸很少认真看。不是用来卷莫合烟吸、擦屁股，就是用来糊窗户。那时市场上玻璃异常难买。牧场的窗户一般用纸糊，因为房屋本来就不高，故窗户台也高不了。报纸糊窗子要用浆糊，而这两种东西羊都能吃，冬天饿急了的羊四处找可吃的东西。糊在窗户上的纸就是羊们经常能吃到的美食。报纸糊在窗子上三天两头就会被吃掉。公家哪有许多报纸喂羊！这下不想学习的人就更有理由不学了。
工作组的人下来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启发他们说，不识字连个报纸都不会念，怎么行！不料有人说自己不会念没关系，有右派分子老朱帮着念就行。工作组的人说右派分子太少，牧场就一个，哪能老靠他。不料此人竟说，右派分子少，你门多打些不就多了。天下竟有这样不愿学文化的人。为了自己可以不学文化
竟要求工作组多打些右派，奈何！有人实在不愿学，就对工作组说他的文化已经够用了。工作组的人很奇怪问他是怎么个够用法。他回答，您若给我十元钱，我绝对不会当作一元钱花掉。这不是非常够用了吗？你说工作组的人对这种人还能再有什么话可说！
在全胜利牧场，有一段时间唯一用自费订报的大概仅有我一个人。仅订了一段时间我就不订了。其原因有多种：①报纸要么不来，要来一大捆。②先放在场部让大家看。③有人顺手拿几张卷烟抽谁也不管，等我取回来时已残缺不全。④若人家未看完你就取别人不高兴。这样的订报简直是找罪受，找气生，就只好不订也罢！不如弄台好的短波收音机收听外台方便快捷而不受气，但有风险。
我订报不完全为了看，而是有实际用处。牧场从来没地方卖卫生纸。上厕所有不少人用的是石头或土疙瘩。据说维哈族过去有人专门脱制上厕所擦屁股用的小土块卖。我从来不会用石头和土块擦屁股。小时在苏北曾用过蓖麻的大叶子擦过。可胜利牧场没有这种叶子，到冬天什么植物也没有，只能用纸。这就是订报的用途之一。当然也可以用于包东西，糊墙等用途。到了后来的文化革命深入期，报上人头越来越多。谁敢冒生命危险用报纸擦屁股？
我自己虽不订报，但有时队上还时不时拿报纸让我给大家念报。
有一回不知怎么念到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当即有哈族问我江青是谁。我说是毛的老婆。那位哈族很纳闷：两口子睡在一起为啥要写信，当面说不就得了！他更纳闷，不但写信，还要登在报纸上让大家看。他问我这是不是你们汉人的规矩？你说我这个读报的右派能怎么向他解释？
收工时在回家的路上他悄悄向我，毛是否与他老婆闹离婚，所以才要写信。我回答不知道。他还说，你们汉人真怪！一个大头头连自己的老婆全管不住，还要管全国？连老婆都管不住还能管谁?
我一本正经地让他不要胡说八道，免得招祸！他又悄悄对我说，我们俩不是好朋友吗！我对别人是不敢说的。因为你是右派，是我们自己的人，说了也无妨。我至今非常感激他能如此信任我。我在牧场的知心朋友还真的不老少。
54．深山中的孤寂
胜利牧场在文革前正是兴旺发达的时候，可以说是人畜两旺。除大牲畜之外，光各种羊就有四十多群，有十多万只羊。这样大规模的牧场需要多方面的后勤支持。如牧民的口粮、畜群的饲料和饲草、防疫、配种、兽医、建筑以及为牧场人员服务的商业、运输、邮电、银行、医院、学校、电影、农机、水利、粮食加工、电站等，一行也缺不了。而当时牧场各种人员都缺，上级就大量往牧场输送人员，其中大部分是劳动力。象我过样的右派也被派到牧场。
牧场的羊群并不是在牧场周围放牧，而是流动性极大，要经常转场，最远的点离牧场的路很远，而且路很难走。转移畜群往往要好多天。春夏秋冬各有各的放牧点，总是在流动中搬家。
在牧场，保证牲畜安全过冬是头等大事。要有避风防寒的地方，产羔时要保暖，否则幼畜要被冻死。要有足够的饲草、饲料、水和食盐。另外还要兽医、防疫跟得上。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出了毛病皆会导致彻底的失败。胜利牧场在文革前虽然发展很快，但因劳力不足等种种原因，没有像样的冬窝子。
按新疆的牧业要求，简易的冬窝子至少要有永久性的固定房舍，要有门有窗。产羔期有必要时能升火取暖。而牧场当时的冬窝子房无一间。即使遇到暴风雪牲畜也只能在严寒中露宿，无任何防护设施。这在产羔季节对畜群的危害极大，往往能导致成群的牲畜冻死。另外，胜利牧场当时自己不产牧草，因而没有冬季备荒的草料。一旦大雪封地或因雨水稀少牧草本来就没有，畜群只有走向死亡无路可行。
我们大批劳动力到了牧场之后，就抽出了一部分劳动力到深山之中修建冬窝子。
每一个冬窝子要盖土块房几间，再用土块砌一圈能装得下一群羊的羊圈。这种基建活最大的工作量是打土块和砌墙。另外就是房顶和门窗的木工活。木料由牧场用汽车运送。房泥下面的树枝就近寻找砍伐。
我们被抽调的修冬窝子的一行人用卡车送到施工点。带去了全套的生活必需品和劳动工具。
到达工地后首先是要找到水才能埋锅做饭。另外还要找到又有土又有比较多的水的地方好脱土块。此项工作事先派人勘察过，所以没费什么事就安营扎寨。
我们到达第一个冬窝子时意外地遇到了一条狗。这是我们到达当地后碰到的唯一活着的东西。这条狗老在原来牧羊人的毡房基上坐着。在我们来到之前，此处在冬季过去之后已绝人烟。这条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已久。它总坐在原地等待主人再次归来。这大概是一条在主人转场时遗失的狗。
在我们安营扎寨之后，我们常喂它一些吃的，狗慢慢地长胖了。在我们来之前，它仅能够捕些鼠或雀维持生命，故很瘦。这条狗成了我们的编外“人员”。
打土块要有大量的水。我们找到有土的地方没水。找到有水的地方没土。就只好找两处相距较近的地方用马车取水打土块。打土块的人多，运水的车少我们就会窝工。这时我们碰到了“救星”。
新疆地质勘探五一九队在我们住的附近试开采。大概是一种稀有金属。他们的开采点在山上也没水，每天要用汽车运水。在这周围荒无人烟的地方，若是能遇见人，那就会象遇到了亲人般地高兴。人是群体动物，若是一旦失了群让他一个人在世界上，连个说话的人也找不到，那将是不可想像的寂寞与无奈。
我们向他们求援，他们经常给我们免费拉水，而且别的什么东西都不要。我们当然非常感激他们无私的帮助。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汽车一时没注意把我们的那条狗压死了。他们和我们都为这不幸的生灵被碾死而深深地悲切。
若是在人多畜多的地方压死一条狗当然是小事一件，微不足道。可是在深山之中，常年荒无人迹的地方，一条狗的存在，就是生气，就是活力，就是生命的象征。在长年孤独的环境中,哪那怕是一条狗，也是非常罕见的朋友，它能慰藉你孤独的心！
除了做饭的和拉水的，来的人全都开始脱土块。按脱的土块数量计工分。当时的工分还很值钱。每天若干十个小时都能脱六百块。我最多能脱八百，要十二个小时。脱土块要讲究技术，脱土块的场地也要选得好，水还要跟得上。另外还要会估算自己每一次和的泥巴能脱多少块。脱土块每一次往土块模子里装的泥巴不能多也不能少，要正好够土块模子容积的百分之八十。用双手将模内泥巴的四周压得与模子内壁齐平，这样干燥后的土块四棱的厚度都够尺寸，中心微凹，这是要求所允许的。脱中间凹的土块省泥、省土、省水、省时、省力气，产量高。运输和砌墙时搬运也方便。因为比实打实满模子脱的土块轻。但砌成的墙并不受影响，还有好处。因为土块凹，墙砌好两面糊上泥后，墙内缺土处成了空心，而封闭了的空气是非常好的保温隔热体。打凹形土块用同样体积的泥巴比打平土块要高百分之二十的产量。所以会干活的人都打成这种形状的土块。打土块要用不少碎麦草。每挖一块泥巴前先在地上撒一些碎麦草或干砂土，把泥巴放在上面滚成一个泥球后两手端着泥球，猫着腰快步小跑到已经放好的木模前放入泥球，再用已准备好的盆子里的水给泥球洒上少量的水，双手压平泥球，并使泥球的周边与木模四壁上缘齐高即可。然后轻轻地小心取出木模放在紧挨已脱成的湿土块旁边，再脱下一个。“脱坯打墙，话见阎王！”脱土块这活是强劳力活，不仅时间长，而且要经过挖土、取水，和泥、出泥、挖泥球、送泥球、挤压、洗模等许多工序。晒干了还要一块块翻转、运送和码放整齐。每一块土块要挖好几铁锹土，要和好几遍泥，要弯许多次腰，要跑好远的路。打土块久了的人，两双手会伤痕累累，疼痛难忍，然而我都挺过来了。打土块最害怕下雨，因而土块场地要挖好排水沟。码好的土块要用麦草和土盖好。但已经脱好但还没干拿不起来的土块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不过我们都喜欢下雨。下了雨，就等于老天爷给大家放假，用不着谁批准，而且公平，大家全都不用干。特别是雨后初晴时，雨不下了，但还不能开始脱土块。我们就能和谈得来的人聊天，下棋、打扑克和散步。雨后深山中的空气一尘不染，到处皆是奇花异草，谁也不能不心旷神怡。平时我们都是各人打各人的土块，各自为战，而且是一人单独在一个地方干活。再会话说的人也只能当哑巴。顶多你也只能哼哼小曲让自己听。
有一天雨后初睛我和维族达乌提等人在毡房外面散步。他是南疆拜城人，高中生。就是他告诉我拜城粮食虽多，但饿死了不少人。为了不挨饿，他流落到胜利牧场。他突然发现我们头顶上的天空中一只老鹰猛追一只鸽子。眼看鸽子要成为老鹰的美餐。鸽子为了求生，一下扎到我们面前的荨麻丛里。达吾提当时穿的是汗衫背心和短裤。他随鸽子也一头扎进了荨麻丛。鸽子被他逮住了。老鹰也被趁火打劫的他吓走了。可他浑身上下却被荨麻刺满了。这下他像遭了苦刑，又疼，又痒、又刺。用水洗，用药抹全无济于事，他难受得直叫唤。整整折腾了一宿。这真是飞来的横祸！
土块当然有脱完的时候。我们全都放下土块模子运土块。然后就转入砌墙盖房的工作。这样，胜利牧场就新建起一座座崭新的冬窝子。到了严冬。羊们就可在严实的土房内过冬，温暖而安全。来年的丰收有望！
我们这帮人在深山中连续干了好几个月，有家的人强烈要求回家看看，没家的人也都有事要回去。但这里一摊子也不能没有个人照看。这样的“美差”很自然地落到我这个单身右派头上。
就这样，我就和我们当初来时遇到的已经死了的那条狗一样也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我像失了群的孤雁，在方圆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渺无人烟。若是那条狗不被碾死，我还能有个异类朋友，该多好！远远望着毡房对面的山顶上，一块巨石貌似一位老人也像我一样地孤独无言静坐着纹丝不动。我当然明白那是一块巨石，没有生命，可以稳坐千年万年而无怨无悔。而我虽是右派，但也还是一个活蹦能动的人，而且无论如何也还是一个社会人，这下我好像是被开除了社藉被人抛到了孤岛上。当年拿破仑被囚禁在孤岛上还有囚禁他的人守他。当年鲁滨逊漂流到荒岛上还能遇到个“星期五”。可这里除了我自己的影子见不到活的东西。大白天和黑夜一样，万籁俱寂，悄无声息。周围的空间如一个巨大的活棺材。这棺材中仅装着一个我。想找个鬼做伴也没有！我有嘴不必说话，说了没人听。有耳和聋子一样，因为没有声音可以听。不过肚子还有用，因为还知道饿。一个人有的是时间，我们的口粮只有面粉，死面饼和面条吃腻了，想吃发面馒头。因为这里空气非常干净，气候也凉爽，和好的面团三天三夜也不发酵，吃蒸馍的希望告吹。
闲着无事，住处所有能看的书报全看完了，白天和夜晚随时都能睡觉。睡多了有时夜间就睡不着。脑中不自主地过开了电影:
从我能记事一直过到自己一个人在这深山之中。当初满怀热情与希望参军跟党干革命，如今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却混到如此地步。远离了父母兄弟，谈好的对象也不翼而飞，虽不是囚犯，但实际上的处境有许多方面连囚犯都不如。大家说共产党如亲娘。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党对我自己非但不是亲娘，连后娘都不如。要不然何为这样不讲理和不择手段地对我搞“阳谋”。明明是搞阴谋，却厚颜无耻地说成“阳谋”，这与真正的共产党的光明磊落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可还是不断地一个劲说自己最伟大最正确最光荣最进步，而且最能够保证自己绝对不会腐败。这不正像卖瓜的王婆子吗？！如果不是，我又怎么可能会流落到孤身一人的荒野里？我不是什么伟人，悟性不高。但亲身经历是最好的教科书，它能让每个人自己明白无误地面对现实而不受花言巧语的欺骗与蒙蔽。我深深地可怜我父亲，他在临断气时嘱咐家人不要把他的死讯告诉我。在一个将要离开人世的老人心中，党的形象还能存有多少光辉！如果不是绝望到极点，他绝对不会留下如此绝望的嘱咐。
因为有人善于搞美其名的所谓阳谋，我既见不到父母兄弟，也跑了将到手的老婆，因而也就断子绝孙。让别人断子绝孙的人，还值得断子绝孙的人去尊敬和爱护吗？除非此人是白痴。而幸运的我既不是白痴，也很难变成傻瓜或植物人。我总是在想天不可能老是黑的，害人的人不可能总活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千古不灭的铁律。害人的人，到最后总是以害已而告终。归根到底，搬起的石头最终砸的将是自己的脚，公道自在人心。自古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这是搞阳谋的人自己也非常清楚的。
我在深山中经过了十多天与世隔绝的生活,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人，他就离不开群体。孤家寡人的日子一分一秒也是难捱的。可有些人就是要当孤家寡人，而且想越久越好，最终只能孤独地死去给历史留下深深的遗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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