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六亿人民同仇敌忾声援抗美援朝，抗议美帝侵犯我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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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52年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恢复时期。可这三年真是六亿人民精神振奋、热情满怀的三年。相对于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当时的共产党和解放军确实给了人们一种清新朴实的形象，到处张贴的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和口号也深得人心。依靠着人民对党、对政府的充分认同，六亿人民信心满怀，并在党的号召下凝聚成了无坚不摧的力量。
无论军事、治安还是经济，也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斗争，几乎各条战线每天都是捷报频传。全国的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胜利结束；农民欢天喜地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西藏和平解放，全国工农业生产在战争废墟上迅速恢复到解放前的最好水平；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起初确实曾有不少人对这场战争存在着一定的疑虑，终究美国的军事力量是如此强大，科学技术又是如此先进，而我们只是刚刚成立的年青共和国。但是，全国人民同仇敌忾，134万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和美帝血战，“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成了每个中国人高唱的歌曲。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更是人人尽力，不到一年捐献金额相当3700架战斗机。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我们终于取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更加扬眉吐气，更加相信“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更加相信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
在这强大的革命气势面前，知识分子和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也明显感觉到某种政治上的压力，觉得真应该急起直追，否则就会跟不上形势，甚至被历史所抛弃。尤其是从1950年就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51年2月又组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说实在的、我原来对武训的印象也不错，从来没有想到他代表的竟会是封建势力，所有这些无不让我感到在新社会里某种自信的丧失。头脑里只有一个想法，必须好好听共产党的话，随时准备改造自己！
从1952年起明确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要转向经济建设上来。宣布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处都在宣传要搞好新民主主义建设。明确提出用十五年时间贯彻党“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在团校认真学习了《总路线学习宣传提纲》和《经济建设》读本。特别是我所在的时事政策教研组，对总路线更进行了紧张热烈的学习和讨论。因为从基本常识就能明白：这“三改造”不就是要改造私有制为公有制吗？这和新民主主义建设，和五星红旗上面那四颗星是不是有矛盾？……贺主任赶紧给我们补马列主义课：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自发资本主义势力”、讲到“新民主主义本身是个过渡时期”、“两条道路的斗争”……。终于使我们似乎开了窍。面对新中国五年建设计划的开始，面对仅仅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我们就要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及民族工商业的改造，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大家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似乎看到了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就要来到我们眼前了。十五年，也就是我从22岁到37岁，中国的面貌即将发生根本的变化，我真为自己能赶上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而自豪。一个美丽的红色梦似乎就在眼前展开了，自己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这个历史性的建设洪流中狠狠地出上一把力！此后的许多人生抉择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做出来的。
为了宣传和贯彻总路线，也为了使我们这些机关干部增加实践经验，1953年下半年我还被派往长寿县农村参加合作化工作组。主要任务是宣传和推动农村从互助组转入初级社。三个多月的工作发现不少农民，特别是一些拥有农具耕畜、会种地，我们称为新中农的农民，对合作社顾虑重重，并不像报纸上宣传的有多么高的入社积极性，这使自己产生了不少疑问。好在当时还只是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并且上级还强调入社自由的原则，不搞强迫命令。只是更使我感觉到：真的是严重的问题是在教育农民！
进入1954年不久，中央有关撤消大行政区建制的安排已在计划中。正好当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计划难以完成，人民日报还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号召为完成高等学校招生名额而努力。建设祖国需要人材，号召青年向科学进军。西南团工委和团校机关因均属撤消建制之列，内部召开动员大会，动员具有相当高中学历的干部报考高等学校，动员中甚至引用了《联共党史》里“干部决定一切”、建设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我们这些青年的热血又沸腾了，纷纷报名。团工委还聘请老师办了一个月的数理化补习班，帮助我们复习和考试。就这样，我决心报考农业，因为无论土改还是这次去搞合作化，看到的中国农村和农业都实在太落后了，这就是祖国的需要。就这样，我以第一志愿为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所录取，并于1954年8月下旬离开了团校，成了北京农业大学的一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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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回味团校这三年，它对我当时所说的人生观的形成及今后一生的思想经历都有很大影响。因为那时我正是一个20岁的青年，正值人生成型。
首先，这是一个使人难忘的集体。一群来自四面八方、共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年青人，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这么说绝没有任何夸张，他们舍下了正在读着的大学或即将毕业的高中，换上了这身每月只发五角钱的灰制服；纯朴、天真，还带着革命乌托邦的浪漫。虽然生活中也常有过左的言行，但那是在建设天国的理想下，从某种圣洁的心灵里迸发出来的幼稚和虔诚；没有为自己而奉承钻营、没有为整人而尔虞我诈。相互间那种热情与坦诚真是体现了同志这个称呼原本应有的含义。可以说，是我一生里始终想往、此后却再也没能重又遇到过的这样一个集体，尽管我一直以为解放后同在革命队伍里，大家既以同志相称、互相间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可到今天回味这一生时，才真正意识到这种看似纯洁的愿望实际竟是如此地奢侈。
其次，从上面的回忆叙述中可以看到，团校确实是一个革命的熔炉。三年里各种学习、加上这集体本身的熏陶，努力改造世界观和人生观可以说是当时的口头禅，尤其对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干部来说这一要求也更为急迫。说到底也就是要只讲奉献、不提索取；军事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生活也正好和这种思想相适应。谁也没有什么个人的人生规划，有的也就是心中的偶像“保尔 柯察金”那样献身国家的事业心。要知道，那是在火红的年代里熏陶着我们火热的青春。年青时形成的这种潜在意识、价值观念，常不自觉地成了自己心中难以抹去的是非标准，从而影响到我今后整个一生。使我此后几十年里，也同样保留着这种对党的虔诚，以及对人生价值的理想主义的天真。这究竟是改造还是洗脑？至今我也无法说清。
土改期间大山沟里的半年生活，使我得到了从未经受过的艰苦锻炼。它不仅对我此后适应艰苦生活能力（比如后来到了北大荒）起了很大作用，而且还使我这个一向养尊处优的城市青年，比较实际地了解到了中国的国情。结合当时在教研室进行的有关经济建设和总路线的学习，满怀着建设新中国的豪情，自认为改变国家落后面貌这一任务已历史性地落在了我们这代年轻人的身上，更何况“落后就要挨打”是当时谁都知道的一句激励人心的口号！
五十年后的今天重新来回味和描述以上这些思想境界，似乎浪漫得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在当时却是如此顺理成章。尽管可以说它充溢着理想主义的浪漫和青年的天真与幼稚，但它确实可以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我有时就想：倘若我们党能够正确引导这股力量，真像当时宣布的那样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就把经济建设放在主要地位，全力投身四个现代化建设，国家的发展进程肯定会是另一个模样了。快六十年过去了，到今天、每当我抚弄着自己满头白发扼腕长叹时，似乎对到底什么是历史、什么是人生？开始有了一点更深一步的理解……。
是的！也许历史的前进从来就不可能如此笔直。更何况是在中国这么一个具有浓厚封建底蕴、缺乏民主传统、又是依靠暴力革命取得政权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社会，它的发展道路必将更为曲折。今天仔细想来，应该说就在我们当时那燃烧着的激情掩盖下，已经可以看到后来发生的许多荒唐的根苗。
比如，我们当时沉醉于革命的理想和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国家的强烈期盼，却没有仔细思考和关心一下这个所谓“人民共和国”应有的政体建设，盲目地接受它就是世界上最好最完善的政治制度。我们天天口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却同时又打心眼里歌颂着“他是人民大救星”，谁也不觉得这两句话间有什么矛盾。把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一个党、一个领袖身上，就从来没想过：国家需要宪政建设和有效监督，人民的权利不能靠别人恩赐。从那时起，我们更从思想上无可争议地认为，这个政权是共产党打下的、国家当然就是共产党的国家，由共产党来执掌这个国家天经地义；却从没有想过，如果这样，那它实际上也是“党国”，和蒋介石的“党国”除了“国”字前面那个党不同外，在体制上能有多少区别？万一这个伟大的党也出了问题，我们又能怎么办？当然，那时候是绝不会这么想的，既然叫无产阶级的党就好象永远不会出任何问题，这就是当时已浸透在血液里一种思想，但问题恰恰也就出在这里！
是的，那时候我们全盘接受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理论。深信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的代表，领袖更是这个代表的代表。在此逻辑下似乎一切都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他的任何言论和行为都必然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最大利益，只要贴上这个标签，甚至包括控制舆论和抹杀人性，都成了天然的真理。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实际上掉入了形而上学绝对真理的泥坑，使领袖形同真命天子，人民只是永远听命的臣民。因此这不过是封建意识残余的重现，并且也正是从这里成长起了十年后造神运动的现代迷信。
新中国成立，本应标志着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是我们当时的思想却依然浸沉在革命的狂热中。不仅把政权建设看作是一项纯粹的革命任务，强调用强化专政来巩固政权，很少学习和研究政权建设的本身规律。包括我们在团校教研室搞理论也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心中想着三十亿、支援世界革命”。据我清华中学亲身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同学告诉我：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他所在的47军就抽调了不少鲜族战士组成一个团，改编为朝鲜人民军。据说这种中国部队一共编成了三个师，并构成了金日成打南朝鲜的主力。这些鲜族战士本来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他们不想成为朝鲜人，但为了世界革命不得不服从命令。从他给我提供的一些资料来看，伤亡了我们36万志愿军的抗美援朝战争，它的起因却是为了金日成的冒险狂热与斯大林的自私狡诈。虽然付出如此巨大的民族牺牲，可革命的狂热使我们很少考虑这些牺牲的代价和它所换来的实际收获，看看今天金家世袭的北朝鲜似乎能够明白这种国际主义所取得的真正结果。
“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说明实际已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当时还留了一个15年的过程，但无论如何说明党的政纲已经变更。尤其随着53年10月16日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和同年12月农业合作化决议的公布，实际是把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变成了不顾经济发展水平用强力剥夺农民和压榨农民。工农联盟成了一句空话。正像当时有人说的：“解决自发势力的一个办法就是要剥夺剥夺者”，即土改时农民是剥夺者、剥夺了地主的土地，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再剥夺农民在土改中分得的土地，使其成为无产者，才能实现公有制建成社会主义。实际的潜台词也可理解为依靠土改动员农民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农民的革命利用价值已经结束。从而可以违背自己曾说过的：农业社会化必须与强大的工业发展相适应的许诺。然而在双重户籍制度下，被剥夺土地的农民，只能成为土地的奴隶；也为数年后三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埋下了根苗。所有这些，当时却都是在革命的口号下推进的。
那时候我们在人民民主专政口号下，习惯说“人民”和“敌人”。却从来没有“公民”的概念，更没有公民意识和宪法保护意识。只要革命运动需要，随时可以对某个人民或同志进行监视、管制和精神摧残，例如对程玉的审查。也就是说即使是人民也没有任何保障，就更不用说：要求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和父母划清界限、泯灭亲情。朝鲜战场上因伤残病饿被俘的两万名志愿军战士，即使对最终拚死拚活回归祖国的七千名难友，仍要“开除党藉、军藉、终身控制使用”，甚至对那位被俘期间和美军斗智斗勇，在战俘营中坚持反迫害斗争，发动了生擒美军杜德准将、震惊世界的巨济岛事件的总代表张泽石，也同样被开除党籍，打成右派和叛徒！总之，为了“革命”，随时可以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来对待人民和自己的同志，并且理直气壮，因为我们都不是新中国的公民，没有任何人权的保护。这种否认人性的准则，在后来的十年浩劫中更被无限放大并贻害无穷。
也许这些都和暴力革命有关。历史上的暴力革命从来就是成王败寇。胜者理所当然是独裁的皇上。暴力也总是和要求人民及士兵们流血、服从、牺牲等联系在一起；却很难和人性、民权或社会民主、自由相兼容。正如圣雄甘地早年精辟指出过：“我相信这句话是不朽的真理：由剑得到的亦将因剑而失去”！不过历史也有例外，那就是1861年的美国南北战争，尽管北方战胜了南方，但仍允许南方组织政党，共同参与政府和议会的选举，没有由此实施一党专政，从而换得了美国二百年的繁荣。可惜落后的中国农耕社会只能产生形形色色意欲称霸世界的皇上，而不可能出现林肯那样的人物。
这是对一个时代的回味和咀嚼，确实应该说1951－54年，是新中国最欣欣向荣的时代，在激情燃烧下的我们、当然包括我自己，却存在着以上这些认识上的模糊，不管这些认识是怎么来的，是通过学习洗脑来的？还是革命的激情自发燃烧出来的。总之、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此后神州大地的许多荒唐事，当时都已经开始在孕育，并且为我们那天真、纯洁的狂热思想所接受。而所有这一切，则又都可以在中国深厚的封建专制底蕴和思想熏陶中找到根基。
也许，如果广大人民头脑里没有这些“模糊”的根基，那么任何“伟大”的独裁者此后也无从掀起十年浩劫的血雨腥风！
至于那时候我的思想当然是很“左”的，所以我全盘接受着上面这些思想和认识，并且也在自己的教学辅导岗位上，在不同场合振振有辞地向学员们宣讲过。我还背负着沉重的家庭出身的原罪意识，把脱胎换骨等同为泯灭亲情、把背叛出身等同为就是背叛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母，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在阶级立场上站稳脚跟。从而把出身的怨恨转而发泄在一心希望儿子能上学读书的父亲身上，同时也在自己的心灵上留下了已经无从忏悔的永久遗憾。
我当时还抱着满腔的虔诚，参加了各种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活动，怀着某种偏激的热情，写下许多上纲上线的自我批判材料。这些材料全都装进了我的档案，成了冷冰冰的自供状，从此一辈子跟随我辗转各地，并在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了我人生路上一个个炼狱的入口。于是我就像《牛虻》里的亚瑟一样，把自己一颗赤诚之心奉献于神圣的祭坛，对主的虔诚换来的却是主的严惩。
然而更可悲的是，对这种自虐性的苦行教徒似的悲哀，我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才刚开始认识到这么一点点……！
图：95年4月原西南团校在京同志在北京语言学院相聚（右后是我）
不过，我还是十分向往团校这个热情又单纯的集体。当年那四十多位革命青年共处三年多的火热生活，至今仍在我心里留下许多温馨的回忆。随着1954年西南团校撤消，人员四散，有的上学、有的分在西南各地，也有的辗转到了外地和北京。期间不少人经受了各种政治运动的苦难洗礼，也有的一生境遇都不是太好。五十年后，我们住在北京的同志曾有过多次相聚。也许由于岁月的苍老，大家在一起时基本不谈当年那激情燃烧的火热往事，更多是相互问讯身体健康或打听外地同事的近况下落。确实，不少同志的身体都已不是太好，甚至右边那张照片中已有三位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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