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耀钟编著
3-1 刘达给周总理写信
－－作者：阮耀钟
科大自1969年12月开始迁入安徽，至1970年10月基本完成搬迁。总计组织货运装车70余次，运货量865吨，装运仪器、器材、图书、档案等35000箱；用火车皮510多节。须知，这510多节火车皮，865吨，35000箱货物，从北京装车，到合肥卸货，全是靠科大师生的两只手！
1970年刘达随科大下迁合肥，虽已年过花甲，也参加搬运。一天，工宣队李东林队长走到刘达面前说：“刘达，怎么你没出汗？”刘达不愠不火地说：“我的汗，这些年都出完了，没汗可出了。”那个安徽著名的造反派头头，被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气呼呼地走了。这事在科大传开，师生都暗暗高兴，好像替大家出了口气。
刘达快要“解放”了，有人问刘达：“如果仍旧让你出来当科大党委书记，你准备怎么办科大。”刘达同志回答说：“我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把科大搬回北京。”后来工军宣队领导找刘达谈话：“刘达，你这样讲恐怕影响不好吧。”刘达回答说：“我已经斗倒斗臭了，还有什么影响好不好。”
刘达同志“解放”前，允许他回北京探亲，他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拜访郭沫若老校长。听说，第一次郭老没见刘达，后来郭老听说刘达快解放了，郭老用车把刘达接到家里。刘达几次想向郭老反映，科大在合肥办有困难，但那时郭老自身难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郭老一个劲的讲长沙的考古新发现。最后，晚上九点多了，看时间不早了，刘达只好开门见山的对郭老说：“郭老，科大在合肥办有困难，想给周总理写封信，想请你转交。”听说，刘达说完话，郭老没有表态。刘达又说了一遍，郭老还是没有表态，坐在旁边的郭老夫人于立群有点不好意思了，于立群说：“我看这大概可以吧。”
刘达同志快“解放”前，有的人对刘达说：“58级学生毕业留校时，你对他们说，五年后把他们培养成讲师，十年后培养成副教授，这是宣扬成名成家，这总是不对的吧。”刘达说：“那你们现在成天打扑克，下象棋难道就对了吗？当时我不仅在业务上对留校学生有要求，在政治上同样也对他们有要求的。”
那时干部“解放”前，要作“斗私批修”，刘达同志是在学校大礼堂向全校师生作“斗私批修”。在刘达同志“斗私批修”前，工军宣队领导有个开场白，工军宣队领导在开场白中说：“刘达同志是个好同志，但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错误的。”因为在文革前，刘达同志说过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刘达同志“斗私批修”时说，今天我准备讲三个问题，实际上刘达同志只讲了二个问题，大家知道，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因为他不同意工军宣队领导定的调子，就没讲！刘达同志的骨头就是这么硬！
1972年9月26日刘达同志东山再起，重又担任科大党委书记。刘达同志官复原职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周总理写信。与武汝扬、钱志道联名写信给周总理，请求科大搬回北京。
给周总理的信写好后，刘达同志派我的老同学王炽昌送给郭老，请郭老转给周总理。刘达同志对全校教师讲：“给周总理的信我们已送上去了，现在就看周总理表态了，若周总理要我们在合肥办，我们就在合肥办；若周总理同意我们搬回北京，我们就搬回北京。”大概过了个把月，刘达同志在全校大会上讲：“周总理已看了我们的信，但周总理没表态，周总理没表态，也等于表态了，我们只好安安心心在合肥办了。”这时，大家看到领导已尽了最大努力，我们只好安安心心在合肥办了，大家的心才真正安下来。科大下迁合肥后，尽管工军宣队再三施压，“搬迁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谁反对搬迁谁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谁就是反革命！”党员登记时，必须写上愿意“扎根安徽”，才让你登记，这些高压措施都无法真正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真正让大家安安心心在合肥办科大，还得归功于刘达！
3-2 我为刘达同志当了一次“信使”
－－作者：王炽昌
35年前，刘达同志要我为他当了一次“信使”，具体的日期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是，这件事情在我的脑中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我记得不准确的地方，希望知情者能予以纠正。
1972年，中国科大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又开了党代会，这时，刘达同志也出来参加工作了。但是军宣队还在学校掌权，好像是姓姜的政委是党委书记。党代会以后，也开了团代会，我又出来当了校团委书记。
刘达同志出来工作以后，为了办好中国科大，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也找了很多教师、干部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他感到当时合肥的工农业发展的水平比较差，当时合肥连做实验用的“干冰”都没有，要到南京去拉！资料更少了。而且学校所在地是原来的合肥师范学院，校舍的面积、结构都不适合中国科大的办学。1970年下迁时的仪器还成箱的在走廊里堆放，有的甚至还在露天里。合肥天气又潮湿，有的光学仪器的镜头都发霉了！
当时，在图书馆的西侧，盖了一个红砖的四合院（现在不知道是否已经拆除），校部机关都在那里办公。可以看出，刘达同志为此事开了很多次的座谈会后，已经在思索一个重大问题，那几天，我去汇报工作时，看他经常在沉思。
1972年的冬天，天气很冷。一天，刘达同志把我叫到办公室，交给我一个大信封，正中写着“郭沫若校长 亲启”。他很严肃地对我说：“王炽昌，这是我给郭老写的一封信，反映了学校在此办学的一些困难情况，希望郭老能向中央反映一下，能把科大搬回去。”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知道，郭老现在也有难处，我现在的情况也不便找其他人，这事也不能到党委会去讨论，以组织的名义向上报。我只能以个人的名义，给郭老写了这封信。郭庶英原来是你们团委的干部，你能不能找她，请她交给郭老。这事你不要与任何人说，只说我让你去北京办一件事，我已经与校办说了，你明天请款买票，就去北京！”
这时我才明白，前几天刘达同志为什么向我打听郭庶英的下落。中国科大下迁时，郭庶英已经调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我到北京后，与她的工作单位联系，知道她刚生孩子，在家里休息。我就找到原人事处的孟炳春同志（已去世），她与郭庶英有联系，知道如何找到郭庶英。果然，孟炳春马上与郭庶英联系，说王炽昌来北京出差，要去看她。郭庶英同意后，孟大姐借了一辆车，我们连夜直奔前海西街。
见了郭庶英后，说明来意，我把刘达同志给郭老的信拿出来。郭庶英沉思一会儿说，现在北京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与王廷芳（时任郭老的秘书）同志商量一下，看如何处理。我知道郭庶英的难处，就又重复把学校情况和刘达同志的意思与郭庶英说了一下。郭庶英点点头，收下了这封信。
离开郭家，天色已经很晚，寒风中天气特别冷。我穿了一件军用棉大衣，也不感到暖和。当时的政治气候与这天气一样，严酷而寒冷。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科大还是没有搬回北京。但是刘达同志为了中国科大的发展所做的努力，是应该给他记录下来的！
摘自王炽昌的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515b301008tn7.html
3-3 1977，科大回京只差一步
－－作者：许子明[1]
一、邓小平批示的发现
1.被尘封三十一年的《邓小平对科大许子明等九人来信的批示》（以下简称“邓小平的批示”）是如何发现的？
2008年9月，我在《百度》搜索“许子明”想看看有多少重名，突然跳出一条：
邓小平对《来信摘要》刊登的中国科技技术大学许子明等九人关于办好中国科技大学来信，作出批示，“请方毅同志阅处。”
我大吃一惊！马上点击该词条，赫然跳出了一个《中国网》的网页，标题栏是：邓小平1977年纪实(以下简称“纪实”)。网页按日期罗列出邓小平的工作日志，翻下去果然有“8月28日邓小平对科大许子明等九人来信的批示”的摘要。
2.这封来信的摘要是什么？
纪实是这样记载的：
信中提出：一、科技大学必须坚持1958年建校时的宗旨，继续担负起国家培养有共产主义觉悟，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最新实验技术、又红又专的科技人才。二、坚持“全院（科学院）办校，所（研究所）系结合”的方针，以缩短培养科技人才。三、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新生。
其实，在我们信中还有最核心的第四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六九年下迁安徽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教学、科研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为了落实上述几条，科大必须整顿，必须在北京重建。”
“必须在北京重建”是我们给邓小平写信要表达的最核心的要求和呼声！
后来发现邓小平批示的《来信摘要》原件，在第二页引述了我们信中提出的第四条（原件附后）。
3.邓小平批示的原件在哪里？
2008年9月我发现了“邓小平的批示”后一直想找到原件，看看具体批件的内容和我们信的内容。由于经历了漫长的三十一年，开始我们都不记得“许子明等九人”除了我其他八人都是谁，我只记得王宝城(5805)肯定是其中之一。于是找到王宝城问这封信，他也记不太清。
从1974年开始许多科大师生员工参与了“科大迁回北京”的活动，并想一切办法给当时的中央领导写信，表达“要求迁回北京”的愿望。如听说当时邓朴方（邓小平之子）在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劳动，就把信让调到该厂的原科大六系教师李绍治转交给邓朴方。但邓小平批示的这封信到底是怎么转交上去的，我现在也没弄清楚。
《邓小平的批示》原件在哪里？科大档案馆我查过，没有这个记载。那么科学院会不会保存呢？我作为一个退休人员直接到科学院档案馆查，人家也不会接待。直到2015年一次校友会聚会，我们60级校友王德顺(原科学院纪检书记)告诉我一个电话，说找档案馆的王某某就可以查询。一天，我约王宝城去原中关村操场的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院档案馆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查到线索。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吴春明，她根据我们提供的信息在计算机上查询。原来科学院的档案都数字化了。我们把日期和关键词输入进去，翻了几页果然看到“邓小平的批示”，这真令我们喜出望外！吴春明告诉我们，文件要调出来，打印或制作光盘，那就要请示上级了。她说最好让科大开个“介绍信”。于是我给科大领导写了封信，请科大在职老师郭立（6506，电子技术教研室主任）到学校开介绍信。郭立很快用快递把介绍信寄来。我又去了档案馆，经请示同意给复制光盘。没几天我收到了光盘，终于看到了邓小平的批示及方毅、李昌等院领导的批文和我们去信的影印版。
二、邓小平对许子明等九人来信的批示原件（影印版）
1.《来信摘要》中邓小平和院领导的批示
为了便于阅读，各位领导的批文整理打印如下：
邓小平批示：
请方毅同志阅处 邓小平 八月二十八日
方毅批示：
请李昌同志将所提有关问题写一份报告，报邓付主席。方毅29/8
李昌批示：
重斗、质斌同志阅后退吴兴同志。29/8
科大工作报告中基本解决了。建议人事局考虑要不要补充。30/8
上述批文领导当时的职务：
方毅： 国务院副总理，1977年1月10日担任科学院党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副院长。
李昌：原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1975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甘重斗：科学院副秘书长
2.给邓副主席的信（影印件，共13页，下面节选部分）
3.给邓小平副主席的信（文字内容根据影印件抄录）
敬爱的邓付主席：
首先祝您身体健康！
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部分教师以无比激动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表达我们对您衷心的爱戴和诚挚的问候，并如实地向您汇报我们在“抓纲治校”中所遇到的问题。
敬爱的邓付总理，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勤劳、勇敢的民族。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了最早的文明历史，因而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我们做为中华民族的后代，为什么不能继承祖先的传统，继续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我们刚一了解中国历史之后就一直思考着的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与老一辈革命家用自己光辉的一生为我们这一代开辟了实现为人类做出贡献的崭新时代。我们在党的培育下，学习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知识和技能。正当我们满怀信心要为祖国做贡献的时候，林彪及“四人帮”一伙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竟不择手段地迫害我们广大知识份子，我们理科大学受害尤深。长期来，我们仅有的知识不能传授，我们仅有的能力不能发挥。眼看着国家急需的人才培养不出来，眼看着祖国刚刚发展起来的科学事业又落后下去。年复一年，我们从青年变成了成年，有的人从成年变成了老年。难道我们这一代就这样等下去吗？多年来，我们心中的苦闷变成愤怒，这愤怒又变成烈火。我们天天想啊，日日盼，这一天终于来到啦！英明领袖华主席率领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多年来的仇和恨如同火山的岩浆迸发出来，如同东海的巨澜势不可挡。广大群众通过揭批“四人帮”分清了路线是非，革命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放眼未来，到二十一世纪只剩下二十三年了！为了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遗愿，为了早日把我国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了对苏修美帝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提早做好准备，我们必须豁出命来大干快上，必须一分一秒珍惜我们的时间。我们这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师，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向我们的直属上级－－中国科学院就如何整顿好受林贼、“四人帮”长期破坏的中国科技大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要点是：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必须坚持五八年建校时的宗旨，继续担负起为国家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觉悟，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最新实验技术，又红又专的科研人材。
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只有坚持“全院（科学院）办校，所（研究所）系结合”的方针，才能完成上述办学宗旨，缩短培养人材的周期。
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要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新生。
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六九年下迁安徽后遭到了相当严重的破坏，教学、科研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为了落实上述几条，科大必须整顿，必须在北京重建。
敬爱的邓付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敬爱的周总理同意，中央书记处批准，于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里诞生的。敬爱的聂总在我校成立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完善地阐述了创办科技大学的必要性及科技大学的特点。他说：“由于目前我国科学技术力量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大力培养新生力量。我们曾经倡议过：应当开办一所新型的大学，这种大学和研究机构靠在一起，以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为主要课程，选拔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给以比较严格的科学基本知识和科技操作的训练，在三、四年级时，让学生到相关的研究机构参加实际工作，迅速掌握业务知识，加快培养的速度，以便在短期内使我们最急需的、薄弱的、新兴的科学部门迅速赶上先进国家的水平。现在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型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诞生了。这将是写在我国教育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这个学校不同于一般理工大学，它主要是培养目前世界上最新的尖端性的科学技术干部。”重温聂总的讲话， 环视我们当前的形势，倍觉党和国家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肩负的重担丝毫也没有减轻。我们怎能就此停步呢！
敬爱的邓付主席，党和国家在我校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了巨大的关怀和支持。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为科大的发展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和心血。敬爱的陈老总曾两次到校，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鼓励我们说：“你们快把核子弹搞上去，我这个外长讲话就有力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她在建校后的前八年中为国家培养了近九千名毕业生，这些学生有三分之二以上分配到科学院、国防科研单位，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使用部门反映，科大的学生基础好，有“后劲。”我们并没有以此为骄傲，我们决心为国家培养出质量更高，数量更多的科技人材。但六九年下迁安徽后，科大的领导体制再三变动，学校的宗旨、方向长期不明确，“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由于地理上的限制无法实施，原来科学院七百多研究人员无法到校兼课，学生无法到研究所实习，科学院的先进设备我们无法利用，本校教师不能参加所里的工作，从而业务上不能较快地提高。实事求是地说，安徽当前的工业基础还很薄弱，边缘学科的研究机构尚未建立，为了“开门办学”、购买器材及调研占用大量人力。经济上的浪费也是巨大的（仅差旅费一项，每年十几万，相当于下迁总费的四分之一）。长此下去怎能适应国家的需要，怎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人材？由于上述种种因素的限制，我们从72年起至今五年了，共招收学生2200名，人数少，质量也得不到保证，解决这个问题已超出了我们自己的能力范围。我们恳切地希望您有机会关心一下我们科技大学，帮助我们解决如上所遇到的一些困难。
敬爱的邓付主席，我们充分理解您提出的“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必须走在前面”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在本世纪最后23年里，摆在科技战线面前的任务是极为艰巨的，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时间也不会是23年，而是更短的时间。为了加快科技现代化，摆在教育部门面前的任务更严重，时间更紧迫。为此，我们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寻求一切加速培养人材的措施。我们认为，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办在科研单位集中的北京，是调动科学院和科技大学的积极因素，实行多快好省培养尖端人材的有效措施。我们想申明的是，地方上并不是不能办科技大学，但那要根据地方上的工农业需要设置专业（如上海科大，山东科大等）。中国科技大学现有34个专业专门化，原来是根据科学院各研究所、研究室的需要对口设置的，总的特点是尖端、边缘、新兴学科。离开了科研单位集中的北京，要办好名符其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非是一种空想而已。如果一定要在安徽办，根据目前情况只能办成一个面向安徽工农业生产的一般性的高等学校，就必须对现有的专业进行彻底的调整和改造。这样下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将名存实亡，对党和国家都不利。
敬爱的邓付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目前在全国只有这一所，她成立的历史虽短，但由于“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特点，一跃成为全国重点大学（62年招生全国取分最高）。如果说北大是个理科大学，清华是个工科大学，那么科大就是一所理工结合偏理的综合性大学。与北大、清华系解放前由洋人办起来的大学相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政治影响也是重大的。1958年9月20日《人民日报》以“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为题向国内外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成立。在建校后的几年里，友好国家如朝鲜、越南曾派出了代表团到校考察。65年越南还向我校派出了20名留学生。办好北大、清华显示我国人民有改造旧大学的能力，办好科大显示我国人民有自力更生创办新型大学的能力，其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敬爱的邓付主席，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全国科学会议即将召开。最近华主席又发出了“科学要兴旺发达起来，要捷报频传”的伟大号召，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无比振奋。《红旗》杂志的社论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奋发起来，为社会主义祖国立功，为中华民族争光，下定决心，鼓起勇气，就在我们这一代亲手把毛主席周总理规划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变成辉煌灿烂的现实。”
敬爱的邓付主席，我们正是基于这一信心，鼓起了勇气向您反映了我们几点看法，如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示。
祝您
健康，长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许子明 骆世兴 常葆林
夏宇兴 邓祖淦 王宝城
董会双 李象霖 胡建恺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三、解读致邓小平信的意义
1.原信是13页红格稿纸的手写信，是由六系教工骆世兴（59级）抄写。
2.信末署名的九人是：许子明、[骆世兴]、[常葆林]、夏宇兴（二系）、邓祖淦（物教）、王宝城、[董会双]（五系）、李象林、胡建恺（除了标注者其余皆六系），[ ]内者已去世。
3.“许子明等九人的信”是唯一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的信件。
从1972年刘达解放开始，陆陆续续有群众、校领导给国家领导人写信，申述科大下迁的困难，要求迁回北京的呼声。就我们所知的有：
1973年校党委书记刘达、副书记武汝扬、革委会副主任钱志道给周总理写信，提出要保持科大创办时的方向，就必须迁回北京；
1978年12月26日学校59名教授、副教授就如何办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保持科大原定办学方向必须迁回北京等问题联名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并转呈党中央；
1978年12月14日科大师生员工3400余人联名给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信呼吁：搬回北京，继续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1978年12月17日科大党委送科学院的“党委常委扩大会纪要”，希望院党组“对科大广大师生员工提出的搬回北京原址办学的正当要求予以认真考虑，并报请党中央、华主席决定。”
1979年1月3日在科大兼职的科学院70位著名科学家给方毅并转邓副主席的信，呼吁：将科技大学迁回北京，为尽快建好科大贡献一点力量。
以上反映科大困难、要求回京重建的呼声，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获得回复。“许子明等九人的信”是科大唯一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的信件。
4.“许子明等九人的信”之所以能引起邓小平的注意，其历史背景是：邓小平刚第三次复出，主动提出抓“科学教育”，并在8月4日至8日连续5天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四人帮”的毒害下，当时的“样板”学校北大和清华流毒太深，积重难返；而科大受害浅，最容易成为“改革的带头兵”。所以在“科大工作会议”和“关于中国科技大学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相继提出，《新华社》报道“一定要办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5.“许子明等九人的信”全信共3413字，字字感情真挚，句句论据有力，以真诚而热烈的语言，表达了在“四人帮”倒台后，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该信同时回顾了党中央创建中国科大的初心，在“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建校方针和老一辈科学家的关心支持下，建校前十年取得的突出成绩，也反映了“四人帮”的干扰，及“下迁安徽”给科大造成的巨大破坏。信中誓言，为了重振中国科技大学的往日雄风，为了多多培养优秀人才，重申必须坚持“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并提出具体实施的四条建议：
(1)培养又红又专的科研人才；
(2)坚持“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
(3)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新生；
(4)在北京重建科大。
“在北京重建”是全信的核心意思，是落实科大历史使命的关键措施。邓小平作为最高决策人，如果他对这条要求抵触就不会批示这封信。他把这封信批示给当时的科学院第一把手方毅“阅处”，实际给了他决定科大回不回来的权利。但方毅有自己的一套打算，他错误地坚持科大“扎根安徽”的想法，使科大失去了最好的一次返回北京的机会。
6.“许子明等九人的信”提出“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新生”，对恢复高考也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在邵桂花写的《1977，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纪实》[2]一文中，其中有这样的记述：
“……，10天以后，邓小平阅读了摘要刊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许子明等9人关于办好科技大的联名信(其中有“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新生”的建议)以后，又作出批示：“请方毅同志阅处。”不久，中国科学院对信中所提问题进行研究后，起草了上报国务院的报告。邓小平及时地将解决上述问题的来信、报告，批送给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各同志。”
由此可见，《许子明等九人的信》提出的“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新生”的建议对恢复高考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科大为什么不能“回北京”？
1.科大和农大的不同命运
“许子明等九人的信”对科大回北京重建提出了充分的理由，加上邓小平的批示，应该说水到渠成，没有什么障碍了。可历史的结局是，科大就是没有能回北京。同一时期，相似的情况是：北京农大却回了北京！
看看《中国网》“邓小平纪实”的记述：
1977年8月9日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的第二天，邓小平就看到了参加座谈会的沈其益教授等关于原北京农业大学“文革”期间遭遇两次搬迁，以及对今后办学设想等问题的联名信。他认为信中所提的意见是正确的，遂致信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说明沈其益教授等对此“在座谈时，他们谈得很激动，建议国务院派专人调查和处理”。后来，他（邓小平）于1978年6月、9月两次阅读聂荣臻关于农业大学搬迁问题的来信，还在信上批示：“我认为比较妥当。”“这很对。”并批送方毅阅后转交农林部处理。11月，国务院下达关于北京农业大学搬回北京恢复原名称的通知。这个久拖未决的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看看吧！大家都不会忘记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句“名言”：“农业大学办在北京不是见鬼了吗！ ”－－历史的讽刺结局是：农业大学就是回了北京！在沈其益等人联名信的呼吁下，在邓小平的批示下，就解决了回京重建问题；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和科学院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科大尽管有一千个理由，却要“扎根安徽”，回不了北京！这真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误会和荒谬！
邓小平对科大、农大的批示都经过了方毅的处理，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
2.谁是科大“扎根安徽”的始作俑者？
1969年在中苏对立的背景下，北京全市科研单位、大学院校及一些重要部门，为了“备战”的需要纷纷疏散到外地，科大也不例外。直到现在还有人在争论刘西尧到底是让科大 “疏散”还是“下迁”，甚至将科大下迁安徽的“罪人”认定是刘西尧。其实，不论“疏散”或“下迁”，在“四人帮”倒台后，许多单位都返回了北京－－包括北大和清华。人大、农大等院校的北京校址都被部队等单位占了，而科大玉泉路的校址经国务院批准已退还给了科大。所以，在邓小平的批示下，科大回北京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可现实是，应该回北京的科大没有回去，而“办在北京见鬼了”的农大却回了北京。
“扎根安徽”最早是安徽工军宣队在“一打三反”中为了压制科大广大师生提出的错误口号。许多师生因为“反搬迁”而受到残酷批判，有人甚至被迫害致死。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长期受压抑的科大师生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为尽快恢复科大“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尽快培养出优秀科技人才，热情提出“在北京重建”的建议，并立即得到邓小平的批示，在这种形势下，科学院的领导重提当年工军宣队的“扎根安徽”的错误口号，反其道而行之，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当时的科学院领导表面上并不反对“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但“扎根安徽”又如何能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方针？虽然后来也任命了一些科学院研究所的所长兼任科大的系主任，但事实证明那全是走过场，搞形式，“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成了一句空喊的口号而已。可以说，“扎根安徽”就是对“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否定！
邓小平的批示是让科学院领导根据“许子明等九人的信”所提建议，以及科大工作会议讨论的结果，向国务院提出具体措施。我当时也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据我所知最后的会议纪要根本没有提出“扎根安徽”的口号，而科学院《关于中国科技大学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第一条就提出“扎根安徽”－－这纯粹是强奸民意！这个向中央反映科大问题的报告，根本没有在科大全体师生中讨论，也没有征求当时科大校领导的意见，完全是方毅、李昌自己的意思。
1978年底，科大上下又掀起了回京热潮，校内出现了呼吁回京的“大字报”，全校三千多师生和各系五十多教授、副教授联名给科学院、党中央写信，申述科大遇到的困难，强烈要求落实“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迁回北京重建。
1979年初，我和王宝城组织科大师生自发组成“上访团”（包括曾肯成教授），到科学院找到方毅，当面提交了全校三千多师生和科学院七十余名科学家的签名信，并陈述了科大回北京的理由。最后，方毅表态说：“你们的理由（回北京）我驳不倒，但我也决定不了，这件事要请示邓副主席。”其实，邓副主席在此之前已经对许子明等九人的信做了批示。而方毅隐瞒了这一批示，不仅写信的许子明等九人不知道，就是对科大的领导也一直没有传达。封锁中央领导对科大的批示，这很不正常。他们知道，如果科大全校知道了邓小平的批示，就无法阻挡科大回京的舆论洪流，就无法推销“扎根安徽”的私货！
在邓小平复出抓科技教育工作时，在北京召开的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是科大当面向中央反映科大问题的最佳机会。令人不解的是，方毅竟挑选刚调入科大三年、对科大历史全然无知的温元凯代表科大参加会议。温在会上根本没有提出科大的困难和呼声，而农大沈其益却利用了这次机会。我们只能理解这是方毅有意封杀科大的呼声，是有预谋的安排。
方毅坚持科大“扎根安徽”、让科大失去回京最好时机，是他对科大错误决策所致。在他看来，科大对科学院已经没有意义，甚至是个包袱。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科学院多年后又成立了一个科学院大学！科大争取要回来的北京玉泉路校址，被方毅热衷的高能所加速器项目占据了（因北京市环保局反对，高能所本来规划在十三陵地址建设）。他荒谬地提出在合肥建立科学院分院，将科大捆绑在异想天开的计划上。
五、四十八年浴火重生，六十周年不忘初心
科大1970年下迁安徽，至今已渡过了四十八个春秋。老一辈科大人经历了残酷的“一打三反”政治运动；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科大师生员工为坚持“全院办校，所系结合”，为回京重建科大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回京的愿望被阻挠后，科大人仍然坚持科大精神，烧砖盖房，维修设备，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创了一系列的奇迹－－进修班、少年班、研究生院、天体物理、320机房、电子同步辐射加速器等国内首创的举措和业绩，及近年来在量子信息领域取得的显赫成绩－－可见科技大学培养人才的优秀基因是全国高校中独一无二的，也是科大人不屈不挠、高瞻远瞩、勇于创新精神的体现。
但是，我们必须冷静地认识到，地域给科大造成的不利因素。六十年前，我们无视北大、清华，报考刚刚成立的科大，“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考科大”，高考状元趋之若鹜；六十年后的今天，北大、清华成了中小学生的奋斗目标。我们必须承认，没有优秀新生的充实，培养更多优秀人才的目标会受到制约。这不能不说是科大发展的一种缺憾。
由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演变成科学院研究生院，又演变成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国科大刚刚成立几天，社会上就传出和北大、清华齐名的舆论；最近网上更有”中国唯一超越清华、北大的大学，进步之快难以置信！ ”的报道。国科大的优势是什么？校址在北京就是它的优势。据说国科大正在利用这个优势挖科大的优秀人才。科大面临的这种尴尬局面和危机，不是北大、清华造成的，也不怪科学院的“二胎”国科大，恰恰是科学院一手造成的。
在科大即将迎来建校六十华诞之际，我们为科大人骄傲，我们期望科大－－我们的母校，不忘初心，永远传承科大精神。
参考资料
[1]《中国网》“邓小平1977年纪实”
[2]《邓小平对中国科技技术大学许子明等九人关于办好中国科技大学来信的批示》科学院档案馆提供
[3]1976－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大事记（摘要）
[4]邵桂花：《1977，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纪实》（《中华儿女》2007年第六期）
[5]中国科学院：“关于中国科技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1977年9月5日）
[6]科大59名教授、副教授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并转呈党中央的信（1978年12月26日）
[7]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纪要 （1978年12月17日）
[8]1978年12月14日科大师生员工3400余人联名给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信
[9]1979年1月3日中国科学院70位科学家给方毅并转邓副主席的信
2018年4月28日于北京
(来源：《科大故事》)
1977年8月11日郭沫若校长等领导接见中国科技大学工作会议全体代表。
许子明（二排右4）、胡建恺（三排右3）参加了会议。（许子明提供）
2016年4月29日许子明（中间）将《邓小平对科大许子明等九人来信的批示》的光盘和复印件交给科大档案馆馆长刘明（左）和副馆长方黑虎。（许子明提供）
2016年4月29日，科大档案馆前，左起，刘明、胡建恺、许子明、方黑虎。（许子明提供）
2017年6月18日许子明、王宝城看望“九人之一”的邓祖淦（中），并带去《邓小平批示》的复印件。（许子明提供）
注
[1]许子明，科大无线电电子学系60级，65年毕业留校，任职六系电子技术教研室，1975年调二系激光教研室任教，1981年转调北京轻工学院（现北京工商大学）电子技术教研室任教，1985-87年日本东京农工大学访问学者，2000年退休，现任北京市英发轻工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
[2]《中华儿女》2007年第六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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