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管正和
十五 神州无路，魂归何处－－悼反右中逼死的朱天鹏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也是我被打入死亡族群，步入二十二年人间地狱的第一天。当天上午九时，在宜宾县委党校礼堂召开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猖狂进攻大会上，我和朱天鹏等十八名宜宾县首批右派份子，站在主席台下，被命令低着头接受批判。会议结束时，主持会场的县长郑顺荣说：“右派先生们，你们借党整风之机，向党猖狂进攻，妄图阴谋得逞，恢复资本主义社会，那是你们错估了形势，必将碰得头破血流，成为不恥于人类的狗粪堆。
我当时对那些批判的话，跟本没放在心上，我想：都是你们强加于他人的不实之词，是经不住事实考验的。唯独对“先生”之称甚感新奇。在他们的眼裡，我们从此不配称“同志”了，故呼之为“先生”。于我思之，则不但新奇，更觉此称呼恰如其份，因为世人敬仰的偉大民主革命家，即称“孙中山”先生。他的遣囑中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而我輩右派们，正是追随他的民主革命事业者。所以“先生”二字，应是抬举我輩之意。暗自感到他们的无知，可笑。在吃饭碰到朱天鹏时，我故意大声喊：“朱天鹏先生请”，他笑着回答我：“管正和先生请。”我說：“彼此，彼此。”在看管人的面前，须不能更多交谈，想来他亦能领会其中之意。
经过数天大会批斗之后，进入了分别对待，狠斗顽固右派的猛攻阶段。我和朱天鹏都屬于顽固份子。他被押回县社单独批斗。我留在党校隔离反省，相互信息不通。
反右结束吋，县委组织部长在大会宣称：“反击右派斗争取得了“偉大胜利”，鞏固了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宣佈对右派份子的处理。唸到朱天鹏名字时称：“右派份子朱天鹏，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不学无术，作威作福，毫无水平。甚至狂呼要杀尽共产党人。自知罪责难逃，服毒自杀，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死路。所以我们正告右派份子们：‘必须沏底认罪，接受党和政府的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
根据我对朱天鹏的了解，认为当时宣佈之事有两点大大地值得怀凝：他不可能狂呼要杀尽共产党人。一个出生于知识份子家庭的共青团员，他对共产党有這样大的仇恨吗？其次是：他性格開朗，与我同屬乐天派之流，那会轻易的服毒自杀呢？我有這些怀凝，但自身己是罪人，那敢管别人的事呢。两年后，我又再次受到迫害，送去劳动教养。
堕入人间地狱二十年之久。我九死一生，争扎在饥饿、压迫、奴役、恐惧、彷徨、绝望之中。直到一九七九年，终于得到“改正”，恢复工作，重返人间。
二零零七年十月 ，在一次朋友的酒会上，偶然遇到了当初参加过斗争朱天鹏的黄君，他就是親眼目睹了所谓“畏罪自殺”现场的证人。经他讲出当时实情后，解开了我五十年前的悬念和质凝。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日，在县委某领导的授意下，成立了批斗顽固右派朱天鹏的猛攻小组。人事股长卢大全任组长，组员有易新蓉、张少昆、黄兴成等十人。都是些血气方刚，一心向上，急于争取入党，追求进步的极积份子。他（她）们得到的指令是：
猛追狠斗，不计方式，不计时间，一定要斗到他低头认罪，彻底交待犯罪的动机、目的、思想根源和歷史根源，否则决不收兵。
批斗战略的第一步便是打掉威风，端正态度。方法是強迫他跪在一条木板凳上，高举双手，表示向人民投降，请求宽大的样子。然后由组长问他：“朱天鹏，你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他大声回答说：“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永远都不是！”问：“那你为什麽要攻击党的领导呢”？答：“那是我对她个人提的意见，她个人代表不了共產党！”大家开始吼起来说：“攻击党的领导就是攻击整个共产党。”他强硬地说：“那是你们强词夺理，我朱天鹏不敢苟同。”他這一说，激起了大家的愤怒，易新蓉上前重重的打了他两耳光，把他从木凳上打倒在地。他从地上爬起来指着易新蓉说：“你想冒充极枳，踏着我的身体往上爬，卑鄙，无恥。”此时，大家喊起了口号：“朱天鹏不低头认罪，只有死路一条！”“打掉顽固右派份子的威风！”“朱天鹏不彻底交待罪行，我们决不罢休！”
不分昼夜的连续斗争了七天。辱骂恐嚇，威脅利诱，拳打足踢，或站或跪，輪翻苦斗，无所不用其极。朱天鹏已经到了精神彻底崩溃的地步了。他心一横，便对他们说：“大不了就是一个死字吧，‘人生在世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我朱天鹏光明磊落，心胸坦然，苍天可鉴。你们硬要逼我唯心认罪，也无不可，那就问吧，我什麽都敢承认。”這当然是他们求之不得的结果。于是就出现了以下的所渭供词：
问：“你为什麽要攻击党的领导郑书记是官僚主义，不学无术，作威作福，毫无水平？”
答：“因为我恨她祸国殃民！”
问：“你的最终目的是什麽？”
答：“让她遭到开除出党，撤职查办。”
问：“党不但不处分她，还要提她的干，你又怎麽办？”
答：“那我就杀了她！”
问：“她是共产党员，你也敢殺吗？”
答：“殺了她，就不再是共产党员了。”
够了，凭以上這些供词，猛攻小组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卢组长宣佈，晚上休会，由他亲自监督，允许朱天鹏回宿舍睡觉。
另一些战斗成员便连夜行动起来。让机关内外，大墙上下，贴滿了愤怒声讨现行反革命，右派份子朱天鹏滔天罪行的大字报。“朱天鹏要杀尽共产党员”的消息很快传了开去，人人乍舌，个个吃惊。（请注意！“那我就殺了她”，“篡改成了“要殺尽共产党员。”這当然也是“右派言论”按其所需，随意加工的卑鄙手段之一）
第二天上午八时，由卢组长押他到会场继续批斗，将令其在招供材料上簽字划押。
夺取斗争的最后胜利
斗争会开始时，照例先端正态度，然后高呼口号，进入批斗。可是今天即有些反常。朱天鹏押上来后，他斜依在墙上，脸色苍白，双目微睁，咬紧牙关，呈现出强忍痛苦之状。卢大成一看有些急了，便去拉他到办公桌前簽字，谁知刚拉他离开墙壁，他便仰头倒在地上，两眼上翻，口吐白沫，双手乱抓，两足一伸，失去了知觉。大家说：“他在装死狗，逃避斗争。”稍有点医学常识的黄兴成说：“不对，他好像吃了什麽药，卢组长和他一间寝室，赶快去看一下吧。”等到卢大全慌张的拿回来一个装“雷米封”的空瓶时，朱天鹏紧闭双目，己经断气，永远离开了這个不容于他的人世。还揹上个“畏罪自殺”，“自绝于人民”的罪名。
朱天鹏死了，他一片丹心，欲报无门，滿腹含冤，进入枉死之城。民间传说，阳寿未滿，死去的魂魄，阎王是不会收容的。可嘆朱君真乃神州无路，魂归何处矣！
二十二年后，一纸荒谬的“改正”通知书，给了朱君的再世人生又一个结论。曰：前世系无罪自殺的“改正右派份子”。
五十年后，余己过古稀之年，然朱君的音容笑貌，乃活鲜鲜的出现在我的腦海之中，抚今追昔，不尽沧然：
一九五三年吋，我和朱天鹏同是宜宾县供销社的同事，他在组导股，我在业务股，由于不同科室，所以交往不深。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我们有了较多的了解和交谈，开始有点意气相投之感。
那时人们的文化生活非常枯燥，年青人对每个星期六的舞会很感兴趣，我又爱拉二胡，便成了“工人文化宮”，舞会乐队的积极份子。高兴时，也下舞池跳上几曲。谁知被人反映到干部股长郑顺荣那裡，说我作风有问题。郑股長把我找去单独谈话，她说：“你是有妻室的人，怎麽能和姑娘们跳抱腰舞呢？這便是作風不正的大问题，你要认真检查，立即改正，不然会犯错误的”。我向她解釋说：“我们跳的是正规的国际交谊舞，不是什麽抱腰舞，連中央领导招待会上也跳的，难道他们也是作風有问题吗？”弄得她张口结舌，無言可答。
后来，這件事被朱天鹏知道了，他对我说：“郑股长思想保守落后，不学无术，她不过靠自己是地下党员的身份，丈夫是县委付书记，自以为是，作威作福，毫无水平”。這些话，正好被积极份子卢大全在一旁听到，反映到郑股長那裡。她便记恨在心。卢大全算立了一功。
一九五四年，郑股长的丈夫朱元生提为县委书记，不久，郑股长作了县委付书记兼付县长。卢大全作了人事股长。這些官场的微妙变化，自然是只可领会，不能言传之事。
一九五五年，因郑县长官僚主义，不调查研究，批准县供销社，《对城市人口实行大粪统购统销的报告》，修建特大蓄粪池，造成国家二十二万元损失。（当时城镇人口每月平均生活费为六元。），弄得滿城风雨，怨声载道。我写了《粪的风波》小品文，发表在《四川日报》，揭露這一荒唐事件的真象。后来郑县长和县供销社主任彭琳，受到党內处分。以此，我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被他（她）们内定为“最难管的小干部。”被同僚们视为“危险人物”，谁也不敢和我接近。甚至有的极积分子还说：“出风头找错了对象，真是自讨苦吃。”冷落与孤独，使我惶惶不可终日。唯有朱君，对我一如既往，热情相待。他说：“作人就要能仗义执言，不惧权贵，为了人民，敢说敢当，你的《粪的风波》写得好，为老百姓出了口恕气，打击了官僚主义者的歪風。”他的一席话，真是雪中送炭，难能可贵，温暖了我寒冷的心房。不久，我遭到第一次报复，弄到宗场供销社作售货员。相见时，他多次劝我，不能灰心失意，要自强不息，终有出头之日。
谁知我輩生不逢时，正值暴君临世，全民遭秧之日。与朱君双双堕入阳谋。我九死一生，逃得性命。朱君则惨遭不幸，逼死于暴政之中。痛哉！苦也！逢记念反右国难五十年之際，僅以此文以悼朱君英灵。
正是：年少安知世途险，错将魔咒当真言。枉为阳谋刀下鬼，一片丹心奈何天。
后记：一九六八年，朱元生官至泸州地委书记，其妻任泸州市长，夫荣妻贵，显赫一时。谁知阴险，一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起了又一个更大的阳谋。朱元生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忍受不了较当年反右时更残暴的批斗，自殺身亡。郑顺荣被剪成阴阳头游街示众，七斗八斗，关监坐卡，受尽折磨，得知丈夫死后，也投河自尽。他（她）们当时得到的结论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自绝于人民，罪有余辜。
十六 沉默的斗士－－記右派陈其琛之死
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灭亡。－－魯迅
一張死刑布告引起的質疑
1963年，四川省公安厅“415”勞動教養筑路支隊，住在灌縣，修建汶川鐵路時。由于我們“101”右派隊的右派姚風起，向政府舉報：楊應森，周居正，王杰等勞教右派，組織“中國馬列主義聯盟反革命集團”，惊動到公安部，掀起了一個惊天大案，全体審查，人人過關。經過一年時間，抓捕60余人，通過嚴刑逼供，誘供，不講証据重口供。于1965年5月十八日，在都江堰魚嘴，召開公判大會。判處周居正，楊應森死刑，分別在灌縣，永川兩地立即執行。第二天，大街小巷貼滿了四川省最高人民法院的布告。使我們惊奇的是：死刑犯增加了一名陈其琛，稱：該犯思想极其反動，一貫与人民為敵，瘋狂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大躍進、總路線、三面紅旗。實屬死心踏地的現行反革命份子。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看過布告后，“101”队的右派們私下里議論紛紛，對這張死刑布告提出了以下質疑：其一是：負責掩埋楊應森的右派們並沒有看見過陈其琛的屍体。更不知道在何處立即執行的。其二是：陈其琛是三個月前，全隊進行大搜查后，才從我們“101”隊抓走的。亦未通過任何批斗，有何罪行，誰也不知道。其三是：他本人性格孤辟，寡言少語，从來不和別人交往，更不可能跟反革命集團沾上邊。由于這些質疑，陈其琛的死刑，在大家腦子里成了個迷。
陈其琛其人
陈其琛是我們班里的人，我作為學習班長，按理，應該說出點道道來，其實真要我說，我只能說：陈其琛是我們勞教右派中表現較好的典型，他遵紀守法，不亂說亂動，勞動肯干，生活儉朴，不爭強好胜，也不惹事生非，學習時，認真听讀報，專心做筆記，只是討論時，從不發言，也算不上什麼大的缺點。工休時，他坐在自己床上，除了縫補衣褲，就是在寫些什麽。我們大家很奇怪，像他這种人，怎麼也當了右派呢？我從他們自贡市同來的几位右派口中，了解情況后，才知道，他這個右派，确實比我們當得更冤枉。
陈其琛，原是自貢市鹽務局職員，1929年出生浙江杭州，大學文化程度，工作上認真負責，平時謹言慎行，好讀書習文，不苟言笑，性格孤傲，一派儒雅之气，大家背地里叫他“陳學究”。由于他身高一米八二，像貌堂堂，擇偶甚嚴，已近而立之年，尚未娶妻。1955年終，祕書科林惠如寫年度報告時，覺得文字呈述上不甚如意，有人建議她去找“陳學究”求教。其實這林姑娘早已有意，只是無緣相近，借這個机會与之交往，自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一個是懷春少女，一個是求偶才郎，相交之下，一見鍾情。數月之后，相戀日深，形影不离。大家都說：真是才子配佳人，一個好姻緣。誰知却急坏了局党委書記劉向東，因為這林惠如是他相中后，從商业部門調到局祕書科，作為自己的對象培養的，如果讓陈其琛這小子挖了去，就是割了他心頭上的肉，當然不能容忍。他先找幹部科長對林說：“陈其琛出生地主家庭，個人歷史也有問題，如果你和他結了婚，就會喪失自己的政治前途，我实话告诉你，因為刘局長看上你，才叫我去做工作，调到局里来的，你千万不能让领导失望啊。”哪知這林姑娘看起來娴淑文靜，楚楚動人，却生就一個倔強性格，她認定了的事，決不改變。她說：“憲法規定，婚姻自由，是每個公民的权利，我選擇了他，定会從一而終，患难与共，不用別人擔心。”沒法之下，劉書記只好以党組織的名份，直接找她說：“如果你要堅持下去，恐怕你那預備党員都會失去，政治前途便彻底完了。何去何從，你要好好考慮，不要辜負了我和党对你的期望。”人事科長和劉局長的談話，适得其反，迫使她（他）俩决定提前结了婚。刘局長一气之下，把林惠如调到盐巴倉库去当了保管员。
1957年开展整风反右時，他们的女儿已一岁多了，夫妻俩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对政治並不关心。本來性格孤辟，不好言談的陈其琛，坐在會埸，想着家里，從始至終，沒有发过一次言，县委整风工作組長多次找他个別談话說：“你是有知识的老幹部，应主动的帮助党整掉不良作風，改進党的工作，难道你一点意見也沒有，怎麽能说得过去呢？”他想了很久，最后終于提了个自以为与政治毫不相关的意見說：“希望党委书记今后少管职工恋愛问题，多抓些局里的大事。”反右开始后，他這条意見，通过精心修改后，成了恶毒攻击党的右派言论。铺天盖地的批判大字報贴满了墙壁。“打倒大右派陈其琛！”“不准污蔑丑化党的领导。”“陈其琛不低头认罪只有死路一条！”等大幅标语贴到了他们的家门口。林惠如安慰丈夫說：“行得正不怕影子歪，共产党总得讲事实求是吧，根本不用怕，也不用理那些胡言乱语。”在大小批斗会场，他保持沉默，不发一言，心里在想，要相信党是英明偉大的，决不会凭他们的打胡乱说就定我的罪。
宣布处理右派时，他划为极右份子，开除公职，送到“415”劳动教养筑路支队。他的妻子因株连，降为勤杂工，每月拿生活费十六元。真应了党领导教育的话：失掉了政治前途，变成了人民的阶级敌人。把陈其琛改造成了一个沉默的奴隶。
沉默的斗士
陈其琛並不是对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他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叫李加建，此人当右派前，是他们自貢市著名的诗人作家，也是他学写诗的老师，划为极右，一起送到“415”來的，他相信诗人的灵魂是纯洁地，所以崇拜他，信任他。也是他唯一可以吐露胸怀的良师益友。非常有幸，李加建也是我的亡命之交。陈其琛死刑之迷，是他向我作了詳细的解破。
他的第一句话使我非常吃惊，他说：“陈其琛是沉默的斗士。他为了揭露毛泽东挟党为私，祸国殃民的罪行，记录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还有不少的日记，诗词。希望总有一天，能活着出去时，付诸文字，大白于天下，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我问他：“是谁檢举了他？”他说：“谁也没有檢举他，他的遭难，完全出于偶然，你还记得杨应森反革命集团案发后，全队突然进行了大搜查吗，就是在那次搜查中，在陈其琛的床上和墙缝中，搜查到大量的文字资料，由于他写得潦草，队上的干部们认不得草書，把我叫去整理成文。你们都知道，他把每月的6元零花钱，全部寄回家去，维持妻女的生活，自己没花过一分一文，所写的纸張，都是拾来的烟盒和小块的水泥纸，相当零乱，因为這样，我才能背着干部，毁掉了一些他写得太危險的诗词，但他的日记，我却不敢撕去，万一暴露，我也吃罪不起，這便成了他判死刑的罪证。”
一个工休天，我和李加建在河边喝酒，他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麽说陈其琛是沉默的斗士吗？”
我摇摇头说：“不全知道。”他叹了口气，动情的说：“原来我也不甚了解，自从我看到他写的全部文字资料后，感到非常震惊和敬佩，他从自己被诬为右派那一天起，便悟出了共产党是一个集党营私的暴力政权，用谎话欺世盗名，他把《人民日報》所发表的虚假新闻，一一作了分析和批判，如亩产万斤粮，他批的是：大胆谎言。是为毛君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拍马屁。又如他说：人民代表是特选奴才。歌午昇平是饿殍遍地。反右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民主自由是骗人的鬼话，最后结论是：我们正处在暴君统治下的封建王朝。他将为揭露这些谎言而奋斗终身。”李加建最后说：“如果说，楊应森他们是挺胸而战的英雄，而陈其琛便是沉默的斗士。他们都是为争取我国民主自由付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他们的血不会白流，将永垂青史，与世長存。”我在《右派风云录》前言中曾说过：我们劳教右派中没有一个是认罪的，但其表现却各不相同，大约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壮烈型，如杨应森，周居正等六十余人，他们组织马列主义者联盟，抱着宁死不屈的信念，为真理而战，为民主自由而死，面对强暴，毫不低头的精神，除“415”劳教右派外，恐无二例。第二种缓和型，他们为了早日摘帽，假意认罪，努力劳动，争取表现，但决不伤害别人。结果受骗身亡，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我的同乡代大贵，因其妻限定他年底前摘帽，否则离婚，他便拼命劳动，不注意安全，结果在包耳山隧道处理危石时，被大石压得粉身碎骨。死后在他的枕中搜出洋洋万言的申诉书。第三种软拖硬抗型。如本人便是例子，因右派劳教遥遥无期，又坚信自已无罪，沉冤必白，抱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保命哲学，口头认罪，内心不服，劳动消极，危險不沾，服从管教，自保平安。第四种奴才型，如告发杨应森的姚凤啓之流，他们內心不认罪，但为了自身解脱，不惜出卖灵魂，害人利己，变成暴政的奴才，踏着别人的血跡，从狗洞里爬出去做人，还自呜得意。這种人须然是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但大家心中非常痛恨，称之为“屁眼虫”。
第一种类型的人是二、三种类型共同敬佩的英雄。但处于恐惧布于当世，一言可至死刑的时代，只能存乎于心，谁敢表露于外。但三三俩俩忘命之交，却可尽吐胸怀。
数月之后，与陈其琛同处囚舍，经严审刑讯后，均未招供，查无实据，无罪放回的蒋文埸说：“陈其琛算是我们右派中的硬汉，在审訊他时，无论用什麽方法，他始终不开口说活，用刑时他咬紧牙关，满头大汗，哼都不哼一声。支队查管教科长说：‘你不开口认罪，没什麽关係，就凭你写的那麽多反动文字为证据，我们照样可以判你死刑。那天晚上深夜，他便用藏在袖套里的刀片割断了自己的动脈，沉默的死去。永远离开了這个可怕的世界。”我们问他：“为什麽布告上说是执行枪斃的呢？”他说：“布告是前几天就印好的，当然不便再改成畏罪自杀了，這便是那张死刑布告之迷。”
一张无法得到的平反通知書
1965年5月20日，林惠如打扫好盐仑，正要回家时，局里的人事科長把她叫到办公室去，拿给她一封“415”劳动教养筑路支队的公函，还义正词严的对她说：“当初我曾劝过你，不要和他结婚，你却听不进去，真是自找苦吃。”她知道决非好事，没听完他的话，便拿着信，回家关上房门，拆开细看，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丈夫陈其琛判处死刑几个字，像一声炸雷，重击在她的头上，两眼一直，晕倒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九岁的女儿扑在她身上摇着、叫着、哭着：“妈妈呀，妈妈！”
她醒过来后，腦子里一片空白，失去了记忆和思维，除了带女儿去食堂吃饭和扫地之外、她什麽也不知道了。
过着贫困的生活、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受尽折磨、终于熬到一九八九年、看到自贡所有的右派都落实了政策、她找到有关部门领导、均称没有陈济深划为右派的任何资料、无据可查、自然也就无法落实什麽政策、她无法之下、又跑到成都去找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按理、布告是你们判的死刑、应该有个说法把、可是、到得到的答复仍然是无据可查、完了、她巳经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门的地步。她白白死去的丈夫、她二十二年的青春、一切一切、都付与冷酷无情的查无实据四字。天理何存、法治何存、真的应了毛泽东自己说的；无法无天的那句豪言。
无奈之下、她买了一束鲜花、想去献给丈夫、又苦于找不到坟地、她忽然想起丈夫爱一个人到野外清静处读书、于是在丈夫住过的地方山坡上、祭奠起来、没有香烛、设有鞭炮、没有祭品、面对阵阵西风、只有时高时低的哭泣声、伴随着滚滚岷江鸣咽的涛声、诉说着人间的悲伤与不平。
附录；吴询、自贡市阀门厂送到415、101队劳动教养的右派、与我们共同劳教二十年、八二年送回自贡后、原单位和有关部门均查不到他划为右派和送劳动教养的任何挡案资料、最后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把他安置在车间看门、算是给了口饭吃、只好不了了之。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