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尔樵夫
3、那个年代的外国文艺
20世纪60年代最后那三年，外国的文艺演出基本在中国舞台上绝迹（哪怕是当时关系最好的那一、两个国家），到70年代初期，才逐渐有外国的文艺团体来中国演出（或者在广播电台里播放国外的音乐、歌曲），不过也并不多，屈指可数。
来得最多、影响也最大的当属朝鲜的文艺团体和他们的歌曲、音乐。
“文革”刚开始那段时间，有激进的“红卫兵”贴的批修正主义集团的大字报里，把朝鲜也骂做“朝修”（甚至有直接攻击金日成的言论），惹恼了金日成（据说他下令把朝鲜的志愿军墓砸了不少），所以有一段时间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也很僵，到1970年代才恢复正常（周恩来访问朝鲜去向金日成解释，不知道算不算道歉）。随后朝鲜的电影、歌曲、音乐乃至文艺团体重新在中国出现。
我觉得朝鲜电影为其歌曲、音乐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这不仅仅因为它是那时上映得最多的外国电影，更主要的是朝鲜电影中的插曲、音乐旋律优美、轻盈欢快、委婉动听（“文革”前看到的朝鲜电影水平并不高，但里面也有优美的插曲，比如《南江村的妇女》），把多年来耳朵里灌满了铿锵有力、激昂高亢的大合唱的中国人民一下子打动了，迅速的流传开来，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卖花姑娘》，影片上映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到处都能听到电影里的插曲（不亚于1997年《泰坦尼克号》上映后，大街小巷都能听到《我心依旧》时的情景）。也有不是电影插曲的歌曲，像《金日成将军之歌》、《月飞山》，也是流传较广的。
朝鲜几个著名的文艺团体（血海歌舞团、万寿台歌舞团、人民军协奏团等等）也到中国来演出过几次，有歌剧《血海》、《卖花姑娘》，还有歌舞专场，引起轰动，一票难求。除了歌剧，这些演出有的录像后在电视台播放（歌剧演出只有新闻短片和图片）。大家发现，不仅仅是朝鲜的歌好听，舞蹈好看，他们的舞台布景艺术也令人赞叹（多重、立体，外加电动），相比之下，我们的舞台布景就太简单、落后了。听说这一点朝鲜对我们是严格保密的，来华演出时后台都不让中国人去，就怕我们把他们的舞台布景的窍门学到手。跟我说这件事的人还愤愤不平，觉得他们这样做很不友好，不过现在明白这牵涉到知识产权，人家那样做也是很正常的。
阿尔巴尼亚是那个年代整个欧洲地区跟中国关系最好的国家，所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欧洲国家文艺团体来表演最多的就是他们了。阿尔巴尼亚也搞个人崇拜，所以表演的节目中不乏歌颂当时的领袖恩维尔·霍查的，那会儿中国是给他们援助最多的国家，所以也少不了歌唱阿中友谊（《地拉那—北京》），还学唱中国歌曲，发音很滑稽。
越南（包括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有文艺团体来演出，可能是一直在打仗的原因，来的都是穿军装的，歌曲多是表现抗击美帝的，记得有用中文唱《胡志明—毛泽东》。
这两个国家的演出水准跟朝鲜相比差距不啻天渊，也没什么舞台美术，伴奏也简单，很多时候乐器就是一台钢琴或者手风琴（越南的独弦琴我是第一次听到，觉得很有特色）。不过在那个年代，大家对这方面的要求也不高，能看到（听到）外国文艺已经很满足了。
柬埔寨歌曲主要是西哈努克亲王作词作曲的那几首，多是表达对中国的感激之情的，最有名的就是那首《怀念中国》，歌词一开始就是：“啊，亲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她永远把你怀念”。
有一年，似乎是为了庆祝罗马尼亚的国庆节，电台里播放了一组罗马尼亚的音乐，其中就有排箫演奏的《云雀》，非常好听。同样是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感觉跟阿尔巴尼亚太不一样了。
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去剧场看演出，只能通过收音机偶尔听到这几个国家的歌曲、音乐。
那时某种类型的年轻人私下里会唱另外一类外国歌曲，我那会儿交往的朋友中唱得最多的就是苏联的《三套车》、《喀秋莎》、《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有印尼的《哎呦，妈妈》。唱这些歌在这些年轻人中很时髦，但为“正派”的年轻人鄙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如今去KTV，唱得最多的外国歌也就是这几首。
不过欣赏外国歌也有风险，有一次家兄跟另外一个喜欢音乐的同学在我们家关上门听苏联歌曲唱片（我家有一台新买的电唱机，家父拿回来一些“文革”前的老唱片，其中就有苏联歌曲唱片），记得有一首是《列宁山》，想想是歌唱伟大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应该没事，声音就大了一点，被隔壁的某阿姨听到，没过几天，她在走廊上遇到家母，便“善意”提醒，说我哥在家里听苏联歌曲，结果家兄挨了一顿训斥。
中美关系解冻以后，来华访问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多了起来，在为招待他们举办的文艺演出上，中国的文艺团体演出了西方音乐家的作品（军乐团演奏美国乐曲、中央乐团演奏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等），不过这都在特定场合针对特定观众的表演，公众是看不到的。
1973年，维也纳爱乐乐团来华作公开演出，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到中国访问的西方乐团，随后美国费城交响乐团也应邀来华。这在当年绝对是破天荒的事。虽然观看演出的票都是通过内部发放的，但总算是让公众观看了。但这时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观看演出时，观众可不可以鼓掌（那时的观点是西方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后来“上级”指示：为表示礼貌和友谊，可以鼓掌。后来听说当欣赏完那些大师的作品以及乐团高超的演奏后，许多观众的表现可以用“疯狂”来形容，不仅仅是鼓掌，还有人跺脚、吹口哨，甚至扔帽子。
观众的这种反应立刻引起“有关部门”的“警觉”，没多久便在报刊上连续刊载批判西方无标题音乐的文章（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音乐也被捎带上了），估计也是在批评那些邀请西方交响乐团来华演出的人。
那以后就再无西方国家的此类文艺团体到中国来演出，直到“文革”结束以后。
如果我说的不错的话，那个年代唱得最多的一首外国歌，是《国际歌》，这真是一首不错的歌，唱起来令人热血沸腾。现在，偶尔还能听到它的音乐，但歌是很少唱了。
4、体育活动
伟大领袖有一句著名的最高指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所以那时虽然运动不断，但各级政府对体育还是非常重视的。
每年7月，到了毛泽东1966年在武汉游长江的那个日子，国内各地都要举办群众性横渡江河湖海的活动以资纪念，场面宏大，参加者中工、农、兵、学、男、女、老、少，各界都有。群众自发性的游泳活动也很多，因为伟大领袖说了，要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考验。那时在江河湖海里游泳没人管（连杭州的西湖里都可以游泳），每年淹死多少，没有统计，不像现在，有小孩子掉进水塘溺亡，媒体就要追责，问为什么那里没有栏杆或者警示标志。
1971年3月，中国派出乒乓球队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乒赛，那也是自1966年以来中国首次参加国际性的体育活动。比赛结束后，加拿大、英国队被邀请来华进行友谊比赛，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美国乒乓球队居然也被邀请来中国了，不过现在大家都知道，那是“乒乓外交”的开始。这在国内再一次掀起乒乓球热（上一次大概是容国团为中国首次夺得男乒单打世界冠军吧），有一段时间，我们业余的主要运动就是打乒乓球，大院里有几个小孩子甚至被挑选进体校培养，可惜没有坚持下来（1973年，中国参加了在南斯拉夫萨拉热窝举办的第32届世乒赛，中国队夺得男女单打与混双冠军；1975年，中国参加了在印度加尔各答举办的第33届世乒赛，这一届中国的成绩最差，只获得了男女团体冠军，男队许绍发的高抛发球成为我们当时争相模仿的技术。那一届国际乒坛冒出许多新人，瑞典人本格森获得男单冠军，朝鲜人朴英顺夺得女单冠军，她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就拿了冠军，不过我们都觉得最后决赛时是中国人让他们的，中国队的新人有梁戈亮、张立，虽然没有拿到冠军，但是已经崭露头角）。
1972年7月，为了纪念伟大领袖“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发表二十周年，举办了五项球类运动会，那是1966年国内首次举办体育运动会，这也是领袖“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文革”取得的伟大胜利，当然也说明秩序在恢复，生活渐渐回归正常的轨道。我们是通过纪录片看到运动会开幕式以及各项比赛的情况的，开幕式上，虽然不乏领袖像、标语牌、红旗如林，但仪仗队上由手持花束、穿着花裙子、白球鞋的女青年组成的方队，跟前些年看惯的那种怒目圆睁、身穿军装、腰系皮带的女红卫兵形象大相径庭，尽管她们都没化妆、表情严肃、肤色黑里透红、身材健硕，个个都像女社员，但还是让人眼前一亮。
1973年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这应该是“文革”期间在中国举办的唯一一次国际性体育赛事，搞得很隆重。虽然报纸、电台都有报道，但我们真正看到邀请赛的全部过程，是在几个月以后上映的、由香港长城电影公司拍摄的纪录片《万紫千红》里。
这届邀请赛的比赛本身没啥看头，因为来的这些“亚非拉兄弟国家”乒乓球水平大多很低（有些国家的运动员水平连我都不如），不过赛会的主题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输赢都无所谓，大家都乐陶陶的，基本就是个“大趴”（吃住行都不用自己花钱，等于免费来中国旅游，何乐而不为）。
既然是“第一届”，显然还准备“第二届”、“第三届”的办下去，当然是全由中国办，还是“亚非拉兄弟国家”轮流办就不清楚了，估计也没协商过，否则不会这第一届也成了最后一届。这届邀请赛还专门制作了纪念章，我现在还保留着一枚。
当时实况转播这些体育比赛的只有广播电台（北京人或许能看到电视），大多数实况转播都是宋世雄解说的，他那打机关枪一般的语速、还有运动员移动脚步时球鞋在地板上摩擦发出的“吱吱”声（实况转播的乒乓球比赛最多），给人留下很深印象。
不过来得比较多的外国体育运动队还是那时跟中国友好的几个国家：朝鲜、阿尔巴尼亚，好像越南没有派遣什么运动队来过，估计是因为一直在打仗，无暇搞体育运动。我曾经在1972年的时候在上海虹口体育场看过中国的“八·一”足球队与来访的朝鲜“2.8”足球队的一场友谊赛，“八·一”队先进了两个球，后来“2.8”队进了一个球，“八一队”2:1嬴了。
加拿大体操队来华进行友好访问加表演时的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时间应该是在1972年中国与加拿大建交以后，大约是在1973年，具体记不清了。
他们先去北京，然后才来上海，与上海体操队进行友谊比赛，地点在五角场附近的江湾体育场。家兄跟我都想去看，于是家父弄到了两张票，不过他又说我们不一定能进去，因为据说要凭工作证（外国体操队的比赛、表演，不仅不对外售票，也不让学生看）。
当天吃过晚饭后，我与家兄各骑一辆自行车，来到了江湾体育场的体操馆前（离我们住的大院并不远）。只见门口围着不少人，有人持票进入，更多的是无票的人在那里等退票（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与家兄停好车后，先在远处观察，发现检票的纠察并不要求入场的人出示什么证件，于是便一前一后的朝检票口走去。家兄那时个子比我高一些，还有一圈小胡子，再戴副眼镜，加上一身军装和军帽，看上去就是个已经参加工作的青年，所以纠察没有起什么疑心，他很顺利就进去了。但我却被纠察拦了下来，要求我出示工作证（无疑我看上去就不是成年人），我说没有，他们便不让我进去。旁边立刻围上来几个人要我把票转让给他们。被纠察识破不是“成年人”，让我有些不好意思，便挤出人群往远处走，一个二十来岁的男青年一直跟在我后面，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要我把票给他，甚至往我手里塞钱（好像是1元，那会儿就不算少了）。我当时是既沮丧又不死心，所以也没理他，他跟着我走了几十米远才放弃。
我躲在远处的路灯阴影里，思索着该怎么办，但其实也没有其他办法进去。过了大约二十分钟，里面的表演早就开始，门口围着的人也没几个了，纠察也换了人，我想再试试运气，于是又走了过去。没想到这个纠察还是要我出示工作证，看来真的没希望了，这时旁边那几个人又要凑上来，我一气之下，把票子撕得粉碎，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走，身后传来一片叹息。
这种事在今天听起来就是天方夜谭，一个国家的体操队，能公开表演什么反动、黄色的东西吗？后来知道主要原因是那时中国体操队的服装非常保守，女式运动服不但不显体型，下面还类似男式的平角裤，而国外的体操服都很紧身，尤其是女子体操服，紧紧裹在身上、V字领露出胸部不说，下面还露出部分臀部，这就要毒害我们革命事业接班人纯洁的心灵了，故而被视为洪水猛兽，另外表演中他们还加了一些类似幽默小哑剧的内容，被认为庸俗，只允许成人观看（说明那时已经有“分级制”了）。
除了乒乓球，那时中国还有一项风行的运动就是打篮球（我们上高中以后就对乒乓球不大感兴趣了，以打篮球为主），很多企业、学校都有自己的球队、球场（好一点的还有灯光，可以在晚上打球），还经常进行比赛，有的球队的水平还不低。我们军医大学和医院都有自己的球队，有时周末没有电影，就与附近企事业单位的球队来一场比赛，去看的人很多。
国内当时体育运动水平较高的，除了几个省、直辖市的专业运动队，就是军队的运动队，解放军的运动队都以“八·一”冠名，然后各大军区、各兵种、各部队、各所院校等又有自己的运动队（有的是专业的，有的是业余的）。
部队内部也会举办各类比赛（有的是全军的，有的是某个系统内部的，比如总后、某个军区或者某个军），我就是在一次部队的篮球联赛上第一次看到穆铁柱的。那是在江湾体育场，时间好像是在1974年，参加比赛的一方是济南部队队。当运动员上场时，观众发现在那些身高都在1.9米以上的运动员中，还有一位高出他们一个头的大个子，登时发出一阵惊呼声。
随后的比赛中，穆铁柱成了全场唯一的明星，济南部队队的战术就是以他为核心，让他往篮下一站，然后传球给他，他再勾手一投，就得分了，别人去防他往往就要犯规。
那场比赛，另一方基本拿穆铁柱没有办法，济南部队队大比分获胜，穆铁柱赢得了很多掌声和欢呼声。
那会儿我们真是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许多读书成绩好的人体育方面同样不差，附近几所中学的校队成员许多都是学习成绩与体育技能双优良部队子弟，很多女孩子也都不差。
我虽然没有进什么“校队”（我就读的那所学校以足球、羽毛球为主，我们大院擅长这两项的不多），不过也早就学会了游泳、打篮球、乒乓球，还练过中、长跑、哑铃、拉力器、双杆、俯卧撑，男孩子到夏天都穿背心，还要游泳，高中男生没有胸大肌、二头肌、三角肌和腹肌绝对是件丢人的事。
大院外面的那些年轻人中热衷体育锻炼的也不少，打球方面可能差一点（受场地条件限制），但游泳、跑步、增强肌肉方面并不差，还有练石锁、自己在树上绑上绳子练吊环的。
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多赛事，但那个年代的群众体育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不仅仅是学校，很多企事业单位每天都组织员工做广播体操，如今是看不到了），大家都积极参与，这一点应该肯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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