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烈辉
（十三）一枚五分烂硬币
除了生活贫困外，思想上感到紧张、压抑、恐怖，心里没太平过。运动一个接一个，运动来了，四处贴标语，喊口号。不管什么运动，离不开“严厉打击阶级敌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怎么不灵？有问题的人，没问题的人，一听说阶级斗争就服贴了、老实了，因怕被批斗。阶级敌人也不只指四类份子。你一句话，一件事，就成了“阶级敌人”，谁不怕呢？
1967年在大堤上担土。这是复修，民工们住在五七农场群众家，离工地两三里路。下午休息时，大队吹哨子，民工集合，大家拿着钩子扁担到集合点，坐在扁担上，等待开会。
大队支书胡良和作报告了，他念了“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斗私批修”。他说，“当前阶级斗争非常激烈，警惕地、富、反、坏、右份子破坏社会主义。走资派还在走。”他忽然提高嗓门大吼一声：“右派份子滚下去！”我本能地左右四顾，这里只我一个“右派”，一百多颗脑袋在转动，在寻找“右派”分子，双双眼睛惊恐地向我射来。我惊悟到就是要我滚，我弹了起来，拿起钩子扁担，一路小跑，向住地奔去。我的跑是逃避这些眼珠，是逃避耻辱，逃避将要发生的事。
我想：这胡良和是怎么回事呢？今天为什么这么不客气呢？平常对我还非常客气，背后见到我总是笑笑，称呼为“汤师父”，今天居然喊出了个“滚”字来。
我也不在乎。这么多年来，人格、尊严都丧尽，还在乎一个“滚”字。屈辱无处诉说。反正我是这个社会的贱民、奴隶，只能忍受，将恶气咽进肚里。
跑到住地，炊事员张五嫂问我：“你为何这么早一人回来了呢？”
“社员开大会，胡支书不要我参加。”
“啊，又要斗人了。刚才谢大奎被人用绳子捆着押往工地去了。”
这谢大奎，他们喊他“双料货”－－地主兼反革命，大小运动，都要以斗他开场，他已六十余岁，没上堤，从家里牵来，民兵押着到工地去斗。
晚上收工了，社员们回来了。进门就有人喊：“汤师父，你跑得好快啊。”
“要我滚，难道赖着不走，有酒喝呀？”
“你走不久，就将谢大奎牵上台斗，黄德元在台上嘁‘汤烈辉上来’大家回答：‘他早滚回去了’。”
“你跑慢一步，也要耍猴子。”
“大家都说，‘这个汤烈辉机灵’。”
大家端着饭碗，在地平里，一面巴答巴答吃饭，又一面说、一面笑。我笑不出来。
我舒了口气。原来这胡良和在暗暗地保护我。免得受辱，受皮肉之苦，谢天谢地。
这年，生产队更困难了，晚稻被稻飞虱伤害了，全部倒伏，颗粒无收，这晚稻是社员口粮，早稻都送了公粮，交了“余粮”，到年底几乎家家无粮，在家的人，一般是吃菜饭、菜粥。靖辉来电报说：她动身回家了。要我到大通湖的老河口去接她。父亲从口袋里摸出七毛钱交我，到大通湖有三十多里路，接到她后当天可以转来，靖辉身上会带钱的。
我清早动身，到了老河口，没见到她，我在饭店吃了一餐中饭，又挂了一个津市长途，说已动身了。我候着，到傍晚还未见到她，我只得住下来，交了住宿费，找回我五分钱硬币，我放进中山装口袋里，吃晚饭不够钱了。肚子饿得厉害，那年头，肚子容易饿，一餐不吃过不了关。我强行睡在床上，第二天，可不能再等他了。动身返家，从老河口到家要步行三十多里，两餐没吃，走路无力。那些日子，我身体也虚弱，体重只九十多斤。见路边人家吃饭，只想去讨一碗，又拉不下面子，没勇气。想去人家园去扯一个萝卜，又怕人家打、骂受辱。
一位妇女，提半篮花生卖，我甚喜。我还有五分钱。吃点花生可度此关，听人常说：“粒米度三关啊。”那妇女将花生称好，接过五分钱硬币一看。“烂的，用不得。”就将花生倒在篮子里。这硬币是旅店找我的，我粗心，没看。现在拿在手里，它已被捶得变了形，中间还一小孔。我该饿啊，人背时呀！
走到最后一个茅屋，再去是十余里的垸子，是无人家的，我怕我会被饿倒，这茅屋有位青年，正坐在灶边吃饭。家里又没别的人，我走了进去：“同志，吃饭了。”
这青年见一陌生人进来，也很客气。我忙说：“我想讨点茶喝啊。”
“有、有”。他连忙放下碗筷，从碗柜里摸出一个大土碗，从包壶里倒了碗茶递过来。这时我的眼睛瞟见锅里，饭还多。我问：“贵姓啦？”
“不敢姓彭。”
“怎么一人吃饭呢？”
“妈妈到老河口街上去了。”
“爱人呢？”
“还没结婚。”
我见这青年还很好，便说道：“我是杨林所的，妻子在津市工作，昨天我来这里接她，未接着，带少了钱，没吃饭，饿了。想在你这里吃点行么？”
他很热情，很不过意的“啊呀，饭有没菜啊？我妈妈马上会回来。她会带点菜的。”
“不、不。就是这盐菜吃点就行了。
他连忙为我盛饭，这盐菜我感觉味也很好。我吃了一碗不吃了，肚子有了这点“燃料”我可以走回家了。
这青年叫彭建国，是个篾匠。他问我：“杨林所能买到架子床吗？”我告诉他能买到。他说：“我准备结婚，要买一个床，能帮忙吗？”我答道：“这算我的，我可以要木业社用好材料，给最适合的价，赶早给你做出来。”我是说的实话。木业社主任岳云熙同我关系可以。我的要求他不会推脱。
那些年，买什么东西就要“拿关系、走后门。”
我出门时，这彭建国，还送客人似的送了我老远。
我回到家，靖辉早己回到家了。我说起这两天的经历，大家笑得不行，居然讨了餐饭。
父亲在一旁轻轻地说：“你呀。命里注定，什么都要经受。”
父亲说的对啊，工、农、商、学、兵、劳教、劳改还要讨一次饭啊。以后的路还不知怎么走法？
（十四）溃垸前后
几个月后，彭建国来了我家。我带他去了木业社。我找到了岳云熙定做了一张床，一张书案，交了订金，我尽力招待了他。不久，家具作好了，他用船运回了家。
1968年上春，除干部“会节约”、“会安排”他们总有米煮外，其余社员家吃了上餐没下餐，天天盼“返销粮”，望着“搭桥粮”。社员一个个面黄肌瘦。我1.65米的身高，体重90余斤。事还是要干，春天日子又长，实在难熬啊。
队长到围垦去借粮，借来三千多斤黄豆分给社员。这黄豆营养虽好，当主粮做饭，餐餐吃也难咽下，而且难吃饱。
一次，我同生产队劳力去洞庭湖打湖草，这草是打来肥田的。洞庭湖的春天，一望无涯，满眼碧绿。大家带的是大拌刀，一刀扫去一丈多宽，湖草倒在一边。一个来回，便是一条草龙，捆拢就是一担。
天上布满了乌云，他们急忙忙跑了。我带的是毛镰刀，砍得慢，加之我砍草的技术不熟练，留下我一人在湖里。
霎时乌云密怖，雷声滚滚，大雨滂沱向我泼来，这神州一片黑暗，像要沉沦，我一身淋得透湿，又饥又冷，无处躲避。我仰天望着滚滚乌云，压抑的心灵，一股恶气，像火山般喷发，在这旷野，我大声长吼：“天啦！我犯的什么罪啊？！什么罪啊？！雷啊！你重重地劈吧！劈吧！……”
我在这旷野吼过，似乎胸心舒畅了许多，我在平日只能将委屈埋在心里，眼泪只能往肚里吞，我将草捆好，也凑成一担，溜溜滑滑回到生产队。
夏天，洞庭湖水势猛涨。我上大堤抗洪，立在水中打桩、堵眼。一身透湿，时而一个巨浪，一丈多高向你扑来，将人击倒。这洞庭湖因水面辽阔，只要有个四级风浪就很大了。如刮六级以上东北风就非常危险了，堤上险情此起彼伏，我已累病了，这时要抢收早稻，队长将我换了回来，在割稻时，填垸的传言一次次传来，有的农民从大堤上跑回来。将物品往高处运，气氛非常紧张。我回家第三天晚上，大堤真的溃了，倒口是东夹剅口。我们能听到水的轰轰响声，垸中社员往堤上抢运东西，老老小小惊慌不已，乱作一团，凄厉地哭声、喊声、哼声此起彼伏，这情景与1945年日本鬼子来了，追赶强奸杀人差不多。难怪人们说“洪水猛兽”。我家就住在杨林所一条旧废堤上，废堤比将要来的水矮一米多。父亲与我急忙砍树准备扎木排，便于水淹后一家老小安身。
这时一只大野山羊闯进了我的家，它大概是从洞庭湖芦苇中被洪水推来的。我将门关上，山羊左冲右突，力气很大，我几次用斧头捶去，打不着它，表弟范正阳一斧头将它捶倒。水淹到我家已是当天下午。我与父亲已是精疲力竭，动弹不得了，这只山羊到口的猎物也无能力处理，任大水浮走了。
溃垸后的第三天，父亲说未割上来的早稻将它捞上来还可以充饥。父亲去薛家垸子借来一副铁耙，我同父亲划一条小船在垸中打耙谷。
这正是阴历六月，溃垸后天天晴天，烈日炎炎，垸中水被晒得滚热。我与父亲的手指缝、脚趾夹都溃烂了，露出红红的肉来，忍着刺心的疼，还是坚持打了三天。再打上来的也没用了，都沤臭了。
一共打了一百多斤谷，晒干后放在酒瓶中，用竹棍不断插，将谷壳插成粉糠，煮成饭，先打上来的还可以吃，后打上来的沤得臭气难闻，很难下咽，但也没倒掉，慢慢也吃完了，正所谓饥不择食啊。
溃垸后家家睡在木排上，有的人家地势在高处用晒簟搭的棚，一切平静了。两个月后水渐渐退去，有的人收拾浪渣、收拾家园，将棚拆去，又搬回自家地基上。有的人捕鱼捞虾。农民是闲不住的，到水完全退去已是深秋了。
我们邻居张光明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农民，大家都喊他叫张明爹。他到北洲子农场买来高粱穗子，挑回织成扫把，又将扫把挑到注滋口等没溃垸的地方卖。卖完又去买高梁穗，他这么周转了几次。
还一位是李雨香，也是五十来岁，大家喊他李家二爹。他到倒口处贩来鲜鱼挑到四邻八乡卖。
1968年年底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来了，他们和邻队的十来人一起被批斗。将他们用麻绳捆着，挂一个木牌子，戴顶高帽子，游堤示众。张明爹、李二爹牌子上写的是“资本主义份子”，其余人什么分子的都有。谢大奎什么没干也在其列。
其中还有位王苌生，他是“右派”分子，原是教员，遣送回家后弃家到洞庭湖打鱼去了，这次溃垸他房屋毁了，回家收拾房屋也被捆在这些人中间，也挂个牌子，上写“不服改造的右派分子。”
这张明爹是位货真价实的贫下中农，益阳人，不识字，但人勤快、聪明，是个做事的能手。他被挂牌游堤后，心里越想越想不通，他骂起了娘：“他娘的，倒了垸子政府还没来一粒救济米。老子织几个扫把也犯了他娘的法！”有人对张明爹说：“张明爹，这是毛主席的政策，骂不得呀，算了，莫骂，干部听了生出事来又下不得地啊。”张明爹是忠厚老实农民，反正堤也游了，捆也捆过了，他也就忍着了。
（十五）靖辉“光荣”下放
1968年的冬天，溃垸社员不上堤搞生产自救。政府救急粮一直未下来，说是要开春后搞生产时才发放。生产队组织了一个基建队，男女共20余人，郭甲炮当队长，我父亲当总施工员。队上还有位木匠叫万长贵，手艺也好，我也可以做屋架，也可以砌墙。基建队来到北洲子农场建屋，张明爹也去了，他是盖茅屋的里手行家。订的合同是一栋屋多少粮、多少油，还给多少钱。因家里没粮带来，是生产自救，农场方面对我们也很关照，因这是灾民，在这里几个月，养活了全队一百余号人。
做的屋是红砖基础，木架子茅屋，另修了一栋砖瓦结构的公共厕所。这栋厕所在当时也算豪华的了，因为它修在农场大礼堂旁，二十多个蹲位。一改原来一间茅屋一个坑的原始状态。
这个冬天我接到靖辉的来信，内容非常惨痛。她告诉我，津市也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半年来厂里经常批斗她，理由是替“右派”丈夫翻案，一次次批斗，她同21种人关在了一起。她前后瞅着这些人，纠察队替她们挂一个白符号，有旧社会的太太、妓女、伪保长、资本家，年龄都比她大，只她一人年轻，她顿时火冒三丈，一气之下，将符号扯下来，踏上几脚。吼道：“我犯了什么法？”她不肯走了，说“我脚疼”。造反派背她去了纠察队。
彭月娥也被关进来了，与她只隔层芦席。彭月娥的事还是纵火案。1961年判彭月娥无罪释放的法官成了什么派，也被打倒，还诬蔑他与彭月娥通奸，包庇了彭月娥的案子。又将彭月娥抓来吊打批斗。
彭月娥进纠察队时，她女儿落玲子出生才五十天，正在哺乳，只得将婴儿交给婆婆用糊糊喂养。
看到这里，我流出了眼泪。深山猎人也不打正在哺乳的动物，今日彭月娥和她的落玲子还不如野生动物。我不知这些造反派为何如此狠心，是谁指使他们如此黑心的？
这次彭月娥又关进了监狱，重新判刑十五年。
陈靖辉的家庭成分是贫农，两个兄长都是共产党员，社会关系也没什么污点，自己学生出身，更没做什么坏事，只是嫁给了我就被株连，受尽打击。而我又不是天生的“右派”，我家也是贫农。她在信中说，今年难请假，不准备回家，要我也不要去她那里，有问题的人抓了就斗、就打，很多“右派”，如宋廷喜、何松林等人，造反派强迫他们搬张桌子成天在街上写认罪书。冷得索索发抖，随时又要被批斗殴打，非常恐怖。跳楼、上吊的人和事常有发生。
这时我弟弟扬先也是被斗的对象。原来是杨林二队有一部15匹马力的柴油机，一部黄谷机，办了一个米厂。弟弟开这部机子，附近几个队都来这里打米。后来这部动力及黄谷机，生产队卖给了湖北监利荒湖农场。荒湖农场没有开动力的人，就与生产队协商，弟弟同机子一路去，荒湖农场付工资，这工资每月交生产队50元。生产队替扬先弟记工分。后来，造反派说扬先弟是“搞资本主义”，便派了伍国均、周罗生去抓他。他两人到湖北后又遇着了武汉来荒湖串联的造反派，他们联合去抓扬先弟。扬先弟得到荒湖农场保护，跑了。
溃垸后扬先弟回家了，造反派把他抓走，将他的衣箱等物件都拖到大队，后来返还，几件好点的衣服都没有了，几乎成了一个空箱子。
我们生产队一位地下党员周少其，他女儿叫周菊英，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她说话无拘束，什么都敢说。当时她十七、八岁，初中没毕业就在家种田。那年头谁也没把读书当回事，“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开门办学”等，老师被学生任意打，一部电影《新苗》就是教学生侮辱老师的。所以很多人初中没读完就不读了，回家挣工分。
她对我说：“新哥（很多青年如此叫我）你要注意啊。国家如有动荡，地、富、反、坏、右就会全部被杀绝。听说道县杀了一万多人，一家家杀光”。我当时不大相信，以为她在故意吓我，这女子平日也搞点恶作剧，不过这个题目大了一点。我想：共产党怎么会这么残酷呢？
到了八十年代，我从一本杂志上看到确有此事，想来使人毛骨悚然，当真在中国大地上竟有如此恐怖、残忍、惨无人道的事发生！
周菊英没骗我，是说的实话。
1969年正月，又接到靖辉来信，说她被下放去临澧县的一个什么地方。我接到信后马上赶到津市，不要她去临澧，要她同我回老家，我们一道种田，宁愿过苦日子相守终老。她是一名工人，不带薪金，等于被单位开除、清洗。却假惺惺地大吹大擂，佩戴一朵大红花是“光荣下放”，还送一个毛泽东石膏像。我在清理物件时，拿着石膏像对靖辉说：“这东西我们不能要，你去转送别人吧。我们搭车乘船几百里路，在路上碰破他一个鼻子或一个耳朵，我们就会死路一条，我们担当不起。”我还告诉她，有一位农民用一张报纸垫箩筐搞坏毛泽东像，被判了三年刑，千万吸取教训。她同意了，不知将这个像送给了谁。
第二天零晨四点，几声汽笛，靖辉滴下了眼泪，这是与她生活了十四年的城市的告别，哥嫂也没来送她。我安慰她，我们能生活在一起很好，我们的父辈都是农民，现在是真正回家了。孩子大了，我们会好起来的。
她默默无语。
（十六）借米
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父母及四个弟妹，大弟扬先已结婚，侄子海波已四岁了，侄女汤君已出生，加上我与靖辉、汤冰共12人。
靖辉回家后，我又去了北洲子农场基建工地，一直到春耕大忙我们才回队上。农场用了一部拖拉机送我们，并随车来了一个文工团，举行了一个晚会，演了一场戏，表示感谢我们的辛勤劳动。
靖辉下放了，这是溃垸后的第一个春天，最大困难就是缺粮，其次是冰儿疳积没钱治疗，也没营养补充。每晚他要喝四、五次茶，拉五、六次尿，我与靖辉非常辛苦，耽误了瞌睡，我们将要入睡，他又在喊“要茶”，喝过茶不久，他又喊“要尿尿。”
当时生产队“农业学大寨”。毛泽东提出“一大二公”，生产队要扩大，二队与三队合成一个生产队，社员人人挂“红宝书”评政治工分，出工十几人一路，排着长队，早请示，晚汇报，埋头干事的工分少，能背语录喊毛主席万岁，喊得响的工分多，踏实做事的人就少了。最终是粮食大减产，每日以蚕豆度日，天天盼“指标粮”下来，来了粮食又千方百计筹钱。幸亏当时供销社收晒花帘子，白天出工，晚上家家织帘子。这帘子是芦苇用麻线织成，织好送到供销社，一张一级品的帘子可以卖四元钱。得了钱马上去买回粮食。
到小暑边，断粮更为严重，扮了一点谷，又天天下雨。只得将湿谷分给社员在锅里焙干，连壳磨成米粉，做菜团子、菜糊糊、菜粑粑以度性命。
我家冰儿虽已三岁，但还需要煨罐子饭他吃。家里再没米，母亲也要将他的一份留着。靖辉不吃蚕豆，她宁愿睡在床上不起来，我真要急死，这不只我一家，除队干部家外，社员们家家如此，人人面如菜色，骨瘦如柴。
队上有一家姓龙的，俩老已六十多岁，无儿子，有一个养女，老头我们喊他龙满爹，龙满奶奶和女儿在队上出工。龙满爹多病，所以很少出工。他原是一个道士，常常在夜晚偷偷帮人“收吓。”“收吓”就是敬神驱鬼，做这些法事，主家要用一升米插香烛，他可将这米带回家来。二老又节约，全队除队干部家外，只他家有点余粮。
这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年代，我不敢去队干部家借米，就想到了龙满爹俩老，他住的地方隔我家只百余米。
这年头，向人开口借米是很难启齿的，一是一时无法还．二是有米人家怕“露富”了生出枝节来，所以难开口。
妻子已怀孕了，大着肚子睡在床上叹气。冰儿哭疲劳了已入睡，我是个大男人，全家的饥饿都是我的罪过，是我造成的，株连妻子，儿子受罪，我对不起妻儿，我不能让他们母子去饿死，只得硬着头皮向龙满爹家去借米。
天黑了。我拿着布袋出门，慢慢向龙家走去。心里划算着怎样进龙家门，又怎样开口，将米借我当然谢天谢地，度过此难关，如龙家二老托辞推诿，我又怎样让自己出门而不至于太难堪。
想来想去，我想如果真的借到了米煮成了饭让他母子吃，我自己、弟妹们还是吃蚕豆，她母子可以多吃两天。我来到了龙家门口，我像是从梦中醒来，犹豫了。怎能向龙家借米呢？他俩老向来老实怕事，而且节约得有点吝啬。他借米给一个“右派”，露了富，又阶级界线划得不清，这不是惹祸上身？这是借不到的，米借不到，往后在地里见了面，互相都会很尴尬。
我向回家路上走去，我仿佛听到了妻子的呻吟和冰儿嘶哑的哭声，心里一阵痛楚。我又责备自己，难道面子比肚子重要，龙家二老或许会大发慈悲，借两升米我也未可知。我走到龙家准备举手敲门，勇气一下又没了。我想起龙满奶奶常在田间地头，谈一些家里穷的话：
“米又没有了，又没油吃，吃红锅菜啊……”我怏怏地又往回走。
最后，我还是没敢开这个口，不知是怎样糊过了几天，天晴了，扮禾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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