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耀钟编著
4-1 为化学楼烧砖的日子
－－作者：方励之
(这是用方校长他们烧的砖盖的化学楼)
[编者的话]化学楼是科大下迁合肥后盖的第一幢实验楼，连盖楼的砖都要老师自己烧，世界上谁还能找出第二所大学？！可见当年科大在合肥第二次创业是何等艰难！！！科大建校六十周年时，我陪几位5802老同学参观校史馆。校史馆讲解员说，这是当年科大学生为了盖化楼烧的砖。我当场指出，你介绍错了，这是方励之他们烧的砖。即使你不能提方励之的名字，你可说，这是科大老师烧的砖。当年科大没有学生，66级已分配，工农兵学员还没找，不能说是学生烧的。
5912寿天德说：“化学楼的地基的基坑都是科大教师聀工人力挖，肩膀挑，蚂蚁啃骨头般的完成的，我也曾参加此一土建工程。”
──阮耀钟执笔
忽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楼昨夜失火，想起三十五年前我们为它烧砖的日子。科大的在合肥的校园原来是合肥师范学院的旧址。在文化大革命中，合肥师院解散了。留下的校园给了科大。合肥师院原是个文科学院，只设有文学，历史，音乐、艺术等系科，没有物理、化学等理工专业。所以，它的校园里没有实验室，没有工场，没有足够的电源，水源，煤气等理工科系所必需的基础设备。除了几栋教室楼和学生宿舍外，科大在这里一切都要从头建设。
我们并不怕从头建设，只要确实是在建设。从1958年以后，知识分子就不断地经历‘下放劳动’‘再教育’，已经很熟悉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我敢放言，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除了自己的专业本行外，所掌握的其他劳动技能的门类之广，一定比他们在全世界各地的同行都多。如果要我们列出自己参加过的劳动的种类，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长长的清单。
一到合肥，我的清单又增添了一项－－制砖。在合肥的第一年，物理学只能存在于我的业余生活里，制砖才是我的主业。从1970年底起，我就参加制砖劳动。1971年3月，科大成立了一个制砖厂。我被调去砖厂劳动，成了砖厂的主力之一。建造科技大学合肥校园里的一栋化学大楼，就用了我们那时烧制的砖。
“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这些口号和标语，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随处可见。为了使后世了解这些口号的内涵，我有责任记述一下科大的砖厂，看一看在当年，一群中国的知识分子倒底是如何为她‘添砖加瓦’的。
制砖厂的人员，共13名。除了从合肥请来的一名制砖老工人以外，其余人都是从各系抽调来的被专政者，黑八类。值得把每个人的经历都简单介绍一下。在下列介绍中，姓名之后的职务是当时的。
1，陈希孺，数学系讲师，1956年留学波兰，1957年因“不当”言论被遣送回国，是‘漏网右派’。后为中国最好的几位统计，概率论学者之一。九十年代，成为院士。
2，钱大同，数学系讲师，在砖厂劳动以前，已有统计数学著作发表，言论不慎，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后为科大教授。
3，邓伟廉，数学系讲师。出身显赫。其伯父邓仲元是最早追随孙中山的一位军事将领，后遇刺，死于广州，至今广州还有他的雕像供人瞻仰。其父原为国民党政府所辖航空公司的首领，1949年率所部人员及全部飞机从香港飞回大陆，投向共产党，这就是中国民航(CAAC)的首批飞机。邓本人原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念书，1950年参军，赴朝鲜打美军，没被炸死。朝鲜停战后，回国，改学数学。因言论得罪当局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七十年代末，移居香港。中英签定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后，再从香港移民葡萄牙。
4，徐家鸾，物理系副教授。早年亲共，1949年放弃出国机会，响应共产党号召参加新中国建设。因他曾想出国，遂即被定为企图叛国的‘反革命分子’，被斗争，被打。1981年，他从美国飞去台湾，成为教授级‘反共义士’。后移居美国。
5，李先予，力学系教授。二十年代在上海学工程，曾与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学，并也在那时加入中共。后去日本留学，脱党，故被定为‘叛徒’。八十年代初去世。
6，黄茂光，力学系教授。四十年代留学美国，在康乃尔(Cornell)大学获博士学位。是中国知名的薄板力学专家。因他与美国朋友有通信，故被定为‘特务’。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有些认识黄的美国学者也随之访华。由此迫使当局摘了黄的‘特务’帽子。后退休回北京。
7，朱兆祥，力学系教授，中国爆炸力学方面的一流专家。1949年以前在浙江大学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活动，反对国民党。1950年代初，被派往香港，负责接回钱学森。1957年，因右派言论，被开除共产党籍，是‘漏网右派’。80年代，宁波大学成立，朱为首任校长。
8，鲁阳，化学系讲师。1957年右派。1936年，主张抗日的‘七君子’遭国民党逮捕，一时轰动国际，爱因斯坦也发过声援电报。七君子中的唯一女性，史良，是鲁阳的姨母。不过，这层关系对鲁阳的政治境遇并没有帮助。在1936年，中国共产党极为赞赏七君子，但到1957年，七君子中也有两位成了右派。是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1981年，鲁阳自杀。
9，刘朗，科大校医院院长，主治大夫。早年参加中共，在军医部门服务。他参加共产党军队前，也曾服务于国民党的机构，所以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八十年代后，回到北京，退休在家并写作。
10，郭劳夫，四十年代初曾去日本军医大学学习，并在日本占领的东北工作。后来参加林彪的部队，并加入共产党。随军从东北打到广州。因早年去日本的历史不清，故也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后退休在北京，性好钓鱼。
11，靳永涛，物理系技术员。这是12个人中唯一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1957年在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任技术员，也在那时成为右派。后为北京科技管理学院工程师。
第12名是我，当时是物理系讲师。
可见，若按平均教育水平和知识水平而论，我们这个制砖厂，绝不低于世界上任何现代化的建筑材料工厂。不同的是，当局并不需要我们的知识，只要我们的体力，要我们用两千多年前就有的烧砖技术，烧制中国的现代化，建化学楼。
俗语云：秦砖汉瓦。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已会制砖；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已会作瓦。从技术角度说，绝无必要再来记述科大砖厂的制砖法。我们砖厂的大部分技术，至少在1637年出版的宋应星著一书中就有详细的描写。然而，为了说明当时如何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建设马克思发明的共产主义天堂，不能完全避免重复三百多年前宋应星已经写过的东西。
传统制砖法的第一步是脱坯，即用木模把和好的砖泥作成坯。要由两个人合作，一个人用力固定住木模，另一个人把一团重约七公斤的泥高高举起，然后用力摔进木模。砖的质量决定于摔泥的力气。力气越大，摔出的坯越致密，砖质量越好。若摔力太小，砖内部就成了充满空洞的海绵状，经不住压力，是废砖。一个人摔不到一百块坯，一定筋疲力尽。在我们砖厂，只有讲师级的年轻人有力气摔坯，教授、副教授们则负责扶住木模。后来，砖厂来了一台制坯机，可以免于摔泥，是一大进步。这也是科大砖厂的唯一的机器。
第二步是晾干砖坯。一块砖约2.5公斤，在坯子时要重一倍多。全靠人力，运送坯子到通风并阴凉的地方。在晾干过程中，还要数次翻动砖坯，保持均匀。
第三步建烧砖窑。它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砖窑是一个帐蓬状的园拱结构，全用土坯建成，直径约十公尺，高六公尺。拱形结构是中国古代在建筑力学上的一大创造。一千多年前的赵州桥，就是一座跨度很大的一个石拱结构。指挥我们工作的老制砖工人，可能就是师承一千多年前的技术。他不用计算，不用图纸，也不用测量，全凭眼睛左看右看，就指挥我们建出了一座曲线优美的拱顶。堪称技艺精良。三位力学教授也赞叹不已。
制砖的最后一步是烧窑。这也是一项技术工作。劳动则比较轻松。我们只要听从工人的指挥适时加煤就可以了。一窑砖要烧八、九天。这是制砖工人最保密的手艺，他不愿意告诉别人他根据甚麽判据来判定是否应加煤，是否砖已烧好。所以，这位老工人很辛苦，他要一天24小时都守候在窑边指挥，只在每次加煤之后，睡一两个小时。我们12个人分成三班日夜加煤烧火。教授们都是日班，我总是上夜班。
这位老工人，并不太保守。每次加煤之后有暂短休息，大家围坐在窑边，这时老工人常向我们讲几句烧窑的技术，也许他已把我们看成他的学徒了。烧窑技术的关键是识别温度，即所谓看‘火候’，它是根据砖和火焰的颜色估计窑内的温度。一般人对颜色的辨别力不高，不能区分600、700或800度几种温度时的颜色差别。而烧窑工人则能‘看’出温度。手艺越高的人，‘看’出的温度误差越小。
后来，我读到司马迁的《史记》上记载着，那时的天文学家，能把天上的星按颜色分成白、蓝、黄、红、暗等几类。很多人怀疑这个记载。的确，除了几颗行星以外，如今有谁能用肉眼分辨出恒星有如此众多不同的颜色？更令人惊异的是，现代天体物理学同样也把恒星按颜色分类，不同颜色相当于不同温度，而且，许多恒星的颜色分类，在中所给出的竟同现代天体物理学由光谱测量所得到的是一样的。这更令许多人不信。
因为有烧窑的经验，我倒觉得上记载也许可能是真的。试想，两千年前中国就已有烧窑者，他们都有极强的分辨颜色能力，说不定，那时的天文学家也能练就一付极敏锐的眼睛，辨别不同恒星之间的极细微的颜色差别。然而，这种辩别恒星的颜色的本领，如果曾经有，也早失传了。那时，虽然我很佩服这位烧砖工人能看出温度，但是并不想去学它。因为，只要一支测光温度计就可以根据窑内颜色测出温度。然而，我并没有去物理实验室找一支温度计来。因为，我们是在被改造。我还是听从吩咐，加煤，加煤，再加煤。
砖厂的生活，政治性不太强。原则上我们都是专政对象，都是在接受改造的人。但当局并不多管我们。可能已不认为我们这些人还具有任何可改造性。当时，每天早上砖厂都举行一个五分钟的仪式，要我们‘向毛主席请罪’。是集体的忏悔。大家(12个有‘罪’的人)向着毛泽东的圣像肃立，低头。按规定，请罪时应在心中向着‘伟大领袖’默述自己的‘罪行’，祈求圣上的宽恕。然而，鬼知道，这些教授、讲师当时心里都在想什麽，也许甚麽也没想，而是发现了一个苍蝇正在那圣像上爬……
我们这批被专政者当时相互戏称为‘老油牛’。意为，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来说，我们是，1，老经验了，不怕；2，任何历害的打击落到我们头上，就如刀砍到油上一样，无效；3，任何‘动听’的思想改造说教，对我们来说，就如对牛弹琴一样，扯淡！直到八十年代，甚至我定居美国后，在砖厂的旧友之间通信时，仍常常互称为Dear O-3，这是一个缩写，意为Old OiledOx。当时，从外表来看，我们一个个的确是十足的O-3。衣衫褴褛，一身的砖泥煤黑，一脸的烟灰土垢。有时我们上街去拉板车，运煤或运砖坯，一付不计脏累的劳动样子，颇为内行的动作，不相识的人，都会相信我们是制砖里手。
所以，我敢说，经我们手烧出来的化学楼的砖，是再也烧不坏的。
转载自：百度贴吧 > 中国科技大学吧 > 浏览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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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励之（1936年-）著名物理学家，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1936年生于北京，籍贯浙江杭州。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调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后担任助教、讲师和天体物理学教授，1984年到1986年底任副校长。在中国率先开展相对论天体物理及宇宙学研究，著有著作《宇宙的创生》、《相对论天体物理的基本概念》等专著（科学出版社出版）。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86年被中共开除党籍，1989年被迫流亡美国。目前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大学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有译作《引力论》（正中书局1998年初版）
下面我摘录网友对本文的留言：
网友1留言：
方励之是流亡海外的科大前副校长。
科大化学楼昨日凌晨失火，今天网络上就有他写的一篇文章。看来，他老人家还在时刻关注着他的科大。
看了他的文章，很有感慨：科大70年下迁合肥，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真的好比凤凰涅磐，浴火重生，真的太不容易了。这也是对科大人的韧劲和拼搏精神的最好诠释。
当年，科大在合肥只剩下8位教授，12位副教授，其他的都是讲师和助教。而其中3位教授和1位副教授就在这个烧砖队伍中。呵呵。
科大在合肥没有实验室，没有图书馆，普通教室也严重缺乏，试验设备损失得也差不多了，国家曾决定就地解散科大。
当时恐怕没有比科大境况更惨的大学了。科大教师们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就自己推土、烧砖建房子；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一有空闲就在茅草棚和地下室演算、搞研究。就凭借这一点，就知道科大从文革的废墟中再次崛起一定是必然的。
再回顾一下1978年的科大
原副校长卢岗峰讲述 何来发搜集整理 2005－01－15
我是1978年1月到科大工作的，那时，这里还是合师院旧址，该校文革中被撤掉了，只剩下破破烂烂的房子，连普通居民区都不如。我当时心里凉了半截，这哪能办大学呢？
首先房子不够。先说教学楼。当时教一楼只有两个教室，在哪儿上课呀？
其次没有设备。从北京搬来的378个大型集装箱里，都是实验仪器设备，雨淋日晒的，等我们打开时统统坏了。77级一进校，要上数、理、化、外、电这五门大课，连一个最简单的物理实验设备都没有，怎么能教学呢？东区的320机组是老掉牙的计算机，还遭过火灾，烧后的计算机、房子需要重新请技术人员试压、检验。
再看图书馆。我们的图书都是从北京带过来的，以前苏联出的俄文版图书，放在一楼，堆成一堆，跟北方农民的牛屎堆一样，大门用木条封起来，不要说什么过刊、现刊，像现在的这些通信设备，更不要谈了。
作者： VastNebulae 2006-1-1 19:31
网友2留言：
中科隐忍，越是艰险困厄，越是傲世卓绝……
作者： 资质不好 2007-5-12 17:51
网友3留言：
悲壮的校歌“永恒的东风”
那是在1969年，中苏边界开了火，驻校工军宣队组织我们到科大西墙外的八宝山上挖防空洞，说是怕苏修扔原子弹。忘了介绍自己了，我是科大化学系64?级的。几个月后就坐火车，轮船跑到安庆。四十天后换了安徽的工军宣队，立即前往马鞍山。临上船前，在一所中学里集结。忽然，从一间教室中传出燎亮，悲壮，高昂的校长郭沫若作词，著名音乐家吕冀作曲的校歌“永恒的东风”。声音越来越大，唱的人越来越多，响彻长江两岸，在迎江寺镇风塔上空久久回旋！在那臭老九不值钱的年代，唱出了人们的理想，唱出了知识分子的抱负。当时，系主任杨承宗也在我们的行列中。我问他，您为什麽不留在北京呢？他说我不能在科大最困难的时候离开它！掷地有声的回答至今我还记得。
有这样一批科技精英何愁科大不能振兴！
作者： wdlxs 2007-5-22 17:08
网友4留言：
…前一个月科大化学楼又着火了（平均两年着一次）。但看罢这篇文章，我感到了一种在化学楼火焰里跳动着的另一种力量。是那种老一代科学工作者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
作者：liuxzz 2007-6-3 23:26
网友5留言：
但看罢这篇文章，我感到了一种在化学楼火焰里跳动着的另一种力量。是那种老一代科学工作者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
作者：七彩的乐章 2007-6-15 10:08
网友6留言：
感谢方校长，他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方校长，您是位好校长。
【说明】本文转载的原文用的是作者原名，以前我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本文作者的名字我一直用FLZ表示。在科大大家都知道FLZ就是方校长，并且很多网友也知道FLZ是谁。因为方校长发表在“物理学报”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用笔名发表的，所以我相信方校长也能理解我的做法。
化学楼是科大下迁合肥后盖的第一幢实验楼，连盖楼的砖都要自己烧，当年科大在合肥第二次创业何等艰难，可想而知。化学楼曾多次失火，幸亏是方校长他们烧的砖，烧不坏！
关于“科大下迁的艰难岁月”就介绍到此为止，从下篇文章开始，我准备介绍“艰苦的第二次创业”，还是隔二天发表一篇。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