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68．回北京到北航
从北京回到新疆后就只好耐心等待。同时与三机部政治部和六二八所不断书信往来。一直等到七九年冬我又沉不住气。部里说万事俱备，只欠民政部批进京的户口。但批了很久还批不下来，我害怕过了年户口冻结进京的指望会泡汤，只好又一次进京。等我到达北京的第二天终于谢天谢地，进入北京市的准迁证终于到了手。部里和所里的人也都替我高兴。但年关快到，我回新疆搬家不是能立即回到北京的。请求所里派一个人和我一起到新疆。请他先把我的户口在年内拿回来送到北航。免得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弄到的进京户口被在年前冻结。因为快过年，所里怕派人不愿去。我说我自己可以找一位保准愿意。所里同意让我自己找。我找到了当年的同事姚务征同志。他二话没说领了我们二人的出差费就直奔新疆。我请他住在乌鲁木齐市等我。我拿着户口和粮食关系到牧场、达坂城和县上办。办好了再送给他，由他立即返京在年前把这些手续都办好。我不让他下乡的原因是当时到牧场不通公共汽车，要求过路的车搭便车。全是拉煤的卡车，人要在冬天坐在敞蓬卡车上在寒风中行驶。而且达坂城地区冬天风很大，我不愿让好心好意帮我忙的老姚遭罪。
我火速回到牧场后到达坂城派出所和粮站办户口与粮食迁出的手续。因为我拿的是北京市公安局批准进京的手续，而且齐全完备。当初派出所的民警们见到我这个份子时连正眼都不想看一眼，今天却要给我转出去北京的户口，真有些说不出的滋味。也有些民警内心很高兴，说我这样的人早该走的。言下之意是不该拖这么久。对这些民警我内心当然很感激。
我到乌鲁木齐县粮食局迁粮食关系时，那里仅开了一个小窗口，根本不让进屋办。里面的人问我有什么事。我说迁粮食关系。往哪儿迁？北京！里面的人以怀疑的口吻说：北京？！我说：对！他很快站起来接过我的迁移证，仔仔细细看过之后就给办了。在他手中办理迁往北京关系的次数大概很少很少。要不他不会很怀疑我说的“北京”两个字。
我回到乌鲁木齐住进机械局招待所。因为我调到新疆时就是调到机械局下属的轴承厂。和我们一起调到新疆的孙业恒同志也是我们局里的人，调到新疆机械局工作，当时管人事。我在北京时我们都相互认识。批准我复职的文件一年前就开始生效，这就牵涉到该由谁给我补发一年的工资。三机部政治部曾以公文形式通知新疆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让新疆给我补发工资。可新疆当局没理这个碴，部里只好自己给我补。但只能按北京标准补，可我当时还在新疆生活。而新疆是十一类地区，北京是六类地区，差距太大。老姚对孙业恒讲了这件事。老孙立即通知新疆轴承厂给我补差。这一年的工资差额比部里给我补助四百元还要多得多。老孙对我说，这笔钱我该拿。吃亏吃了二十多年，总不能在落实政策后还让我吃亏。老孙是位很诚实待人很和善的老干部。在去世前是乌鲁木齐市机械电子工业局的党委书记。我多次去新疆总到他府上拜访他，他老伴待人很热情。可好人不长寿，今年四月我又去新疆只能到他府上安慰他老伴和子女了。
我请老姚赶快回北京把我的户口交给北航赶快办，免得好事多磨难。
老姚是第一次到新疆，我在街上请他尝一下新疆的烤羊肉串。乌鲁木齐的烤羊肉串的确价廉物美，一元一大串，非常好吃，有人一次能吃几十串。可老姚拒绝吃这种东西。我问他为啥?
他指指穿羊肉串的人的手。也真是，除了五个指头是白颜色之外，指头上端的手背和胳膀全是黑颜色的。也就是说，老姚嫌太脏不敢吃。可乌市满大街卖烤肉串的全是如此，卖得非常快，吃的人非常多。并无一人像老姚如此认真，从而失去了品尝新疆地道的烤羊肉的机会,但老姚既不可惜也不后悔。
老姚在乌鲁木齐市哪里也没玩，拿了我的户口就回北京。我就又回牧场收拾行李变卖“家产”找车“搬家”。当时我已经有不少自留羊放在我一些好朋友（也都是牧主和富牧）家代牧。我每年送他们一些砖茶就行。我过去帮过他们不少忙，他们都乐意替我干活。我的羊因为他们精心照料，每年都产羊羔。而我经常不在牧场，如在窑上背煤，在东湖教书和历次上访等，我跟本用不着宰羊吃。因而我的羊在每年都分冬肉之后，只有增加而无减少。若我永久在牧场生活下去，羊会越来越多。当时每只肉用羯羊价钱很贵，肓龄母羊更贵。因为我要永久离开牧场，我只好把我的羊全部卖了。羊是俏货，非常好卖，在当地就被人买了。若不是要永久离开我也舍不得卖。卖羊的钱、补助的钱、补发的一年工资和地区差贴真不老少。当我回北京到北航储蓄所存这许多钱时，银行的人不得不问我这么多钱是从哪里来的。我认为银行的人并未有什么坏心。我告诉他们我是计算机系的人，刚落实政策回北京。这钱就是落实政策得来的。他们为我高兴，痛痛快快地存了。当时我心里想：若照平常补发工资的规矩。这二十多年该补多少？银行的人更会惊讶的！
我原来是三机部六二八研究所的人，复职后为何到了北航？说来话长。
我的同事，也是最好的朋友孙怀民教授在五七年反右时他是党支部委员，那时我因年纪小，与他来往不多。他不同意把我打成右派，结果先把他打成了右派。这些事我当时并不知道。因为所里有些领导人爱惜人才，没有让他去北大荒。在当时对个别右派进行了特殊照顾，如谢冰心的儿子吴平原定是与我们一起去北大荒的。他当时在我们局（就是后来的三机部）最早被打成的右派。他写的“无罪集”当时引起了轰动。据说吴平一家的右派不少，他父亲吴文藻教授大概也是。他母亲谢冰心据说也是中央保护过关。吴平的行李都准备好了要与我们一起去北大荒。临走时把他留下，大概送到茶淀农场，因而他要比我们少吃不少苦。孙怀民比他更受照顾，没离开原单位。但六○年他自己不愿在原单位呆下去，与我们一起到了新疆。他分在新疆农机厂，与我所在的新疆轴承厂仅一墙之隔。因为他家在上海，六二年精简时他未精简掉，而我下放回了南京。六五年我又回到新疆，我时不时从达坂城到农机厂看他。我在农村利用空余时间学了不少准备日后谋生的手艺。我自学成了裁缝，而孙怀民比我聪明。他什么工具也不要，仅用纸和笔及一些书自学计算机软件。他在北大念书时和胡孝煊、胡启立是同学。当“气候”转暖后他将自己写的论文寄给了胡孝煊。胡当时是北航计算机系的党总支书记（后来是北航的党委书记），胡就把孙的论文交行家们讨论。结果先将他借调到北航教书。他借调到北航后不久就出版了他的“离散数学”一书。他是借调，正式关系还在新疆农机厂。当时我还在新疆达坂城。
落实政策时原单位六二八所为我们的安置进行了批处理。要不北航一起收下我们两个人，要不我们一起回原单位。六二八所为何要这样做？
我一直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谁都敢顶。所里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不好对付。我受了二十多年委屈。如果我再回到所里，肯定麻烦会不少。有些人大概有点怵。再说所里的状况不如北航好。我们回去大概也没啥正经事干。而我们到北航肯定要比在所里强得多。若回到所里，整天和那些反右中的人物们在一起，鼻子不是鼻子，嘴不是嘴保不定有一天看不惯会气不打一处来能吵破天。对人对已都没啥意思！经做工作后，我自己也很愿意和孙怀民一起到北航。孙怀民先自己到北航，然后我成了孙怀民的尾巴被部里派到北航。孙怀民是个大好人，五七年我也没请他和求他。他自己为我辩护，说朱峰年纪这么小，家中又是贫农，很小就参军，不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结果他自己就先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我当时不知道，也就不可能谢谢他。二十年后我又跟在他后面一起从新疆进入北航。我评高级工程师的两位推荐人之中的一位就是他。我们俩到北航时都是单身汉。我先成家，然后帮他找对象。现在我们两家是邻居。我不如他，他是拿国家特殊津贴的正教授。他身体也比我好，很少生病，退休后在中国软件公司供职。
在他评正教授时，当时北航还没权评，要拿到中科院去评，当许多专家们知道他是北大俄罗斯文学专业毕业时，都怀疑他不是科班出身，怎么能评上计算机专业的正教授。当这些专家在看到他在国内外各处发表的论文后也不得不佩服投赞成票。
人们常说逆境能成才，孙怀民就是个活例子。不过我也不算太次，我也成了“裁”，是裁缝的裁。如果我国不拨乱反正，说不定我的“裁”比他的计算机的才能有用。若果真如此，我国大概要早被开除球籍了！买粮买布都要票的年月就不会结束。我们俩也不会回北京。他既成不了我国计算机界的知名教授；我也成不了除了航院的人知道，外面人都不晓得的高级工程师。
老孙在新疆农机厂时，有一个姓赵的女孩跟她学过英语。当他关在“牛棚”里赵姑娘就像给自己亲人送饭似的给老孙送过饭。老孙回到北京后有了办法时，就想方设法出钱出力将她送到美国深造，至今已在美成家立业成了美籍华人。这还不算，她把她自己一家的人都弄到了美国。老孙是个有恩必报的大好人。可他自己坚决不离国他去。他认为自己是名堂堂的中国老教授，不愿去侍候外国人，宁愿在国内守穷。
69．回到北航之后
老姚在年前回到北京，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回牧场不急不忙顺顺当当地卖掉了羊和一些不能带的东西。做了几个大木箱，把日后要用的锅碗瓢盆全装好。因为当时在北京买这些东西要工业券。缝纫机太重不好带，有朋友也需要就卖了。这台缝纫机在我“改造”的历程中可是我患难的“朋友”。它为我立过大功，交了不少老乡和朋友，也成了我与各种工作组争辩的实物与“武器”。这台缝纫机经过长期的磨合与调试，保养得非常好，比农村中谁家的缝纫机都好用。因为农家的缝纫机一般都未做过多少衣服，再加上不会保养，基本上都是新机器，并未经过长久磨合，故用起来很不顺手。这台缝纫机平时还是我的写字台，我用他写过不少申诉材料寄到北京。也是我一日三餐的吃饭桌，我非常舍不得它，但也无可奈何地将它留在新疆为贫下中牧继续服务了。到北京后老友孙荣科不知他从哪里弄了一张缝纫机票。我从北京城西北角跑到东南角去买缝纫机，不料光有缝纫机票还不行，还要工业券。老孙事先并未告诉我，他大概也不知道。我白跑了大半天不死心，临时在街上也买不到工业券。当时北京各种证券都值钱，有钱就能买到。政府虽然说这是违法的，但老百姓不理这一套，照样买卖不误，而且这种交易很火红。特别是粮票交易兴隆发达。因为外地来京打工和做生意的人是一个极大的粮票消费市场。当时买烧饼油条也得有粮票才行。有些国营粮店就公开挂出牌价。要粮票的和免粮票的同样一种食品或粮食都有卖的，而且就是同一种东西，放在同一个容器里，但价钱就是不一样。免粮票的价钱就高得多。政府不准买卖粮票，可自己就公开卖，这怎么能管好老百姓！因而老百姓就不尿政府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这一套。政府当然也抓粮票贩子。抓住是你的，抓不住是我的。就像如今的贪污腐败，抓住了陈希同也不过判了十六年，并未枪毙。可抓不住的陈希同又有多少?政府一再声称不管是谁，权再大，位再高，发现一个抓一个。老百姓肚子里像明镜似的：发现了一个才抓一个。发现不了的呢?再快的刀也不能砍到自己的刀背上。没有完善的监督机制，没有真正的民主。老把老百姓当民，老把自己当主，老想自己给自己看病而拒绝吃苦口的良药，要想将腐败消灭，那是哄小孩子的话。北京老百姓最清楚。在“六四”之后，政府一再保证要狠煞腐败风，因为它与政府的宗旨是一致的。煞来煞去越煞腐败风越凶，最后怎么样?陈希同改了没有?陈希同当时可是政府的要员！他当时也是口口声声要惩治贪污腐败的。想自己监督自己，有病不让别人看，这条路是永久行不通的。不信就自己再往南墙上撞吧！可能有些人对这些议论不以为然。良药当然会苦口，如果还想搞阳谋，也只好听便了。
没有工业券光有缝纫机票和人民币拿不回缝纫机。我就把缝纫机的一些附件留在商店做抵押。回到北航后拿了工业券又跑了一趟穿城过才算把缝纫机彻底买到手。可如今这台机器放在家里挺占地方，好几年也不会用一次。因为除了我有时还补自己的衣服外，谁也不补衣服和做衣服穿。现在连救灾都要六成新的衣服。我自己的衣服都没有六成新的，也只好自己把家中不到六成新的衣服亲自送到遭灾的老乡和朋友家里，他们并不挑剔。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工薪阶层，自己穿得不好，我现在还在穿补过的衣服。能有衣服送他们，他们也就非常高兴了。
因为运往北京的东西有好几箱，这好几箱东西运到北京后真解决了大问题。当家过日子什么也不用重新买。因为东西多，若运快件运费可吓人。反正我也不急着用，就用慢件托运，省了公家不少钱。
我到北航报到后因为行李没到，就安排我住北航招待所。没住几天开始放寒假，我就回到十多年未回的家过年。其实我当时已经没有家。父亲在文革中去世，当时我在新疆不准奔丧。母亲孤苦伶丁也只好到我妹妹家中生活，我也只好到妹妹家中过年。大家免不了要痛哭一场。母亲十多年未见，苍老多了。别人也说我苍老多了。本来回家过年应当是件高兴的事，可我哪能高兴得起来。四十多岁还是单身汉。在与家人交谈中，他们认为若不是我管不住自己的嘴，父亲也不会过早去世；大弟弟也不会读什么师专；妹妹也不会在厂里抬不起头来；更遭的是大弟弟也不会迟迟入不了党。上级虽然给我摘了帽子改了正。可我在家里成了伸冤诉苦对象，他们不给我改正平反。而且我还得耐着性子不能像对付工作队似的和他们顶牛争吵免得使他们更伤心。我该怎么办！
我在上海念大学时就谈了一个女友，是同乡，也是小学的同学，人长得很漂亮，性情也好。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吹了。但一个人一辈子是忘不了初恋的。当时的爱情是纯真的，没有任何杂质。我在几十年的风雨中她一直深藏在我心中；尽管她早就成家立业子孙满堂。我回南京时她早就是一位医生，正在上海肿瘤医院进修。我在南京家中心情也不好，我到上海去看她。承她的情，她没有拒绝见我，见面后各人都有一肚子想说又说不出的话。她说我前半辈子吃了苦，后半辈子要多保重。劝我尽早成家立业。她以一个医生的资格建议我在成家找对象时不要找太年轻的姑娘，也不要找老处女，要找因男方的过错离婚的或是寡妇，最好找带有小女孩的。高干女儿和党员也不要找，文化不要过高，人老实就行。她说她这一席话是送我最好的见面礼，是真心诚意的实话，是想为我好，听不听由我。对她的肺腑之言，我没有不听的道理，遵照执行。
我回到北京放弃了许多漂亮的少女、学历高的老姑娘，最终找了寡妇工人。只可惜她不光是有一个小女孩，还有一个上小学三年级的男孩，这就为日后留了无穷的隐患。我是听了她的话，但并未完完全全听她的话而铸成了大错，使我在晚年甩不掉无尽的烦恼。
当我结婚后带着妻子抱着小女孩去看她时，她好像比我还高兴。连声说：“这下朱峰好了！”我当时并未告诉她女孩还有个哥哥。我为了好好培养这两个孩子，让他们的妈人工流产两次。所以我至今并无亲骨肉，要说我已经断子绝孙也是事实。因为她原来是工人，文化是初中，我们差距很大，许多事想不到一起，说不到一块。在对她的儿子问题上我们无法调和矛盾。所以我晚年很不顺心，因而各种病，如糖尿病、冠心病等就会日益加重。不过也无所谓，我已经活过了六十五岁，再糊弄几年也够本了。反正我这一辈子没亏过谁，都是人家亏我。所以也就能死无余憾。
寒假归来我还要住招待所，因为慢件行李还未到。寒假时我妈给我洗内衣发现我身上有虱子。我不信，我在新疆回来时根本没有虱子。这肯定是北航招待所给我的“礼物”。我妈说，堂堂的一流大学的北航招待所还有虱子，真是不可思议！人们哪里能够知道，北京就会到处干净吗？几个虱子值不得大惊小怪！有人以为如今逮到了陈希同这个大虱子，但还没把他陷死。陈希同遭踏了那么多钱和女人，也不过判十六年。有些年纪不大的人说，若有机会用十六年换陈希同的享受也是划得来的买卖。我自己就流放了不止十六年，而且流放时的生活肯定要比现时陈希同的生活差。可我什么享受挥霍和女人都没捞上。陈希同要是和我比，他一点也不亏，亏的是我。谁叫我是小右派而他是政治局委员呢！尽管我觉得亏，但说句老实话，能判陈希同总算迈出了一步，那怕判一年或是一个月总是判了。慈禧太后当权时江南的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案件被牵连而被拔倒的大官有一大串。比这次陈希同牵连的还要多。慈禧有时也是能惩处腐败的，尽管她就是腐败的头子。但慈禧绝对肃清不了腐败。因为当时就是个腐败的制度。因为是她一个人说了算，她不让别人给她医治腐败病。不从制度上开刀，腐败这个肿瘤就割不下来。这一点，我想中央和老百姓都不是傻瓜，都看得一清二楚。就看敢不敢给自己的制度开刀了。谁都清楚，包括“傻瓜”在内，不受监督的权力必定会腐败，而且要腐败到底。过去的蒋家王朝就是一面镜子。要不邓小平生前和现在还活着的一些大人物大声疾呼，说这是党和国家性命交关的大事。可这些人也不想想，为啥喊了，呼了，腐败不是减少，而是越来越多越凶。现在走私的大都不是小老百姓，而是法人单位。还有些穿军装和穿警服的单位。请问这些单位有没有党委，他们的党委属哪一个哪一级党委领导?走私分子当然气氛：共产党的单位能走私，他们为啥不能走?人家有飞机、军舰、火车、邮车堂而皇之地走，而且规模大；我们小打小闹为啥不行？这就像小偷发牢骚似的：人家坐在办公室里有人送，一点风险都没有。而小偷们冒被抓的风险提心吊胆也偷不了多少，他们认为这世界太不公平。连小偷都要发牢骚，我们掌握大政方针的人们要不要反思如今怎么会变这个样子！
我又一次住进北航招待所就特别留心虱子们的来源。结果真在被子的布缝里逮住了。我懒得判它十六年，随手就把它陷死了。我虽然不能主宰中国和全世界，但我有权掐死要吸我血的虱子。这在法理上和道义上我都站得住脚，不怕走私犯和小偷们发牢骚。我奉劝真心想反腐败的人要像我这样有魄力地掐死虱子。不要瞻前顾后考虑自己的权位和“小”集团的利益而葬送了中国和你们自己的组织。封建社会有死谏的说法，我虽然才六十五岁，但多种疾病缠身，朝不保夕，用不着你们再发配我充军流放，我也活不了多久，也再不会遭踏多少人民的粮食。在死之前我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你们看看！我这个当年最后摘帽子的右派分子的心究竟是黑心还是良心。
提到人民的粮食我不能不再写几句。“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赵紫阳和万里这两位是有功之臣。如果中国有一天实行直选国家领导人，我会投他们的票。可惜目前我国还不准实行直选。究竟是谁不准闹不清楚。大概我和赵紫阳与万里的寿命都不会等到直选的那一天。但中国迟早是会直选的。谁不愿意也不行！赵紫阳和万里在粮食问题上立的功并不是他们主动想立功，而是当时共产党不正确，不得人心的政策把安徽凤阳等地的老百姓逼上了梁山，挺而走险跟共产党暗地里对着干的结果。农民被饥饿逼的。不造反就要全饿死，还不如挺而走险暗地里造共产党的反，兴许还能有一条生路，所以就立下了生死状和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对着干。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对策就是针对当时的共产党的。现在这些农民的生死状保存在博物馆里。这究竟是要表扬共产党还是要讽刺共产党，闹得参观的人弄不清。赵紫阳和万里是有良心的共产党的干部，他们不忍心农民老百姓再饿死几千万，所以就和这些立生死状的农民一起冒杀头丢官的危险，一起造自己党的“反”了。因为共产党里好人还是多，他们把反造成了。共产党不得不被迫改变让人饿饭的政策。如果共产党当时的政策不饿老百姓。赵和万再有本事也出不了名。他们的出名“应当”感谢党的非常错误的政策！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全国规模学大寒。大寨几乎被参观取经的人踏平了。当时的共产党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这是发展中国农业的必由之路，谁反对就是反党。弄了个陈永贵当国家总理主管农业，结果怎么样？全国还要用粮票，还要吃不饱肚子。要不还会有什么生死状？后来再不指手划脚，干脆把地给农民自己种，随农民的便。结果粮食到处涨库，农民到处吵嚷卖粮难，弄得政府没钱收粮只好给农民兄弟打白条。难怪有人说共产党越大力抓什么事，越抓不了抓不住。越是说非抓不行，结果就真的不行了。那共产党就不无事可做了吗？非也！共产党只要把自己的党管好了万事就成了，不必到处瞎操心。有一个时期说要党政分开；现在又胡子眉毛一抓。一把抓你就抓吧！可下面的不少人和单位也有一手，是向当年凤阳农民学的，来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民谣说，工农民学商，一起骗中央。最近“焦点访谈”曝光的法人走私就是最明显的例子。非但不让你抓，而且是对着干。这首民谣下半截是：中央也不怕，来个大涨价。不过中央也不能老涨老百姓的价。最近不但不涨，而且有些还下降。若像解放前用金元券时东西老见风涨一个烧饼要一袋子金元券，那小命还会长久吗？蒋介石还有个台湾可跑。我们还能跑到哪里去？
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不傻，尤其是朱总理更聪明。因为不少老百姓说凡是当过右派的人都是人尖子。我自己也当过小小右派，算不上人尖子，要不我也姓朱为啥当不了总理？不过我自信自己也不笨，也不是坏人，只不过顶多是一张嘴比较刻薄罢了！但也不是有意刻薄，而是事出有因，被逼出来的。连兔子急了还会咬人，何况我是个有嘴会说话的人。国家宪法也没往我嘴上贴封条。要是全部会说话的人都变成“哑吧”莫谈国事，对不起，这就已经等于坐到到了快要暴发的火山口上了，没多少戏好唱了！现在我嘴上没封条敢于能说出久埋心底的话，不能不承认如今真是有了极大的进步。若倒退十年或是二十年，我怕别人再搞阳谋；我再笨，也不会自投罗网送上门去给人家整。不过这种危险今后是否还会有，也很难说。如果再会有的话，说不定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物极必反，这是很难预料的。不过搞阳谋也好，搞阴谋也好，反正没安好心。没安好心还能有好报吗？妄想！
因为新疆来的慢件很慢，我住北航招待所很久。别的同屋的房客老换，有一天来了一位骨瘦如柴戴眼镜的中年人，一眼就可看出这位是历经艰辛的苦命人。他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就是北航的。那为何住招待所？我是刚落实政策从新疆回来的。当我问他时，他也说是北航的。这就怪了！他问我既然是北航的为啥要住北航的招待所。这下我就拿他的话回过来问他。他说是刚放出来的。我是回来的。他是放出来的。这一个“回”和一个“放”里大有文章。他原来是北航的。我现在是北航的。结果两个北航人在北航的招待所的同一个房间内各自叙述了各人的命运。他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曾被判处过死刑。大概是未来得及执行那些人就完蛋了。他是从棺材底下的缝子里漏出来的死活人或是活着的死人。
他就是五七年北航鼎鼎大名的右派分子周大觉。他原是清华的研究生，后来到北航发动机系当了老师。这是个怪人，搞动力机械的不知从哪里来了股歪劲，研究起了中国当时的社会。这一研究不要紧，就研成了北航的知名右派分子。领导上也成全他，将他投入了监狱。他坐班房还是“不”老实，还要研究。研究来研究去他就为铁托翻案，为刘少奇鸣冤。他认为共产国际不对头，认为铁托没有错，而是共产党里的英雄，能独立自主，谁的账也不买。他认为刘少奇根本不可能是内奸叛徒工贼和走资派，否则毛泽东也不是好东西。因为毛说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毛泽东思想就是刘少奇提出来的。刘的国家主席是毛让当的。毛让坏人当国家主席，那毛自己又是什么人？他的这些观点别人能不判他死刑吗？算他命大福大能够活到全国给右派摘帽子。帽子摘了，法院也就说他无罪。反正每个人的嘴是两块皮，上下一碰什么话也能说出来。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没啥关系，我们改就行了。刘少奇等人也不是平反了吗？这证明我们的党不是很光荣伟大吗？把自己党的领袖都被冤死了，这样的党还有谁不敢冤！还要说伟大，天下还有羞耻心吗？有些人口口声声说他们是人民的儿子，老百姓是他们的父母。可他们不知冤死了多少父母。这样的儿子怎么不叫当父母的心疼和讨厌！还是金日成爽快，他就承认自己是朝鲜老百姓的父亲，而且是慈父。父亲是一家之主，就有权教训子女了。我在家里也是一家之长，家长就要有家长的权威。当这种权威受到子女的挑战时我有时会用拳头或板子教训他们。结果子女们并不害怕，拳头和板子教育不了他们，反而彻底失败的是我自己。这正如把我瞎打成右派二十多年我也没服气一样，最后还得给我改正。其实是应该平反的。如果坚持不改，当家长的还要失败加失败，最后将自取灭亡。胡耀邦这些清醒的伟人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为了党的再生，他们心甘情愿地下火海跳油锅入地狱也再所不惜，要把党从绝路上牵回来。这样的共产党人你能不从心底里尊敬和佩服吗？！
在等待了很久之后，学校派了车到广安门车站把我的慢件破烂拉回北航。因为有了行李就要和招待所被子里的虱子告别。我住进了单身宿舍。是筒子楼，中年单身教师两人一间。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们。和我同住的是我们系的麦中凡老师。五八年他北航毕业已经分配到了北京市轻工局。有一天领导找他谈话，给他看了北航来的通知。通知说老麦是被漏划的右派，让轻工局补上。老麦还能有啥办法！结果他也成了右派。我们两个过去的右派不知怎么阴差阳错住到了一间屋子里。
周大觉是从牢里放出来的，用不着像我一样地等行李慢件，应该很快离开招待所的。但是他离不了，因为北航不要他。我不是北航的右派北航反而要了；周大觉本来就是北航的右派，北航反而不要。我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偏偏又遇到了我是个抱打不平的人，我就问党委的人这不是太不讲理的吗？太欺负人吗？可人家也不急，让我冷静点，说我不了解情况。党委又不告诉我是什么情况。我气不氛，回到我们原单位六二八所，找我们原来的老主任。他在文革中被夺了权，这时能管事了。我还找了与我同去新疆的老姚。我向他们介绍周大觉是个人才，是一块好料。他们相信我的话没错，并真的到北航看了周的档案，当即拍板要周大觉。可我们空欢喜一场，始终没办成。后来校党委派了两位党委委员到周的老家湖南，说服长沙交通学院收他。交通学院认为周已二十多年没执教，要他试讲一次课再定。航空发动机与汽车发动机在原理上是一个东西。一个是天上飞的心脏，一个是地上跑的心脏。只不过是天上飞的要求比地上的更保险更精密。汽车可以在地上抛锚，飞机可不行。否则从天上掉下来就要机毁人亡。周大觉不愧是位才子，丢了二十多年一炮打响。湖南长沙交通学院收留了他。
北航不要周大觉的原因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大概是发动机系他原来的老师不欢迎他。更主要的是周“恶习”不改。他还要研究中国当前的社会。研究来研究去，他的结论是中国当前是特权社会。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特权所有制，他曾写了不少文章投寄理论刊物。谁敢登他的文章？因而有人批示此人不可留京，北航也只好把他送到湖南长沙。他在长沙参加了民盟。“六四”枪响之后他要求退盟。问他为啥？开枪了你们都不管！参加你们这个盟有啥用？人家还能说什么？只好由他退了。
写到这里顺便说一句。我复职到北航后工作劲头很大，想把二十多年的时间夺回来，得过科研奖状，也曾经写过入党申请。但在“六四”枪响之后，子弹好像是射在了我心上，我再也不提入党的事。
当时党委书记是胡孝煊同志。他原来是我们系的书记，我到北航见到的第一个领导人就是他。他也是我好朋友孙怀民的好朋友和同学，他大概是孙怀民的入党介绍人。他有糖尿病，我也是。因此我们是病友，老互相关心。我有事想不通就找他，其实是找他抬杆和发牢骚，谁叫他是党委书记呢！
“六四”前夕，我遇到他要求聊天。聊天就是谈对现实不满的问题。他说当时要去上党课，没空。我对他说，你用不着上什么党课，你若能把我的课先上好，你的课就好上了，否则上了也没用。他急急忙忙就走了。我们没有能等到第二次聊天“六四”枪就响了。我们几个人，其中有杨老师、王老师在系办公室把门关起来止不住各人自己的泪水汩汩往下流。我从小参加过解放军，知道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在北航大门口被堵住的一大溜军车上，有一名大尉军官亲口对我说：“既然您老也参过军，您老也应当相信我们绝对不会向学生开枪的！”我当然相信他的话，也是相信我自己的我心底里的话。可谁能想到恰恰相反。我校一位农村子弟的本科生在西单被我们军队的坦克辗碎了头。孩子们已撤出了天安门广场（写到这里我止不住我的泪水滴到稿纸上），即使真是阶级敌人和坏蛋，他已经离开了犯罪现场，而且又没有反抗，为啥还要辗死他。他本来也可以不死。他是为了帮助法大的一位学生翻越栏杆慢了一步因救人被辗死的。我现在要问一问这辆坦克的坦克手，难道你现在不后悔吗？一个农家子弟能成为大学生多不容易，国家花了多少钱，当老师的花了多少心血？当时你若有人性稍微把驾驶杆往里拉一下你就是这孩子的再生父母，为国家留下一名高级人材。他的尸体就在我住的楼对面的太平间里。同学们用胶泥为他做了个脸。北航成群成群的老太太和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一边抹泪一边向纸箱里捐款，为他农村的父母捐款。我平时对希望工程或灾区很少捐助。但唯有这一次我动员全家捐款。那时我的女儿还在上小学，我动员她为死去的哥哥捐款。他是为了我国最重要的现代化－－民主现代化捐躯的。他在我们内心深处已经筑了高大的心碑。将来或许有真正的碑会立在北航校园内。不过我已六十五岁，且多病，不一定能见到。
更气人的是崇文门过街桥上把两位战士的遗体老吊在那里没人管。人民解放军是最人道的军队。就是在战场上发现敌人的尸体也要立即掩埋，何况是自己的阶级弟兄！对这种做法谁要负责？
事件过后在会上问大家谁去过天安门、我很生气地回答：“我没去，因为我不会骑自行车，否则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去的！”我女儿当时还在念小学，说我这个爸爸比狗熊还要笨。连狗熊都会骑，而我不会，我不能和大家一齐去天安门。
小学的同学在礼堂和解放军一起开军民联谊会。有位解放军对小学生们说他们在“六四”没开过枪，这大概是真话。开枪的部队大概早调走了。可小学生们不知道，他们只认穿军装的就是解放军，他们根本不可能分辨枪是哪一个部队开的枪。因而台下的小学生们就直着脖子对那位解放军嚷嚷：“你骗人！”这是我小小年纪的女儿亲口告诉我的。
关于“六四”要写的很多很多。有人要让人淡忘掉，姑且就暂时淡忘吧！
反右期间我不是北航的人，对北航的反右运动不清楚。来到北航之后有人告诉我当时的北航党委书记武光同志对反右运动不热心。上级检查说北航的右派不够数。无奈只好又把麦中凡等老师及别的人补了进去。武光书记当然会受到批评，对反右不热心还行！好人的日子难过。他调到新疆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时，我当时就在新疆。文革一开始的口号就是打倒武、吕、张、包、依。他又是第一个受冲击的对象。为啥过去好人老挨整？但愿老天爷保佑今后再不要这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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