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烈辉
（十八）我的两位老师
我想起了我的两位老师，余谷松先生和他的二女儿余亚男女士。
余先生是我父亲的舅舅，我称他为舅爷爷，我的几年私塾基本是在他那里读的。他教书的课本是《百家姓》、《三字经》、《幼学琼林》、《四书》、《诗经》之类。
每日上午点三次书，下午点三次书，点书就是教新的一段，悟性好的点得多，悟性差的点得少。因此，一本《百家姓》三年也没读完的学生也有。点完先生也简单讲解一下，如“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先生一边用朱笔断句，他一边念，学生跟着读。然后先生讲解“学习知识能经常温习，不是令人高兴么？”所谓断句，只是在一句后划个圈，不用现代标点符号，每点新的一段要背前一段，一本书点完，要通背，叫包本。
学生背书，先生常打瞌睡，我们摸到了这个窍，开头两页，背得滚瓜烂熟，到了中间与最后，就只能是瞎喊“之乎也者了”。其他同学，这时便提高嗓音大声朗读，使先生听不清。这是互相商定的。先生这时进入梦乡，就轻易蒙混过关了。
每天读书，也不下课休息。读疲倦了就写毛笔字，大字间着小字，节省纸。字写得不端正，脏兮兮的是要打手板的。
我觉得舅爷爷很有学问，我父亲叫汤玉泉，他为父亲写了一副对联，父亲将它装裱，挂在堂屋里。
玉洁心犹洁泉香酒亦香
来我家的客人，都说对联写得好，书法也好，还说“泉香酒亦香”，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的泉香而酒烈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我特去找药铺吴先生借来《古文观止》读这篇文章。
别人背后说舅爷爷是书憨子，甚至有喊“余包子”的，他口中不断呛埝有辞，都说他是在推敲诗的平仄。有一次，舅奶奶喊他挑水，他一边哼哼，拿着钩子扁担，钩了一只桶，到池塘边舀了一桶水，发现少了一只桶，他不空手回去拿桶，却将这桶水倒掉，提着这个空桶去配另只桶再来挑。
还一次，猪在园中吃菜，喊道：“豕食园蔬、豕食园蔬！”舅奶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呆呆地瞧着他，他叹道：“何其愚也，何其愚也！”
后来，同学们在打闹逗笑中，互相“何其愚也，何其愚也！”，
“书憨子”、“余包子”大概就是这么喊出来的。
那时我才十岁左右，现在常记起这段岁月。舅爷爷家前后有荷塘，荷叶随风翻动，夏天荷花亭亭玉立，塘边有高笋，青绿的长叶，微风吹来沙沙作响。他家常用蒿笋煮鲫鱼，味道特鲜美。屋后菜园中有株桃树，春天开很多红红的花，引来群蜂飞舞。这是一种迟熟的桃子。叫烧包桃，要到农历七月半才可以吃。个儿小，但很甜。学生是不准偷摘的。如谁偷了，被告发一定打屁股。
舅爷爷很节俭，节俭得成了小气、吝啬。我是他的舅外孙，每年三担当学费的稻谷，同旁人一样，车净后父亲用独轮车推着送去，每天带中饭到学堂吃，要在他家热一下。我是个十岁孩子，又离家三、四里路，他要我从家里拖一个芦柴来热饭。舅奶奶看见了问“谁要你拖个柴来的？”
我答：“舅爷爷。”“莫信他的。我替你热饭。”有时舅奶奶还将她蒸的蛋，舀两调羹到我碗里。后来我没带午饭了，在他家搭餐。
舅爹爹有五个女儿，一个小儿子，后三位都比我年龄小，却是我的长辈。大女儿在外地，二女儿余亚男，我喊“男姑妈”，别人说她一肚子书，我也搞不清一肚子书是多少，只知她学问很深。人也格外漂亮，高桃的个儿，鸭蛋形的脸，因她只读书，没做过粗事，皮肤白白嫩嫩，透着桃红。眼睛水汪汪的明亮，立若如塘中荷花，纯静而美丽。那时我虽年纪小，已读过“关关睢鸠，在河之洲”，已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意思了。
在一个乡村，有这么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令很多人神魂颠倒，垂涎三尺。说亲的人很多都没说成。
后来，舅爷爷将“男姑妈”许配给一个小地主的儿子，他叫杨满城。杨家不过十几亩水田，他人也长得不高大，又没读什么书，并不活泼。他父亲杨三爹是那种死地主，只知凑足钱买田，不知培养儿子读点书。这样一门亲事，“男姑妈”自然不同意。她跑到我家，告诉她的泉哥：就是我的父亲，我父亲也觉得不合适，就去游说他舅父，舅爷爷说：
“杨家节俭，满城老实，有几十亩田，过日子不怕的。”
“男姑妈”读的是那些老古董封建的书，“父母之命，媒约之言”不敢违抗。这宗不相称的婚姻，她也只得接受。
日本鬼子来以前（1944年来）“男姑妈”便嫁到了杨家去了。杨家离我家近，“男姑姑”也坐馆教私塾，我就转到她的门下读书，因此她就成了我的第二位老师。
我家新年对联，原是舅爷爷写，后来是“男姑妈”写了。
杨家仅父子俩人，他父亲杨三爹又尖（吝啬）又狠，我们小朋友都很怕他。杨家几间矮塌塌的茅屋，走进去阴阴暗暗的。他家吃饭一般是一大碗咸菜、一大锅蚕豆米饭。
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嫁到这么一户人家，一个这么不起眼的男人，很多人不服气，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
日本鬼子来了，书教不成了，先生学生都要跑兵，躲日本鬼子，“男姑姑”吓得躲在洞庭湖芦苇中睡了几晚，后来有人说她被日本鬼子“强暴”了。
这是那些垂诞她的人替她生出的绯闻。如果她真的被日本鬼子强暴了，这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该痛恨日本鬼子，不该幸灾乐祸作为笑话来说，在受害者伤口撒盐，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绯闻使“男姑妈”几乎疯了。
解放以后，特别是文化革命期间，“男姑妈”日子更不好过了，戴个地主婆帽子。她那么满腹经纶在肚子里总有点气鼓气胀作点怪，要发泄，要表现出来，她心血来潮，也作首小诗哼哼。被人一歪曲，成了被批斗的把柄。那文字狱盛行的年代，怎容得你作诗。
几十多年过去了，她几乎在痛苦与侮辱中度过。我常想，“男姑妈”以她的德、才、智、美不嫁给杨家，毅然走出去到大社会，接受一点新文化、新思想那结果又将如何呢？
我静静思索着。是命么？
（十九）陈靖辉来信
人关在监狱里，思想却关不住，他像蒲公英种子随风飘扬。家乡的一切人和事在我脑中萦绕。我的童年家境并不富裕，但非常快乐。祖母与母亲无微不至的疼爱，父亲虽严亦是盼望我成才，让我读书习武，使我怀念。我在余谷松先生处读书，虽有早晚奔走之累，背书之苦，亦有蒙混先生过关与同学们打闹之乐。现在想来，童年不管贫富，总是美好的。
我的思绪更像一匹野马，飞奔得更远，我甚至想到桀、纣时代的凶残，又想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争鸣。现在只留下了儒、墨、道、法四家，其余几十家到何处去了呢？并没听说那家被定了个什么罪，那个时代，可能思想是自由的。
我又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为何仇恨读书人呢？制造这种恐怖，无非是他想万寿无疆。二世却没他英明、伟大，被赵高戏弄，指鹿为马，最后被项羽一把火，人民百姓快哉。
我又想起了魏征。这魏征也是个读书人，是文人，思想却激进，对唐太宗的错误缺点毫不阿谀，寸步不让，他幸运遇上了唐太宗。他如活在今天，肯定比我还倒霉。
我只有在劳作时，思想才得安定，让四肢忙碌，四肢停下来，我就思绪万千，特别是晚上躺在床上。
这些思想无处交谈，也不敢交谈，只能任其烂在肚子里。慢慢地去品味、对照。
我接到靖辉的一封信。她告诉我接到了法院的离婚判决书。我当时认为是藕断丝连的一点牵扯，看信后我也非常难过。
烈辉：
昨天收到法院的离婚判决书，我止不住眼泪下淌。流泪也不可当众流啊，难道我还未与你划清界线，还留恋？还割不断与你的恩爱？这样会给人留下一个岐视、攻击的理由。我只能偷偷哭，我的眼泪只能望肚里流。
我跑到后湖野外，这里涨过水后，坑坑洼洼荒草萋萋，秋风瑟瑟，几只青蛙在无力的蹦跳，一派衰败景气，使我更加伤感。
我想着我为何如此不幸？女儿死了，丈夫离了，兄长、嫂嫂视我脸若冰霜，与丈夫虽约定为假离婚，谁能料到前面路又如何。我只能听老天爷安排。
我的眼泪哗哗流下来，我怕我精神错乱，我在这野外痛哭一场，以发泄心中积愤。昨天，我接到扬先弟来信，说他结婚，接我俩回家吃喜酒，但我怎么去啊，用什么理由向厂部请假？女儿没了，不能说看女儿。丈夫离婚了，自然你老家与我无关。我只得写封信。向他祝贺，继续骗着父母及家人说你学习去了。
我希望你好好保重。世上没什么越不过的坎，你出狱也不久了，要特别谨慎，不要再生出事来。
我等着你回家。我也梦里也盼着你。希望你相信我，理解我的处境。
靖辉 ×月×日
凡是靖辉来的信，我都保留着。在寂寞时翻出来看看，这些信纸已弄得皱皱巴巴的了，上面还留着我与靖辉的斑斑泪痕。
到了冬天，天冷了。在津市建新工厂时，丁梅生为我做的那件帆布夹克也穿烂了。补也困难，帆布厚，针扎不进去。鞋袜破了补了又破。我原来的衣，全部带到监狱，从划右断薪后六年多来，我没添过一件新衣、一双袜子，家里也不曾送衣来，他们也困难，一要钱，二要布票，从何处来？我只能补了又补，这补衣的布是拆的烂衣，补在上面没有多久又烂了。冷得厉害的时候，将所有的衣服都穿上，再不行，悄悄躲进型铸车间烘模的烘房烤一下，出来一身灰尘。人落到这一步，没任何奢求，忍着饥寒，耐着屈辱，只求时间快点过，心想只要出了监狱一切都好了，一切有望了，光明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还是那么天真幼稚，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公民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会有自由，这点是以后的十多年体验到的。
（二十）任柬之的死
任柬之是一位土木工程师。改进机械厂的基建绘图、设计、施工都由他负责。平日，他从车间经过不与谁打招呼，更不理踩别人。看来，他还有点傲气、大作。
他在调度室办公。我写那些流程顺口溜时，也在调度室搞了几天，先是编词儿，然后交厂部审查，再用毛笔正楷，一篇一篇写在木板上，挂在各自的工作台前或木马上面。任柬之看了笑笑：“写得还蛮有味啊。”夸奖写得形象生动，字也漂亮。我听了他的夸赞，感觉是遇了知音。在这种地方，难得有奉承人的，我非常高兴。两人距离拉近了，他问我什么学校毕业？
我答“从未在什么学校毕过业，读了几年私塾。”
他连连称赞：“啊呀，了不得啊！”
他告诉我，他是大学土木建筑系毕业的，日本鬼子来了，投笔从戎，在傅作义的部队当了个参谋，起义后转到地方，成了历史反革命份子。来到这里。
监狱是不准互相谈论案情的。这段话是我俩在调度室，旁边无人时他讲出来的。
我将安全顺口溜写完又回到车间后，两人碰面的时间就少了。
两个月后，车间要钉一副埋人的匣子。我问：“哪个车间死人了？”答曰：“任柬之死了。”
我大吃一惊。怎么就死了呢？记得我在调度室写东西时，有一次，我拿他的茶杯喝水，他用手急忙一按：“不行，我……”他指着自己胃部说：“有肺结核”，我还以为他嫌我不卫生，谁知他的病，如此严重。看来他还是一位善良人，在这种地方，还关心别人传不传染。我崇敬他，更为他伤感。
也不知为什么。投入劳改来，我见过很多囚犯的死去，那不是伤感，是恐怖。怕不知何时死到自己头上来。兔死狐悲啊。任柬之的死，我伤感，我惋惜。我想，当年他大学毕业应也是雄姿勃发，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日本鬼子侵华，他热血沸腾，投笔从戎，要报效祖国，也算是一位爱国血性男儿。可惜他投错了主儿，投到傅作义的旗下，实也没投错主。傅作义不也是爱国将领吗？他打日本鬼子，他爱中华民族，和平解放北京，他不放一枪，免得北京人民遭受苦难，中华文明遭到破坏，为北京和平解放立了大功，现在他是共和国的高官。他的下属却成了历史反革命。这傅作义部长为何不保护自己的部下呢？我不懂政治，实在搞不清。
我走入调度室，想看看任柬之办公的地方。他的桌上尽是灰尘，那茶杯还在桌上。在灰尘里有一张任束之的半身像片，我随手拿起弹了一下，看着他的遗像，如在与他交谈，我又不忍丢弃，随手放入口袋。
后来，这张照片惹来一点小麻烦。
一日，队长将我叫去。问我：“任柬之死了，你有何感想？”
“他患了严重的肺结核，这种病难治，迟早会死的。”
“我是说，你很怀念他吧？”
我不好说什么。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且是一位有学问的人，一下子死了，怎不可惜呢？怎会无动于衷呢？
我沉默了片刻道：“没什么。”
“据说，你俩关系很好。”
“也谈不上什么关系。”
“你们互相交流了什么？你回去想想，明天告诉我。”
我走出队长办公室，心想，这必是谁汇了个冷报，我并不怕。一、我并未同他说过什么违禁话，更无什么把柄在别人手里。二、即使我同他说了什么，也是死无对证。又能将我怎样。我怕什么，分明在讹诈我。
第二天，我又被叫去，我将我俩的谈话说了一些。队长说：“你保留他一张相片。”
“是的，”这下我明白了。还是这张相片惹的麻烦。“我在调度室看到这张相片，在桌子上，不忍丢弃，就随手捡起来了”。
“捡起来干什么呢？”
我真的回答不出来，捡起干什么呢？我自己也没想过啊，我无言以对。
“你的刑期快满了吧，你要靠拢政府啊，我看你对坏人坏事划不清界线，你对他们很亲近、很同情。任柬之地主家庭出身，反动军官，历史反革命，有什么可怀念的呢？你还保留他的照片。这个迹象不好。我警告你，靠拢政府，积极检举坏人坏事，改造自己，才有光明前途。就是回到社会上，也要具备这种思想，否则还要跌跤。”
我听了队长的长篇训话，一言未发。队长说的当然全对，我无须申辩，也没对我怎么样，只是敲敲警钟，而且．还是和风细雨。
他说的全是事实，起因还是这张照片，我将照片交给了他。
靠拢政府很重要，他就是政府。在犯人面前，人人是政府。反右时，我向党员提了意见，就是反党。一个普通党员个体，就是党。我真搞不清，彭德怀，党龄那么长，又那么大的官却不能代表党了，喊打倒就打倒了。
（二十一）到石膏矿集训
1964年深秋，离我出狱只四个多月了，日期越近，心情越迫切。天天盼望刑满出狱的这天到来，天天数着日子过，度日如年啊。
1825个日日夜夜在死亡线上挣扎，在寒冷、饥饿、屈辱中煎熬，终于快要见到光明了。这年我32岁，我想入非非，出狱后，我到津市去与靖辉复婚，她在工厂，我做木匠，作个自由人，安安份份过日子。夫妻恩恩爱爱，我越想越美好。
在梦中来到靖辉身边与她团圆了，俩人牵手在野外奔跑、欢笑。冬天同她围炉烤火，夏天与她树下乘凉。
一天，队长通知我去队部，我又吃了一惊，难道“任束之照片”一事还未结束？忐忑不安，心里盘算着，会是什么事呢？几年来，恐怖笼罩着我，几年所见与亲身经历，使我成了惊弓之鸟，在这种地方，这个年代，什么事都可以随时发生，可以无端被斗、被打，那“莫须有”的罪名，随时可以安上。
人道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这句话在这里没用。不做亏心事，鬼也敲门。
我惴惴不安地地来到队部，已先来了十几人，各车间的都有。今天队长脸上似乎还带点笑容，他对大家说：“你们快新生了。”
听的人一下露出了喜悦，似乎头上乌云散了。眼前亮出了一线光明。
“为了你们走向社会做个好人，政府人道主义，对你们负责，挽救你们，办了一个出狱集训班，在澧县石胶矿。明天厂部派人送你们去。你们都去准备一下”。
明天去石膏矿，今天通知，这种语气说话还是头一回听到。
五年来，我挪了几个地方，都是下着命令，“将行李带齐上车！”上车到何处，鬼都不知道。反正这百来斤，交给了毛主席，交给了“仁慈的人道主义政府”。这次居然先通知。高兴死了，几年来，没这么兴奋过。终于能活着出去了，怎么不使人兴奋啊？！
回到车间，许多人围拢来打听，听说要“新生”了，人人羡慕不已。刑期长的默默不语，刑期短的似乎也见到了光明，轻轻自语：我也快新生了啊。
第二天，我们被一部货车拖到了石膏矿。我们究竟还是犯人，不能随意活动。一路上，对周围环境一点也不知道。当时要问我石膏矿在何处，我一点也不清楚，若干年后才知石膏矿在彭家厂附近。
在石膏矿，每日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学习国际形势大好，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好处无穷。将要出狱的犯人，个个兴高采烈，发言积极。骂帝国主义咬牙切齿，夸社会主义感恩戴德。人民幸福无比，国家建设突飞猛进，台湾人民、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时人人能言会道，不管是历史反革命份子，还是言论犯罪份子，或是污蔑毛主席写反动标语的现行反革命，反人民的间谍份子，人人都成了理论家，大大的良民，能说会道。当然，我也是其中一员，我是学习组长，不但自己要说，还要启发其他人积极发言。
在学习中，政府交待了政策，刑满释放者原则上是回原藉，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特殊情况可留厂就业，留厂就业的条件是：1、无家可归；2、没改造好回去会危害社会，继续改造；3、民愤极大，回家难以生存的留厂。
每人发一张登记表，登记个人的去向，我登记去津市。
我将这些情况告诉了靖辉。
深秋的一个下午，太阳斜挂在天边，秋风萧瑟。突然，靖辉来到了石膏矿，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远远地瞧着她，她也停住脚步，眼里含着泪珠，良久，她说：“你快回家了呀？”我点点头：“是啊。”激动的眼泪也流了出来，两人是离了婚的，原先虽有约，出狱后复婚，这哪能当真？心里总是疑惑。今天她真的站在我的面前，一块无价璧玉被强盗夺去，现又完璧归赵，这种失而复得的好事谁能不激动？！
经过五年生离，跨越死亡线，又将重新走到一起来。毁了的巢有望重新修复。这是何种心情？我怎不激动，不热血沸腾？千言万语说不完的话汇成一句－－“出狱后回津市。”
下午四点多钟，她说：“我要赶回家去，明天要上班。”她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明年元月二十四日我在家等你回来！”可见她对这个日子记得很深。我目送好走进了矿部办公室。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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