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杰伟
一九六八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的飚车如风驰电掣般从城市驶进了农村，依靠贫雇农，团结下中农，一改安道守常的淳风，握缨而起，盛气逼人，在高喊“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雄壮口号声下，更有着内容清晰，目标明确的“一打三反”运动作掩体，“一打”即严厉打击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三反就是反封建、反迷信、反四旧(旧文化建筑、旧文物古籍，旧雕刻偶像、旧横幅匾额)。于是乎把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火花迸溅，浪涛掀天，布及全县，冲击角落，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洗劫了理性，洗劫了道德，洗劫了文明，最后把自己也洗劫得两手空空。
为了推波助澜，先来个痛打落水狗，将现成的活靶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全部从厩内牵出来，先批斗后游行，极尽丑化之能事，将人身变成鬼中鬼，头上戴高帽，胸前挂黑牌，奇装异服，一脸怪相。有的脸上画八怪、肩上抬棺材;有的双目挂眼镜,手上捶拐杖;有的腋窝狭账簿，两手抱算盘;有的颈项掉草鞋,两肩扛杉树，畸形怪状，丑态百出。过村庄走田塅，穿行于山径小道；上集市畅游在大街小巷，惹得许多村妇俗夫，顽劣儿童欢欣雷动，弯腰搭背，捧腹狂笑。游街完毕，四类分子一百多号全龟缩在公社所在地的一栋破祠堂里，集中睡在楼板上，因此祠年久失修，柱及楼绳楼板腐朽不堪，睡至半夜，梁断楼塌，死亡三人，伤者二十余人，都是牛鬼蛇神，公社干部若无其事，好似死掉几只苍蝇，责令其子女抬回家去殓葬，几张纸钱照天烧，送走了瘟神,大地更干净。
旋即转到“打”字上来，江西农村尽然，我村是个缩影，可以窥测一斑，原参加过国民党的党员，当过伪甲长、宪兵 、警察、特别是警长的都是打击对象，深入村里寻疵找秕，掌握第一手资料，审核排队逐个揪出来，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在逐个批斗的过程中，突然空穴来风,说什么我村竟有人参加“反共求国军”的反革命分子出现，邻村的举报名单已醒目地摆在我村大队干部们面前。真是谈虎色变，如临大敌，夜不成眠地迅速组织力量，星夜行动，绝对要除恶务尽。这是非常时期，断然要采取非常措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必须“弃文就武”。逼、供、讯的惩办层出不穷，死几个“坏蛋”算不了什么，因而挑选几个“积极分子”如陂下的郭凤然，坪山的忙牙仔等，对所谓“反革命分子”施以鞭挞、棍砸、坐飞机、灌辣椒水、烙体烧嘴、踩夹棍、拶十指等任意胡为都不是过。如有陂下粮库的管理员李某，家庭成分地主与陂下村农民邹怀寿贫农，共产党员，两人均嗜酒，生活浪漫，兴味相投，经常相聚贪杯，酒过三巡话盒子一打开，就海阔天空聊个没完没了，岂料这样的好景不长，悲从中来，两人被诬为“反共救国军”的骨干分子，抓去批斗，逼他们供出反革命活动罪行，发展了哪些成员？天上掉下来的祸，他们脑海里一片空白。连“反共救国军”都不知何物，能说出什么东西来呢？因而被指控是一对顽抗到底、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得到惩罚，所有的刑具皆尝尽，被整得死去活来，血肉模糊不像人。这样的活罪实在难受，乃产生轻生之念。一个用剪刀把喉咙管剪断，一个用麻绳悬梁自尽。幸两人都抢救及时，送医院医治得以生还。还有陂下村农民名叫洪子龙的，年有四十余岁，二十左右时因逃避被抓去当兵，乃投身到县保境大队当了一名警察，后被提拔为警长。解放后回家种田，娶媳成家，生活过得较为安逸，也被负上了“反共救国军”成员的罪名，在批斗中鞭挞棍砸，打得脊椎骨断裂;坐飞机、踩夹棍，弄得四肢臂腿骨均折，卧在床上喊地叫天，还要把他抬到会场上去进行批斗。他为了解脱自己，用绳子活活勒死在床上。更有坪山村有个名叫邹怀早的,贫农出身是个纯农夫，被国民党抓去当过兵，逃回家来当过甲长，也被背上“反共救国军”成员的罪名，被绳缚棍砸、火烧，酷刑难挨，上吊身亡，白木板殓尸，用毛笔在板上写上“反革命分子邹怀早畏罪自杀”十一个字戴上黄泉，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后经查实我们江西省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反动组织，纯属子虚乌有，无稽之谈，只是把人的生命不当回事，开了一次最荒唐的玩笑。可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员”如郭凤然等杀人的刽子手,确实罪责难逃。
在“三反”运动上也不含糊，却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均之力把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得心应手。且看斗道士、批巫婆、拆祠堂、毁庙宇、烧木主、砸偶像、倒文物、焚古籍，搞得到处火光冲天，乌烟瘴气，狼藉不堪，惨不忍睹。更使人不可容忍的有一座亘古于今流传七百多年，名贯抚州地区，并富有传奇色彩的《白兔古寺》，座落在里阴村西南面的山陲与坪山村相邻。寺貌巍峨堂皇，雄伟壮观，其势恢宏，三殿相连前低后高，呈波浪式向纵深开展，寺内阔绰宽敞,整一百间。飞檐走壁，峥嵘鬼工，雕梁画栋，髹漆鲜明。前殿大门口的两边有两尊金刚把门，高耸屋岭巍然魁梧，庄严肃穆；中殿与后殿（即大雄宝殿）内金装佛像一百多尊，雕琢精美，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有呼之欲出之感。四方信士，八面生灵，纷纷朝贺，烟雾缭绕，佛香扑鼻。钟鼓之声，如醍醐灌顶，使你大彻大悟，修心养性的精髓；诵经之音似雷贯耳,使你能捕捉到四大皆空的真谛。似这样一个供人们游览鉴赏的古文化胜地，就在“文革”横扫一切的浩劫岁月里，庙宇被摧毁，佛像砸成泥，成了牛羊牧场，夷为平地无形迹，真可谓造孽太深呵！
旧的偶像遭打倒，新的肖像又挂起，比过去的封建皇帝金口银牙还要金口银牙，一言顶万句。过去善男信女面对佛像顶礼膜拜，焚香烧纸是为了确保一村吉净，千家万户长命富贵；今天大家在餐桌前壁立肖像边大搞餐敬，手挥红本本，口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确在那人妖颠倒的年月里，世道翻了个，是非不分，清浊难辨。昨天还是好人，今天就成了坏人，早上还是个最革命，下午就变成了反革命。洪家村有个贫农名叫瞿先龙，“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他喊得最响亮，在批判斗争中他是最革命积极分子。有一天上午大队在龙神庙召开全村大会,为批斗沙湾的名叫丁黑仔，在国民党时期当过警长,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揪了出来，向群众交代自己的问题。瞿先龙是头一个跑上台摺袖弄拳，声言厉色地要丁黑仔交待自己的罪行，否则就要砸烂他的狗头，并积极揭发检举，讲得有鼻子有眼，条理清晰。上午过去了，大队书记继续宣布下午大会照常开。待到下午会场上的人群又挤得水泄不通时，台柱上早已绑缚着一个人，谁也没有想到正是上午最革命的积极分子瞿先龙,下午就成了现成反革命分子,来接受群众的批斗。受人辱骂，脸上吐唾沫，还被打得鼻青脸肿，脚瘸手拐，遍体鳞伤。晚上跑来我家要我给他写份检讨书交到大队部去，据他自述：缘因家里两个年小不懂事的儿子，互相抡夺红本本——《毛主席语录》看到封面上的毛主席头像，就把封面撕了下来，将头像上的两只眼睛用手指抠成两个窟窿，玩腻了就丢在地上任人践踏。有人向造反派告密，说我是大逆不道反革命行为。“城门失火，殃及其鱼”，小孩无知，大人遭罪，把我抓去批斗，实是冤哉枉也！我依其所述把检讨写好，让他拿去交差。岂知他竟是一条“山中狼”，恩将仇报，捏造罪名，反而将我中伤，说什么我在帮他写检讨书的过程中讲了许多污篾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话，说得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幸造反派没有听信他的谣言，未曾引火烧身，真是万幸中的大幸。
更使人难于理喻的打着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旗帜，以破“四旧”为幌子，掀起了一场“献忠心”的狂潮。大会动员，小会说服，家家户户为表忠心，自动翻箱倒柜，寻找“四旧”。有的手捧白花花的银子和光洋，有的身怀黄灿灿的金首饰,献给了当地的大队部，这些大队干部喜逐颜开，好话连篇，对这些傻得可怜的男女村民们表扬不休。我没有什么可献的贵重什物，搜刮枯肠只有将生产队分给的五根杉树，也把它扛到大队部去。这是绝妙的敛财方式，法规无稽的贪婪手段，自己心甘情愿送来的肥肉，怎不张开血盆大口把它吞噬干净。堂而皇之不为过，中饱私囊心不惊。
我偏偏在这样一个月黑风高、黄钟毁弃，孔釜雷鸣的年月里，回到阔别了十八年生我养我的故里。一直在离家乡二十里地的高陂村,教了五年民办小学的妻子,知道我要返梓的归期，心里非常高兴，早作准备，半年前就知会高陂生产队长请好老师，下半年已在老家生产队的民办小学挂好了钩。可我心里好似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揣揣不安，喜忧参半：喜的是由“离人泪”到“合家聚”。我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大的地上爬，小的手上抱，加上妻子、母亲与弟弟全家七口人，从此朝夕相处，永不分离，的确难能可贵，风雨同舟，再苦也是甜的。忧的是过去虽属就业人员,身居牢房，受监管，相见彼此，等差无分，处事按政策，处变不惊；现在回桑梓，戴上“五类分子”帽，交群众管制，身份各别，政策观念薄，遇事便乱来，苛刻猛于牢，寒山移雪山，更加丑陋难堪。既然回得家来，为了生活，必须及时参加队上劳动。可田里的活，我什么也不会干。经过队上社员的讨论研究，每天（包括早上）评给我工分七分，算是很够意思的了。还未做到两个月，大队的治保主任谢裕国就上门来光顾我了，说什么全公社的“四类分子”早已集中在公社所在地进行思想与劳动改造，晚上学习，白天架桥筑马路，做义务劳动去（所谓义务劳动，就是不计工分，明摆着叫四类分子喝西北风）。你也不例外，明天带好米菜和行囊前去报到。很显然，我被归为“四类”应扔进“牛鬼蛇神”的“恶人谷”里。令出风行，哪敢怠慢，按时报到，战风霜斗雨雪，滚泡了四个月之久，直到除夕的三十年夜，形如一条落水狗，沮丧着脸返回家里。没有在队上劳动，就没有工分，何来的钱，买了队上的粮食，欠款一百二十元，人家过年吃猪肉，我家过年啃萝卜。
一个人成了“三等公民”戴上了“黑五类”帽，家乡人冷眼相待，何足为怪！怪就怪在年已二十岁的亲弟弟，名叫张杰祺，正在我生活非常困难迫切需要帮助之际，却听外人挑拨离间的谗言，在年三十除夕夜,正式向我提出要另起锅灶分开来吃。我曾多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进行劝解与挽留，不但置之不理，反而恶语伤人，乃声色俱厉地说：“我要坚决与你划清敌我界线。今天这样苦苦地挽留我，不让我走，目的要我来帮你供人，好似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等你儿子大了，我却老了还孤身一人，被绝了后，你不感到你的心有多残忍吗？”我当时非常愕然，久久说不出话来。既然如此，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有让他去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了。于是他在一九六九年正月初四带着母亲到早已在洪家村内租好的房子里安顿下来。后来又丢了母亲不管，做了个上门女婿，吃尽了千般苦，受尽了万般累，虽生下儿女三个，可惜能生不能养，自绝于人间。悲哉！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也！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势力泛滥的日子里，政治是把刀，“五类分子”似羔羊，无时无刻不架在他们的脖子上，任意宰割血泪俱下。大队书记、生产队长成了土皇帝，可以私设“土围子”，定个“土政策”；不上标号的治保主任、治安组长也可为所欲为，对“五类分子”任意践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大队、小队经常请各类匠人添置农具和什物，要强制“五类分子”来做义务工，不但砍竹、斫树，还要供送匠人的三餐菜饭。可队里拨给“五类分子”的供饭米，这些治保组长却拿回家去填饱自己的肚皮；还有更气人的事，每到寒冬腊月雨雪天，凡是社员子女所牧的耕牛，都在牛栏里关着，社员们围坐桌旁划拳饮酒，谈天说地，喝得王八不认得乌龟，其子女手抱火笼坐在家中烤火拿牧牛工分，却命令所有“五类分子”每天扯稻秆，焖稻谷给牛吃，搞无偿劳动，实在是天理难容；更为甚者，每年春节过后，社员出去田间劳动，所扛的各种农具，日落收工从不荷回仓库里，放在堘头田角，任凭日晒雨淋，无人过问，直到大年除夕，队里的保管员才来清点农具，社员们忙于过年购买物品，队干部喝了东家过西家，酒醉醺醺弄得面红眼花。可这些“五类分子”在广漠的田野上东奔西窜搜集农具，一件件准确无误的把它扛回仓库内，倘有遗漏，必遭批斗的惩罚。还有使我们更为有气难平的事，每逢下雨落雪，社员出不了工，乃集中在队部里读报纸念文件进行学习，每天的工分照样记，却对“五类分子”布置工作任务，赶至田间搞义务劳动，谁若胆抗拒，即刻兴师问罪，站到台中央接受批斗。
这个生产小队监管“五类分子”的头头名叫洪新富（俗名凤眼仂），也算是一个治保组长官名，虽是排不上号，却是威风八面。“五类分子”瞧见他好似狗见扁担，低头凄苦地夹着尾巴。看他为人满面春风，却是笑里藏刀，点头哈腰，溜须拍马是他的本能，阴险奸诈是他的绝招，实是一条不声不响的凶狗。在大队贫协主席谢裕国（造反派头头）和治保主任陈福堂(京瓜麻子)的呵护及操纵下，目无法纪胡作非为。离间我与弟弟的兄弟情就是他，任意蹂躏践踏“五类分子”的也是他，他手上沾满了“五类分子”的泪和血。“五类分子”为了苟延残喘，任其鱼肉，从不敢吭一声，只有唯唯诺诺罢了。我却在大是大非面前宁死不屈，对他的胡作非为之举就是不加理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下可触发了狐威，乃急不可待地召集“五类分子”开会要对我兴师问罪,指着和尚骂贼秃。我毫不畏惧地直面以对，并理直气壮地在会上规劝了他几句：“凤眼仂，我的确没有遵照你的旨意去干无偿劳动，这是因为你没有按照党的政策去办事，这些人过去虽然犯有罪，理所当然应受到国法制裁，根据其罪恶情况戴上了地、富、反、坏、右的帽子，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思想及劳动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们都有家，要通过劳动挣得工分来救活自己，还要供家活口。可你的所作所为一没有上级的红头文件，二又违背了党的政策法规，私设‘土围子’，把‘五类分子’变成了你的家奴，穷其所欲，为你们大搞无偿的义务劳动。‘既要马儿跑，还要马儿莫吃草’，自己遭饿死，家人埋山岗，党和政府都没有消灭他们的肉体，你竟有如此狠毒，希望你今后多发点善心，多有一些政策观点，我们会感激你的！”他们自知理屈词穷，当着众多“五类分子”的面,又剥不下面子，乃拍案而起，恨恨不休，漫骂不止。从此对我怀恨在心，处处找岔，伺机报复，无风要起浪，弄得我夫妻俩日夜不得安宁。如一九六九年的阴历年关在即，学校都已放假了，妻子在本生产队任教，年定工资为一百二十元，分文未取。快过大年了，那时过年物资紧缺，须按人口定时分配。队上杀猪啦！我这五口之家可以分到猪肉五斤，因囊中羞涩无能买回，就是购买其他物资也需要用钱。乃与妻子商妥，为解燃眉之急，特向队上写了三十元的借条，在教师工资项下扣除，请队长批示。谁知此次借款被洪新富知晓，就乘机煸风点火，大放厥词，说什么：“他去年欠了队上一百一十元的口粮钱蓄意不想还，今又向队上递上借条，这不是明摆着在挖我们社会主义的墙脚，把生产队搞垮，其险恶用心有多毒，思想是多么反动透顶。乃唆使生产队长张其生的认可,当晚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对我进行严厉的批斗，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钱没借到，招来灾难，真是懊恼之极。
又在一九七0年，凤眼仂借“人口普查“之机，在更换新户口簿上大做文章。他与大队的治保主任，名叫黄黑仔锅巴的进行合谋，狼狈为奸，说我妻子李英嫦原来的家庭成分是贫农有假，纯属捏造。现在她是地主家庭的媳妇，右派分子的老婆，就是地主成分，不请示，不调查，竟敢妄自决断在我新户口簿上篡改为地主成分。我妻与他们多次申辨理论，就是置之不睬，最后跑到梨溪公社，找到了当年同在一块搞过土改，今天是梨溪公社副书记的胥诗然同志，对她的出身非常清楚，与其诉说此情，亦是气愤不已，立即打电话责令大队干部及时纠正。乃无可奈何地在我家户口簿上更为贫农成分。
多计未遂，奸计又来。一九七一年的春节刚过，洪新富又串通队干部，夺走了我妻子的民办教师席位。并在社员面前大放厥词：“一个地主家的媳妇，硬要他放在民办教师的位置上，大雨淋不到，太阳晒不着，你们的阶级观念丢到哪里去。为什么不让她到田间去参加劳动，改造思想。”结果这个民办教师的席位，便由一个下放学生刘凤年来接替。可这个体力劳动，田间活根本吓唬不了李英嫦，她从小当童养媳，艰辛备尝，是在苦水中泡大的。什么耨耕田间，翻土禽园如闲庭信步，驾轻就熟，不但是田园能手，而且出满勤，刁难又落空。半年过去，下学期开学习伊始，学区校长闻知此事，也是气愤难平，未经过学区许可，擅自撤换教师，真是太无纪律。亲自前来看望我妻，并带领她离家八里地的罗家边大窑生产队签订了民师合同兼搞队里会计，从此她爬山奔岭，任劳任怨在这生产队又连续工作了三年。
当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的行为败露，当晚乘机叛逃至蒙古温都尔汗干上空时机毁人亡的反革命事件过后，代之而来的“四人帮”又加紧了篡党夺权步伐。在狠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幌子下,于一九七二年春在全国农村掀起了“清查漏网的地主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高潮。这条极不安分的恶犬——洪新富又有置我于死地的机会来了，刻不容缓地跑到大队，向干部检举揭发云：“我村的张杰伟是个不折不扣的漏网地主分子。他与我外阴村的姐夫邹开先同龄，我姐夫早在土改中就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他为什么只是个地主子女呢？既不符合情理，更不符合党的政策。”大队干部们如获到至宝，不分青红皂白于第二天早上带领一班下放干部及下放学生，一行数十人浩浩荡荡来到洪家生产队，立即召开社员大会，意在揪出所谓的“漏网地主分子”。将我抓去站在会场中央，吆喝之声震环宇，要我低头认罪。斯时我愤慨之极，只有把命豁出去，口不择言与其雄辩,侃侃而言曰：“你们未经调查，无视党的政策，竟谬然大动干戈，向我兴师问罪，可谓荒唐可笑。大队干部缺文化，少学习，未读过毛主席《关于农村阶级情况分析》的论著，可能有的读过也不懂。但是你们这些从南昌下放到此的干部，绝大多数都具有大专文化水平，也来瞎起哄，我实为你们不分是非的随声附和感到悲哀。我与邹开先虽是同龄，但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却有着本质的差异，他在未解放三年前不但享受着地主家庭的生活，而且掌管了地主家庭的财产，而我在解放三年前却一直在学校读书至一九四八年秋才离校走向社会，只能说曾享受过地主家庭的生活。你们口口声声说忠于毛主席，为什么对他老人家所提出的政策和论述总是置若罔闻，行动相左呢？你们若认为我戴上一顶右派帽子过于轻松，再加一顶较为扎实，我也无所谓，反正‘债多不晓穷，虱多不知痒,嘛！悉听尊便。”他们也是有气不发，敢怒难言，表情非常尴尬。大队书记宣布散会，大家只有低头头灰溜溜走去，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政治上的迫害，已使我半身不遂，可生活上的压力更似不依不饶，刻薄而又凶残的魔鬼死缠不放，逼使我五口之家迅速滑向断炊的边缘。解放后的农民虽然已过上了“两亩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宁静日子，但由于教育农民要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而促使他们放弃生产，手握红樱枪口中高喊“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今天造这家的反，明天革那家的命，在政治上却是光辉灿烂，形势大好，可在经济上粮钱两空。更有着十年前的一九五八年狂热浮夸的大跃进所带给全国人民的大饥饿，延续于今仍蛰伏甚危，浓包待溃，吃大锅饭的农业合作化前途渺茫，每年在完成国家征购粮食任务后，所留给农民的口粮就是在非常节约情况下，一年只够半年食。虽然年年灏政府之光每到青黄不接之际，发来一些救济粮，也是“杯水车薪”难平肚皮告状，贫下中农拌以糠菜尚能苟延残喘，似我这样等外品的家庭所离布施更是微乎其微。惜命之心人皆有之，我为了家人活命，只顾眼前，那管日后，到夏卖冬衣，至冬卖夏衫,身揣这点救命钱，跑进大山寮里，向寮民们换取用来喂猪的红薯渣拌以蔬菜为羹聊为充饥吊命，活一日算一日。
最使我伤心难忘的一次是我的第三个儿子,因病未得到及时救治而夭折,对我打击特别大。那是一九七0年阳春三月百花齐放的季节，却给我带来了非常的霉运。刚过周岁的第三个儿子名叫张振民，病发突然，高热不退，咳嗽难止，经医生确诊，身患肺炎，并非绝症，本可治愈，无奈两手清风，“床上无秆，壁上无泥”。搜肠刮肚，也找不出半分钱，百无聊赖的我只有将国家发的八尺布证换到了五块钱,抱到公社医院打针吃药，一次就用个盐干醋尽，病无转机，直挨到病入膏肓，再次抱到大队医疗所，乞求挂账诊治，适逢大队副书记罗文然的第五个满周岁的儿子名叫根仔，也患恶疾，已是气息奄奄，命危旦夕，有一个南昌下放在这里的付大夫，医技精湛，正在那里兢兢业业为其进行抢救，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的确妙手回春，使这个小小生命复活，转危为安，我非常感动,心有所想，更有所求，可诊疗所不予挂账，这个“救死扶伤、妙手回春”的付大夫却冷眼相待，视如不见，见而不治。同是父母所生所养，同样是两个满周的孩子，病情都处于危难之际，却好似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命运各别，结果相异。一个重如泰山，化险为夷，闯进了阳关大道；一个轻似鸿毛，活生生离开亲人走向阴曹地府。这个怨气又从何处泄！
难熬的一九七三年是我这个四口之家生死存亡攸关的大断层年，也是我全家人起死回生大转折的关键年。去冬生产队分配我家全年的口粮数，拌以薯渣蔬菜掺和稀释来食都只能维持到今年五月初。现仅剩大米一十六斤，若每天控制全家用两斤大米下锅，还可支持八天。可距新谷登场尚有两月余，钱罄粮绝，已是“涸澈之鲋”，“石板上的蚯蚓，坐以待毙”。八天过后全家人就会从这地球上消失殆尽。古人有云：“时来风送腾王阁，运舛雷轰荐碑。”若命不该绝，关键时刻自有好人来相助。正当我家已逼近粮绝炊断之际，做梦都不会想到有一个久违的患难朋友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真使我悲欢交集。他名叫王长良，俗名水龙，临川县荣山乡上王村人，距我家有四十五华里之遥。当即说出他的来意，要请我到他生产队去建窑烧砖瓦。我当时的心情并不为其所动，便沮丧着脸对他说：“我全家人三天过后就要被活活饿死，还能有什么心思去建窑烧砖瓦吗？”他毫无惊异之色，非常豪爽地跟我讲：“不就是缺了吃的粮食吗？这有什么可怕的，明天你放心跟随我去，到了队里我即刻帮你加工两百斤稻谷的米来，并派人送到你家里去，还能饿死人吗？”这个诱惑力目前对我来说不知有多么大，即刻情不自禁地双脚跳起，惊愕地紧紧握着他的双手大声说：“是真的吗？” “我绝不会说谎骗你！”他很坚定地回答。斯时我即又收敛喜容，思感万千，心事重重，虽然机不可失，但对建窑知识只能说是一句半解，不是全面贯通，技艺也较生疏，只是有个梗概，未曾独立操作。就是烧窑过好“三关”的全过程知识技能也不能运用自如，得心应手，确有滥竽充数之嫌。一旦搞砸，后果确实不堪设想。可身负全家生命重担，又别无选择，只能孤注一掷，成败在此一举。决心已下，乃与王长良跑到家在本生产队住的大队长洪新良屋里，洽谈此事，取得了他的同意与支持，并商谈好以外出打工形式出现,按天数算每日工价六元四角交生产队买十分工,来换取队上七角钱的价值购买口粮。
第二天清早我与难友王长良风雨兼程向目的地进发。刚走不远，大队书记余茂华瘌子闻知，急速跑到我们面前利用一切政治高压手段，百般阻拦。斯时的我已是愤懑填膺，把命都豁出去了，胆比天大，也瞪眉怒眼地与他大声吼叫：“我得到了洪大队长的许可，他也是大队的头儿，为了不让我的全家人饿死才大发慈悲的，你身为大队书记毫无半点怜悯心。既要马儿跑，还要马儿不吃草，把我征集到你大队窑厂里搞砖瓦劳动，曾多次向你汇报过我家快要断炊，你都置若罔闻，不予理睬，不但要我个人死，还要我全家亡，天理良心何在？你今天若拿出粮食来救活我全家人的性命，我不但不走，还要给你叩头谢恩。倘若不务实际，空口说白话，就离我远点，不要挡道。今天我非走不可，硬要横挑鼻子竖挑眼，莫怪我不客气，我现在连死都不怕，还能怕什么呢？”说完，气冲冲朝前走去。他也无可奈何地驻足难前，痴呆呆望着我俩身影消失在小道山径之间。
我怀着惴惴难安的心情到达目的地上王村，已把自己摧到风浪尖上了，再无回旋的余地，只有倾注全部心血来打好建窑攻坚战，只许成功不准失败。以古人格言“只要功夫深，铁杆磨成针”、“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和“有志者事竟成”来激励自己,暗树雄心，在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科学知识，把握好建窑、烧窑中的各个环节，利用好当前的“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因地制宜，根据现实情况采取具体的措施。首当其冲的就是建窑工作：在建窑前必须备好多样的庭盖雨具；在建窑过程中砌墙叠顶码烟囱所用的都是土坯，触水即溃疡成烂泥，就得要抢在雨季前建好。应乘当前全体社员所激发出来的冲天干劲东风，自己多吃点苦，抓晴抢阴日夜不休息苦战了一周，真个天如人愿，第一个碉堡攻下来了，使整个建窑工程能在雨季快来临之前按预定目标全面告竣实让我兴奋不已，一座容量为四万余块的拱顶圆身的砖瓦窑,雄纠纠地屹立在村前的黄土山冈上，对后面的烧窑更添百倍信心。
虽然我对烧窑看火颇有一点功底，但要出好成品，却是重中之重，关乎着全体社员的切身利益，来不得半点虚假与麻痹大意，稍有失误，直接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必须缜密认真，防微杜渐，严谨以待，稳中求全。把握好装窑、烧窑、下水三个关口，经过了十六个日日夜夜努力奋战，终于又把第二个碉堡拿下来了。开窑出砖，已煅烧出一窑达标率为百分之九十八的青砖，四万多块，整齐划一的叠放在窑门前的场地上，正等待着买主前来光顾。生产队干部喜笑颜开，全体社员激动不已，乃欢天喜地高呼：“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
我为自己的圆满成功长出了一口气，也向上王村的人民交了一次满分的答卷，我的忠诚行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取得了上王村干部及全体社员们的钦佩与好评。生产队长王文仔特为此事召开社员大会，当众宣布：一、按天计算，原定工价足额付给，让我交队买工分；二、他给我们队上所付出的心力应予奖励，除原送他两百斤稻谷不用还外，又发给他奖金五拾元，以平价折合稻谷五百斤，并派出八个劳动力将稻谷送至他家。我真感激不尽，为我这四口之家取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
这区区七百斤的稻谷啊！当年一粒千金难得，情系万钧，救活了四条性命，要说布施不知要胜造多少个七级浮图。上王村干部和村民们对我家的救命之恩已铭刻在心，没齿难忘。为报万一，我曾四度上上王村生产队帮助他们烧窑看火。为其培养烧窑看火人才，细心传授烧窑技术作出了一点努力。
从此我也开创了求生活命的新途径，把烧窑变成了我的唯一职业。并把建窑、烧窑、看火、制砖瓦等技术，将它系统起来，总结经验，提出教训，指出防患杜渐的措施。提高到理性认识，写成册子，就成了我的生存资本，可靠的“金饭钵”。
是年七月初，我又回到了大队砖瓦厂搞砖瓦劳动。原本今年开春时大队已花月薪为一百二十元的重金到上顿度聘来一个姓吴的烧窑师傅前来窑上掌舵，制坯等其他配角劳动人员，全由各生产队平调来的。但他们每日所干的劳动工分，全年所吃的粮食，年终分配等等都到所在生产队去进行。我就是由生产队平调来的劳动力之一，这个大队书记，根本不知我的底细，可通过这次到荣山上王村做了窑师傅，全套技能能一炮打响，声名远扬，才被大队看重。反受到“身怀技艺，深藏不露，不愿为大队作贡献”的责难，于是大队书记硬生生地把吴师傅辞退回去，将窑上所有各项事情全压在我的肩上，即刻通知洪家生产队每日为我记上十分工。从此我也确实大显身手，尽心尽力劳动，仅仅半年时光，就为大队创收纯利近万元。
可是好景不长，一九七四年四月间，公社书记冯承宗忠突然来到里阴大队，采取高压手段，无容大队干部提出任何理由，绝对一条下级服从上级，我这个“等外品”更没有发言权，坚决要把我调到公社砖瓦厂去。从此这个大队的窑厂没有了唱主角的人而被迫停产了。
公社砖瓦厂开办有年，从一九六八年起已历六年征程。厂址就设在离公社所在地两华里处的地名圹岗上。原是大庙寺院菩萨林立鼓声咚咚，钟鸣远扬，和尚尼姑清修之所，来了“文革”风暴，将“四旧”荡涤干净，便成了“五类分子”及身负政治问题人的集中大本营，思想和劳动改造的场所。来来去去，进进出出，总是保持着七八十号这样“三等公民”，几年来常盛不衰。以烧砖瓦为主，辅于农田作物，为公社开创经济收入丰厚之门。随着“文革”后期一九七四年的到来，这个砖瓦厂的鼎盛时期早已过去，人去楼空，厂长几易。从“四类分子”身上刮来的丰厚的经济效益也被蚕食殆尽，只留下近于僵硬的一具空架躯壳。现在景象是一片凄凉，满目萧条，吃饭的人多，做事的人少，游手好闲的人多，干实事的人少。麻雀虽小，可肝胆具全，厂长一个，会计、保管、医务各一人，外加两个烧饭婆，更拖着十三四个男女青年下放学生，好似这里的摆设花瓶，还要他人来服侍。只有五个“五类分子”在这里日夜劳动,担负起二十五人的衣食住行，既要作田搞菜，又要烧窑，就是遍身生手，夜不成眠，也做不过来。谈起这个厂长名叫符志成，梨溪街上人，出身贫农，双目单瞽，旧社会里是个好吃懒做、游荡成性的大流氓，进入新社会摇身一变就成了共产党员，大名鼎鼎的大队书记。他来厂后虽无管理才能，却有聚众聊天的本领，只要他的办公室门开着，就是高朋满座，谈天说地，不分南北东西，烟雾燎绕，无论市井新闻、风流轶事逻辑成章。这样一个摇摇欲坠的厂子，公社书记把我调来，一个“等外品”的人能挽回颓局吗？我还是在这里忍气吞声，苦苦蹲了两年,到年终分配时，总是搏得光人归。又是一九七六年的春草绿。我这个“右派分子”还要带领全家人活下去，只有豁出命去不要，卷起行囊跑回家去，公社领导也看到这个厂子确实无法办下去，也就不再来追究了。不久这个厂从此消烟云散，渺无声息。
一九七六年既是“文革”动乱的延续，理性的迷失，人性的扼杀；又是今天幸福的开端，理性的回归，人性的复苏。阶级斗争的叫嚣也不是那么紧凑。我头上的紧箍咒也好似松弛了一些。大队书记余茂华已调到公社电厂任厂长去了，这个大队书记的头衔则由副书记罗文然来接任。新领导有新气象，新上任的领导有三把火。开春伊始，就为了大队筹资大开经济渠道之门，从八个生产队平调来劳动力三十二人，成立农副业专业大队，兴办起农场、养猪场、养鸡鸭场及砖瓦厂等多种经济实体，增效创收为今后大队搞各项建设打好坚实的基础。劳动力根据各个场的需要统一调配，其个人的劳动所得则根据每年所赚的工分参加大队年终分配，以最高生产队的日价值为标准，结算出每个人的年价值。是年砖瓦厂为大队创收一万两千多元，获纯利四千多元。一九七七年又上交大队五千六百多元。从此这个砖厂愈来愈显出经济效益的威力。至于我个人也越来越体现出人生的价值。从此这些所有的大队干部确有对我刮目相待之意，我不妨说一二则笑话以供消遣。一九七七年的酷夏，正值双抢之际，大队进行火线评模，我居然能成为其中之一火线上的模范，得到了同等的奖励。一张奖状、一条围巾及一个抖篷，价值低微，意义重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势力泛滥的年代里，一个“右派分子”怎能成为模范人物，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当时我想躲都来不及躲。这就是一个质朴无瑕的厚道农民，淡薄政治，真正好就说好，重在表现的真挚情愫的真实感情体现。另一个可笑的事是：里阴村有个“右派”，隔壁的外阴村也有个“右派”，名黄褧章，五十年代原是同事好友，今又是受政治迫害的同林鸟，相煎何喳喳，就因为政治待遇上,所处村不同而各异,他却要经常为村里送通知、打锣，有时还要定期送柴到公社，我却泰然处之，未曾受此卑薄。他知道此情心态很不平衡，急忙跑到外阴大队部,质问书记邹国才说：“同样是个右派分子，可村与村之间在政治待遇上，何相距有这么大？下次送柴送信我也不干啦！”邹国才也感诧异，即刻跑到里阴大队部向罗文然了解情况，澄清事实。罗书记很坦然地对他说：“虽然两人所犯的是同样的政治错误，但各人在劳动改造中表现却是各异的，你回去可以问他，多年来对你大队所作的贡献有没有张杰伟的大？”结果弄得黄褧章无词以对。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大队更放开手脚，让砖瓦厂单独核算，自供自给，只每年上交大队盈利款四千五百元。这样更大地激发了窑厂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大家干劲更大了，拧成一股绳，全心全意扑在生产上，多烧窑烧好窑，出好货，搞得热火朝天。年终结算除上交大队盈利外每人获得年终分配款均达千元左右，就这样齐心协力连续干了三年，职工们的生活得到了大大的改善，我家的生活也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所小小的砖瓦厂共火热了五年之久，沿至一九八0年冬，我却在一九七九年冬离开此厂，随着我的告别，烧窑事业也从此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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