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杰伟
江西省宜黄县梨溪乡里阴村就是生我养我亲爱的家乡。我爱家乡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天赋的粮仓，浩瀚的森林，我更爱家乡的乡土民情---老少有礼，进退有仪，勤奋俭朴，忠厚老实。但我真正领略家乡的风情，沐浴家乡的雨露阳光，确实时间显得太短。年少要学习、年轻在工作,总是离乡背景、漂泊异乡。可叹我黄金人生是在“右派”中度过,已过不惑之年的一九六八年初冬,才又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江山依旧,风俗民情乃改，人态体貌已变，目睹着一个个面呈菜叶色的父老乡亲，正承受着大饥饿的煎熬。搞了近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农民们还是这样穷困？说白了就是整人整穷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接着一个年年不断的整人运动。人人都在纲上走，个个都去搞斗争，斗得儿子不认得老子，斗得丈夫不认得妻子，斗得乌龟不认得王八，斗得被斗的人和斗人的人都去喝西北风。
人们都是这样说：凤凰是象征着吉祥幸福的图腾，凤舞九天是暗喻着最辉煌的时刻。可是凤凰涅槃，却是象征着在辉煌之前曾有过的伤痛，挫折以及由黑暗转向光明时最痛苦而激烈的蜕变。在七十年代的中国，是个充满了动荡与反思的年代，它既是“文革”动乱的延续，理性的迷失，人性的扼杀，使你无所适从；但它又是今天幸福的开端，理性的回归，人性的复苏。它的前后变化竟有如此之大，不但当局者迷，连旁观者也无法洞悉其中奥秘。真像凤凰涅槃一样，只有把丑陋、卑鄙、愚昧及罪恶等等在烈火中燃烧殆尽，才能诞生出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来。这个承前启后多灾多难使国人堪忧的一九七六年，恰似黎明前的黑暗，正在考验着全国人的承受能力：第一“四人帮”已在暗中加紧篡党夺权。第二，一月八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溘然长逝，首都百万市民冒着凛列的寒风,站在长达二十里的街道两旁肃立挥泪为他送行,全国举哀。第三，四月四日为丙辰清明节,天安门广场是诗的海洋、花圈与挽幛的群山。数万市民与学生集结在此,为凭吊周总理寄托哀思，乃激昂其词：“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被宣布为“反革命暴乱”，采取断然镇压。一位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被诬陷为幕后“纳告”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第四，七月六日又一位卓越的国家领导人朱德委员长与国人永别了；第五，七月底一场世所罕见的大地震把唐山市夷为平地，伤忘人数达八十多万；第六，九月九日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又与世长辞,全国降半旗祭奠。今后这个国家谁主沉浮，举国上下都在拭目以待。大家想想看，这么多的伤心事纷沓而来，的确使国人的承受能力到了极限。但也预示着光明与和平快要来临，又应验在十月六日这个难忘的日子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及其帮凶一网打尽，使全中国的历史又重新翻开了新的一页。拨开云雾，驱散了阴霾，天空逐现蔚蓝，所有的天怒与人怨都随着“四人帮”的消失而消失；所有的渴望与憧憬都在希冀着首都北京，将会给全国人民更多的希望和好运。
一九七七年快要过去了，满北京城的市民都在纷纷传颂着“胡青天”匡正解难的传奇故事，这就是在歌颂新上任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他一走马上任，就积极厉兵秣马，组织力量冲破“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的决策；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拥护和遵循。）以诗人般的热情和正义感，以恢弘气度，平反冤假错案，其摆出来的不凡架势，不但要推翻“文革”中的大案要案，甚至是御笔钦点的铁案，而且推倒解放以来的各次政治运动中被错整的似山如海的冤假错案。毫无疑问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反右派运动中祸及百万之众，接近百分之百的冤案，必须摆在最高领导决策层的议事日程上来。他这个急人民所急，想人所想的胡耀邦，真正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胡耀邦全面地努力把“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做好后，又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中央五大部即（组织、宣传、统战、公安、民政等部）在烟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全部摘除右派分子帽子和做好错划右派的改正安置工作”的决定，并制定了一系列详尽的政策措施，经中共中央批准以《中共中央（78）55号文件》于九月十七日正式批转全国各地参照执行。这是一份让右派分子真正由鬼变成人的文件，却也是一份力图按照中央高层决策者们自己的意愿来给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正式作出结论的一部文献。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不言而喻，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反右”与“文革”同是封建专制与极左势力一起产生出来的孽胎，得出的效果都是中国当代史上最沉痛的一页，制造出的冤假错案都是如此之多，可是在清冤、雪错,洗假的处理上，无论从政治或经济补偿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如“文化大革命”被全面否定是一场“千古浩劫”而“反右派运动”说成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而已；“文革”中被打错的走资派响当当地叫着要给予平反，而“反右”中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只叫着“改正”罢了。在文革中被打错的“走资派”平反时，不用自己先写申请交党组审核，而是打了多少个就平反多少个，一刀切，而“反右”的改正工作到最后必须留下“一小撮”不予改正，来证明当时中央发动“反右运动”是应该的，必要的。在“文革”中被打错的走资派平反了，自打错之日起工资全面补发，可得到右派改正的人，自改正之日起按原工资发放，并说什么目前国家有困难，眼睛向前看。为什么“文革”与“反右”在处理上有如此天壤之别呢？说白了，是因为当时中央最高领导决策层中的邓小平就是当年反右派的急先锋，非把这些就旧知识分子置之死地而后快。古谚有云：针刺到别人的肉上自己不知痛，针若刺在自己的肉上才会叫冤负屈。他不是得到了“文革”的洗礼，哪会知道他在反右运动中的某些错误之举。看来他目前在某些程度上确实有了部分的清醒，我们就不能“得陇望蜀”地去要求他能彻底清醒；不能因为他给了你部分人道而要向他讨还全部人道，那是办不到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右派摘帽子与改正工作的文件下达后，率先行动起来的是北京首都各机关的右派们，不但一阵风把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全吹掉，接着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也开展的如火如荼，错划了过少就改正多少，可以这么说，基本上是全面均属错划了。当时就有一部分中央领导同志思想闹不通，而坐立不安，有的惶惶然说：这怎么办呀？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多呢？又有人说：有些人是毛主席点了名的呀。胡耀邦说：毛主席讲错了的也得改，要不然咋叫实事求是呢。如许中央各机关的右派改正工作势如破竹。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审查复核结果仍“维持原案未予改正者，就中央级而言也仅有五人，其余右派都一个个向苦难与卑微告别，向二十年爬满家人心壁的屈辱和恐惧告别。改头换面以崭新的面貌踏上了一九七九年的新春佳节。
在一九七八年的十月间，这股冽亮清新的右派分子摘帽之风，吹进了山区宜黄县境。县里的党政领导也像北京各机关单位一样于十月八日断然采取了统一行动。责令全县各公社即刻派出领导干部深入各个大队乃至各村里，召开村民大会，确实在一天内把所有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全部摘除，真使我感激涕零，充盈着二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激情，好似全身卸下了千斤重担，既轻松又安宁，自感仍是二等公民，总比是“黑五类”要强多了。大概是久处于蔽塞的山村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两耳不闻窗外事，总认为这一“右派”摘帽之举措，就是我一生最后最好的归宿。至于右派被错划必须得到改正这一举措，根本闻所未闻，更不敢有此非分之想。所以摘帽后搁置了有九个月之久，我一心埋头劳作，从不去过问任何事，不是在一九七九年七月间县教育局打电话到我大队，要我到县教育局去写份右派被错划要求改正的申请书，我还不晓得右派被错划改正之风已经吹进宜黄县境。由半空乃至高天，越聚越涌，县里早已成立了“右派摘帽改正办公室。”抽调一批专职干部负责此项工作，也改正了一批错划的右派，平心而论，我也想右派错划能及时得到改正，还我一个清白，过好后半生的生活，只是右派改正工作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顺畅，而是充满了一波三折，阻力重重。上有当时党中央的主席华国锋为首的“两个凡是”的干扰，经常暗中向全国各地发文件，作指示，扇阴风，点鬼火，阻挠改正工作的进程；下有当地的当年官员原本是他们把这些人整成僵尸放进棺材里的，今天仍要他们从棺木中把僵尸倒出来变成活人，能心甘情愿吗？必定会去暗中找岔顶着不办。因而使右派错划的改正大潮受挫，有时偃旗息鼓，有时改改停停，有时实改非该。不是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彻底击溃了“两个凡是”并把凡是派的人赶出了政治舞台，也不会有后面右派错划改正工作的畅通无阻。只要审查出来是被错划的人，有多少就改正多少。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接到右派错划已改正的通知书，又收到县法院对我“改判无罪”的平反书。恢复公职，重返校园，回原单位执教---宜黄凤岗小学。（此校改名为宜黄县实验小学）
我安居故里已有十年之久，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怀有亲切之感，早储此意，愿在这块旯旮山村里，晨看朝霞，目观日落，终日与蓝天白云为伍，吮吸着乌泥黄土的芳香，虽体污而面净，怀抱青山绿水了却余生。可是今天我的右派错划得到改正，把原来安详和宁静的生活被打乱了，去留之心多翻腾，不知如何是好！夫妻俩经过一番深思，最后决定为了两个儿子的前程，把在家乡十年来苦苦经营所留有的一些坛坛罐罐全抛光，毅然决然将家搬到县城来，走机关串单位，办理好农转非的各项手续。月薪自改正之日起按原工资五十一元五角发给，于今回忆，遗憾犹存。“人生归宿本无定，任事强求自难成；原本田地是故里，极力打造后半生；岂知生途波澜起，拖儿带妻他乡去；命中定我育花人，讲坛了却此余生。”
我家四口人回城后，吃的是商品粮，副食品凭票供应，一片黄菜叶也得花钱去买，靠一个人的工资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颇感维艰。我妻也不休闲，经人介绍到渡东小学任民办教师以俸金每月十八元，聊补无米之炊。也许上天来怜惜我家，跨进了一九八一年的四月间，梦幻般的奇迹突然出现，民办教师转为国家正式教师，好似“大水流碓口”流到了我妻子的身上。中央来了文件，其内容为：一九八0年之前一直担任民办教师可以正式转为在编的国家教师。李英嫦在过去那么艰难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在民办教师岗位上,已算是百分之百的合乎条件，顺利办了转正手续，以每月工资四十五元继续在渡东小学任教师,如许我们夫妇都有一份稳定的工资收入,全家生活之忧已基本缓解,真可谓时来运转,好戏连台。
反思在那个风云激荡，既疯狂又荒唐的六十年代里，竟有四个孩子投错了胎，摸坏了门路，接二连三来到我妻子肚皮里出生。我是黑五类分子，他们是黑狗崽子，当然不会有好果子吃，病了无钱进医院，饥了米缸里没有米,所以老三老四只是昙花一现，相继夭折。老大和老二算是福大命大,虽然活下来了，也遭受欺凌与侮辱，吃尽了苦头。到了学龄，凡是“五类分子”的子女，只可在小学认熟几个字“读光眼睛”,没有上初中的资格，好似他们生来只能是干体力劳动的料，因而他兄弟俩只能是半工半读,放牛，砍柴便是他们的专业,有时为了帮助家里多挣些工分，不得不去参加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我的冤案得到平反后,两个孩子上学就业的问题也相应得到了解决。
老大张振万生于公元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三日，年仅八岁就去放牛砍柴，年将十三岁就随父到砖瓦窑厂里担泥做砖坯，当我的右派获得改正，回原单位工作的一九七九年冬，他随同返县城，年已虚龄十六岁了。少小的岁月被蹉跎，要想将时间抢回去，已不可能了，虽然回炉小学重读五年级，又怕功课赶不上，由于他懂事，在学习上非常努力，乃于一九八零年下半年考取了宜黄县一中的初一年级，继续读书。通过三年的再接再厉促进自己，待初中毕业时成绩可观。由于年及弱冠，超过了投考中师的限制年龄，我曾多次动员和鼓励他去上高中深造，又因羞于年龄过大惹人笑话而搁浅，总不能让他流浪街头。恰逢此时上级来了一个政策：“凡干部因病不能工作，可以提前退休，其子女可以接班，补缺顶替。”我乃思之再三，为了他有个“饭碗口”，乃于一九八三年六月间办了病退，让他顶上去“以工代干”继续留在教育部门“为五斗米而折腰”了。他却又自知之明，因文化水平低，知识浅薄而不堪胜任有被淘汰之险，乃努力自学高中课程，于一九八五年考取南城师范函授班，通过三年的定期授课加自学，成绩卓著，获得了南城师范中专毕业证书，在一九八六年春天又报名参加了县里举办的“提干”考试，成绩超出录取分数线，乃由职工转为干部，他还继续“牛不下扼、马不竭僵”的努力学习，再考取了“成人函授大学”，在授课老师的定期讲课及作业指导下，十二门功课自学三年，通过考试成绩合格，取得大专文凭,如今已是宜黄实验小学的骨干教师。
他于一九八九年春节期间娶媳成家，妻子名叫涂文清，是初中的同班同学，涂时福老师的第三个女儿。人很聪明，性格急躁，为人圆滑，处事精明,颇通人情世故，能交朋结友，善于治家理财。对丈夫关爱，相翁姑而不违。她有一套精湛的缝衣手艺，缝出的衣服，无论男女装，款式新颖，合身得体，惹人称赞不已，所以生意曾火爆一时，终因患上职业病而厌恶其技，关门大吉。目今她已是一个二十岁儿子的母亲，儿子已考入大学，又在为孩子的前程与学习辛劳不已。
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二日出生的老二名叫张振友，毫无疑问,一样脱不了八岁上“牛轭”,忍饥挨饿、受人凌辱的厄运。就在他九岁那年的某日黄昏,，牧牛回来，将捆柴搁置水圳边，人走入水渠里洗净身上四肢的污垢。真是“冤家路窄”恰遇洪新高的次子洪道清蹲在圳傍边拉屎，谁也没得罪谁，他看到振友在沟渠里擦洗，无端进行挑衅，迅速擦净屁股，走近圳边,先将柴踢进水圳里,再用树枝挑起一坨屎，把粪便涂进振友的嘴里，是可忍孰不可忍，只有这样的绝德父亲才能教出这样绝德的儿子来。
返城后，虚龄已十四岁的振友在学校重读四年级，才真正像个学生，当然也离不开父母的朝夕督教，和其自身的积极努力，学习日有上进，从小学到初中高中连续八年不间断的总算一气呵成。特别在高中阶段随着年龄加大，人更懂事，意欲升入高校深造，在学习上自觉地加大力度，总是废寝忘食，窗前青灯过午夜，终因其基础知识不够扎实，高考过后距录取线相差十二分而名落孙山。他心不灰，气不馁，想再鼓干劲，继续补习一年步入大学之门。“命运有定数，前途早安排”一九八九年的十月间，县里的征兵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他有志于投笔从戎，谋求发展，毅然报名，一边继续学习一边参加体检过关，放弃补课，决定参军，于一九九零年二月间应征入伍，服役于湖南武警部队益阳支队驻南嘴乡第一监狱武警大队第三中队一排二班战士。也许他的兴趣所好，想从这条十分坎坷的军途里找寻出路，因而投入军营就严于律己，遵守军纪，听从指挥，总是不折不扣地完成上级所交给他的各项训练任务，为了尽快掌握过硬的军事技能，能吃苦，不怕脏，不怕累，经常策励自己放弃休息时间，进行磨爬滚打的强化训练，功夫不负有心人，付出汗水总有回报，在年终军事考核评比中成绩卓著，博得了连队领导的青睐，上级首长的嘉奖。入伍九个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一年后当上了班长，在搞好军技训练之余，又抽出时间加强语数英三门高中课程的文化学习，于一九九二年秋考取了“湖南省武警指挥学校”,学习两年毕业后，仍分回益阳支队原第三中队任排长之职。虽然工作上非常卖劲，可在思想上放松了对自己的管束和严格要求，总是在生活上不计小节，自以为是，这不能不归于他在择偶问题上不够严谨有很大关系，引起了上级领导的不良看法，直接影响了自己的前程。他太想急于娶媳成家，所以“摸到胡子就是爹”对一个素不相识的益阳青年女子陈宇航，只看表面，一见钟情，置其思想个性和品质及其父母的为人，德行和操守而不顾，不作深入调查和较长时间的了解，把婚姻大事当儿戏，很快坠入热恋中，来一个火箭式的，极不负责任的结合，能不出问题吗？虽然生下女儿，取名张益缘，都九岁了，却没有给她带来什么欢乐与幸福，思想上的痛苦，心情上的伤痕已悄悄向他袭来。丈夫和妻子，女婿与岳父母之间淡化了情感，失去了关爱，代之以不时吵闹，情爱已趋于崩溃的边缘。出了问题，在处理上又不是果敢坚决，而是和稀泥的草率了事。现在夫妻之间、岳父母与女婿之间的关系，不想可晓，正处在若即若离的十字路口，或是和好如初，情爱加笃；还是言和气不和各怀鬼胎，各自埋在心底，变成终身的痛苦，将要拭目以待。
我重返校园，站在讲坛面向学校授课的时日只是三年，为解后顾之忧，搞了“病退”，于国于民心怀内疚，自己年事不高,还想做些补偿，只拿5%的补足工资，每月十五元，在学校继续留用，担任主课的把关老师执教了四年，才正式离开课堂。安定平静的日子容易过，辞旧迎新,眨眼间跨入新世纪的二0一二年，我退休已二十八个春秋，已是八十五岁的耄耋老人了，身体硬朗脑子清醒，这是我有生以来，心态最为充实的三十三年；也是我有生以来人格最为饱满的三十三年，在党对退休老人的重视和关怀下，重新安排退休生活，绝对向寂寞与孤独挑战，每日课程表排的满满的，看书闲聊健身三位一体“鸡鸣五更乃起舞，日出门球场上走；有时窗前闲作草，亭榭院阁聊得趣。”确实活的有滋有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华儿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综观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当今社会乃是生产力发展最快、综合国力最强、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我们的生活越过越甜蜜,我也坚信明天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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