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杰伟
从我深陷缧绁的那一天起，已是万念俱灰，无论现在和未来都是一团漆黑，心已存有时刻准备着结束此生的念头，反正来到人间，也是赤裸裸而来，今天还是赤裸裸而去吧！只是心不甘白来世界一趟，有所悔恨了，除死无大灾，还有什么可怕的了。心态反而平静了许多，思想也开始开朗起来了。
凡是初来乍到的囚犯，进入这个劳改场，都要经过严管大队“过釉”这一关，说来确是事实，严管大队设在大监院内，例行性的强制改造，要吃很大苦头。管教干部多，枪兵林立，不管白天黑夜拉屎撒尿叫“报告”，餐食三两米，苦力劳动八小时，任务完不成，轻则批斗或罚饭，重则棍棒交加。晚上学习，亮思想，洗脑筋，每人必须发言，早上五时半起床，即时进行两个小时早饭前的学习，严管时间在一个月内，按时调出，算是受规律己表现较好者，就可把专政尺度放宽点，即刻调到监外作业组劳动，活动圈较大，行动也自由，餐食粮米增加到五两。
看来我还算是幸运的人，只在严管大队呆了四天，就调到监外作业组去劳动，这是我在灰暗的人生道上生命回升的一次重要的转折点。事情说来也算有点奇特：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夕阳西下已歇工，晚饭后，厂部突然发出号令，全体犯人搞突击劳动，要一次性将存放在抚河岸边的煤炭十吨挑回，严管队的两百多号人已拿好工具整队出发了，可住在监狱外的八百多人，从不同的方位向同一条道上蜂拥而至，把严管队的队伍全冲垮了，弄得七零八落，变成了二三十节，两三人一块，四五人一簇,虽有干警二三十人随行，也瞻前顾不了后，夜幕已降,已是黑咕隆咚，犯人们为了抢先，谁也顾不了谁，挑起煤就往回跑，黄土岗上山包特多，岔道星布，老犯人驾轻就熟，新犯人则盲然，成了“马不识途”,茫茫广阔的黄土山岗,黑灯瞎火的我，周边没看到一个人，既着急又害怕，只有信步走去，可又难辨东西，幸脑中生慧，瞄准监狱大院的灯光，跨沟壑、穿棘丛，跌跌撞撞、面垢衣破，连挑的煤也撒光了，一个空担，直到晚九点半总算到了监狱大院的门口，只看见开着的大院场地上围着黑压压的一大群人，是民警和干部还有大部分犯人，在那里叽叽喳喳好似在谈论着什么，我一眼就看到宛大队长在那里背着手踱着方步，乃疾步上前大声喊了一声:“报告宛大队长，我回来了!”他神情一愣，脸显奇异，瞧着我全身弄得那么乌黑的熊样，不禁扑哧一笑说：“你回来了好呀！快到厨房打水洗干净，今晚就不要参加学习，到床上休息去。明天八点钟到我房间来一趟”。当我洗涤完毕回宿舍后，才知道还有四人至今没有回来。
三十一日早八点，我准时走进了宛大队长的房间，也就是他的办公室，他很温和的叫我坐在他桌前的对面，沉默了片刻就发问了：“昨晚你那么晚回来，身上弄得漆黑一团，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的?”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只有我一个人,天黑认不着路，只有漫山遍野的走着，能回到厂里还是瞄着厂部的灯光才把我引来的”。他接着追问：“当时就只有你一个人，为什么不逃跑呢？”“逃跑”我脱口而出，愣了一下，即刻回过神说“逃跑这个词只能留给蠢人，对我来说不起作用。第一、普天之下皆为王土，能逃到哪里去?第二、有罪逃不了，无罪不要逃。第三、对我来说根本没有必要去逃跑，为什么呢？说我有罪要判刑，错与对的责任全是当地党政部门的事，与执行改造机关毫无瓜葛，逃跑只会给执行改造机关找来麻烦，有本事就应找源头算账，才是正理，到劳改机关逃跑只会毁掉自己，落得个畏罪潜逃的骂名”。宛大队长看出我已显露出积怨的情绪，似乎毫不放过似的跟踪追击地发问：“现在你可以对我说，把你判刑劳改，究竟你思想有何感受？″这是一句关乎我生死存亡的敏感话题，我沉默了好一阵子，终于思想被解脱开来，把一切恐惧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就让我痛快一时，死而无憾吧!便大胆地向宛大队长反问一句：“宛大队长，我十分冒昧的问一句，你究竟想听我真话还是假话呢?”他似乎早有所料地向我微笑站起来,离坐走到门边干脆把房门打开，用目光向门外瞄了一下，回到原位坐下说：“当然要你亮出真思想，不要有什么思想顾虑，你一定要相信我，绝不会再在死人身上放冷箭了”。此刻我的心情十分激动，什么也没去想，也不敢去想，把生死已置之度外，带着积怨与不平，冒天下之大不韪，冲口而出：“宛大队长，我相信你，我两素昧平生，今日开诚相见，你面对一个犯人，给予实话实说，尽吐肺腑之言，你的高风亮节真可彪炳日月，使我感激不尽，我也知道讲真话的人在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目今我已是行尸走肉，衣架饭馕，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因而说真话更痛快些。我是在一九四八年九月才离开学校走入社会当个小学教师，未及一年，至一九四九年六月间家乡正式解放，由于我对共产党认识不够，乃产生恐惧心理，出现了逃匿行为，而且逃匿到以表叔何朝国为首的占山为王与共产党抗衡的匪窝里的，凭良心说我不是与共产党为敌，更没有和他们同流合污去干坏事，而是想借个亭子躲躲雨，看共产党来了是不是像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共产共妻、见人就抓就杀，我只在匪窝里呆了约半个月左右，后来了解到全是诽谤捏造，解放军进村秋毫无犯，待老百姓和蔼可亲。我片刻也不停留，即时与堂兄张登荣乘着夜色返回家中。这个问题通过多次政治运动，已作了彻底的交代和深刻的批判，并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已作了结论，定性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我非常感谢党和政府给我恰如其分实事求是地做了结论，我暗下决心只有拼命做出优异的成绩来报答党的关怀。结果事与愿违，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我没有一点右派言论，就把我过去的旧账老账重新翻出来，说什么我在工作中假装积极来掩盖我的反动本质，将我工作上的成绩变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先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又把我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所作的“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政治结论篡改为“特务外围分子”,以反革命罪判刑五年送劳改,我目前才二十六岁就似乎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一切叫我心中怎能平?这就是我的一点感受罢了。可能我的所谓犯罪材料，相信宛大队长早已审阅过了，若是认为我是个不认罪服法的人，要杀要剐就在宛大队长的一念之间，我要说的真话就是这些，完了!“看来宛大队长的脸上总不形于色，心里好像很平和，只轻轻地叹了口气，吧嗒着嘴巴,两目注视着我，面上显示出丝丝微笑说：“你说得对，犯罪的材料我看过了！”即刻站起身来走到我的身旁，在我肩上轻轻拍了一下说：“看来你有誓死而归的打算，要不然说话的火气为什么还那么大呢，你现在还很年轻，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要经得住打击和挫折，要爱惜自己的生命，心胸要宽广，不要自暴自弃，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既有险滩也有平川，不能说你今后就没有出头之日，要去全面看问题，做人是一门大学问，必须熟谙世故，对你今天的谈话，是好是坏我不加以评论，但必须忠告你一句，对你刚才讲的话只能留在我的房间里，决不能流出房间半步，你应当知道这个后果的严重性，搞政治运动难免不会出错，一个运动搞下来，总有人来当替死鬼，搞到谁谁都不好过，你是个明白人，会懂得我的话，你今天已落网，就应该安下心来，好好劳动，服从管教，认真改造思想，好好做人，做个堂堂正正人，无愧于天地，更无愧于自己，紧记我的话，若没有什么话要说，就回去吧”。在回来的路上我心非常激动，浮想万千“世界还真有这样的好人了”。
后来我才了解到宛大队长名远清，当年也只有三十三岁，河南人，高中文化程度，很有才华，投笔从戎后南下时任营教导员，后转入地方工作,是上饶地区公安处的副处长，因娶了当地一个地主女儿为妻，说他是丧失阶级立场，调到抚州地区公安处被分配到这劳改砖厂当大队长的，他能在这个极左思想逐步升级，道德品质江河日下的今天，于特殊的环境中，面对一个囚犯，能真诚流露自己的思想，心意相通，发出恻隐之心，救人于倒悬，在当今的人群中真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了。
谈话后的第二天上午，宛大队长来到我的身边叫我收拾好衣物跟他走，神情显得较为严肃，我脑子“嗡”的一下，嘴唇吧嗒着很不自然的问了一句“要我到哪里去呀”，他见我心生怯意，痴呆呆着的样子，便笑着说“怎么，怕啦！求生是有生命的万物本能，光怕没有用，要学会保护自己。一个人做人不应该有害人之心，但要有防人之心，你知道”狡兔三窟“这句成语吗？多个心眼有好处，锋芒太露总会被猎手逮住的，走，到手模制坯中队去。”我迅速带上衣物跟着走，找到了刘裕明中队长，将我安置在第三小组学习制砖坯工作，食宿在工棚里，行动上自由多了。
顾名思义，砖瓦厂就是以制坯烧窑为主，所以这个手模制坯中队劳作面大，人员分布广，共有一十六个组，每个组都是十三----十四人不等，整个中队共有两百三十余人，以组为单位占据了整个宽阔的黄土岗。组长都是由犯人来担任，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我是第三组的学习组长，在正常情况下每晚总是雷打不动的组织学习，刘队长每晚都会走遍各组检查学习情况，掌握每个人的思想动态。
谈起刘裕民队长，我很尊重他，南丰人，初中文化，虽未过而立之年，可阅历颇深，为人诚实，工作认真、处事果断稳健，待人和气，性格外柔内刚，他非常尊重犯人组长的自主权，更能得心应手地利用犯人管理犯人，偶有犯人不听话，从不厉言训人，总是心平气和地做好说服教育工作，直到他主动作出检讨为止。他工作认真负责，生产抓得紧学习不放松，一天到晚穿行于手模制作工地之间，掌握情况，洞察问题，及时解决，绝大部分犯人尊重他，敬佩他，并积极自觉地按质按量完成任务。
他与宛大队长交往甚厚，经常陪同宛大队长到我制坯坛来查察我的制坯质量，了解我的日产数量，坐下来聊聊天,拉拉家常，激励我在劳动中好好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我到制坯中队来已有半年多的时间，有一天，刘队长与宛大队长又来到我的制坯坛前，了解我的制坯日产数量,走进码坯埂中观察我的码坯和制作质量的确超乎寻常,在整个中队来说是首屈一指,在保证了制坯质量的前提下,每个月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刘队长非常高兴，即刻回厂部向厂长汇报情况，第二天上午就组织了全中队一十六个组两百多号人来到我的制坯场，召开现场会，并邀请了厂领导参加，让我进行现场表演，观看我手脚娴熟，灵巧敏捷的个人制坯,保质保量包制包晒日产一千二百块的制作过程，大家看得都心悦诚服，厂领导讲话肯定了我的成绩，各组表态坚决向我学习,按质按量完成任务,气氛搞得非常热烈。就这样我在宛大队长和刘中队长的关怀和呵护下，于一九五八年年底,厂里召开全体犯人思想和劳动评比大会上我获得表彰，记三等功一次。从此我的神采有所回升，在灰暗的绝境中开始渐渐走了出来，体质也得到了切实的锻炼，尝到了在含垢忍辱的凄苦里,所透露出丝丝甜意。一九五九年四月厂部在召开砖瓦大生产的动员会上,我被任命为手模制坯生产小队长兼第三手模组的生产组长，得以提拔的我，从此变成了这个厂的一具“热血忠魂”,劳动上的一个“拼命三郎”,誓为厂首长和中队领导的“马首是瞻”，不分白天黑夜都固守在制坯场内，累的连口气都喘不过来，一年过去了，终于不负厂及中队领导所望，已按质按量超额完成任务，在年终评比大会上，我又立了一个二等功，并获得了六个月的减刑奖励。这一切真好似阴沟里的阳春积雪，已化成了污水浊泥，所蒸发出来的腐臭秽气，还孤高自赏，洋洋得意这是自己对自己莫大的嘲讽。
自从极左势力泛滥成灾，人间就好像乱了套似的，黑白不分，是非不辩，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好人中未必都是好人，坏人中也不一定都是坏人，上午都是好人，下午就成了坏人，一向都认为她是最坏的人，现在却成了最好的人，今天斗哪个明天批这个，成了斗争中的积极分子，世界也好似翻了个，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在监狱里也不例外，如一九六二年初，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我们的劳改场乃风云突变，成了劳改犯的阎王殿。有一个例子，就是我耳濡目染的真实情况：有一个知识青年名叫闵景坤，年二十六岁，福建省厦门人氏，是在厦门大学物理系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一九五八年在校读书被划为“右派分子”，乃流放到江西省山区宜黄县初级中学任物理老师，于一九六零年四月初的某个夜晚在灯下备课，因做一个物理实验，用电不慎，导致电流发生故障，引发全城短暂停电，只经半小时的检修，灯光复明。可引起县里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把这事当作一件重大的政治问题来处理，即刻组织人员进行追查，未出二个小时就查到他的头上，就变了味，声言这是阶级敌人在蓄意搞破坏，即刻把闵景坤逮捕法办，判刑五年,六月份送抚州建新砖瓦厂进行劳动改造。当然要经过严管队的“过釉”，于八月间才送到手模制坯中队来，搞制砖坯工作。他受此天大的冤屈，思想上总是想不通，意志非常消沉，加之他又是初来乍到，突然接受这样高强度的制坯工作，体力确实难于支撑，多次请假休息，小组长又为了急功近利，不加体恤，常到中队长面前言其非，把他调离到运输队去。扁担一上肩至少百多斤，更是吃不消，完不成任务，于是乎批斗不离身，好不容易挨到一九六二年初，当我看到他时，已是瘦骨如柴，变了人形，确实病倒了，经常卧床不起。厂里的一些管教干部好像没长眼睛,硬说瞎话，污蔑他是“消极怠工，抗拒改造”，并把他作为典型，在召开千人大会上进行批判。闵景坤心里不服，当场顶撞了几句，管教干部更是火冒三丈，将其手铐脚链丢进禁闭室，从此再没有看见他的身影，一个拖着病体的人能到哪里去呢？有思想的人都会想到，这不是昭然若揭嘛，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仅举一例可窥全貌了。
自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上上下下的公安干警都好好像吃错了金疮药，面孔都以温馨而变成冷酷无情，面对所有犯人两目乜视，都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恨不得一个个都要把他们活剐枪毙算了，于是乎“人道主义”政策也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商标，把犯人变成羔羊任意宰割，第一、增加犯人的劳动强度，把劳民伤财，反科学的“大跃进”捧为金科玉律，强制犯人半月一次以二十四小时不休息的体力劳动来大放卫星，用高产优质的制作砖坯成绩敲锣打鼓向厂部报喜，来赢得厂领导欢心,给以青睐。第二、拉长了日常的劳动时间。厂领导在经常召开犯人大会上大发谬论说什么，劳动不会累死人，只会病死人的幌子下，把原来每日九小时的劳动增加到一十三个小时的劳动量，由清晨五时半出工至下午晚八时收工，因而各个行业下达的生产任务成了天文数字，可望而不可及，特别表现在运输队上，多少人脚瘸手拐腰断裂，倒在地上站不起来；第三、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莫吃草,动员全体犯人积极响应节约粮食的号召，由日食大米一斤半,缩减到日食九两米，为了完成任务，代之以糠菜和稻杆粉拌食，吃得每个囚犯脸肿脚浮，拉不出屎,全身无力，睡在竹塌上爬不起，可良心泯灭的少部分管教干部不讲人话，说他们偷奸躲懒，消极怠慢，抗拒改造,立马召开批判大会，让他们狗咬狗，犯人斗犯人去，顽固不化的坐单间禁闭，日食三两米，不死也得脱层皮了。
有人说光阴似箭快如飞，也有人说度日如年实难熬，这是处于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人的思想感受。说起我的命的确苦得非常寒心，世界上难找到像我这样凄苦的人，自投入劳改后的一千六百四十多天里，无一亲人来看望，更谈不上物质上的周济，父死弟幼母食“百家饭”即（讨饭），还有一个抱恨含冤亡命天涯自身难保的妻子，偶有雁书传音就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在这个“熔炉”里烟熏火燎，千锤百炼炼造出一具战酷暑征严寒的铜身铁躯，总算熬过了“劳改”的苦难之期，于一九六二年十月二日刑满释放,脱去囚衣开始新生了，可是上级通知要我们强制留厂就业,从“铁窗”出来,又走进受监管的“篱笆”内。虽是换汤不换药,但在生活待遇略提高了半个档次，发给最低生活费二十四元，行动上的自由拓宽了，可以上街走动，可以请假回家与亲人团聚，可以享受星期天，节假日，也可以让父母妻儿来厂探望留宿，但在政治待遇上仍如一具行尸走肉，只是一副躯壳，没有灵魂，一个奴才相，只能点头哈腰，惟命是从，他说是黑的，你就不能说是白的，你本来有理也会变成无理。举个例子能窥一斑：一九六四年的春节已到，经过再三申请,批准我七天的假期，年三十回家与家人团聚。岂料从这天清晨开始北风呼啸，黄云飞渡，雨中掺雪漫天倾泄而下，我徒步于雨雪交加途中，行程一百二十华里，饮雪餐风直至除夕夜半才走进家门，此后每日雪上加雨雨上加雪，持续不断的延至十五元宵日，冰冻三尺，积雪过膝，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树低头来竹折腰，直到正月十六才开始放晴，我本是正月初七日假期满，应回厂的，因天公不作美，无法成行，及至放睛这天,我不顾雪途为艰,闯进泥泞冰途里,跌跌爬爬,及至午夜方达厂内。凡此次请假者都是如此，虽超假八天，却不是人为的，偶遇此情况特殊，本应作特殊处理，况且这次基本上百分之百的就业人员都被批准回家过年，大家都向厂领导乞求宽恕这一回，可是中队及厂部领导就是铁板一块，毫无半点恻隐之心，决不讲情,更不讲理,硬性按超假天数强行扣工资,以儆效尤。杀人还要焊血，还必须认错，写出检讨书，毫无半点人情味。
幸好从一九六三年开始至一九六五年间，我国的政治天空相对来说较为平稳即所谓的“蓝色时期”，在一九六四年,厂里为我们就业人员普遍增加工资，绝大部分人的月薪都在三十元以下，只有两人的月薪增加到到三十六元，这就是我和廖元标，一个是制坯组的领头羊,一个是烧窑组的掌舵人，其实我俩在厂里所作的贡献这是所有就业人员尽知，远远超过千倍与万倍的，因而我能从每月寄六元上升每月往家里寄十六元，虽是杯水车薪，远远弥补不了家人最低生活的需求，也算是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更可贵的是能得到厂领导的看重和认可，使我心情激动不已和莫大的安慰。
但“蓝色时期”的政治天空总是那么短暂，好似一头狮子吃饱了猎物打着饱嗝的一次小憩,小憩过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它把神州大地又搞得天翻地覆，掀起更大范围的动乱和苦难，这也是在一次狂暴的激情与另一次狂暴的激情之间，用聚光镜窥视大路小径上猎物，瞬息的宁静。到一九六六年六月间的天空开始乌云滚滚，霎时雷霆万钧,大雨磅礴，又掀起了倒海翻江。这次不叫什么运动，也不讲什么斗争，而是喊它”文化大革命“。如果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是向左转的转折点，那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向“左”的“大跃进”，没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也就没有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叫“每隔七八年来一次”。我立足一隅观全国，站在槛栏里看抚州，陡然间叱咤起这次打政治风云的是那些不谙世事的各级各类学校里的青少年学生。没有卷入这次运动的学生还不及千分之一，停课闹革命去打打杀杀的真好似天兵天将漫天而至，大字报琳琅满目，铺天盖地，时隔不久全国工厂停工,工人又卷入这个涡旋中来，自由组织的各种兵团与战斗队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在人们面前，什么“战恶风”、“炮声隆”、“一小撮“……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他们都是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杀进各级党政机关进行“打、砸、抢”，抓走资派。“文革”比“反右”火气更大，批判不用“文斗”实行“武攻”;私设公堂，不管你有理没理，先来个“三下五除二”起，打得你血肉横飞，脚瘸手拐，再去抄家，把他蹲牛棚。党政机关无人管，公检法三家遭砸烂，学生、工人成了无法无天，这样折腾一年多，进入了一九六八年间，才算照中央文革的指示，抚州地区多如牛毛的战斗队必须要搞“大联合”，这样并来并去最后留下两个大兵团。一个是“红革会”学生组织，一个是“三二一一”工人战斗队，两个队首先进行抢班夺权，都是“唯我独尊”,双方都想掌权，所以你争我夺，谁也不让谁，总是摆不平，乃大打出手，始而棍棒交加，继而冲进枪械库，抢枪夺炮进行火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红革会”得胜，抓来了“三二一一”兵团的男女青年一堆，私设公堂进行审讯，男的先吊打后活埋，女的先轮奸后光体悬空，再烧乳房戳阴部，抛尸荒野，真是惨无人道，看来是煞星下界。
六个月的残暴动乱岁月过后，毫无疑问这些“打、砸、抢”分子必然要遭到正义的惩罚，推进了监狱。绝大多数不懂事的孩子都在“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号召下,有的投入到南疆北塞加强思想改造，有的走进了穷乡僻壤的山村积极进行锻炼，彼此又在另一种环境里相见在一起。一样的远离亲人接受思想改造，一样在风雨交加飞沙走石中劳动，一样地吞咽着粗糙的米饭和不见油腥的菜蔬。回想起不久前各自在“誓死捍卫”的口号下唾沫飞溅，棍棒横飞动枪弄炮，现在只能从脸膛上浮现出自嘲自讽自贱无可奈何的苦笑。
几乎全国都成了普遍现象，无论城市或乡村，凡留在原地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在“文革”中无一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既批斗更遭吊打，这二茬罪比一九五七年遭受得更厉害。有的被批斗致死，有的则进了劳改队，有的把家被抄个精光，还遭扫地出门,过着非人的生活。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却就业于劳改厂里，当时感到很不是滋味，今天看来却又感到非常幸运，因为我因守在这块特殊的天地里，未曾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无形中成了我的“防空洞”和“避风港”，确实消遥自在，稳如泰山。在社会上凡挂上号的“五类分子”不死也得脱层皮。像这样的日子，我过了有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动乱，工人停工、学生停课、商人罢市，我们砖瓦厂买不到煤，窑工烧不了火，制坯半停产，生产显松弛，反而使我们能享受到劳逸结合的舒坦日子，可这样的好景总是不长，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底，中央文革突来文件:“凡留在劳改场的就业人员，在一个月内分期分批一个不留，遣散回原籍监督劳动”，我是首批被遣散回家，于八月十二日走上回乡途，心中总是惶惶难安，因为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鼎盛时期，前途未卜，日后我的命运走向如何？全掌握在农村“造反派”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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