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杰伟
一九五八年三月间,我县“反右派斗争”运动已告全面结束。就文教界已划“右派分子”近八十名之多，统计全县的“右派分子”达两百余人。全部遣散在县城附近的各个农村监督劳动。我们学校及党政机关的右派分子，早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下旬一行三十余人被驱逐到离城八里地的龙和乡正在兴建的龙和水库工地上去挑沙运石进行劳动改造。食宿工棚里，无事不准假，特别在春节期间更不能往城里乱跑，说什么右派分子没有享受节日欢娱的权利，不可与家人团聚，只有龟缩工棚里度除夕过冷年，等待着处理的到来。
政治运动总是与“肃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又如放纵与梅毒连系在一起一样。四月初,“整风办”来通知：各单位揪出的“右派分子”可回原单位一天,参加“肃反”文件学习，方知拓宽了“肃反”界限，凡是国民党员、“三清团”小队长、警长、宪兵、国民党部队的排长、村里的伪保长、伪乡政府的干事等等都属于反革命范畴，目的让这批“右派分子”心知肚明将会得到如何的下场。
五月中旬，从种种迹象表明，决定“右派分子”命运的时刻已经到来。有的“上山”、有的“下田”、有的开除回家、有的关押坐牢。我正坐在“定时炸弹”上承受着血与肉的横飞。俗话说得好：“人到了极度倒霉的时候，打跌都会跌在狗屎上。”今已应验在我的头上。静待处理我的前夕，五月廿四日突接“整风办”的通知“要我和陈升平、刘峙三人速往崇三都生产大队报到，立即聚首商妥，今天来不及，明天（廿五日）清早一同驱车前往，并带上我妻帮忙煮饭,乃各自回家收拾应需之物。岂知傍晚，天不作美，大雨倾盆，下了整个晚上，天气放凉，更因我几个月来劳累过度，一旦睡个舒适觉，就象一条死猪。被妻叫醒，六点钟的车，已经过时早就开走，只有灰溜溜扛起行装走进车站，又花一次钱买了两张票，九点出发，大雨继续下个不停。车过二都村五里处，河水暴涨，淹了公路和村径，车不能走，只有肩挑箩筐步行,已近三都村河前村口，水满村径过膝，只有把箩筐扛在肩上在水中摸索前进，道路不熟，一不小心跌进道旁沟里。箩筐脱肩浸入水中，衣被湿水，全身淋漓，无可奈何，找回箩筐，好不容易走进了河边的三都小学，天空突然放晴，阳光暑气蒸人，预示着大雨预来的先兆。速将湿衣被晾出曝晒。时过晌午，三个石头砌成一个灶，糊乱煮点稀饭充饥。要到目的地，必须过河去,还有三五里。虽然山溪水易涨易退，溢岸的江水，要能下落成行，须得等待有时。我心急如焚的等呀等，一直等到夕阳西下六点半钟，河水还有大半江，时不我待，急呼船工摆渡。幸这位船工，助人为乐，在篙不着底的情况下，硬是用篙杆划行将我们渡到了对岸。夜幕已降，急步行进山塅田间，霎时雷电大作，大雨似倒江而至，不可成行，只得站在田堘上将两个箩筐叠起，两人紧围箩筐左右，用把伞来抵雨。也是霉头太损，天黑两眼朦胧，偏偏将箩筐放置在田堘的缺口上，山水往田坑哗哗俯冲而来，缺倒堘塌，箩筐不胫而走。伸手不见掌的黑夜，只有弃伞冒雨淌进田水中去，跌倒爬起，爬起跌倒，终将箩筐找回。不禁悲从中来，泪水、汗水、雨水在脸上身上纵横交流，披头散发，泞泥沾衣，弄得人鬼难分。雨渐渐小了下来，夜黑难辨东西，山径乃没，开不了步。幸脑袋尚清醒，用两手爬上高坡。面对山下村庄，大呼大叫求救，声传村民耳中，队干部点燃松光，大踏步前来，才把我们接回队里。
这真是天公要把我来作弄，廿六日早晨,天空霁明，骄阳似锦，妻子在门外场上晾开湿衣被，迎阳曝晒，我们在队干部的带领下,荷锄田间劳动。大概是上午十点左右，生产队长手中握着一张便条，急步向我面前走来，是写给我的便条，近前接过一看，上面写着：右派分子张杰伟，限你在今天下午二时赶到县整风办公室报到！落款：宜黄县整风办公室。我心惶恐难安，猜不透何事，乃刻不容缓，泥腿未净，只向妻子打了个招呼，立马起程，徒步返城。
下午二时到达县整风办公室，脚刚踏进门坎，突从侧室走出一个警察，本是我熟悉的同乡，名叫谢南来，为何变得如此青面獠牙，凶神恶煞，似阎罗殿派来的勾魂使者。右手举起手枪顶着我的胸膛，断喝一声：“你被捕啦！”左手掏出银亮亮的手铐，“咔嚓”一声,将我双手铐紧,推出“衙门”送到看守所,搜身解带,松手铐,放进监号。随着岁月的推移，二十二年过去，谢和我俩皆白首，踹蹉街头，见面如不相识，形如陌路人，总是避开我的视线，擦肩而去。其实这事根本与他无关，他当时只是一个走卒,奉命行事而已，没有必要弄得如此尴尬，也说明认识水平太差。
蹲在牢房里木呆的我，满脑皆白，精神全崩溃，企望呈幻觉，活到这分上，人生路算是走到头,只有一口气的一具僵尸，还有思绪，妻子目前尚不知晓，身怀有孕，生活无着，今后的日子如何过?父母年近花甲，弟弟幼小无知，丧失劳力，又如何生活下去？已是“笼中鸟”，父母妻儿要全抛。我不是共产党的罪人，无容忏悔，可现在确实是亲人的罪人了，要忏悔一辈子，还要载着悔恨入九泉。
在监内坐了二十多天，进行“例行性”的审讯只有一次，这是在第六天上把我带进了审讯室的，坐在两位预审员的对面，中间隔着一张横桌。先“例行性”的问些姓名、年龄、籍贯住址、家庭出身、文化程度、有无前科等等，立即转入正题发问：“你知道为什么把你逮捕到这里来吗？”我犹豫了一下说：“我不大清楚，也许是因为我是右派分子吧？”“不尽如此，你以前犯了何罪？做了什么坏事？”“大概是临近解放，我逃到封家山的事吧？”“你为什么要逃到封家山去？”“因为我太不了解共产党啦，想借个港湾避避风浪，根本不是与共产党为敌，在那里我没有干什么坏事。通过了政治运动，早已向政府坦白交待清楚，作了结论定了性:“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何必旧账重翻？不对！你就是与共产党为敌，避重就轻，有人检举你在封家山十多天的日子里，帮国民党残匪四出活动，刺探我军事情况向主子汇报，是个不折不扣的特务分子，尽快交代你的职务和活动内容，争取从轻处理。我心底很不高兴，用轻篾的眼光看着他们：“这是没有的事，若是有人说我在那里杀了人、打了抢，你们也相信吗？换句话说，我逃跑也逃在宜黄范围内，所做的坏事也在宜黄境内，已通过多次调查，现在也大有人在，几多在外面秘密干的事，甚至几千里路外都能查证出来，难道近在咫尺，还能隐瞒得了？这不说明了一九五五年那些肃反干部，只是吃饭的,一切要有真凭实据”。有个预审员骄狂大吼:“你这是狡辩，想顽固到底，必遭严惩”。我也很不客气回答了一句：“现成的砧上肉，任凭取舍，精肥由你宰割。”他们终于拿不出事实，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有悻悻把我送回监号，从此再无人问津。其实欲加之罪，早已编造成册，只等待宣判的时日罢了！
六月廿八日晚上，监狱对面的中山台广场上，灯火洞明，台上布置得庄严肃目，台下人头攒动，迹象表明是要进行公开审判，时已晚八点，将我和黄万麟、刘峙、黄兆晋等六人，早已削光了脑袋，推上了审判台，排列成行，一个个宣布罪行和服刑的年限，都是以“反革命分子”罪，都是新旧账合并算，我被判处五年徒刑，就是以“莫须有”、“特务外围组织成员”弄得妻子奔天涯，儿女遭夭折，父亡母讨饭，沉冤二十年。
又在监狱里禁闭了一个月，七月廿八日上午，终于把我押出县看守所。那时没有现在的囚车,同一起押出来的共十二人，排列成行，用三个公安干警一直押送到车站坐上开往抚州的客车。所不同的车厢内今天气氛有别，有公安人员“保卫”，还有大半多的旅客，坐在厢内，好似沾上了晦气，如芒刺背，悄悄用呆滞的目光不停的窥视着。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车厢内死气沉沉，当汽车快速行进中，又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和轮胎摩擦路面沙沙声相奏和，把我们送进了门面招牌是“抚州地区建新砖瓦厂”，实质就是囚犯劳动改造场。囚犯烧砖瓦，质变过程，“脱胎换骨，改头换面”。很富有戏剧性，意味深长。偶想起明代诗人于谦写有一首《咏石灰》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留得青白在人间。”这只是送给那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具有高洁情操的丈夫，对一些平庸昏聩，胆怯畏缩的懦夫瞻之汗颜。
这个“劳改厂”在建国初期，设立在离市区两里地的南门一个山岗上，与农民村舍接近，道路相通，设备简陋，监管松驰，所关押的犯人是些日伪汉奸、地主、劣绅、土匪、强盗重犯，刑期都在十几年、二十多年，人数只有百多名，随着一年接一年的各种政治运动的开展，“牛鬼蛇神”如潮水一般的涌来，成份质变，既有旧知识分子，也有县区乡的旧身干部。这弹丸之地，根本满足不了形势迅速发展的需求，早有预谋,新开辟一个“劳教”、“劳改”基地，范围阔，容量大，倚于抚州市的西南面，名叫饶家山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下距抚市八里，上离顿市十里，方圆十八华里。一片面丘陵黄土山坡，风峦起伏，杂草丛生，原是荒坟、断碑、狐窟兔穴的放牧原野，可蕴藏着制砖瓦泥质的丰富资源，适宜监管囚犯制作砖瓦的天然屏障。目今已筹备就绪，兴建了一幢幢朱门白墙的办公大楼、大礼堂及大膳所。一座座窗明几净的干部及民警的宿舍，更建有了设计特殊，触目可怖的空阔监狱大院，范围达二千米内的一切建筑设施，均为墩厚结实的高耸围墙所包围,岗楼林立,昼夜哨兵不撤,虽没有装上电网，也是插翅难飞。
这个“劳改厂”虽是小型级，也能容纳一千二百余人，以烧砖瓦为主，佐于农田作物，兼营畜牧家禽。当我了解厂内生产情况后，初步算了一个经济账；光砖瓦生产，年产青砖五百万块，平瓦一百万口，经济收入达三十七万元，除去生产消费6万元和全体犯人生活上的消费一万二千元，年产纯利三十万元，农副产品收入不计在内，攻其一点可以窥测全面,这个生财之道，实是中国史上首屈一指的创举。从一九五八年开始不知哪来的这么多政治犯似洪水一样向我们这个“魔窟”里涌来，以“建新砖瓦厂”为转运站，霎时暴满，瞬刻冰消，午夜来，清晓去，川流不息分送到各个“劳改”、“劳教”场所去。可以想象得到仅我们省内“改造场所”就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推及全国更如烟云。既可纯洁革命队伍，又可吸取财富，可谓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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