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杰伟
“针刺到他人的肉体上，自己哪知痛，若针刺到自己的肉体上，才会发出剧痛的呻吟”。一九五七年作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算是个“统战元老”，对毛泽东精心设计反右派斗争的“阳谋”，非但无所洞悉，反而唯恐自己的思想“跟不上”，积极配合部署，充当了他的帮凶打手干将之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把一九五六年初已被宣布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对已经交出生产资料，处于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过程中的工商业者，断言为“他们基本上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的反动立场。”使全国共划右派分子达百万之众，受牵连者更是恒河沙数。多少人流离失所，多少人家破人亡，又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尸抛荒野,他的罪责难逃。
到了一九六二年，当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他真的“思想跟不上了”被作为“修正主义”、“降投主义”接受批判。又到了一九六四年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越是“跟不上”再度挨批斗，被撤销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职务；紧接着一场比反右派斗争更为猛烈十倍、百倍的“阶级斗争”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李维汉被沦为阶下囚，身陷囵圄达八年多之久，尝尽了“阶级斗争”的滋味，已到了八十八岁高龄的老人，才大彻大悟，对其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所欠下的罪过债，发出了深刻沉痛的“歉意”心声。事过境迁，结局早已铸就，岂能“歉意”两字了得。但他还能临终有悟，也算是难能可贵，可还有少数个别的严然自得、沾沾自喜，把顽固不化的思想带进了棺材里去。
一九三六年斯诺在《延安之行》中就说过：“毛是活动家，原动力，创造者。是交替运用突然袭击，紧张与松弛而取得成就的设计大师。他不满足于长期稳定，而是对变化速度从不满足。但他是重事实的，能够以极大的耐心分阶段地达到目的。”一九五六年成为“多事之秋”东欧发生了匈牙利和波兰的动荡事件，对毛泽东是极大的震憾。他认为“这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是非、分清敌我、分清唯物论与唯心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了自己头上来了”。他思想的落脚点在中国，从波匈事件看中国，他意识到这个危险是存在的，要解决这个危险，决定启用在延安用过中国式的“小民主”,即就是开展中共党内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来消除面临的隐患。他于是运筹帷幄,冥思苦想，无废时日，已经成竹在胸，一张“阳谋”的大网，一经一纬，编织得十分完美，其对“敌”围剿策略之深邃，手段之毒辣，范围之广泛，声势之浩大，旷世罕见。真可谓强似“公”胜似“爷”，为历代帝王所不及。
须知，八届一中全会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廿八日召开的，才过一个半月，又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召开八届二中全会。两次会挨得那么近，也是鲜见，这里面必有文章。哦,他认为是时候了!时间紧迫，这次讲话，是一篇上承一九五六年下接一九五七年,提出了中共开展党内整风及其后发动反右派斗争之起源的一次重要文献，导出了他自己的新思维，对苏共二十大及匈波事件的见解和对策，只不过这番讲话在当时未公开发表，局限于中央高层，不大为外人所知。接着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又召开了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面对一千八百名党内外知识分子的讲话，没有讲稿，只是一份极简略的提纲，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先是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其原意就是阶级消灭了，阶级对抗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正确处理就行了。后由陈伯达整理成文，作了大量的修改，还补入了毛泽东在其他会议讲话记录，又由毛亲笔加了许多新的内容，面目全非，与当时会议上随口而出的讲话大相径庭。当“反右”开始却又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的甚至是很激烈的。”前后自相矛盾，其用心不是显而易见吗？可当时这个讲话，在全国各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以及广大乡村中的知识分子中间，果然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成了“早春二月”的一股暖流。紧接着毛泽东又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其基调和中心内容，是鼓励人们“放”，鼓励人们打消各种顾虑帮助中共整风。特别是其中这样两段话，使人们倍受振奋。“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是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条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这篇讲话又经过陈伯达作了许多增删，才整理成文，再通过毛泽东亲自多处修改，长达八年多时间，直到一九六五年四月，才公开发表，基本上原话全无。
他在这短短四个月间一连作了三次重要讲话，既提出方法——开展中共整风运动；又推出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更有措施——鼓励广大知识分子大胆“鸣”、“放”帮助中共整风。其目的和手段得以全面凸出，这就是他在战争中学会战斗，先“引蛇出洞”后“诱敌深入”，再“聚而歼之”的策略，竟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出神入化。应有所悟，他致力于消除所谓的“国内隐患”，不就是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大小旧知识分子吗？毛泽东曾在“反右”期间,七月一日亲自执笔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攻，不予回击……等待时机，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可以作肥料。好一个可以“作肥料”，难怪从一九五七年初就开始增添了遍布全国的“劳教所”“和”劳改场是个“蓄肥厩” ，这些“羔羊”圈在厩里，吃一份，穿一份，可要创造出比吃穿强百倍千倍的财富来，真是神机妙算。所以在 “鸣放”开始，反右派斗争之前的一九五七年四月初，在全国范围内先把一九五五年肃反中已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曾作过一次处理，发给了继续留用证书的“敌人”，未及一年马上毁约，将他们用汽车，一车车拖进了各个“蓄肥厩”内，既可澄清玉宇，又可从这些牛马肌体里汲取精髓。
毛泽东在鼓励人们大胆“鸣放”中，其诚意之切，可谓披肝沥胆，这些痴迷的民主党派人士，广大知识分子，真可谓混沌得无以复加，却虔诚以待，匠心独运，义无反顾，冒天下之大不韪，积极投入帮助中共整风运动中去，提出了许许多多的建设性意见。从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开始“鸣”、“放”成了中国报刊上最时髦的高频词，连篇累牍地一字不漏地登载了学者、教授、知名人士、学生的发言。岂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个个坠入陷井。你越是肺腑坦诚之言，肝胆相照之语，你就死得更为惨烈。
当中央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各界人士正沉浸在大鸣大放的热潮之中，毛泽东所发动的反右派斗争运动是从六月十八日开始。可是我们这个小小的宜黄县山城却先声夺人，走在中央的前面，早早布满了战争的火药味，在五月中旬就响起了反右派斗争运动的号角声。缘因出在县委副书记兼农村工作部部长钟兰勋的身上。他在三月间深入农村，走访农户，召开座谈会，求真务实地了解了农村合作化后其思想、生活、生产情况及存在哪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措施，汇总成篇，说了很多真话，写出了洋洋数万言的《农村工作情况调查报告》向省委汇报，并在《江西日报》上用四个版面篇幅进行报道。适逢三月下旬毛泽东南巡上海、广东到浙江杭州,于四月下旬旅达江西南昌。他总是报不释手，偶在《江西日报》上阅读了此篇文章，顿时龙颜震怒，手指着这份报纸上的文章说：“像这样的人，若不是右派，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就找不出一个右派分子了！”这不正触着他的“霉头”吗？是啊！在一九五六年，由他发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严重受挫，已伤透了脑筋，一个小小的县委副书记竟敢在《农村工作情况调查报告》中写出：“农业合作化的步子迈得过快过大，社干部的思想及生产知识水平太低，生产计划脱离实际，种什么,怎样种,都得上面来安排。作风不民主，强迫命令，财务不清，乃至动辄打人骂人；农民收入减少，负担过重，生活降低，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也作价过低……等等”，敢在“老虎”唇边拔须，确是胆子大得过了头。当时在坐的省委领导无不动容，谁敢违逆旨意，立即风厉雷动，打电话发出指令，责令宜黄县委迅速采取行动。哪敢怠慢，即刻进行周密部署，根据文章中的内容，断章摘句汇编成册，寻词取义无限上纲，于五月中旬组织力量进行动员，召集县直机关单位及各公社的党政干部，云集忠烈祠大礼堂内的千人大会，向头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钟兰勋发起了猛烈攻击。大会斗小会批，进行连续作战，批得他焦头烂额，体无完肤，只有低头认罪，持续半月之久“敌人”无躲藏,才乖乖举手投降。
为了除恶务尽，与他有牵连的随从部下，平常来自各单位的同志朋友或亲属，无论是工作上的关系或私情上的交往，都属于结党营私，藏有阴谋，打击的对象，一个个被揪出来进行批斗。正如墙壁上贴出的一幅漫画所示：一株盘根九丈的大树干上枝桠交错，它仰仗着枝桠源源不断的递送阳光雨露的滋润供养;枝桠更需要“母亲”乳汁的哺育一样，根根枝桠都冠上了小右派分子的姓名，指指点点共有四十余人之多，仅费时两个月之久，收获颇丰，硕果累累。
先“反右”后“鸣放”，宜黄先行一步，虽与中央部署循序渐进的步调不一致，但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回过头来补足这一课就可以。从十月中旬开始，党政领导，统战部的干部倾巢而出，向教育、文化、卫生部门开展了“大鸣大放”号召这些单位中的知识分子向共产党人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并以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热情，消耗了千万吨茶水，百千斤果点，千万张白纸，发出邀请党外人士名单前来参加座谈会。我多次受到在邀请之列。其实藏在幕后的刀光剑影，早已显露无遗，亲耳闻到猪吼，亲眼看见猪死，再蠢的羔羊也不会往死胡同里钻，只不过是装个样儿，走走过场而已，故弄玄虚，当然得不到半点收获。
十一月中旬，文化、卫生部门照样开展了“反右派斗争”运动。因为教育界的摊子较大，从十二月初，乃以凤风小学作试点，这里是垃圾桶，旧知识分子成堆，早已圈定在案。只要“反右派斗争”运动的战鼓敲响，现成的“盘中餐”即可端出。于是乎号角响处，琳琅满目的漫画壁无隙空，“勇士”们枪镗在响,剑拔弩张，批斗场中的口号声迭起先来,几下“杀威棍”，首场揪出来亮相的右派名叫全肇德，已近而立之年，临川县人，家庭成分贫农，政治历史没有大的问题。年少时曾从师练就了几下“三脚猫”的拳术功夫，卖过真假难辨跌打药材。虽文化程度较低，参加教师工作后，肯学习，工作较努力。但性格刚强，好争斗，嘴没遮拦，喜发牢骚，有点儿对现实不满，如粮食定量，填不饱肚子，怪话就脱口而出：“定量！定量！定得肚子天天告状”。看到买物要凭票，心里不服气：“当官的嘴上流油，老百姓面黄肌瘦，枯毛难挨”等等，他们就到处搜集其平时的一些牢骚话，进行无限上纲，进行批判，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论，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到处理时，因为他出身和社会关系好，继续留用在教师队伍里。
这些党政领导及其“骨干分子”却玩起了“以毒攻毒”的伎俩，说什么“右派分子”可以起义，只要反戈一击，立功就能摘帽，利用全肇德的个性特点，加以说服动员，并亲口许愿“只要你放下包袱，积极行动起来，向其他右派分子揭发检举，真有立功表现，你右派分子帽子不戴也罢”。所以当把黄少民推到群众面前，年仅二十五岁，在宜黄解放时，还是临川一中的高中学生,投笔从戎，参加“八一革大”学习后，在部队中当过文化教员，因父亲黄冠中是个恶霸地主被镇压了，部队里给他转业回家，分配到教师行列中来，是学校团支部书记，“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教学认真，工作积极肯干，脾气随和，待人友好，本无懈可击，性喜聊天，当他兴趣来了，便会聊得海宽天空，没完没了，这个别有用心，想以他人血泪来擦净自己身上污垢的全肇德，以其聊天的癖性作突破口，形似一条疯狗，满嘴血牙，咬影犬形，无中生有，血口喷人，使他背上“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右派分子”。可是全肇德的右派分子帽子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是脱不下来的。
那么第三个就轮到黄万麟了，梨溪人，年二十七岁，家庭成分自由职业，社会关系也很明朗。在初中学习时集体参加了“三青团”，当了个小队长，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活动。他就是不会做人，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对当官的总是嗤之以鼻，不放在眼里。如对教育科长余法华就是瞧不起,认为他是个不学无权术的人，滥竽充数，经常对他顶撞。他脑子聪明，能说会道，爱学习，颇有一些文学功底，爱写寓言故事，经常在报刊杂志上投稿发表，获取一些稿费。他早已成为权贵们的眼中钉，有了“反右派”运动，能放过他吗？以他所发表的寓言故事文章为突破口，寻章摘句，提高到阶级政治观点来加以分析：如“乌云盖了太阳”是影射辱骂伟大领毛主席；“瞎子与瘸子打架”是侮辱工农干部，污蔑社会主义一团糟……等等等等，批斗了七天八夜，撕扯不休，强迫供认，新老账合并算，以反革命罪判刑劳改。于一九六六年间死于非命，尸抛异乡。当然还有陈升平、黄褧章等等打上了右派分子，有的送教养，有的留在教师队伍中，情况类似无用赘述。
最后就是我，从“鸣放”及平时言谈中找不到什么有力证据，可我的家庭出身，重磅级的社会关系，自己历史上政治问题，在“极左”的年代里，“阶级斗争为纲”的风浪中，戴个右派分子帽，已够档次，铁板上钉钉。乃冠以我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最危险的反党分子”，是一个在工作中假装积极来掩盖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丑恶嘴脸的牛鬼蛇神，就我工作为突破口，批斗了三天，结论定罪有三：第一“污篾共青团的组织在学校中不起作用，要把团组织赶出校门”。事实情况是这样的：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学校团组织开展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团活动，团支部书记硬要我以学校领导身份在团的活动会上讲话。我说：“我校团组织的团员中既有老师团员，又有学生团员，可谓教学相长，共同提高，今天团的活动开得十分精采，意义很大，我希望今后我校团员活动，也要像今天一样能围绕学校教学中心工作来开展，所取的成绩和作用就会更大。若仅为活动而活动，缺少一个目标，作用就要小得多了......；第二“恶毒地把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凤冈小学改变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学校，只抓学生的学习成绩，放弃政治思想教育。走白专道路，为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鸣锣开道”。我是教导主任，我不抓业务，不抓教师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成绩的提高，设这教导主任究竟是干什么？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第三“目空一切，把学样变成了他的独立王国，针都插不进。党的领导来这学校检查工作都要遭到百般刁难”。事实情况是这样：一九五七年上学期，教育科长余法华，督学黎邦国来校听了一个星期的老师讲课，也检查了部分班级学生作业的批改和完成情况，看了大部分老师的课时计划。一周检查完毕后想回科去，我向两位领导极力要求在召开全校教师会上作检查教学情况总结报告，这对我校全体老师的业务水平提高和促进我校教导工作的开展会起到积极作用。可是两位领导说：“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你不是也在一起听了课吗？你自己在会上讲讲就行。”我说：“你们讲与我讲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你们是领导，一句当十句，作用大着哩！”还是未得应允走了，哪知在“反右派”中把我的善意请求变成了恶意，犯了罪。这真是“拍马屁拍到家了！”
“反右派”运动结束后，从此中国向“左”转。凤冈小学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七人，在肃反中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已送劳动教养的七人，被开除公职洗刷回家的两人，占全校教师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原有旧知识分子已除恶务尽，算来只留下了一个原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邹文杰,可能是他们有意留下来的“样板孽种”，彰其“仁慈”。以全县原有的旧知识分子总数清除已过百分之八十以上，受牵连的家属更是数不胜数了。
可能是划“右派分子”未到达上级指定的数字，乃出现一件荒唐事。本来上级明文规定民办老师不是在编教师，所以在民办教师中不开展什么反右派行动，可有个年青人名叫周嘉福年仅二十左右岁，一九五四年初中毕业，因家庭地主成份，无钱供他继续求学，为求生计，当上了民办教师，当国家粮食统购统销，因食不裹腹而发牢骚说：“这样继续统下去是要饿死人。”有人告密把他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不许他教“民办”，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他为此沉冤二十年，已近“知命”龄，于一九七八年才得摘帽昭雪。他向地方党政要求安排生活出路分配工作，不予理睬说：“你不是在编教师，无权要求安排工作。”周嘉福与其理论：“你们当年把我当在编教师打成右派分子监督劳动，今天得到平反，要求赐给生活出路，就说编外人员不予安排，能说得过去吗？”继续再三请求就是置之门外，迫得周嘉福无可奈何，沿途乞讨才得旅达北京，向中央提出申诉,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同情和怜悯，即刻下文责令当地党政领导切实解决，落实了有关政策,使他得于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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