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杰伟
共产党建国之初，一穷二白，遍布疮痍，百废待兴。枪杆子可以打出一个政权，却打不出一个繁荣昌盛的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来，它需要知识，需要科学，更需要千千万万大小知识分子这样的建设人材。政治清白的新知识分子，正处于培养时期，已是青黄不接之际。现有知识分子，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没有谷就有稗；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便是沾上那样污点，在当政者的心目中，早存顾忌，似猫头鹰警惕夜色一样警惕着这批旧知识分子，本不可纳于革命阵营中来，实迫于当前的建设需要，又不得不采取过渡的办法来取用他们。我就是其中的典型一个：家庭成份地主，社会关系复杂（何朝国是我的表叔，在宜黄是个声名显赫的旧官吏，反共的急先锋，解放前夕，我曾逃至过他的匪窝）。在学校读书时又是个“三青团员”，促使我全身的每个细胞都是黑的，居然被取用到教师队伍里来，他们是无可奈何，我却是感激不尽。为了对这批旧知识分子有所控制，乃出台了一个“团结、教育、改造、利用”的四词八字方针，当时我并未读出其真实涵义和奥秘，事到极度方自明，才认清了改造与利用二词。利用是有时间性的，却也给了一个活动的小天地，这个天地是个圆,圆心就是工农联盟的政权和专政，半径则是旧知识分子的言行尺度和他们的忍耐量。我们来看清一个事实，有些他认为在政治历史上较为清楚，已进入党政机关工作的知识分子，犯了错误都被处罚到教育和艺术部门里来，他们已把这些部门视为藏污纳垢的大本营，也是历次政治运动寻找猎物的众矢之的。只许规规矩矩埋头工作，不准调皮倒蛋乱说乱动。徜若胆敢以身试法，拘判几个，杀一儆百，既可纯洁革命队伍，又可加快建设成就。所以“改造”一词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在旧知识分子头上重敲快啄，也就见怪不怪了。
一九五一年初毛泽东就以批判《武训传》电影的反动思想为名，发动了以旧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全国性的思想改造运动，来势之大、波及面之宽，宜黄县是一九五二年四月才应声而起，首从文教发难，次及文艺卫生，先学习文件动员，再写自我检查，然后小组发言，自我交代批判，别人检举揭发。我是个胸无城俯认死理，轻易相信，不懂如何才是保存自己,“众人皆醒我独醉”的人，第一个积极响应，打消一切顾虑，把心肝肚肠全掏出来，联系自己的家庭出身，丑陋的社会关系，将认识提高到顶峰，上纲上线，把自己批判得体无完肤。自己蒙骗自己，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以一种扭曲变形的真诚，把自己思想推倒在极其反动的边缘。有这样一个“舍身取义”的人，打着灯笼也难寻，当然会得到当权者的赏识，成了思想改造中的积极分子“敢于说真话的人”。他紧紧抓住我这个“典刑”，进行“现身说法”到大会上去作典型发言，为思想改造运动推波助澜，烧火加温，使全县中小学校的教师放下包袱解除顾虑，积极投入到改造运动中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大部分教师在思想改造中算是检查坦白过关，尚有少部分人如吴少英、邱叔如、汪一色、黄兆晋等等等等。有的是海外关系，有的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有牵连，坦白又坦白，交代再交代，总是不被认可过关，最后组织力量，开展攻势，炮火隆隆向他们发难，整了又整，斗了再斗，他们还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还是横扯不休。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三反五反”的介入，虽思想改造暂告一段落，但对旧知识分子的怀疑与警惕却是永远也不会消除的。
实践证明，凡是身上沾有污垢的旧知识分子，无论你问题的大小，坦白与不坦白，积极与落后，工作成绩好与坏，模范与麻烦，忠贞虔诚与虚与委蛇，都是牛鬼蛇神，待“一锅端”的时刻到了，都得死无葬身之地，那些妄充积极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得越厉害的人，就死得更惨。
一九五三年思想改造的硝烟暂时已消散，紧接“三反五反”运动接踵而至，对我们虽有触及，必竟瓜葛难连，斯时各区党政干部都在忙于选举县人民代表去参加县里的第一届县人民代表成立大会。在审核我校教师具有公民选举权的问题上又做起了大文章，待张榜公布具有公民选举权的名单上，有部分教师榜上无名，我就是其中一个。一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堂堂的人民教师，连一个公民的资格都不具备，与地、富、反、坏分子又有何异。后通过申诉，说是在审核中一时疏忽漏写，乃补发一张选民证。个别疏忽或有可能，难道这么多人都疏忽了，能自圆其说吗？这不明摆着“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把这批存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旧知识分子视为他们肌肤上的一块毒瘤，无论你如何虔诚，也难免被切除丢进垃圾桶里去的必然性。
一九五四年十月间，黄紫福校长调去抚州教育学校学习一年，校务由我代行。有一天上午我向全校老师发出通知：下午二时半召开校务会议。适逢上午我校党小组长钟同堤老师要到县委参加各机关党组长会议，带回任务要他在当天下午召开校党员会。回校后，没有与我通气，也没有去通知党员召开会，他自己也照常参加校务会议。第二天县委要他去汇报情况，他向县委说：“学校负责人硬要召开校务会，使我党员会没有开成”。县委干部怒气冲天地说：“真是胆大包天，敢把校务会议凌驾于党员会议之上，冲垮不让开，那还了得，究竟想翻天，还是想造反？”即刻气势汹汹派来三人调查组来校兴师问罪，追查我为什么不让召开党员会。当时我成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但我不知情，连校内几个党员老师要开党员会都不知晓，责任究竟归谁？一个用特殊材料制造出来的共产党员，竟敢公开说谎，嫁祸于人置之死地，又居心何在？无非是认为我身染“大麻疯”，可以随意“落井下石”，污篾捏造有功。
一九五四年的暑假，全县中小学教师近四百人，云集在宜黄县中学校园内，开展所谓“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个个都是噤若寒蝉，相见如不相识，胆战心惊，人人自危的氛围中惶恐度过了四十五天。借助钟馗捉鬼,搞得如火如荼，气氛造得十分冷酷严峻，乃刻不容缓,在六月初先来个“敲山镇虎”，某天晚饭后，县教育科突来紧急通知：凡是县城的中小学教师全部集中到县人民政府大礼堂开会！待人到齐归坐后，教育科长余法华出现在礼堂讲台前，随即拿起早已安排好放在讲桌的空热水瓶，往空挥舞高喊：“小鬼！赶快拿热水瓶打水来！”妙通讯号,只见荷枪实弹的数十名公安干警如临大敌，从礼堂各个门道冲了进来，把我们包围了，找准了猎物，将凤小教师汪一色、丁如侬两人手铐擒走。科长大声宣告：“这两个是暗藏在我们教师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坚决与人民为敌，拒不坦白罪行，人民的忍耐和等待是有限度的。”其实谁都清楚他们染上“梅毒”，早已显在脸上了，说什么“暗藏不暗藏”。丁如侬原是国民党傅作义将军部下一名炮兵营长，内战期间双方和谈，率部起义，不愿留在部队继续工作，乃解甲返回故里。指定由地方政府分配到凤冈小学担任老师，安分守己，何曾犯错。当时和谈桌上握手言欢是朋友，离开了和谈桌，茶水尚未凉就反目为仇成了敌人，有何话说？再说汪一色，黄浦军校毕业，在国民党“中美合作所”特务机关工作，职务属副团级，一九四九年的初春，解甲返梓，山城宜黄的土豪劣绅尚沉缅于酒醉金迷歌舞升平之中，解放后，参加工作分配在凤冈小学任教，在思想改造中,把自己的一切历史问题统统作了交代是反革命,也不是什么暗藏的反革命。
对“反胡风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开展，说句心底话，胡风究竟是个什么样人物，于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来说半点不知，一无所晓。摆在我们面前所印发各种琳琅满目的学习材料，都是胡风寻常与朋友之间的谈话和书信往来的内容，嗅不出半点反革命的气味，所以材料中也只能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指鹿为马加以分析，上纲上线得出来的结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硬要我们根据材料内容，深刻领会，联系实际；生搬硬套，牵强附会，揭发深挖暗藏在教师阵营中的反革命分子。做法是：首先对照自己重翻旧账，坦白遗留历史问题，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然后背靠背寻形追影，捕风捉迹，检举别人，个个把每根神经崩得比箭上弦拉得还紧，视人人都是特务、反革命，各自表现自己，因为告密者有功，污篾者有赏。在小组批判斗争会上都成了一条疯狗，彼此攻讦、互相乱咬，吹胡子、瞪眼睛、打桌子、甩板凳。互相残杀是英雄主义，一轮轮攻击迫害是革命行动。弄得大家夜不成眠，食不甘味，人人自危，原不是疯子，也会吓成疯子。有一个老师名叫胥燕辉，县城人，年三十余岁，家庭成分地主，政治历史根本没有任何问题，身体较虚弱，为人忠厚老实，从不乱开口说话，胆小怕事，经受不了那种斗争的恐怖场面，吓得身如筛糠，颤抖不已，引起了神精病，变成癫狂症，大哭大闹，嚎嚎大叫，携凳砸人，于是批斗场面大乱起来。坐在旁边的县委宣传部长黄耕三,手摇蒲扇饶有兴趣竟在欣赏着狗咬狗的热闹场面，突遇这偶发事故，即刻凶相毕露，虎目圆瞪，掏出手枪，跑上讲台放声大吼：“大家不要动，谁要乘机作乱，枪子儿是不会长眼睛的。这个暗藏在教师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胥燕辉，终于沉不住气，显出原形，想搞垮这次政治运动，等于蚍蜉撼树，飞蛾扑灯而已。你们要擦亮眼睛，放聪明点，你对敌人仁慈，敌人要挖你心肝。敌人是不会甘心灭亡的，要加倍警惕，还有更多的暗藏反革命分子起来捣乱。”立即有公安干警把胥燕辉手铐脚镣押送监牢，未出半年，呜呼哀哉，命送黄泉。
从此把“反胡风反革命”运动推向了顶峰，气氛更加冷酷可怖，学习场地成了魔鬼窟，教师全是魑魅魍魉，批判斗争更为凶残，采取“逼、供、讯”所谓“不坦白”，打骂习以为常。白天搞批斗，枪兵林立，上厕所要履行请假报告；晚上大会上检举揭发，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床上睡觉内定监管对象，都有枪兵“保护”，室内室外游动哨兵彻夜不离。每个人都怕睡得过熟做恶梦，引来杀身之祸。所以身在床上装假睡，心在恐惧跳动中。时有微睁眼，只见持枪的鬼魅来回在床前移动，能想得到，我也是属于受“照顾”的一个。事隔已近半个世纪，今天回忆起来，还会肝裂肺碎。
一九五五年紧接着又开展“肃反”运动。整人的手段更换了，不似过去屡次政治运动那样来势凶猛，暴风骤雨，采取狗咬狗，逼供讯的办法，而是和风细雨，百鸟不惊，中央颁布了“肃反”政策的界限，各级党政机关成立了“肃反”办公室,调集了大批的”肃反”干部,公布了“肃反”政策,“实事求是，重在证据，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走一个坏人。”不惜人力物力，不问路途远近，利用一切交通工具，外出追踪，调查取证，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告结束，给每个人套上“肃反”界限，作出政治结论送给每人见面，签字定刑。我被定性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使我长期悬在心头上的一块石头总算坠落下来。就是在教师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被结论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都根据其罪恶轻重，有的记大过，有的记小过，有的不予追究，都发给他们继续留用的证书，不但使这些人感激涕零，更让我在睡梦中，都会喊出“共产党万岁！”
这是一九五六年五月间“肃反”运动终结所作的定性结论，拿到继续留用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相约未及一年，就食言了，留用证书被撕毁，原定处分不作数。从一九五七年四月开始，分期分批一个个从猪厩里牵出来，丢进汽车里，拉出山城送进各个劳教所去，开始他们的劳动改造生涯。突来的风暴，使我蒙头转向，不寒而栗。好似万里晴空的隆冬腊月，中阳刚透出丝丝暖意，瞬刻风高月黑，乌云滚滚，寒气钻心，尸僵血凝，使人难于应付。
我顿有所悟，共产党从开国搞各项建设伊始，总是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来维持社会发展和前进，只要“主宰者”一次次咳嗽，这些旧知识分子就一回接一回的感冒，持续不退烧的热度也时高时低。又如猫儿在玩弄捉老鼠的把戏，欲擒故纵，原生罪过无可赎，无论你如何真心向佛，全心虔诚，要死的一定要死，百药难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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