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杰伟
谈起当年的里阴村,所有村民几乎是个文盲群体。在经受着百年来的战火创伤，由于抓丁派夫，十室九空，村舍凋谢，田园荒芜，生活无着，贫病交加，大人们自身不保，哪顾得了孩子们去读书识字?能有小学程度的屈指两三人，持有初中文凭的无处可觅，具有高中学识的唯独我一人。作为当年的张氏宗族能有“一树椿木秀于林”也算是祖先的庇佑，族里的光彩。
我生于公元一九二八年农历五月十七日丑时,长在烽烟四起的乱世年月里,受教育于国民党的腐政时期。我家虽也深受苛政横征暴敛之苦，但必竟有祖业——山田屋宇作后盾，加上父亲勤于耕种，粗茶淡饭尚得一饱,比起村里大多数糠菜为粮的穷苦农夫,生活要好过得多，所以我很幸运能有学习文化的机会。
一九三五年的春节刚过，我已虚龄九岁，要说入学算晚,政府派来我村的老师邹云先生已来开学,学校就设在洪氏宗祠里。父亲携上香纸和烛牵着我进了校门，拜过了孔夫子，就是一名正式学生。都民国多少年了，国民意识还是这么封建，开蒙必读“上大人，孔夫子……”及《三字经》、《六言杂字》……等古籍,现代课本成了样品。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老师教了书就是拿不到工资，为生活计，只得校门紧闭，一个学期只有三五天书读，的确误人子弟。我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上公办学校没有指望，只得花重金以年俸十二担稻谷为代价，放在我三叔的私人学馆里学习。虽学无荒废，可读的仍是《幼学琼林》等古籍。只管诵不通解，过好读、认、背、写关，就算完成任务。如许过了两年，我的字写得非常端正，诵背如流，识字过两千，可其意义全不通晓，既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生吞活剥，囫囵吞枣，食而不化,诚可悲者，数学束之高阁，十个阿拉伯数字都不相识，无论其他。我与其他学友不同，“餐”外还要“加餐”,除完成正常的学业外，三叔总在课余，花较多的精力，传授珠算及速写流水账记肉簿的方法，我接受能力强,学得很快，每遇我父屠宰开张之日，当场实践验证：他报人名及肉数我速记，快如行云，姓名不错，斤两无误。乐得我父合不拢嘴，夸我天资聪颖，学有长进。培菊哥是个读书人，尽知个中情由，幸得他及时纠正我父的错误观点，力劝我父不要为了丁点的眼前利益，去毁了儿子的一生前程。在他晓之以理的疏导下，父亲彻底地醒悟过来,于一九三八年秋（我十一岁）将我送出山村，走进了集镇，寄寓于外婆家，在潭坊中心小学就读到毕业。
我都十一岁的年龄了，人高马大,还象个七八岁的孩子，读一二年级，有失体面，怕同学笑话,乃积极要求读四年级，得到校方的许可。我早心中有数，语文尚可对付过去，数学却是“黑者墨也”一窃不通,不懂四则运算，如何解答应用题。若就此墨守现状，坐在课堂内听课，形如“东风吹马耳，对牛弹琴”,老师言者谆谆，我却听者藐藐,必须在开学前有个辅导老师把我引入数学门。我非常感谢我的母舅邹时龙，适逢这学期在家复习功课，备考临川初中。他放弃休息时间，给予我数学补课。先熟习“九九乘法表”顺背倒诵，对答如流,并在理解每句口决意义的基础上，再教会我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更“送佛”送到“西天”，学期开始，一直跟踪了我一个学期数学课程和各类作业的辅导工作，硬把我的数学知识补上来了。从第二个学期开始，我学习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对学好数学的决心更大，听课认真，勤做作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不但数学成绩直线上升，语文等其他学科齐头并进,到了期终考试各科成绩均列前茅，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和学校嘉奖。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初上六年级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油然而生，学习上一暴十寒，患得患失；人也变得贪玩调皮起来，经常违犯校纪，老师的批评不以为然。谁知顽皮却顽出个病来，患上了“恶性伤寒病”,高烧不退，徘徊于400-410之间持续有二十天之久,幸我命不该绝，通过药物治疗逐渐康复,但已病得不像人样，面黄肌瘦，头发脱光，走路摇摆，食不甘味。恢复体能，有待时日，整个学期的学习时光全被耽误过去。一九四一年的春节刚过,，我病体初愈,返校复学。由于因病中断学业,六年级下学期,虽通过我多方努力，总是力不从心，成绩老徘徊于中下水平之间，及至小学毕业，应试当时的名牌临川县立初级中学，不幸“名落孙山”，勉强录取于宜黄县立初级中学，总算有了继续学习的机会。迄今回想少年时期，就是个不懂事孩子，内心不无愧疚。
宜黄县立初级中学开办于一九三九年秋,正值抗日烽火已燃遍大江南北，省会南昌早已沦落,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也波及到这个山城宜黄。县里的仁人君子，贤达豪坤，教坛巨匠，为了乡梓人民的子女学习，不避艰险，义无反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凤凰山右侧一角的“龙泉古寺”辟为校舍，面对神像铺桌上课。随着学习年级的递增，学生人数的扩大，在教室紧缺的情况下，本县知名贤达邓景民先生挺身而出，不惜重金，倚古寺一侧荒地上劈荆斩棘，平整土地,破土动工，接连兴建两座教学大楼及学生宿舍，工程告竣交付使用。
学校有春秋两季七个班，学生三百六十多人，教师三十位左右，都是本县知名学者，甘担教学重任，竭尽毕生精力，来自四面八方的莘莘学子,都深深地认识到在这艰苦抗日的年月里，聚集一堂，相互切磋的确来之不易，个个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都十分高涨,校纪严谨，学风高昂。我走进了新的学习环境，接受新的知识,更为良好的校纪学风所感染，学习上很快进入角色，刻苦认真，聚精会神地把作业做好。虽然膳宿校外,也严于律纪，循规蹈矩，从不乱动。因而各科成绩稳步上升，英语较突出，代数更不错。放寒假时,能带上优异成绩在爹娘面前邀功。
一九四二年的春节刚过去，我满怀激情步入了新学年新气象的新学校里。又坐在窗亮几净、髹漆鲜明、阳光充沛、四壁粉白的新教室内,一切都是新的，怎不叫人神怡。在集中注意力听老师讲课，分外脑聪思敏，学劲加大。岂料好境难留，享受的时日太短，我患病回家,治病月余，待我康复欲返校之日，就是日寇铁蹄由南昌途经抚州,兵分三路蹂躏我县之时。我随家人逃进深山老林，躲过此劫。但学校变成瓦砾场，所有衣物行李成灰，我是其中遭灾之人。县城火光三日不灭；屋塌墙倒，残垣遍地，物是人非，满目狼藉。多少人横尸街头，多少妇女被奸淫。所有乡村遭“三光政策”之劫。劫后余生,愤恨难平，编出一首歌谣，记录日寇践踏山村的暴行：“穷民藏深山，炮火炸老林；村舍变瓦砾，稻谷化作尘；孩体挂刀尖，老妪遭轮淫；水缸成粪桶，铁锅当尿盆。禽畜肠肚布庭院，蚊蝇蔽日不见天；腐臭秽气冲鼻口，污泥浊水遍地流；两度被劫赤千里，豺狼刚走瘟疫行；各种病菌乘风至，无名肿毒祸万民；山村新冢漫松冈，曲径骸骨乱蒿蓬“。我亦未幸免，左小腿骨边上传染脓肿毒菌，溃疡成坑，用药三年方愈，于今仍留有疤痕,可染上的疥疮病延至耆老还在侵蚀着我的躯体。
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一个学期的学业被荒废。到了九月初，校方通知开学，我重整行装返回县城。伫立废墟上，举目窥城貌，映入眼帘是一片悲凉的瓦砾场；遍布城区内凄苦焦黑的断垣残壁，使我义愤填膺，含恨流泪。据统计：烧毁民房432幢，商店237片,祠堂庙宇20座,死亡人数高达三千多口,这是日寇在我县城制造惨绝人寰的罪证；若将其在全县各个乡村所施暴行的统计数字来看，更使你瞠目结舌，呆立在那里说不出话来；死亡人数竟达809人之多，重伤54人，轻伤105人，毁房2196幢，帆船237馊，手推车176辆，农具12664件，鱼具563件；损失毛竹31852根，木材17073根，稻谷40286080斤，杂粮131400斤，猪6430头，耕牛2482头,鸡鸭120520只等等。日寇所犯的滔天大罪,足使千秋万代的后世子孙铭刻在胸。可全县的仁人志士与教坛精英并没有被日寇凶残暴戾的行径所吓倒，更加拧成一股绳，一切为了孩子的明天，在此硝烟未散、血迹难干的惨痛时刻，冲破所有困难，把残留在南门一角的三所祠庙——六一世家、邓家祠堂、吴南村公祠修整作课堂。因陋就简，艰苦卓绝，除原有学生外还继续招收新生。就是以残壁当黑板，无桌凳，席地而坐也要按时开学上课,其决心之大可见一斑。
我因初中二册的课程全部缺授，直接读二年级三册，知识中断，在课堂上听课，有些似懂非懂，当时被十多门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数、理、化和英语，循序渐进的系统性特别强，若缺陷过大，实难对付。但回眸全班同学都是如此，他们能应付过来，我为什么就不能？争强好胜不甘落后的思想还是有的，怎么办？非常时期只能用非常的办法，才能战胜困难。只有鼓足勇气，增强信心，在课余之暇，刻苦自学多做多练，不耻下问，多在数理化上下功夫，将所短缺的知识弥补过来、系统起来，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把知识缺陷填平，成绩稳步上升。从五册开始已达到中上水平，各科均达70-80分左右，诚可自慰。最使我终生遗憾的是听说教育厅有文件通知“英语这门课程，根据学生自愿，学也可不学也行”。我的惰性即刻冒尖，把它放弃，图一时痛快，却给日后学业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损失，报考高中无望，注定只能投考师范。
一九四四年夏（虚龄十七岁）我初中毕业了，学习成绩基本上稳定在中上水平，父母很高兴，所以在家庭经济非常拮据的情况下还让我去参加开学考试。为避免日寇凶残祸害，省内各级各类中等学校被迫转移视线，到边远山区宁都招生办学,仅公私立中学就有十所左右，师范学校两所。我县初中历届毕业生,以我们同区域的同学稍一集结就有六十四人之多，浩浩荡荡,用时六天,步行三百六十里，来到宁都县城报考求学。斯时这个山城来自省内各县考生竟达两千四百余人，把个狭长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旅社爆满，投宿无门,我们几十个同乡非常幸运，全都拥挤在潭坊来宁都开丝线栈的老乡房里，吃住不愁，人身也安全。根据“招考办”的安排，两所师范的考试时间放前，高中招生在后。说实在话，在这战乱的年代里，所有的考生家庭经济情况都不景气，对师范学校非常看重，百分之百都是冲着它来的。因为它有着特殊的优待，吃饭、住宿和书费全是国家给，谁都会去全力一搏，争取金榜提名。可就是“粥少僧多”,录取的名额太少，每所师范各录取正式生九十名，备取十名共百人，按参考人数相比较是24：1，等于大海捞针，希望渺若烟云。但所有考生前景较乐观，东方不亮西方亮，左右逢源，师范不取还有高中。我因英语不过关,却“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若师范“名落孙山”，便将失去求学机会。事已至此，后悔何用，只有矫正心态，坚定信心，集中精力打好这一仗。经过四天九场的拼搏，总算顺利过关。半个月后，终于揭晓，两所师范榜上都有名，在宜黄来的考生中仅取了两名，我和潭坊的邹国英。我怀着喜悦的心情提前返回家园向父母报喜，准备行装再次求学,继续深造。
我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两所师范录取,但最后没去浮梁师范，而选中宁都师范。这所学校历史悠久，它的前身，在清王朝时期是各县举子科场应试的考棚；帝制消亡,民国初立，改为江西省立第九中学，首任校长是邓潜九先生。江西省教育厅长周邦道就是他当年的得意门生，无亏十年默默无闻地奋斗，获得全国高考第一,命中“状元”，终于立身扬名。二十年后重返母校，物是人非，身分有别，是戴着官衔前来视察学校工作，特在校园旁选一高地建一亭名曰“潜亭”，意在对前校长的永思。到民国二十二年，学校大兴土木进行扩建，校名改为现在的“江西省立宁都乡村师范学校”，是专门培养师资力量的学校。校长李允锷，拥有教师七十人左右，学生过千名，开办了简师和高师两个学阶。简师招收小学毕业生四年制共有十二个班；高师三年制，招收初中毕业生共开设六个班;并附设小学一所，以供两级毕业生教学实习所需。学校规模宏伟，阔绰宽敞，平衍深邃。高耸的门校牌楼上横排着十二个硕大金字校名：“江西省立宁都乡村师范学校”。校貌别具一格，是个古今混合建筑群体;既有现代化砖木结构的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群；又有单一木质平房，雕樑画镛，典雅幽静，古色古香的东西两大花厅是教师的宿地。果木花树点缀其间，更显出文人做学问的韵味，更有大礼堂、膳厅与厨房前后紧密相连向纵深开展。小商店、小吃部、理发、音乐、绘画室铺陈其间,更增添了师生的生活情趣。学习环境优美：远隔市井，消噪匿音。前有三千多平方米，既长又宽的草坪操场，后有六千多平方米广漠平坦的古木林。“清晨书声蒸霜露，黄昏歌浪惊栖鸟”。如此雅朴的学习园地，在这烽烟漫神洲的年月里，不可多得，少见仅有。
不期邂逅高二学生邹如仁，家住宜黄县东陂乡，年二十二岁,人高马大，性格温和，笑容可掬，“异地闻乡音，尽吐家乡情”虽素未谋面，同喝宜黄水，总是家乡人,相见之下倍感亲切,便他哥我弟的称不绝口。从此每逢课余之暇，总是相约黄昏，漫步林间，无话不谈，毫无忌讳。他得知我身怀有一个学期的零用款十二块光洋，惊讶不已，面现关怀之色地说：“你一个初来乍到、情况不明的人，一个班几十人打着地铺全住一间里，良莠难辩，出了问题，后悔莫及”。他为安全计，主动提出代为保管，我毫不怀疑满口应允,将钱全部托付于他，于是小吃部里每天都不离我俩身影。有人说得好：“朋友加兄弟，吃喝在一起；用钱不分家，形如一个人；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不久，麻烦事悄悄来临，鸡飞蛋打，更有扯不清的皮。时间不出两个月，就有了印证。某日，我偶患风寒，发烧着冷，向他要钱治病，他说：“不但你的钱早已花光，就是我的钱也已用完。为了你看病之需，特向他人借来五角钱。（当时即一百八十个铜板）”。我听后疑窦顿生，太不合乎情理，虽然天天吃喝，都是小打小闹，每次不超过四十个铜板，一元光洋可吃十天（当时一元光洋可换三百六十个铜板）,就是六十天过去，也只能花掉我光洋数的一半，怎么连他带来的钱都花光掉呢？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蓄谋过久的骗局，一笔糊涂烂账，谁也理不清，只有“狗咬乌龟,痛在腹里”无处说起，躺在床上生闷气，片言只语都未向他提及。他更得意忘形，恃大欺小，诈骗了我算是小事一桩，还骗到我的家中去。未得到我的同意,偷偷跑到邮电局去，以我的名字向我家发出“儿病危速寄钱来”的七个字加急电报，险些送了我父母的命。他们吓得目瞪口呆，全身颤抖，彻夜不眠，哀恸大嚎，泪透枕巾。天将破晓，强忍泪水，为了抢救儿子的命，哪顾一块光洋一担稻谷，刮尽仓皮卖光了全家人一年的口粮，怀揣三十元大洋，急如星火就上路。不管霜天雪地，那顾寒风凛冽，三步并作一步行，希望早日看到儿子。
三百六十里崎岖羊肠小径，日夜兼程，只用了两天半的时间就到达目的地。父亲拖着疲乏的躯体，一步三摇走进学校，有人引着来到我的教室门口。看到身体健康的儿子，好端端地坐在课堂里认真听讲，长出了一口气，一颗久悬的心总算坠落在地。不明真相的父亲，此刻前还提心吊胆,旋即怒气填膺。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顾全儿子脸面，将怒火压在心头，装着若无其事，笑脸相迎。当无人之时父亲还是给以严肃批评。教育我今后应如何做人？做个什么样的人？以他自身一生为素材，深入浅出，使我悔恨交加，无地自容,乃泣不成声，倒在父亲的怀里，乞求宽恕。我把这一切罪责自己全担下来，始终没有供出这个人面兽心、道德败坏、丧失做人尊严的邹如仁。“朋友”骗我，我骗父亲；“朋友”骗我饱肚肥肠，我骗父亲检尽家财，千里探儿。儿子不肖，天理难容，负罪终生，难解其疚。
凭心而论，我在学习上还是很卖劲的，放寒假回家，我抱着优异的成绩向父母赎罪，也难以抚平父母双亲两颗善良且已被创伤的心。一九四五年我受到了休学的惩罚,这个恶果应自食，怨不了任何人。
我在休学居家一年的日子,怀着负疚的心情干坐家里思过也不是滋味，若能走出家门找点事做，也可为家庭生计作点补偿。主意拿定立即行动，当“烧却元宵纸，男女老少寻生计”之时，我也来到县城,拜谒了原来是我初中的图画老师，现在任县教育科长的陈元善先生，求其派个差事，混口饭吃。为念师生情，他二话没说，即委于仙源乡余家山村校的校长，我真感激不已，千恩万谢即刻兼程，请好了两个老师结伴一同翻山越岭到达目的地。为了找到原校长唐麻子办好交接手续，经沿途打听方知他在永兴桥乡里任警卫干事之职，家就在邻近山坳里，我们又走了十几里，才进了他的家门,只见在躺椅内圆胖矮嫩的一团肉疙瘩,脑大眉粗，肩挎盒子枪，横在脯前，跷起个二郎腿晃动不止，坑坑洼洼铺满脸,似千只眼睛正在怒看我们。他一动不动，旁若无人。我走上前言明来意，他冷哼一声，既轻篾又狂妄地向我们打量一番说：“呵哈！就是你们三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伢呀！究竟有多大能耐？会教什么书？敢到我这里来夺印撒野。印章就在我的身上，你不怕拿着烫手吗？也不去掂量掂量一下自己究竟有多少份量”。他越说越来劲，从躺椅内爬起，把盒子枪向右侧一摔，乜斜着眼逼视着我说：“究竟是哪个王八羔子派你来的？我看你很年轻，日子还长着呢！不要因小失大，钱没赚着，身抛荒野，太划不来，还是听我的话，乖乖的回去吧！”说毕摔开大腿，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消失于山间小径的弯道里。我们一脸沮丧,低头叹气原路返回。许多知情村民都向我们劝慰说：“这个唐麻子是个剁脑鬼出世，当土匪出身，与县保警大队长吴勋民是拜把子兄弟，同穿一条裤子，同睡一张床的。来到我们仙源乡任警卫干事凶残成性，无恶不作，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把持的这所学校是他多年光拿俸禄不教书，吃缺的一块脯肉。上面年年派老师来都被赶了回去，你就不要再来找此麻烦了！”我早就心惊肉跳，躲还来不及呢！只是忙活了这么多天，算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政府都对他束手无策，我一个小小百姓更无可奈何了！
我怀着忧郁的心情，随着永兴桥大道走进了棠阴大街。天赐良机，偶遇上初中的物理老师吴兆端先生，现任棠阴小学校长，本地人。久别重逢，握手话衷肠，知我居家欲混口饭吃都这么难，也深感不平，乃主动邀请我暂在他学校里执教。大恩不言谢，乃自告奋勇包下四年级一个班的语、数主课并担任班主任，想做出点成绩来答谢知遇之情。全校还有二十二位老师，学生六百多人，全是本地教师，大部分是已过不惑之年的老先生。我处处尊重他们，是为了融洽情感，搞好关系，不知为了何故，就是不予接受，反而冷面相待。时间过去了两周,某一天上午，学校突然来了四个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一窝风旋进了校长办公室，我感稀奇旁侧偷听，原来是向吴校长“兴师问罪”来了：既然学校还缺老师，为什么不跟我们讲一声。本地有的是老师，你偏偏请来一个奶未吃饱的外地伢仔来我校教学是何道理？他的学谷向谁去拿？最好请你马上把他撵走，好自为之吧！“说毕扬长而去。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怎么也想不通，在此乱世之秋，劣绅猖狂之极，旁若无人，目无政府，地方保护主义竟有如此严重，我过去心存疑窦，今天已昭然若揭了。我即刻回到住处,把行装收拾好。吴校长也带着难言之隐的心情来到我的身旁，欲言又止难于启齿，突用双手把我揽进怀里，泪水潸然而下，浸衣湿背，人到伤心处，不禁使我嚎啕大哭起来。擦泪哀咽地说：“吴校长，你不必说了，我什么都知道了。你永远是我的好老师，你的深情厚义我永远铭刻在心，我怎会怪你呢？要怪就去怪这个万恶的社会吧！我要走了，再不能给你添麻烦了，请多保重，再见！”别后迄今有五十多年，再未谋面，打听不到任何讯息，好似地球上没有这个人似的！
“冷暖炎凉显世态，悲欢离合写人生”。我一个未出道、不懂人情、无黯世故的懵懂青年，要想在此豺狼当道，妖魔作祟的乱世之秋，立足现世，谈何容易。初入社会未出三月，如过“三秋”,活得很累很累；过去挥霍父母钱形如流水，今天自己想赚点钱就这么不容易。我开始认识到“活到老，学到老”的真缔，做人就是难。怪不得许许多多敦厚纯朴的平民百姓，困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动乱生活里，一筹莫展，只有叹天由命了。我从下半年开始，荡心有敛，足不出户，局促斗室，潜心自学。现实已教育了我，再三向父母要求，明年复学深造，既要学好知识，更要学会做人。时光茬苒，又是一年草木青。一九四六年虽然日寇已逐，可内战又兴，我家仍溺于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苛政猛于虎，捐税多如毛”，一甲一兵，无论单丁，见人就抓，无一幸免。父母虑我已介征年，有充当泡灰之危，为逃此劫，哪顾及家庭经济的拮据,立即央中说合,开出四亩稻田卖掉,来维持我继续把师范学业完成。
我通过长途跋涉，重返校园。触目所及，景物依旧，人事全非，学校换了领导,气象刷新，校纪严明，秩序井然,学风大兴：“清晨林间书声朗朗，半夜窗前灯火长明。”呈现出一派既严谨又和谐的学习氛围，使你畅心达意。路人都有口碑，这是在烽火年代里省内中专学府教学园地的一座丰碑。怪不得当年被省教育署看重，特把这所学校的校名誉为：江西省立宁都优秀乡村师范学校,成了省内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典范。
历任省督学，去年调为宁都师范学校校长的黎仲明先生，是抚州地区祟仁县人氏。在省内学界颇负盛名，学识卓著，办学能力强，热衷于教育事业。沿袭原校长的办学成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又有他的老同学周和贵先生，多年办校的丰富经验，被聘来当其助手，担任教导主任，更是如虎添翼，在教育教学上自成一家；更有着国民党中央军统特务派来了中校团长谭亦可、少校营长刘裕民分别任正副军事教官协助，从严整治校纪。表面上加强学生的军训，实质上对学生的思想和行动暗中监控。制订了学生行为准则三十条，偶有风吹草动，总是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在学习上，强调学生的学习成绩摆在第一位，严格降班制度，若语文一科或其他主科带一副科不及格者，老生降班新生退学。校长常用的一句口头语：一个师范毕业生走向社会，若语文程度差，等于叫化子，把偏碗打破了；有知识面不全者，也是误人子弟。学校是熔炉铸出废物，祸害社会罪责难逃。所以学校采取平时与定期混合考试的成绩相结合。发出定期混考公告，每个学期三次，若有人胆敢“混考”中徇私舞弊，被查出当场撕卷逐出考场，本科零分，记大过一次。就这样教育与惩办相结合，两位一体，双管齐下，互相协调，密切配合，把学校搞得井井有条，彪炳省内，独树一帜。因而教师必须忠于职守，兢兢业业，认真教学，严加管理，约束学生思想，提高学生成绩。学生也只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唯唯诺诺，不问政治，学习虽出成绩，人却成了迂腐。今举两例，可以窥测一斑：当年为缅怀孙中山先生，每逢星期一全校师生相聚大礼堂开周会听报告或总结工作成为例规。我有一次未参加周会，躲在教室里做功课，为应付全校性的混合考试而努力，校长亲来检查发现违犯校纪三十条，训话后记小过一次，以儆效尤，算不算冤。在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举行第二次全校性的混考中被查处本科零分与记大过一次的学生，竟达二百四十余人，既宽又长的偌大布告栏,贴处分公告无空隙而重迭为之，引起了被处罚学生的不满，暗中串连，掀起学潮，冲进校长室砸打校长,校长跳窗而逃，未遭其害，待学潮平息后，查出瑞金学生十名首犯，开除学籍，送法院监禁，处刑分别一到三年。
由于老校长周和贵的关系，宜黄学子就不像过去孤身只影，逐步增多共有二十多人,就我这个年级有十三人之多,学生加同乡，师生情谊深。他对乡梓学子，非常关心，每遇假日之暇，总是相约其家，聆听教诲，多方勉励，严守纪律，不犯错误，努力学习,力争上游。“严师出高徒”，在周校长的精心呵护下，在操行上绝大多数是遵纪模范，学习上大部分同学的成绩名列前茅，少部分徘徊中游间，毕业时全部过关。一九四八年我们毕业前夕，适逢周和贵校长应聘南昌一中，即刻携眷前行，数年来的朝夕相处，情厚谊笃，今日惜别，难舍难分。为表寸心，全体学子凑点钱为校长饯行，赠银盾，拍合照以作永念。
毕业后的这些莘莘学子，走向社会，各奔前程，为生活为名利各自奔波奋斗。我返回故里，乃就近执教于外阴乡中心小学。在当时我是村里唯一受过中等师范教育的人,成为村里名副其实的秀才。我父母兴高采烈地为我操办毕业仪式,置办三牲六礼，大开宗庙，祭祀祖先，届时大吹大擂，场面壮观，盛况空前，陡使篷毕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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