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锐
第六回
临斗前千头万绪，回想了简短人生，
对人接物深刻思，蛋里挑骨点滴事。
想到平时我对每个同学都过得去。第一学年当班长时，学校对南方同学救济一事，我没有坑过同学，广东的三十多位同学都盖的是单人床单，也没见过棉被，没有见过穿布鞋，他们都是木屐，只有湖北广西两位同学虽然带有棉被也实在太薄，不能预防北方的严寒，除陕西两名甘肃三名同学，晋、宁、新、青各一名，共九名同学外，其他36名我都如实填表上报，学校发了棉衣棉被。平时也没有与任何人吵过嘴，对教师也很尊敬。
晚自习做作业时，有几个同学常不在教室，我就晓得他们是弹游击琴的（琴房的时间表上不该他弹，但本人不在，琴闲着谁有空谁去弹，就叫游击琴），果然隔窗就看出是他们几个，那么正份弹琴的人到那里去了，外班的不得而知，本班的有一二人在宿舍，夏天多半冲凉，冬天多半在看小说。我想了解他们是否完成作业，就请教了一个作业上的疑难问题。果然是完成作业了，我佩服他们理解的深刻。以后发展到谈情说爱，我也不再打扰他。
但我看不惯他们自由散漫阔少爷作风，如饮食上不习惯也得克制点，只要见到炒菜里有红萝卜或马铃薯，就索性连盘倾入污水池，连他本能咽下口的肉和其他菜也不值得下箸，当然爱吃大米饭，单单那几年大米短缺，总要掺上些小米，这就更惹他们生气，说：“这是喂猪，那像大学生吃的饭！”因为这些现象，我想了现在、过去和将来，写了几句不平的怨言提醒自己，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在他们本人来说，是生活习惯问题，在我来说，是属于自我修养的警句，再则就从来没有暴露过他的名字，也不算得罪人，但这日记被撕下来作为罪证。
还有使人厌恶的事，我在校音笛的盒子上写了几个字“乱吹就不卫生。”有的同学为了校正他的琴弦，就借用我的校音笛，这样以来就张吹李吹……我也太小气……怎么办呢？……但总提不到反党上来……不！得罪了人就会在其他方面找借口的，现在帽子已经戴上了，还不知借口是从那里找出来的？……。对了，是跟学校有关的两件事情：一件是我家小妹患脱骨症病，需要住院，家里无钱，我写信让我父向卫生协会申请补助，我又向学校申请了100元，但给了60元，要从10个月的助学金内扣除，又向教师借了20元。我从没有说过对党不满的话，也没有产生过不满的念头。第二件事，就是曾在小锅炉上贴过一张大字报（见前），被斗前猜想连篇，但都猜不准。给我熬的什么药……？
第一个斗争会是这样的：教室里坐满了全班同学，会议由支部委员主持，团员发言中新提出的问题我都一一作了解答，斗争会冷场了，再也无人发言，主持人不得不宣布：“今天暂时休会，右派分子韩锐继续准备交待问题。”会后上报团支部研究对策，发动团员如何批倒批臭，马上报团委、党委请示办法。
第二天批斗会又开始了，还是团员们提出的一些不上纲上线的问题，群众中也无人发言，眼看又要冷场了，团员带头呼口号，“打倒右派分子韩锐，右派分子要彻底交待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喊口号毕，怎么由同床共书架（两人上下床，四人一书桌）的李××把我的日记撕下了两页举的高高地喊到：“赃证俱在，老实交待。”这一下肠子痒痒无处搔，我怎么能说为汪华浪费饭菜而写的呢？何况汪也在场，就是直说了，也会说是我钻空子，不往思想本质上分析，结果得罪了人，不要说起，最终还得归结到反党反人民上来。反正帽子已经戴上了，随便他们怎样分析都行，我只是低头认罪就是了，但还是说我“挤牙膏，狐狸尾巴露出来了，还不彻底交待……”调子越唱越高，张断了我的弦，还是赶不上他们的调子，最后开除团籍，从历史出身上交待问题。
第七回
党、团合并谁知晓？反革命罪不能饶，
躲兵寻个避难所，黄河污水洗不掉。
历史出身有两个污点：一是参加过三青团，另一个是去过徽县伪政府。为什么要参加三青团？它的机构如何？搞了那些反党活动？说起来倒也简单，在天水中学校长上美术课时每人发了一张表，我们是青年当然要参加三青团了，又是校长发的表怎敢不填，也宣过誓，它的目的，不外是“报效祖国，”活动内容是每个星期六读读报纸，谈谈读书心得，也没有什么动机。因为大家都参加了，我一个人不参加觉得不好意思，假如在老区我也同样可以参加新青团，因为有“青年”二字联系着，多出于好奇心，当时有一定的盲目性，更没有想到过当官发财。但在斗争会上能这样说嘛！硬要说成想反对党。我上学时就没有听说过共产党，虽然共产党距当时成立已有20多年了，但我是15岁的青年，一贯接受学校教育，书本上也没有，教师也没说过，我不知道有共产党，怎么能是反对共产党呢？我既然是死心踏地的反对共产党，为什么在民大学习了革命道理后，一心要参加新青团呢？总之是抱着一颗爱国心，要为祖国做贡献，这是青年人的特征，至于说到党、团合并之事我更不得而知，参加了三青团就等于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就是历史反革命，任你怎么分析都行。
这个问题纠缠了一个礼拜，才算勉强放过，接着又是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到徽县伪政府里去？一句话：“为了躲兵。”但怎么也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昧着心说：“我反对共产党。”但又反驳你“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又说我杀人来，放火来，还要说出杀的是何人？在什么地方放火的？
说实在的，我不躲兵不行，记得1949年我走出两当城的先一天晚上，半夜间忽然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夹杂着低微的哭泣声和老头子咳嗽声，这就是“拉夫”；替胡宗南的队伍背东西的，能背起枪的就换上军装背枪，其中最熟悉的声音，要算在我家常来的谭爷爷，他的儿子在去年被抓了兵，家中剩下老俩口、儿媳和小孙，这谭爷爷不仅咳嗽又是双目失明，儿媳又不晓得怎么了？他们是见人齐抓，老弱病残都要，除非吃奶的婴儿和睡倒在床上的老妪，据说双目失明的人要背上东西绑在马尾巴上跟着跑，行军中，听到枪声，这些队伍就很轻便的钻入山林，把这些老弱病残放在路心当炮灰。
第二天我不得不逃跑了，四城门站有双岗把守，街边上全是兵的世界，一露面就有被抓的危险，由后门出去，翻过城墙，隐藏在草丛中，寻找放羊的小道，边侦察边逃跑，那东山的汽车路上，车马行军尘土飞扬，就连河子沟的小路上也军马民夫络绎不绝。
这队伍昼夜不停的走着，我只得寻着毛路子走，想躲进高崖上的石洞里，我能上去的搜乡的队伍也能上去，找个路上看不见的石洞里藏起来，但谁给我送饭呢？胡思乱想地走了一天，时近黄昏来到一家农舍，正在吃饭，我说明了自己外逃的原因后，吃了些苞谷米粥，过了一宿，主人言道：“白天我也不敢在家，带上吃喝把牛赶到山背后，傍晚才敢回家。”“既是这样，我明天天一亮就走。”第二天早上，脸也没洗就上路了，还是不敢走大路，由麦槎湾沟里出去，快到徽县，才看见有老百姓，东关街上还有几家卖零食的，这与两当相比简直是两个天地。
到徽县伪政府里找到了表兄雷兆瑞（伪科长），小学时校长雷钧（伪秘书），安排到传达室办公桌上睡觉，常此以往不是久策，又把我和两当逃来的五、六名学生安排了临时杂役。
十一月政府整编南逃，我们学生还是上学心切，雷钧言：“到四川去，中学、大学都有，可以免费上学，心想那太好了，就随上政府人员南逃……（见前）。
批斗会上硬要说成杀人放火，奸淫虏掠，交待一次搔皮毛，交待二次不彻底，交待三次没接触本质，就这样地追查了半个月，要叫我交待杀了几人？奸淫了几个妇女？抢了多少财产？可我一无军装，二无枪杆，实在编不下去。我实在倒空了，什么事实也交待不出来了，我只有任人宰割，斗争形式就像“膛里无粮响空磨”，“我如有以上事实，愿意将头赌上”。“你拿狗头威胁人民”，只有说“犯到那里，甘受法律制裁”。最后归结到地主阶级本性上去，地主阶段从来就是仇恨共产党的，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
最后又扯出我小妹有病，政府没有补助，使我更加仇恨共产党，至于那篇日记是反对共产党的结晶作，得逐字逐句地交待清楚，心想自杀吧！逃跑吧！我都不做，心里没冷病，那怕吃西瓜。就这样纠缠两个月才算结案了。
第八回
跳出苦海进油锅，一难更比一难恶，
卖力工作为脱帽，差点一命见阎罗。
1957年国庆节填写了分配方案，我只有填上无人去的青藏高原。10月9日收到通知，10日到青海省立师范学校，这个学校只有三个年级，十五个班和轮训两个班，共17个班，只有一位音乐教师，中师一、二年级未开音乐课，我来后每班都开了音乐课，先在大礼堂里两班上一节课。一星期后开了两个音乐教室，各置钢琴一座。周和我一人一个音乐教室，他每周十四节课，我每周二十节课，周是组长得阅我的教案，他签了字也逃脱不了我的罪责。
记得在中央所颁布的（音乐教学大纲）上曾规定有冼星海的打长江一支歌，歌词中有这么一句‘吃碗饭啦’，音乐课多排在上午最后一节和下午。这早上最后一节下了课就吃中午饭，八百多同学两个灶房吃饭当然要排队，但有的同学在排队当中用筷子敲着碗唱（吃碗饭啦），（吃碗饭啦），校长听见了，第二天在全校职工大会上让我作交待：“为什么煽动同学闹事。“我没有煽动同学闹事，这支歌是教学大纲上规定的，我也没有胆量私自选择教材，并且我的教案是组长签过字的。”
“这样就能逃脱你的罪责吗”？“你要从思想上检查你的宿谋是什么？”“还有一件我们在大搞（勤工俭学）活动的时候，你拖后腿，唱反调，不愿意在野外教学，要切实交待”……。
（勤工俭学）活动我是支持的，和同学一块打土坯。空间的时候给同学们教唱（社会主义好）。并且鼓励同学在野外练习发声，能找到共鸣点的话，就要比在屋内的效果更好些……。
此起彼伏的口号声音，“狡猾抵赖”，“拒不交待”，“继续反人民”，“把他清除出去”，“纯洁我们的教师队伍”……。
其实自分配之日起我就下定决定，要好好工作争取摘掉帽子，把所有的星期日都用在音乐备课上。如制作2/4、3/4、4/4、6/8拍子的指挥线路示意图。C大音阶练声图表，自然小调音阶图表等……但在这种情况下，自我表扬也无益，更无人说我做得对。
在寒假里青海省开始了整风运动，把教师和市二中编为一组，先是大鸣大放，我是过来人，心中有数。第二阶段是大、小会批斗，幸好因气候干燥嘴皮干裂，说话困难，大、小会一言未发，当斗争最后一个人时，小组长点名要我发言，我只得顺着大家的顺口溜重复一遍。好不容易时隔两月的反右斗争结束了。
开学后校党委号召到农村去锻炼（下放运动），纷纷写申请，表决心。唯独一条右派分子不能下乡，听候处分决定。我想我处分已经决定了就是“戴帽子分配工作”，这次的运动与我无关。只有搞好工作，争取摘掉帽子。诸如直观教具已经制了许多，练琴、练声也是备课，谁知这又妨碍了党员的午睡，觉得讨厌。当把十多个右派分子处理完毕后，忽然宣布送我劳动教养。
第九回
大炼钢铁学抡锤，因饿闹市想非非，
孤身陷入妖魔城，厥藏寺幽宏且伟。
1958年1070万吨铁的指标下达后，要让钢铁元帅升帐，科研教育单位也得暂时下马，去大炼钢铁。青海省立师范学校也不能例外，我们被派到距西宁100多里路的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威远镇所管辖的一个小山沟里去开矿。
西宁市附近的山上植被很少，但一到威远镇山水迥异，秀劲的石山上也披上了绿装，那清清的溪水在砾石上激起了弦声。大自然以它浓烟素裹的自然美，来迎接着青师1000多名师生员工。
经过一天的爬涉，为了照顾老师，就安排在威远镇小学安歇，同学们还得向前走十多里路的说不上名字的那个小村庄去投宿。因为那里距南天门矿点近些。
第二天早上，我们稍事吃喝后，也就向那里进发。我们被编为二营二连三班，基本上是体音美和理化，两个教研组的十多位老师组成的。营房是利用两座共51
间的低矮土坯民房的一个小院落，距河不远，倒很清静。主人可能被集中到大炼钢铁的队伍中去了，门窗也没有。我们就地铺上青稞秸作为软铺，接着整理内务，美化环境，将河边上的青草皮用铁铣铲成方块，约二寸厚，根系互相交织很紧，用劲才能撕下一小块来，所以就很容易地把小块原态地托出来。根系上带有沙子，也不污衣服，我们就用双手端或两人用扛子抬，把小院地面装饰成自然地毯。
第三天我们出发到矿山上去，出了门，过了河，钻进一条山沟，越走越高，终于登上山顶。远眺群山只有两种颜色，青色的是植被，那红色是的裸露的矿石。起初我们只是铲坡、平场地，同学们打眼放炮后，我们把矿石码成方堆。以后来了技术指导员，他是语文教研组的张老师，他是转业军人，会打眼放炮。把我们班带上转移了阵地，自己学着打眼放炮。
先是张老师扶钎子，我们轮流着学打锤，象钉钉子那样对准钎帽使劲打。有不称职的士兵，有时将锤落到指导员手上，好在他戴有手套，也伤不了皮扶。只是耐心地教给我们怎样的打法。我最后学会了抡锤。这样抡起来省力，落力得劲，进度也快，人也不太吃力（以后在祁连农场铬铁矿当了抡锤小组长）。
有一天，工间休息，躺在山顶上晒太阳，这晴空万里，远处也能看得清楚。忽然看到山后有一大片草原，在草原上有一个小城镇——真稀罕！
自从来这里开矿一月多以来，从未见到当地牧民是个啥样子，好啦，明天是星期日，我该到那个城镇去逛逛，也享一享口福，因为饭食很少油类，下腹只是以马铃薯为主食品。
我小声地问了问靠近我的战士，“明天休息时到那个镇上逛逛怎样？”“乏透了我得好好休息。”再问了一个回答是：“我明天还得洗衣裳。”我再不敢扰乱军心了。下定决心自己一人去逛逛……。
次日开过早饭，那天是自由活动期间，就我一个摸索着向那里进发，顺小河约走二十多里路，忽然眼界开阔，绿草如茵，峡中的淙淙流水，在这广阔的草原上开始收敛了它的歌喉，并且很胆怯地缓缓地在既定的渠道里摆动着袅娜多姿的身躯，时而隐没在芦草深处，时而出现在阳光照耀下，在明晶的反光中更能使人清楚的窥见它的来龙去脉。
在这静静的草原上，一路未曾碰见任何人，心想准是今天不逢集。远远就可以眺见那城外塔顶上熠熠发光的宝瓶，越近塔身越大，最后完全展现在眼前，原来塔身座落在一座小山上，哦！不是自然的小山，原来是人工砌成的墓子，山的底座是用石头砌成的，再上是砖头砌成，由山根到塔根的台阶有一百多台，宽约二十米，二、三十人并排走，也不拥挤。
塔身造型和北海公园的塔型类同。或许这种塔顶的形式专为纪念什么而造的，或许只能造在墓地上。我虽然没有去过埃及，但也可以想象到金字塔的一斑。据说里面有宫殿，国王和皇后的木乃伊，还有陪葬的奴仆；国王、皇后生前用过的器皿和金银珠宝各种首饰。这座塔是不是还有类似的情况？是什么活佛的坟墓吧！可惜的是我没有登上台阶去看个究竟！
我急于进城买东西吃，慌慌忙忙来到城门前。那门扇上用铁页束裹着，一排排整齐的铁泡儿钉子足有拳头大，更显得威严庄重，怎么没有发现来来往往的百姓，说明不是城镇。说是寺院吧！怎么也没有见到和尚？既不是城镇，又不是寺院，那一定是重要机关了！门上也得有个站岗的呀！是进还是不进？既然这么远的路来了，得进去看个究竟。若碰到警察盘问，就如实说了吧！诺大的门扇只开了一个缝，仅仅能侧着身子进去个人。仔细一看没有铺户门面，真的不是闹市，是一大院套着一大院，沿着走廊直通各院，当院有正道侧道。环顾四周，雕梁画栋，飞檐转角，亭台楼阁，目不睱接，似这院落，鳞次栉比，幽径园门，左右相通，乍入其中眼花缭乱，恰如刘奶奶进了大观园，犹似唐僧误入妖魔洞，使人产生一种“梦耶？”“境耶？”的迷惑。
“不是梦”做梦为什么两天连续看见这座城镇呢？不是我一人错觉，况且其他老师也看见了，我还问过他们，这就证明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妖魔把我勾引来想吃我的肉。这头顶上的太阳晒得那么红，皮肤还感到烫热。不由自主地咬了一下手指，掐了一下大腿，是感觉痛的，把“梦”和“妖魔的勾引”都否定了。
于是鼓足勇气向前走，大院连着大院没完没了，这个去处太大了，不敢往旁边走，要走到中心。
假如心里没有底，便认不出方向，忘记了进来的路子，那就会陷入迷魂阵了！窜来窜去，一天也窜不出去。这时我心里很明白，我自信有辨别方向的能力。回想：初来西宁时，自己坐着汽车经过那么多的拐弯，我觉察到这是向东拐，那向西拐，一直惦记着兰州出发站的方向，最后得出兰州在西宁的东边靠北，借来地图一看，辨别正确。这次单独摸到妖城来，也是先一天记下了方向，第二天顺小河走到这里的，压根没有人可问，毫无偏差地走进这座妖城。
现在我的身子将近妖城的中心部，想一想我穿过多少院子，拐了几个拐，在第几个院子我向左拐了又回到中心；又在第几个院子我向右拐了又回到中心。这时若让我向后转，我会不走岔路仍走出城门。
也顾不上左右细观，还是向前走，又进了一个院门，来到一座大殿前，此殿别具建筑风格，其高大清雅之之状，有如鹤立松月之际，魁首出众，又如牡丹艳压群芳，锦中之花，奇中之秀。好奇心使然，不得不进去探索一番。
那高大的殿门只开了一个小缝，里面漆黑一团，恐怖之情油然而生。是进？是退？得作一番慎密的思考，万一遇到意外怎么办？先打听打听吧！但无处打听，一路上和在这个城里从未发现人迹。若不进去就失掉了跨进大殿的这一难得的机会。
于是下决心鼓足勇气，万一遇到意外，来个随机应变。小心谨慎地跨入殿的第一步，激起了回声，一群鸽子扑扑哒哒地乱飞，然而这个小考验没有动摇我丝毫的胆怯心理，还是全身贯注地向前摸。恍恍惚惚的前面有两只眼睛在盯着我，即是什么妖怪来把我卡死也无妨，也要去看个究竟。心里憋着口气，但头皮发凉，头发直立。这怪物的眼睛越睁越大，也越亮了。从这射出的光线背后，隐约出现了山那么大的模糊身影。这时不能后退，心想要是后退一步，就会有如雷贯耳的声音把我喊住，那就是我的终场了。
我还是向前去，那怪物闪烁的眼睛变成两条直线，两把火炬，冒出火花，还有嗡嗡的呼吸声，肯定是活着的怪物，我站住了脚，闭上了眼睛，等牠把我一下吸进牠的肚子里，我两腿发软，等着等着没有动静，我偷偷地睁开眼缝，还是那么静。我鼻子里“啃”了一声，想惊动这头巨物，还是没有声息。是怪物睡着了吧！为什么还睁着眼睛？这嗡嗡声是从哪里来的？但仔细一辨别原来是自己的呼吸声！那么呈现在眼前的一定是个死物，好了大步地前进吧！看着看着，眼睛下的的嘴巴越来越大，终于变成了一条供桌，原来那熊熊燃烧的火焰，是点燃的两盏大油灯；那闪闪发光的巨山，是一座金身大佛。周围有没有小佛？那就不得而知！因为诺大的一座黑殿里，孤零零的两盏油灯是照不远的。也不需要再去探索，出得殿来，眼睛都有点羞涩。
转到殿后一看，只见黑压压一片，是树？是竹？也顾不得细察。于是照旧路出得城来，走在空荡荡的草原上，有时野鸭惊起，踏着西照的晚霞，怀着喘测不安的心情，伴随着甜咝咝的享受的乐趣，回到营中。
以后打听到这座妖城，就是厥藏寺，座落在厥藏滩上，和尚都炼钢铁去了。
第十回
勤工俭学党号召，火车站上托土坯，
自觉与人低一等，力争超额想脱帽。
兰青铁路勘察完毕，决定了火车站的地址，青师承包了十多万土坯，限期完成任务，上午授罢主课，下午的副课到工地上去授，一个班除班主任以外，又配备两位科任老师，我跟的是中二（3）班，班主任是理化组的刘老师。
托土坯的活儿，主要是把泥和好，要窝到佳，铸的土坯，就不会加生，有小石子和硬土块，干了后会裂口子。
第二道工序是铸土坯，用木头模子，把和好的泥往里装，土硬了四角充不实，土软了会变形。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要求数量多。六人一个小组，四人和泥，二人轮流提斗子，先是每天托一百多不到二百，以后熟练了，可以托到三百到四百，学生中大多数是二百多不到三百，因为他们动作慢，又经常返工。就是劳动过的只要掌握窍门（填泥要四角实，中间欠点，起斗子要一次成功，三摇两不摇就变了形）。我托两斗子，慢的人才托一斗子。汗流浃背，我也不在乎，腰疼腿困，我也不作声，想在劳动中大家评我个好字。
有人磕时，用力太大，把斗子摔坏了，脱了钉的要用铁皮钉上。到市上买铁皮都怕耽误自己的任务完不成，我自告奋勇去，骑着车子，来回一个多钟头，耽误也不过十多斗子，再托两个钟头，我就赶上了。
因为完成任务情况很为悬殊，我们组能完成两个组的任务，将组员重新搭配，原来四个男的，两个女的，现在调整为两个男的，四个女的。女同学又不会提斗子，和泥也是嘻嘻哈哈和不好，当换了提斗子人该我休息时，我又去帮女同学和泥，干脆将鞋脱了用脚踩。女同学说：“韩老师，你休息吧！”我说：“在泥里走路不是和休息一样吗？”
半月后学校完成了任务，最后一天只劳动了两个钟头，就宣布放假半天。老师们三三两两到北山寺去逛，我也去了。在庙里碰见了我宿舍对门的青年党员强老师，我们都住二楼，两门相对，中间只隔一米的过道。平常见面，我想给他打招呼，他老是就将头转过去了。这次我主动上前打招呼。“强老师，咱们也算半个老乡，我是两当县人，你是汉中人。”“谁跟你是老乡，你是甘肃省人，我是陕西人，这学校里五湖四海的都有。”“敢问你是什么时候来西宁的？”“你问这干什么？是查我的历史吗？”“不敢，不敢，冒犯，冒犯。”好心事给了个（驴踢嘴）。
这是冬天的事。到寒假整风后，五九年开学初，把十多个新划的右派分子处理完毕。一天下午全校开大会，宣布送我去劳动教养。其他右派都是悄悄处理了，对我这个小小右派竟然大动干戈。来（欢送）一番。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申诉的机会也没有，说话的机会也没有。伙食账也来不及结算，我把所剩的饭票和菜票一堆扔在宿舍里，背上行李，手提上唯一的财产小提琴，来到了南滩劳教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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