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云龙
一、回到本行当医生
我小时候就跟村里的刘老福学过中医，现在被调到卫生科，也算是一种机缘巧合。
由于卫生科刚刚成立，大家又不是专业人员，于是上级统一安排到通县医师学校培训，培训时间大概有半年左右。培训的科目非常全面，内科、外科、儿科、妇科都有，印象最深的是实习课，实习地点是学校的门诊部，大家以为实习就是转病房之类的，去了之后才知道是解剖尸体。
我们住在学校的地下室，停尸间在五楼。北墙一排全是冰柜，里面装着尸体，中间摆放着解剖桌，南面是人体骨骼和血液循环实图等。晚上进去，把灯一开，特别吓人！
我们三人为一组，上午上课后，先在预备室换上手术服，再上楼。进教室后，在柜里拉出一具尸体，抬到解剖台上就开膛破肚，动起手术来，下课时用大手术巾盖住，下午上课再缝上。我们做的时候老师在一旁来回走动，有不懂的地方老师可以随时指导。
有的女生胆小，动了两天刀后，就不敢再在楼下睡觉了，怕白天动过刀的死人晚上下楼找自己算帐。唐县卫生科科长是个女的，死活不在地下室住了，老师做工作也不行，最后只好让她搬到了平房住。
学习结束后，我便回到县里“顶”门诊，主要负责孕妇难产问题，有时还跑到家里去接生。
东市庄有一家生小孩，立生难产。正常情况下生孩子应该是头部先出来，这个小孩是腿先出来，若是有经验的接生婆或是大夫，应该是把胳膊伸进产道内，用手托住小孩的下巴，让小孩的双腿骑在胳膊上，稍微一用力，小孩就出来了。可是这家是媳妇的婆婆接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处理，只是拉住小孩的腿使劲往外拽，结果把小孩拽成了两截，脑袋留在了肚子里。快到中午的时候急急的送到了我们这里，我们用产钳把小孩脑袋夹了出来，才保住了大人的命。
齐村有一人，到城里赶集，给他媳妇买了些药，又买了一些老鼠药，就粗心大意的放在了一起，回家后搁在了方桌上，也没跟他媳妇说明，结果他媳妇误食了老鼠药。当时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他急匆匆的跑到医院来，几个医生谁也不愿意出诊。我想没人出头说话也不好，于是我对他说：“我告诉你个方子，你按我说的去办，不行的话再把她送来，五里地也不算远，耽误不了事。你回去找些榆皮面，倒上水拌成糊糊，让她喝下去。”他得了方子，赶紧回去了。
次日一早，他又急忙忙的来了，我远远的看见他，以为方子不行，他媳妇出事了。走近了他对我说：“赵医生，昨晚我给她化了一大碗，喝下去好多了，可是没有好利落，还有没有别的法子？”我说：“你再给她喝半碗就没事了！”他一听又赶紧跑了回去，后来没有再来找过我，估计是没事了。
当时就是这样，条件艰苦，能简单就简单，总之治好病是根本，不像现在，设备仪器一大堆，检查半天，虽说最后可能也治好了，可是钱也花去了不少。
就这样一直干到了1955年，当时的县政协秘书贾亚夫，南贾素村人，他家是中医世家，父亲在北京是医学教授，组织上要给他安排工作，就让他顶替了我的职位，把我调到了一区当副区长。
二、孩子们，我回来办社了，你们都入社了吗
我调到一区的时候，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一区自然也不例外，而且还有两个重点社，一个是西关社，中社社长盖根山；一个是北关社，中社社长邱老云（注释：五十户以上为中社）。所谓农业合作化，就是在农村兴办合作社，骡马牲口等生产工具充公，大伙在一起干活。
当时部队上有个师长叫贾木谷，老家是行唐县柴家庄村。一天，贾师长带着许多兵，来到行唐，住进了招待所，找到县委领导说：“我贾某人这次回来不是探家的，而是响应上级号召，回村办社的。但是办社光凭我一个人也不行，你们给我抽调几个人来帮忙。”县委一听，不敢不听，抽调县委副书记赵伟和我，帮贾师长办社。
我俩接到县委的任务后，下午出发，傍晚时分走到柴家庄，打听到贾师长的住处，到了门口一看，好家伙，院门、屋门两道岗。我俩进去之后，屋里已经围了许多乡亲。贾师长在村里辈份大，所以有喊“二叔“的，有喊”二爷爷“的，很是热闹。
贾师长坐在炕上，炕中间放个小桌，桌上放着烟和糖。贾师长吸一口烟，把手一挥，说：“孩子们，我回来办社了，党中央提出农业合作化，现在都要办社，你们入社了吗？”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摇头说没有。贾师长一听，发了火，说：“他妈的，不入社，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你们想干嘛？今天都不许走，现在就入社！”他一句“不许走”，当兵的得了命令，把门一封，谁也走不成了。
大家被堵在屋里，贾师长坐在炕沿上，让我和赵伟副书记当场写社章。写好后，他看了看，命令大家一一签名按手印，按下手印后就算入了社，这才让大伙走。
第二天就开始拾掇东西了。不用社员自己动手，那些当兵的就到各家各户，有牵骡马牲口的，有推大车的，有拿铁锹、犁、锄头等各种农具的，反正是所有财产全部入社，家里有什么就拾掇什么。
闹腾了三天，才把所有的东西都点清了，这样社就算办起来了。贾师长说：“咱们的社办起来了，可是由谁当社长呢，你们推一个吧！”大家谁也不敢出头当这个社长，最后推举贾师长的哥哥贾老六来当社长。
社立起来之后，贾师长带着一群兵回部队去了，社里也开始了生产。当时的政策是“入社欢迎，退社欢送”，没几天社里就乱了套，大家纷纷退社，有牵牲口的，有拉大车的，还有闹矛盾吵嘴打架的，七股八叉的闹得不像样子，社长三天两头的去找我俩，说谁谁家又退社了，我俩赶紧过去做工作，那一段时间可把我麻烦透了。
就这样四五个月之后，贾师长突然又回来“整社”，还是把我俩叫去帮忙。和上回一样，门口站着岗，我俩进屋后，贾师长坐在炕上，地下站着一群社员，一个个低着头谁也不敢说话，看这阵势贾师长已经发过脾气了。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小心翼翼的站出来说：“二爷爷，你今天就是崩了我，我也得提个意见。”贾师长爽快的说：“提吧，孩子。”那人说：“你光埋怨我们不入社，你家我大爷爷把社里的集体料都弄回家，喂了自己的猪，你说这该怎么办？”
贾师长一听，又发了火：“他妈的，是我老哥也枪毙了他！”那人赶紧说：“枪毙不枪毙的，只要以后他不把社里的东西往家里弄就行了。”贾师长当着大家的面，狠狠的批评了他哥哥一顿。通过“整社”，退社的又都重新入了社。
过了几天，贾师长要走了，临走之前我们送他，我对他说：“贾师长，你回来办社，意图不赖，效果不良。”他听了哈哈一笑，说：“赵区长，这就是你对我办社的总结吗？”我说：“是啊，你办这个社，可把我和赵书记麻烦透了，三天两头往村里跑，矛盾一大堆，从没有哪个社像你办的这样乱的。”
打发清柴家庄的事情以后，上级又派我和县供销社副主任杨永轩到西塔子庄村整社。到了之后，有个社员叫王老全，找到我提出要退社，我说：“可以呀，我们的政策是‘入社欢迎，退社欢送’，你若想退，走，我帮你牵牛，欢送你回家！”
我牵着牛送他回家，刚走到他家门口，他又对我说：“赵区长，我不退了，咱还回去吧。”我说：“怎么又不退了？”他说：“我以为你们让退社是骗人的，原来是真的。我不退了！”说完转身就往回走，我又帮他把牛牵了回去。重新入社之后他比以前干的更积极了，后来还当上了股长。通过这件事也教育了社里的其他人，此后再也没有一户退社的。
1953年，为了适应办社需要，全县划分为八十三个小乡，每个小乡只辖四五个村，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一村一社”，每个村都有合作社。重新划分乡以后，上级要求每个乡必须有一名干部下乡当驻乡指导员，我被派到了西黄安乡当驻乡指导员。西黄安乡一共有四个村：东黄安村、西黄安村、定家庄和石桥村。1953年底，上级又要求每个乡派出书记和驻乡指导员到正定朱村学习办社经验，我们学习回来后，全县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一夜之间，合作社遍地开花，县政府也改名为县合作社，挂牌当天晚上，人们在县城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敲锣打鼓，放炮游行，热闹非凡。当时的形势发展太快，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丢下你好远了。过一个晚上，思想就有点跟不上了，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思想也是紧跟快跑！
当时几乎家家户户都入社，但也有不入的。因为“入社欢迎，退社欢送”的政策还管用，没有强迫的意思，所以我记得当时全县一共有三户坚决不入社的，一户是西口头村黄发路，他在地里盖了两间小屋，吃住干活都在那里。还有一户是南寨营村刘喜碟，也是在地里盖了两间小屋，喂了头驴，晚上就和驴睡在一个屋。还有一户记不起来了。
三、上至天堂，下至地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956年的夏天，麦子成熟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雨，许多麦子来不及收，都烂在了地里。到了1956年6月份，县里又搞起了“撤区并乡”运动，全县八十三个乡合并成二十八个，号称“二十八宿”。我被调到安香乡当副书记，此时的整风反右运动已经开始，每个乡都派人到石家庄开会，那次我也去了，记得开会时间长达半个多月。会场上每人发了许多纸，号召大家“大鸣、大放、大字报”，“上至天堂，下至地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会后每个县分组讨论，咱们县没人发言。我们几个乡里的干部躺在炕上，县委书记陈永义背靠在一张方桌上，看了看屋里的人，最后把目光落在了齐村中社社长田五忠的身上，陈书记说：“五忠，你身为社长，有什么想法和意见，站出来说说吧。”大家也都纷纷附和着陈书记说：“是啊，五忠，说说吧。”五忠躺在我的旁边，听了大家的劝说，突然猛的坐起来说：“说说就说说！入了社之后，吃也没得吃，点也没得点，最终落个大光蛋！”说完大家都哈哈的笑了，当时陈书记也笑了。
第二天就出了通报，大会上点名批判：行唐县齐村中社社长田五忠右倾错误，竟然敢说“入社落个大光蛋”这样的话。会上还批判了好多人，凡是提了意见的都受到了牵连。
从石家庄开会回来以后，县里在城内搭建了个席子棚，专门办了个田五忠对比展览，一边是他入社前的东西：破被褥，破衣服；一边是他入社后的东西：新被褥，新衣服，连他从石家庄买的铝锅也展览了出来。
县里连开了五天大会，要求大鸣大放，每个乡都要抓典型，典型抓上来之后，又开了两天批斗会，共闹腾了七天。当时受到牵连的还有西留营村的支书盖老连，他在会上说了这样几句话：“上边千条线，地下一条绳”来形容基层工作的繁重。“三百六不够吃”是说工资低。还有“入社不如单干好”等等，最后统统给他定性为右倾言论，县里给他出了快报，他本人也因此受到批判，被撤掉支书的职位。
大鸣大放期间，县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大字报，尤其是给书记县长提意见的多。我印象最深的一张大字报是一幅漫画，讽刺秦台村的赵洪章为了升官，撅着屁股，伸着舌头，正在给“行唐”添屁股，画的极其生动形象。
四、北方万猪乡－－安香乡
我调到安香乡当副书记之后，负责党群和畜牧业工作。合并后的安香乡共辖十几个村，畜牧业很是发达，光猪就存栏一万多头，乡里发现这个情况后上报到了县里，县里上报到地区，石家庄专署派张平冬专员带着两个助手，亲自驻村点数，共有一万零一百头左右，他们回去后上报到省里，省里又上报到中央，朱德知道了这件事后，亲自批字：北方万猪乡－－安香乡！
1957年十二月石家庄专署畜牧兽医局编印出版了《学习万猪乡养猪大跃进》一书。全书介绍了行唐县安香乡养猪的经验，书中首页是朱德副主席在畜牧业生产座谈会议上对畜牧工作做的重要指示。文中说，养猪是畜牧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除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各地都应该注意发展养猪事业，最近河北省行唐县出了一个万猪乡－－安香乡，全乡每户平均的养猪头数，已经超过农业纲要方案中所规定的1957年的最高指示－－两头半到三头的三倍。这个事实发生在北方省份，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全国各地都应该注意推广河北省行唐县的这个经验。
朱德副主席批字后，安香一下子成了全国的焦点，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1957年冬天至1958年春天这段时间达到了高潮，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拨人。我每天的主要任务变成了接待来访者，给他们讲解安香的基本情况，每个村存猪多少，还有饲养的方法。那个时候没有饲料，主要是喂草，不是有句话讲嘛：猪吃百样草，看你找不找。我们用木头做了一百个小方格，里面放了一百样草，供来访者参观。我给他们讲完之后，就有几个小姑娘领着他们到各村参观。
有一次，来了位天津市的画家，参观之余，在西安香村卢景德家的影壁上画了一个大花生，引了许多人围着看，我听说了之后也跑过去看，只看了一眼就看出了问题，对他说：“你这个花生，画得不对。”他很惊讶，想不到我会这样说，就问我哪里画得不对。我说：“你跟我走，到地里看看就知道了。”我拽上他到了村北的一片花生地里，对他说：“你看，花生可是三片叶子，而你只画了一片。”他看后恍然大悟，说：“我画了这么多年花生都不知道，得亏你今天帮我指了出来。”
印象比较深的是接待了董存瑞的父亲。那天承德来了个几百人的参观团，我们并不知道董存瑞的父亲在里面。参观结束后，他提出大家照个相吧。那个时候参观完照个相很正常，于是大家就照了相。照完相后他才说：“我是董存瑞的父亲。”我们这才知道了他的身份。可惜那张照片现在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那个时候王光英也来参观，住了有半个月左右，和我们三四个人住在乡政府东边一个屋里的土炕上，我们实际上也起保护作用。他官不小却没有官架子，接人待物总是笑嘻嘻的，在一起的时候向我们询问乡里的基本情况，都种些什么农作物，收成怎样，为什么这里的养猪能发展的这样好等等问题。他参观结束后作了总结发言，无外乎是肯定成绩，鼓励继续发展之类的话。
中央农业部畜牧局朱局长也来参观，带着两个大学生助理。朱局长人怪脾气怪，两个大学生生了病，他坚持自己的一套理论，不给他们看病，还不给吃饭，说饿几顿就好了，弄得两个年轻人无可奈何。我们在旁边给他俩说好话：“朱局长，年轻人不吃饭怎么行，他们这病就是因为饿的，吃点饭就好了。”朱局长见我们求情，松口说：“好吧，那就少吃点吧。”我们几个在一旁听了偷偷的笑。
来参观的人多，吃饭成了问题。县里派人在乡里开了食堂，供来参观的人吃饭。我们又趁机建了东正猪场、北协神猪场和西安香猪场。有位饲养员孙小凡，养猪养出了感情，对它们可亲了，给一只小猪戴上耳环项链，她走到哪里那只小猪就跟到哪里，后来小猪长大了要卖掉，她舍不得，还哭了一场。
参观活动一直持续到1958年下半年，到了农历八月十六日，县里宣布成立人民公社，全县共分了五大公社：城关公社、上方公社、上碑公社、安香公社、口头公社。分了公社之后，我开始担任安香公社的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负责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养猪这一块就不归我管了。
五、无所畏惧的大跃进：前面画一，后面加零
1958年8月，行唐县与新乐县合并，称“新乐县”，那时正是大跃进时期，新乐要盖礼堂，缺少主梁。咱们行唐（那时候已没有了行唐县）白庙村有两棵杨树，又粗又高，据村里人讲，这树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关于这两棵树，还有传说故事，说树里住着狐仙，在北京城的某个胡同里还有亲戚。所以当地人都把这两棵树当神来供奉着，树身上挂满了各种布条，树下摆着供品，人们烧香、磕头、祷告。白庙村的这两棵树做礼堂的主梁正好，但是谁也不敢刨，怕惹下麻烦，后来有人说：“社会主义大跃进，怕什么妖魔鬼怪！”大家这才动手把树刨了。
大跃进时期，不止“天不怕，地不怕”，还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由此导致浮夸风盛行。县委书记陈永义搞种植山药试验田，派来杨洪文作技术员。山药的实际亩产也就六七千斤左右，他们写了亩产一万五千斤，后来一想，这块试验田是县委书记亲自派的技术员，来来往往参观的人很多，一万五太少，没面子，于是又改成了十五万斤，后来还嫌少，干脆把“一”改成“三”，成了三十五万斤。
他们改后又担心产不了那么多，于是就想方设法的改进种植技术，不知道杨技术员从哪里听来的方法，说是用狗肉汤浇地就能增产，于是打电话到县委书记那里请示，书记一听，当即拍板：“行，马上去办！”于是派区治安员彭世中在全社打狗，把捉到的狗剥皮开膛，放到大瓮里煮，煮熟后连肉带汤都浇到了山药地里。
我在安香搞谷子试验田，和农民们一起种植，收获后集中在打谷场，用石碾压着脱皮，我帮忙“翻场”。快干到中午时，他们故意把我支走，说：“赵书记，你别干了，回公社吃饭吧！”我走后，他们从别处弄了好多来。等我吃完饭睡个午觉再回来，一过称，好家伙，亩产一万零六十斤！
有一次，我骑车到县城开会，遇到了严县长。严县长见了我，劈头就问：“老赵，你到十字街看看，你们公社排名到了什么位置！”我一听这话，知道事儿不好，赶紧过去看，十字街的那棵大槐树（注释：此树为千年古槐，相传赵匡胤曾在此拴过马，文革时被伐）底下挂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每个公社积肥多少斤。我们公社排名到了后面，我看后心里想：“这事儿好办！”也顾不上赶集了，骑车就往回返，到了公社，找到尹东德秘书，说：“尹秘书，咱们公社的积肥数太少，排名靠后，县长都批评了。”他问我：“那咋办？”我说：“好办，画圈！”他就在原来的数字后面画了两个圈，我看还是少，又画了两个，排名一下子就上去了！
还有一次，县里通知每个公社开会，通报各自的养猪情况。其实大家私底下都知道各自的实际情况，但是受浮夸风的影响，都鼓饱了肚皮往多了报。那次我和公社秘书刘守业到新乐县城开会，住在西关。开会那天，我俩抱着牌子走到县招待所附近时，我突然多了个心眼，想：“上次我们公社报的积肥数太少，被县长批评了，这次我得先去看看别的公社报多少，心里好有个底。”于是就对刘守业说：“守业，咱等等报，我先去侦察侦察，看看其他公社写的多少。”守业就在招待所门口等我，我跑到会场一看，新乐城关的大牌子上写着“养猪十六万头”，他们实际也就五六万左右。我回来对守业说：“咱们不能这样报，得请示一下孙奇文书记。”于是我俩把牌子抬到招待所，打电话请示孙书记。我说：“孙书记，咱们写的是九万，新乐城关写的是十六万，咱们怎么办？“前面画个一！”孙书记立即回答。我和守业得了指示，在九前面加了个一，这样，我们的养猪数就从九万变成了十九万，超过了新乐城关。
六、饥荒开始了……
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的时候，村里家家户户凡是有铁的东西，都拿去炼铁了，铁锅什么的自不必说，就连“门帘吊”那样的一小块铁都不放过，从门上卸下来，墙上有根钉也要拔下来。霍村一位老太太，家里就她一人，村里人半夜偷偷的把她的铁锅搬走用来炼铁了。次日凌晨，天未大亮，老太太起来做饭，洗了两块山药，习惯性的往锅里一倒，那山药“咕噜噜”顺着灶膛滚到了脚下，老太太眼睛不好，说这是什么呀？捡起来一看，是山药。心想锅怎么漏了，伸手一摸，锅没摸着，摸了一手黑。
那时候对我们干部也折腾的厉害。我和乡里的一位叫张兵军的同志负责向县里汇报大炼钢铁的情况，县里总是在半夜打来电话，要我们去汇报工作。每次电话一响，我俩就急急忙忙的起床，骑着车子到新乐长寿去汇报工作，去了说不上几句话，又回来了。天天如此，麻烦的够呛。
我们公社砌的炼铁小高炉，下面用吹风机或是风匣来送风。炼铁的风匣是特制的，两头拉，一头俩人，比家里用的要大，吹的风也大。刚开始我们用铁矿石炼，怎么也出不了铁，后来有人偷偷的加了几块铁，终于炼出来一个小铁蛋，有枣那么大。把大家高兴坏了，赶紧到新乐汇报，领导问：“有多少斤呀？”去的人回答说：“一个大铁蛋，有六七斤重呢！”反正领导也不下来检查，第二天县里就出了快报，说安香乡炼铁成功。
由于是政治任务，全村所有的劳动力都出工大炼钢铁，只剩了些妇女、儿童和老人在地里干活，到了秋收的时候，根本就忙不过来，许多农作物都没有收回来。比方说收山药，每人分配有任务，一天要收多少亩。但是都是老弱病残的，完不成任务怎么办？于是就想法子加快速度。一棵山药刨一下，用手一提，也不管山药有没有刨出来，就去刨下一棵。有的更过分，地头刨一段，地尾刨一段，中间的就不管了。刨花生也是如此，而且收的花生、山药、棉花之类的，扔在地里一堆一堆的，大家只顾着炼铁，也没有人往回收。那时候东西扔在地里没人偷，偷了也没有地方放，大家都吃食堂，家里不许开火，也不让存粮。这样就导致了许多东西“丢、烂、糟”在地里。
东西收不回来，人们又谎报粮食产量，到了一九五九年征公粮的时候，虽然比例比以前低了很多，按1%征收，但是征收的实际数目比产的数目还要多，交完公粮，人们就没有了饭吃，导致后来大饥荒的发生。
粮食不够吃，每个人的定量就下调，每人每天一两半粮食，但是一个饼子就有二三两，一人一天一两半怎么可能够吃，所以就饿死了许多人。当时有三多：死人多、荒地多、瘦牲口多。
县粮站的王主任到北协神村下乡，在户里吃派饭。早上吃的是玉米面饼子和米汤，等到中午又去吃饭时，人家主人说：“你一天一两半的指标，早上就吃没了。我还倒贴着粮食呢，那个饼子就有二两，你还喝了我一两的粥，吃了许多菜，中午哪有你的饭！”王主任听人家这么一说，饿着肚子又回去了。
村里的食堂实在没有粮食吃了，就吃农作物的秸秆，棉花秸、山药蔓、花生蔓，用碾子压烂了做成饼子吃，其实就是粗糠，咽一口拉得嗓子疼，现在人们喂猪都不用这个了。有一段时期县里号召干部下乡，我兼职市同乡西南庄村支书，村里食堂吃的就是这种糠饼子，其实就不能吃，也没有营养，但是不能吃也得吃，吃下去好歹有东西在肚子里过一过，比没有强。我到东正村下乡，喝的粥跟清水差不多，盛在碗里能照见人影。县里在新乐东田村办了个学习班，教员和学生饿的实在挺不过去了，把人家刚开花灌浆的三亩玉米吃了个净光，气得当地老百姓不让学习班在那里办，把他们轰走了！
1959年秋，我们干部到左市同村下乡参加劳动，一次我们和一群妇女在地里收玉米，玉米地旁边有块茄子地，妇女们频繁的到茄子地里解手，这个去了那个去，倒着班的去。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下乡干部坐在一起，都纳闷妇女们怎么一个劲儿的解手，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于是想了个办法，对她们说：“你们等会儿再去，我们先去解个手。”我们到了茄子地里一看，原来她们是借解手之名偷玉米，每人一小堆，藏在茄子地里，等收工的时候趁队长不注意再弄回家。
那一年我饿的稍微轻些，为什么呢？和我同屋睡觉的那人叫李春，东黄安人，他的家乡有许多荒地，人们开荒种枣，有了收成算自己的，叫开荒粮。他每星期回一次家，来的时候带些用枣和豆磨的馅，每天晚上我俩用开水冲一碗喝，勉强保住了命。就是这样也得了浮肿病，腿沉的车子也骑不动，走路都困难。
“一大二公”不行，上边又下令，大公社分小公社。分社的时候，我被调到新乐民政科当副科长。那个时候要求干部参加机关生产，单位旁边有块地，科里就种下了。工作不忙的时候，我们就到地里干活，经常看到路上的行人，走着走着，“扑通”一声倒在地上，过去一看，人已经死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买口棺材，把人下葬，后来死的人多了，棺材买不起，就改买席子，把死人用席子一卷就埋了。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地里栽山药，就处理了两个死人。
我们种的那块地解了燃眉之急。山药收回来后放在局里，不让点火，我们就在晚上偷偷的用瓷管缠上铜丝，插上电，把山药放在洗脸盆里，煮了吃。吃不完剩下的或卖掉或来年做成粉条，每人分点。就这样，机关生产救了我们一命。
1961年冬，新乐和行唐分县。分县的时候可热闹了，各个机关、科室，为了多分得一些东西，经常吵嘴打架。我们民政科没有吵，也没有打，安安静静的把东西分了，行唐倒还沾了点光。当时是张振国、严春和、何福禄三人代表行唐，我和办事员张玉林代表新乐。我是行唐人，张玉林是定县人，所以没人替新乐说话，也就没有了矛盾。我不愿意留在新乐，分东西的时候也不管，躺在炕上休息，心想爱咋分就咋分，张玉林跑前跑后的和他们三人分，分完后让我看，我看了一眼说：“行！”因为要分县了，好多东西都拿出来吃了，所以那几天伙食特别好，吃了几天饱饭。
当时民政科在咱们县秦村搞试点，我扛了个相机过去拍照，遇到咱们县民政科的曹奎书记，我说：“曹书记，我不愿意留在新乐。他们都回来了，留我一个人在那，人家欺负我怎么办？”曹书记说：“既然这样，那你还回来吧。”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行唐县民政科。分县回来后，大家都搬到旧政府楼办公，所有的机关人员加起来，共一百零八人，号称“一百单八将”。现在稍大一些的局，人都比这个多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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