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云龙
一、清风店大捷
1947年九月，全国土地会议结束之后，划分工作组，驻扎在各村，开展土地改革工作。我们村来了三人的工作组，他们来了之后，马上成立贫农团，发动群众，开展工作。
当时我是区治安协助员，工作组进村以后，为了彻底的发动群众，下令停止治安工作。后来不光治安工作停止了，村委会的所有工作也停止了，工作组开展“搬石头”运动，把村里所有的大小干部比喻成石头，要搬到一边去。村里的石头主要有：村支书、农会主任、治安员、妇联会主任、武会主任，俗称“五大石头”。有的村把“石头”集中起来，成立“石头大队”，对其进行劳动改造。
我们村没有成立“石头大队”，只是把我们这些石头搬到了一边。我被“搬”以后，清闲了很多，一天到晚没事干。记得有一次，实在闲的很，就到附近的四纵队找一个在这里当兵的叔伯兄弟。那个时候部队没有营盘，都是住在老百姓的家里，方便战斗转移。但是呆了几天后就呆不下去了，在这里吃饭吃够三天以上就要交粮票，当兵的一天发两毛钱，还可以吃饭，我没有钱，连饭都吃不起，所以就走了。后来我找到四纵队十二旅的参谋长马宝山，他和我家沾亲，管我叫姑父。见到他后我也不管他叫参谋长，直接叫他的小名“秋贵”，我说：“秋贵呀，我让工作组当石头给搬了，当兵吃不起饭，在你这住几天吧？”他说：“哪里不是干革命工作，你就留在这里当兵吧！”我说：“我当兵行吗？”他哈哈一笑，爽快的说：“行！”
过了一会儿一个当兵的抱来了身军装，我换上军装，秋贵又帮我写了封介绍信，让我到四纵队警卫连当文书。就这样，秋贵一句话，我第二次当上了兵。
文书的工作主要是统计子弹和枪支的数目，传达领导的命令。虽然不参加前线的战斗，但也必须随部队在后方工作。我们四纵队刚开始的时候在保定徐水、荣城一带活动，天天背着背包急行军，边走边喊口号“解放保定！”，但是只喊不打，偶尔也解决几个炮楼。渐渐的，风声传到了保定，保定的敌人着了急，请示蒋介石，要求石家庄的部队增援。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罗历戎部队接收石家庄，至此已驻扎有两年之久。罗一共有三个师，带了两个去支援保定，但是他们行军缓慢，走到定县清风店时，占了八个村，驻地休息。
清风店的位置正处于石家庄与保定的中间，我们得到情报后，从保定北出发，一夜急行军赶到了清风店。由于部队行军太快，有的战士跟不上，部队后面设有收容队，把掉队的战士收容起来。
凌晨时分，清风店战役正式打响。这一仗打了有七八天之久，至十月二十二日，战斗胜利结束。由于我在后方，不清楚前线的情况，只知道这一仗死了很多人，清理战场时，我们把尸体统一埋在了一个战壕里，上面用土盖上。第二年春天，我们从此经过，尸体已经腐烂，老远就闻到了刺鼻的臭味！
战斗即将结束时，敌人已经被围困在了一个很小的包围圈里，最后把他们全部俘虏，但是却不见了罗军长的身影，原来他偷偷的换了一身伙夫衣服，坐在伙房的一个庭柱下，想浑水摸鱼逃过去。我们对俘虏进行登记时，负责人是一位姓赵的战士，他登记了一个营长和一个副营长的姓名后，又问了他们的老家在哪里和家里的一些基本情况，这两个人出身都很贫穷，赵战士就给他们讲了共产党的土地平分政策，他俩听后很受感动，赵战士就趁机问他俩说：“你们的军长在哪里呢？”他俩悄悄的用手一指，赵战士走到庭柱前，说：“罗军长，别再装模作样了，过来登记吧！”罗历戎见自己的身份暴露，掩饰不过去了，垂头丧气的站起来登记了。
清风店战役，除了活捉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外，还活捉了副军长杨泽钰，还有一些小军官，大概有三十多人。
战斗结束后，四纵队班师回行唐，住在南桥、羊柴、范家佐、阳关一带，作短暂的休整。
活捉罗历戎后，把他带到了上碑，聂荣臻问他说：“罗军长，我们把你解放了，下一步计划解放石家庄，你有什么意见啊？”罗历戎倒也诚实，坦白的说：“要解放石家庄，你们首先应该打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和通讯邮政局，把这些打掉了你们就好办多了。”
二、解放石家庄
清风店大捷，活捉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并消灭掉他两个师的兵力，这样一来，只剩了敌人的三十二师驻守在石家庄，此外还有保定的第九、第十两个团和少量的警卫队，石家庄敌人的力量大大被削弱。
当时的石家庄已经由国民党接收达两年之久。国民党接收石家庄后，在日本鬼子修筑的防御工程上，又继续加修工事。至解放前，全市共有六千多个碉堡，分布在主要街道和路口，共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称为外市沟，周长六十华里，深宽各两丈有余；第二道防线称为内市沟，周长四十华里，深宽约两丈；第三道防线以市区的火车站、大石桥、正太饭店、铁路厂、电灯厂为核心的工事，备有装甲车和坦克车。
解放石家庄之前，在上碑设立了总指挥部，研究作战策略，部署作战计划。十一月一日，晋察冀边区司令员杨得志在上碑发布了作战命令，各部队接到任务后，抓紧时间作战前准备。周边各个县也发动起来，每个县派下指标，出大车、担架、基干民兵来配合战斗。
十一月六日凌晨，解放石家庄战役正式打响。
我们四纵队住在石家庄东北角棋盘山一带，四纵队的十一旅是二梯队，十旅和我所在的十二旅是一梯队，率先投入战斗，等打到关键时刻，二梯队突然增援，似猛虎下山，势不可挡。按照作战计划，先攻打外市沟。三纵队八连率先攻开敌人的外市沟，打开缺口后，其他部队一拥而上，两天后，外市沟只剩下郭村飞机场和棋盘山范村炮楼未拿下。
就在这时，司令员杨得志亲自到四纵队，下令“打破原计划”，挖沟攻破丘门，冲入内市沟。敌人号称的铜墙铁壁我们在不到五天的时间内就给他攻破了。打到最后，只剩了大石桥、正太饭店和车辆厂三个据点未拿下，此时三十二师师长刘英住在正太饭店内，心急如焚。后来据他交代，他在一天的时间内就给蒋介石发了几十封电报，求他派兵增援，蒋介石只是回复他说：“老弟，再坚持几个小时，援兵马上就到！”所有的这一切不过是空头支票而已，直到最后，刘英也没有等到蒋介石的一兵一卒。
这一仗打的非常激烈，双方都伤亡惨重。十一月十日晚，刘英率领部下趁夜色收拾自己的残兵败将，我四纵队十二旅八连阴差阳错，浑水摸鱼，被“收到”敌人的内部，于是里应外合，活捉了师长刘英。
现在的石家庄市纪念碑附近，以前有一座木头塔。刘英被活捉后，被关押在那里。十一日中午时分，四纵队政委付崇碧，命令罗历戎，让他命令自己的部队停止战斗，缴械投降，刘英拒不投降。付崇碧口才好，出来跟刘英喊话，给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并教育了他一番，最终，刘英写下了投降书，由罗历戎公开广播。
敌人投降后，仍有谈固小学附近的一个炮楼上百余名敌人死不投降，顽固抵抗。见状，上级下令：坚决消灭！于是三下五除二，百余人被全部消灭。十一月十二日中午，正式宣布石家庄解放。
当土地平分的过左之风稍有改变，贫下中农开始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我找到秋贵，要求回家。他知道我家里没人，长时间离家不行，就放我回来，此时已是1948年四月份了。我回来后到了县武装部，几天后，县里任命我到上碑当大队教导员。于是，我又回到了上碑老家。
三、扩军与支前
1948年四月，我返回上碑当副教导员，主要工作是扩军，支援前线等。
1948年十月，部队要扩军，开过动员会之后，由于上滋洋村和南庄、北庄一带出了很多烈士，许多当兵的没走几天就被打死了，所以这几个村得了要扩军的信儿后，许多青壮年纷纷逃跑了，村里只剩了老弱病残幼。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我陪同时任县委书记的刘连敏同志到上滋洋村蹲点，那天一大早我俩背着行李从行唐城出发，步行到上滋洋。中午走到上碑，吃了顿饭，下午才赶到。
我们下乡的主要工作是动员百姓参军，但是村里的青壮年早就跑掉了，家属更是不肯透露半点消息，我们的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
我们下乡吃“派饭”，所谓“派饭”，就是村里派到谁家就到谁家吃，但是米是我们的。当时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小米，我开个条，书记拿着条到区里把米领回来，然后再让老百姓帮忙做。大家见我俩是来扩军的，本来就对我们没有好感，所以根本没有好饭吃。天气已经到了十月份，早上吃的山药粥，稀得都能照见人影。
有一次在村西北角一家吃“派饭”，做的是山药和米饭，锅里的米粒看一眼都能数得清，山药比手指头还细，都是一些小根须，粗糠窝窝头比拳头还大，咬一口都扎嘴。刘书记拿起一个来，咬了一口，皱皱眉头，使劲咽了下去。我看他实在是吃不下去，就说：“刘书记，放下吧，吃饱了就别再吃了。”其实我知道他根本就没吃饱。
当时我们住在王运同家，他的妻子叫赵香芹，颖南村人。我俩回来后，我对她说：“香芹妹子，你给刘书记找点吃的吧，刚才没吃饱。”她出去借了封挂面，回来煮了，刘书记吃了才稍微垫补了垫补。
这样的情况几乎天天都有，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同时也为刘书记的身体担心，心想书记在这里下乡，天天挨饿也不是个事，万一饿出个好歹就麻烦了。我也看出了他的没奈何，于是想了个办法，对他说：“刘书记，你到口头区、南桥区转转吧，这样也能吃几顿饱饭。”他听从了我的意见，当时饿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临走时我帮他找了根木棍，他拄着走了。
书记走了，扩军的工作还是丝毫没有进展。后来我同村里的大小干部开会商量，认为不如趁刘书记不在，下强迫命令！大家都表示赞同。通过了这一决定后，又商定好了具体的办法，当天就行动了起来。
上滋洋村的村长是李×路，农会主任王连吉，武会主任王绪贤，小名“小香子”。我们把有青壮年逃跑的家属集中在王运同家的东屋里，大概有三十多人的样子，告诉他们不说出家人的下落不让走。当时天已转冷，一群人挤在屋里，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很是不好受。我们住在西屋（中央工委驻上碑时，朱德曾住过这个屋子），故意高声喊道：“香子，打水，他们在屋里喊热！”本来想让香子提两桶水把地面浇湿就行了，谁承想香子是个实在人，提了一桶又一桶，屋子地下的水都汪了一层，我们冲他笑笑说：“香子真是个实在人！”
到了晚上，又开始装神弄鬼的吓唬他们。香子偷偷的躲在东屋外的灶台旁边，隔一段时间朝门上扔块石头，砸的“门帘吊”叮当乱响。又在一铁桶柄上绑一根草绳，轻轻一拉，“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我在西屋里故意高声说：“哎呀，你们听院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听说太子庄杀了十八个人，会不会都跑到了你们村里呀？”
我们这一闹，把屋里的人吓个不轻，到了半夜就受不了了，纷纷乱嚷起来，有的要回家的，有的要找村干部的。我一听赶紧答话说：“你们等着，我给你们找村干部去！”其实村干部就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我从屋里出来，故意带上门，“咣当”响了两下，说：“派人找去了，一会儿就来。”过了一会儿，村干部“来了”，人们纷纷主动的交代自家孩子的下落，有的说我儿子在家里地窖里藏着，有的说我儿子在村外什么什么地方躲着。
就这样，扩军问题顺利解决。第二天吃过早饭后，开始送兵！那天共送了四个兵，村里敲锣打鼓的欢送，后面家属哭灵似的送行。
我调到区里工作以后，正好赶上要解放太原，区里有援前任务，每区备二十五副担架，每副担架配四人，加上干部和后勤人员，共有一百二十人左右，由区大队长王子健（西关人）负责带队前去。
我负责送队，先把人送到张吾村，然后他们再步行前往太原。那天到了张吾之后，出事了。王子健的妻子是张吾人，恰好在住娘家，听说丈夫要上前线打仗，死活不让他走，怕去了回不来了，我们左劝右劝也劝不下来。
领导没了办法，最后决定换人。换谁呢？找来找去只有我最合适了。我也没多想，就答应了下来，说：“老王，你把粮票给我，我带队去吧。”就这样，又到太原呆了一个月。
到了太原，本来安排的我们是二梯队，二梯队的任务是把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转送到后方医院。可是去了之后，当地人“丑生”（注释：欺负外地人），把我们安排到了一梯队，直接上前线抬伤员，这样危险性就大大增加了。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服从命令。我是队长，一直在前线负责指挥安排抬伤员的工作。有时候离前线太近或者敌人火力猛烈的时候，只能趴在地上，两个人一起，把伤员拽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抬出去。
战斗打了一个月左右，没能攻下太原，于是我们随部队撤离，又返回了行唐。
四、荣军大闹区公所
1948年底，我被县武装部调到七区（故郡一带）任区武装部副大队长兼交通站站长。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转送伤员和物资，从各村抽调马车和驴车来充当交通工具。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从唐山搬到石家庄，途中经过故郡交通站，家具和药品堆得跟山似的，我们一点一点的分运到行唐城，由行唐城再转运张吾，从张吾再往石家庄的方向转。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交通这样发达，都是一站一站的转，费时费力。
阴历十月一至寒食节这一段时间，是伤员牺牲最多的时候，每天都从上面转下来好几口棺材，停放在院里。1949年清明节前后，有一天，从曲阳城转来了一口营长的棺材，有当兵的押送，晚上需派人看守，平日里看夜的老百姓害怕，不敢看。我说：“怕什么？我陪你们一起看守！”
于是我拿了条被单，铺在棺材上，躺在上面睡了起来，其他人见我如此，也就在周围睡下了。到了半夜突然从棺材里传出“呼噜噜”的一声巨响，吓得大伙四处逃散，我也被吓醒了，从棺材上爬下来。大家都以为诈尸了，后来才知道，是尸体腐烂发出的声音。
前方打了胜仗之后，缴获的枪支也要靠交通站来转移，有时候枪堆在院子里有两米多高。我们附近村庄的民兵全都换成了三八大盖。所有的枪栓都被我们拉开来查看，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在里面发现几颗子弹。
在交通站工作，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荣军（注释：残废军人）大闹区公所，县武装部下令打死他们，我违抗命令，救了他们的命。
那次是灵寿东关的荣军学校搬迁，走到曲阳县阳平区的时候，荣军和当地干部发生了口角，荣军本来就是打仗打残废的，平日里没人敢招惹他们，他们也仗着自己功劳大，大发脾气，把阳平区公所砸了个稀巴烂，砸烂之后，扬长而去，当天晚上就到了我们故郡交通站。
次日早饭的时候，区里派粮磨主任付老歪给他们配了六十五斤白面，每人一斤。他们故意找茬，让付老歪一斤一斤的称出来，再分给他们。付老歪知道荣军不好惹，只好照办。可是你想想，六十五斤白面，一斤一斤的称出来，称低了还不行，所以称到最后一斤，不够了。这可惹恼了他们，在那里大骂起来：“他妈的，给不够，让你老子吃个啥？让你老子吃个啥？”这批荣军多是山西人，说话带有山西口音。
付老歪挨了骂，不敢跟荣军发脾气，找到区里，撂挑子不干了，我赶紧劝他说：“老付，从咱们区里拿出一斤白面来给他们，这样他们总没话说了吧。”当时的区公安员马根栓在场，听了老付的话，心里已经有了气，又听了我出的主意后，马上表示不同意，说：“老赵，要给就从你的口粮里给，给了之后你就不要吃饭了！”我知道他是在生荣军的气，不是针对我，所以就没有言语。作为区公安员，看到这些荣军在院子里大喊大骂，他实在气不过，就站起来大声说了一句：“看看你们还有当兵的样子吗？简直跟土匪一样！”
荣军们听到这话，一下子都愣住了，顷刻止了声，院子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待他们反应过来后，面也不要了，一个个的都走掉了。我一看事态不对，说：“坏了，老马，你惹下麻烦了！”老马正在为自己骂走了他们而得意，说：“有什么麻烦的，他们也不过如此！”
果不其然，三分钟未到，他们又都回来了。当时区公所刚刚开饭，我一看这阵势，跟会计赵尚录说：“尚录，咱俩穿着军装，他们不跟咱俩闹，咱俩只管吃饭就是了。”尚录也怕被掺和进去，于是我俩每人盛了碗菜，拿了俩馒头，蹲在南墙根处吃起来。
荣军们到了之后，把门一堵，带头的那个荣军打仗伤了眼，用布蒙着，跟电影里演的强盗似的，进门就骂：“他妈的，敢说我们是土匪，你们区公所就是土皇帝！兄弟们，给我狠狠的揍这些兔崽子们！”说完就冲上去，抓住区委书记的脖领子，“咣咣”两巴掌，其他荣军也冲上来，逮住人就打。他们个个缺胳膊少腿的，打起架来一点都不示弱，还把锅给掀翻了，把区公所搅了个底朝天！
我和尚录蹲在墙根处吃饭，也不敢上去劝，劝的话也要挨打，再者我心里也有气，明知道荣军不好惹，还要招惹他们。本来一斤白面就解决的事，非要逞强闹成这样，真是自讨苦吃。
荣军们折腾够了，一个个拄着拐杖走了，区里马上打电话报告了县武装部，县武装部的人听了下令说：“这是傅作义的土匪队伍，如此猖狂，是嫌没消灭他们！”命令区里派几辆大车把他们拉到县城，前面区小队带路，后面区干部断尾，中间是荣军，进北门时，在房顶上安排好民兵，把他们统统消灭掉！
我听到这个命令后，心想，他们虽然砸了区公所，还打了人，但是把这六十五个荣军消灭在这里，若是上边知道了，我们谁的脑袋也保不住。我想了又想，决定违背县武装部的命令。
区里找来几辆大车，把这些荣军们拉走了，我和区干部跟着。当走到解家庄一带时，我跳下车命令道：“往西，走马凹进西关，不能走北门！”有的干部说：“走北门是县里的命令。”我马上说：“县里的命令我违背，出了事我负责！”
大家见我态度非常坚决，就往西拐了弯，过马凹，进西关。一进西关村，我立刻跳下车，急跑到县武装部，找到秘书韩平举，老韩见我急匆匆跑来，问我说：“事情处理完了？”我说：“处理什么呀！老韩，你不了解情况就乱下命令，脑袋还想不想要了？”我一句话问懵了他，他说：“我早就听说这些荣军不像话，之前已经在阳平区公所大闹了一场，现在又砸了咱们的区公所，消灭掉他们也是应该。”我说：“人家打仗没打死，反倒让我们消灭了，咱们的脑袋都别要了！”正和老韩说着，荣军的排长、班长几个人看出了事情不对头，也找到了武装部，和他们吵起来，事情还是无法解决。后来荣军们告到了分区司令部，分区司令部把县武装部的领导叫去批评了一通，命令他们写检查，还让我作了证明，事情才算过去。
回来后，我对他们部长说：“若是我服从了你们的命令，果真开了枪，那可不光是写检查这样简单的事情了，恐怕你们的脑袋要不成，我的脑袋也要不成了！”部长连连点头，说：“是，是，得亏你拦下了，没有开枪，若不然，真出大事了！”
五、国庆游行
1949年夏末秋初，余底区（之前的七区）武装部部长李英（小名亮子）因工作不踏实被撤下，县里准备让我去干，我在县武装部一股待命了一段时间后，就去赴任了。余底区的民兵连配置和正规军差不多，钢炮、机枪齐全，每人一杆枪。因为当时正定还没有解放，预备打仗之用。
我到任后，经常带领大家到边河沿一带拉练。一次，战士们想打几下钢炮，试试怎么样，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见大家都很积极，就同意了。于是大家在河西岸冲着东岸的一座山打了两炮，炮在半山腰炸开，突然从炮炸开的地方跑出来两个人，我心里一惊，说：“坏了，别伤了人，快过去看看！”
河东西两岸相距八里地，我们跑过去查看情况，原来炮弹落在了他俩附近的一个土坑里，人没有受伤。我大舒一口气，对战士们说：“我的老天，可不能再打了！打伤了人，咱们可就要倒大霉了。”
时间到了八九月份，陆续传出要成立新政府的消息，后来县里在九月下旬开会，正式通知十月一日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当天晚上在县城内举行国庆游行。我们老解放区的人听了尤其高兴，天天在一起议论此事，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政府了，不再是边区了。
游行开始前，我们在现在的教育局附近埋下了九颗大地雷，“轰轰”的拉响，代替了放炮。拉响雷后，游行便正式开始。全县所有的机关干部、学生、工人都集中在县旧衙门前。武装部负责维持秩序，我们发了新军装，每人一杆三八大枪，装上刺刀，跟仪仗队似的。我们共三十多人，分成两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刚开始的时候走正步，后来人多拥挤，正步就走不成了。我们后面是县委县政府的机关干部，再后面是学生、工人和群众。游行队伍从县旧衙门出发，沿顺城街往西走，出西门到西关，出西关往北拐，又往东，进北门，往南走到十字街，往东拐，在一个小胡同里转了个圈，又返回到十字街，往南走，回到县旧衙门前。
县委书记常玉衡讲话，前面放一张桌子，周围满是人，我们扛枪站在他的后面，感觉威风凛凛！
书记讲完话后，游行正式结束。但是人们依然处于兴奋激动的状态中，迟迟没有散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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