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秀云
卷四 我的教师生涯（十一）
十.学无止境
1.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人口教育代表团
一九八六年职称评定以后，学校中的学术、学习气氛一下子就浓烈了起来。此时此刻，似乎大家都想明白了，没有真本事、没有真才实学，像以前一样地光耍嘴皮子、不干正经事儿的天桥把式，混日子就不那么好混了。对学习的事儿，大家都很重视。
本来市级的重点中学每年都有派人到国外进修的机会，要么去美国，要么到澳大利亚一些英语语言国家进修一年，自然对英语语言的提高会有很大的帮助。遗憾的是十五中的一位年轻的男老师王海生，出去后借机滞留美国不回来了。据说此人海军军人世家出身（想必也是“海生”之来由），其父是驻北京市府大楼的军代表。首批出国的人，自然应该是“根儿红苗正”值得信任“忠诚可靠”的人，只是不想此人在美国认了一位“干Dady”，就不认祖宗了。文化革命中这种行为叫“叛逃”。北京市教育局为了以示警戒，罚十五中三到五年没有派人出国的名额。所以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学校仍然没有争取到出国培训的机会。在北京市，不言而喻，英语教学变化万千，日新月异的形势下，十五中英语教师的滞后影响英语教学滞后了。应该说这位男老师给学校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实际上，我学英语的过程是“闭门造车”，我所有的老师都是中国人，历史的背景就是如此，没有改革开放时，北京大街上根本见不到外国人，看见一个老外还会有围观的现象，尾随着像看“海了奔”一样看着外国人。我上学时没见过蓝眼睛高鼻子的native speaker，顶好也就是“听”到他们的录音磁带，记得就是的录音机也不是每个教师都有，晚自习时只能在教室的小喇叭里，全年级一起听广播。显然我的基础训练不足，“听力”不强，语速也慢了若许，会话反应能力也不行。我的英语能力只是课堂语言，停留在自说自话“尚可”的水平上。虽然不止我一个人，大家的水平都在伯仲之间，一般情况皆如此，然而想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让自己不落后于改革开放，英语日趋重要、实用的形势，要站住脚跟，立于不败之地，怎么办？只能不断地更新知识，就得不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
一九八七年暑假前夕，刘秀文校长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可以牺牲暑假去培训班进修。虽然不是出国，而且家中也有很多困难。有学习的机会也是难得的。我当然乐之不得，欣然从命。
这个培训班是美国的一个援华机构支持，与中国国家教育部合作培养英语师资的。由这个机构出人，全英语教学，使用最新出版的美国教材，主要在于中英文语言比较，教材、教法研究。由北京市教育局主办。学员多是各重点中学的骨干教师。这是开办以来的第二期，共有三十六名学员，分三个小班。集训地点设在北京师院外语系。
这个机会我必须抓住，把老爸和孩子交给了文元，毅然报到了。时年四十三岁的我，几乎是这批学员中最年长的一个，平均比别人年长十岁。别人都是三十上下岁的小青年。就“学语言”的人来说，我的确是一个“高龄”学员了，有道是：“少壮能几时？鬓毛早已苍。”记得第一节课大家自我介绍时，我说：“It’s nobody but me , the only one old lady with grey hairs and a wrinkly face among you.,young persons ”（那便是我，在你们年轻人中间唯一一个头发花白、满脸沧桑的老太太。）此时，人们才发现，这里“果然”有一个高龄学员。为了学得踏实、专注，一入学我就申请住宿了。我要像一个真正的小学生一样，每天早读，记笔记，写作业。每天是寝室、食堂、教室地循环，“老了”是事实，记忆力退化，精力不济。我下定决心，挤出更多时间，事事做到“笨鸟先出林”。学员中大半是运动后毕业的大学生，他们都是洋教习（native speaker ）教出来的新弟子。知己知彼，我没法和他们同日而语，不论年龄，他们的能力就是比我强，听力好，反应快，基础训练扎实。而我从1968年上班到1983年到十五中，这期间有十四、五年的时间，对英语而言本应该是接受能力最强，最敏锐的大好时光全部跎蹉而过，三十而立没有立成，年过四十了，此时不努力，更待何时？不进步，岂不是要丢人现眼了吗？
给我们这个小班十二个人上课的，也可以说是“班主任”是一个美国人Wanda Kunzi ，中文的名字叫孔婉达（Wanda的谐音），她曾经很自豪地告诉我，她姓“孔”（Kunzi的谐音）是和孔老夫子同姓。Kunzi后来和我一直交往不断，成了很好的朋友。她是一个很独立的单身女人，密执安州人，比我年轻一岁。她认为我是一个很执着、认真的人，到过我家，一心一意地要交我这么一个中国朋友。她主要教授教法。她对大家要求很严格，批改作业十分认真，是一个敬业、真诚的学者型的人物，虔诚的基督徒。她是这个三人组外教的负责人。后来几年一直在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还有担任其他课程的比如听力，社会交往，日常用语等内容的老师，一个是美国人Arnod 另一个是加拿大人Panner，我们的主要教材是北京大学使用的“Hand in Hand”总共有十册。每天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有三十六人的大课，也有每十二人一班的小课。大课由Kunzi或者Arnod上。学习秩序井然，每个人都十分认真、努力。每周有一个晚上或下午，按不同的命题，到校外实地练习口语，比如逛公园，上夜市，进饭店宾馆，超市购物，回家做饭、到远郊的森林公园……也是挺丰富多彩的。
当年什么教室里也不会有冷气，一个暑假，酷暑难当又闷又热。我，又坐在师范学院红旗楼二楼的教室里了，教室，还是那间范继增教授曾经给我在英三二班上“精读”的教室，星转斗移，物是人非，好似返老还童了一般，我挺享受这个过程。三十六个学员中只有我一个人长期住校，因为我要达到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回家就不得不为家事所扰，连星期天也很少回去。不论吃喝怎样不顺心，一日三餐也吃在食堂。在体斋二楼的一间寝室里，几乎每天都挑灯夜战，直到宿舍楼拉闸熄灯……尽管如此，我在培训班中不可能样样名列前茅，因为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然而，我参与了，我努力了，我对自己有了一个交代。就所有人而言，只能说有所长，也有所短。面对各种考试，我仍然努力保持在优良之列，除了教材、教法、教案书写优异以外，我的听力只能保持在中等偏上的水平。
直到秋季开学的前三天，为时将近两个月的培训班才结业。在结业典礼上北京市教育局长杨育民亲自为我们颁发结业证书，并且承诺这次培训班结业成绩，记入档案占一半硕士的学分。一大把年纪了，学分不学分的我并不在乎，通过这次学习，的确开阔了视野，长了见识，接触了最新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同时也结识了北京市各学校英语界的精英，开拓了人脉。现在人说的“充电”的目的达到了。我很高兴有这么一次机会！这次进修，是王海生之后第一次的派出进修，应该说是学校比较重视的机会，让我参加，为此我很知足，也很领情。因为正是我感到不足，十分需要的时候，久旱逢甘霖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生活就是一次次的挑战，首先是要战胜自我，敢于接受挑战。整整一个暑假没有白过，辛劳的付出也很“值得”。自己与自己比较，在英语业务能力上我有了长足的进步。
开学以后的第一件事，学校要“考验”我的“实力”了。
十五中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中国设立的“人口教育”试验基地。实际主要体现在生物及人体解剖的教材上增加人口教育、计划生育的内容。也许就是在八十年代，中国最早的“性教育”的雏形内容。生物学科的教材有相应的改革或者是变化。生物老师曾经到东南亚，人口密集的国家进行交流。于是，同样属于这个机构的人口教育代表团到中国来实地考察中国的人口状况。我理解，他们认为“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不可理解的，也是行不通的。
代表团由教育部接待，十五中是首当其冲的受访单位。团中有一位81岁的老太太，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大学生物系的终身教授，还是该团的团长。因此教育部要求十五中出一名年长的女教师从始至终陪同这位老太太，学校选择了我。
说心里话，一辈子了，唯独这一回我真的有点怵阵。提前一个星期，我找来了有关人口、生育方面的材料，加强记忆一些专业词汇，又找来了颐和园、故宫、天坛、长城的资料，记下了一些小掌故，历史方面的年代、朝代、皇帝等等一系列。七八天的时间，除了上课，我分秒必争地努力着。
在首都机场，教育部的两个负责接待的小伙子和我接到了一行九人的代表团。教育部居然没派翻译，声称就指望“您”一个人了全包了。来者都是印度尼西亚的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只有团长一个女性。我的“欢迎词”自然很“完美”，看表情就知道效果不错。只是众位团员的英语起初让我听着十分发蒙，而且我发现，他们当中至少有三、两个人不会说英语，只知道点头“Yes”，摇头“No”。有自信、能完整表达的只有一两个人，并且说话时，母语的颤音时时加入其中。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在师范学院时，那些印尼华侨同学们。别说，当年拿来取笑他们的笑料，此时却帮了我大忙，增加了我的自信。
把他们送往宾馆的一路上，只不过是嘘寒问暖地“套瓷儿”。重头戏是第二天一早到十五中的座谈会。学校找了我所在教学班的二十多个学生参加座谈会，要求学生用英语回答外宾提出的问题。
代表团到十五中会议室后，校长致欢迎词并简介十五中概况。我现场翻译，这当然没有什么，一个暑假学习之后，还是游刃有余的，何况校长也不会难为我。问题是在外宾向学生提问这个环节。我的学生听不明白这些人时时带着“嘟噜、嘟噜”颤音的印尼式英语，只好再用“我的”英语说给学生听。另外，老太太团长还挺“噶洋”，竟提一些“别致各色”的问题，比如，她问一个女孩儿：“你十六岁了，不想异性吗？你真不想有一个男孩子在你旁边陪伴你？”“你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诸如此类，中国高二的女学生没人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只好给他们解释，不同于热带，十六岁的女性可能是“成熟”的，在中国，没有一个刚刚十六岁的女孩就准备嫁人的，农村也不会有，更何况城市？学生不屑的表情，让外国人很诧异。我还得再进一步解释，根据中国法律，法定结婚年龄在二十四、五岁以后。也就是说，眼前的孩子一般要在十年以后才谈婚论嫁。城市中的孩子一般在大学毕业以后才“成家”，男孩尤其如此。按中国传统习俗，女孩子不情愿在公开场合讨论“生孩子”等等一系列私人问题，中国女性是独立的，不依附于男人，真正的男女平等，有独立的人格……总之，这样的座谈会在十五中不但是“绝无仅有”的，也可以说是“别开生面”的。
接下来，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贵宾厅宴请代表团。部长当然带着自己的翻译。因为夫人照例不出席，女宾仍由我陪同。印尼人多是伊斯兰教徒，所以吃全鸭席。这也许是我参与的最高规格的宴会了，餐厅装潢得十分豪华，餐具非常考究，服务员训练有素，周到殷勤。在这样的场合，我当然很注重中国人的就餐礼仪，不能让自己有失尺度。部长与代表团交流由部长的翻译负责，没我什么事儿。不想这位团长老太太“概不论”,不仅很贪吃，更不懂中国人“食不言，寝不语”的规矩，不知道是否真正见识过，吃过中国大餐。不停地向我问东问西，诸如“鸭舌做的汤！很鲜美，你会做这道汤吗？”“在中国鸭血也能调制出如此美味的冷盆？”二十几道菜，烤鸭还没上来，她老人家大快朵颐，我在旁边听她不顾一切地，不停地打着饱嗝儿，真不局气！没准儿已经吃得顶上嗓子眼儿了。这时服务员才端上了嫩葱、黄瓜条、薄饼和甜面酱，大厨推出一辆摆上烤好了鸭子的车当场表演“片鸭”的功夫，我告诉她主菜烤鸭就要上桌了，看表情就知道，她以为应该用餐完毕了，一脸错愕吃惊的样子。我用公用筷子为她卷了一小卷递了过去，悄悄告诉她烤鸭的皮是精华，脆而不腻，沾上甜面酱很好吃。她一边嚼着，一边点头，一边不闲着，又自己动手再卷一卷！饭后，她连连地打着饱嗝，跟我说吃得太饱了，只是烤鸭还没吃够，上得太晚了。中国饭就是好吃，让人忍不住地多吃。见到如此的外宾，老人家如此的吃法，也真是一件很好玩儿的事……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后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外国人的体验，让我开眼界了。得出的一个想法是，中国不愧于“礼仪之邦”的称号，没有必要妄自菲薄。
接下来几天实际就是“纯玩儿”，上长城，逛故宫，到天坛，游览颐和园……往往一早教育部的车就来接我了，天黑了，玩儿累了才能“下班”，总归是非正式场合，只要不让人走丢了，玩儿高兴了，再安全送回宾馆就行了。这些外宾都号称“某某家”，我看也只是在名片上印的，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化”。大言不惭，我对印尼的了解，大大超过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我的基本历史知识，足以应对他们对长城、故宫的提问。尤其是我代表学校买了一点儿北京果脯送给他们，不是表面敷衍，而是“由衷”地喜欢。他们问我在十五中做什么工作，我说是普通教员，他们竟然不相信，没准儿，他们认为一个普通教员不可能接待联合国科教文的代表团。问我上什么课，我说教英文，还是不信。问为什么也懂得很多历史方面知识和其他问题，郑和航海的故事，三宝太监和印度尼西亚的往来，孟姜女的传说，秦始皇和长城，慈禧和颐和园，他们统统都当成历史，听我给他们讲“故事”……也许在印尼，教师的素质和社会地位就理应如此吧！
最后，我们把代表团送到首都机场时，他们都一一拿出名片，让我们和他们通信，保持联系。好像非常熟稔的老友一样依依惜别。
2.全校外语演讲朗读比赛大会
每当开学之初，势必要制定教研组的工作计划，接待外宾只是个人行为。就在这个学期的教研组活动中，组会决定这个学期召开一次包括俄语在内的，外语演讲朗读比赛。以高而为主力，因为高三要高考，自愿参加，高一刚进校不可能成为主力，同样初中也以初二为主力。也许是出去进修“影响”的余波，也许是有人故意想“抻练”老宋一把，似乎认为光是让我牺牲暑假的休息还不够，也许认为是我“捡”了一个大“便宜”。要全校各个年级以班级为单位层层选拔，高二牵头在新年前召开全校大会。高二牵头的意思就是要我负责，谁让我是高二的备课组长呐！。开展外语活动，丰富校园生活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这样的活动，文化大革命以后，十五中是第一次举行如此规模的比赛，教研组长不出面，总归有些突兀，不合常规。
不管是好意还是歹意，摊到我头上了，我有足够的自信，在这方面我毫不怵阵。我很清醒，我不是教研组长，只要我把“事儿”给办了，我不丢份儿，应该出面而不做事情的，捡不了“便宜”也买不了“乖”。“想”清楚了，我是不会回避矛盾的，推三阻四不是我的风格，事到临头只有迎头赶上。不比像在古城中学这样的小学校，十五中是有初中、高中六个年级的完全中学，规模比古中大不止一倍，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切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分班级，年级，认真地选拔，培训大会中、英、俄语的大会主持人，组织评审团，大会秘书处，编撰、印刷大会流程，筹备奖品，协调教务处的各项工作、申请资金，外加本来就应该做的，高二年级各个班级的审查、选拔工作……等等一系列。前后忙忙碌碌地过了两个月才把一切搞定。
在师大附中上学时，许许多多的校园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回忆。我鼓励学生说：中学的校园生活是人一生最值得记忆的美好时光。在你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留下你一抹隽永难忘的记忆是十分宝贵的。实际，也正是为此我才不惜力，努力想办好这次活动。高二我上课的三个教学班的学生们充分发动了起来。他们把莫泊桑的《项链》改编成剧本，认真地一遍遍排练。把课文改写成讲演稿一板一眼，纠正发音，声情并茂。讨论世界人口问题、污染问题……十分积极、活泼，引发了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和积极性。中、英、俄语三位主持人全部出自高二，经过训练，有模有样，很是那么一回事儿……
比赛现场，十位老师也有学生参加的评审团，一字拉开当场给分，分别在英语语音、语调、语流、语速方面，内容、服装、综合素质给出意见。由秘书处现场总结成绩，按积分评出一、二、三等奖、组织奖等奖项。最后请校长开奖、授奖，大会胜利结束。
仔细想想，一贯的我，绝对是安守本分不越雷池一步的。我不是越俎代庖的人，更不是“咬尖儿”、争风头的人，当然也不是“自作多情”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我不是教研组长，似乎“操持”这一切有点儿不合乎常规，为什么要这么做？天理良心，我来十五中以后是顺利的，也是舒畅的。我不争名逐利，不论出于什么目的，别人摆下了这么一个局，划出了这么一条道儿，我不是怂人，不想扬名立万儿但也绝不窝囊。活在世上，就是一个“奋斗”的过程。刘欢在《水浒》中的好汉歌中有一句这样的词儿：“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在英语老师中，我的届次最高，教龄最长。这回即便是“抻练”，同时也可以是一次机遇，可以“人为”地把它转化成好事儿。派到我头上，我自然不会让自己“现眼”。要活得“自在”，就必须巩固、保持自身的“江湖地位”，赢得大家的“口服心服”的尊重，成为不可藐视的一个“存在”。这也是一种“物竞天演”。因此我应该不惜力、应该不怕麻烦。为的当然是“适者生存”。到十五中六年了，无论别人的印象如何，怎么评论，自己对自己负责任，我把它当成一次“亮相”，在全校各年级，各班主任面前的一次“展示”。
3.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的“高级教师研修班”
一九八九年发生了许多事情。不仅老父驾鹤西行，刘秀文校长退休换上了吴秉寅校长。“六。四”天安门事件、十五中开始重建校舍……
九十年代，学校里的学习气氛还是很浓烈的。吴校长请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知名学者当十五中的客座教授。每个月定期来学校指导各个教研组进行教研活动。宣武区各个学校在高考这个领域里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似乎在学校里，“分儿”就是硬道理，学生的成绩、高考上线率、录取率，著名大学的录取率，都是十分“较劲”的方方面面。所以每个老师都在抓住学生，全心全意地去争取这个“率”那个“率”。在班级里排名次、在年级里排名次。区里给各个学校排名次……
由于要适应这样的外界环境，教师自身的再学习，教研活动，有了我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力度与广度。新校长的新规矩，每个学期每个人都要交出学科论文，教学总结，试卷分析，教务处不定期抽查教案、教学笔记，还规范了教案的书写规格，大会评、小会讲。同时定期由教务处组织学生评教评学，给老师打分、提意见。气氛顿时满紧张、满严肃的。
一次下课刚从教室里走出来，我的本子就被人收走了。接下来就是“教案”讲评，召开全校大会，由主管校长齐力书逐科依次讲评。还好我的教案一贯书写很规范，干净整齐，他说担心讲评的不专业，学校请了有关专业的各科区教研员把关，仔细地看过教案，令人高兴的是，这次我的教案受到了再三的表扬，事后还让大家传阅。也许对我而言，是一个意外之喜。
九十年代，让人记忆深刻的事情是教学研究的学术空气大大加强了。每个星期都有教研活动，公开课、研究课、年级组集体备课。在校的一次，出去在市里进修学院的两次。都要严格考勤，不准请假。英语组的客座教授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系主任刘意清教授，刘教授比我年轻一两岁，是一个不端架子、很和蔼的学者，一个月来十五中两次，每次根据大家提出的题目给英语老师讲座，诸如中英语言的差异、加拿大法语区和英语区，国外见闻等等。余下来时间参加大家的教研活动。我想通过这样的活动，还是大大提高了我们组教研活动的档次和质量，增加了活动的学术气氛。
这段时间，市进修学院组织了高级教师再教育的课程。是“硬性”的，必须参加的进修任务。半脱产性质，每星期两天。也就是学校在这时间里不准排课，从早上到下午一整天，就到进修学院上课，要考核、要记分、记入教师教学档案。教学地点设在在朝阳区《工人日报》社附近曲里拐弯的小区里的进修学院的一座小楼里。每个礼拜二、礼拜五上午八点开始，中间休息一个半小时，下午两个小时，大约四点钟“放学”。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很艰巨”的任务，上学去就得一大早起程，由地铁转公交，还得步行近二十分中。在十五中学校的课程不能减轻负担，照样上课，愣是“挤”出两个整天出去学习，再加上一个半天在学校教研活动，较之以前，所有的课都集中起来了，虽然不坐班，最多有时一天要上四、五节课。好在是老爹去世了，家里没有了太多的牵挂，否则里里外外怎么能玩儿得转？进修的课程一般由外教担任。到这时候，外教在北京已经很普遍了。也有中国人担任“辅导员”，上小班的练习课。有了在师院进修的经历，这样的课程，我并不困难是可以轻松过关的。这段学习为时一个学期，据说要达到上一百五十个以上的学时。
在这个“高级教师研修班”里，我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几乎所有北京市名校的英语老师。北京四中、八中、一零一中学、东直门中学、汇文中学、二中几乎全市重点中学的小有名气的老师，以及各个区县知名的英语教研员都在这个班里。有的还成了好朋友。比如八中的宛金来老师，我们之后有过很多来往，还一起写了教材参考书、一起到外面上课。开拓了我十五中以外的英语世界和人脉。彼时彼刻，全市英语的特级教师只有四人，几乎都是解放以前毕业的老先生，要么就是海外归侨。这些人当时有的已经退休，年轻的也近六十岁了。除了“特级教师”，这届研修班的学员也就是北京市最年长、最有“资格”的英语界精英了。能结识这样一拨人的确是我的荣幸。其中不乏颇有建树、颇有名望的人物。几乎所有人都是运动前的大学生，有的是北师大的，解放军外语学院的，华南师大的，北京师院有何国贵（当时是海淀教师进修学校的教研员）、栾谦（当时是石景山进修学校的教研员）和我。人人都很谦虚，大家好像也视彼此的相识为一件幸事。直言不讳，在我看来，上课到可有可无了，业余时间大家的接触，聊聊天儿，吃吃饭，交换一些材料反而更为要紧了。
这个“研修班”的结业论文要求用全英文书写，我十分认真地找了不少参考，收集了有关数据，撰写了一万多字的（记得有近三十页稿纸）长篇论文，审慎地请我们的客座教授刘意清先生为我逐字逐句批改，有了刘教授“保驾护航”我一点儿后顾之忧也没有。誊清、书写得工工整整地交了上去。为此负责老师找我专门个别谈了一次，认为我很重视、不敷衍，我的论文是这批学员中质量最好的一篇论文。在结业大会上提及并褒奖此事。同时在这一年，这篇文章也是在十五中上交的学年论文，不仅在学校，而且在区里，我的论文全英文书写，被誉为开辟了用英文写论文的“先河”，以前在宣武区，包括师大附中，还没有人用英语写过论文。还是那句话，我参与了，我努力了，自己对自己有了一个交代，让我去进修，我没有荒废这次机会，没有荒废这段时间。
这次研修班是以“外出考察”的形式结业。当初，由于生活水平所限，人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外出旅游。外出考察说白话，人们体会就是“公费旅游”。这次考察的目的地是广州、深圳、珠海。我们一路乘火车抵达广州，住在《华南师范大学》招待所。重点听华南师大附中的课。华南师大是我大串联没有到过的地方，是一座非常美的学校，附中在运动后新建的校舍。校园非常别致，到处是鲜花、碧草、参天的高大热带乔木。只是人太多了，我听课的高三文科班，由于师资匮乏，一个班竟有七十六人之多。这个数目顶得上北京两个文科班的数目。教室里拥挤不堪，虽已是晚秋，热烘烘一个挨着一个，学生的桌子上堆满了讲义、书本儿，连桌子下面也堆满了参考书。学生告诉我，他们每天的晚自习到十点钟。能在附中上课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课后我们还和老师们座谈，对我们这拨北京来的“高级教师考察团”，校方还很重视，再三地征求我们对学校的意见……
在深圳，我们参观的学校比较多，去过华侨城子弟学校，深圳育才学校，深圳中学。广州、深圳咫尺之间，学校就能相差万里。华侨子弟学校一个班只有十九的学生，最少的班级只有十四个学生。校园设施非常现代化，教室阔绰敞亮，里面的座位稀稀拉拉。教师的待遇也大大不同，高级教师在深圳的平均工资三千五百元，在广州一千多元近两千元，北京五百五十元。凭良心说话，上课的质量水平却成反比。到外地参观让我深刻地体会了北京的优越，增强了自信。也许这就是中国南方、北方的差异。
很有趣的一件事，我们参观了育才学校校园，之所以叫“育才”，是北京育才的一些退休教师在深圳组建的一所学校，校长、主任都是北京育才的原班人马。给人的印象，学校很富足，设施很先进，校舍很漂亮。图书馆设备很棒，藏书并不丰富。大家浏览书架上的书时，我发现了我写的一套从高一到高三的教学参考，小声地告诉别人，只不过是感到惊奇，在其他老师议论时，不想被陪同的校方听到了，赶紧把书从架上拿下，让我签名留念。我告诉他，我们这个团队里，几乎每个人都有著作，我是微不足道的，再三推托婉拒，盛情难却最终还是给写下了留言。我心里觉得很可笑，虽然从来不妄自菲薄，也不至于给人招摇地去“题字留念”呵！大有“妄自尊大”的嫌疑。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在外地看来，北京市一个很特殊的地方，“首都”一切也都是不一样的。
九十年代，还有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结识了一位朋友，北京联合大学英语系主任司树森先生，他是一九六五届北师大英语系的学长，为人豪爽、热情，我们交往比较密切。一起合作写过几本书、字典。通过司先生参加了有关引进幼儿英语教材的讨论。当时，香港、新加坡等华语地区的幼儿英语教材涌入国内，大有人们无所适从的地步。社会上有一种论点认为中国的教材教的是“哑巴英语”，于是大家想找出最适合中国儿童的幼儿教材。为此我在“长椿街幼儿园”连续三、四年，从小班到中班、大班连续用各种教材试验，得出切身体会，提出意见……《北京周报》《中国建设》《新闻电影制片厂》等外文杂志机构，曾经到长椿街园的教学现场录像、拍片，作为对外宣传的材料。我领着孩子们有说、有唱、有表演、有情景对话，寓教于乐。连歌带舞甚是丰富多彩、有声有色，家长十分欢迎，赢得了上好的声誉。
在这次活动中，我还结识了英语界泰斗级的人物陈羽伦，很荣幸在陈老先生家与他促膝长谈，陈老虽然是世界知名学者，通晓多种言语，讲学周游过世界，人却十分地谦和，平易近人。因为文化大革命陈老先生被打折了腿，人还非常乐观，执着追求，那天居然架着双拐，十分客气地把我们送出门外，给我留下了为人长者严于律己的深刻印象。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里，我还结识了另一位英语界的名人，许孟雄老先生，许老的著述很多，译作颇丰，在人民大学绝对是学校招牌式的人物……
这些英语界的前辈，都是虚怀若谷，精益求精，孜孜以求的人物。他们都有大学问、大智慧。然而他们虽然已经早具盛名，也都是朴素的，不端任何架子的“普通人”。和这样的人物交往，真是感触良多，这样的人物给我等晚生后辈树立了真正为人、做学问的榜样。
另外一件应该提及的事情，我初中的同学孙玉珍在东直门中医医院工作，我们颇有一段往来。孙玉珍的丈夫卫景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兼所长，正教授衔。卫先生和我合作过几次，其中我们一起写了一本书，还算正规。大部头的《教师百科全书》，在这部书里我还担任编委，卫先生是一位正人君子，为人豪爽、乐于助人，颇有大家风度。我写过不少英语教学参考、教材分析、试题集锦、阅读理解、完型填空等方面的书，这是我写的唯一不是英语专业的书。
日积月累，我不断地参加英语界的活动，让自己成长起来。
总结下来，从长椿街幼儿园到北京联合大学的课程，渐渐地我都上过了，成人高考、自学考试更不在话下，前前后后，不间断大概上了有二十一年课。在业余外语学校里，也上过了各种各样的教材，许国璋英语，陈琳英语、基础英语、初级英语、“跟我学”、“900句”“新概念”、连台湾的“扶忠汉”英语也教过。不但在宣武区，在崇文区、朝阳区、丰台区都上过课、做过考前指导。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言而喻，不仅仅是见了世面、开阔了视野，我的英语水平也“熟能生巧”，在逐步提高“与时俱进”。
我十分满足，有如此多的人找我、用我，与我交往，信任我。我一直在从事着我喜欢的工作。我体会最突出的一点，只要在教书这个行当里，比其他工作更突出的是：教师得不断地学习，不断接触新教材、不断地更新知识，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认识到这一点，大言不惭，我一直在努力着，“与时俱进”。
我于一九九九年满五十五岁，届时退休。之后大约十年时间，到二00八年，一直在十五中培训部继续工作，为高考落榜的学生上复读班的课。直到大哥病重，完全彻底地回家照顾大哥。共计在十五中工作了二十五年（1983——2008年）。其中在高三毕业班连续工作十二年（只有刚来时的两三年，没有兼高三的课），在培训部为高考补习班上课近十年。在我退休的一年后（2000年），学校找我回来述职，让我作为“特级教师”的参评对象，同时参评的有地理、数学、语文、英语等五个老师。当然，最后我没有被评上特级教师，那一次似乎只评上了语文、地理老师的特级。我没有什么突出的业绩，更没有什么强劲的背景后台，我自己就认为我的学识，我的能力，配不上特级教师的称号。并不是“吃不上葡萄的狐狸说葡萄是酸的”，学校只让我作分母，我就感到很荣幸了。已经是退休的人了，人走了“茶”没凉，就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全北京市几千名英语教师中，我有自知之明，在中学口，特级教师不论老、少，新、旧顶多不过二十名上下，我没资格作这千分之二、三。回想起在师院的日子，回想一下古城中学中的经历，我今天能有一个如此的结果，该满足了！以参评“特级教师”作为我退休，结束教师生涯的句号，不也是一个完满的结局吗？应该是从前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美好的结局了吧！
写在后面的话
有了“写在前面的话”，意犹未尽，不论是否属于狗尾续貂，在写上几句“写在后面的话”。
这次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回顾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不仅如此，还涵盖了我对父亲的怀念；对母亲的回忆；对大姐的崇敬；对大哥的同情。俱往矣！他们都是我至亲至爱之人，一个个地仙逝而去，留下的只能是我不尽的追思与怀念！
洋洋洒洒我居然写下了三十多万字！不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辞令，至少，我自说自话，给自己解脱了寂寞与孤独，仔细地省察自身。我配不上让人评说的份儿，对自己也要有这么一个说法，聊以自慰。这个目的达到了。因为我走出了阴霾，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和豁然开朗。同时，也丢下了太多的羁绊，还下定了决心要为自己活一把！
为什么？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我追求什么？于社会、于家庭、于学生做到尽心竭力，仁至义尽。夜深人静只有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由衷地感到坦坦荡荡，反省自己没有愧疚，往往是人事已尽，但凭天命。因为我往往不仅是参与过，而且我同样努力过、奋斗过、争取过，所以是心安理得地平静。这难道不是一种难得的坦荡和内心的平静吗？也是一种难得的满足。
一个人限于各方面的条件、机遇，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还要看出身背景。古稀之年，真想讨论一下生命的价值。什么是对社会的“贡献”？我以我先天的条件和后天的努力，能一辈子不做损人利己的“缺德事”，落井下石的“亏心事”，墙倒众人推“起哄架样子”没有原则、没有立场的事儿，坚持与人为善，坦坦荡荡，对得起良心即是贡献了。作为一名教师，恪守为师之道，尽心了，努力了。面对学生，面对每一节课，我不敷衍真诚对待，认真上课，不遗余力奋斗四十余年赤心不改初衷，坚守在教室里三尺讲台的岗位上，自认为也是对社会的“贡献”了。这便是我生存于这个社会中的“价值”。
我父兄一代的中国人，在历史的大框架中，他们生活得实在是跌宕起伏，历尽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沧桑。我就是从自己家里知道了什么是“封建”，什么叫“历史的变迁”，明白了在“改朝换代”期的阵痛中，作为黎民百姓的普通人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要承受什么样的苦痛！
王蒙在《庄子的快活》中有这么一段话：“花开一春，人活一世，有许多东西你可能说不太清楚为什么与到底怎么了。人不是因为弄清了一切奥秘与原委才生活的。人因为询问着、体察者、感受着与且信且疑着才享受了生活的滋味的。不知、不尽知、有所期待、有所失望，所以一切才这样迷人。”
想到今天，想到我自己，我感到莫大的欣慰！我十分地感恩，十分地满足！
儿子年近四十，可以说事业有成，小有建树。对我十分懂事明理、孝顺。不能不说是一个正人君子。媳妇与当下社会情况为比较，工作干炼，有谋有略，不冒傻气。在家恭顺、彬彬守礼。全家和睦、诸事顺遂。小孙孙尤其可爱，小小年纪就很善解人意，甚是乖巧。我自己有足够的养老金颐养天年。夫复何求？因此我不仅感恩载德，而且心满意足了。
我以我自始至终的坦诚、勤奋与敬业望图搏得人们的认可、信任与尊重，我想我做到了。因此我收获了内心的平静。
自我走入社会以来，做到了时刻约束自身，不参与任何“轰轰烈烈”，更不会在浮躁、夸张的世事中去追名逐利、损人利己。努力地要求自己与人为善、克己奉公。平淡的生活是我的理想。
我出身于忠厚世家，秉承先辈的榜样，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相夫教子恪尽职责是我的人生定位，身体力行地作一个平平凡凡的一个人。
说有遗憾，只是文元先我而去了。这是大自然的法则，非人为可以左右的事情。权且理解成他在天国去享受另一番乐趣吧！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我很喜欢有人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坦然面对身边的一切，乐观对待人生直至死亡。地震、海啸、战争，这一切让地球伤痕累累，但乐观，一定是让人类生存下去的法宝。来过、活过、爱过，就已经足够了。”
是为结束语。2011年12月7日于北京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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