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秀云
卷四 我的教师生涯（八）
五. 一九七六年是很特殊的一年
1.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事件 在中国历史上，一九七六年应该是很特殊的一年。
就全体中国人民而言，一九六零年的自然灾害给人们留下的忍饥挨饿的深刻记忆。；一九六六年是翻天地复、血雨腥风、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一九七六年集中了周恩来的逝世（一月八日）、朱德总司令逝世，唐山大地震（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撒手人寰（九月九日）、四人帮倒台（十月六日逮捕四人帮，二十七日改组上海市委）的一系列大事件。一九七六年应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所谓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吧。
中国人似乎没有人不尊敬周恩来总理的，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逝世前十年当中，我体会，周总理的威望、人民敬仰的信任度空前地无人能比。在人民心目中的实际形象高于毛泽东。这在他死后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中可以印证。尤其是在他的灵车通过天安门、长安街向八宝山驶去的沿途十几公里，上百万的老百姓自发地、没人命令也没人组织，不分男女老少、不分信仰、党派；集结在大街的路边，胸戴白花、臂裹黑纱、眼中热泪横流、由衷地、悲悲切切给他送行的场面就是一种印证。这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观场面，似乎这种大家自觉自愿的、发自内心的一致行动，是对周恩来鞠躬尽瘁精神标榜在历史的丰碑上，无人能比的一笔重彩，说明中国民众是有良知的，可以说是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越发地彰显了周恩来的为国为民的大公无私。他们心知肚明是谁在不计生死地维护着这个国家，他们心明眼亮，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对周恩来的态度越发地激发了民众对周总理的热爱，与之大相径庭、泾渭分明。我体会，给周恩来送行就是向四人帮示威，显示人民的意志不可阻挡。
这件事，当年我会坚决不承认的。无论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之后，还是四月五号清明节之前，我一个人，连家人也没告诉，实际上这两次我都去过天安门广场。
可以说，我一辈子对政治都很敏感，因为自己唯恐避之不及，绝对不愿意让自己牵扯到有任何政治色彩的题目中去，因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狗崽子”而言，是妄谈国事，“自作多情”。对于周总理的逝世，为什么会有这样异乎寻常的行为，是因为对周恩来的敬仰而产生的冲动所引起的。我感觉周总理是被累死的、被气死的、忧国忧民的情怀造成的忧郁而死的。显而易见，没有周恩来，老百姓会遭更大的罪，国家将蒙受更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和倒退。
我记忆大致是在四月三号，应该是星期六，下班后我一个人从西单下车，一直步行到天安门，从天安门向南，又从棋盘街走回和平门。
广场上几乎是人挨着人，虽然密密麻麻但是安安静静。人们并无组织、无领导、都是自发而来的平头百姓。秩序井然，人们一圈一圈地围拢着，有人在圈儿中央演讲，有人在朗诵着自己作的颂扬周恩来的诗词。所有的听众鸦雀无声，能够听得见的只是人们的唏嘘、饮泣之声。在金水桥前，人们自动留出了一条通行之路，有人抬着巨型花圈走来，据说花圈的支架由铁管焊结起来的，随行的人每人都带着铁块，在纪念碑前等把花圈安放妥当，人们顺着铁管把铁块儿放到铁管里，把花圈固定在广场上，这个花圈竟然有两吨重。因为每天晚上都有人把花圈“清理”出广场，四人帮讨厌人们送花圈给周恩来，他们不敢正视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敬仰。有如此罕见的巨型花圈、如此重量的花圈，为的就是让“清理的人”搬不动移不出。有人抬着周总理面带微笑、向人招手的巨幅画像，一路喊着：“总理来了！总理来了！”人们安静地像潮水一样地分列两旁，恭恭敬敬地给“总理”让路，仿佛周恩来真的走在人民群众之间。再看广场上树上、松墙上系满了一朵朵的小白花，像雪一样铺天盖地，挽联、挽幛，横幅比比皆是。整个广场的气氛庄重、哀婉，沉痛无比。可贵的是没有一个人舍得打破这肃穆庄严的场面。这是没有治丧委员会的，人民自己缅怀、追悼周恩来，寄托哀思的方式，不是“追悼大会”却是几十万人自动加入的盛大无比、庄严肃穆无比的追悼大会。
据说每天的花圈成千上万，正应时的“天安门诗抄”不知有过少版本、发行、印刷了有多少册。似乎人们自发地都是在用自己能够做到的一点点，来表达、寄托自己心中的哀思一点点。也正是这千千万万的一点点，是真挚的、衷心的、发自肺腑的，才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麻木的？
经过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中国人通过对周恩来的悼念，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对周恩来的哀思便是对“四人帮”的鞭笞。这是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的“呐喊”，是沉默的爆发。记得曾经有一首诗：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为了秋后算账，四人帮下令详细记录送花圈的单位、人数，甚至为了“抓人”在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的屋顶上，架上录像、侦查的先进设备。进而关闭了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更有甚者，竟然下令纸店不供应做花圈所用的纸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最后封闭了通往广场和纪念碑的通路。尽管如此，还是阻止不了人们涌向广场，四人帮们按捺不住人民对周恩来和对四人帮截然不同的态度的嫉妒之心，他们害怕了！
四月五日凌晨开始，数以千计的“工人民兵”和大批警察，一声令下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里冲了出来，大打出手。殴打、驱赶、逮捕，严酷地镇压了群众。大木棒是打人用的，“不肯走”，或者是“走不及时”的人，两个民兵挟持一个参加集会的群众，扔到大汽车上就“逮捕”了。由本单位领导领回被逮捕人，然后就是一通没完没了的检查、批斗。
不仅如此，责令凡是去过天安门的人，不论哪一天，一律要自报，时间、地点、与何人交谈，谈话的内容……所幸我是早有预见的，我去了，绝对是没有任何“瓜葛”的“个人”活动，当然是“密”而不宣地去了。而且，对于说自己“去过天安门的事情”，我早就想好了一个“死不认账”的应对方法。我想，和我一样如此“查无实据”的人会大有人在，要不然，广场上的几十万人怎么能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呢？四人帮动用多少人去“抓人”，也不及广场上参加悼念的人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已经是“饱经沧桑”经验丰富了。人们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志。愚弄群众、运动群众的事儿，一个巴掌就想捂住“天”的事情，在一九七六年已经行不通了。四人帮把气氛搞得空前地恐怖，不仅定性成“反革命”事件，而且要人人过关。我亲身感受了这全民一致的壮观场面，受到了教育与震撼，使我至今仍然难以忘怀。同时庆幸我的“经验丰富”，避免了被人“逮住”挨批挨斗，呜呼！万幸之至！
我活了三十多岁，从没见过一件事儿可以触动这么多人的心弦。社会的各个阶层、不同的政治见解、宗教信仰，男、女、老、少如此发自内心的团结一致，如此的自觉、自律地齐心合力，大家清醒地知道四人帮不会“善罢甘休”，参加这样的活动对每个个人都有一定的危险性，可在广场上的人们都是在做真实的自我，他们都是真情实感，完完全全抛弃了平日满嘴乱跑的，套话、虚妄、敷衍之词，没人带着什么遮羞布，或者是“扭扭捏捏”，他们不怕抛头露面、丢下了所有的顾虑，此时此刻有了足够的勇气说出被压抑的心里话，声讨四人帮，缅怀周恩来。大有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的架势。干坏事、拆台的人没有一个敢跳出来露面。他们被“镇慑”住了，可谓众怒不可犯。在现场的我，切身地感到了一股巨大无比、势不可挡的力量，十分地感动！让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谁说中国人蒙昧不醒？谁说中国人愚昧自私？到了此时此刻谁还敢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窝里斗？
四月的天安门广场说明了中国老百姓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忧国忧民情怀。前十年还有周恩来在为老百姓努力挣扎，力挽狂澜，以后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儿的不是令人担忧的吗？我想，这才是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的真实土壤和现实根源吧！祖国的前途何在？这也是当时人们悲悲切切的主要原因之一吧！四人帮假“首都工人民兵师”之手镇压了这次悼念活动，并且把悼念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正是加速了自身灭亡的过程，四人帮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了历史的罪人。同时也说明了人民的力量不可阻挡，历史前进的潮流不可阻挡。他们人心丧尽、惹得天怒人怨，走上了他们的末日。
毛泽东此时虽已重病在床，但有江青上窜下跳，极尽能事、不错过任何机会地表演。而且，毛泽东还亲自把天安门事件定性成反革命事件，带累得他本人在人民心目中的崇敬与好感狂跌不止。何况他再一次出尔反尔地把邓小平赶下台，让人真的不能理解，十年了，怎么“错儿”都是人家的？难道江青是“自家人”就是正确的，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不说，折腾了十年还没折腾够吗？动不动就要把人置于死地？难道是他老人家真是老迈无力，力不从心？这一切似乎让人们忽略了、记不清楚了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开天辟地的伟大历史功勋，尽管没人敢说出实话，毛泽东的威望、民心到此时此刻跌倒了最低谷。我认为这是不争的事实。
2.唐山大地震
“七月二十八，我家房震塌。四面八方来援助，解放军叔叔到我家。”
这是一首当时的童谣。文元的家在抚宁城关镇白果树村，现在属秦皇岛市管辖。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的七点八级大地震，抚宁县属于震中地区。北京的震感也十分强烈，我们住德胜门外关厢，德胜门箭楼的一角也被震下来了。凌晨近四点钟，由于地震，天气闷热得很不正常，让人难熬暑热，夜不能寐。黎明时分人们刚刚熟睡，就被天摇地动所惊醒。我住在平房，小三合院，院外正好是空地所以很容易就跑了出来。关厢已界郊区，人稀地大，真的没感到什么恐怖，在余震中街坊邻居们团团坐在空地上，眼见着一座墙头摇来晃去，轰地一声倒了下去。跑到大街上看看，北京人的觉悟就是高，一切井然。商店照常开门，公共汽车照常行驶，也许因为是星期天，只是行人大大地减少了。当时有电视的人家还不多，紧接着收音机就广播了市政府颁布的有关地震的消息，号召市民遵守秩序，公布了有关的注意事项，总之一切依序进行，没有发生任何混乱。在关键时刻，我认为中国人还是有素质的。首先，如此之大的地震，社会安定有序就是最突出的体现。凡是空地，立时打起了大大小小的帐篷，文元的厂子自动拿出大量的塑料薄膜分发给附近的居民挡雨。我们的房间离街门最近，前一天晚上，我正好发了面，第二天，我把蒸的所有的馒头，都分给了街坊的老人和孩子，有人家见有了馒头，便煮了咸鸭蛋给大家佐餐。邻里之间的关系顿时就密切了起来。
当天下午，我赶紧到南横街去看老父和小妹，小妹当时在陶然亭游泳池做临时工，把被子、蚊帐都带到抽净了水的游泳池里所搭的帐篷里，十分地安全，路过西单桂香村时，我还给他们买了一些熟食，实际上北京的一切秩序，都是很正常的。
最让人挂心的是老家的一家人。文元和我急急忙忙地到邮局给家里寄钱和塑料薄膜，特意用大字写上了“抗震急件”，邮局说不能保证可以寄到，文元让弟弟赶快回信。想想四十年后的今天，一切变化有多大！可是当年只能写信、拍电报，怎么能一解燃眉之急？大约十天之后受到了回信，一家老小都平安，老房子只有裂纹没有倒塌，因为雨水太大，在街门口大树上弟弟们扎了一只大木排，在木排上又盖了窝棚用来挡风避雨，老人孩子住在窝棚里很安全。好在三弟四弟木工瓦工全能，只要有材料，一切都不难。只有二弟，地震时正在开滦赵各庄矿的井下当班，以致不知下落，三弟已经步行出发到赵各庄矿去找二弟了……据说姐夫一级的干部已经配枪了，组织了预备役民兵巡逻，好在是农村，田野广袤，总之一家人个个平安就是最最要紧的了。
此时的小哥住在三层的危楼上，只好搬家了。他夫妇两个各自住在办公室里，我把两个侄女接到我家，因为我在8。4平米的房子外边又接出了一间棚屋，正好还比地震棚“高级”。
当时的震中是唐山市区，过了一年再去看时仍然是满目疮痍。这次大地震，几乎每家人家都有死人的，最严重的一家亲戚死了五口人，只剩下了一个老头子。大姑说从废墟中爬出来的人个个衣衫褴褛，她家的衣服全部舍出去给人了，国家的救助还是及时的，，没有挨饿受冻的，更没有趁火打劫的，社会治安平稳。临近的县地村社自动大力支援唐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是历来的传统。
这场地震的余波一直延续到秋末。
九月份开学了。一切才恢复了正常。只是突然长安街上的地震棚一下子责令限时一拆而光。人们小道消息传说，毛主席病重不久人世了。真的，还是谣传？
3.一代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九月初的一天下午，我正领着学生在八角大队学农。突然，一个孩子跑来偷偷告诉我说：“毛主席去世了。”震惊！！“不要胡说！必须听正式通知！”
似乎大家正在地里除草，时间像停顿了一样，小心地等待着，大约半个小时以后，大喇叭响了，一开始就奏出了哀乐，啊！看来消息是真的。广播电台宣布：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与世长辞。赶紧集合学生，整队到场院听广播，带队回学校……
回到学校各年级、各班立即着手做花圈，买黑纱。学校连夜布置灵堂。
灵堂设在一楼方厅，第二天一早，各班在楼外集结，每个班一个学生一个学生地顺序轮流由正门进入，由小楼道撤出，先向毛主席献花圈，然后一个人一个人地献花，各班赶制的每人一朵白花，再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毛主席遗像两旁分别各有四名师生守灵。全校近千名学生老师一一行过礼，时近正午了，哀乐一遍一遍地循环着，人一个一个地鞠躬。
大概在中午的时候，全校师生追悼大会开始了。革委会代表、党政工团、红卫兵代表、每个年级代表依次发言，每个人胸戴白花臂裹黑纱，从头到尾肃立、颌首、持默哀状，随着台上发言的人悲痛而悲痛，落泪而落泪。会后据说有人秘密统计究竟谁人没有“真”哭，谁没有掉眼泪……接下来，各班布置教室，扯下所有带色彩的东西，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一律用黑色和白花装饰，镶黑边、写黑字，各个教室都像一楼方厅的模式，像灵堂一样。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放学时，每四个学生一组仍在一楼灵堂毛主席像前三鞠躬之后再回家。如此这般一直延续了一个星期，当然，这一个星期基本上就停课了。
首先是所谓“守灵”的人是什么人可以参加，那些人“没有资格”守灵。学生当然基本上都可以参加，由每个班级轮流派出学生。教师就不然了，每组四个人必须是“根红苗正”的人方可。这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过了两、三天，“领导们”又发觉从早晨七点学生开始到学校，到晚上八、九点全体教工下班，在宿舍就寝，每组以两小时一班轮换，每天十四个小时，七个班儿要二十八个人，于是这份守灵的任务，纵然“光荣”且十分“艰巨”。因为连炊事员算上，全校教工只有近六十人，一个教室都坐下了，很显然这拨子人里，“没绽儿”的找二十八个都困难，教师的“阶级成分”背景里，连一天的人选找着也困难。包括所有党员也凑不到数，更何况“领导们”如果天天只是“守灵”，也不可能不干其他的“工作”呀！于是把所有团员都凑上，这样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守灵”了，因为不是团员的人不多。接着，不是所有人都有黑色的衣服作“丧服”，只好可以穿灰色的代替……等等一系列。总之我大约有十天没进城，显然没有人在这种时候“有胆量”往家里跑。
接着开始修建毛主席纪念堂了。同样每天派人进城，依然是从“根红苗正的”开始，因为人说这是“政治待遇”不同，只有“根红苗正”对毛主席的感情才深、才“正”，正如“亲娘养的”与“庶出”之分，最后当然会渐渐地扩大到所有人都轮流去天安门广场修纪念堂。对“狗崽子们”而言，这就是区别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分水岭了。我记得每天早晨起床洗漱之后，出宿舍门之前先检查白花、黑纱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活动，在学校这个范围里，怎么也延续了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从小生长在新中国，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我第一支会唱的歌应该是《东方红》。这是不容置疑、千真万确的。然而他老人家的“丧事”办了将近一个月，高潮也有十天，下面的人又搞出了层出不穷的花样来，真可谓“过犹不及，物极必反”。与周恩来过世时，百万人十里长街送行，很自然地在人们心目中就有了一个对比，也许会让人想起侯宝林的相声《大改行》，皇上“驾崩”了，所有老百姓都“戴孝”，让卖红萝卜的小贩给萝卜带上蓝布套的故事，多少有点儿讽刺吧！这种自上而下的“整齐划一”不仅有封建主义的残余，而且包含了机会主义的虚伪做作，投机取巧的伎俩，指鹿为马的试探。人们的心思是别人无法控制、无法驾驭的。又有谁人可以说得清楚当时每个人真实的“心思”呢？
除了林彪的“四个伟大”而外，民间有人说“浪漫如虹的毛泽东”，我想也是，《答李淑一。蝶恋花》中“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为李进同志题庐山仙人洞照中“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不浪漫吗？有人说是“天才舵手毛泽东”，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叱诧风云、光芒四射，缔造了新中国，开天辟地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像在歌词中唱的一样：“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毋容置疑，这是全中国的老百姓的共识。
记得当时上演过一部香港出品的彩色影片《屈原》，由著名演员鲍方、朱虹主演。影片十分露骨地借古讽今，影射毛泽东、江青和周恩来。朱虹饰演楚怀王之南后，鲍方饰演屈原。影片中的楚怀王老迈昏庸，病入膏肓。南后专横跋扈，假楚怀王之势，刁钻、贪婪和野心勃勃。屈原受尽了昏君、佞臣的委屈，南后的作践，悲愤、又心力皆萃，投江自尽。使人一下子就会联想到此时的江青，常常一身黑衣黑帽黑眼镜黑围巾，没人敢说，实际上真的像一个“巫婆”，出现在群众集会上，拉着长声，做作地、像捏着鼻子一样的声音：“红——卫——兵——小将们！，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我代表毛主席，代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向你们——问——好！……”自命伟大的旗手。首先是高举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伟大旗帜的“旗手”，否则，为什么叫“文化”革命？此革命乃从“文化”而起源，把整个中国当成一个大舞台，尽情地“挥洒”，搅乱了中国的一切。尤其江青利用她自己的一帮“御用文人”诸如“梁效”（两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之谐音）之类自吹自擂，大谈什么“吕后”对刘邦的作用，甚至标榜“武则天”自说自话地做什么“女皇”之梦。以至于还出了《红都女皇》的一本书。什么人“授权”她能代表毛主席的，从而利用全国人民对毛主席深厚的爱戴之情去指鹿为马？这真的能像老百姓之家一样，老婆可以轻而易举、顺理成章地代表老公吗？没有毛泽东这样的背景，北京人叫“戳辈儿”，像邓小平一样，可以几次被轰下台，几次被开除“党籍”，难道自己的老婆上窜下跳，毛泽东不知道？没有支持、指示，怎么能如此通行无阻地翻手云覆手雨？何止“文化”？继而人家又成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旗手”。挑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文争武斗，揪住周恩来恩将仇报、不依不饶，唯恐天下不乱。接着就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今天“揪出”某某，明天“砸烂”某某，直至砸烂公、检、法，捣毁了整个国家机器，还要把矛头指向军队。妻子真的要竖起什么“旗子”，如此地惊天动地才是一个“称职”的“旗手”？举世界任何国家，无论是帝制王国还是民主共和，哪个“第一夫人”能有如此的“权柄”？人民共和国此情此景不能讲株连九族，只能是各负其责了，彼时彼刻却要彻查祖宗三代，就毋庸再讲什么“众生平等”了。是谁把这个现代的“武则天”放出来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真的需要如此这般的一位“旗手”？尤其是纠结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四人帮，拉拢了毛家唯一一个没有毛病的亲侄子毛远新，不仅仅要“参政”，甚至想“组阁”、夺权。上海工人民兵以重兵器武装，还想着如何武装起义从而夺取人民的政权！人们怎能不唾骂、不忿恨？到了此时的毛泽东像香港的电影里所映射的，到底是无力所及呢，还是曾经起过妇唱夫随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毛泽东的离世与林彪的叛逃不无关系吧！林彪是写入宪法的“法定”接班人愣是发起了“五七一”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要暗杀毛泽东，乖乖地等一段时间都等不及了硬是要抢班夺权。暗杀败露了又驾机外逃，最后丧身温都尔汗。这岂不是儿子杀老子的伤心事吗？打击是很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全是老百姓的理解、老百姓的话。正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4.大快人心事，打倒了四人帮
郭沫若的一首诗中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河南豫剧名家常香玉立刻编成豫剧曲调在人民群众当中广为传唱。佛教学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也填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词广为传诵。可惜，我以前都背得出，真是老年痴呆了，如今想了半天也没想清楚！
总之打倒四人帮是历史之必然结果。上至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到常香玉这样的全国人民代表，文艺界人士，再到赵朴初这样的皈依出世的宗教界人士，以至全国的老百姓，各阶层、各党派无人不声讨四人帮。可以看出凡是有良知的人，无不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愤恨到极点。
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就宣告了四人帮的末日。
人们庆祝四人帮倒台的场面，十分的感人，大家奔走相告，一齐涌向天安门广场，举行空前盛大的群众游行……真的好像全中国人民欢天喜地庆祝八年抗战胜利一样鞭炮齐鸣，好像听到了日本天皇宣读无条件投降的诏书一样的大快人心。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逮捕四人帮开始，到十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改组上海市委为止，四人帮及其余孽全部垮台，给江青主演的闹剧拉上了告终的大幕。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动乱应该也算画上了句号。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