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秀云
卷四 我的教师生涯（七）
四.十二年班主任工作的往事（二）
4.师范学院来了实习老师
工农兵大学生
从事教师的工作，如果始终不担任“班主任”，不身体力行地带过几个班级，便称不起“教师”这个名号。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我体会为何把“传道”置于诸事之首位是不无道理的。也正是体现了教师职业的平凡伟大之处，如果社会没有了“道”，人们就会觉得少了社会的“灵魂”，这足以体现教师“责任”之重大。身为教师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完善自我。“身正为范”不辱教师的职责与使命。
教师应该把自己一生最灿烂、最高尚、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学生。
大约在1975年春，师范学院派来了实习老师。他们是中文系和政教系的毕业实习生，分配到七六级我这个班的是一个很认真的女孩子、党员。
实习老师当然都是“工农兵大学生”，真正的高考在七八年恢复的。七五年时，大学生都是“选拔”出来的“工农兵学员”，当时的口号是工农兵上大学，工农兵管理大学。因为辽宁省在毛远新等人的幕后策划之下，出了一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所谓“英雄”是说张铁生敢于在考试时交“白卷”造反，因此是敢于“对着干”“反潮流”的英雄。是四人帮掀起的又一次浪潮，我理解是四人帮指使毛远新，想再一次把水搅浑的祸国殃民的举措，是在大约十年后，他们还没有折腾够，想让教育界再一次大乱起来。
不言而喻，没什么人看好“工农兵大学生”。为什么？其一；既然是“选拔”上来的，人为因素不可避免，人们公开认为，公正、无私的选拔的可能性是几乎不存在的。当时“走后门”正当其道，风靡各个领域。被选上上大学的人没有“人脉路子”，也必须有“背景实力”其中不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上大学就是“返城”的最好手段。在我六九届去萨尔图的学生中，有人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其二；受“白卷英雄”的影响，这一批人在政治上颇有一部分激进的人物，然而在社会生活中，大多数人们已经厌倦了这种小爬虫式的机会主义者。同时在这些人中也不乏“老谋深算”的既得利益者。其三；在业务知识上，最好水平的是高中的老三届，可是轮到师范学院的学员，他们的基础文化水平顶多是初中，因为在仅仅几年之后，他们就又都回学校了，这叫做“回炉”，回到学校再一次补习文化知识。古城中学没什么班主任愿意接待实习生在自己的班级里实习，学校“硬派”，只好如此了。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七六级我的这个班，在初一、初二时的班主任是一位物理老师，传出流言说这位年轻的男老师在校外追求班里团支部书记的姐姐，影响师生的关系，造成了某种紧张局面。简言之：又是一个大乱班。
第一个学期刚刚开始一个月，我还没有搞清楚情况，初三接手马上又面临毕业问题，根本没有捋顺，当然不愿意再搅合上实习班主任的事儿了。
我很不情愿中途接一个班，不中意的学生干部我无法罢免，如鲠在喉，上不来下不去特别不协调，很多事情必须倾力亲为，而且消息闭塞，实习老师到达时正是我“盲人打瞎马”的时候。张兴富曾经作过我的“师傅”，我可不想像他老人家一样，给人一个“下马威”，那个女孩子很主动，执意要我给她指派工作，似乎我不应该“亏待”了人家。我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两个星期的任务——深入学生，了解具体、鲜活的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与我交流。”在此期间，不用与我交流，只是跟班听课，跟学生一起活动就行了，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与客观性。与我的关系就是各干各的，自行其事。我想我必须对这个实习生有所了解，“晾”她一阵子，在我自己还处于“泥菩萨过河”的时候，她如果能起到“有益”的作用还可以，否则，我无法与她“共事”。
为什么这个班给了我如此深刻的记忆？是因为我曾经以这个班的基本情况为素材，为北京市“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会议”撰写了一份七、八千字的长篇调查报告，作为大会的文件材料印发给全市各个学校。在区局中教科聂老师直接参与下，吴嵩生书记亲自润色我执笔写的《关于一个教学班学生思想活动的调查》其中涉及了当时学生扒窃、吸烟、早恋、青春期心理健康、性教育等诸方面的实际情况，及详细数字统计。
七五年的学校里，开始了十年之后的“拨乱反正”，古城中学是一所很正规的学校，在石景山颇具盛名，因此各种工作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一切开始步入正轨。
例如会操、队列行进，班容班貌、卫生纪律、各项评比等等一系列整顿工作，按部就班，紧张有序地进行。很明显，我接的这个班，无论评什么，比什么，在年级里就是垫底儿的班级。怎么会呢？在班级里，分别以几个学生干部为核心，拉帮结派，乌烟瘴气，小集团就有这么好几个，起哄、斗殴、早恋、思想问题十分混乱。而实习老师来之前的一个月，我只是刚刚找到问题的症结。
女生中，八角地区的一派是南亚萍的天下，南亚萍从小学就是红小兵大队长，人称外号“大苹果”，升入古中后，仍然是年级红卫兵负责人，小姑娘人长得很水灵，一双大眼睛很漂亮，圆圆的脸盘真像一个粉红可爱的大苹果。由于当惯了干部，为人很是“霸道”，常常是颐指气使，很多女生，甚至男生都要看她的眼色行事。可巧的是她家楼下住的是一位架着双拐的同班同学，张桂兰。从小学南亚萍天天就陪张桂兰上下学，为此南也一直是“学雷锋”标兵，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值得推崇、赞扬的。问题是张桂兰从小是小儿麻痹症，属于重残，双腿变形，年长一般同学四、五岁，有近二十岁的年龄了。加上她整天坐着不动，只是“瞪着眼睛”观察别人，“捉摸”别人，显然思想就是比别人要“复杂”.得多，同时家里因为她残疾，很娇惯。已经到了十八、九岁的年龄，也许为了使自己更能吸引别人的“关注”而不被“忽视”，每天上学还抹香水，描眉、扑粉，这在当时的环境是属于极特别的现象，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由于她的残疾，大家似乎就原谅了她类似这种的“过分”。
六建公司的宿舍和首钢甲字平房，在古城地区属于另一个派别的女生。为首的是班团支部书记张淑芬，她们说：张桂兰是狗头军师，她躲在南亚萍的背后，很多“坏主意”“馊主意”都是张桂兰出的，来回挑拨离间，是一个“事儿妈”。张的外号叫“媒婆”，不仅因为她描眉擦粉，还因为她总是给别人“栓对儿”，编造了很多不知道真假的“绯闻”，搞不清楚为什么这种事她坐在家里都能“收集”得到。而且说话特“浪”，描述得活灵活现。什么话她都敢说，不懂得害臊，口无遮拦，一点也没有学生的样子。完全像一个说张家长道李家短的长舌妇、毒舌。他们还一一举了许多例子。比如，她专门说：谁谁昨晚上“拍婆子”去了（意思是追女孩子了）然后就是有如身临其境般的详细描述；要不就是某某“涮夜”去的时候让人家长逮住，给揍了一顿；又有那个女孩儿买了一包香烟，放在楼道的奶箱子里，让别的男孩儿而不是自己的意中人，从中途给“截获”拿走了，女孩气得直跺脚；又有谁谁追某某没追上，挨了一记大耳光子，脸上都能看得见五个红手指印儿……这就是张桂兰的“业余生活”和她的“兴奋中心”。
南亚萍的座位在最后一个，紧临教室的后门，总有一些外班的男孩到后门来与南亚萍搭讪，本班的男生到此时就一齐起哄，高喊：“给某某一大哄呀！呕吼！呕吼！”某某当然指的是外班的那个男孩。他们的喊声整齐划一，“呕吼！呕吼！”的声音响彻楼道，整个楼道都随之热闹起来，各个教室或多或少都会涌出几个人站在楼道里，专门出来看“西洋景”。一直哄到铃声响起也余兴未尽，平静不下来。这使得南亚萍反而特别“自鸣得意”。红红的小脸蛋，兴奋不已。这时的教室里，哪还有什么“学习”气氛？没准儿，小纸条上传递的、邻近座位所窃窃私议的，都是为什么会起哄的“原委”，这就是学生的“兴奋中心”。作为班主任，我决不可能让这种起哄的源头，来自于我们班。
真是乌烟瘴气！怎么办？先找南亚萍。以起哄的事情为突破口，就事论事。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男孩子找你来搭讪？”
她的态度很不配合，在这方面似乎有点儿“饱经沧桑”：“他们来找我讨论工作问题。”
“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儿，什么工作问题？”
“不是所有的工作问题都有必要和你谈，……”她还挺“老练”，竟然用这样的话“噎人”，可以见得，小丫头有多么狂。听学生讲原来的班主任被小姑娘“干撅”得一楞一楞的。硬是拿她没辙。真的是在中学里，年轻的男老师对女学生就没办法了吗？
“我可以找年级组长、找吴嵩生书记和你谈。你看够‘够份’了吗？”
一旦找到她，我就做好了准备，有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把我了解到的事情一一道来，让她体会到我的“和气”并不是没有“底气”，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有每一句话的根据。钉是钉、铆是铆。然而，我绝对是正面教育，一个歪词儿都没有，讲的全是正理儿。越是这样的学生干部，我越是不可以给人留下把柄，必须做到“点水不漏”“无懈可击”。但是，我当然要有足够的“力度”去解决问题，班主任“谈话”，“话”不可以白谈，我不做无用功。毫不讳掩我的看法，“无风不起浪”，事出有因，不论有什么样的客观原因，什么才能让全班同学一起哄起来？她本人必须考虑自身有什么原因。我不做任何指责，不追究任何责任，也不下任何结论。我只是提出问题，举出事实，提供考虑的思路和线索，小姑娘“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了。我确实有点儿“生气”，我认为南亚萍的态度有点儿不识好歹。一开始的立场，就站到我的对面去了，摆出了一付“防守反攻”的架势，似乎认为我不是帮她，而是想给她难堪。某种程度上，如此“狂妄无度”的学生干部，在文化革命后期还是大有存在的。这正是“运动后遗症”，他们整天“飘飘然”地好慕虚荣，听不得半个“不”字，更听不得良言相劝，他们根本就不把老师当回事，反而是时常地拿出点儿小样儿，给老师点颜色看看。更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只想着如何去“飞扬跋扈”“以势压人”，可今天偏偏遇到了我这么个很“认真”的人，而且不“怵”和老虎对阵。一斗到底，不见成果不罢休。
我想，中国人历来的传统，一涉及恋爱的问题就十分敏感，尤其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之下，根本没有任何“性”教育，学生没有更多的学习任务，整天游来晃去，闲情逸致颇多。处在“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对于“早恋”问题是一个“兴奋”的焦点，他们懵懵懂懂可以说处于一种愚昧状态。因此这样的问题就不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大兵团解决问题。在这个班里要树立正风，不是“批判”什么现象，而是解决什么问题。不是花力气调查什么、核实什么个人隐私，从而搞臭一批人，再去拉拢一批人。而是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是非观，恋爱观、以及人生观。不是专门去触动人的痛楚和要害，而是用正面的东西去影响、改变负面的作用。因此，我确定思想教育由“人生观”入手，首先发动学生收集名人名言，一起动手布置教室，把名人名言装祯美化贴在墙上。半个月过去了，大家不再把“拍婆子”的事儿当成“话题”，而把列宁、马克思的话记忆下来，成功地转移学生课余的语言兴奋中心，改变了教室里的气氛。以《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为教材，讲马克思的故事，讲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细致的工作，个别谈话有我做，讲故事的主题班会有实习老师筹备、主持做。因为任务具体，实习老师做得很不错，查了许多资料，把马克思与燕妮的故事从年轻讲到老，语文实习老师发挥优势讲蝶恋花、还教唱蝶恋花，领着学生排蝶恋花的舞蹈，在国庆节的校会上表演，总之热热闹闹、有声有色。
我所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托人带信，在一天晚上把她母亲请到我的宿舍里。这样的事情和孩子说不明白，很容易产生抵触情绪，严重了会产生对立的局面。和母亲谈应该是事半功倍，很容易就能找到共同语言、达到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效果。
南亚萍的母亲十分精明强干，是八角街道居委会的主任。当时也就四十上下岁，也是八角大楼赫赫有名的人物。我没有直接和她谈她女儿的问题，以我的估计这类人总有一些优越感和虚荣心。我必须给家长以足够的面子和尊严。所以我借口说，我刚刚接了一个班级的工作，遇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大姐街道工作了许多年，经验丰富，向大姐讨教几招儿，请大姐帮忙出出主意。
假借有这么一个女孩子，出了什么什么问题，……把我一个多月以来了解的细节、故事讲给她妈妈听，对于一个女孩子的利害分析再三，最后请她母亲出主意怎么办好。我明白地告诉她，我认为直接亲自和家长交流不太合适，老师直接找家长谈孩子的早恋问题，不但让孩子会产生对立情绪，激化矛盾，而且让家长无所措、无从着手具体问题的解决，达不到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希望她借街道工作之便，多宣传、多做家属的工作，号召家长携手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注意自家孩子的思想动态，……云云。总之，给她戴足了高帽子，也充分讲清楚了利害。同时我主动给她介绍了班级以后的工作计划，请她配合班级工作在家里做学生的思想工作。让南亚萍在班级中起带头作用，再“立新功”。
我的材料翔实、具体，南的母亲听过后唏嘘不止，也可以说是感慨万千，说：没注意孩子就长大了，老师不说就想不到如此多的问题要小心了。当然再三追问具体是谁，我说这是个人隐私问题，声明不应该也不方便指名道姓，知道名姓也没有意义，重要的是防止发生严重问题，让孩子们健康成长。如此的问题和家长“敞开”了谈，子丑寅卯、一清二楚不会有特别什么的效果，但是缺少了家长的配合也不行。因为一涉及这样的问题，当时的家长会“紧张过度”，甚至“如临大敌”，反而使问题“僵持”在某种程度，造成师生的对立、尴尬局面，因此而造成十分严重后果的“事故”决不是少数。我认为这是一件多方面协调，细致、耐心的工作。临到最后她母亲还是醒悟了，我不会无缘无故地找到她。显然，她理解了我的良苦用心，也真的做了不少南亚萍的工作。南亚萍后来就是这样收敛了，不再“趾高气扬”了。张桂兰在班级里也随之不再“肆无忌惮”地活跃，搬弄是非。我借口为了保护学生视力，座位必须轮换，接着我硬是把南亚萍的座位调到了教室的中央了。班里经常有人起哄的问题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这个“兴奋中心”也就成功地转移了。我想处理学生早恋的问题，只可以对事，不可以对人。把事情的利弊解释清楚了，学生不糊涂，能够达到教育的目的，就是成功了。
这个班的主要症结是学生干部选得不适当。班风不正，“正”不能压“邪”，歪风邪气占主导地位，宗派、小集团的势力猖獗，正派、老实的孩子在班级里受压抑、占不到主导地位。工作的难点在于我为了和谐师生关系，无法贸然撤换不称职的干部。另外，青春期的问题突出，由于张桂兰等人的作用，有人是“开诚布公”“明目张胆”地，有人是“曲折隐晦”地早恋的问题十分严重。心理健康问题很多，然而如此的工作必须一个一个分门别类地，仔仔细细地做，不可以简单、生硬、直接的谈话，只能迂回、引导、启发从而提高自身的认识，谈不好会出严重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可以说我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力。
青春的“躁动”
另一个男孩子，刘湘石，可以说是男孩子的领袖人物。全班的男生都跟在他后面，似乎没人敢于违背刘湘石的意愿。是古城大院的首钢子弟。从小学就是校级干部。这个孩子早熟而且很不阳光，生性多疑。不知道怎么形成的，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他也表现的是两面派的作法，常常是当人一面，背后一面。小小年纪心计颇深，甚至有一番“城府”。在石景山，八角大楼、古城大楼、古城大院、老古城决然是不同的“范畴”。古城大院的住户一般是体力劳动者，首钢的管理人员大都住在楼里，古城大院是平房，自然社会基础比较复杂。
刘湘石的母亲是一个家属工，我没见过刘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在家里刘湘石是独子，属于大人娇惯孩子、不能做孩子主、而孩子又是全家文化水平最高、最有“见识”的家庭。听他与妈妈的谈话，“你我他仨”似乎根本不把母亲放在眼里，是那种长幼无序、没老没少的感觉。很明显，儿子事事要做老子的主。说老实话，像阎玉龙那样只知淘气，精力过剩的孩子，我不讨厌。因为世人都年轻过，不淘气就算不得是孩子。“淘气”是童真的一方面的体现，“淘气”中也有“可爱”的一方面。我不喜欢没有孩子样儿的“成熟”，尤其当人说人话，当鬼说鬼话的两面派。
刘湘石的能力很强，正经地有一番“驭人”的手段，让很多人围着他打转转。口令可以喊得很准确，很威武，队列操练绝对比我有办法。可是，他就是有一股子“邪气”，眼睛熠熠有光，常常给人的感觉是“冷漠”“难以接近”，从来很少见到他开怀大笑，即便是“笑”，甚至连“笑容”也给人一种不自然的印象，总是一副“阴云密布”若有所思的样子。他追女孩儿也很有办法，上课的时候传纸条，写得直白、露骨，乱七八糟，还买尼龙纱巾、雪花膏送给女孩子，传阅派出所指名收缴的“手抄本”。更有甚者，在劳动的时候，领着一帮男孩子到饲养员的牲口棚专门去看给驴配种，回来后，还给没去看的同学讲得津津乐道，连比带划。
最让人生气的是实习老师领同学进城到陶然亭公园划船，四个人一船，他的船只让陈玉敏一个女生上船，刘湘石跳到水里游泳，回到船上之后，当着女生的面脱裤子、换衣服。我承认我的思想保守。但是，前面的事情我都可以装糊涂，当着陈玉敏的面脱裤子的事情我无法容忍。陈玉敏说她坐在船上没处躲藏，只能转身看别处。陈玉敏固然不是一个乖女孩，这也是明目张胆地侮辱女同学。事后回到学校，我找刘湘石谈话，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一点儿也不难为情，说他就是不愿意穿着湿裤衩，难受。我告诉他，这么做就是不尊重女同学，他反而说：“有什么新鲜的？她爸也长成这样儿。没有什么尊重不尊重的事儿。她不会不看吗？”我问他为什么只让陈玉敏上船，他说：“我喜欢她，就让她上我的船。她要是乐意看，我也不怕她看！”一派胡搅蛮缠，蛮不讲理的样子，完全不把我这个班主任当一回事儿。野蛮、直白，毫不避讳，似乎我在这样的学生面前是“弱势”，因为我的脸皮还没有他的厚。似乎作为班主任非但没有“权威”，我得仰人鼻息，看刘湘石的“眼色”。试想，七十年代的中国，还没开放到一个男人当着女人的面脱裤子不当一回事的时候。那次划船我虽然没去，在班级中这也是一件“事故”。我必须处置，不可能助长这样肆无忌惮的气焰。教不严，师之惰。否则，家长把孩子交给了老师，老师是干什么“吃”的？
陈玉敏也是古城大院的孩子，我没搞清楚在家里刘湘石和陈玉敏有什么瓜葛，也没搞清楚到底陈玉敏在街道上的表现如何。认真“调查”此等事情根本没有必要。我没有去家访，更没有通报年级组，我不想把这件事情“扩大化”，只想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消化”掉。
就事论事，处置必须公平。这一回陈玉敏属于受害一方。理应让刘湘石认识到他是错误的，不立即端正态度就必须自食其果。
陈玉敏不是一个安分的姑娘，每天，上课的时候直瞪着眼睛发呆，要不然，一只眼睛睁大，一只眼睛眯着，给男同学“暗送秋波”。根本不学习，心思全不在学校。但是在当时的初三年级里，她在校内、在班级里是静静的，没有出现任何“行为”不端的事儿。初三一年，由于我盯的“太”紧，没出事儿。高一换了一位男老师作班主任，稍有不留神，开学刚刚由春到夏，也就是高一的期末，因为怀孕去做人工流产了。在学校里发生这种事情便是“严重”事故，男方虽说是工人，学校、街道、家长三方面出人陪陈玉敏上医院手术。高二只好退学了。所以说，事情一定得“防患于未然”，不努力地“跟进”事情出了，就是各个方面不可逆转的一个“结果”了。而这种“结果”不言而喻是人生的“大事”，在当时虽然不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也绝不是“偶有发生”，作为一个教师，一个班主任要尽一切努力，不使这类的事件发生，才算得上尽职尽责。
再说刘湘石，他早有预感，我要从他动手了，因为他偷了实习老师的工作日记。我只要专心，我所了解的东西就全记在脑子里了，可实习老师是学中文的，养成了每事记、每日记的习惯，一个月记了一大本子，结果全让刘湘石拿走了。他把实习老师全不当回事儿，嬉皮笑脸，不仅拿走了，还暗示给实习老师就是他拿的，他还就是死不认账，实习老师能怎么办？。虽然我不方便出面“追究”工作日记的事情，刘湘石看了工作日记后会完全清楚，我了解很多情况，很多具体事实。尽管我一直不闻不问地“糊涂”着，早有南亚萍的前车之鉴，这回该轮到他自己了。这也是他为什么如此强硬地对我的原因，说不定他是在向我作最后的“一搏”，像“掰手腕子”一样，看看究竟是谁“更强”。我把原来的三个人把持大权的局面打破，成立了七人班委会，分散了权力，就是借机“一不做二不休”，削减刘湘石的势利让他没办法。他只负责课间操、队列训练，名曰：体育委员，他不再是班长了。此后，他再给我什么脸色，我不怕他“撂挑子”，也不担心班级工作会“瘫痪”。我只抓“下水游泳”一件事。仍然是“就事论事”，我自信，到此时无论刘湘石在班里有多少“铁哥们儿”，不用我“扣帽子”，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当着女生脱裤子，也不是什么好事儿、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全班同学会有这种正确的是非观念，会有正确的舆论站在我这一方。学生说这是故意耍流氓，然而，我从来不究竟细微情节，我只是静观他自己的行动。我明确、而且不容置疑地告诉他：“我知道你自己很清楚、很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容狡辩的。我不想和你争辩什么、多说无益，更不想给什么人扣什么帽子，我想你应该有足够的自知之明和头脑，我只想看见你有什么‘行动’来说明你自己。我可以保证：你有什行动，我就会有什对策。怎么样解决这问题，我不想“刨根儿”，更不想“问底儿”。我把主动权交给你自己掌握。”基于从开学以来刘湘石和我的交往经验，尤其是看了实习老师的工作记录，很清楚我没有斤斤计较，事事究竟。他只有一条路可走，他不可能再和我较量下去了，他只好老实了下来。真可谓：虽然面对的是一群孩子，可也是经历了十年动乱的孩子啊！“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哦！
对学生的事儿一定得“管”起来。尽管在文革以后，大力的批判“师道尊严”，教师也要有足够的胆量去坚持真理不停顿地做工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学校生活一定要有一个正义、公平、和谐的环境。我理解，“师”尽管当时可能讲不了“尊严”，为师者所传授的“道”是有尊严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这是学校教育要完成的最起码的任务。这一次我等于在实质上“架空”了两位年级的红卫兵干部，让他们有职无权。这也许是我从教以来办的最有勇气、最严肃的一件事儿了。
孩子就是孩子，学生的思想就是社会的反应，作为一个教师，我认为有责任让他们认识到为同学工作、为班级服务是一种“荣誉”；不是一种“特权”。拉帮结派不可以，为“霸”一方更是行不通。不论实质上能否达到目标，学生应该有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朴实的思想。这就是要坚持的正面教育的目标。
只此三例、南亚萍、陈玉敏、刘湘石便可窥当年班主任工作之一斑了。孩子们正值十四、五岁青春焕发，活力四射。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当年，“不学数、理、化，就凭有个好爸爸”，要树立他们的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树立远大的理想，真的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工程哦！这个班，显然是一个“乱班”，我只在初三年级担任了一年的班主任，不能不说是我工作以来十分耗心耗力的一个班级了。
实习老师，平心而论是很努力、很执着的一个女孩子。
实习过后，她曾力邀我去师院作客。虽然笔记本丢了，她的毕业实习总结，毕业论文在系里都是名列前茅。实习总结曾经拿到全体院大会上宣讲。
小姑娘很感激我，说我是她的好师傅。说老实话，在我这么一个班级里实习，真的会让人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工作的艰巨与复杂。做教师不易，做一个好教师愈发地不易哦！
5.忆苦思甜大会和忆苦饭
家访
从我儿子到我孙子上学，学校与家长联系总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小学一年级的儿子上课不注意听讲了，——请家长，为了鸡毛蒜皮的一点儿小事儿，老师把我“训”得无地自容、儿子老子一起“挨训”，天黑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完没了。也许就是因为那一天老师的心情不佳，找不到发泄的地方，于是，老师找家长的目的就是告状，解气。一怒之下，我把儿子转学了，从德胜门外第五小学转到了与文元厂子共建的德外二小。孙子被请家长，留在学校不让回家，不是纪律问题，是学生的作业写错了，老师向家长诉苦，告状，学生学习出了问题。以至于儿媳妇不得不“替”老师印考卷、印练习来讨好老师、“减轻老师的负担”，——莫明其妙！现在的联系都是“发手机短信”“网上下载”最好的形式是“打电话”。要不然，留住学生不让回家。显然，教师的地位“提高”了，现在的教员不挨斗了，也不批判“师道尊严”了，手段也“先进”了许多。说真话，请家长、与家长联系的“原因”也真够五花八门的了。
家访、与家长取得联系，是教师求得社会支持的一种手段。我看真是“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我上学时父亲只给我开过几次“家长会”，无论如何老师也没给我告过状，即使我被判为“有思想问题”的学生，老师家访显然都是有目的的，绝对不会孩子、老子茄子、胡萝卜一块数。至少可以保持一定的礼貌水平和逻辑关系。
我体会如果我去家访，主要动机是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作为学生思想问题产生的根源的调查。如果因为和学生怄气了，学生没交作业了……老师就去找家长出气、抱怨、告状，从而去“训斥”家长，让大人被孩子所累，成为老师的的出气筒。无论如何我也认为是老师无能的表现。或者，也可以认为是两邻居家的孩子打架了，双方的家长像泼妇一样吵架的变异版或者升级版。
在我的学生工作中，我也曾借助家长的帮助，七十年代初，我成立过家长委员会，一学期也就开过两三次会，直言不讳，我把这些老工人家长当成了我的“护身符”，使我度过了“小学生日记”惹起的一场风波。七十年代中期，我请到过坦桑尼亚，第六建筑工程公司为援建铁路，曾经出过国的家长，因为当时没有开放，有过出国经历的人是少之又少，讲过他们在国外的经历，作为学英语的动员。
七五年，我接刘湘石、南亚萍这个班，家访的人次、家庭是最多的一届，主要目的是为细致地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因为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学校受张铁生思潮的影响，“读书无用论”盛行，早恋、青春期教育问题十分突出。孩子精力最旺盛，必须把他们引导到认真学习的轨道，否则，“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岂不是又糟蹋了一代人的青春的大好时光！
正面的思想教育，永远是学校德育的主题
我和实习老师设计了一系列的活动。
“我与……比童年”比如与雷锋比童年，与爷爷比童年……当时，儿童艺术剧院推出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剧中列宁有一句台词：“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儿艺还推出了《报童》讲的是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新华日报报童的故事，抓住其中的故事情节，典型的台词与学生自己的经历表现比较，加强正确人生观的引导，认真进行多样的教育。
通过认真的甄别、筛选，通过首钢工会请来真正的产业工人进行“忆苦思甜”，报告会之前，进行认真的准备，详细地介绍学生的情况，使得报告会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性。实际上，当时无论石景山还是城区，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都有一股“忆苦思甜”之风，当然是借势而发，为我所用。
实习老师给学生布置语文作业，让学生自己调查了解“家史”自己写、和长辈比童年。提倡从祖父母一代写起。语文实习老师当然可以发挥语文学科的实力，遴选出典型材料再加工，分成小组在深化挖掘，深化采访，最后在比童年、写家史的基础上，在班级召开“忆苦思甜大会”。
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
月亮在白莲花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学唱“忆苦思甜”的歌，讲“忆苦思甜”的故事。当然我们还吃过“忆苦饭”。
有关“忆苦饭”的事儿
说起“忆苦饭”的确应该写上一笔，“忆苦饭”，即是野菜糠窝窝。学校附近有的是野菜，先由学生采来大批野菜，再派学生到附近的面粉厂买来麸子、糠、棒子面，再委托学生家长帮助蒸成窝窝头，大家在“忆苦思甜大会”上先吃“忆苦饭”，再听“忆苦”报告，最后深入讨论、表决心，“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从而达到继承革命传统，树立远大革命理想，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目的。
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拨乱反正”的思想教育手段。如何从一片混乱之后，在重新纳入规矩方圆的轨道也不失是思想教育的方法之一。
“忘本”就是迷失，用现在的语言讲就是“感恩”教育。“信仰”、“理想”我认为在教育工作中是至关重要的养成性教育。从小到大一时不可或缺。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浑浑噩噩的人生岂不成了行尸走肉、造粪的机器！民族的精神、国家的前途、以至人类的命运难道不是教育工作要时时讲、天天讲的必修课？
孟子曾经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正如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临发达国家经济技术的强势地位和世界上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华民族应该有处在“最危险的时候”的忧患意识，温家宝总理在四川汶川大地震时，鼓舞人们要“灾难兴邦”。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忧患意识”；不需要“妄自尊大”。
十年动乱是不可取的。然而，中国人是否能够避免像“十年动乱”类似的事件再发生？
让人们再重塑坚定不移的信仰；崇高远大的理想；使横流的物欲得到应有的遏制；使伟大的献身精神再现也是任重而道远吧！
当然，当年的忆苦饭做出了许多花样儿，“造”出了许多名堂是不可取的。有人在忆苦饭里放了许多不卫生的东西，让人吃了生病，强迫一些老年人尤其是体弱有病的人硬吃、“不吃就是立场问题”等等都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可是我认为，作为一种思想工作的手段是无可厚非的。尤其在“拨乱反正”阶段不失是一种方法。相形之下，现在的思想工作是功、名、利、禄的诱惑岂不是更“苍白”无力吗？在这方面照样存在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问题。
我自认为从1968——1982年我在古城中学工作了十四年，这期间我主要从事初中英语教学工作。其中，大约十二年，我都担任了班主任的职务，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班主任工作上了。这也是时代造成的，正是这几年时间，使我成了一个“完全”的教师。所谓“完全”，就是可以胜任教育与教学双方面的工作。
当班主任对我而言，锻炼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融入社会，很自然地走进了社会大家庭。在首钢这个大的社会环境之中，产业工人的质朴、现实、公正都给予我了很充分的营养。从中我长大了，从一个稚嫩的小学生长大成人，成了一个颇具见地、有一定能力、合格的人民教师。另一方面，我届时在石景山区英语界也打开了局面而且颇具名声，学业虽然没有长足地长进，但是我也是石景山教师进修学院，英语教研员，是建院元老级的人物。
凭心而论，石景山教育局没有亏待我，给过我机会，我是感恩的，更是知足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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