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秀云
卷四 我的教师生涯（二）
二.军宣队和工宣队（一）
1.军宣队和工宣队进校了
随着“斗、批、改”的进行，学校系统又派“队”进驻了。我的印象之中“队”的名目繁多，“四清工作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新市委工作队”……现在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与“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六九届学生要在秋季“毕业”，老三届的学生也一直在学校待分配。石景山只有九中一所是完全中学，设高中部。由于运动的原因，高中停招，实际六六届的初中生已经达到高中毕业的年龄了。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已经下达，陈永贵大叔也表示了山西省可以吸纳知识青年，因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就要来到了。
派到六九届班级里的解放军叫赵阿二，上海人，在部队里是个班长。到六九届的年级里称呼连长。连指导员，姓钟，是在部队里给团首长开车的司机，他除了开大会时来，一般看不见人。工宣队是北京特殊钢厂的工人，六九届工宣队的组长姓陈名建昌。
我理解，宣传队进入主要是监督上山下乡工作和“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斗、批、改”，当然是以“斗”和“批”为主。宣传队一进学校便掀起了新一轮的整人运动。全体员工星期日也明令不准回家了，工人宣传队员在每个年级组“听”会，说是“了解”情况，成立了“专案组”，组织具体到“人”的批判会。解放军侧重学生工作，主要是上山下乡动员、家访。解放军似乎也不大接近教师“群众”，所以连名字我都没记清楚，过了一阵子就有中央军委的命令，一下子撤退了。留下来的工人宣传队一直到真正复课，还换了一批“工人阶级”上讲台的首钢的工人讲师来。
有关这一段生活，也有一些令人难忘的记忆。
2.在全校大会上的一次发言
上班几个月一直很平稳，和张兴富的关系也还说得过去。此人特别爱听“好听的”，我更是“俯首帖耳”，一口一个“师傅”，并且唯命是从。张某人自以为得计，取巧、偷懒；我自然是天真、甘当“傻冒儿”，自愿而且“自然”地“后知、后觉”。张某人在自尊心上得到了十分的满足。与学生的关系很好相处，只要真心实意地和他们交往，他们对于我，只当是平等的朋友，有求必应。但是一切都听张老师的，一切以张老师为主。
宣传队进驻之后，除了“被专政”的以外，打击面扩大了，形成了一种人人“过关”的局面。宿舍里原来休产假的吴珉衡，期满上班了，因为同一间宿舍，同一个年级组，后来的吴珉衡与我接触颇多。吴，上海人，六五届师院中文系毕业。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其父是著名的学者文人吴泽炎。此人很有上海囡囡的特点，小巧、聪慧。爱抖机灵劲儿，是好人还善良。只是在生活作风上十分不检点，总是招三惹四，和男老师不清不楚，人不够踏实。
渐渐地，年级组会的气氛严肃了起来，负责六九届年级的工宣队特殊钢厂工人——陈建昌组长，经常在大会之外，组织小会，我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我认为不让我参加真是求之不得。不料，我还没来得及“窃窃‘私’喜”，一天居然把我叫去参加所谓的“预备会”。会上，要我在晚上的“批判帮助会”上，打断宋云英的发言，表示愤慨，让宋云英的批判会“升级加温”。
宋云英，四川人，语文教员。我来之后，根本没和她说过几句话，不在一个宿舍。她年长我十来岁，人有点儿唠叨，话一多，就有点儿婆婆妈妈，是一个很具教师特点而不伤大雅之人。当然她属于《东方红》一派的人，又是地主出身。我体会“核心组”想“整”的人不少，只不过不可能把所有的“狗崽子”都弄成“专政对象”，还得分一分“层次”。所以，宋云英与其他好几个人都在重点“批判”之列，要“洗澡”的人很多，这其中有“温度”的差别。那天晚上，要的是给宋云英“加温”，不让她“好过”，让她洗一个“烫水”澡。让宋云英不要总是唠里唠叨的“不识相”、目的就是让她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给点儿“厉害”的颜色瞧瞧。
我听了这个预备会，很明戏。心想，我虽然明哲保身，但我决不给人当枪使。
然而，人家却指定要我发言，打断宋的检查，还要表现得义愤填膺。可能这就是让我参加“预备会”的目的。我再三推托，“我不了解宋云英的情况，不可能说到点子上，就‘愤慨’不起来，达不到领导要求的‘效果’怎么办？”尽管是明摆着我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管不了那么多，打心里就厌恶、就不愿意充当这么一个傀儡！
“正因为你是新来的，才会有‘效果’，说明她的检查太不像话。”人家还没检查呐，他老人家已经给人家“判定”“检查得太不像话”了。
我还是不答应，吴珉衡忙着给我挤眉弄眼，让我不要再说了。她赶紧问陈组长，“什么时候？小宋发言什么时候是正对点儿？”
陈组长说他会站在二楼方厅门口，等到他双手抱肩时，让我“冲”上去夺扩音器，然后要“怒不可遏”地发言，不许用讲稿照本宣科。呵！看要求得多么具体！多么详细！事后，吴珉衡对我说，“你怎么这么倔！你没看见陈组长的脸都拉长了？一点儿眼力劲儿都没有！”我只好妥协了。晚上开会时，我心咚咚地跳个不停，宋云英说了些什么，我一点儿都没听见！吴坐在我旁边，当她看见陈组长抱起双肩时，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我真的按着陈组长的要求做了--打断了宋云英的发言，大吼着说她不老实，“连我这么个新来乍到的人也听出你在搪塞，避重就轻，推三阻四……”我自己也在哆嗦，手心出汗了，声音变调了。我不是愤慨得哆嗦、变调了，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因为这一辈子，我没干过任何“损阴坏德”的事儿，我为我做了这一遭被人当成牵线木偶、任人摆布而悲哀!为我丧失自己的原则，自己当不了自己的“家”而生气！
没准儿，有人会认为这是工宣队对我的“信任”，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组织”对人的“考验”。我真的不想拥有如此的“信任”，我也没写入党申请书，也大可不必如此“考验”我。事后，宋云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与我接触，大概在她调离古城中学，进城之前她问过我，当时为什么让她不能过关，我没做任何解释，只是说：“不能过关，不是一个新来的见习教师所能决定的事，您是可以‘想’明白的。”
当然，正人君子不做亏心事。我当时的作为不是趋炎附势，至少也是随波逐流。我想这是我做过的亏心事。为什么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对事，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做的是不应该做的事。圣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因为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瞻前顾后，只能谨小慎微地违心地这么做了，我很对不起宋云英老师。
要往“校园”这片纯粹的知识分子的领地里掺“沙子”派工人宣传队，继而实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真的要如此方能实现吗？这个“一切”就是如此实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如此为所欲为地领导教师这个“小资产阶级阶层”不是太形而上学了吗？
回想当时刚刚解放，过去彼此尊称“先生”“老板”，自己谦称“晚生”、“后进”“职下”，解放了大家都一律称呼“同志”，殊不知，到了1966年，毛泽东也不认“刘少奇们”是志同道合了，到了此时此刻，“同志”过时了，连公交车上售票员也会高喊：“师傅们！请让一让，往里走。”于是“师傅”就是彼此的“敬称”了。工人阶级的每一个个体，都可以领导每一个教师的个体，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还是“种性制度”的另类变种？
还有一段记忆，当时无论开大会，还是写文章，在学校里总有一个称谓，作为开头，即：“师生员工同志们”。忘记是哪一个人了，开大会一开口就引起了一片哗然，那人说：“工生员师同志们”。先是一片寂静，接着大家猛然醒悟了——哄堂大笑。在学校这个范畴里，“工人阶级”便是如此这般地领导了学生、职员、教员了。学校里的工人总共能有几个？那时候不可能有清洁工，一切清洁工作都有师生自己做。只有修理桌椅的木匠师傅、看传达室的老大爷、再有就是做饭的炊事员了，——学校总得有千把人吧！这也得由如此构成的“工人阶级”来“领导”学校里的“一切”？不知道这么讲的人是为了“幽默”一把，还是想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总之当时工、农、兵进大学，管理大学，工人讲师进课堂等等一系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按当时的道理，教师是“臭老九”，即在“臭”字辈儿里，排行老九，是最末一位，臭得不能更“臭的”的臭某某了。要批判“师道尊严”，“师”自然应该是在最后了，可能在学校这个范畴里，从根本上就没有“教师”，取消“教师”还不能成其为“学校”吧，也许这便是“教师”得以“幸存”的原因。有这么个“工、生、员、师”的称谓，用现在时髦的语言来说真“够拉风”的吧！！大家也许能想象到当时学校的这份有点儿“滑稽”的“氛围”吧！
殊不知，让我打断宋云英的发言，这仅仅是一段小小的插曲。
那位陈组长和曹家林一起找我，要我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言。这次大会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实际是批判彭元中。老师发言只此一个人，余下的都是学生发言。明确告诉我，我是“中心”发言人。内容是批判“以彭元中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人活在世上是多么地不容易呵！与此同时，拿了一叠彭元中的“材料”给我。我说没有经历过的事，我没办法“评论”，怎么批判？。“这是革委会专案组整理的材料，就按材料批判！”又是跟师院的团支部的“权威发布”一样。我心想，多少“黑材料”“有”证据？全是“莫须有”，我离开师范学院时，烧的不正是这些东西吗？不管答应不答应，就是死“任务”。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很明白这一切“由不得你”。限定三天以后递交发言稿审查。怎么办？躲也躲不过，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怎么想的！想起一句老话：“端人家的碗，看人家的脸。吃人家的饭，听人家的唤。”违心“也”得去做！上台这事儿我本来不应当紧张，从小表演节目我都不怕，当着多少人我也不犯憷，可以声情并茂。然而这次事到临头，我怀里像揣着一只兔子，咚咚地心跳加速，手心冒汗，一上台险些跌倒，凑到麦克风前面，自己听着自己的声音都颤颤巍巍地底气不足。磕磕巴巴地读着讲稿——上帝！真是把人难为死了！好不容易完成了“任务”。浑身出了一场大汗。
以后在古中的几年之中，我与彭没有什么交往，他也许会认为我是一个爱出风头的“小爬虫”，在政治上的投机分子。因为他向潘晶、唐兆钰都流露过，不屑于评价我这样的人。反而对于潘、唐和我交往很不理解。无论如何，我对他的伤害是很大的。哪怕是“随声附和”，我也是一个在政治上的“应声虫”。尽管是为了“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从彭元中的角度，能不能原谅我都只能是他个人的意愿。我没有任何权力作出任何要求。因为错了就是错了，自己不可以文过饰非，只好随他而去吧！
事后，张兴富，端着一付“老将”的架子，眯着一双小眼睛，似笑不笑地跟我说：“小将得多锻炼，经风雨见世面。”我真的怀疑是否有他在幕后作祟！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是好意还是歹意，都十足地令人讨厌。对于这样的人，只能是敬而远之，只能敷衍，只能是“少招惹”为好。尽管如此，我体会这也是“曹家林们”精心为我安排的，“考验”我的步骤。只不过无论是“陷阱”还是“火坑”，这也是一个“狗崽子”的命，是回避不了也是“逃脱”不掉的。
3.小妹到山西省闻喜县插队落户
文化大革命，很多人索性叫它“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这个词，涉及到“红卫兵”身份的各个阶层的人何止千万？这一切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告终呢？当时会有很多人想到这个问题。这些以十几岁到二十岁的的青年人为主体的人群，像脱了缰的“野马”，如何才能让他们重新纳入到正常生活的轨道，重新变得有规矩、有方圆，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中国的大、中、小学生从一九六六年到六九年有上亿的人怎么处置？不可能留在“校园”里！
“红卫兵”这个组织是在七十年代，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恢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组织活动的时候，同时撤销、终止了“红卫兵”、“红小兵”的组织形式。在我心目中，这也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举措。因为在广大民众的心目中，“红卫兵”这个组织和十年动乱密切相连，不能说它是一个贬义词，至少也是一个“文化革命”特定的代名词，国外把文化革命就叫做“红卫兵运动”。不能不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令人深恶痛绝的词儿。
历时又一个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也是波及全中国老百姓、每家每户的大事件开始了。
我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应该是一个好方法。让这些学生到农村去，亲身参加社会实践，走进“社会大学”。这应该是“安排”为数庞大的，这么多人的一个“好去处”。尤其是让他们“面朝黄土，背朝青天”地去反思这些青年人“狂热”的无政府时代，在“绣地球”的实践中，去体验什么才是他们应该走的人生之路。
在校的老三届（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的学生，一腔热血，满腔热情。在“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红心”的口号声中奔赴云南、新疆、内蒙古、黑龙江、陕西、山西的贫困地区，开始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战天斗地”、在这片“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的知青生活。这些青年人，十年、八年是他们一生之中经历的最真实的生活，也是弥足珍贵的。正如我的学生，他们当中最小的（六九届初中一般年龄现在应该是五十六、七岁；最大的六六届高中生应该是六十四、五岁的人了。）现在也近六十岁了。从兵团返城后，他们大多都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思想成熟、作风稳健。十年、八年的磨练、艰难是不言而喻的，大的历史框架所造就的历史命运就是如此！然而大浪淘沙，要把自己融入社会大家庭，纳入社会的轨道，成为社会的一分子，继而为社会做出贡献，就要有这么一场痛苦万分的蜕变！有几个人可以“拧天而行”呢？这样的“蜕变”是终归要发生的。
小妹自从返京后，看了一段病，稍有好转便手拄着拐杖去女五中“参加运动”，尽管如此，她是六七届高中生，也得随着学校一起去山西省闻喜县插队落户。小妹的病真的很重，骶骨裂造成行动不便，一只腿走得很不自然，一拐一拐有点儿瘸，蹲不下也站不直。由于文化革命运动的惊吓，她有很严重的癔症，易激动、或者精神一紧张、害怕；浑身就抖成一团，接着肌肉痉挛，嘴歪眼斜，手脚僵挺，人会咕咚一声倒下、休克过去，没有呼吸了。可那个人“敢”说有病，参加不了上山下乡、去不了农村？好不容易“抄家”时，没被“整”死，已经是“逃生”了，只得硬着头皮走。
到了闻喜，随着运动的深入，当地生产队居然让她这个“知识青年”单独与“地富反坏”分子一起劳动，这是对小妹独特的“政治待遇”。
拖着一身运动造成的病，到乡下去插队落户了，还不“算”听毛主席的话，还说不上是“脱胎换骨”，还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知青”，“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必须等同于“地富反坏右”分子、还得入“另册”？我的这个“还”字不是啰嗦，我想表示的是“正在进行的一种程度”。我试图努力地想找出一个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尺度”来衡量一下，现代语言叫“量化标准”。小妹这样的“知青”走到哪里也摆脱不掉如此的“精神枷锁”吗！！有人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谁能体会、谁能明确指示出来，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个“可以教育好”的“程度”、或者“水平”呐！还是只给人的一颗“甜枣核儿”——含在嘴里吮一吮，似乎有点儿残留的“甜味儿”，吞到肚子里一时半会儿还不能扎死人，但必定要把人弄得时时作痛，日子不得好过。要不然，就是拎在手里的一顶帽子，只是为了给人“展示”，“标榜”点儿“区别对待”的政策给人看的，一顶美丽诱人，给人以些许“希望”的，可望不可及的帽子？这一切的不可变更，难道真的是因为有如此的爹妈生你养你的事实是不可变更的吗？有人还似乎十分大度地说：“不要背什么思想包袱嘛！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让我说简直是“放屁”！又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故意让人坠入五里雾中的“伎俩”。
最难忘是小妹走的时候，大姐、姐夫和我去送行的场面。大姐年长小妹二十三岁，从小照顾小妹长大，尤其母亲不在家的三年，以及文革中的两、三年，他们二人形同母女。更何况，大姐没有子女，临走前，给小妹置办行装，无论多么困难，大家揍了钱给她买了一支印着毛主席像和语录的木箱，买了一条棉线毯子，被褥也是大家凑的，大姐哭得特别伤心……女五中和六十二中混合编队，可是六十二中是初中校，也就是说，男孩子是初中的，女五中全是高二的学生，上下相差三四个年级。
到北京火车站送行的人除了父母之外，爷爷奶奶来的也不少。这是北京以往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空前的大场面。大有“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之势。摩肩接踵，手手相牵，泪眼涟涟，难舍难分。家家都是叮咛再三依依惜别。小妹在车上，望着车窗外面，强忍着泪水，故意做出的笑比哭还难看。汽笛长鸣，火车动了，站台上送行的人们哭声一片！大有泣鬼神、惊天地之势。真的是北京人舍不得让自己的子弟去农村吗？我想不是。北京众生之中，真正的满清贵胄又有几人？吃皇粮的八旗子弟寥寥！北京的众生当中绝大部分还不是从农村来的？问题是运动还在“文争武斗”，一切还没有“定数”。“儿行千里母担忧”谁家的大人不担心孩子的一生平安！
当时能给这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保证平安吗？只要他们认真劳动、服从领导就能平安吗？不尽然吧！
我的堂妹宋淑英，在山西某县插队，是山区。当地的人都有地区性疾病，据说与水源有关系，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体现的是“寿命”长短的问题，时至一九六九年还没见过塑料薄膜为何物的闭塞山村的老百姓，又能懂得什么“污染”？这些“娇嫩”的“北京娃”到了当地，病倒的不少。我堂妹，初中二年级，年仅16岁，便死于血液病。我曾参与过她的后事，叔、婶只好认她自己命短，不了而了之。老伴儿的姨表妹赵敏之去了东北兵团，初三的学生，死的时候18岁。
被当地的基层干部，所谓的“连指导员”强奸，跳河自杀后，还被诬陷成“反革命”自绝于人民。当然，我知道的都是“个别”现象。无论如何，它们也是客观存在！说明了一定的问题，说明当时国家无能，没有把他们安排妥当。谁没有身受其害，谁没有身临其境就是“个别现象”。然而，像堂妹宋淑英、和表妹赵敏之的家庭，对他们的父母就是百分之百！！它们的孩子夭折了，对于他们的家庭就是天大的祸事。这些孩子死了，他们不是为了打击日寇而献身，也不是为了建设新农村而牺牲。他们不足二十岁就过早地结束了一生，死得不值！死得冤枉！
在此后的六、七年中，我负责小妹的一切。我俩过得是十分艰难的日子。小妹多病，从牙缝儿里省下一点钱，还得给她延医看病，春节所有的知青都回家了，我不可能让她一个人留在村子里不回来，可是单程的一张车票就要六十多元。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6元。当年很多知青往返北京和山西，都是“蹭车”不买车票，因为我和小妹是如此，按当时的工资水平，有的家长上有老下有小也不过如此，哪有这么多的钱付这么多的车费呐！验票时，就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跑，要不然，躲进厕所不出来，不敢在验票口出车站，而是绕出几里地，在漫洼野地里找出站的地方。不行的话，要是被铁路员工“抓住”了，在那一站被“逮住”，就从那一站算起，一律强迫下车做苦工，挖石头子，修路基，什么时候攒下的工钱足可以抵销车票钱了，什么时候放人。我虽然也是十分地“罗锅上山”钱紧，从来也不敢让小妹不买车票，小妹想不买我也坚决反对，借钱也得买票。
说到借钱，那些年，我没有一个月能发整薪，因为不仅像现在说的每一个月都是“月光族”，我得月月超支、月月还账。六十年代，各个单位的会计都负责组织职工的“互助储蓄会”，我每个月入会两元，也是入会的最低标准，就是为了获得“借贷权”，小妹走时我可以一下子借六十元，有时甚至是八十元（已经超过我的工资总额了）。她走之后，我每个月扣除二十多元还债，用三、四个月还清了债，顶多再有两个月，天冷了，小妹又该回来了。小妹在北京的日子除了我俩吃穿费用、过春节，过了正月，要春耕时小妹又要走了，连带的一些生活必需品、食品，再买车票，“使上吃奶的劲儿”攒下的一点儿，都用上了，还得接着借，周而复始，再借、再还。
很清楚的一笔账，往往我的工资扣完了贷款，还剩下二十多块钱。扣下互助会的两元、买一张郊区月票六元。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月十分困难。除掉所有的开销以外，可能是因为买了一双鞋用了几块钱。手里的饭票钱只剩下了八块钱。要知道，八块钱，一日三餐，还得用一个月，星期六也是吃完晚饭再进城。大姐每月给爹妈寄粮食，我怎么能再去大姐家“卡油儿”？
有一次为了省下六块钱的月票钱，没有月票，大姐打电话来又要一定回家，也不忍心让大姐难过，为了省两毛五分钱的票钱，从八宝山就下了337路车（按当时337的路线是玉泉路、永乐、衙门口、八角、新古城应该是第五个站头）。直线距离从八宝山，到老山，到八角，再到新古城，要知道三站郊区车，努力走四十分钟勉强可以走到。七零年，母亲返京看病时，生活就越发困难了。正经地不知道每个月这二十几块钱到底如何支配了，一分钱要掰成两半儿花的滋味儿我是深有体会的。连中午饭也经常是半块酱豆腐就合一个馒头。好几年没有买过“小炒”，炊事员的印象中我是学校里的一个省吃俭用、生活挺困难的人。这一点儿也不夸张！因为日子总得过下去。现在，我每月的退休金将近四千元，一个人没任何负担居然成了“富婆”，吃不完、花不完。想想过去的“难”真的太知足了，也是天壤之别哦！
4.树欲静而风不止——“天天读”时发生的一件事
随着时日的推移，逐渐地熟悉、了解了环境，对张兴富的了解逐步加深了，也越发地讨厌这个人了。我采取的“政策”仍然是少接触人、不发表任何意见，不作任何表态，除了和吴珉衡偶尔多聊几句话，其他的人一律不卑不亢，客客气气，敬而远之。正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凡是不应该做的事儿，努力地避免，想着法子躲避不做就是了。
为什么我会讨厌张兴富？这个人身为“正”班主任，管理学生的“正事儿”几乎一件都不干，反而净干一些鸡鸣狗盗之事。每天三节课，除了“早请示”的时候，有时会露一露面儿，其余的时间全推给我去支撑，总是有借口不来教室，更不会给学生讲一课。如果是为了“整”人去搞什么，与我无关，“我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不过嗤之以鼻罢了。问题是有学生“透露”给我，他在背后不停地搞小动作，课堂上找不到张某，他却有时间课下在学生中散布小道消息：“学英语的人都有‘思想背景’，要不别人都学俄语的时候她怎么单去学英语？”“她出身是大资本家，要不怎么‘凡人不理’，那么清高？”当然学生中也有“我的”基本群众，因为这些孩子认为我是“平易近人”的，和蔼可亲。学生的家不是房前就是屋后的近邻。很快，“消息”就会传到我的耳朵里了。于是，我越发地觉得这个人十分无聊，心想，“淡着”他，不给他机会就可以了，身正不怕影子斜，也没什么可“担心”的。张兴富其人就是又一个“樊大奇”，我骑着车、捏着闸，回避了一切，他老人家就是想横冲直闯，不把人冲一个人仰马翻就誓不罢休。我能做的只是“走着瞧”看事做事。我也有脾气，绝不会为了“好过”一点儿，就去“巴结”谁，去摇尾乞怜，没有原则，丧失作人的尊严。也许这一点正是让“那些人”看着不顺眼、不顺气的地方。
随着动员上山下乡工作的深入，每天学生不到学校的半天时间，基本上都要到家属区去家访。最后落实地一批到内蒙古兵团的名单，然后逐步推广。很自然，有很多家长十分抵触，有时“动员”的太频繁了，或者“言辞”不够谨慎，或者家长不够“通情达理”，双方都会产生一些矛盾。六七届的沈道斌老师，在回学校的路上被人在背后扔了一砖头，险些搞得头破血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当然不会十分“过头”地动员，我只是给家长充分地，不厌其烦地宣传有关政策，分析当时的形势，“走与不走”我决定不了。毛主席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一个“臭知识分子”只是向工人阶级学习，“服从工人阶级领导”。很自然，我一个人宁可单独家访，不愿意和张兴富一起去。——借口就是分头去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我有过“四清”的经历，有足够的“耐心”去做群众工作。
无论我多么小心，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那是在“天天读”中，可能我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的一个字读差。把“小资产阶级‘左翼’”读成了“右翼”。当场，一个学生，高秀媛站起来，大声喊停。我知道她是张兴富的“信徒”，她说我“篡改”毛主席著作，问我是什么目的。在课堂上，不仅我吃了一惊，其他同学也吓了一大跳。好在我还算冷静，停下来半天我也没吱声。最后我说：“我到现在，真的还没‘意识到’什么地方出错了，请你给我指出来。”高秀媛指出我把“左”“右”读颠倒的地方，——实际很多同学都没留神到出了这么一个“颠倒”。我看看大多数学生的表情，断定不是“预谋”好了想“整人”，只是“个别人”挑起的“突发事件”。心情平静了若许，说：“到目前，我还不肯定，我是否真地读错了，我一定认真反省。下课后，认为我真地读错了的同学可以找我，认为我没读错的同学也可以找我。”下课后的第一件事，我去找曹家林，征询她的意见，问她学生对我的反应，进而我反映了我的意见，如果我真地读错了毛主席著作的话，是口误。我可以检讨，但是张兴富在学生中散布“消息”是自由主义，他散布的“消息”破坏了我在学生中的“形象”，不能不说他有挑动学生之嫌。他对我有看法，作为我进校以来，由“连长”指定给我的“师傅”可以对我进行帮助、批评，应该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应该在私底下搞“小动作”。曹家林当即决定到三。四班听课，认为老师之间“有想法”应该放到“老师的范围”里解决。第二天，以高秀媛为代表的三、四个学生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了教室外面的走廊里。时至一九六九年，学生几乎不贴大字报了，更何况，六九届是最低年级的学生给“新老师”贴，就是在学校里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在师生中间让人感到出乎意料之外。大家都在“捉摸”怎么会呢？到这种时候还会有贴大字报的？年龄最小的学生对刚刚上班不足几个月的老师根本不会有什么“宿怨”，这难道不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吗？三四班大多数学生说这件事是高秀媛故意和老师“找碴儿”，想给老师一个“下马威”。我想，曹家林在下面也作了相应的了解。“早请示”之后，我首先发言：高秀媛等同学认为我读错了“左”“右”两个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说明我对毛主席的著作很崇拜，可还没达到“无限信仰的”程度，如果真的达到了“信仰”的无限度，就读不错了。确实罪该万死！因为我一直没有觉察到自己读错了，如果读错了还不醒悟，自己都发觉不了，更是罪加一等！……就这样“如果来”，“如果去”地讲了半天。曹家林最后发言说：“虽然说问题搞不清楚，老师的态度还是正确的。如果老师真地读错了也是口误。不要随便上纲上线。”可是事后曹家林对我说“你跟学生说的话很有意思，我还没发现你很会说话。”我说，“到现在，我正经地不知道是不是读错了。我说的是心里话，对学生的积极性还是要爱护的。”我不能留下什么后遗症让人当成“把柄”，我必须“死不认账”。曹某人心知肚明就是张兴富在背后捣鬼，“唯恐天下不乱”是想“整”出点儿什么“动静”来哗众取宠。她只得顺水推舟。过去就得了，我不计较他们对我有什么看法，还得“难得糊涂”。尽量不能“公开化”，“冷处理”是朱全俊老师留给我的“宝贵经验”，不公开化处理就会有更多的徊转余地，更多的机会。
事后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主动找到张兴富，邀请他和我“谈心”，无论如何这个“毒瘤”得让它出出“浓”。我面对面地指名道姓地摆出了实事。某某学生说了某某话，面对时间、地点、子丑寅卯，让他无言以对、张口结舌，他没想到我把“功课”做得这么“仔细”，可以说是言之凿凿，无可辩驳。我说我不相信学生所说的话是真的，但我认为“事出有因”，“无风不起浪”。所以我估计“师傅”没准儿对“徒弟”有什么想法，不好意思说出来，因此当“徒弟”的主动找您老人家，“耳提面命”当面赐教。我谦卑、恭敬地求“师傅”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当面锣、对面鼓地教训。我的态度是谦恭的，我的言辞是准确，尖锐的。真的没给张某人留什么面子。就是让他在我面前“下不了台阶儿”。我不跟你去找领导，省得“有理也说不清”。我有勇气和你面对面地“刺刀见红”。我倒要看一看你怎么办？你“能”把我怎么办？即便把涉及的事情公开了，对我，一个新来乍到的见习教师，有什么丢人现眼的？有什么了不起？要不是“欺负”我刚来两眼一摸黑，硬按在我头上，张某人本来在学校里就是一个没人愿意与其合作，臭不可闻的人物，我不信他能沾到什么便宜。顶不济也是一个各打五十大板。我再一次地“豁”出去了。
我认为如果我太软弱，便给人以“人善了被人欺，马善了被人骑”的机会，我必须还以“颜色”，我得“放手一搏”。
张某人本来就是自鸣得意的小人，见不得阳光，真是到了面对面的时候，反而傻眼了。一直以来，他都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由于“先天不足”——出身不好，对他而言，是我理所应当地“识相”，是“憷”他，是因为自己“底气”不足，所以向他老人家“示弱”、甘当“小菜碟”。抱着一种“有便宜不沾，王八蛋”的逻辑，这种人在这种时候，就想着怎么“骑人脖子拉屎，还不想抬屁股”。他真的不懂得什么是“物极必反”吗？
他的确又把我的一股子“拧劲儿”挑逗起来了，正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我绝对不，从来也不会去欺压弱势群体。欺负人的事我不干；没理的事我更不干。很明确，我有理也不让人，绝对不受人无理的欺压，更不能让人任意宰割。我的尊严，我的人格不能容忍任意践踏。之所以这样做，是让张兴富明白，既然有“便宜”可占，就不要把天下人都当成了“傻子”，躲到一边儿“偷着乐”去吧！作人应该明白，做事情要留有充分的余地，“愚者千失必有一得”。凡是把别人当成傻子的人一定是自己不够聪明。应该懂得“物极必返”也是辩证唯物主义。
树欲静而风不止，从此，我与张兴富彼此都有了深刻的认识，每天，他仍然是我所恭恭敬敬的“师傅”，但是他也明白，自己是碰上了一个“软木塞儿”。不是一只可以任人宰割的小绵羊。
5.三排房子一眼井——遥远的萨尔图
大概六九届的学生，我们四班只剩下了两个人没走。其余所有人都去了东北的大庆。这届学生一般只小我七、八岁，现在有的人已经有了第三代人了。时光如梭，想当年，他们有人只有十六岁，小的才十五岁，临行之前家长都给做了新的被褥，新衣服。上火车时，每个孩子都带了亲友送的“好吃的”。当时卖糕点还凭供应券，鸡蛋也是凭本计划供应，尽管如此，每个孩子都带了很多很多，有的孩子以往连进北京市内的机会都不多，……总之他们满载着爸爸妈妈的“爱”，离开了父母的呵护，这次他们要远行了，他们走向了遥远的萨尔图。
随队古城中学派革委会委员一名领队，负责六七届，只有几个学生，一名男老师，主要负责六八届学生，一名女老师负责六九届学生，在这批学生中，六九届占了二分之一还强，一共是八个教学班的大部分，至少有二百多名到三百名学生。要护送学生一直到他们的居住点。由于我是六九届四班的班主任，这个差事就落在我身上了。可以想象这是一件很不轻松的工作。这件事儿要承载着多少家长的重托和学生的期望！学生人数少的是男老师，人数最多的反而是女老师负责。因为没有女老师愿意去，包括曹家林在内，她当时有一个不到两岁的女儿。
那是一趟运送学生上山下乡免费的专列，大概挂了十几节车厢，车上都是石景山的学生。与送小妹是不一样的是，这次我们在火车上，被车下的人们送。上了火车，车上的孩子们的年龄比小妹小了四、五岁。他们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出远门离开父母。许多个“第一次”就是什么都不懂，没有一点儿照顾自己的经验。我替他们安排好座位、小件行李，便开始紧张地叮嘱他们：“火车开了尽量别哭，要不然爸爸妈妈会太伤心。这样他们会更不放心了。你们是大孩子了要懂事。”殊不知，随着火车的晃动，汽笛长鸣，车厢里“哇”地一下子就哭成了一片，无论男生、女孩个个号啕大哭，以至淹没了长鸣的汽笛，淹没了列车前进轧过枕木有节奏的哐哐之声，大家彼此感染着，相互影响着，窗外看到“丰台站”早已驶过，呜呜咽咽之声在车厢里还在接连不断，此起彼伏。
我竭尽全力地劝慰，想着小妹，觉得这么小的孩子去这么远的地方，心中酸酸的，眼里潮潮的特别不是滋味儿。只好就着窗外的景色，为他们转移“兴奋中心”。临近黄昏时，列车抵达了“山海关站”，落日的余晖映照着雄伟的长城，列车停车半小时加水。很多人都跑到过站的天桥上去看长城了。这时孩子们的脸上才又见到了笑容……
要开车的铃声响起了，赶紧招呼大家上车，还小心地看了天桥上一眼，没人了，——到车上清点人数，偏偏是六九届少了四个男生，，——天桥、站台上都没人了，才开的车，怎么会“漏乘”呢？——学生说，他们从厕所里出来时，看见这四个男孩从天桥上下来，刚跑进厕所……赶紧找列车长，赶紧通过列车与“山海关”联系。真的急死我了。好在一下子就联系上了。山海关站安排他们坐其它车次在后面追赶学生专列。幸亏专列车慢了许多，不过也得到哈尔滨站才可以赶上。这四个孩子吃什么？要求列车负责免费供应。于是我只剩下了一个心思，快点到哈尔滨！到哈尔滨快点找到我的学生！
黑夜降临了，火车上全部都是硬席与大串联无异哦。大家一律坐着睡，这一夜孩子们因为食量过大，苹果、凉鸡蛋、冷肉一路的胡吃海塞，又有几个闹肚子的，一个劲儿地跑厕所，赶紧找出黄连素，千叮咛万嘱咐，别再吃了，留着以后再吃吧……
终于在第二天下午两点多钟列车到了哈尔滨。车站上挂着巨大的横幅“欢迎北京知识青年到黑龙江来！”站台上的鼓号队演奏着欢快的曲子，我急急忙忙去找我的四个学生。然而车厢里并不欢快，前面一夜没几个人能睡着了，车上很冷，九月是北京的金秋，在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的哈齐线上，早上已经有很重的霜冻了，人们都穿的是夹衣，女人们的头上都戴上了头巾。在列车上，各学校的领队开会，接收单位提出了要求，陪送人员一律在萨尔图下车，交接完毕之后，就离开学生算是完成了护送任务。以后学生由收留单位直接接走。明确要求陪送人员不得参与一切安置工作。
当宣布这一情况时，很多孩子又哭了，乱成了一片……然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只有这样一刀果断地切开了，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同时早晚是“县官不如现管”，无论如何，只有高呼：“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份儿了。——我们总得要和学生告别，答应一个星期以后去看望他们。
下了火车，我们住在了大庆的招待所。萨尔图是大庆总部的所在地，大庆占地面积很大，有火车的三、四个站，龙凤、萨尔图只是其中之一、二。一九六九年的大庆刚刚开发不久，还是一片荒蛮之地，主要街道上除了地窝子就是干打垒的土房，到处冒着一缕缕的黑烟。街道上挖的一道道的沟，把原油黑呼呼地裸露着，由这些“沟”直接引入各家做饭、烧水、取暖。所谓的招待所只不过装了玻璃窗，有门的干打垒。招待所的饭食每天都是大馇子、高粱米，九月份的菜是煮黄豆，高级的菜是大豆油炸黄豆，，中午饭可能吃上熬大白萝卜。第一天开会介绍兵团的情况。第二天一早开始让我们到各个“居住点”看望学生。
吃过早饭，带上干粮，规定我们早出晚归，不住学生的居住点，每天晚上回招待所吃晚饭。我们坐上了居住点来接我们的平板大车。乍一看真的十分“壮观”，至少是四匹马拉的车，有的还是六匹马拉的车。车老板儿穿着厚厚的灯芯绒的制服上衣。“咔咔”地打着响鞭，还真是很威武。一出城区，顿时人烟稀少了，马车拉着我们进了大水甸子。原来只有车老板才识得路，人和车在大水甸子里就像一叶孤舟，放眼望去，视野之内看不见一个人影，四周都是泥塘、水草。在沼泽里，即使是车老板认路，大车也难免陷入沼泽的泥潭里，据说要是人陷进泥潭，越挣扎越出不来，越陷越深，最后只能是灭顶之灾。为什么要这么多的马拉车？一方面，老马识途；另一方面，车如果真的陷进去了，马多了比较容易拉出来。大平板的车就像一只船，有一定的承载力。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全。
越向水甸子里面走，水越深，最后只能用头顶着一点儿简单的行李包裹，站在车板上，连鞋都弄湿了才过去。车老板站在车上，紧紧地拉着缰绳，不停地吆喝着牲口。我还发现，马在水甸子里不停地用尾巴扫着马屁股，，一开始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仔细观察才弄清楚了是因为“小咬”。“小咬”是当地一种很特殊的吸人血的虫子，也许只有蚊子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那么大小，但只要咬上人，就是死叮，不喝饱了不放口。马皮很厚照样可以被叮透，要不车老板干嘛要穿厚厚的夹衣呢！我当时只好脱下外面的薄呢外套蒙在头上，只露出两只眼睛，紧紧地把脸、脖子都包严实，小咬密集时，嗡嗡地带着响声，一团一团地扑头盖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这时索性连眼睛也抱在衣服里。我穿一双黑布袢儿鞋，一双丝袜，脚面上有一块方形的能露出袜子的部分，由于先前能盘腿坐在车上，把露出来的地方藏起来还能对付，等到站起来，坐不下的时候，小咬们立刻就开始大聚餐，薄薄的丝袜跟光着脚一样，就这么一小方块地方，晚上睡觉前，我数了数居然被咬了二十六个包，包上落包，又红又肿，奇痒无比。带去的“清凉油”抹掉了大半盒也不管用。有人说，旧社会挖金子、挖人参的团伙中，如果有人中饱私囊，偷东西，惩罚的办法就是把偷盗者扒光了衣服捆在树上，让小咬给生生给喝干了血，被咬死。
我们去过六、七个学生的居住点，基本情况没有什么优劣之差，四周都是大水甸子围着的一片小高地，在这片范围很小的高地上，盖上几排房子，挖上一眼井就是一个居住点。房子的布局也都一样，中间一间一进门是灶间，后面是火墙，取暖的方式是把中间的一小间全部当成一个大壁炉，里面点上火，把两面的墙全部烧热。右手一大间，左手一大间，格局完全一样，用土坯垒成的大通炕，一条炕上一字排开可以放十个人左右。男生一排，女生一排。连队办公室、食堂、仓库再一排，就组成了所谓的三排房子一眼井的格局了。车老板的话十分透彻，一言以蔽之，“到了这儿，想跑也跑不了，没有车，任谁也过不了大水甸子。”居住点就是一座孤岛。
我去三四班的居住点记忆十分深刻。人总是有感情的，我和我的学生相处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师生相见怎么能不动感情呐！孩子们知道我来了，一窝蜂般地朝我涌来，女孩子扑在我怀里失声恸哭，“老师啊！你可来了！”我一一给他们拥抱，连男孩子也不顾一切地和我抱在一起。我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淌，再也忍不住了。心都疼了！孩子们是这样地无助，老师是如此地无能！我理解不了的是旁边的“东北老客”，学生们这样称呼他们，大声地呵斥着：“咋的连老师也哭个啥？是咋整地嘛！你学生哭就得了，你哭个啥？竟给整事儿。”六七届、六八届的两位老师赶紧上来劝慰学生，给我暗示不要与当地干部闹冲突。仔细再一看，很多孩子的小脸上，让小咬给咬得鼻青脸肿。他们告诉我，一天晚饭之后，最淘气的小个子男生，张东昌，坐在等春天盖房子用的木材堆上唱起了“小白菜呀，地里黄呵，七岁八岁没了娘呵……”结果把所有学生都给唱哭了。指导员找他谈话，第二天给他关禁闭，一天不给饭吃……
临返京时，我们和当地干部座谈，我忍不住发了言：这么小的孩子，由想家到适应生活环境要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有过程就得要有时间，希望给孩子们一点时间来适应，千万不能用不给饭吃、关禁闭.来解决问题。可是“老客们”不承认不给饭吃，关禁闭。还说北京人细皮嫩肉，小咬就是喜欢叮北京人。我们看出一切都是无能为力了，“县官不如现管”，只能收集了同学们给家长写的信，答应给他们回家报平安罢了。
我们三位老师回到萨尔图、哈尔滨以及石景山教育局向总领队，逐级汇报、逐级反映我们的意见、我们的建议。然而，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蚍蜉撼大树而已！再一次地“只求无愧于心”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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