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秀云
卷四 我的教师生涯（一）
一.初识石景山
北京市本来没有石景山区，现在的石景山区是从过去的丰台区划出去的。一九六八年初，我到石景山古城中学任教时，石景山区刚刚成立。全区只有二十三所学校，李安娜、栾谦、何国贵、王赐福、钟爱生、黄庆腾、蓝蜜娘和我八个英四的毕业生是石景山区第一批本科英语专业的教师。钟、黄、蓝都是印尼归侨，七十年代先后出国，接着李安娜也定居美国，我于1982年调出回城，王赐福、栾谦一直在石景山做到退休。
1.八大处中学与古城中学
离开师院之前，我们打听到刘逢琪老师的夫人在石景山八角小学工作，安娜和我一起拜访了刘老师的家，了解到石景山的教育概况。安娜可以从动物园直接到八大处中学，全程只换两次车，一次是103无轨、一次是347路到八大处的车。这就是非常方便了。我可以从西单电报大楼下面，上337路直达古城。交通还算便利。一般车程往返要四个小时。
到教育局报到之后，我们欣然接受了分配。我和安娜是最早报到的，因为我们主动解决分配问题，其余的人大约在半个月以至一个月以后才来的，他们只有何国贵被分到了八角中学，其他的都分到了偏远及交通不方便的刘娘府、广宁村、或是衙门口等处了。相对而言，八大处中学、古城中学的生源、校舍、师资水平各方面都是条件较好的学校。
八大处中学在翠微山脚下，北京军区的墙外边。确切地说，应该是教育局为军区子弟专门办的中学。安娜去的时候，刚盖完校舍，第一年招生。学生几乎都是军人子弟，生源很单纯。校长是原区教育局的小教科长，是很有水平、很和蔼的一位大姐，应该是文革到了彼时彼刻结合的一位干部。一切都是新的，一切从头开始。安娜和我都很庆幸，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应该是非常理想的。
我陪安娜报到的第二天，她陪我来古城中学报到。
相形之下，我远远没有安娜幸运。古城中学是除去老校北京九中、苹果园中学之外，石景山最老的学校之一。当时已经建校十年了，而且是在文化革命运动中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学校。教师之中90%是师院62届到65届的毕业生，是石景山的中学里师资水平最好的学校，优于北京九中。
古城中学在现在的地铁一号线的终点。用修建人民大会堂的剩余材料建的一座灰白色很漂亮、很通透的三层教学大楼，每层都有一个学生集会用的大厅，只向阳的一面有教室，走廊宽大明亮，整座建筑呈L型，有三个装备很好的实验室和实验准备室。如此的设备在当时，连城里都算上也应该是一流的校舍和设施了。
石景山最主要的企业就是首都钢铁公司，其次是北京锅炉厂，而古城中学就座落在在这两个单位最重要的家属区，古城与八角之间，古城大楼当时的宿舍设备就很先进了，北京人还住平房、没用煤气时，古城每个单元都有卫生间、厨房、有热水有煤气。古城大楼的住户多是从东北鞍山钢铁公司来支援首钢的老技术工人，当时大多是首钢下属十几个公司的厂长、书记。八角大楼比古城大楼更高级，是近百米的大单元，每单元都有浴室、浴缸，还有落地窗的书房、客厅等设施，比起一般北京人的住宿条件，应该属于豪华的了。住户都是首钢公司一级的领导人物，诸如周冠五、肖平、安朝俊、苗嘉禾等顶顶有名的人物或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古城中学就是为首钢而设的，其生源大部分是首钢子弟，有少部分是锅炉厂、第六建筑公司的子弟，还有很少数的老古城农民的子弟。因此，这样一所学校师资水平优于其他学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报到时，古中革命委员会刚刚成立。由革委会副主任王毓龙接待了我。王，六四届师院中文系毕业，是干部子弟，给人的印象是颇有心计，讲话斟词酌句很有学中文的特点，嘴角常常挂着一丝笑意，微笑？冷笑？还是不屑地一笑？总之让人觉得有些傲慢，声音颇具磁性的一个奶油小生。与安娜的校长不同，当下就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律住校以便参加“运动”。星期六下班回家，星期日晚七点准时返校。
第二天一早，提前半小时，我准时上班了。
2.第一次走进教室
这天早上，接待我的是革委会委员、连长，相当于现在的年纪组长，曹家林。我被分配到六九届的四班作见习班主任，当时叫“排长”。曹家林年长我三、四岁，党龄有十多年了，也就是十七、八岁就入党了，是正经的根红苗正的红五类出身。自然也是当时所谓被培养的“第二梯队”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刚结婚不久，有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曹某人的气质给人的感觉是绝对正面形象，是一个言必曰“党性”、“主义”的典型政工人员作派、明显是一个“当官儿”的坯子。她是教政治的，只有初中学历。我的第一印象：字写得十分幼稚、难看，但说话的方式却十分老练；不错眼珠子地“盯着”对方，只是不停地眨着眼睛，因此不到三十岁年纪面部的稚嫩与说话的“老气横秋”形成了一种很鲜明、滑稽的对比。大有“高屋建瓴”之势，立即让我觉得此人“做作”的背后，隐蔽着虚伪，似乎在热情、朴实的后面有很多值得自己了解、耐人寻味的东西。
我被分配到207室，宿舍兼作办公室。曹跑前跑后给我张罗一切。自然的事，曹也住在207室，一室住四个人，当时正有一个吴珉衡在休产假，另一个是教体育的，姓杜，上海人。床铺是用木板搭起来的，没有找到合适的铺凳子，比别人的床高了半尺还多，没找到办公桌，正好用床当“桌子”用。这是“后勤主任”（现在应是总务主任）季安说的。他说完哈哈一笑就走了。
我理解，此时的古中，“派仗”刚刚偃旗息鼓，但是两派人彼此心中的界限还是挺清楚的。两派的对立情绪仍然存在，彼此之间还有对面不说话的。只是“胜、负”已经明晰了。
古中的一派叫“红旗”王毓龙、曹家林、后勤的季安、以至后来的张兴富均属此派。特点是文革前多为“当权派”，出身多是根红苗正。运动到了此时，仍然是掌权派，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对方。另一方，叫“东方红”，详细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我来之前，就抱定了一个“不介入”、装天真不懂世事，继续当我的“逍遥派”的宗旨，决不向前跨进一步。曹家林给我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希望我靠近组织，要求进步……我当然满口应承，诚恳地请求组织给予随时的帮助、指正。表明一辈子当教师的决心。从表情上看，曹对我的态度还算满意。当时的学校还处于“停课”阶段，每天有“天天读”是雷打不动的。老三届，即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的学生开始动员“上山下乡”，石景山区的任务是去东北黑龙江虎林，中苏边界地带的建设兵团，或者去内蒙古牧区的建设兵团。六九届暂时没有分配任务，和老三届上、下午分班上学校，六九届是下午班。晚上教师继续开展运动。安顿好了，立时一拨一拨的人来看“新”老师，我当然作做好了笑脸迎接大家，求他们多关照、多帮忙。总结起来是，古城中学五、六十个教职员当中，女老师占多数，占二分之一强。
我在初二四班当副班主任，名曰“副排长”。“正排长”是张兴富，六四届历史系毕业，北京大兴县老贫农出身。与曹家林一派都是“红旗”的。曹介绍说张为人朴实、不失老贫农本色，是党员，忠实可靠。我想，能与这么一位“师傅”一起工作应属“荣幸”。这样不会站错队、走错路。那天下午在教室外边的楼道里，我见到了张兴富，张的个子不高，应该不足一米六，胖墩墩的。脸上一点儿也不清爽，油乎乎脏兮兮，似乎根本没洗干净也许是没洗过脸，胡子拉碴，大概一个星期也没修理过“门脸儿”了，一嘴黄牙歪七扭八，上衣还残留着饭嘎巴，真是不修边幅。此人一笑，便迷上一双色迷迷的小眼，为了以示亲近，总是离人的距离很近，带着浓重的口臭、做出说“悄悄话儿”的肢体动作、十分令人生厌，说话的声音带着明显的京郊口音。“自来熟、不见外”。当下，就说我是“生力军，”调侃“恭维”了半天，接着话锋一转，立刻就说家中有事要回大兴，媳妇生了小孩，革委会已经准假一星期，让我马上就进教室，我没想到的是，他回头向门里面的学生说了一声：“今天来新老师了。”竟然一转身就想马上走了，说是为了赶车必须立刻出发。我说第一天上班，我只是“见习”，还没有备课，也不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不知道要给学生讲什么。他反而嬉皮笑脸地说“小将出马，一个顶俩。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去发挥革命小将的敢想敢干的无限创造力吧！”，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把我“扔在”教室门口，扬长而去。
已经打铃有一段时间了，我只好进到教室里，我真的“傻眼”了，有点晕头转向不知东西南北。口袋里只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我给学生讲什么呀？！
张兴富扔下我就溜之乎也，这种“见面礼”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太让人气愤了，太不负责任了吧！！这是个什么样的“师傅”！
怎么办？我镇静了一下自己，先给学生们深鞠一躬，学生们立刻就哈哈大笑了起来。似乎觉得“老师”给学生鞠躬特别新鲜。此时，我才顾得上仔细看了一眼教室，哪里是什么教室？纯粹是座山雕在威虎山上的“聚义厅”，学生们在教室的四周坐着，有人没有椅子简直挤坐在桌子上。排没有排，行不成行，一片乱糟糟没有一点秩序！再看看教室，玻璃黑板有一半碎了，露出了后面的三合板儿。整个教室里黑咕隆咚--窗户的玻璃，凡人能所及的地方一块也没剩下，春寒料峭，全用大泥坯给砌上了，要不刮风下雨教室里就没法待人了，只有上面在廊檐下的没堵上，偌大的教室还得透气吧！
我反而不着急了。不仅张兴富、连曹家林，此时就是故意给我这样一个“下马威”的开始，我“怕”谁？教室里仍然是一片乱哄哄，反正是没“事儿”可做，我静静地等在那儿，就是不开口，等什么时候安静下来再说。
纵然是无可奈何，“事情”还得做下去。一边站在黑板前，一边想“辙”。似乎过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学生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安静了下来，好奇地观察着我，等我出声。我开始向他们如实诉说：我是从哪儿来，我叫什么。
我明确地说：“你们看见了，张老师家里有‘急事’，我今天刚报到、第一次进教室，没有任何准备就被推进来了，我不知道给你们讲什么。”
男孩子趁势就喊:：“放学！回家吧！”
“这我可不敢！哪能没到点儿就放学？革委会不批准。”
“讲故事吧！”有人又喊。
“讲什么呢？”
“你会什么就讲什么吧！”
我又高兴了起来，看着挺乱，实际还有点儿人情味儿。六九届的学生是六六届小学毕业，一直在家没上学，在上一个学期刚刚“复课”，半天到学校而已。“复课”的重点在于“闹革命”，主要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下午共上三节课，真的给他们讲什么？幸亏我有在师院附中做辅导员的经历，尽管心虚，还是故作“镇静”。有了！讲毛主席诗词没错吧！先征求学生的意见--绝对“民主”，咱一定是“好说话”的。
“我也不知道同学们带来了什么学习用具，手头有什么书，我想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毛主席诗词好不好？”
“好！”很轻易地就通过了。
“那你们都读过什么毛主席诗词？”--小学六年级当年的教材没有现在的丰富，只有七律长征等人人耳熟能详的诗，学生可能知道，为了消磨时间，我请会背诵的学生给大家背诵，一下子教室里又乱了起来，我赶紧说，按座位就近自由组合，看哪些同学先背下来，背不了的同学可以互相提醒，或者接着别人没背完的往下背诵，一个小组，提供任何一首诗或者词都可以。于是大家准备，一下子十五分钟就“混”过去了。我擦干净了黑板，到一组女同学当中和他们一起背诵，又去看了一组男同学，……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女生，同学们告诉我，她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还上台表演过，“古城第二小学”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是“重点小学”，只和古城中学是一墙之隔。应该有一些好孩子，于是他们背诵，我在黑板上写：七律，长征；为女民兵照题。写完了，让大家一起读，不会背诵的同学再背会，带了笔和纸的人再抄下来……一节多课就是这样度过的，我也渐渐地清醒了，开始镇静应对。
为女民兵照题
飒爽英姿五尺抢，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长征 七律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一边背，一边想还可以干什么？对，还可以唱。于是开始唱，齐唱、轮唱，男声、女声分组轮流唱。只是没有独唱，害怕学生起哄。一下子就唱到第二节下课了。老这么唱下去似乎不合适。趁十分钟课间休息，抓紧再看看注解，因为第三节课我准备讲《沁园春。雪》。 为什么要讲《雪》是我估计学生会背诵的人数不会太多，对他们来说会有新鲜的感觉，并且在学生面前，从此时此刻就应该注意树立自己的威信，不能让学生把我看“扁”了，把我想象成是一个大笨蛋，没本事、没能力。所以，一上课我先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从生字开始教，“沁”“qin”，牌子曲，“词”比较前面的“诗”，何为律诗，七律……一通地海聊神侃，孩子还是容易被“哄”高兴的，可以说是初见成效。继而再到时代背景，工工整整地把整篇抄写在黑板上，让同学们抄下来……总之，我只讲了一点儿，在上半阙里借景抒情的寓意，重点讲了几个句子，望长城内外的“望”；顿失滔滔的“顿”；山舞银蛇的“舞”；原驰蜡象的“驰”……一通的“大白话”居然把学生忽悠得稳定住了，看看时间就要过去了，我心里明白，以后的一个星期，我都得“顶”下来，一进门这前三脚如果“踢”不利落就惨了，因为无论什么单位，都要“干活”的，不待见“吃饭的”；“光说不练的”。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所以，最后我索性布置任务，留作业。一。抄下全文后争取全文背诵。会写。二。找毛主席诗词读本，或请家长、或邻居、或同学之间互相帮助，试着弄懂全文，或者找出不懂的地方、提出问题。三。找邻居、找同学，学唱这首词，大家比赛看谁做得更好。“做得好就是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
放学之前，统计当天缺席人数、姓名，按每人一把椅子计算，除去不能坐、散架的以外全班还缺六把椅子，按每三个人两张桌子也缺少四、五张桌子。
最后给学生提出了要求，每天到学校要准时，不迟到。凡是空手什么都不带就来学校的，可以回家，到学校来必须带“红宝书”、笔、和一个本子。有意见找老师提，不可以擅自采取行动。事儿讲完了，下课铃儿也响起来了。我留下了所有的红卫兵干部。
到此时我才知道，班级里红卫兵只占少数，学生干部是由老师指定的一男两女。
送走了所有的学生，长嘘了一口气。
借着吃完晚饭休息的时间，我很郑重、严肃地找了曹家林。向组织汇报工作，汇报思想：一、三节课的安排，详细的流程。--她说她在门外听了课，她很满意。二、对张兴富推我进教室，我没备课就硬上讲堂，这样突然袭击的“事儿”，我很不“适应”，不仅让我手忙脚乱，尤其是对学生很不尊重、很不负责任。--她也认为欠妥当，要转告张兴富下不为例。三、学校至少应该配齐桌椅，不能让学生坐在桌子上上课。--明天就配齐桌椅。四、可否进行加强纪律性的教育。以及本人有关做法可否实施请求指点，如果真是一个星期以后，张才回来，请连长到教室亲自向学生说明，为本人树立应有的权威--同意。
这便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教师的身份走进教室的全过程。
慢慢地我开始熟悉了周围的人与环境。“二零七”实际常驻只有曹家林和我，体育老师因病不住宿，她家在石景山射击场，说是每天回家要熬中药，丈夫是射击场教练，学校规定在本区住晚上散会可以回家，只是在城里住的人必须留校。曹常常不在宿舍，说是去开会，于是尤其是晚饭后的休息时间，或者半天学生不到校时，经常有人来造访。我基本上很少与人主动接触，不出207的门，很正常的理由：张兴富突然袭击，我很害怕、很紧张。由于“四清”没有教育教学实习过，没接触过学生，所以到现在还在“犯怵”，得“抓紧”时间备课。他们大家三三五五、接二连三地到207来，在聊天之中，我体会到张兴富的人际关系很差，大家认为他故意“晒”人，没安好心。同时也反映出“新老师”有两下子，把事情摆平了，没让他“晒”成，偷鸡不成蚀把米。当然我不可能表达我真实的感受和想法，我自认特别无能，求各位大姐多多帮忙、多多指教。我是一个“任嘛不懂、任嘛不会干的”的雏儿。渐渐地，我了解到大家众说一词，张兴富，人很懒，带一个班“乱”一个班，没人愿意与他合作。人没有能力，只凭着耍一些小伎俩，偷奸耍滑，小农意识，自以为得计，从来不认真读书，很多东西上不得台面。只是“糊弄”事儿，特别不招人待见。经常“用”不刷牙、不洗脸来“保持”老贫农的本色。
以后的事儿也证明我命多舛，在古城中学，张兴富的确是一个“人物”。不过相对而言，人家倒也正是领我走进社会大门的“师傅”。
3.“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们
大概从我上班之后，顶多有两个星期的一个星期一，一进校门就听说“杨全国跳楼”了。杨全国何许人也？他是学校的唯一的一位二级教师。毕业于滦县二师，是解放前很著名的一所学校。一般大学本科毕业生进校时，见习教师是六级、转正之后是五级。二级教师的工资102元，五级教师的工资54元（见习46元、六级49元、四级62元、三级70元、一级大概是140元）。运动前，全北京市除了一些非常非常有名的学校，像四中、师大附中、实验中学这样的学校有一级教师，有二级教师的学校也是凤毛麟角。杨是生物教师，平时能力较强，能写会画，人有点傲气，人缘不好，加上出身大地主家庭。我刚一来的时候就被勒令不准回家了。星期天回不了家，没有了人身自由，还被勒令“交待”问题、写检查，经过前面运动的经历，想不开了，半夜趁着看守的红卫兵没防备，从隔离室的窗户跳了下去，因为只有三层楼高，没摔死，只是摔断了一条腿。这件事像一条导火索，使得学校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从结合的干部原校长顾明，原教导主任余瑞文，以及革委会成员来看，绝对是“一派”掌权，不是两派的“联合执政”。然而，古中的绝大部分教员都是“东方红”的，是对立面。我理解，这和文革前期，师院抓“游鱼”、抓反动学生的情况没什么两样，大同小异而已，又一次的严酷斗争。记得当时应该叫做“清理阶级队伍”。
没想到的是，杨全国摔折了腿，从医院打了夹板回来立即用床板抬着上了台，口号声连天响起，在操场上马上就举行了“批斗大会”“杨全国负隅顽抗，罪该万死！”就是主题。当然，自绝于人民的行为就是顽抗到底。
我必须做好思想准备。
两个星期以来，我一心扑在学生工作上，张兴富不在，我争取时间强记了所有学生的名字。陆续地配齐了桌椅，给学生排了座位，按指定座次，以自由结合为主，在大家都可以认可的前提之下，把桌椅全贴上了姓名，相对固定、责任到人，再弄丢了桌椅，首先追究个人责任，教室的秩序大有好转了。教室门的窟窿堵上，钉严实了。每天锁门，丢了桌椅第一时间不报告，责任归个人，三大纪律八线注意规定：损坏东西要赔偿。因为是“二部制”，与共用一个教室的另一个班达成一致意见，谁弄丢了，谁给补。好在另一个班是六八届的。班主任老师是一位老先生，赵常镇，曾经是右派，人很好打交道，于是桌椅的问题得以完满解决。赵常镇，上海人，大学时期就当了右派，曾经被送到东北劳改，分配到九中工作后，一开始教生物，运动前改教英语，他和杨全国都是从北京九中调来的老教师。
第二件事，我尽可能地“整顿”了纪律，最后达到的水平就是，我在前面一喊：“最高指示：加强纪律性！”学生立刻回到座位上，坐好回应我：“革命无不胜”。再不见成效，就全班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看似很可笑，固然很滑稽，“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总比声嘶力竭地说“请同学们坐好、安静”更有实际效果，管用！这种翻译，作为“英语系本科生”应该是驾轻就熟的。
第三件事就是“天天讲用”毛主席语录。在班级中，大家可以自由报名，也可以按座位顺序轮流；有指定命题，也可以自由选题。咱充分利用林彪总结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狠抓“活思想”、“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当然，“讲用”越多越好，就是越发热爱毛主席的表现……
这一点让张兴富一点儿也不敢小觑，我是多么地重视学习毛主席著作！又是多么地尊重红卫兵小将！要知道，我实在是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确实不同于运动之前的“师道尊严”。不言而喻，实际上这有多么的实用主义！多么地形而上学！然而在扭曲的年代，只能以扭曲的办法来对待。从师院走出来，我就明白了这一点，“顺应形势”便是保护自己，如果连这一点点“乖”都没学会，岂不是白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
不仅如此，到了一九六八年，又出现了很多新鲜的、登峰造极的事物。
一天，大姐夫给我打来了电话，他是大姐和我之间的“通讯员”，那时候没有“家庭电话”用户，要联络，只能由大姐夫的单位打电话到古城中学。大姐让我周末一定要回家来，不要为了省车费就不回家了。我拿起电话，听到了大姐夫苍老的声音：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我先是一愣，很快地反映过来了，大姐夫不可能和我开这样的玩笑。赶紧回答说：“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为人民服务’”
等回家后，大姐夫叮嘱我，给别人打电话，尤其有其他人在场时，第一句话不要再像以前一样问候：“喂，您好?”而是要宣读毛主席指示，工矿、企业、事业各个单位都是如此！人家说了，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理解或者很很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就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当时对于毛主席的颂词有四个“伟大”，四个“无限”。
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
我们革命儿女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忠于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甚至《北京周报》这样对国外发行的英文杂志也写出了“redder and the reddest sun”的字句，因此“红色的”这个形容词也必须创造出比较级“ redder ”最高级“the reddest”的形式了。
杨全国跳楼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群众斗群众。晚上，教师会的温度在不断地升温。可以说是“人人过关”人人自危，由于我是新来乍到的，不了解情况，我只能积极地开展学生工作，没有更多的余地深入参加学校的斗、批、改，既然张兴富同志“阶级觉悟”高，“政治嗅觉”灵敏，所以我支持他“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方法就是投其所好，减少，尽可能地“减轻”他老人家班级事物的“负担”，他免去了后顾之忧，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斗争”中去干“大事儿”了。张兴富欣然接受我的说法，也很飘飘然、美滋滋。
于是，我便可以和学生们在一起，“泡”在教室里不出来。但是晚上的会是怎么躲也躲不掉的。紧接着，唐兆钰、潘晶、彭元中、梁湛生一个个的名字在大字报上被点了出来，一大批人又即将被“揪”出来了。
唐兆钰，语文教员，大地主出身，曾经做过教导主任。后来是我的朋友之一，运动后调进城里，在西城区工作，正教授衔，北京市一级的政协委员。唐，人很有才气，聪明、睿智。非常地执着、有担当；说话一针见血，敢说话、敢负责任。颇具掌控能力。豪爽、热情，然而十分地愤世嫉俗、尖锐苛刻。最大的优点、最大的缺点都是敏锐，直接。给人以持才傲物的感觉。淘气、喜欢恶作剧，运动一开始就被打成了“坏分子”，由卢沟桥劳改农场押回学校批斗。
彭元中，政治教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是学校中唯一的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非师范生。确有北大学生的特色，思维缜密、语言清晰、准确，做事为人十分沉稳、干练，有一付学人的清高气派。应该是这五个人之中最年轻的一个，可能顶多有三十岁，还没结婚。其父是国民党伪国大议员，出身豪富官宦之家。是掌权派“红旗”的对立面“东方红”的负责人，首当其冲，这种时候不揪他揪谁？当时被“命名”成修正主义分子。运动后曾经是古城中学党总支书记兼校长，直至退休。
潘晶，语文教员，一九六二年师院中文系毕业，素有才女之称，写诗、填词可以信手拈来，打油、快板更不在话下，尤其是当班主任更有一绝，可以把班级整理的服服帖帖，每个学生都心服口服。出身于手工业者家庭。其父是一个高级裁缝，解放前，曾经在给国民党高级军官缝制“将校军服”的军需部门上班，工资以“上校”军衔标准待遇。这样，理所当然就属于国民党“上校军官”了，在军、政、警、宪、特之中，“上校”自然是严重历史问题了。要说潘的为人，除了有学中文的特点，语言准确，咬文嚼字以外，人十分平和，从不张扬，有内涵而不端架子；善良、心很软、非常多愁善感；端庄，沉稳，颇具大家闺秀的气度；绝无害人之心。我的印象之中潘没有什么功利的思想，简单、直接，自尊、自重，从不占人的便宜、不趁人之危。可以说无论从学问还是从修养上看，都是一个难得的好人。运动后，潘调往新学校，加入了共产党，担任校长直到退休。她是我除李安娜之外，在国内最好的朋友。
本来被“专政”的只有杨全国、唐兆钰。所谓“被专政”也许是只有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才知道、明白的一个“专有名词”，我所知道的“专政”是“国家机器”，是指政府、军队、监狱、警察、法院等等，也就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敌对阶级实行的强力统治的机器。例如：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文革中十分盛行、十分时髦的这个词的具体意思就是：限制人身自由，不许回家不许探视，由专人看守。被关在小屋子里写检查，不时地被“专案组”的人审讯，强制劳动、不时地被拉出来让学生批斗，批斗的场合有不同的层面，全校的、年级的、班级的、学生参加的、教师专门的各种类型的批斗会，同时降薪降职，只给生活费，只是没有开除公职。一句话就是，不是“监狱”的监狱，没有法院，没有“政府”的参与。名曰：被“无产阶级专政”，几乎每个单位都可以私设“公堂”，可能是每个单位都有“无产阶级”，直接了当地就能“专政”，因此就用不着“检察院”签发什么“逮捕证”、“搜查证”之类那么“麻烦”的手续，因为那太像“小脚女人一样”是不可能达到“暴烈行动”的效果吧！不仅如此，甚至严刑逼供，草菅人命的也有。任何一个“革委会”都有权利，都可以狂抓烂捕，肆意而为。既然是“革命委员会”，只要是“革命”就能行使“国家机器”的一切职权。
潘晶的故事十分可笑，被抓出来的经过确实是令人莫名其妙，也许是语文组内部矛盾太激烈，我不明详情，也许这正是“曹家林们”开会的结果。我觉得，这一切与师院抓“游鱼”一般无二，都是一小撮人的黑幕、暗箱操作的结果。前一天，她们宿舍二0三还和和气气在一起聊天，只听说潘在一张报纸上写了一句：“哦！上帝保佑！”还有人好心地提醒她别乱写乱画。当时学校组织结构是按年级组活动，根本没有教研活动更没有教研组编制。又是一个星期一，突然说潘晶失踪了！一连两天，学生、教师派出的人一批又一批，到处找，到处找不到，最后由宣化还是张家口来了电话，说潘由于害怕被“揪”出来，潜逃到外地想躲起来。在家人的劝说之下，又“投案自首”来了。直到星期五，潘被押解回京直接进了“隔离室”。
梁湛生，广东湛江人，语文教研组组长。当过校长，是由北京九中调入仅有的几个老先生之一。据说年轻时在解放前，曾经加入过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地主出身。运动后不久，请调回了广东，七十年代中就去世了。
一下子，包括杨全国，一共五个人被当成“专政对象”、隔离审查。每个礼拜，每个人以平均三、四次的频率，被押上台批斗，喷气式、蹶着、跪着，不可能有任何人的“尊严”“人格”可言。为此，扬全国的一条腿残废了，因为一直没人过问他的这条“因为跳楼”而摔坏的腿，会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不可能有什么及时的救治。学生心血来潮，说戴上高帽子就给戴上高帽子。在教室里分班级、年级轮流批斗近一年之久。除了“天天读”毛选，这就是“复课闹革命”的主要内容。古城中学五、六十位教职员工，开全体大会时也就将将能坐满一个教室的人数，就“专政”了五个人，怎么也得算是十分之一的比例了。这还不触目惊心吗？！我不想相连篇累牍地啰嗦，有名有姓说明是真人真事。这些人除了已经作古者以外，有什么“证人、证物”证明他们当时存在什么“原则立场”上的“罪过”？凭什么要把人家“专政”起来达一年，以至更长的时间？在运动之后，这些人都是石景山教育界的精英、中坚力量，个个都是能人干将，为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地贡献了一生，无论当时和现在，他们都是好人！历史证明他们都是忠于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不遗余力献身教育事业的优秀教育工作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遭遇？最主要的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狗崽子”，都有着这样、那样、大同小异的家庭背景或者历史背景。他们都有家庭的、老一辈的“绽儿”、有“小辫子”可以被人抓住。他们自身不管多么努力地“改造”、“脱胎换骨”，也得为他们的老一辈“负责任”！大有“父债子偿”的意思。这难道是他们永远摆脱不掉的、无法改变、回避不了的、如影随形的“罪过”？难道“狗崽子们”只要一搞什么运动，就会“顺理成章”地充当“运动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对象？！从而以此来印证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的重要性？
没有法治规矩、没有正义民主的文化革命给人带来了多大的伤害！一轮又一轮的折腾，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上至高官下至百姓，让多少个家庭破碎，妻离子散。十年动乱让社会大倒退，国家遭受了不可估量、不可弥补的损失。一句话：祸国殃民.。现在人们一提起这件事儿，有人故意地装作“胸怀宽阔”，说什么这是“伤痕文学”。可是我想，难道只是一句“向前看！”了得？那些没有身受其祸者说得轻松！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充其量，要么是一个“得过且过的”的机会主义者，要么是一个当时的既得利益者演变的“变色龙”。所以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疼。
这五个人天天被红卫兵专人看守，囚禁在“隔离室”里，学生日夜倒班。当“看守”的学生必须是根儿红苗儿正的红五类，他们是不用到教室里去，不参加班级的活动的一个特殊阶层，是一个不属于学生的学生范畴。一开始一天三餐这些人都要被押出来打饭.。操场的西北角开辟出了一块“认罪台”，五个人每天每餐，像天主教的忏悔室一样，在红卫兵的押解之下，在认罪台前一字排开，肃立、低头颌首，大猫腰，背诵一段忏悔词：“毛主席呵，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请罪……”餐餐如是。
4.“早请示”“晚汇报”和“忠字舞”
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也越来越深入。
每天上课的“仪式”随着也越来越繁复了。一开始，第一节课唱“东方红”，学习毛主席语录；最后一节放学，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接着就引进了“早请示”、“晚汇报”的规矩。这个规矩是很有“时代特点”的，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人发明的，不仅仅是学校这样，任何单位，任何会议无不照章执行，全校开大会如是，全北京市开大会也是如此。工人、机关、办公室的班前会，班后会，无一例外。简直是有风糜盛行不可阻挡之势，有必要实录其过程，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真正像“虔诚”的宗教仪式一样，没有经历的人是真正体会不到的感觉。
[例一]早请示
领：全体肃立！立正！（面对毛主席画像）
领：让我们以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衷心地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
齐：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三次舞动红宝书高过头顶）
领：让我们衷心地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英明的副统帅，林彪同志/（或）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齐：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三次舞动红宝书高过头顶）
领：让我们以无比热爱、无比敬仰的心情，放声歌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颂歌《东方红》
齐：唱《东方红》
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呵，毛主席，我们向您老人家请示我们的工作，今天我们要把您老人家亲自发动的斗、批、改工作进一步开展，我们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某某某，批深、批透，打倒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我们要读您老人家的书，听您老人家的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领：全体坐下，请打开“红宝书”，让我们学习毛主席语录……
[例二]晚汇报
领：全体起立！立正！
领：大海航行靠舵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您老人家光辉思想雨露的滋润之下，像稚嫩的幼苗一样，我们在成长，我们在壮大！亲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老人家汇报：按照您老人家……的指示，我们开了一个成功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彻底地批判了……我们向您老人家庄严宣誓：我们要接好革命事业的班，我们要……，将您老人家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让我们以无比崇敬、无比爱戴的心情，高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颂歌：“大海航行靠舵手”。
齐：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领：放学，解散。
当然，这“两例”只是两例而已，“早请示”“晚汇报”真的可以写成一本“时代词汇手册”花样不断翻新，标新立异者更是大有人在，层出不穷。不过，只此两例就可窥测一斑，“说大话”.不上税，用英语的表现方法就是每一个形容词都得用最高级，得加“ est ”假、大、空、废话、套话连篇，把宣誓当“放屁”，凡此种种无所不用其极！登峰造极！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正如有人说得颇具讽刺意味：“谎言和誓言同时存在；只不过它们的区别在于：一个是说的人认真；一个是听的人认真。”
还有一提的是“忠字舞”。
每当有“最新指示”发表，各行各业都要放下一切，班不上了，工作停顿下来。几乎除了安保人员，一般的人都要上街游行“庆祝”。在游行的过程中，还要一边走一边跳“忠字舞”，对学校而言，更是首当其冲，责无傍贷，因此课间操没有了，无论师生一律在操场排上队，边走边跳“忠字舞”，天天跳，天天练习。嘴里唱着毛主席语录，上肢随着音乐节拍做着动作，脚底下还要向前行进、不停地变换队形，还得保持队形整齐划一。可能只有如此才能表达亿万革命群众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无限忠诚”，所以叫做“忠”字舞。这样的“庆祝”一个月总要有一、两次之多，“最新指示”半夜发表了，半夜就开始游行。往往是锣鼓齐鸣，鞭炮、口号声震天动地。各个总部、大专院校，各部委都上街刷大字标语，一夜之间整条长安街自西而东，每个墙面、每座建筑的底层，铺天盖地都盖上一层新的大字标语，一张大字报纸或者两张纸只写一个字这么大的篇幅。这种游行的规模有大有小，游行的距离也有长有短。例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不仅要游行，还在各种层次召开“庆祝大会”、“誓师大会”。动不动就会“誓师”，因此“誓师大会”也是接连不断。大会上，你一篇，我一篇，华丽的词藻，美妙的言辞，连篇累牍的废话、套话、新八股，一遍遍地重复、一遍遍地上演。
石景山的学生游行最远到过天安门广场，从古城到广场直线距离保守估计也有三十华里，往返一次就是六十华里。最近的距离是从古城到苹果园，石景山区政府所在地。一路上，要高喊口号，背诵毛主席语录，不时地要边走边唱语录歌，边跳“忠字舞”，六九届的学生不过十三、四岁，他们这么游行一次真是不轻松，老师在队伍中要前后照应，嘴里还要不停地整理队形，调整步伐，喊着口令，起头唱歌……可想而知是一种什么滋味，在返程的时候，不论师生都只能有气无力地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了。凡是到了这时候，觉悟高、眼睛亮的张兴富同志，往往不知道有什么紧急任务不能出席--杜撰“整人”的材料去了，让人纳闷儿，这种时候为什么找不见他老人家“忠于”毛主席的热情呐！
改革开放之后，香港的小说渐渐走进“大陆人”的视野了。因为在内地，这么些年也没有什么人“有胆量”写小说了，除了毛泽东选集以外，我记得只出版过《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故事讲的是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两个阶级“夺权”“夺印”的内容。开放以后，一下子就盗版成风，人们争先恐后地看金庸、梁羽生的作品。说实话，我并不太喜欢看武侠小说，但是我看过金庸的《鹿鼎记》。其中韦小宝上了神龙岛，神龙教让我感触颇深。神龙教的仪式，聚会的方式也挺好玩儿。特摘录如下内容，说的是教众和教主之间的“关系”，教众对教主的颂词：
“教主和夫人仙福永享，寿与齐天”
“恭读慈恩普照，威临四方洪主教宝训：‘众志齐心可成城，威震天下无比伦’！”
“教主仙福齐天高，教众忠字当头照。教主稳驶万年船，乘风破浪逞英豪。神龙飞天齐仰圣，教主神威盖八方。个个生为教主生，人人死为教主死。教主令旨尽遵从，教主如同日月光。”
“教主宝训，时刻在心，建功克敌，无事不成。”
想一想“早请示、晚汇报”的词儿，真是何其相似乃尔！只不过是查老先生加上了一点儿古代语言的色彩而已。也许这就是“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道理吧！在休闲解闷儿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查老先生确实惊人！由衷地佩服他的社会洞察力，敏锐而且形象、透彻！它的描述辛辣而且令人感到的痛快淋漓！
“三忠于”、“四无限”是连封建王朝也不曾有过的事儿，不论干什么都要三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连彼此通一个电话，也要宣读毛主席语录。而且，不仅事事皆搞，天天皆搞，人人皆搞。无“微”不致，远远超过了封建帝王时代。实际当时就有多少人明白这种唯心主义，及散发着封建主义残余的味道不应该出现在二十世纪，也不应该是共产党人所提倡的，有人甚至提高到这是“国将衰亡的象征”的高度。
无论是“早请示”、“晚汇报”还是“忠字舞”、“最高指示”，我想毛泽东本人，当时已届七十高龄，高高在上脱离了实际真正的百姓，中南海不是杨家岭的枣园，因此他本人也许根本不知道这所有的一切。没准儿，他知道了这一切，他也不同意。否则，他不会看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有关情节时，潸然泪下。看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唐僧念紧箍咒，会不顾一切的愤然而起立。从日常读报看到的逸闻之中，不难看出他的喜、怒、哀、乐丰富的情感世界。我想，问题是他的封建思想残余，他晚年的唯我独尊造成了让“这一切”孳生、发芽、成长的土壤，林彪之流是十分典型的代表，“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始终不渝地遵循；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所造成的习惯势力、习惯思维定势，推波助澜。至少从消极的一面就有两大原因，一是居心叵测，“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篡权夺位。二是官本位，为了保住乌纱，拉大旗作虎皮，自我标榜。几十年以后，我们再拿出来看看这一段历史，很多事情，是多么明显地令人肉麻，庸俗！多么显而易见地虚假！不“忠实”。但是，当时还不是跟人一起哄！群起而大哄、特哄！谁去“力挽狂澜”？古代先贤早有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中国人的路不能再如此曲折，再如此人为的艰难了！，可是，真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何时而乐焉？只怕坐轿子的人不够清醒、贤达；抬轿子的人各自揣着自己的心思，力图达到各自不同的目的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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