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秀云
卷三 我的青年时代（七）
九．撕心裂肺的痛莫过于亲人的生离死别（一）
1.永定门火车站的分别
外语系筹委会通知让我回家。
与家中断联系已经有二十多天了。自然十分挂念，这半个多月家中发生了什么？
我家院子成了红卫兵的一个“活动站”，几个、以至十几个学校的红卫兵的一个“据点”。他们在这个院子里，又吃又喝，还做着各种各样的“游戏”。当我家不被当成“兴奋中心”以后，小妹告诉我，每夜仍然是鬼哭狼嚎，越是夜里越是如此。随着运动的升级，红卫兵在院子里审问抓来的人，用鞭子抽、棍子打、甚至往人身上倒污物，让人舔屎、喝尿，剃阴阳头、画鬼脸。悲惨的呼嚎在夜静更深的时候特别有穿透力、特别让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他们对人格的践踏无所不用其极，往往一跪就是一大片，让人跪在那儿，却想不起再让人起来，一跪就是多少个小时、不分昼夜。他们把从别人家中“抄”来的东西大肆挥霍，根本没有“公”与“私”的分界线，打、砸、抢肆意而为，你的也是我的，我的就更是我的，总之“抄来的”就是“白来的”。令人发指的事比比皆是。让一个白发的老太太披上撕破了的缎子被面跳舞，不许停下、在院子里一直跳、一直跳，他们围在四周看“西洋景”、看哈哈笑。让一个老头子在院子里四脚着地，像牲口一样地爬，背上还驮着一个孩子，不时地还像赶牲口一样用鞭子抽，还得学毛驴叫！男女混杂，群魔乱舞。这个院子成了他们有吃、有喝、有钱花、有地方睡觉、有玩儿、有乐和的“乌托邦”“俱乐部”。他们脱离了原来的学校，在一个“完全可以不被人所知的”校外环境里胡作非为，可以“肆无忌惮”完全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中华民族这时已经没了任何“传统”。因为那些都是“四旧”！“敬老爱幼”是要进行阶级分析的。根本不用着“老吾老”，他们心中没有“老”，对“以及人之老”更被当成无稽之谈，因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很显然，社会不仅仅倒退到了“封建社会”：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恐怕“农奴社会”也不过如此，“人”没有“活着”的基本权利，“人”不享有“人格”尊严，视“人命”如草芥，草菅人命。！
家中所有的人动不动，毫无缘由就被拉出去暴打一顿。这些人也许仅仅为了听一听人挨打时的哀嚎、听一听人们跪地叩头如捣蒜，苦苦求告的声音。他们仅仅是为了取乐！！因为他们不用上学，不用干正经事儿，闲极无聊得想“解解闷儿”！这些可怜的中国孩子们的“天性”全无了！“人”还能称其为人吗？不论是打人的，还是挨打的。当时的小妹不足十八岁，读高二的学生。被鞭打时，他们竟然在鞭子头上拴上了铜疙瘩，以此来“增加”打人的“效果”！一鞭子抽在了腰上，当时就瘫倒了。拉到医院，照片子——骨头被打碎了，“骶骨裂”。医生也不给好好治疗，只好拉回来“挨着”。同样都是十几岁的同龄人，怎么“下得了”手？“狠得了”心？我想，这些孩子，也许中了什么“魔咒”，用当时的话来说是“打鸡血”了。他们泯灭了千千万万民众所共有的“人性”、失去了“悲天悯人”的良知。这和希特勒纳粹、日本法西斯的“兽行”有什么区别吗？！
小妹从此自己站不起来了，只能躺着！小妹招谁惹谁了？一个花季少女就这样残废了！正经的房间都被红卫兵占了，父母和小妹被轰到锅炉房住。锅炉房，原来为了水循环，是半地下室，没有窗户，潮湿阴冷。铺上一床破被子，日夜被囚禁于此，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连晒太阳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他们就躺在水泥地上。在一般人的眼中，十七岁不就是个孩子吗？她能有什么“罪过”？不仅小小年纪的女孩儿，被剃了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阴阳头”，动不动就被暴打、被谩骂、被侮辱人格。骨头，毫无缘由的，只是为了给某些人“解闷儿”“找乐子”就被打碎了，非但不给医治，不负任何责任，连一张床也不准躺，让睡在水泥地上。没准儿他们要和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相媲美了！渣滓洞里的政治犯们还和国民党的政治见解不同，小妹可是老老实实地听共产党的话，跟着共产党走，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一个学生呵！！仅仅因为她有一个资本家的老爹吗？天理王法何在？呜呼哀哉！！
大哥离婚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大嫂要和大哥划清界限，根本不可能在同一屋檐下了。临走她带走了小侄子，咬牙切齿地说让老宋家“断子绝孙”。侄子只有四岁，还不太懂事。后来我侄子的生活十分清苦，十岁左右就被他妈妈和继父扔在北京独立过日子。一机部去了三线。很自然，没人管的孩子就成了“个别儿童”经常旷课，恨不能一天打鱼，五天晒网！因为他妈给他的生活费根本不够用，也许他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他又怎么有心情去上学？公平地说，这个孩子受过他同龄人都没受过的“苦难和艰辛”。直到高中，尽管有大哥照顾他的起居。吃饱穿暖了。学习仍然不知努力，自由散漫成性，小小年纪就有了一套“玩世不恭”颓废的人生观，心里没有“阳光”只有“晦涩和阴暗”，对一切的不信任、狐疑和冷漠。像一头套不上笼头的野马。成人之后，怨恨他母亲，讨厌他父亲，不要爹娘了，再也不想受任何管束！和大哥不欢而散，伤透了他爸爸的心。直到去世，大哥也不愿再见他一面了。世道彻底地“毁”了一个无辜的、年仅四岁的孩子！让侄子痛苦一生，成了“世道”的牺牲品。从小“少爹没妈”没人疼没人爱，经历了别人不可能受的罪，吃了别的孩子没有吃过的苦，流离失所。长大以后，心理阴暗，心智不健康，到现在四十八岁（属兔）仍是孤身一个人，注定了悲惨的一生。这一切又是因为什么？仅仅因为他有一个资本家的祖父？要知道，他爹、他妈干什么非要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受活罪”！造孽呀！可悲！可叹！
之所以父亲召集我们回家，因为他决定带着母亲和小妹回原籍。整个事件是由大哥夫妇争吵引起的，他很自责内疚。认为他是老大，就必须负责任。那天，父亲把我们都叫回家准备作最后告别。大哥一到家就主动要求随父母同行。小妹生活不能自理，也只能随父母而去。届时，父亲六十五岁、母亲六十一岁（属蛇）。老家连近亲也寥寥无几，更谈不上住房了。他们已经阔别故乡四、五十年之久，没有任何人回去过。父亲认为偏僻的农村总比首都少一些“政治”，会相对安全一些。另外，是更主要的，就是死也要魂归故里、落叶归根。这也是老人的最后愿望。更何况红卫兵正在这个时候要给北京“大扫除”，把一切牛、鬼、蛇、神都赶出去!形成了一股“遣返”的高潮。他们管你有没有落脚之地？管你有没有“为生之计”？当下没揍死你，已经是给你了最大的“便宜”了，不走也得走！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妈这时就是想再最后看一眼她的孩子们。
我到家时，他们已经打点随行的物品了。在储藏室里的两只破木箱，装了几件破衣裳，旧棉絮。一点锅碗瓢盆，还有一个摔掉了一条腿的破炉子……
就在这时候，父亲还在跟我说：“不会总是这样的，周恩来是一国的总理，哪有说话不算的道理？！对资本家执行‘赎买’政策，到现在报纸上也没说作废了。不会赶尽杀绝的！”他还在“安慰”我，越是如此，我越是感到无尽的悲哀！！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呵！多么的信任、多么的依赖共产党哦！
想当年解放初期，父亲还欣喜地认为他是社会的一分子。我上初中时，他就加入了民主建国会，每年春节、国庆节，政协都会郑重的送上，去政协礼堂参加春节联欢会、参加茶话会的印制精良的大红“请柬”。也许这就是父亲认为他“被尊重”的一种“象征”。我清楚地记得，他说民主建国会是共产党“荣辱与共”、“风雨同舟”的朋友。他没有什么文化，也从没参与更多的政治，可是父亲清晰、明白地给讲解过“国旗”、“国徽”的意义，这和在学校里老师讲的一般无二。他当然不知道彼时彼刻，这些“意义”还能否存在！国家的性质是什么？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属于“人民”、还是国家的“公民”吗？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是“敌对”关系还是继续“同舟共济”呢？建国十六年了，一切都“时过境迁”了吗？然而，此时此刻给人的直接感受就是：已经过了“良弓藏”的季节，形势已经到了“走狗烹”的环节了。什么叫“赶尽杀绝”？是指“肉体”上的消灭吗？
解放后，人们学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毛泽东被比喻成“照到那里，那里亮的太阳”，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此时此刻的毛泽东，还称得起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个无尚光荣的称号吗？他还是人们心中，给世界万物带来光明的太阳、在解放众黎民于倒悬、于水火之中，为人民谋幸福的神吗？
“人民”在他老人家心目中又算个“什么”？实际上，恐怕他老人家听到人民称呼刘少奇为“刘主席”；进而看到“刘主席”竟与“毛主席”的照片平起平坐地刊登在各大报纸上，心中会有这么一点点不平衡、不舒服吧！心中甚是不痛快吧！曾几何时，建国初期的天安门城楼上，他热情高呼“人民万岁！”一遍一遍地热烈地呼应着人民的“毛主席万岁！”。这让人民十分感慨地记得，他也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追随者。而今，埃德加。斯诺同样在天安门城楼上，问他老人家如潮的人群在城楼下面，高举着“小红本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的感觉、心情的时候，毛泽东是不是在不停地“演变”着自己的感情呢？认为这一切是理所应当，——“舍我其谁”得理所应当！以为全中国的解放都是自己一人所为，一力造成？自己就是当之无愧的“人民的大救星”？既是如此，标榜着民主与科学的追随者，为什么还要“唯我独尊”地表现的是“皇帝老儿”的一套作派呢！？究竟他老人家干嘛要发动、要挑起这场骇人听闻、古今中外罕见的文化大革命呢？该不是就为了心理上这点点“不平衡”、“不痛快”，和感觉上这么一点点“变迁”吧？要不然，堂堂一国之领袖，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干嘛他在大字报里说“别人”是“何其毒也”，还挑逗性地写上“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这篇大字报让全国老百姓看过是那么的振聋发聩、那么的发人深省。那么他又怎么能容忍林彪呢？是因为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地“忠于”他老人家，直到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大概文化革命中的经典词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经典释义应该如此！手握祖国的前途、百姓的生死命运而肆意妄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经典释义也应该如此吧！！归根结底，“卧榻之侧岂能容他人酣睡”？？真的是刘少奇“不识时务”！当什么国家主席？话说回来，毛岸英牺牲了，哪儿去找“儿皇帝”？这“邪火”找谁去发泄？
有人说“伟人”也是常人；这就是常人的认识、常人的逻辑。依我看是毛泽东自己从神坛上走下来的。他使他自己变成了“常人”，失去了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雄才伟略，褪去了“伟人”的光环，因为他亲自发动了这场使历史倒退的，长达十年之久，“史无前例”的政治大动乱！让人们模糊了他的历史功勋，经历了让人不能忘怀，令人唾弃的大动荡、没有法制、群魔乱舞的无政府时代。无论是高官还是百姓，无论是无产者还是有产者，无论男女老少皆是一样。可以说使人神共愤！太不得人心了。
这一切让我对刚刚看到的一点希望又失去了信心。
想想“抄家”和“遣返”这些文革词汇吧！社会没有了公正、和谐；人失去了尊严、平等！眼前的情景使我不知道什么是“人类美好社会”了。进一步，人们为什么“奋斗”，什么是“人类的理想，祖国的前途”？一切的一切都模糊不清了。
既然，人就活在这么一个“大历史”的框架里，谁人又有可能成为“力挽狂澜”的英雄豪杰呢！也只能随波逐流吧！不论唯心与否，造化弄人，命该如此！
然而我想说的是：不论释迦牟尼还是基督、圣母，或者是安拉、真主；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孔老夫子，一概的！人失去了信仰，人没有了道德约束，也就没有了行为准则、是非观念；从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开始，真、善、美的公众概念就被歪曲了，一句“好得很”和“糟得很”混淆了“真善美”和“假丑恶”的根本界限，可谓“乾坤大挪移”让公众社会没有了众人共同遵守的“准则”。
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构成的至关重要的“基石”。诚如古语所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基本的道德观“泯灭”了，那么，“人”比“野兽”更可怕！因为有神经病的疯子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神经正常”的疯子！而文化大革命使“人”疯狂到了极致！个人的欲望、低级趣味、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膨胀到了极致！
在此之前，红卫兵没收了父亲的一切。所有的财产、存款、存单，房产证明，定息凭证。每个人只给一百元的安家费。家中所有的一切，都装上大卡车给拉走了。一座院子、五个户口、每个房间所有的东西给搬得一干二净，总共拉了二十多卡车！！这一切不知拉到什么地方去了，连一张收条也没有，不给任何凭据。当然，母亲卧室里的现钞也一张不剩地不知其踪了。
飒飒秋风吹起，黑夜降临了。我和大哥把几件简单的行李装到一辆大卡车上。父亲母亲上了车，大哥把小妹也背上了车。我也上了车。这时，母亲老泪纵横，紧紧地拉着我的手，父亲怔怔地盯着被大字报、大标语覆盖着的家门。汽车开始发动了，妈一下子被惊醒了，用力推我下车！我说：“不！”。妈说：“春儿没办法，只好这样。你马上要毕业了，发了工资就有活路。有你大哥就行了！千万别跟着我们！”我没想到一个字也不识的母亲，此时会有如此清醒的盘算。我仍说“不！至少我得送你们上了火车。”红卫兵也蹿了上了车，个个凶神恶煞一般，母亲给眼色不让我再说下去，我扶着小妹坐在了车厢里。大卡车上的风真凉啊！吹得透彻心扉地凉！
永定门火车站到了！我和大哥没让他们下车，车下围观的人很多，我们慌手忙脚地托运行李、手哆哆嗦嗦地填写行李单……最后，我背起了小妹，大哥搀扶着母亲走进了站台。两旁都是拿着鞭子的红卫兵，母亲的小脚颤颤巍巍如何上的了火车站的天桥？小妹的个子比我高将近十公分，我努力地背起了她，迈着艰难的步子……
什么是刻骨铭心？在二十世纪，中国的首都所发生的这一幕，对我而言就是刻骨铭心！！
火车的车厢下开始打人了，哀嚎声声，刺耳的惨叫让人的汗毛立起来，鸡皮疙瘩一层压着一层。我和大哥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看是几号，一下子登上了空着的车厢，至少可以躲过这一顿临行的暴打。我背着小妹，在车厢的两排座椅间前行越发地艰难，也不知从什么地方爆发出的一股“神力”，居然一口气把小妹背到了该坐的位置！一屁股坐在了车厢的地板上，只觉得口干，一直干到肺管了。心跳得喘不上气来，憋得大汗淋漓，头发跟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衬衣也湿透了……这次连大哥一起，推我赶紧从另一个车门下车，父亲说：“赶快走！”……我站在车窗下，远远地、再一次看到母亲的满头白发参差不齐被剪的“阴阳头”，小妹惊恐稚气的双眼……咬牙、一闭眼、狠心一口气跑出了车站。
我才知道什么叫“扫地除门”！什么是生离死别！！ 别了！爸爸、妈妈！天知道这是不是今生的永诀！
2.彻夜长走与秋风萧瑟的家
出了火车站，我仍是一路狂奔，像疯了一样地狂奔。午夜之后，大街上没有什行人了。当我累得喘不上气来，双腿发软，颓然坐在马路牙子上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不认识这个地方！不知道、也想不明白要到哪儿去！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喘息着、思索着……原来出了火车站，我转了向，迷路了！是一直向东跑去了。这时仔细辨认、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永定门外的河边上了……
“家”应该是一个多么温暖、多么有情有意的一个词儿哦！“家”是避风的港湾，意味着安全、温馨、亲情的所在。不由自主，我的心仍然向往着“家”。
但此时，大姐被轰到一个捡破烂的老人——老尤自己搭建的堆放破烂、废品的地方，伸手可及顶棚的棚屋，带着她的婶婆，房间里曲里拐弯，夏天漏雨、冬天透风、不足十平方米的“房子”里。就是这，还是因为老尤是地主，轰出北京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二哥被赶到南横街西口，二嫂身怀六甲，挺着大肚子，住在一间又黑又不通气八平米的小屋里，还是别人看着是孕妇的“特别照顾”。我，彻底的孤家寡人了，只能回学校，暂且栖身。光身一人，一无所有。连一床冬天的被子，一件过冬御寒的衣服也没有。这一次我“被成就为”一个彻彻底底的、赤裸裸的“无产者”了呐！
向往着“家”，就是向往着“亲情”，——骨肉至亲的亲情。
然而“家”破碎了、爹妈都走了，四分五裂了、所有的人都各奔东西了！
我沿着护城河一路向西又走了回来。心中想着“家”，麻木地蹒跚而行，行行走走一直到了右安门，进了右安门，沿着大街走向了南横街。天将破晓，五更寒。我被冻得瑟瑟发抖，终于又看见了油漆已经斑驳脱落、贴满了大标语的破败的家门，大门洞开。清晨，大街上还没有人，我十分强烈的一个愿望就是趁着还没有人，最后进行一次对我的“家”的凭吊。院子里，人去屋空，葡萄架被砍倒了，树上的叶子落了一地，干黄干黄的，真像人们凭吊时烧的冥币，被风一刮，沙沙作响。玻璃窗是破碎的，凡是可以贴的地方都贴了大标语，画着红红的大叉子。房间里空荡荡的，家俱被拉空了，一片破败不堪、满目疮痍。
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看，童年的一幕幕闪现在眼前，感慨万端，无限的惆怅、无限的留恋。在我自己的房间的乱纸堆里，找到了一些旧照片，我欣喜万分，立刻冲到母亲的房间里仔细搜寻，终于让我找到了一张三十年代的全家福，那时我还没出生，照片上没有我。继续找，在旮旯里又意外地找到了一张六十年代的全家福。啊！天大的惊喜！祖孙三代的全家福！谁知道这些人——其中包括了我的小侄女，日后能不能在齐聚一堂了？不过，“家”破了，照片仍在！也许这照片就是再一次在此相聚时的一件大喜之事。而且它能寄托我对家的眷恋！
我把照片捧在胸前，温暖着他们！
我已经无家可归了。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浪迹天涯之人了！
3.红海洋与红色风暴
我虽然没有轻身经历，但事后听大哥的回忆，父亲母亲在天津火车站几乎丧命。由于红卫兵“全国大串联”，铁路运输也经受了建国以来，从未经受的几百万、几千万人在全中国的免费大迁徙。他们的车停靠在天津的时间较长，于是天津的红卫兵就上车来教训、来“找寻”北京的“牛鬼蛇神”了。不知为什么他们的这种“先进经验”流传得这么快，他们天津的红卫兵在鞭子上也都拴着“东西”，有的更甚，直接拿着弹簧锁！不仅如此还专门朝要害部位下手。小妹的骨头已经被打碎了，父亲护着小妹，被一鞭子打在了头上，虽然用胳膊挡了一下，但鞭子头仍然打在眼眶上了，立时封了眼，肿胀了起来，眼角出血，半张脸都乌青了，顶多再差半厘米，一只眼就会瞎了！如果没用胳膊挡，也就是脑浆迸裂了。大哥护着母亲，母亲从小裹足，小脚不知跌了多少跟头，她根本在推推搡搡、挥舞的鞭子、棍子下面站不住脚，滚来爬去，抱着头，浑天地暗……似乎他们不把人打死、打残废就不过“瘾”一样。四个人能保住性命早已是老天垂怜了！
他们从津浦路的泊头镇下车时，在车上已经没吃没喝地过了一夜一天了。晚上“借宿”在后河公社的一家铁工厂里，实际是“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被押往父亲的故乡，河北省交河县后河公社大树阎生产大队。当然，河北省农村没有北京、天津那么“轰轰烈烈”，可也开了“批斗大会”。只是当村的百姓，几乎的老祖先都是一个，不好意思打人而已。村里的近亲只有一个，景春，和父亲是一爷之孙。其余姓“宋”的只不过多是远房当家侄、孙一辈，素来不可能有什么交往。景春四伯在大会上就和父亲划清界线了。批斗完了，就让父母四人住在了十字路口的牲口棚里，没有窗户也没门，只有四堵半截土墙头，不露天而已。这一下子就在牲口棚里呆了近一个月，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夜间牲口棚里呆不住人了，最后大队才给找到一个本家，景荣家的磨坊可以避一避风寒。农村人都知道“磨坊”，按老话说“住人”是大不吉利的。父亲、大哥又拿起锄头、铁锨下地被监督劳动，每天夜里在村里继续“批斗”，时不时还要拉到公社一级开大会、到十里八乡去游街！可怜母亲的一双小脚……日子就得如此的过法！
“扫四旧”其中有一条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沾上这一条的，可是大有人在！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可以应有尽有！养鱼、种花、遛鸟；女士烫头、卷发；穿旗袍，穿连衣裙；穿花衣服；戴戒指，有金首饰。。。。。。可以包罗万象。就是为了这，很多人家压在箱子底儿里的旗袍、长衫都被翻出来撕了。烫头的女士被剃成阴阳头的大有人在，真有那么点“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气势。父亲爱花，不知为什么街道上的人对我家的花看着“这么不顺眼”，至使红卫兵一进门就奔着花去了。父亲有几对古玩花盆，我知道的就有“乾隆粉彩”、最差的花盆也是“洪宪年”的，是父亲一对一对地“淘”来的，有的是从旧王府里直接弄出来的。父亲把这些花盆宝贝得不得了。多大的“面子”向他要、多少人给了多大的价钱，他也没“匀”出去。然而，这些人一进门，连盆带花一齐就噼哩啪啦，嘁哩喀喳！毁灭性的“一举消灭”了！
另外，尤其是金首饰，戒指、耳环、项链当然更“资陈产阶级”，后来发展到手表、怀表也不可以。听有的清洁工人说，在粪池里、下水道里，当年都发现过被扔掉的金戒指，有人怕惹祸上身，就悄悄地把首饰扔了“舍财免灾”。中山公园里最最名贵品种的金鱼也惨遭灭顶之灾，……那时候，外国人到中国来说是“白天逛庙，晚上睡觉”一是说，到了中国不会有“夜生活”，天一黑，没地方去，只能睡觉。二是说北京的名胜古迹很多，逛也逛不完。毫不夸张，文化革命中北京没有一处古迹、没有一处庙宇不被毁坏、没被砸过！颐和园智慧海墙上的菩萨，凡是人能够得着的、能达到的部位都被砸下来了。几十年之后还看得见被砸得痕迹！很多地方的“王八驮石碑”，这么大的家伙都被推到了、砸残了。多少文物、上千年的古迹被毁于一旦。民间的多少藏书，文玩字画统统被付之一炬，以至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等等统统被砸烂、捣毁，不被砸的只有《新华书店》，店里所陈列、所销售的只有《毛泽东选集》。
如此深入、如此“细致”的打、砸、抢，几乎是无处不在，比起当年的八国联军都有过之无不及。真正的“暴烈行动”啊！因为八国联军当年只冲着“圆明园”一个地方下了狠手。这些红卫兵简直是“全面开花”“无孔不入”，而且可以说是“一网打尽”。他们砸了宋庆龄父母在上海的坟，捣毁了杭州岳飞的墓，还要推倒南京孙中山的铜像！在北京，他们砸烂了“全聚德”的招牌，捣毁了“荣宝斋”黑店，抄了《同仁堂》的家，砸了他们家所有的坛坛罐罐，乐松声一开始在大栅栏扫街，后来据说是上吊死的，无论如何，他也曾做过北京的副市长吧！。还把“协和”改叫“反帝”，把“友谊医院”称为“反修”。继而他们要把“中关村”更名“革命村”；长安街愣叫“东方红大道”，上帝！幸亏故宫博物院奉命关闭了！这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败家子”是什么？！如果像这些人所说“毫不留情地摧毁一个旧世界”，他们会建立的，会是什么样的新世界？什么是“无以复加”，什么是“登峰造极”？说实话，到此时我才弄通了它们的含义。
随着时日的推移，全国各地的运动——暴烈行动，愈演愈烈。
一件在胡同里发生的事情使我记忆十分深刻，至今想起来仍然毛骨悚然。父母走后，我与大姐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大姐没儿没女，生活也不幸福，此时对我依依不舍，常常是泪眼婆娑。从大姐住的丞相胡同南口，自南而北要走一整条胡同才能到菜市口搭上无轨电车。有一次，我走在胡同里，突然听到猫咪的一声惨叫，回头一看，是两个小男孩把一只猫的眼睛给挖出来了，他们的双手都沾满了猫血，猫脑袋上有两个血乎乎的洞，猫疼痛得一声声惨叫，十分的刺耳。我不由得闭上了眼睛，打了一个寒战，浑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两个孩子反而笑嘻嘻地，大概他们觉得很是好玩儿，很是“刺激”！我不顾一切的大喊：“你们那如一砖头把它砸死啊！”可能我怒不可遏的样子，吓着了他们，一下子钻进了七井胡同跑了。如此的血淋淋的“游戏”，如此惨无人道的、血腥的“乐呵”！
“扫四旧”不准养宠物，也不可以用如此的方法“消灭”它们啊！我当时就想起了“法西斯”这个词儿！孩子啊！小小的年纪，不过十一、二岁怎么会变得这么残忍！如此的崇尚“暴力”？这就是扫四旧对少年儿童的立竿见影的效应！可怜见！北京人的多礼、好客到哪儿去了？难道要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吗？可怜见！二十世纪的文明！慈悲、善良之心也都随之而灰飞烟灭了吗？
“人者仁也，仁是人之全德”。人类有生死，万物有兴衰。这都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善良、悲悯是身为人类所应有的基本品质。我从来不养宠物，但是如何对待人类与万物的生生死死，都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善待生命、尊重生命，给生命以尊严，难道不是人类正常的心智吗？让我们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的生命，主要是那些冤屈的亡灵真心的祈祷，安息吧！
“红卫兵西城区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西城联动”是这一时期的“风云人物”。他们多是高干子弟，中学生占多数。外部特征是装扮讲究，皮鞋或者皮靴，呢子的将校军大衣、呢制军装，这表明他们的父辈至少是校官或者是将军。他们的红臂章比别人的宽一寸以上，经常联合行动所以老百姓叫他们“联动”或者有叫“西纠”的。因为他们自封为“红卫兵的纠察队”理所应当是因为“血统”高贵，可以“管”红卫兵，纠察红卫兵，所以是“红卫兵”中的“红卫兵”——大有“太上皇帝”的架势！很多打、砸、抢的大规模行动不是他们策划的，就是他们直接参与的。所谓的“先农坛事件”就是一例。我理解他们就是现在人们称之为“太子派”或“皇孙派”，当时他们的老子被打成了“走资派”或者“黑帮”，心中有怨气，不服气，他们打的旗号就是“血统论”，口号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自认血统高贵，高人一等“老子英雄儿好汉”。
今年（2009年）的电视剧《同龄人》指共和国的同龄人，其中有一些相关的描写。去年的《血色浪漫》似乎更具体一些。总之，他们所形成的“红色恐怖”，和一手掀起的“红色风暴”的的确确是当年的“风暴”、当年的“恐怖”，确实是“血色年代”。
一时兴起，大街小巷、胡同小院、买卖铺户凡是有空白的墙面一律用油漆涂成红色！用黄色写上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渐渐地，门脸儿、街道铺面都从上到下一律也油成红色，以至当年的红油漆脱销，很长时间都到处买不到红油漆！比比皆是毛主席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臂章，挥手向前的巨幅画像。这是所谓的“红海洋”。
还有一个文革的新词儿——“小道消息”。除了两报一刊的社论以外，人们的信息很多是从“小道”而来，即不是“官方发布”。其中大半是政治新闻，比如最近又新揪出来了***,***在某时间某地点的大会上的最新讲话。与此同时，也是群众思想最活跃的一段时期，各种各样的宣传物、传单、小报应有尽有。有的说红卫兵多么“神勇”的，有的说牛鬼蛇神多么“嚣张”的。其中有的给我留下了很深刻印象，比如“血统论”和与之相对应的“出身论”，似乎是一个叫郁罗文、或者叫郁罗克的写的，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好的文章都是在下面“传抄”的。确实显示了许多人的才华。
打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前面谈及的宋彬彬仅是一例而已。外语系死了好几个人，高乃贤便是第一个。更悲惨的像钟爱生一样没有“狠劲儿”的，还有杨传伟系主任。杨老师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出身外语世家，住在外国语学院。这个人，书生气十足，很典型的从小时候的“好学生”，到工作以后的“好干部”。三十多岁被当作“接班人”培养。连学生都看得很清楚，他总是跑前跑后、实在而勤奋。有一天，作为外语系“劳改队”队长的他，迟到了。后来跟人家“交待”他迟到的原因，在从外院到师院上班的路上，他老先生想不开了，跳了“京密引渠”，可叹！因为会游泳，淹不死又爬上岸来了！！可怜的杨老师！他又“能”有什么错儿？也是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共产党培养的出来的知识分子。勤勤恳恳地上班、老老实实地做学问的人。我想他的“错误”是太“听话”。唯唯诺诺，十分地不懂“变通”，更不会“见风使舵”。到这时候，就是一个找不到“路”可行的，不知“再听”谁的“驱使”，而去“惟命是从”了，懦弱的“驯服工具”，一个典型的“书呆子”。做“党”的驯服工具，也是盛极一时的口号。这是另外一种典型，典型的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人才。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到现在，我还是“庆幸”当年我家的事情发生得早，与梁兴哲的谈话也发生得早！否则，根据当时愈演愈烈的形势，真是到后来，我胆敢如此这般的与梁兴哲较劲，父母如不回老家，父母和我本人，都不知道能否存活而幸免于难！老天有眼！也真是一件很侥幸的事。
整个外语系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暴烈”的行为。只是有消息传回来，俄一的红卫兵到院外抄过家。还有一个女生用铁锨拍死了一个老太太。在大学里，不像中学生一样，热衷于此，大学生几乎很少有人去抄家。打死人的事，更是鲜有发生。在校园里无论哪一派，因为有名、有姓，大家对其人都会侧目而视。总归大学里还残存着一点儿“法制观点”，还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地方。除非俄一，其它年级没人干过杀人的勾当。
所谓“天派”在大专院校之中以北京航空学院(现在的航空航天大学)为首，该校属于保密专业，政治审查十分严格。很自然，这类学校“干部子弟”很多。“地派”以北京地质学院为代表，属于“三司”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实质上无论天派或者地派都是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了，中共上层的矛盾通过他们的子女，或是有关系的人物，反映到民间了，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派别。另外，什么朝代、什么时候都会有投机分子、既得利益者趁火打劫，趁势取巧。像清华的蒯大富、师大的谭厚兰、地质的王大宾，各色人等都会跳出来表演，提供“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不正是为他们进行表演的吗？
到这时候，说句明白话，我反而解脱了！大有出世之感。一切都看淡了！识破红尘矣。
4.苏州街上午夜的蹒跚行人
为什么了会看淡这一切呢？短短半年时间，随着天气变凉，我也开始冷静了下来。反正是“抄家”了，父母在乡下苟延残喘，生活再难，也暂无生命之虞。自己虽然前途未卜，还有地方住、有东西吃。原本我还一心求“好”、求“上进”。要求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至少，想努力做一个“合格”的人才。此时此刻，我认为自己根本无法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即便多么地审慎，多么地“审时度势”，根本不可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光凭自身努力争取是行不通的——只能听天由命！如此的大变革、大动荡，草民百姓只能随波逐流。在这场大变革、大动荡中倾家荡产是小事，抄家除门也不能算是“严重”了。能存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了。我就是这样劝慰母亲的。因为这一切和我等如此处境的老百姓何干？和他们的柴、米、油、盐为生之计，又有什么关系呢？
抄家后，我在学校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没人管我，我自然也不去招惹别人。——相安无事，得过且过。
一天，我在校园里看大字报，徐崇孝主动走过来和我说话。笑嘻嘻、友好地：“老宋！一个人的独立大队不闷吗？”“有什么可闷的！这都跟我一个‘狗崽子’有什么关系？”我们相互调侃着，于是“狗崽子”便和“游鱼们”组成了一个叫“春汛怒”的战斗队。曹瑞春也加入了。外边很乱，有两位男同学跟我在一起，心里觉得安全了许多。我们经常在一起，骑车出去上清华或北大看大字报。我认为我们的思想、认识各个方面有共鸣、是一致的。彼此之间没有偏见、没有“歧视”、更没有自我感觉的“优越感”。用现在的语言是彼此之间是“平等”“和谐”的。
大概是国庆节以后的一天下午，我在校园里转回宿舍，在楼转角处，突然见到了大哥的瘦小身影！爸妈他们走了只有一个多月啊！不会又出了什么“大”事儿了吧！胆战心惊！兄妹二人赶紧躲到了美斋楼后边的避静处，大哥说他悄悄进了学校，只向人打听了外语系四年级女生宿舍的地点，没指名道姓的找具体的人，怕暴露行踪惹麻烦。还好只是一小会儿就看到了我。大哥之所以返京，因为爸妈认为小妹年纪这么小，如果残废了，怎么度过以后的日子呢？所以拼了命也得给小妹治病。这次进京大哥和小妹首先投奔二姐家，他们走后只知道二姐住在什么地方，不敢再在南横街露面儿。
二姐当时是海淀区彩和坊小学的教师，她丈夫是四十七中学的数学教员。家住在“八一学校”对面的大院里。大哥带来了一张父亲的定期存单。这是爸妈唯一的活命钱。是母亲在烂纸堆里突然发现后，偷偷在夜里缝在了内衣里保存下来的唯一银钱凭据。妈说这是救小妹的最后希望。我俩匆匆说了几句话，就像地下工作者接头一样，很快就让大哥从师院后门走苏州街回二姐家了，约定好晚上我去二姐家找他们。
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筹划着怎么办？到底怎么办呢？然而很显然——我是一筹莫展！晚饭后，天黑了下来，我在车库里找到自行车，心急火燎地出了学校后门。为什么骑车？一是路太远当时没有公交车，二是好不容易“保”下来的自行车，让人发现了我“瞎说”，不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想，把自行车卖了至少能维持大哥小妹一阵子的生活支出，当时我还不知道大哥带来了父亲的“全部家底儿”。
天越来越黑，师院后门的路，夜里行人不多，连路灯也很稀疏，我脚下紧蹬、一路疾驶。刚刚走到苏州街附近，“京密引渠”的水被风吹得哗哗作响，远远的昏暗的路灯下，我发现了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互相搀扶着，一瘸一拐，艰难的从对面走来。啊！是大哥他们！嘎的一声，我刹住了车，被吓呆了！怎么一回事儿？——本能地认为又出事了！大哥身上背了一个不小的包袱，手里拄着在路上拾得一根树杈子，见到了我，三十六岁的男人，愣愣地，眼里流着无声的泪水，一点儿也没有了“大哥”得尊严，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了。小妹也拉着我的手哭个不停。兄妹三人坐在路边上再细说原委吧！
原来，白天他们到二姐家时，只有二姐一个人在家，大哥安顿好小妹，就出门到师院来找我了，等大哥一回去，二姐夫也下班回家了。见到大哥，人家就翻了脸，他说大哥是反革命，要和大哥划清界限！几乎忘了当时他本人还带着“坏分子”的帽子，正是：人情簿如纸,翻脸不认人！还用买回来的菜拽向大哥，让大哥“立刻滚蛋”。就这样，大哥带着小妹离开了他们家。这的确是只能在电影、小说中才能见到的情结。
我真的没想到他们会如此绝情，要知道世上的亲人有多少？我们是真正的一奶同胞！是世上二姐嫡亲嫡亲的亲人！以往没有任何隔阂、任何过节，又怎么能如此的“薄情寡义”哪！在我家这样“传统”的一个家庭里，真是让人是始料不及！匪夷所思。 不用大哥明说，当时他们如果不是两个人彼此牵制，说不定谁会跳进京密引渠！但他们不是像杨传伟一样会游泳，还能生还。大哥，人虽然脑子好使，手巧而已，但心胸不见得那么开阔，什么都想得开。被人骂得“狗血淋头”，立马，让人刻不容缓地“轰”出来，对他而言，的确是一种考验，很自然，大哥从小到大娇生惯养，也没受过如此的侮辱，遭受过如此的不堪！更何况老宋家的男人都是极具“自尊”的人。被外人摧残也许还能“忍”，在自家人面前，特别是在二妹、小妹、这么多的邻居众人面前，一点儿“面儿”栽到这个地步，真的是“忍”得了的吗？
在路边，我们坐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唏嘘不止，感慨万端。临近午夜，总得有个地方去吧！世界之大，能到什么地方容身呢？大哥没了主意，全听我的！
前面的一段经历，给了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的经验！我问大哥：“你怕死吗？”大哥说：“没有春儿，刚才我就跳河了！”
好！死都不怕，咱就去“愣碰！”。死不了，就活下去。死了，一切就都不知道、一切都结束了！豁出去，要活下去，就得不顾一切地去争取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
小妹坐在了自行车的后架子上，尽管漫无目的，我说：“进城！”
大哥拄着木棍子跟在后边，我推着自行车，我们一路走来。从海淀，到了西直门。在一家烧饼铺里买了两个烧饼，可谁也没有胃口、没有心思吃东西。午夜一点钟我们走到新街口，向南到西四，看见一家浴池还亮着灯，太累了尤其是口干舌燥。当然，大哥带着生产大队、公社开的“路条”——通行证，进京给小妹看病的证明。我们住进了西四浴池。
小妹和我刚躺下不到一个小时，查夜的来了。也许因为小妹被剃的“阴阳头”让人家一下子就识破了是所谓的“逆流”、“上访户”。我拿出了“三司”的红卫兵证、“学生证”，不行，又从男部喊出了大哥，拿出了公社的路条才算“过关”。让小妹躺着，我和大哥商量办法。经过这一“查”，大哥又愣愣地傻了，是真正的绝望！无处躲、无处藏！到哪里去啊！我不得不“打肿了脸，充胖子”。我告诉他，“豁出去”就会一切都不怕！有了到二姐家的经验，我们不敢直接到大姐家去，怕大姐夫不接纳。到二哥家，二嫂就要生孩子了，连站都没地方站。哪儿找地方给小妹住？更何况，对他们会有什么“态度”真是“没底儿”，要是再让人给骂出来，岂不是自取其辱？大哥一点儿主意都没有了！怯怯地，没有胆量，更没有主见。
我决定去找“派出所”。大哥有点胆怯，我说：“死都不怕，这有什么可怕？”我教给大哥“台词儿”，一句一句地说。先从小妹生病的原因说起，无论什么都可以当成“救命稻草”。十六条等等全用上……主要的是“救死扶伤”是毛主席的话，战俘、在押犯都有治伤、看病的权利。最重要的是“凡属学生问题一律不整”……总结概括不过是这样几个字：“胡搅蛮缠”、“东拉西扯”。大哥十分认真，似乎这全是“救命的箴言”，老老实实记下了所有的毛主语录。
凌晨四点我们出了澡堂子。赶最早一班的一零九路无轨电车，大哥带着小妹去投奔牛街派出所，我家原来的户籍所在地。我要他指名道姓地找杨永祥，杨既然参加了“批斗会”，他也不用西问东问地了解情况，一定全清楚，看他究竟怎么处置。兵分两路，我单独去找大姐，因为我一直和大姐保持着联系。大姐夫虽然人也很“各色”，但总归是一个“老派人物”。还不至于到“六亲不认”的地步吧？我和大哥说好，如果他和小妹一直没消息，我就去派出所找他们，再另想办法。大哥全听我的，即时我送他们上了无轨电车。尽管我不停地给大哥、小妹打气，鼓励他们。我自己实际捏了一把汗，——惴惴不安！
我到大姐家还不到六点，把大姐叫到街上，单独和她把一切经过详细地告诉了她。大姐哭得特别伤心，对二姐的态度怎么也不能理解。大姐态度十分坚决，回到家里对姐夫“摊牌”，把二姐夫的态度告诉了他，意思就是很明确地说：“弟弟妹妹我必须管”，否则就是“散伙”也在所不惜。大姐夫的态度很好，与二姐夫截然相反。表示这是大姐“义不容辞”的责任。就在此时，杨永祥在院子里大声地叫着大姐的名字。
原来大哥、小妹已经从派出所来到了南横街。
杨永祥在小川淀胡同给他们找了一间小南屋，让他们暂住，给小妹看病。他是来告诉大姐说你弟弟妹妹来京了，你要照顾他们，还临时给了一个星期的粮票和生活补助费。我们一起跑了出来，因为杨永祥说可以从原来的家里，弄一点儿生活用品，于是我们七手八脚在原来的家里弄了小半缸白面、炊具、铺板、小破桌子小板凳之类的东西，在小川淀安顿了下来。
对大哥而言，实际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一切都出乎意料、喜出望外！——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嗨！不到十点，一切搞定了。一切都比想象的要好，比想象的要顺利。
大哥催大姐赶快去上班，催促我赶快回学校，不要让学校的同学们发现了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家一切都是小心翼翼，生怕有一点儿考虑不周全，真的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一样。
杨永祥其人后来据说作了宣武区的公安局局长，我深感其恩，是因为他作为国家最基层单位的公务执法人员，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之下，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是一种高觉悟的忠于职守！是他给了我们绝处逢生的机会。否则，大哥、小妹连带着我和大姐，真不知道日子怎么过下去，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好人还是有的。
就在这个星期的周末，我又回来了，小川淀的房间里已经升上了火炉。反正少了什么就找杨永祥，他指派了一个街道主任，零零碎碎的东西都从原来的家里拿出来了，包括被褥、以致烟囱、蜂窝煤。大哥见我回来，给我烙饼，还买了两毛钱的猪肉、炒白菜！！兄妹三人凑在一起，大哥只能蹲在地上，我和小妹坐在地铺上，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仿佛是一种隔世为人的感觉。当然，与我一个人在学校“独往独来”的滋味儿大不一样。大哥又掉眼泪了。我们兄妹之间感到前所未有的亲近，好像有了生死与共的经历，前所未有地共同体验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人说这是一次“触及”人们灵魂的运动。的确如此，平时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真正到了风口浪尖上，赤裸裸地，人们不带一点儿遮羞布，灵魂、品行、操守一律都暴露无遗了。十年动乱过后，人们不断地反思。在这十年之中，大哥说他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劫后余生，是一名幸存者。大哥在二零零八年患结肠癌，八月二十一日手术切除。零九年十月十八日去世。生病以后在医院进进出出了六次，当他最后一次住进了医院，发烧了，他明白自己的时日无多，夜里睡不着觉，跟同室的病友还谈及此事，告诉人家他是一个劫后余生的幸存者。他感恩，他的一句口头禅便是：达人知命、君子安贫。他临走的前一天，握着我的手说：“我有这么一个好妹妹我很知足!我跟我外甥旭东是朋友，旭东是个好孩子。”大哥怎么说，也是过了一个平稳、祥和的晚年。他儿子虽然离他而去了，不和他一起生活，他缺乏的是绕膝之欢，天伦之乐。无论如何，我的儿子旭东、孙子宇翔多少也弥补了这一缺憾。每到年节，儿子不一定跟我在一起，总得陪舅舅过年。他孤苦伶仃了一辈子，在这一点上，我无愧于心，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了。
大哥在后来的三十年之中，始终不肯原谅二姐，这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不容易挽救、弥补的裂痕。在他作结肠癌手术之前，虽然他本人不知病情，可我不愿他在人间留下什么遗憾，征求了他本人的意见，最后，大哥不让我去找他儿子宋士颐，却通知了二姐他要手术的消息。术前大哥、二姐、哥俩见了一面。特别是到零九年大哥去世前，在他弥留之际，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大哥还把二姐的手放在了我的手上，又把小妹的手放到我们的手上，意思是让我们姐妹三人团结一致。
诚然，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当触及到个人切身利益时，有的人就眩晕了，也许会天转地转地找不出方向来了。有的人也许会清醒一些，有人也会自然地把自身的利益扩大化成为“群体利益”同生死、共命运。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也不讳掩我的立场“老太太拉胡琴——自顾自”的作法是我所不齿的。我还认为“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也是挺没出息的。根源取决于每一个人自身的价值观，也依赖于事情的突发性，由于“史无前列”而让人眩晕得找不着北。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不苛求于人，更不想褒贬什么人，正如大哥临走之前所做的努力，总归世上的亲人一个个地走了，一奶同胞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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