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秀云
卷三 我的青年时代（五）
七.“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
1． “四清”归来
一九六六年五月，也就是我入团之后没过几天，四清工作队就撤离房山，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了。
刚一回到学校，在主楼前面的小广场上，大家整好队坐在地上，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震惊！院党委被炮轰，到处贴满了大字标语，一切都处于瘫痪的局面了。由于在房山村子里没有报纸，也很少听广播，当时的时事、形势一点儿也不灵通，回到学校就傻眼了。
啊！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了呢？
当时的形势，也可以说时代背景，按时间先后的顺序，把这一段时间的大事件总结如下：
1. 1965年初毛泽东对城乡“四清”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九月再次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这是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信号。这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这词儿的出处。
2. 1966年4月16日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即“中央文革”正式成立。——既然有了领导小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3. 毛泽东认为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独立王国。
1966年5月4日到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点名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即所谓的“彭、陆、罗、杨”，中宣部被解散，北京市委被解散。——动真格的了！山雨欲来风满楼。
4.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党中央内部开始“撕破脸”了。当面锣、对面鼓。公开宣战。
毛泽东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5.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大乱”能不开始吗？当时媒体上宣传说说：文化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枯拉朽。雷霆万钧之力，席卷整个中国大地”。
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打击面扩大，铺天盖地而来。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扩展到资本家、走资派、黑帮、反动学术权威都包括的“黑九类”，又出了一个新名词：“牛、鬼、蛇、神”。
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发表。《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社论发表。
新市委工作组撤退。毛泽东认为“工作组起了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都是干尽了坏事。”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热烈支持”。——毛主席的“红卫兵”一个新词儿出现了。毛主席热烈支持，自然会掀起运动的又一个高潮。开始走向“无政府主义”。“大乱”的又一个新起点。
6.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在五十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当时人们猜不透毛泽东在大字报里所指的是何许人也。只是感到莫名其妙，什么“白色恐怖”，什么“何其毒也”，尤其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如上的这一切，当时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人能“明戏”。这是中共高层发生的事情。小百姓怎得知晓？没准儿，时过半年到了1967年，人们还是懵懵懂懂，对当时所经历的一切也是“很不理解”或者是“很很不理解”吧!广大群众用现在时髦的语言是被“运动”。
我的故事还得倒回到五月。院党委是随着彭真为代表的旧市委而去的，没过几天，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成立，新市委工作组入驻了。外语系工作组组长就是文革后的市长张百发，当时他是青年突击手，劳动模范。对于新市委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干了什么工作，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只记得当时仍然按班级、按年级一起学习文件，主要是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一刊，红旗杂志的社论。以班级或团支部的名义集体写大字报表态。个人则在班级讨论会上发言、表态。在外语系，几乎没有一个人会以个人的名义贴大字报。虽然大家都是傻傻愣愣地不知所以然，然而，人人都是小心、谨慎。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启动了一切感官，仔细听、认真观察、努力学习文件、小心地琢磨思考。个个都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处于什么形势，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立场。
2．师院的运动是这样开始的
突然的事件发生了。一天晚饭之后，大家在宿舍里自由活动，校园里有喧闹的口号声传来，接着高音喇叭也打开了。同学们涌向了教学区，在前进楼到礼堂前的甬路上，我们遇到了“游街”的队伍。据说是政教系与部分中文系的学生发起的，和冯沛之院长座谈，质问冯院长一些问题，越来越激烈。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于是把事先准备好的高帽子拿了出来。在前进楼旁边，我见到了冯沛之和几乎所有的院级干部，每一个人都戴着一顶有一米来高，纸糊的上圆儿口小，下圆大，锥形的高帽子，帽子尖儿上还带着老长的纸穗子，随着人脑袋移动，一晃一晃的。有生以来，我没见过的高帽子！我只是在小人书里见过黑无常、白无常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某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某某”名字上都像电影里刑场上的死刑犯一样，用红笔画了叉子。冯沛之走在最前面，脖子上的索，套了一圈像拉牲口一样让人拉着，一只手拿着一个手电照着自己的脸，一只手用一面小镗锣敲着点儿，走几步便得说一遍：“我是冯沛之，冯沛之是黑帮，冯沛之罪该万死！”脖子让人牵着，不说便是一阵推搡，拉扯，手电的一束光罩在脸上是绿的，阴森森，很有阎罗殿上“牛头马面”的戏剧效果……
在院级干部的后面是系一级的干部，文祺也在其中，高帽子下面的眼镜竟然跌破了一个镜片，脸上有血迹，想必是跌了跟头，镜片碎了给扎破的……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人们高喊着把“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毛泽东思想万岁！”等等。渐渐的，口号中有了“打倒冯沛之！”“冯沛之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要么傻傻地站在那儿，要么无意识、无知觉地跟着人群向前移动，要么愣愣地、机械地随声附和着别人的口号。——我被吓傻了！怎么了？这究竟是怎么了？！
“冯沛之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不尽让人琢磨，冯沛之向谁投降？“文化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暴烈”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地步，使这些二十多岁的大学生感到“惊惧不安”，从来没有可能经历的程度！难道四五十年前，大革命时期成立“农民协会”、斗争地主老财的办法一定要用到今天的新中国吗？“文明”与“革命”也不是反义词啊！学生不是阶级，但学生属于什么阶级？要“革命”，要“推翻另一个阶级”中的另一个阶级是谁？冯沛之吗？冯沛之是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他是共产党，他属于什么阶级？说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当年我几乎可以背全文。我头脑中，用当时的场景在一遍一遍的地对照，一遍一遍地“活学活用”。怎么能像解题一样地“自圆其说”呢？到底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心中充斥着这一连串的问号，不解与矛盾，恐惧与迷茫。
自此之前，还没有过“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一阵子，不但有“毛泽东思想”，有人还提出了“毛泽东主义”，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了，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只能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主义”。作为一个经历了两次“四清”的大学生，当然已经形成了“咬文嚼字”的习惯，很敏感地发现了一个个微妙细微的变化。周围形势的变化让人本能地体会到这一回可能是自己人生的一大关口，能不能过去要全凭造化和福气了。
3．抓游鱼——“反动学生”的产生
新市委工作组在师范学院做了一件我能记得的事，他们延续了在农村的“社教运动”，在城里的大学中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续坚持毛主席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而且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说老实话，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这句话，自从我参加四清以来便经常提到，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一辈子我都有自知之明，“自己出身不好”一定要：天天记得，月月记得，年年记得。以至连这本回忆也受到了这句话的影响。印象太深，根深蒂固地形成了某种习惯性的看法，所谓“养成性”的一种本能。类似我的人群阶层的一种“相对安全”的生存本能。而这种“本能”实在是在师院参加“抓游鱼”，产生并培养出来的。
有新市委的领导，先从各个班级的“斗私批修”开始，根据解放军的经验，抓住“活”思想、狠抓“私字”一闪念。然而渐渐地，衍生下来的活动就可怕了起来，学生之间要“背靠背”揭发了。突然一天，大字报贴出来了！当然像我这等“基本群众”不可能知道大字报产生的过程。上文提到英四一斑“精英”很多，大致应该分成两个阵营：一是政治精英，二是业务精英。业务精英比如徐崇孝，被认为是全年级学习最好的学生，四年当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东北人说话比较直、冲。当然鄙视另一部分人，显得些许的清高和傲慢。曹瑞春，口语流利，课堂上喜欢发言、常常积极地和老师交流，有点儿太露锋芒，太出风头。很受老师的赏识。此人家中有严重问题，其父由于有历史问题死在监狱中了。总之，在课堂上能扬眉吐气的，在政治上肯定是必须敛气低眉，必须是卑恭顺从、俯首贴耳的。这也应该是当时学校生活的一个特点。否则如何体现“红”与“专”的平衡？
大字报的内容多半是杜撰出来的。不排斥部分内容是从学生档案中泄露出来的。可以见得“人事干部”任意泄露个人档案之风就是由此而起的。我当时就是这样认为的。
徐崇孝很喜欢游泳，常常带着一双蹼鞋下课就走。于是他练习游泳在大字报上就变成了“为了横渡台湾海峡”做准备，去投靠蒋介石。每天清晨，徐崇孝在操场跑圈儿，据说可以跑很远，这下子被编成是为了有足够的耐力通过喜马拉雅山越境到印度。徐还喜欢西洋歌剧唱男高音，英语说得流利都被用上了，这是为了越境之后，没有语言障碍，反而有谋生的手段……显而易见，五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任何一个人也会认为这是幼稚的“黑色幽默”。然而，当初这一切都是正儿八经地、堂而皇之地写在了大字报上，贴在校园里示众。这是以“团支部”或者“班委会”的名义的“权威”发布。没人敢提出任何疑问，更没人因为它的荒谬敢于认为它是“黑色幽默”而发笑！当年的政治氛围所造成的高压之下，连“皇帝新衣”里的小孩子也不敢出声了。
曹瑞春是被第二个揪出来的“游鱼”。“料”没有徐崇孝的“足”。无非是“狂妄”、目中无人，当然也就是“目无组织”。剩下的就是爆家中大人的料，揭老底儿。所以我想共产党的档案，就是这种时候，拿出来干这种用途的。“反右”如是，“文革”中的“抓游鱼”更是如是。
我只做大字报的“冷眼看客”，回避了明确的态度，只是唏嘘一阵，感慨一番：“啊！怎么会是这样呢？我真是没想到竟然有这样的详情！这样的细节！”无论怎样的无可奈何，总归可以敷衍过去。一个十三、四个人的小班就出了两条“游鱼”。
英四的游鱼还抓了三班的王永亭。王永亭在大三的时候曾和我同班，人很内向，少言寡语，几乎一年之中也没和我有过什么交流。资本家出身，给我的印象很淡薄。当时我真没想到这么一个“有他不多，没他不少”的人招谁惹谁了？应该是一个没有“宿怨”的人，怎么也给抓出来了？莫名其妙！！还不是拿着“家庭出身”说事儿！活该！到底是“投错了胎”了！整个过程似乎没引起什么“轰动”效应，也许是没有一班的精英们“杜撰”的水平高，“料”爆的显然不足，有点儿不咸不淡。也许反映了大家实际心理，没有多少人热衷于此类的“黑色幽默”，因为受众都是有思想、有见解、有文化的大学生。尽管如此，王永亭的事给我敲起了警钟，我不得不小心翼翼，观察分析着事态的发展。我理解的“抓游鱼”就是又一次地“整人”运动。而“整人”运动的根本矛头指向，就是这些入了“另册”的“狗崽子们”。
与这事儿相关联的，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在王永亭被抓出来的同时，一个与他平时较好的同学差一点儿自杀！此人叫钟爱生，是个印尼归侨。钟爱生家里有点钱，自小娇生惯养，又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学习过舞蹈，印尼民族舞都比较娇柔，钟爱生很女气，走路轻飘飘的、一扭一扭地像印尼舞蹈里的动作。人叫送了他一个印尼文的雅号“bangji”（拼音，可读‘邦基’）中文的意思就是“二尾子”。就是这么一个人，只因为说了一句公道话，说不明白为什么要抓“永亭的游鱼”，给永亭打抱不平，就被抓住不放。钟某常常不以姓氏呼人，按自己的习惯只叫名字“永亭”也成了“罪过”。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真是傻孩子！这种情况，识相的都明白，这只能是“一言堂”，没有民主，只有独裁！实际上，钟某是在抓游鱼的过程中，唯一一个不识相的“傻冒儿”，说出了“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这样的归侨实际平时也很孤单，尤其像钟爱生这样不善于交际的、又涉世不深的人更是如此。由于生长环境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异，对国内的很多“人情世故”全然不懂。他真听不懂什么是人们在说话时的“潜台词”，也想不明白北京人“敲锣边儿”。在班级“民主生活”会上，被轮番批判得招架不住了，半夜里睡不着，委曲难忍。出了智斋男生宿舍，上了宿舍前边的小土山，我们俗称“花果山”，花果山上种了许多树和灌木，郁郁葱葱的。时隔二十多年之后，钟爱生调到了我石景山工作的学校，当共同回忆起这段日子的时候，他还泪流满面。他说他那时特别想找人谈一谈，因为他有很多搞不明白的事儿，找不到人，无处倾诉，特别想家，感到十分地无助，无可名状的“被孤立”。因为那时他对祖国的政治还没了解得很清楚，他看不到希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儿，才能结束这一切。越想就越想不通，茫然不知所措，就想在树上一吊，一了百了。但是，他的懦弱让他没有足够的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害怕了。就在他踌躇不决时，宿舍里发现没人了，他们班支书林少敦出来找人，找到了他，把他弄回宿舍。尽管如此，人家没有一丝的安慰，反而变本加厉，咬牙切齿，问他干什么去了。傻孩子！老老实实地告诉人家：“我委屈，我想死！”本想以此来博得人们的同情和怜惜，不想林某却说：“你怎么没死啊！早就看扁了你了，你连死的一点儿狠劲儿也拿不出来！还装什么孙子？！”钟爱生再一次跟我回忆起这话时说：“真的一辈子也没听人说过这样无情、这样狠的话。”感到了无以复加的冰凉！寒心寒到家了，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唏嘘了好大一阵子。就在那一年，（大概是七十年代末）海关的签证松动了，谁知道他和他的家人因为什么，又费尽周折，离他的祖国而去呢？
想想在文革中那些因为“有狠劲儿”而逝去的亡灵吧！我为他们祈祷，安息吧！
较之俄四，英四总是早走一步。人们常常说英四“池浅王八多”。这次俄四一班很自然地抓出了王逸馨，因为她早就是“修正主义苗子”了。针对王逸馨，就是勒令她交出冯沛之写给她的信，以供大家批判。可是王逸馨把冯院长的信当成“宝贝儿”，拒绝交出，不仅不批判，还歌颂冯院长的美德。不言而喻，成了冯院长的“保皇党”，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实乃万幸之幸，正在热火朝天地抓游鱼的当口，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倒了！随着新市委工作组的撤退，“抓游鱼”便嘎然而止了。可当时已经到了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程度。“游鱼”会不会抓到自己头上？实在是英四一班下一个会不会抓到我，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不知“怨”与“恨”来自何方，樊大马棒还在一直“嘿”着我呐！我感觉得到！再一次地，我命不绝！工作组撤退的太是时候！
说来可笑，班级解散了之后，我家被“抄”，让人家给“开除团籍”。徐崇孝、曹瑞春和我三个人都不能，更不想参加班级活动，三个人都没了着落，老实说，也没有足够的胆量“放纵自己”置身于“事”外，在徐崇孝的倡议下，组织了一个“战斗队”，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津津乐道！颇具讽刺意义，名曰：“春汛怒”。这当然是后话。
4．“要革命的站出来，不革命的滚蛋！”
新市委工作组走了，系领导也没有了。
无政府主义的局面开始了！诚然，人人都很小心，彼此在相互观察着。同时北京市开始大乱了。
这期间，我们曾经去过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李雪峰，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知道了谁是聂元梓，深夜冒着大雨，到清华园听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一句话，就是骑着自行车到处跑。我承认我当热衷于此，为什么？我和其他人一样，想弄懂点儿什么，还企图弄清楚当时应该是什么形势。
殊不知，彭真刚刚被打倒了，新市委李雪峰又被揪了出来？一打开报纸，怎么个个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个个都是修正主义分子了？！这种形势一个个小百姓是如何可以“弄”得清呢！天知道！
渐渐地学生们动不动就高喊口号了。渐渐地学校里的气氛、行事的做法全变了。平静的校园不复存在了！动不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动不动就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俄四的政治辅导员杨续先，“被”说是大流氓，被罚下跪，让学生们给揍得鼻青脸肿。校园里火药味十足！开始动武打人了，人格侮辱也没有界限了。这就是让“当权派”游街、戴高帽子，“抓游鱼”的后遗症和衍生物！清华大学的学生在斗争、批判王光美时，给她戴上了乒乓球作的大“项链”……
没有“领导”，被“管束”成习惯的，循规蹈矩的人们，开始惶惶不安，无所适从、茫茫然而不知所措了。
一天早晨，人们刚刚起床，有人还在洗漱，一群俄四的女生就在英四女生宿舍“革”起“命”来了。英四和俄四素有矛盾，于是英四的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鲁大扒”。这帮俄四女生跺着脚、打着拍子有节奏地高喊着：“要革命的站出来，不革命的滚蛋！”此起彼伏一遍又一遍，我十分诧异，——这又是怎么了？你、我都是一样的学生，又如何分得出“革命”与“不革命”？向前凑凑，想弄清楚。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英四华侨多，至少占三分之一的名额，夏天穿裙子的多。国内的学生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多的裙子，也不可能特别的“花枝招展”，相形之下，显得朴素了许多。他们生活在热带，低胸露肩的衣服就多，“性感”在当时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这帮人原来是让他们扔掉“奇装异服”！以便“无产阶级化”。女孩子当时一般都梳两个辫子，而这些归侨喜欢梳“马尾”，尤其前面的“刘海”和后面的头发用卷发器卷成弯曲的波浪形，所以这样的卷发器属于“封资修”物品，大概中国人只准许是“直发”，卷发的只准许是“西洋人”。勒令交出卷发器。指名道姓，不交出来，就停在门口不走，不停的高喊：“要革命的站出来！不革命的滚蛋！”。英四的胡冰如是天生卷发，被俄四的人截住查问为什么不是直发，竟然让她找出证人证明是天生的。起哄架秧子，投机取巧、“左得可爱”的人物当年比比皆是。
说句公平话，经过“四清”这些归侨学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当中很多人入了团。然而二十几年的生活习惯要转变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俄四学生以这样的方式扫“四旧”，也着实吓着了不少同学，让他们哆哆嗦嗦、战战兢兢了半天。他们大声齐读毛主席语录：“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这当中有“中国的反动分子”，还有“反动的东西”之类非常可怕的词儿，能让这些归侨不害怕？不战战兢兢？
可这是当时“造反派”最常用的、最经典的毛主席语录。应该说“扫四旧”就是这样开始“扫”的吧！只是“红卫兵”拿的不是“扫帚”而是鞭子，“灰尘”一段时间也是包罗万象，“红卫兵”说什么是“灰尘”，什么就只能是“灰尘”。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这些人独出心裁的旷世之举，就凭借着如此的“无限创造力”，假借“扫四旧”之势，无处不到、为所欲为、空前绝后的向所有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凭借着“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浪高过一浪，动摇了全中国，造成了举世罕见的大动荡！
什么是“四旧”？四旧是指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一言以蔽之，凡是红卫兵看不顺眼的东西都是四旧。无一例外的都属于“封、资、修”。因此“破旧立新”“脱胎换骨”“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还有什么“不破不立，不塞不流”……等等，就是当时极为时髦的词汇。资本家、地主、修正主义、黑帮以至种花养鱼、封建迷信、古典文学、西方文化、京剧、才子佳人……等等不一而足，都在被“扫”之列，而之所以名曰：“扫”，典故自然出自毛主席的这句话了：“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我想，所谓“破四旧、立新风”就是运动的矛头不仅仅指向“当权派”，与此同时“抓游鱼”、“扫四旧”是把运动的矛头指向了普通群众、指向了无故的老百姓，打击面的扩大化。人们开始“借题发挥”，引起了社会正常秩序的大混乱、民间的“宿怨”“积恨”的大爆发。而上面的这条语录就是当初“冠冕堂皇”的依据了。
1966年7月1日一些大、中学校已经出现了乱批乱斗的现象。对批斗对象进行毒打和人身侮辱等严重问题。中央两种意见激烈交锋，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运动要有“党的领导”、要有序地进行。党委不能工作的，要派工作组。以文革小组陈伯达为代表的一派人，反对派工作组，要让广大革命群众“甩开工作组，自觉干革命”。更何况，毛主席后来在他老人家的大字报里还说工作组“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何其毒也！”
966年7月8日在武汉的毛泽东提出：“现在的任务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是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1966年7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在内，毛泽东、林彪在会上接见了红卫兵代表。从此，就有了“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口号。红卫兵正式产生了。“红卫兵”应该是“御定钦封”的称号，因为毛主席本人也戴上了“红袖章”。这次大会外语系的代表是王珊（四年级团总支书记）。她回来给大家作了传达。师院开始了真正的无政府时代。
上学时政治课上，老师讲的，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民主党派政治协商、联合执政的人民民主国家。因之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红色为底色表示为红色政权，五颗金星，大的象征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星向着共产党分别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周的稻麦穗和下面的齿轮表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时至当时，人们想不通，难道这一切都不算数、都作废了吗？到处高喊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区别是什么？“共和国”的“共和”指的是什么？我只知道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推翻了封建的“帝制”，实现了人们向往的“共和”。难道“社会主义”到了这个阶段就该变成只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共和”了吗？“专政”又是如何解释？“无产阶级”究竟都包括了些什么人？所谓“产”指的是什么？“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才是无产？在新中国凭劳动力获得的劳动果实也是“有产”吗？相对的“有产阶级”都是些什么人？是敌人、都应该被打倒、被“扫除”干净吗？都打倒了还能剩下什么人？人们不是说“水至清则无鱼”吗？恐怕只能是“孤家寡人”了。如果都是一无所有“苦大仇深”，那么中国革命的理想境界、终极目的是什么？！两报一刊的社论也没这么“公布”过啊！谁能不认为这是一件十分严肃、十分严重的，关乎国家性质的“大”问题呢！国家的此等“大事”不再要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表决通过？这也是关乎到忆万生灵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吧！怎么能是一笔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糊涂帐呢！
5．“滚，滚，滚！滚你妈的蛋！” 斯文的大学生的第一次污言秽语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接见了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代表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敬献红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宋彬彬”。毛泽东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
工作组撤走之后，市委只派“观察员”。院、系两级领导全瘫痪了，个个单位都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备委员会”人们简称为“筹委会”。筹委会只做一些事务性工作，比如供应大字报纸、墨汁，发放两报一刊社论，发饭票等等。没有了政治辅导员，也没有了班级和团支部组织的活动，学校里没有了上下课的铃声，只是到点一起到食堂用餐。但是我不敢放松自己，尽管在没有了一切“管束”、“领导”的无政府时期。就在此时，武然来找我，要我和她一起组织“战斗队”，经过再三考虑，我同意了。有人说：“现在是自己管自己，自己对革命负责。”人，永远不会“群而不党”。我想我这样的出身，如果孤立的、单独的保持“群而不党”，弊大于利，现实中是过不了日子的。于是又联合了李安娜、胡冰如共四人组成了《风雷战斗队》，并且参加了学院的《东方红公社》，是《东方红》中唯一的来自外语系的战斗队。
某某出身于高干家庭，天资机敏。尤其是政治嗅觉特灵，反应很快，笔头很犀利敏锐。她来找我也毫不讳掩她对我的看法，她说我虽然出身不好，但在政治上是老实的。三年级、四年级她一直和我同班，直接了当地说，她自己的字写得很难看，所以大字报的底稿由她操刀，独家专供，我只管抄写就行，我的毛笔字比她写得“好看”，换言之，她就缺一个“书记员”。武然其人很喜欢“居高临下”地与人交往，她直白的交流反而使我很放心。至少也是“阳谋”，不是“阴谋”。因为我自己给自己找不到方向，自认为在政治上很迟钝，不像有的人那么敏锐，不出头、跟在别人后边更适合当时的形势。李安娜、胡冰如也是武然找的，都是我不讨厌、也不惧怕的人，他们也都是一班的同学，我接受武然的邀请，为的是给自己找一个“存身之地”。武然和外系的人联系很多，与地理系、政教系、中文系的人交往密切，是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我心里踏实了不少，想着这总归也是个“着落”。后来我们一起加入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即为地派（地质学院派，以王大宾为首）的“三司”。有臂章，也有“红卫兵证书”。
一天下午，学校里又喧闹了起来。在大礼堂前面的小广场上，来了一群演讲的人。就像现在电视剧里学生宣传抗日的场面一样，演讲的人拿着自制的用硬纸卷成的大喇叭，站在排球场裁判员的高台子上，声嘶力竭地讲着。我认真地听他们讲，——因为我想了解。他们都穿着洗得发白了的军装，左臂右挎一个印着红五星和为人民服务的军用挎包，有的帽子上还戴着军帽上的红五星。他们回忆着父辈为新中国的成立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表示着他们继承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中心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宣传的是“血统论”。他么还教唱“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这首歌是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还没有什么人会唱。最后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才是胜利。”的口号。
“造反”？在家我是个乖乖女，在学校我循规蹈矩，不越雷池一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造反”这个词儿。他们让大家一起唱“造反有理”，在多次的反复“造反有理”之后有一句是：“滚，滚，滚！滚你妈的蛋！”这个句子是最最能彰显“造反派”气魄的有力结尾。被认为是冲破一切束缚的决心。为什么？在此之前，“他妈的”，“你丫挺的”之类“国骂”也好，“京骂”也罢，在北京城是几乎听不到的。多少年的历代古都，皇城脚下的人们是文明的。老北京人有求于人的时候，挂在口头上的是“劳驾”即是“有劳大驾”；“借光”之类文绉绉的语言。孩子、大人见着老街坊、熟人不打招呼，不叫人被认为是没有家教、不懂礼数，是“三八赶集，四六不懂”。小辈人放学回家一路上总得大伯、二婶儿的喊个不停。“您上街了？”“让您受累了！”“您慢着点儿！”不离口。“您”“他老人家”在北京方言里是最常用、最经典的字眼儿。当然那时候没有电视，有收音机的人家也不多，没人踢球，更没人看球也就听不到后来的“京骂”了。总之，从小我没有口出污言秽语的经历，我没骂过人！因为那样的“字眼”，所谓姑娘家家的让人张不开嘴，害臊！在我周围的环境、接触到的人之中，也不可能有骂人的声音。因此不能不说，“滚你妈的蛋！”真地彰显了“造反派”的气势。记得在场的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到了这句歌词就不张嘴了，声音一下子就低了下去。可是台上的“红卫兵”，这是不论男女，必然挥拳、跺脚以示决心，以更高分贝的呐喊：“滚，滚，滚！滚你妈的蛋！”这一场景，深刻地在我心目中留下印记，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没有忘怀。因为这是对“老北京原生态”的史无前例的冲击，是一种巨大的变化。
十年浩劫之后，人们都说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什么深层次、软实力的影响效应。反正我深刻地体会到真的是对人们的灵魂的一次次触及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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