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秀云
卷二 我的中学时代（三）
四 高二的迷茫使我走了下坡路
一九六零年的自然灾害，加上苏联人的翻脸，我认为是共和国建国十年，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肃清了国民党的残余，三反、五反、反右派使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在思想上，行为上适应了新社会以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生活方式。抗美援朝，国家刚刚建立，但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然而这内有三年连续减产，粮食严重不足;外有前苏联翻脸逼债，直至中苏关系的破裂，可以说是内外交困了。升入高二，学校调换了我们的班主任，吴亨淑老师是一个善良的人，加之我的习作水平还是讨人喜欢的，作为语文老师，吴老师并不讨厌我，可也谈不上喜欢我，总而言之，高二的日子并不难过。
高二的第一学期，由于粮食紧张，中午时我基本上带饭，不回家。也就是用手绢包上一个半窝头，切成片儿，在带上几根咸菜。中午别人去食堂吃饭，我在教室的炉子上烤窝头。母亲不让入伙，她说把粮票交给食堂，没一个大师傅不赚吃喝的，自己带多少吃多少，没多余的消耗。
由于粮食匮乏，体育课停上了，劳动课也没有了，以致政治活动也大大地缩减了。所谓“劳逸结合”是让人们多晒太阳来“增加钙质”。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得益于这样的外界因素，我反而觉得一切平静了许多。高二一年我缺了许多课，反正我体质很差，三天两头发烧、打针。尤其来月经之后也很不正常，量不是一般地大，到时脸色苍白，人就愈发的没精神，佯死觅活，愈发的忧郁。因此几乎没有一个星期是全勤的，每周都有病假。大姐用打字机给我打了一本请假条，我全部盖上父亲的印章，只填上时间就行了——赶上人家交作业，我也不交了——厌学了。
这一年中除了班里原有的团员，应该是共青团支部大力发展团员的一年。于宝荣是班级中仅有的几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之一，是六十中考进来的。我小学同学刘玉珍在六十中和她同班，他们也是好朋友。当初刘玉珍是我的好玩伴，特别伶俐，善良，我和刘玉珍的性格很相似，双方的父亲也是熟人。我一到附中，刘玉珍就把于宝荣介绍给我，我真的很高兴，基于这样的“渊源”，当时我觉得到附中后于宝荣是可以接触的人选，并且她也骑车上下学，我们从新华街、虎坊桥一直到南横街都可以结伴而行。难得是她也喜欢高低杠，劳卫制二级的全套动作她都会做，而我只通过了三级，所以常常在课后一起练一会儿，然后再一起结伴回家，这也增加了我和于宝荣交往的机会。她家住在右安门内一建宿舍。她大哥在第一建筑公司上班，父亲年龄很大了，是一个三轮车工人，她是老幺。现在仔细想想，人家还是颇有心计的，不似我辈如此“傻冒儿”。想想自己，真是太幼稚，太天真，更是太可笑了。
高一的第二学期，学校曾组织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一个大会，散会后汽车只送到学校，回家的路必须自己解决。晚上太晚了，右安门大街灯少人稀，太僻静。于宝荣不敢一个人回家，事先就和我商量要求在我家住一夜，我问妈，妈也没反对。那晚十二点多了，我和她才一起回到家，家人都睡下了。由于没有吃下午饭，早已是饥肠辘辘了，悄悄地，我在厨房里一通乱翻，发现妈给我留了一张米面饼。米面饼是母亲把米用水“粉”了，在碾成粉面，掺上棒子面，放在饼铛上烙成饼。妈说这样吃了“经”时候，不像米饭那样容易消化，不一会儿就会感觉到又饿了。这也是人们想出来的克服“饿”的办法。我再翻，又找出了父亲吃剩下的鸡块，暖壶里有热水，把饼撕碎，蘸着菜汤儿，我们一起分着吃了。虽然吃不饱，也比“干”饿着“强”了若许。我不可能一个人“吃”独食，让自己的同学饥肠辘辘地“看”着我怎么嚼、怎么咽吧？作为一个同学，这应该是“常人之所为”，不会是有悖“人情”、有悖“常理”吧！
可就是这件事，让于宝荣成了她入团的一块“上好”的垫脚石！我也很自然地成了她的供品和祭物。事后，有一个同学周晓蔚告诉我，说她本人也很不平：“粮食很紧张，别人把自己的晚饭分给你吃，有什么罪过？”当然还涉及了资本家的家中有多么“奢华”，盖的是缎子被，睡的是弹簧床，席梦斯，物资如此匮乏他们家还有鸡吃……我想，刘淑梅老师所给我的，那么“与众不同”“惊世骇俗”的操行评定，应该是和于宝荣“同志”的思想汇报及批判分不开的吧！也许于宝荣“同志”还“无私”地给我凭她的想象，大大地“开枝散叶”了呢！在“名”与“利”面前，尽管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它的“诱惑”是如此“不可抗拒”吗？我的这段经历真的让我“长”了不少的见识。不过只是“见识”而已，也就是提醒自己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退避三舍，坚决不与之为伍罢了。我从心眼儿里就不齿此等行为，以怨报德的白眼狼行为。
这事我也不在乎了，我不认为我有什么不妥之处。基于这件事所给我的教训，继而对“团”组织的所产生的看法和理解，高中阶段我承认我没写过“入团申请书”。我的“倔”劲儿上来了，“团”都是这样才能“靠近”的？我骨子里这种“靠近”的功能先天不足！不仅不足，还不以如此的“不足”为“耻辱”。我对共青团的“感性”认识和“团章”上写得相差遥远。像于宝荣这样的“思想汇报”我的确“编纂”不出来。我身边“团员”的样子没使得我有“迫切”的冲动，让我非要加入其中不可。退了“少先队”我就是“群众”，“政治面目”这个档案中的科目，是光凭努力争取而争取不到的。自然而然，于宝荣高二第一批就“光荣地”加入了“团”的组织。这虽说是在高二发生的一件使我记忆深刻的事，但是对于“入团”的问题，我则是很坚定地自己就放弃了，自己就退缩了。现在时髦的词儿什么更年期、老年期、青春期等等，我的“倔”，我的这次“叛逆”是算其中的一“期”好，还是算时代的产物好呢？
五、自省：我对不起的老师
附中不乏优秀、敬业的老师，刘若庄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我有幸受教于这么多位杰出的教师，是我一生中最最安慰的事。在我自己的从教生涯中，我常常以他们为样板来要求自己，身体力行地学习他们的“诲人不倦，有教无类”的师德。
实际上，我初中数学基础和成绩都很不错，无论几何、代数都是如此。高一期末全市抽测统考，全班第一名八十五分，是数学课代表。我八十三分也称得上名列前茅。师大附中是教材教改的试验学校。依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宗旨学校里就设立了“校办工厂”。附中的“校办厂”颇具规模，有金工车间，车、镗、铣、刨一应俱全。有木工车间、造纸车间，下乡、下厂都有定点，业余学旗语、无线电及报务、发报的培训……每周都定时间、定地点、由老师专门负责。教材改革的幅度也很大，尤其是数学方面，当时除了必须有的三角函数、立体几何以外，我还学过微积分，对数等普通学校不学的内容。一则我厌学，没有积极性，二是我缺课太多，所以在班里成了“排尾兵”。刘若庄先生说他观察我人并不笨，为什么学不好呢？刘老师先是让我进了“教学先行小组”，这个小组内学习成绩好、中、差的都有，是老师做教学试验用的，基本上是老师“先行”给我们上课、留作业，经过总结、消化，观察教学效果，再给全班同学讲，实际上无形中每堂课我都能听两次讲，做两次作业，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更主要的，刘先生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事事一竿子插到底、干净、彻底的办事风格；刘先生和言悦色，连说话也轻声慢语的作派，都会形成一股无声而巨大的力量，使我哪能不努力？哪能不俯首贴耳的听老师的话？寒假时，刘先生再三劝告我努力，甚至假期中还亲笔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学习的重要性。邀请我春节到他家里去作客。他夫人在国务院工作，他家住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大院。我没去，主要是没脸去。很久很久没人这样关怀过我了，而且是完全的善意。我特别感动！春节我没去刘先生家，反而是刘先生过了年，居然亲自骑车到我家来了！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热泪盈眶！刘先生的慈祥、善良，他的执着、真挚、敬业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可以说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在世为人，对人要“真”、一定要与人为“善”、长者对待后生晚辈，应当以“美”，美的心灵给人做出示范。这才是“人格”的魅力。刘若庄，刘淑梅两位刘先生竟是如此天差地别！
毕业后，刘先生和我一直没见过面，是我总觉得很歉疚、总是抹不开面子。听说他在文革后期，调离了附中，也不知所去何处了。时至二00二年，附中百年校庆，张攻非在政协礼堂招待老师和同学们的会上，我才再一次见到刘老师。这已是四十年之后了，我恭恭敬敬走到刘老师面前给他鞠躬，我说：“先生，您还记得您这个不争气的学生吗？”刘先生已然很老态，他用眼睛盯着他面前的这个满头白发不亚于他，双眼饱含泪水的我，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说：记不得了。于是我自我介绍，他居然想了起来说：“你就是住在南横街的那个孩子吧？”我欣喜地哭了。听说刘先生不是在附中退休的。我调城里之后，现在的同事徐京宝老师和刘先生在五十六中是同事。他们的交情不错。五十六中在西便门附近，没准儿这样，刘先生可以上班离家近一些。我和徐老师谈及此事，徐老师很赞同我的看法。徐老师说刘先生是一个有修养、善良的好人。刘先生可以说是让我体会到了“温暖”，实在是在我感到最最“冰冷”的时候。因此这种“温暖”不仅挽救了我的数学，更重要的是挽救了我本人，使我看到了光明。但是，多年来我耿耿于怀的是我对不起刘先生。四十多年我对他不问、不闻、不理睬，而他曾经是那样的呵护过我！
六、高二（一九六一年）我记忆中的几件事
原来我看过这样一个动画慢镜头，一粒种子渐渐地在泥土中伸展，春天来了，终于破土而出。慢慢伸展，慢慢生长，最后伸直了腰，又长出了两片嫩绿的叶子。
世界万物皆如此，万物皆有向上、求生的渴望。试想，就在此时，突然有人在这株小苗之上狠狠地踏上几脚会是如何？相反，有人在春旱之时，给小苗浇上一瓢水，又该是如何？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应该是浇水的人，绝不应该是跺脚的人。
当今，锦上添花，落井下石的人都大有人在，在过去的政治环境适合的土壤中，为了一己的利益，为了名，为了“自保”一个高中学生会做些什么？我敢保证我写的都是对往事的真切回忆，无论是纯洁的，还是龌龊的；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但我并不回避事实、拒绝真实。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六七十岁的人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回忆，去还原历史的真实。因为也许这是痛苦的，不堪的。
然而，这总归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从幼年、到少年，到青年融入社会，在人海茫茫的大千世界里，没有什么人可以注意到这么渺小的一粒沙子，真的是太渺小了。但是，“真实”绝不因其“渺小”而变得模糊不清。谁是“毛泽东”这个问题对现在的一个不足十岁的孩子都得解释半天，历史使“毛泽东”变成了无异于“秦皇”“汉武”之类人物的是时间。我想“真实”不应该随着历史的推移，时间的演变而被改写，变得不再“真实”。当然我是片面的，局部的一个单纯的“视角”，但只要“真实”就对了，一个人要勇于面对，不仅面对当今的“真实”，还要面对过去的“真实”，就像鲁迅所说应当“直面”人生。只要不去“歪曲”、也不去“粉饰”、绝对不去“杜撰”就是对历史的尊重。
虽然在高二我缺课很多，每当我去上课时，还是挺认真的。认真地做过几件事，事后还颇有收益。
在语文教改中，增加了一项“口头作文”实际上就是演讲。老师给一个题目，根据题目自己列一个提纲，先在小组、大组里讲，优秀者选拔到全班讲。全班六个小组，三个大组，也就是最后一节课四十五分钟，只有三个人在全班讲。初中我就有在全校朗诵的经历，我不怯场，有足够的胆量站到全班同学面前。王垒仓，当时是我们班的班长，（他父亲是北京第一监狱的狱长）和我一个小组，“我看过她的发言稿，还真是没有几个字的提纲，能临场发挥到这个地步，我认为很不错了”他的一句话还真起了作用，我被选中到班里讲。也许会被认为成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儿吧？这人真是“阿Q”到了极点，一次到班级里讲讲“口头作文”就兴奋到如此地步！我不这样认为，当时，无论家里家外，我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像是真要长长地喘上一口气，才能不被“憋死”的地步。谁人自甘被人“下贱”看不起？我也“要脸”！即日回家后，仔仔细细的写了稿子，用了大半夜的功夫，一边修改，一边大声诵读，为的是上讲台不丢人现眼。这次我挺成功的，我的“虚荣心”得到了一定的满足。让那些看我不顺眼的人为之一惊!这不是“表现欲”，入“另册”遭白眼的现状，迫使我不甘心地“偶尔露峥嵘”，杀出了一匹黑马！他们很诧异：这主儿，蔫了吧唧，整天一声不响，怎么还有这么一手？竟然一点儿也不怯场，还“振振有辞”，“徐徐道来”？
语文教改中习作一项，还有改写。自由选题，我把王愿坚的小说《粮食》改写成了三幕话剧。花了好几个晚上，还设计了布景，可以说是人物设置合理，对话突显人物性格，这是老师给我的评语。剧本不仅誊写工整，装祯整齐还设计了封面，精心制作。经年级组评选，名列前茅。还拿到全校《教改成果展览会》展示。当然是班级中唯一的一份。人家评论我“擅长语文”，嘻嘻！不要以为这是褒奖之词！附中是一所重理轻文的学校，他们的另一层意思是：她数理化不行，只有语文这点小“表现”。我的理解是：“狐狸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但我不这么想，我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改善自己的处境，可以说是“生存环境”。借鉴于高一的经验，班主任十分重要。别的路子我似乎走不通，班主任是学中文的，我认真做“语文”作业，不是“靠拢”也是“取悦”于班主任老师，我认为我的这个想法得以实现了。至少，班主任不讨厌我，不像刘淑梅老师一样用白眼看我，就是一大进展啊！实际上，这竟然影响了我的喜好，以致后来职业的选择。
谷今洁老师当时也是从师大哲学系，还是政教系毕业的青年教师，担任我们班的政治课。与谷先生的交往也是一件值得记忆的事。
谷先生是天津人。虽与刘淑梅相比较只低了两三届次，是共产党员。人很沉稳，从来不急于发表意见；讲课四平八稳，很有逻辑性。语言也很利落，没有口头禅，也没有语病。这刘淑梅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她很有神的两只大眼睛，一思考问题或是拿不定主意时就眨个不停，但大多时候，谷先生只是用炯炯的眼神盯住，很专注地倾听。她是一个敏于事而慎于言，内心世界很丰富的人。
政治的期末总复习，因为是困难时期，为减轻学生负担，只复习不考试。老师出复习题，自己选题，个人准备稿子发言，老师阅卷后，小组讨论，然后老师给出优、良、中、差的评定。 谷先生一共出了十一、二道总复习题，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几道题，复习准备。这次我又认真仔细了一把，尽管老师没要求，我把所有的题目都写了出来，每题就像一篇小作文那样，尽自己最大努力，论点、论据、层次、逻辑、联系实际各个方面都注意到，还用稿纸把它们誊清，最后，用了一张我初中画的花边设计做封面钉在一起交给老师。在重理轻文的大环境中，谷先生没想到会有学生这么重视她的课！她拿着我的作业在她上课的班级让人看，给同学们传阅，她说每篇答案都写得很认真，可以当成一篇小论文。当然，我的政治总评是“优”。政治课的成绩评定和操行等级的评定是直接挂钩的，为此，我欣喜若狂！！老师给我的政治成绩评“优”了！！！我的感想：至少谷先生是公平的，公正的，没带“有色眼镜”。 转过暑假我就升入高三了。这回我物理不及格，要补考。这就是我在附中度过的第二年。虽然我自身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努力改善局面，只不过稍有改观，进展不大，结果不过如此而已。
七、人生道路的三岔口——咬牙、坚持和努力
我坚信人大部分都是向上的，都是努力的。谁人自甘堕落？凡是能争取到比较好的教育，没有自身的奋斗是不可能的。自身的奋斗与坚持不懈是人生道路上向前进的原动力。父亲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
到高三的第一件事令我甚是安慰，谷今洁老师当我们高三的班主任。没想到的是谷先生.暑假竟到我家来家访了。夏天，母亲正坐在门道打麻绳，二姐在纳鞋底，而我，不在家，由于物资供应紧张，追着菜车去买菜了。因此我没见到谷先生，母亲这个老北京还是礼貌周全地接待了她，想必她也了解到了她想了解的情况。
事隔数日，我到谷先生的宿舍去回拜老师，她家住在附中对面的老师大里。进门一看，一间小屋洁净整齐，还挂着彩练和气球，窗户上还贴着大红喜字。显然谷先生是才结婚。见面后，我们做了初步的交流，我主动跟老师说我物理不及格很丢人，尤其给班级丢了人，影响了集体荣誉。接下来，我交谈的很多内容都很“生活”，谷先生问我怎么纳鞋底，我详细地解释给她怎么“摸”针眼，怎么用力提棍……。她又问我在家都干什么家务活，我如实而言，我得洗衣服，熨父亲的衣服，追着菜车跑更是常有之事。老师问我这影响学习吗？我说不影响。母亲年纪大了，不帮忙一个人支撑不了。渐渐的，讲着讲着什么都说了。回家以后很后悔，别再像刘淑梅老师一样批判我一顿，认为我是资本家老子的“孝子贤孙”，说我去“抢购”吧！有点惴惴不安了。但是，自己对老师的感觉大不一样，谷先生使我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亲切”与“平易近人”这是到附中以来对“班主任”少有的感情。
开学以后学校就开始了积极筹备校庆的工作。建校六十年是一次大规模的庆祝活动，紧锣密鼓，很多人包括像钱学森、杨秀峰、傅其芳、大将陈赓、李德伦，于是之……等等名满中华的人物在校庆前都到学校来了，门口的篮球场成了停车场……。
高三了，我自己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不上大学是多么遗憾的事啊！自己要“加油！加油！再加油！”一件有趣的事发生了。
临近校庆六十周年聚会的前一天，全校大扫除，布置会场迎接远道而回的学长。谷先生在布置大扫除时，指名道姓由我负责设计整个教室的布置格局，全班同学听我调派。我不是生活委员，过去也没管过这类的事，我以为我没听清楚，大家解散后开始擦玻璃、墩地。这时，外班的同学都到花房去搬花了，班长问谷先生要不要去搬花，谷先生却让他来问我，此时我才明白了，是让我筹划整个教室的布局，我一下子又懵了。可以说十分诧异，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可是“性格”使然，不想“认怂”。于是赶快想主意。我们教室作为三十年代学长的休息室，学长们的年纪应该五十岁上下，在北京能来的人数不会太多，所以首先要有一定数量的座位，光有站席不对。沿着后墙排一排桌子，以便放茶碗，外边再放椅子，保证有足够的座位。座位之间的距离要方便大家促膝聊天。在教室前后门之间，用六张桌子并在一起成一张大桌子，盖上桌布；成等腰三角形，再用四张课桌并成两张小桌，盖上同样的桌布。三张桌子上都放鲜花、盖碗；后沿的桌子上只在两端放花……。我一边说着我的想法，一边搬动着桌椅。别的教室里鲜花簇拥着，可占据了过多的空间，很臃肿。我们去晚了只拿到了几盆，不过是一品红、橡皮树之类，我们摆放的还算得体，整个房间清爽宜人、利落整齐、也很实用。校检查小组来了，从后门进到教室，陶卫主任立刻表态：“这间教室安排得不错，这是招待校友的地方，主要是‘待客’不是花展。”谷先生用眼睛盯了我一下，嘴上有些许的笑意。其它班的花又让送回了花房。
我不知道谷先生为什么突然让我做这些，但我明白，因为高三刚开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她是在观察我、想进一步了解我。我想“家访”是为弄清楚“物理不及格”的原因，到底是因为家务劳动太重，没时间学习；还是人太笨，由于迟钝读不好书，或是其它什么另外的原因，也许，是为了证实她自己的某种想法。我体会到老师是没有恶意的，所以我感到很受用，很欣慰。
很自觉地，这个学期我没过多地缺课。
我认为自己不太笨，只要努力就能有点进步。我学的最不好的是物理，尤其是电学。我的记忆力不差，但对物理学该记的东西总是记混淆了、记不清楚。有的功课，稍一努力便可“出类拔萃”。历史课在附中是不被重视的课程，高三结课后根本不考试，只要求写一篇中国现代史的学习心得。别人不爱做的事，不知道为什么反而是我喜欢做的，而且特别愿意把它做好。我的学习心得写得比较认真，还看了参考书、修改润色了一番。我写东西很少打草稿，这次之所以说“认真”，实际上是写了两遍，把第二稿交上去了。这份“心得”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褒奖，并且在高三年级四个教学班中宣读重要片断。历史老师本来不认识我是何许人也，还特意到教室里找我，为的是认识我、当面表扬我。我当然很高兴！心想你们整日地耀武扬威，没想到我也有露脸的时候吧！我要是“正经”地去做点儿什么，输、赢还不一定哪！
日子转瞬而过，这年寒假我去逛厂甸庙会，顺道去了谷先生家。
为什么要去谷先生家？原因有二：其一，由高二到高三，我了解了谷先生对我的态度，心里很领情，先生是要拉我一把，我对她心存感激，想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其二，对刘淑梅老师给我的评语，时过一年多，我仍然放不下，愤愤不平，可以说是耿耿于怀。想找谷先生问个究竟。于是我在家写好了一封信，这封信长达七八页之多，主要谈了我的父亲“不反动”，我自己更是没有“迷恋于腐朽、奢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有什么“追求安逸，害怕艰苦”我是努力严格要求自己，要求进步的。我想我必须做出应有的辩白。
见到谷先生后，我们做了一次长谈。我很大胆地谈出了对于宝荣的看法以及对她入团过程的认识，同时，也涉及了对班里一些学生干部的看法。我说什么人做我的爹妈，我自己做不了主。有的人的家庭背景好，也不能决定这个人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反之也是一样，出身背景不好，也不能一概而论，就只能是一无是处。如果是这样就是“形而上学”了。任何人不可能是带着“符号”生出来的。新中国，是广大人民的新中国。不可能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硬是把人分成“等级”。新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不可能有“贱民”和“贵族”之分。我学习不专注，也可以说学习不用功是我的不对，但确实，在思想上，我有很大的压力，觉得自己没有出路，心中感到特别委屈。谷先生说话不多，也没有表态，只是不时地用问题一个一个地引导着谈话，最后收下了我写的信，说是要向学校领导汇报，让我等候答复。她同时指出我的消极态度是不对的，要我放下思想包袱，打好高三总复习这一仗。
我是豁出去了，反正只有一个学期，一不做，二不休，一定要“还”自己一个清白、公正。真的“还”不成，顶多不上大学，上班工作去！
没想到，开学之后不久的一次年级集会上，顾明远主任代表学校的讲话中就澄清了这一点：入学以来的所有评语鉴定一律作废，由高三的班主任重新做“毕业鉴定”。毕业档案中，只有一份毕业鉴定。那次会后，每个班还指派了副班主任，协同一起做学生思想工作。我们的副班主任是吴亨淑老师。事实说明：穿越一段沮丧的乌云，阳光还是会出现的。
八、六十年代的时尚——关于继承革命传统
仔细想来，像我这样的“思想工作”还是不少的。试举几例便可略见一斑了。班里有一个男孩子，由河北北京中学考进来的，初中时就入了共青团，高一时还是支部委员，说明他是一个佼佼者。团员的团费是五分人民币。这位老兄被认为“散漫”、“目无组织”。原因是他先是忘了交团费，被提醒后，一摸兜儿又没带现钱，灵机一动交了一张“五分”的食堂饭票。此事被王基淑一状告到校团委，团委书记王耀宗亲自找他谈话，问题是到此时，这位老兄还浑浑噩噩不知所以然，根本没想到问题的严重性。被认为“态度”非常不好，于是令其“书面检查”、在团小组、团支部层层检查，以组织生活检讨会的形式反复挨批，长达月余。
我不是团员，各中奥秘不得其详。可其中的派系，繁纷复杂也可以得见一二的。上面提及的老兄，高一是团支部委员，我理解当时得团员人数还少，到高二团员人数增加了，像于宝荣之流的“跟屁虫”都成了团员。派系的羽翼也由初步形成到丰满了，老兄就成了挨批对象了，我想王基淑是不容忍任何“桀骜不驯”的。据我所知，他老爹还是粮食部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呢！这小小的团支部也是一个支派庞杂、追名逐利的激烈战场！
有的人很会做戏，我根本凭我自己所能，难辨真伪。在王基淑之下（她是校团委委员）最得力的助手就是班团支部书记了。尤宇量，据说是颇有来头，被某著名领导收养。寡言少语，高度近视的镜片像一个瓶子底儿。有人曾经透露给我说此人在支部大会上，慷慨激昂、言辞激烈地批判我是“臭资产阶级小姐”。自诩是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的眼镜破得不能再破，一条镜腿用绳拴着，两个镜片之间用胶布缠绕着，《红岩》此时刚刚发行，为的是学习渣滓洞的先烈们，他们的眼镜大概就是这样的……。试想我没进附中前，要知道这样的眼镜还能戴着，我怎么敢花25块钱去买什么“秀朗宁”？！太愚蠢了！活该我入另册。我不入另册谁还能入“另册”呢！
很有趣儿的不仅如此，作为男孩子，此人的打扮也别具一格，我家自己做的布鞋，我很爱穿，因为舒服。可以理解，他家庭不全，没人给做鞋。皮鞋太“资产阶级”，穿皮鞋的人不多。一般百货公司卖的，所谓“懒汉鞋”大多是布面，胶底，后来是塑料底，也就是一到三元不等便可买一双。球鞋顶多五元一双。这些他都不穿。他不是没钱买，他有大笔的烈士抚恤金，和养父母的高干身份，怎么说他也不是经济困难户。可他要“保持革命气节，发扬革命传统”！俗话说得好：“买鞋穿，要的是这么个样儿。”在秋末冬初的时节，他“喜欢”打“赤脚”、穿草鞋。认为唯有如此，否则不足以体现“艰苦朴素”的美德。体现不了不忘先辈们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辛。腿肚子、脚腕子都冻得发青。当然，衣服上也“尽情”地大针小线地“补着”层层补丁。这不由得使人想起改革开放之后，才见识到的“嬉皮士”，穿的“乞丐服”破洞牛仔裤，故意露出膝盖，或是大腿的某个部分来，把裤腿撕开……。现在理解这应该也是彼时彼刻的一种“潮”或“时尚”吧！还有叫做什么“犀利哥”的，不正是尤君的形象吗？那个时代的“时尚”是冠以崇高的“政治词汇”，用以标榜、粉饰自己的“高尚”情操。当时我想不通的是，他每天不一定刷牙，天天光着两只不经常洗的脚，再如是的一身装扮“行头”，到底是歌颂社会主义哪，还是给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十年成就抹黑呢？！先辈们希望他们的接班人唯有如此才不负期望吗？这老兄，有一个优点，堂堂一个男子汉唯王基淑是听。只是没有王基淑那样跋扈，有点不露声色，隐讳。可谓“蔫儿萝卜辣心”。
碰巧，在毛主席去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之后，附中组织全校到“密云水库”劳动，在前门火车站上火车，劳动后再原路返回。京郊的火车本来就慢，加上“专列”只拉学生就更慢了。这次我与尤宇量座在一个车厢，两两相对坐四个人，尤某坐在我对面。当然，大井劳动之后，我对这样的人都有了戒心，“咱惹不起，躲得起。”平常都退避三舍，敬而远之。这回，四目相对而视，往返在车上要呆四五个小时，在该是多别扭的事啊！可谓“狭路相逢”。他主动地跟我搭讪，“来过密云吗？”“累不累？”搔首弄姿，故作“关心”状，“礼贤下士”态。有问不一定有答，答也不超过三、四个字。在返程的车上，天也黑了，索性我趴在桌子上睡觉。——实际上，没有真睡，见他用眼睛盯着，很不自在。不睡？——言多必语失。“我睡着了，你还跟我说什么？”这时，另外车厢的同学过来大声地说笑。他严厉的呵斥他们说：“没见到有人睡着了吗？”空前的“人性化”！趴在那儿的我，只感到一阵莫名的“荣幸”和“虚伪”。鸡皮疙瘩都出来了。谁知道阁下对这个“臭资产阶级小姐”的真实想法是什么？鬼才明白！天才知道！
王基淑三年之中，一直高高在上。她年龄比我大上三、四岁。实际上我体验，她学习上并不聪明，再加上“心中事”考虑得太多，学习不可能专心，所以学习成绩很一般。由于自以为是，好为人师，所以只是自我感觉良好。从表达能力、组织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发散性思维能力都很差。可总是喜欢以“先知先觉”自居，习惯于居高临下地指导别人、特别沉醉于告诉别人“应该如何如何”的乐趣和感觉之中。大有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唯成分论者“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优越感。表面如此，但作为女孩儿，内心的追求也不一定只是从口头上表达出来。实际的向往，追求却成了曲折、隐讳，而又压抑不住的一些流露罢了。试举一例：五九年国庆大游行，附中担任仪仗队，要求女生要穿花毛衣花裙子，越鲜艳越漂亮越好。这是“政治任务”。王基淑找我来借衣服，我也努力地满足了她的要求。事后，她邀我陪她一起去做衣服，让我周末到宿舍找她。我去时，她正在洗衣服，是一件半新的女军服，是当时所谓“列宁”式双排扣的上衣。她用搓板打上肥皂，用力地搓洗，说是要把它搓白了。我问为什么？说她不喜欢穿“新衣服”。管宿舍的老太太阮先生说：“洗了一个钟头了，还洗，要把衣服搓破了呀！”实际我懂，与尤宇量用穿草鞋来标榜“发扬”革命传统一样“时尚”，穿一件“发白”的旧军装才能显示出“资格”有多么老道。干部当然越“老”越高贵。接着，让我陪同去买布料，告诉我家中给的钱根本花不掉（意思是我很有钱）。问我到那家店买材料更好，那家裁缝店的手工好。我说我也不清楚，我的衣服大多是姐姐们穿小了的剩衣服，有的衣服是大姐用家里的缝纫机脚踩的。从来母亲不给我去裁缝店“定制”什么衣服，毛衣也是大姐亲手织的。她将信将疑，以为我“大白话”忽悠，蒙人骗她的。那天，我陪她买了两件花衫的布料，又到制衣店去量体裁衣。她说经过国庆游行，认为自己也得有点儿漂亮的衣服了。
我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当时已有十八九岁的她想买两件花衣服是人之常情，本是无可厚非。但是，我讨厌的是：干嘛如此的遮遮掩掩、扭扭捏捏？又干嘛非找我这么一个“一贯”看不惯，看不起，还似乎很讨厌的人来“作陪”？这不是很耐人寻味的吗？我更反感的是：一件很新的衣服，为什么一定要“做旧”洗得“发白”了装老！这不是浪费吗！于是就想起了一句十分尖刻的话：“当了婊子，还想立贞节牌坊”这不是比“挂羊头卖狗肉”的虚伪，更加结实的虚伪做作吗！
与这样的同学交往过从，真的让人“受益匪浅”。回想起来，这也许是我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培养了我“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全方位思考问题的习惯。同时，让我渐渐地失去了“童真”，经过了迷茫与彷徨，开始认真地认知自己所在的“生存环境”。让自己努力地去适应“生存环境”。所幸我也遇到了像刘若庄先生、谷今洁先生这样的好人。我由衷地感激他们，在我感觉最最寒冷的时候，给予我温暖；在我最最迷茫的时候，他们拉了一把，给予了我及时地推动力。使我走出彷徨，找到正确的方向。得以感慨的是，我命不绝。“上帝关上了一座门，他老人家又给打开了一扇窗”
九、我的选择——高考的第一志愿我报了师范
朱正威老师当时正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教我们《达尔文基础》。记得在学巴甫洛夫的第二信号系统时，给我留下了至今不忘的印象。
上课铃一响，先生一身笔挺的西装，孔雀蓝色，扎了一条深紫红色的、很夸张的领带。师生问好以后，先生什么也没说就极具表情、极具语气地给大家朗诵了一首诗，大意是河流破冰了，发出了破冰与涓涓的水声，河边的小树吐出了一片片嫩绿、飞回的燕子在树枝上欢快地叽叽喳喳的叫着……。先生问：“美吗？哪位同学可以用一个字概括、形容这番美色，我说，只许用一个字。”大家不约而同地回答：“春”。先生说：“对！这就是人类才能有的抽象思维与语言表达的第二信号系统。……”
我很崇拜附中的老师们，这不是观摩课，也不是做给人看，每节课皆是如此。“听课”对学生来说是一种“享受”。他们的渊博、他们的多才多艺，他们的敬业令人肃然起敬，这便是“无声”的教育。让我认识到教师的伟大，教育工作的伟大。
高三的第二学期是要分班上课的，当时分班主要分三类：农医类、理工类、文史类。三类中要考察的科目也不一样。我一开始想要报考农医类，对朱正威老师的崇拜转化成了对生物学的偏爱，因为物理课学习基础不好，想想有点儿自不量力。问过父亲，父亲让我自己作主。与大哥商量，大哥说：“你的习作固然有点天分，想象力也蛮丰富，咱家这种出身你当不了记者，只能当教师；学历史不会有什么大出息，更何况，五七年的右派大多是搞文学和历史的。”大哥建议我学英文。他说中苏关系破裂了，将来英语会“火”起来。英语是世界语言，使用英语为官方文字的国家多，会有大用的。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竟然去找谷先生，把自己改成了文史类。
“文史类”的考生只考语文、历史、英语、政治等几科。我对于这几门功课特有自信心，但是困难也不少。这些功课中，记忆的量很大，英文单词平时我背得少，政治要写完了再背，尤其是历史，附中的历史课很早就结课了。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世界古代，近代，现代史把所有的教科书摞起来一共十二本，足有一尺高。历史课的总复习分别由三位老师给辅导。古代史有牟老先生负责，老先生满头白发，语言诙谐风趣。两千年的历史，他能言简意赅，只用三言五语讲明白，深入浅出，厚积薄发地给人留下深刻记忆。我的最薄弱环节当属世界近代史，因为我从小不但厚古薄今，尤其是“厚中薄外”。负责世界史的是李毅老师，李先生困难时期得了肝炎，给我们上课时刚刚康复工作。她认真地刻印了大量的讲义。很清楚，我们文史班总共九个人的“来历”老师心知肚明，多半由于数理化有缺欠，想在“文史”上找出路。而且，带有很大的“突击”成分。老师在讲义上都有答案的要点。在题前用划记号的办法，分成层次，特有意思，比如有“***”标记的，是必须搞清楚、记明白的内容。可笑的是我自己，事到临头十二本历史书，我忽略的仍然是世界史——真地背不过来了。高考题中有一道十二分的大答题，问的是“西班牙内战”实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国际纵队”，“佛朗哥政权”。按理说，李先生划了“***”，但我根本没有仔细复习，考试时只是“胡编乱造”了一通，历史肯定考不好。
回想起在文史班的日子是幸福的。一共九个人来自四个教学班，而我们高三四班就来了四个人，另外五个人当中还有一个休学后复学的往届学长。我们享受的是“研究生”的待遇，有近十个老师参与“文史班”的复习工作。语文以时雁行老师为主，他每天都上语文课，对我们的作文也详加指导……。我们离开了大教室，学校在后院的“老虎尾巴”给我们开了一间小教室，教室里只有十套桌椅。我每天都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时先生坐在我们中间侃侃而谈。当然，我前所未有地专注，像海绵一样，以最大饱和量汲取着老师们为我们准备的各种丰富的营养。同学们由于来自不同的教学班，相识而不相知，客客气气，互不相扰。但各个人都铆足了劲儿作最后的“冲刺”。我很清楚，高二一年我都没正经好好读书，晃荡过去了，要想上大学，就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大、更多的努力。
高考一天一天地迫近了。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填报志愿、老师辅导志愿、召开家长会。我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第一类院校我一笔没填，“北大”“人大”“复旦”“南开”不可能有我的份。第二类第一志愿我就明白地写上了：“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三年制英文专业。其余的全是空白，我的意思是，再不济，我还考不上一个“大专”吗？！我要是考上了，当一辈子英文老师，不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吗？这样的选择真地非常明智。
附中的升学率几乎是100%的。然而自己主动填写“大专”的人微乎其微，主动填报“师范”的人也是少而又少。我们这一届也许我就是唯一。事后，先是吴亨淑老师，后是谷今洁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是否考虑成熟了？还是一时的意气所为？我解释了我的选择，做一名教师是我的理想。
也是歪打正着，据说当时的政策对高三学生要严格政审，主要的依据就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结论分为四类：一，可录取为机密专业的学生；二，可录取一般专业的学生；三，可降格录取的学生；四，不宜录取的学生。大姐因为出身进不了第二机械工业部，二哥进不了起重机械厂的机要设计室的先例说明，我报考师范是难得的明智的选择。
高考我只是历史差了些，总成绩还是可以绰绰有余地考上“师专”。在师专五十四个新生中，我的英语成绩排第二，83.5分（第一名据说是鲍燕琳）。在五十四个人中，我属于成绩优异者。
这段经历无可辩驳地说明：人要有一搏。有一份耕耘，就会有一份收获。我选择“师专”是正确的。我彷徨过，经过了一番挣扎，我又上路了。而且，颇有了一份自信，是一份更适应社会环境的新的自信。随着斗转星移，我一天天地长大，一天天地明白事理。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坚定地走向了更为成熟的青年时代。时年十七岁的我，走出了师大附中的校门。我很知足，也很感恩。有时候，生活堪称是考验你的非凡的战斗，要无畏地面对一切挑战。审时度势，果断坚决地抓住机会，要经得起时间的打磨，努力，勇敢地前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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