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秀云
卷二 我的中学时代（二）
我的高中生活——初谙世事与走向成熟
一、师大附中的生活与六十三中的差异
我在附中的三年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从青涩，阳光的花季走向抑郁，迷茫的青年时代；有幸受教于许多名师，也体会了从未有过的屈辱和压抑。
与六十三中不同的是师大附中当时是一所高干子弟相对集中的学校，很多中央一级的高干子弟。而前者是一所地道的平民学校。因此，校风不同，同学之间的关系也不同。在附中很明显，有的人的优越感在举手投足之间不经意地流露出来，也许五九年前的附中不是这样的，经过了“反右”及我们刚一进校就开展的“反右倾”运动而改变了。所谓“纠往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纠往”。人们的思想不“右倾”反而“左倾”了。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左”了点会更安全。当然，在附中，有的人对政策的取向，从家里可以得到准确的消息。和六十三中明显的不同还有一点，这里的政治气氛更浓，政治色彩更强烈。六十三中初中还没建团，这里班级已经设立团支部，而且团员人数不少。在这方面，必须承认我是无知幼稚的。因此，这也是我到了附中就出现了“大不适应”的原因。
值得回忆的片断。
到今天，附中已经是百又十年的老校了。我高二时，附中过的是六十年校庆。
学校里的学习风气是浓烈的，一切教学制度，教学管理，合理，严格，有序。高一时为了看清楚黑板，我开始戴眼镜了。记得是二姐领我到大栅栏的“明明”配的眼镜。仔细回忆起来，这副眼镜应该是我被人打入“另册”的起因。当时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大多数应该三十多元，不足四十元。二姐给我却配了一副二十五元的秀朗宁眼镜，所谓“秀朗宁”不过是当时的一种眼镜的款式，深紫色的上边和镜腿，下缘是金属边。在开学第一周的大扫除时，我擦玻璃。这时，班里同学的名字大多数我还叫不上来，只是王基淑走近我，一下子就喊出了我的名字，我有点吃惊，接着又问我是哪个学校来的。于是边擦玻璃边聊了起来。王基淑说：你的金丝边眼镜很特别，谁给你买的？开学时你穿的裙子很好看，是绸子的吧？你家是干什么的？一定很有钱！一个问题接着一个，虽然不喜欢被人问到如此细节的问题，但人家是附中初中部直升上来的，也尽量“好问好答”了。我说自己近视，才配的眼镜，不是“金丝边”是普通的金属边，是姐姐给配的”最后，又问你喜欢什么科目，我回答几何和文学。她说那么让你做语文课代表吧!我心想，你又不是老师，怎么说让我做语文课代表呢？
后来才知道，王基淑是校团委委员。当然比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官儿”大几倍了，更不用说“班长”了。当时，我十四岁还没有退少先队，正式场合还要求戴红领巾，六十三中初三年级没建团支部，班里也没有团员。很自然，我心目当中还没建立起“共青团”的概念。忘记了王基淑比我大几岁。总而言之，既然是校级团干部，思想上就很成熟，不像我等这般乳臭未干了。她父亲是某某法院院长。这类人在私底下是要比父一辈的官阶的，是“四级部长”还是“副部长”“副总理”？比如陆定一的儿子，傅作义的女儿都曾经是我的同学。实际，法院院长顶多是“副部长”或是“司局级”，但人家在校内的“官阶”高。高一年级我们是英文班，附中的老先生多，不当班主任，年轻的像当年的朱正威，李广钧这样的人，因为“右派”或“右倾”还在卢沟桥农场“劳改”，当不了班主任。因此，我们的班主任是从北师大请来的青年教师。附中有这样的特权，虽然受宣武区教育局管辖，但仍属师范大学直接领导。我的毕业证书上就盖着师大校长陈垣的大印。我们这位班主任叫刘淑梅，是地理系刚毕业的留校教师，身兼两方面的工作。她每星期只给团支部，班委会开一次会，就算完成了附中这方面的工作。很少和同学们见面，就连班主任讲话都没有，只是“垂帘听政”。我们真正的“班主任”就是王基淑了。想想我做了十二年的班主任，为什么总是“亲历亲为”？绝对是因为我不喜欢这样的“官僚”班主任，不切实际地“遥控”班主任，甚至是深恶痛绝！！我不愿我的学生被某个“中间环节”冤枉！正是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
二、对高一年级班主任老师的几段回忆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应该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我做了一辈子的教师也深知“为人之师，当人表率”的意义。
刘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期间，正是热恋，结婚的时期。老师搞对象，要结婚的事儿让我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看明白了，就说明表露到什么程度了。她出身于农村，想必“根儿红苗儿正”，刚刚毕业就留校了。所以有“资本”颐指气使，傲慢而居高临下。想来一定是在“反右”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精英”。有着“红配绿赛狗屁”般的审美观念，梳着一双姑娘不像姑娘，妇人不像妇人的辫子，“幸福得”溢于言表。对学生的态度，远近亲疏，却是冰火两重天，对有的学生冷得不近人情，可以是不屑一顾，或是“撇着”嘴，横眉冷对；对另一些学生拉肩拢背，称姐道妹，到底是“利用”，还是“阿谀，献媚”？看人的家长“官儿”大，巴结有势力的？别人是分不清楚的。让人能看明白的是：明明克制不住自己挂在脸上的“贪婪物欲”，却会在振振有词地“教训”别人的同时，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清心寡欲”的圣者。
我不是刻薄得不厚道，也没有对教师职业的不尊重。我是想说“时势造英雄”。经过五七年“反右”的大学生，那些反右精英们以什么面目走上社会的？时势造就了一批刘淑梅式的人物。我对这种社会现象有一番自己的思考。这种现象我经历了三件事，扯开我的回忆，把我的想法剖析开来也是一桩有趣的事。
我退休的学校是一所示范高中，第一批北京市十九所重点中学之一。该校的一任校长和图书管理员都是我在六十三中上学时（57年），由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派出的实习老师。当年的校长，在此期间入了党，毕业分配后，没教过什么书，业务能力也很差，不久就做了副校长，跟着就是书记兼校长。另一个图书管理员，在学校就划成了“右派”。因为有一说“右派就是反动派”，竟然连做班主任的资格也没有，当了一辈子的图书管理员。后来临近退休时，平反了又有什么用？！压抑，委屈地过了一辈子，工资低了三级以上。他们两人都是我的朋友。时过境迁，朋友是在校长退休后才成的。大家聚在一起才有话说，才有些许的知心话可以交流，隔阂不是那么容易冰消雪融的。伤痕也不是那么容易抹平的。
另一个是我外语组的同事。明明是国民党师长以上军官的女儿，可她父亲在解放济南时，在激烈的争夺中失踪了，不知是战死了还是去了台湾。总之一群孩子就流离失所，成了所谓的“城市贫民”。“城市贫民”是一个什么人都有的，十分复杂的社会阶层。当然，经过本人的努力，解放后五十年代（53年？），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当时中俄关系是最密切的时候，一切都是“苏联老大哥”的好，可是等到毕业时的五八年，又是最冷到破裂、翻脸讨债的时候。我很武断，对学俄语的人都没什么好印象，认为他们“趋炎附势”，至少他们比别人更会“审时度势”。她正是一个“反右”精英。我们一个教研组，在彼此的交往当中，她言者无意，我听者有心。我讨厌她说在大学中，当反右核心小组时的得意，对她把一个人如何变成右派的描述，如何策划，如何“找茬儿”，再如何“内定”别人是右派的过程特别反感。她能津津乐道地讲得特别“美”，认为自己很能干。反而使我认识到为了“利益”而“寡廉鲜耻”的可恶。只不过我比他们都年幼了十岁，只让我赶上了一个刘淑梅，是多么万幸哦！
我大姐到缝纫学校学习剪裁，每每交作业总是给弟妹们用缝纫机做衣服。我有一条毛料的裤子是用父亲的旧大褂改的，但料子很好，补丁补在了不易被人发现的裤裆里，大姐的手工很好，精致，熨烫得很平整。刘老师说我衣着太讲究了。不过年不过节，平常上学就穿“料子裤”，还“笔挺”。
高一时，我参加了第一次“三夏”劳动。在广安门外大井，现在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对面。众人皆知，六零年的自然灾害饿死过人，那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女的定量每月27斤，男的30斤，重体力劳动者32斤。这次劳动刘淑梅老师随班参加了，这也是她第一次和全班学生的认真接触。一开始，我和大家一起劳动，后来不知为什么又被安排到厨房，洗菜，切菜帮厨。显然这是一项较为繁重的工作，要做三餐，作息时间和大队伍不同时。由于厨房的卫生条件太差，很多人都拉肚子了，甚至有痢疾蔓延的趋势。听说有个别班级因为病号太多，不得已撤回学校了。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没有这么严重，但也通知要特别注意卫生。
做厨房用的房子特别低矮，后沿连我—只有一米五八的个头，也摸得到顶棚的秫秸了。房间的西南角盘了一个十印锅的大灶，还放着一支大风箱。那时候的饭不分菜和干粮，实际是由地里间苗儿间下的小白菜或者是白薯秧，洗干净了放进锅里煮，等菜熬烂了，北京人叫往汤里“乱”棒子面，再撒上盐的这种介乎于“粥”与“糊糊”的东西。六零年困难时期，人们都把这种“饭”叫“瓜菜代”，意思是没有足够的粮食，用瓜，用菜来代替。
时值深秋，厨房的院外有一个大粪池，那时农村不用化肥，只用大粪。自然苍蝇很多。特别是一阴天，要么天气稍稍一凉，苍蝇都飞进厨房，趴在顶棚上，你抬头一看，黑乎乎一片，顶棚的秫秸上全趴满了一层苍蝇。等糊糊一揭锅盖，苍蝇的翅膀被热气一熏就软了、飞不动了、也趴不住了，于是像掉雨点儿一样，稀里哗啦全掉在锅里了。担心糊糊在锅底上煳了，至少要搅动几次锅吧，显然，揭一次锅盖就得下一次这样的“雨”，等糊糊熟了，一勺子上来至少有四五个苍蝇“烩”在里面，也应该是保守的算计。于是，在揭锅前就得先轰苍蝇，以便减少“降雨量”。这不是怕脏，而是为了减少大家得痢疾的机率。更何况，按“唯物论”的道理，“脏”就是“脏”。“怕”与“不怕”只能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儿”了。我们帮厨的有三四个同学，不知什么缘由，刘淑梅只找我去谈话了。首先说的还是我的衣着，当时我穿的是一件黑白小格的套头衫，是一件大姐穿到不愿再穿的，肘部就要破了的一件很旧了的衣服，式样是大姐在缝纫学校里学到的所谓“卓娅衫”。
刘老师说：“我发现你穿的衣服总是‘与众不同’，别出心裁。”
我如实回答：“这是大姐穿剩下的一件旧衣服，是大姐自己做的。”
“你是不是觉得农村特别脏？”
高一学的《达尔文基础》立刻起到作用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赶紧回答：“不是。我从没离开过家，第一次到生产队来，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很好玩儿的。”——“好玩儿”是当时学生腔里一个“常用词”，意思应该是“很有意思”或“很有趣”。至少，也是一个褒义词。直到现在仍然有学生爱用“好玩儿”这个词儿。
“听说你特别害怕苍蝇？帮厨的同学里，就你轰苍蝇最主动？”
赶紧辨白：“不怕苍蝇！！除四害时，我天天都打，每天把苍蝇放到火柴盒里交给老师。苍蝇是害虫，学校有通知，我怕同学们吃了会生病！……”
接着我竭力地表决心：“一定把帮厨的工作做好，努力向周围的同学学习。”
到底刘老师“听”何人所说，我一直不得而知。
只是在第二天的班主任讲话时间，没有被提名字，但我成了讲话的中心内容。
大致是：“到农村来，你不是“帮”别人来了，你是向贫下中农学习来的，你是来改造的。还认为‘好玩儿’？你究竟‘玩儿’什么？”语气甚是“气愤”，在全班同学面前，真的有点“义愤填膺”。前一天我怎么一点儿也没觉察到？虽说是已经小心翼翼，然而，别人是“锔碗儿的戴眼镜”没茬儿找茬儿！！也许是“鸡蛋里挑骨头”专门有目的而来，就是要“套”出你的“话把儿”揪出你的“小尾巴”！故意地曲解，故意地歪曲。
“农村苍蝇多是自然的，你们家没苍蝇才长出这样的娇小姐，这就是要改造你的地方！”
“一个学生，穿衣服件件标新立异，一点儿朴素劲儿都没有，到农村来了，像个什么样子？”
……不一而足。即使我是“木头人”也明白她说的是谁！当时，轰得一声，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活到十四岁，在学校里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严厉的指责。这件事为什么时至今日，六十年都过去了，我还如此清晰地记忆明白，犹如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也说明了我不是只记吃，不记打得混蛋。幸好自己还清醒，立刻决定：反正你没指名道姓，我就是一个糊里糊涂的糊涂蛋！不知道你指的是谁。
这样的讲话，在团员中不是不指名的。很自然，我在团员的心目中，就是班级中首当其冲的“另类”了，被称之为“有严重思想问题的”学生。
“学高为师”，我首先认为刘老师没有很好的学问。从讲话的逻辑不易于村姑，从办事的作风，给人下绊儿，拴套儿，刨坑儿，找茬儿的一派卑劣作法就是没有什么修养;不是正人君子所为。“身正为范”她一点儿也没有“闻过则喜”“与人为善”的态度。反而是高高在上，“我是你们的班主任，你们就是‘小菜碟’，呼来喝去全凭我高兴，你们就得服从我。”我即使“不正”在我这个地盘儿里也得“唯命是从”“俯首帖耳”。先带上“有色”眼镜，像“内定”右派一样，你就是另类了。虽然面对的只是十四，五岁的青少年，但这些学生也是有感情，有分析能力的人。何况像附中这样的学校，学生并非都是“阿斗”一类的人物呢！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一个教师自身的作为对学生的成长即是无声的教诲。浅薄而自负是我对她的评价。由于缺乏远大的理想和进取之心，因此，狭隘，偏颇。由于没见过什么世面，而没有什么见识，底子很薄。又不耐心地观察，认真地调查研究，粗枝大叶。更不努力接受新事物、努力学习充电，反而自满自足。没准儿，有人会认为我人不厚道，这样评价一个老师。可是，我自认为我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相比较刘老师给我写的操行评定，我说的应该是更为客观、更加实事求是。作为一个教师，至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幸运的被留在著名的学府“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就固步自封，以为自己已经“登峰造极”“一步登天”了，从而以为自己可以高高在上，不认“东南西北”，就如此从事“教人”的工作只能是失败的，因为“人”是世界上最最复杂，最最难于“驾驭”动物。
刚一开始，我很委屈。等我开始了我自己的“粉笔生涯”，我就感到了这段人生经历，也使我“获益良多”。它使我与学生自觉地去做“平等的朋友”。教师是一种特殊的职业，“人”的工作，其平衡的焦点是“待人以宽，律己则严”“与人为善”。不论方式有何不同，教育工作首先是要付出“爱心”的，应该是以“爱”为起点的。“坑人”不是教育工作者应有的“手段”。因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属于教育的基本原则。
这件事的结局：期末考试结束之后，按规矩要发“高一学年的学生成绩手册”，我的学习成绩不错，在班级中至少排在中上等。可是，我的成绩册没有操行等级，没有操行评语。——我有点发懵！——怎么回事？赶紧跑到教务处去查。此时，我们班有几个同学也在教务处，我也凑上去看，我的学号是十号，我们班只有十四个女生，都排在前面，十号很容易就在底册上找到了。“优”“良”我根本都没报希望，操行登记一栏中，仍然是连“中”也不是的空白！！难道我的等级是“差”？是“劣“？我的同学王格仁曾因偷窃进过劳教所，最后从少年管教所，还是工读学校释放出来。因为王格仁是最后一号，四十一号很好找，可以一下子就翻到了，他也不过是“中”。
底册上有评语，它给我留下了一辈子最最深刻的，不可磨灭的记忆：“该生不靠拢共青团的组织，从不向组织汇报思想，在同学中不暴露思想。追求安逸，贪图享受，不求进步。迷恋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反动的资本家家庭不能划清界线……”我真的昏昏然而不知所以然了！真的如此不堪吗？是资本家就罢了，什么时候还加上了“反动”两个字的修饰？是否我也该进“工读”了？工读里只收小偷、小流氓，恐怕不要“政治犯”吧！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怎样离开的现场，又如何骑车回的家。
这段评语是我生活道路上的重要一笔。它扼杀了我的一切，我的政治生命；扼杀了我对美好的追求。剩下的只是一片迷茫、恐惧与彷徨。要知道，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十四岁的懵懂无知的孩子，如何能支撑得起这么沉重的、这么大的政治大帽子！！一句话：还给人活路走吗？我又犯了何等“弥天大错”，以致到了如此“罪不容诛”的地步？
三、学校与母亲；活在夹缝中的我
母亲属蛇，比父亲小三岁。时至五九年已有五十六岁了，三年的监禁生活使得她不仅冷漠，而且身体很不好。平时不是去针灸，就是抓草药熬药。五九、六零、六一三年连续粮食供应紧张，物资匮乏，到处买不到东西。一条大街也找不到一家饭店，没有粮票什么也不可能买到。见不到任何点心，蛋糕之类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每月用购货本买计划供应的食用碱，芝麻酱，以致大白菜，白薯也一律都用购货本买。母亲要操持一大家子人吃、穿、用，虽然不缺钱花，但也必须东奔西跑去“抢购”一些吃喝。往往早上五点起来去排队，只为给父亲买一点儿熟食，或者在大饭店领一张餐券。里里外外全得她操心，脾气发展的越发暴躁了。有时，也许是病痛使然，不单单是不尽情理，是根本不讲道理。
经过了“大井劳动”之后，我“蔫儿”了好大一阵子，缓不上这把劲儿来。对一切都失去了信心。沉默寡言，懒得说话。那时常常组织星期天义务劳动，也组织下乡劳动。二姐在读中等师范，学校组织下乡劳动半月二十天，母亲硬是不准去，她的办法就是扣住“粮票”不放。家里的粮票她“把”得紧紧的，粮食要“称”好了，计划周全了再下锅，全家都在家里吃饭，“粮票”尽管是“一两”也是好东西。谁兜儿里也不可能“有”粮票。没有粮票任何地方也去不成。母亲说：“下地里给人家干活，也没钱挣。留在家里照顾妈妈，给自己家干活，妈病了，妈死了，不比下地劳动重要吗？”她还说，“我让孩子上学，学的是文化，光是不上课就不用上学去了。”硬是和二师来的学生争执了起来。说他们不讲道理，她说：“我的孩子我自己教，以前，我就住在农村。贫下中农怎么教我的孩子？叫他们自己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理儿。”不识字的老母就是这样不识时务，不分潮流，不讲道理。
我在学校的事儿，无处去诉说。即便是说了，母亲也听不懂。在妈的思想领域里，也不可能讲得通学校里的“道理”。大井劳动之后，我感到空前的孤立无援。母亲说的话，我明白。可是，不可能，也不敢想向任何人倾诉。否则，我岂不是更加越发地“划不清界线”了？母亲这边也是如此，她认为她的孩子就是她的人，是她生的、她养的，所以事事都可以由她做主，顶多了，不念书了！回家！她还想着她一辈子没念书，不也过来了？无论我多么不知上进，也明白不读书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不念书回家是断然不可以的。当然，我十分清楚这是一种固执的封建家长理念！正是要我与之“划清界线”的地方。可我，不听她的，我上哪儿去吃饭、睡觉？何况古来就有一句老话：“天下无不是父母”。妈真的不对，作为儿女的，也是无计可施！我真的背叛家庭，离家出走？不可想象，也不现实。谁能接纳我？抗日战争时期，进步青年能上延安、去抗日。在新中国，我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能怎么办！！到什么地方去，就是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了呢？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的头脑中，放得下这么多的“古难全”的难题，而且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吗！！真是死的心都有！现代人说，孩子在十四五岁时，属于“青春期”。常常会有“叛逆”行为。想想我在这个阶段该“叛逆”什么呢？只有跟自己“较劲”更合适！迷茫，伴随着恐惧，无可奈何与不知所措。
一次星期天义务劳动，到现在的莲花池附近挖河。跟妈说了，妈说：“天冷了不准去。义务劳动是自愿的，咱不自愿，咱就不去。”“自愿”这个词儿，妈理解的太实在了。她认为真的可以“自愿”，在当时的学校里，谁人“敢”不自愿？尤其是我，哪里“敢”不自愿去参加义务劳动？这就是真正的精神压抑！社会从小就“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在某种场合是言不由衷的，想的和做的不可能完全一致。这种双重的“为人”和双重“处理问题”的环境和方法，多么地令人生畏、令人生厌的无可奈何啊！难道这也是我自己要言行不一吗？
一早起来，趁着母亲没留神，拿了哥哥的一件破制服棉袄，溜了出来。当然，没吃早饭、没带干粮、更没有粮票。那天，刚一到工地就下起了雨加雪，小冰碴钻到脖子里真凉啊！雪落到地上马上就化了，既是挖河，脚下都是泥泞的，不一会儿，鞋和裤脚都湿透了，直到膝盖。抬着满筐的泥，一路蹒跚，啪唧啪唧，脚下一滑，倒在地下了，上下全身沾满了泥浆地倒下，爬起来再继续，再摔倒再爬起来……。劳动量很大，肚中无食，一会儿就饥肠辘辘的前心贴后背了。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入伙的同学有学校送来了热汤，看着别人，我自己无限的悲怆。赶紧绕开众人，躲到人看不见的地方藏起来。这件事不但不能让人看见，更不能让人知道，否则，又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那就不是“饿”一天这么简单的事儿了。午休很快过去了，吹哨子开始干活了，王基淑走过来说：“吃饭时怎么没看见你？自己吃什么好东西去了？”原来还真有人“耵着”我如此的关心！人家要这么想，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敷衍支吾。强忍着眼泪不让它流下来，咬紧牙关坚持着。
天黑了，拖着疲乏的双腿好不容易从广安门外走回家。一进门迎来的便是母亲的一顿臭骂。“一天都不在家。弄成个泥猴回来了。”她不理解，也不知是否真的忘了，还是真的“更年期”给“更”糊涂了，还是没理会到从清晨到傍晚我还水米未进哪！我活该！反正我是麻木的，那段时间我觉得活着真没劲。经常大半夜大半夜地失眠，不想呆在家里，也不想上学校，只觉得整个世界也没有能让我呆的地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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