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秀云
卷一 我的父亲、母亲（二）
母亲和大哥的婚姻
一．我眼中的母亲
相对宽容的父亲，母亲是严厉得近于苛刻。
母亲（讳：张氏凤卿）绝对是勤俭持家、不辞辛劳、相夫教子的难得少有、典型的贤妻良母，但她不识一字，难免愚昧。有严重的只重视男孩子的封建思想而且迷信，家里供着灶王爷，每逢初一、十五还烧香，跪拜，祷告。我想，在母亲生活时代的大背景之下，这也是再正常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妇女，像母亲一样的人比比皆是。
做晚辈的这样评论上人是不孝吗？我想是自己通过回忆总结人生经验而已，我没有丝毫的不敬。佛家有一箴言：“肯舍得，能放下，真自在，大欢喜。”母亲的一生是操劳的一生。她没享过福，从来都是克己奉公，吃苦在先，也没过过什么舒心的日子。她“爱”孩子的方式有她自己的道理，人特别要强，事事都想做到“完美”，实际上，她心中的“完美”，有很多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她“纠结”的原因就在于她不像父亲那样豁达、那样拿得起来放得下。无论什么，她都“把持着”舍不得、更是“放不下”。由于没读过书，是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因此，不了解社会现状，不理解新社会的社会制度，更不可能随社会潮流而动，让她随机应变。她的视野、她的心胸、她的世界只能是丈夫，孩子，过“好”日子。她的“死脑筋”规定了，局限了她一辈子没有“自在”，不可能有“大欢喜”。在这一点上，我是很能站在母亲的立场上的，特别是成家之后，我也很理解母亲的意图和思路。
对母亲最深刻的印象开始于我四，五岁之际。现在四五岁的孩子还是摇篮里的小宝宝，不知为什么那时候的我却留下了不少真实的回忆。而对父亲的认识大多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父亲自己的回忆，所以是有条理的，而对母亲的回忆则是一个个的片断。
二．大哥的婚姻
大哥（之刚）从小是在艰苦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由于是第一个男孩子，难免有一些娇惯。在家中，母亲是绝对的实力派，也就是说话算数，做得了主。大哥在上高中时便辍学了，为什么？爸爸让他学技术，有本事，顺利地继承老子的衣钵。妈妈让他娶妻生子，早续香火，早得继。实际上大哥在家中的位置，他所承受的期望就是压力。以及这一切造成的是他一生都是悲惨的，也可以说，大哥是封建家庭的牺牲品，是旧时代交替到新时代的“殉葬者”。那时候他不过十七，八岁，已经是第二次结婚了。
大哥第一次结婚是在抗日战争当中，姑娘的舅舅和父亲是同行，她父亲是老家的财主，姑娘大了不想嫁到乡下，嫁到北京是一个理想。当然，一切都是父母包办的，大哥不可能参与任何意见。当时的大哥只有十四五岁。结婚后，很快就怀孕了，姑娘很娇，娘家要求回河北老家待产。殊不知，回到娘家再想到北京就不容易了。河北农村是中日拉锯地带，也就是白天是日伪政权，夜里则是八路军的天下。交通阻断了。一拖再延只好在乡下生孩子了。不幸的是，生产时由于难产大出血了，本来就很危险，可巧的是生产后第二天，她两个弟弟遭遇横祸暴死。她伤心过度，又得了产后风，没捱上一个月也一命呜呼了。孩子生下来就没有母亲的呵护，没有奶水，没多长时间也随他母亲而去了。大哥的儿子应该比我略大一点点儿。
又过了两年，大哥接触了新思想，一心想继续上学深造，爸妈又如此之封建，怎能同意哪？他也逃过婚，也反抗过，但终归没有逃过命运的捉弄，在一九四七年第二次结婚了。对方的父亲是做铜铸造的，是父亲牌桌上的朋友。经人说合，就按规矩合八字，放定，过嫁妆，结婚了。对方比大哥年长五，六岁之多，双方连面儿也没见过，姑娘不识字，根本没上过学。曰：“女子无才便是德。”个子比大哥高，身子壮实，让人看上去比大哥几乎大了一圈儿。可想而知，大哥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是何等心情。我认为这是时代的产物，封建社会的产物。结婚的场面十分阔绰，盛大。父亲在西单同春园饭庄包了三进的院落，大宴宾客。记得收的贺礼只是所谓“帐子”（就是各种绸缎布料）就有很多很多，以至很多年后，秋天晒衣服时，还有许多一段段的衣料。
大哥跟我说起过，妈就想过左手站着儿媳妇，右手站着老妈子的日子，她认为那是气派，威风。实际，大哥和母亲的感情最好，后来大哥几乎一辈子独居，性格很偏执，但只有母亲能“说得动”他，母子俩不知在什么时候还能达成彼此的妥协，形成一致共识。就我家而言，从四七年秋天到解放，再到五零年，这一段时间应该是最不和谐的。
大哥娶回来的媳妇很倔，进门想当的是“大少奶奶”。平时，大哥连正眼也不看她一眼，女方的年龄又大了很多，夫妇无法沟通。母亲当时在北京过了二十多年，老北京的一些“习气”全灵通，礼数周全。加上四八年末小妹降生了，一心想“使唤”儿媳妇的母亲，心胸狭窄，思想封建。大姐此时还没出嫁，已经是二十三，四岁的“老”姑娘了，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因此，显然就是矛盾重重了。家中三天两头吵嘴，越吵越凶，彼此伤了感情。我的那位嫂子也是一位“很噶”的人，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很深刻的两件事，家里有一箱蜜蜂，冬天时，把蜜蜂放到一间没有生火的房子里。我家的厨房是东屋，一明两暗的格局，每间屋都有隔断墙有门。中间一间有炉灶，碗柜，母亲还供着灶王爷。右手一间是餐厅，有一个和灶火相通的砖炕，余下就是能坐下二十来人的大圆桌。左手一间是浴室。因为灶火中镶嵌着热水锅炉，浴室中的脸盆，浴缸的热水由灶火中的热水包供应。这一切全是父亲亲自设计的，很实用也很方便。在当时也算是舒适的。春节前，母亲总得按时令，按节气宰猪，扫房，蒸馒头，做很多半成品的菜，最后是大家轮流洗浴，整个腊月都是忙忙碌碌地。
四八年尤其如此，前院的工厂歇业了，住了很多傅作义的国民党兵。正在平津之战当中，广安门内的许多民房都被征用了。平时我们很少出后院，有时连房门妈也不让出。可是母亲认为“日子”还得照过无误，她就是一个事事要强的人，这次吵架是空前的。腊月蒸馒头，一般母亲要蒸几十斤面，没准儿要连续蒸上两天。馒头的花样很多，有枣的，有各种馅的，有用模子刻花的……所有的原料都自己事先备齐，青丝，红丝，玫瑰，山楂糕，桂花应有尽有，而且红豆沙一定要自己做，煮豆，油炒，过滤等等不厌其烦。宰过猪，剁肉馅，洗下水，灌肠子，做腊肉……等等一系列，这些事必须所有孩子总动员，除了父亲以外，大哥，小哥人人上手，我才五岁，任务是等馒头一出锅，摆放在盖帘上，趁着热乎，端端正正给每一个馒头盖上一个鲜红的梅花戳子，另外，怕馒头粘了，还要“搬”（挪地儿）把蒸得走了样，不“好看”的挑出来，这样的先吃。母亲有好几个头号大缸里面存放着她做的酱，腌的咸菜。等馒头凉了，大人们再把馒头码放在大缸里，一层一层地整整齐齐，年糕，豆包，馒头应有尽有，可以吃到出正月。由此可以见得，大人们很累。当然，母亲首当其冲，一马当先。以母亲，大姐为主力。嫂子很“笨”，训练“无”素，连日的劳累，没准儿很心烦，也许在娘家没见过这麽大的阵仗，没受过这累，也许是任性，总之，把一屉刚出锅的馒头一下子放到蜂箱上了，所有的蜂全因过热给烫死了。虽然要过年了，这一架吵得很热闹，嫂子回娘家了——这就是严重裂痕的开始。可见婆媳双方都很有性格。
第二件我记得的事印象更深刻。小妹叫“春”，因为是四八年“立春”节气那天出生的。母亲特要面子，因为要“面子”也不是事事都讲理的人。家中的一切，母亲绝对亲历亲为，什么都“把着”不撒手。孩子们都必须绝对服从，母亲说一不二。从小我就十分清楚，大人们说话，尤其是母亲说话，孩子不准插话，接下茬不行，打断大人说话更不行。大人们教训不准“顶嘴”，实际上是不准解释原委，只准屏息静气老老实实地回答“是”，要不然不是一记大耳光，便是鸡毛掸子伺候了。谁敢？曰：棍棒之下出孝子。何况，我是女孩子当中的第三个赔钱货，妹妹生下来险些没被送人，是第四个赔钱货。对儿媳当然不能如此，但母亲经常给大哥施加压力，让大哥去管媳妇儿。在小妹一岁上下的时候，母亲上街把孩子留下给嫂子看，结果她把小妹给放到鸡笼里了。当时的鸡笼，是用柳条编的，有几十公分高，上面有一个圆口，把鸡在夜间放到笼里，上面盖上，防止黄鼠狼半夜拉鸡。小妹的胳膊架在鸡笼口上，倒也摔不倒，但等母亲回来，小妹身上让鸡虱子咬得遍体鳞伤，母亲心疼也是自然的。这次吵架的结果是，父亲在下斜街土地庙附近的朋友家，给大哥夫妇找了房子，让他们另起锅灶，分家过日子。
各自相对平静之后，新的矛盾又出来了。女方家提出要分家产，我想，她家选择大哥可能根本不是看人，而是因为父亲当时早已享誉广安门一带，被街坊四邻认为是很殷实的一家人家，大哥又是长子，他们就是奔着财产来的，真正的一桩买卖婚姻。母亲认为此时的大哥不满二十岁，根本没有能力，不可能谈到“分家”的事儿。女方家长又提出分出去过日子有违妇道，他女儿应该侍奉公婆，他们又从“三从四德”入手了。母亲这方面舍不得大哥，生怕他吃不好，怕他冷着，怕他热着，总之，大哥是妈的心肝宝贝，怎能撒手不管呢？于是，没分出去几个月，大哥又搬回家了。因为大哥常常处在留在妈身边，还是回媳妇儿那里的两难之中。面子上，口头上，实际心里都是回到母亲身边，孝顺母亲是正理。更何况女方也再三托付中间人“说合”，母亲也“就坡下驴”顺势答应了。
殊不知，裂痕是很难弥补的。接下来便是我家的第一次浩劫。可以说，这次浩劫彻底地改变了我们家。
三．北京城解放了
一九四八年从秋到冬，北京城内的傅作义被解放军团团围住。此时，我家住在广安门内，不足三五里路，从西郊来的解放军兵临广安门城下。大街上的老百姓一下子减少了不少，来去匆匆的全是军人，黄鸦鸦一片，傅作义的兵军装如此，民房全被征用驻兵，前院中的西跨院还成了一个国民党兵的连部。
我们很少出后院的小门，小门不但总关着，而且上拴。好在傅作义的兵还不打砸抢，“长官”还约束士兵，所以他们很少无故骚扰百姓。当时的玻璃窗上多贴着防空的纸条。时不时地还会拉响“防空警报”，汽笛刺耳的叫声特别瘆人，真是让人不寒而栗。我家院子里有一个防空洞，上房有一个入口，院子里也有一个在猪圈旁的入口，不熟悉不留神的人根本注意不到会有地下室的入口在那里。防空警报拉响时，要不，听到枪炮声太激烈时，全家大小就躲进防空洞。一天夜里，机关枪的声音像炒料豆一样，一阵密过一阵，“嘚，嘚，嘚嘚嘚”夹杂着大炮的轰鸣，“轰，轰，轰……”大人们都很紧张，母亲抱着小妹，奶头总是放在她嘴里，怕她被吓得哭出声。父亲的远房堂弟，景孟为避战乱也和我们住在一起，我的一个小堂妹被吓哭了，婶婶赶紧捂住她的嘴巴，就在此时，一队大兵闯进了后院，只听得当兵的穿的钉子大皮鞋在头顶上“咔咔”地走来走去，他们大声叫喊的声音全听得请清楚楚，“怎麼有孩子的哭声？”母亲一只手抱着小妹，一只手把我拢在她身边，示意不许出声。上面的人好不容易才把大兵们对付走。真的，“咔咔，咔，咔”的大兵们的钉鞋声，不仅当时惊心动魄，也几乎给我（当时五岁）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一九四九年春天十分地冷，春节前下了一场特大的雪，记得院子中央的花坛周围都堆满了和花坛一样高的雪堆。一月三十一日，北京宣告和平解放，傅作义接受和平整编。
大人们准许我们去前院了，我们站在街门口，马路北侧，国民党的军队向广安门外撤退，马路南侧，走着雄赳赳的解放军入城，抬着机关枪，马拉着炮车，风尘仆仆，列队而行。老百姓开始了平静的生活。
“锵，锵，嘁锵嘁……”大街上的人们开始扭秧歌，打腰鼓了，头上扎着白色的毛巾，腰上系者红绿彩绸，大人们说这是模仿老区陕北农民的样子。
上文所述，小妹出生以后，母亲和大嫂的婆媳关系逐渐恶化，到五零年已势同水火。不知什麽原因，一天半夜，他们又突然打了起来。我已经睡下了，不懂其中原委，只知第二天一早嫂子又回娘家了。事后知道，大哥被母亲叫到上房训了一顿，回到自己房中没有好气，在房中夫妇争执了起来，洗脚的板凳被摔掉了腿儿，嫂子仗着自己身大力不亏，大哥又瘦又小占不了便宜，想给大哥点儿颜色看看，但这次大哥真急了，较起劲来，女人总是比不过男人的，大哥拿起掉了腿儿的板凳面就打，情急之下不管不顾，带着钉子的板凳面打到嫂子的屁股上，立时就出血了，三个钉子扎了三个眼。
恰逢此时，解放后的人民政府刚刚公布了“婚姻法”。一时间，女方的叔叔，舅舅都来出主意，有的说让夫家赔钱，有的说借“婚姻法”公布的时机起诉。中间人出了一批又一批，有女方的也有男方的。分出去另过不行，合起来再一起过更不行。按老理，母亲认为她是婆婆，侍奉公婆是媳妇应尽的本分，是从古至今的正理儿。万万“不可坐倒了行市”的封建思想，使得问题陷入了僵局，迟迟不得解决。人们传说女方家长“很财迷”，只想要一大笔钱，实际不想离婚，由此可见，这是一桩地道的“买卖婚姻”。他们尤其是让母亲和大哥给他们写“悔过书”，在法院“据结”保证永不再犯，要彻底“服输”。可想而知，母亲和大哥不可能让他们满意，尤其母亲是“宁折不弯”的主儿。又要“服软儿”，还要给大笔的“罚款”。妈说这是“把儿子卖给人家，硬是要你倒找钱”。这段时间，律师，说客频频光临家中，而平时家中静静的，孩子们连大气也没人敢出，更没了笑声。女方最终把大哥吿上了法庭，连母亲和大姐都成了被告。庭审了几次，母亲在家又哭，又闹，又骂大街。我想象她这样的一个家庭型的、闭塞、与外界没有什么交往的女人，又恐惧又委屈，和她所认为的一贯的，而且是“颠扑不破”“正理儿”无论如何也搭不上界，当然不知所措了。她无法理解新社会的新制度、新法律。但母亲是刚烈的，脾气暴躁，到了后来就只想豁出去拚命了。在法庭上，有一次她竟敢用砚台朝法官抛过去，咆哮公堂，藐视法庭。被认为是嚣张无度，最后，从五一年开始，宣判母亲因虐待罪三年监禁，而且还包括大哥二年，大姐一年监禁。不仅如此，还判罚了一大笔钱给女方，按当时的生活水平，据说可以足够用一辈子。在旧中国，离婚案很少，更没见过如此判决的离婚案，大哥的离婚轰动了广安门内大街。这是解放后，新婚姻法公布以后首当其冲，典型的一桩大案，自然成了热门话题，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便是大哥的第二次婚姻。
四．母亲的三年监禁和我的童年
母亲整整三年没在家。这期间，小妹不足三岁，我七岁多，二姐十二岁。大姐被提前释放了半年，大哥也提前了几个月。为什么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因为这一段时间的确是十分艰难。
母亲一被拘留，立刻家中就乱成一团，孩子哭叫，父亲没了主张。母亲在看守所里绝食，寻死觅活，顿时内外交困。官司一开始，我二年级，回家立时就没饭吃了，成了没人管的孩子。虽然父亲找了三个佣人，一个照顾小妹，一个厨师，一个洗衣服做家务。可给我的记忆就是，每天没人给梳小辫，后来自己学会弄了，头发里却长满了虱子，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期间，美国人使用了细菌战，学校里搞卫生，负责给学生灭虱子。印象最深的就是用毛巾包着头发，消毒水的味道熏得连眼睛都睁不开。老师建议，后来，我剪了头发，索性只留像男孩一样的分头，直到四年级还像一个“假小子”。尤其是二，三年级之间，我得了三场大病，一是水痘，二是天花，三是颈部淋巴结发炎溃烂，（人说是所谓的“鼠疮脖子”学名应该是淋巴结核）两年之间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发高烧，被蒙在大棉被里，把热茶壶掀着盖儿，用壶里的热气给我发汗，父亲爬上炕摸我的脚，说：“出汗了，出汗了”。那时候真的很愚昧，出天花，只看中医，而大多数人只是不许出屋，不见风，挨过了就是命大，捱不过就去见上帝。已经是弱不经风的我，总归是个孩子，脖子的左边肿起来，成了另一个小脑袋一样，孩子多，没人想得起来。父亲一个大男人，一贯不理家务事，怎么知道“带孩子”的事儿？再加上认字不多，没文化很多事情都不懂。只记得，脖子上的大疙瘩，让祖父用墨笔在上面圈，人说老人福大命大，好墨能把病给圈住，这不是“天方夜谭”的神说吗？天天不断地发烧。没有妈疼，谁人知道是什么感觉？一天出了前院大门，正赶上大街上人们练习扭秧歌，打腰鼓。“锵，锵，嘁锵嘁……”喧闹的锣鼓点震得我脖子疼得受不了，手捂着脖子托着大疙瘩，掉着眼泪，一路小跑回家……伯父家的堂姐是个护士，伯父的晚老伴儿那天来看我们，他们告诉父亲说这孩子再不上正经医院就要“糟蹋了”，这位伯母没孩子，一直想过继我们当中的一个当女儿。这时，人们才想起可以去看西医。到了医院，便开刀，引流，连续注射盘尼西林。父亲考虑没人陪床，所以不同意住院。当时，在宣武门附近的这家“仁爱”医院，院长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妻子便是护士，药师兼任助手。这位蔡大夫后来还成了父亲的朋友，往往打一个电话他就来出诊。爷爷经常生病请他来，一般的小手术都可以不住院，而且蔡大夫内外兼修是个全才。也许人家看父亲一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带着四个孩子很不容易吧。只记得，每隔四个小时，父亲带我坐上“洋车”去打针，天很冷，很黑，蔡大夫对我说：“孩子，别哭了。再要哭爸爸就更着急了！今天是最后一针，明儿脖子就不疼了……”
父亲太难了。一再诉求，加上大姐本来就十分本分老实，交保提前释放半年。父亲的压力有所减轻，大姐时年二十五岁。然而，三反，五反运动正值高潮时期，我家从广安门搬到了南横街，“打老虎”，“查黑账”一天要抄几次家，翻箱倒柜，一片狼藉，又形成了新的焦点。在这期间，祖父于一九五三年去世，享年八十四岁，死于脑溢血。
大姐因为大哥的离婚耽搁了自己的婚事，那时候的社会环境二十四五岁还没出嫁，也是一个严重问题。可是，沉重的家庭负担，怎容大姐去考虑她个人的事呢？父亲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他们父女之间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转眼之间到了五四年，大哥从门头沟煤矿劳改大队释放，母亲也在这一年回家了。
一个必然的结果，父亲，母亲，大姐，大哥经历了这次离婚案的“锻炼”之后，都大大地改变了。
母亲对一切都相当地冷漠，她在监狱整整呆了三年，大姐比她早了两年多释放。父亲此时又买了新房，离开了母亲住了近二十年的422号，搬到南横西街10号。新院子油漆装饰一新，安装了抽水马桶，有锅炉房，各个房间都有暖气。当然浴室餐厅一应俱全。父亲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布置了一个西式客厅待客，还有一个中式客厅供家人使用。还特意为孩子们装了秋千，翘撬板，给小哥装了双杠，客厅里还有乒乓球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相比较而言，这是一个很舒适的家了。不仅如此，父亲还从旧王府里买了很多硬木，诸如紫檀，黄花梨的家俱，雕龙大柜，大理石心带浮雕的画案，太师椅等等，这些东西现在只有在故宫，颐和园可以得见，同时还置办了，沙发，席梦思床，卧室里也很舒适……总之，把一个小小四合院布置得有模有样。父亲爱种花，买来了古瓷的花盆，迎着屏门的是荷花，夹竹桃，无花果，客厅门外是左右两棵西府海棠，还有一架马奶葡萄，南屋门前种着大盆的玉簪花，夜来香。春天有榆叶梅，腊梅，冬天客厅沙发旁放着迎春，金橘，水仙，夏天有成排的茉莉，秋天桂花飘来一阵阵幽香。特别是花坛里硕大无比的大丽花，五颜六色争奇斗艳，在南横街颇具名声。
这说明了什么？母亲不在家，父亲真的想通了。这时，他再也不到厂房里干活了，不再勤俭过日子了。每当周末，二哥的同学，父亲的朋友都在家里聚会，请来的厨子，水平也大大改观了，煎炒烹炸都有绝活。说不上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但也是吃吃喝喝不断。用母亲的话说，“乱‘造’了三年”
大姐在监狱中结识了一位狱友，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一个知名编辑，解放后被关押的政治犯。由于没儿没女又和大姐同名，叫吴秀珍，释放后一身病，常年住在我家。父亲不在乎多一个人吃饭，大姐与她为伴，是很亲密的朋友。我理解大姐是很苦闷的，有话无处诉说，没有一个知己，现在来说就是“闺密”。记得大姐交男朋友时，吴秀珍还给大姐写信来，妈让我拆开看，原来大姐怕自己写的信不好，托吴替她代笔。由此可见，大姐真的很难，母亲对女儿一点儿也不关心，似乎一点儿也没想到女儿大了，早已过了当时结婚的年龄了，还没想起来给女儿张罗婚事。在她心目中，女儿早晚得嫁人，是借不上力的赔钱货。
大哥释放后，一心想挣脱家庭的羁绊，不愿和家庭的关系密切。时年二十一岁的他，一出监狱自己就从劳动局觅得了一份工作，在市立第一医院挂号室，他要自食其力，不依靠家庭。
可是，这一切随着母亲的释放画上了句号，运转的轨迹有了全面的变化。第一个被赶走的是吴秀珍，妈说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凭什麽她可以住在我家？母亲在家中绝对“唯我独尊”，眼里不揉一粒沙子。第二是辞掉了厨艺颇佳的老杨，她认为老杨尽管饭做得好吃，可太浪费了，妈与老杨合不来。我想，没准儿是老杨太听“大小姐”的话，忽略了“老太太”的脸色，弄了一个本末倒置，喧宾夺主，这只能怪她不识时务。第三是责令大哥辞去市立医院的工作，回到父亲的“广兴机械铸造厂”任职。长子就是第一继承人，堂堂“少掌柜”怎可远远地躲到一边去？不在柜上历练，以后怎能“当家”？三年监禁也没给母亲以足够的教训。没有一点文化的她，不了解时代的变迁，时代没有赋予她如此的应变能力，所以她不可能随机应变。很强硬地，也可以说是很霸道地，一回来就把一切都“把持”在手里，母亲认为一家一户关上门，她就可以“唯我独尊”了，就可以把一切纳入自己的统辖之下。第四，让大姐到外面补习文化，她只有初小的文化水平。我想，这倒是她老人家的一项英明决定。大姐先是到一家缝纫职业学校学习裁剪。曾经成绩斐然，被留校任教。后来，在一家打字补习学校学习打字，成绩又很突出（一分钟的速度近200单字）仍然被留校当了教员，直到这所学校倒闭，才被分配到二机部当打字员。由于出身不好又有被监禁过的经历，最后被清除到北京橡胶六厂做工人。这个工作她一直做到一九七四年去世。在做打字教员期间，于一九五四年和王彝彬结婚。不能不说大姐心灵手巧，她做什麼都能做得尽善尽美，在一般人当中做到出类拔萃。她人也随和，善解人意，要不怎能和这些校方合作得来？遗憾地是生不逢时，又在这样一个封建家庭之中，大姐的一生是悲哀的。
五．天真无邪，无忧无虑，快乐的少年
自小我便和大哥很亲近，似乎更近于其他兄弟姐妹。大哥释放时，我的身体状况很差，除了大病三场之后没有复原，每星期都发烧，自己不在乎，也没人想得起问问我是不是好受，是不是不舒服。大哥回来后，才发现不对劲儿，托付了他的朋友，领我到协和医院看病。由于生长环境差，没有母亲的呵护，面黄肌瘦，像一棵细脖大脑壳的豆芽菜。首先说我有严重的蛔虫，绦虫。记得，服过药之后，打下了大量的虫子，甚至睡醒之后发现虫子从肛门中爬到被窝里。经过了治疗，身体状况才有所好转。但一直是缓不上来这口气，病病怏怏的样子。几乎每个星期都到“回民医院”打退烧针。虽然，是母亲被监禁了，然而我是真正的衍生受害者。实际上，等于七八岁就失去了母亲的呵护，大病再三，接连不断。小妹太小，大家的注意力放在她身上也是自然的。二姐十几岁，快小学毕业了，自己有基本生活能力。只有我还是懵懂无知的年纪，社会环境，家庭条件让我过了一个坎坎坷坷的童年，可以说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常常是被人遗忘的角落。
我家搬到南横街以后，二姐转学了。我也想换个学校，可总是有些不舍，对熟人，对熟学校的不舍。父亲还是让我自己决定，于是，每天仍坚持步行三十分钟上学。中午在学校旁边的小饭馆，父亲给接洽好，每天记帐吃饭。一直到一九五六年从广安门大街小学毕业。
大言不惭，在小学我是一个好学生，一直名列前茅。五年级时，少年先锋队刚刚建队，入了队就是中队长。当时特别让人羡慕的是，学校只选了两个少先队员去天安门国庆观礼，我便是其中之一。用现在的话说，这不是凭背景，权力，只是靠自己的实力，品学兼优。五年级时，母亲回家了，我的生活稳定，有规律了。这算是一段愉快的回忆。当时的我没有一点点负担，一点点包袱。母亲监禁的经历，反而造就了我的独立，培养了我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主意”。我跳过舞，唱过歌，参加了学校的各种社团。在全校诗歌联唱的大会上，我负责领诵“我的理想”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我还自编，自导，自演小话剧……不能不说我是活跃的，是自得其乐的。在班级中我如鱼得水，身心无比地舒畅。我敢于“尝试”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也敢于“负责任”地去“独挡一面”。那一年，我被选为宣武区优秀少先队代表，到区里参加代表大会。刚刚懂事儿，这件事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孜孜以求，美好的上进之心。坚定地打下了“只要努力奋斗”就会有收获的信念。
说实话，上学虽然远了一些，但正是因为远，在路上的自由空间就大些，母亲就没有理由管得太严。有一回，中午放学我就去了土地庙逛庙会，先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个烧饼，坐在杂耍场子里看杂耍看上了隐，忘了时间，想起来时天都黑了。急急忙忙赶回家，家里人急坏了，找不到我，居然到派出所报了警……当我没事了回到自己房间，真是偷着乐。当时的小学生都住在学校附近，离家远的人很少，要走半小时路的更少。在回家的路上，我从来不着急，一路上到处看看，尤其喜欢在半路上走到烂漫胡同的一家铺子外面，坐在门口的一块大石头上，听连阔如讲评书《水浒传》，一段时间天天准时到达，听完了再回家，乐此不疲。再者，路远就难免会迟到，一回真的起晚了，迟到了有近半小时。沈老师生气了，不让我进教室，让我去找校长，说校长同意你上课你就进来。我真的有些怕了，惴惴不安。到了校长室，跟宋校长说明了原委，校长笑了笑，告诉我以后一定要早睡早起，如果路远还能做到不迟到，那才是真正的好学生。最后给我写了一张纸条让我回教室。回到教室坐到座位上，看见老师还在生气，立刻坐得笔直，听到老师的问题正好会回答，用最标准的姿势举手，抢先回答老师的提问，老师看着我一板正经的样子，破颜而笑了。我也笑了，老师逗我玩呢。真的，自此而后的一辈子，我一直很遵守时间，很少有迟到的时候。当然这件“迟到”的经历也给我留下很深刻的记忆。
五，六年级时，我的班主任沈玉文老师是我最崇拜，最敬仰的老师。印象最深刻，对我的影响也最大。为我德智体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她开发了我的想象空间，培养了能力，给予我以及时的鼓励和最大的发展余地。我至今还记得一次主题中队会“畅游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个中队会是全宣武区中小学的观摩中队会。在这次中队会上，我兼任了多项工作，首先由我绘制了巨幅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彩色地图，是用两整张糊窗户用的“高丽纸”拼在一起而成的，画草图，着色，计算比例尺，制作图例，用墨笔勾边，尽可能地仔细，精确，美观，记得我业余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完成。开会当天，先用粉笔后用体育老师的白灰轮车在大半个院子里画了长江的主要轮廓，自西而东沿江的主要城市。各个小队，小组在每个城市的所在地，或表演，或讲解当地的经济，政治，人文，特产……,一艘“船”载着一群观光客，当然带着不同的问题“开船”沿江而下。因此，地理，历史，常识，方方面面的知识融为一体，由此贯穿一线。在这次中队会上，我还担任旗手。在鼓乐声中，有两名护旗手护卫，庄严出旗。中队会结束时，一板一眼一丝不苟“退旗”。高呼：“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时刻准备着.”沈老师给了我们恰如其分的引导和足够的发挥空间，这一切都是在她主持的中队委员会上决定的。沈老师培养了我各方面的兴趣，绘画，朗诵，表演……实际上，我心灵深处缺乏母爱的滋润，沈老师所给予我的正是母亲的慈祥和温暖，使我在心灵上弥补了母爱的欠缺，得到了爱的满足。我的“自信”与“自尊”都是沈老师赋予我的。总之，沈老师所给予我的是一个孩子所渴求的一切。与现在相比，我的启蒙老师真好，可以说是杰出的。这是我三生有幸，遇到了如此敬业，如此有爱心，又耐心又严格的好老师。这也奠定了我幼年对教师职业的崇敬。时至今日，每当我想起沈老师，心里仍然是暖融融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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