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三）
六、又见孙自筠
桌上放着师凤枝的两封来信，是我去天水期间来的，此前我们互寄了照片。第一封信说她要利用寒假的机会来看我；第二信说她考虑我的困难，一切路费、生活费由她自己准备，唯一要求不要拒绝她的探访。信中还提到，她来时上身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下身穿什么，手中拿什么标志，以便我好接她。她是个颇细心的姑娘。
这怎么行？我如今飘在半空，犹如断绳的风筝，每天借钱吃饭，形同乞丐。她来，住哪？吃啥？我连忙回信拒绝。
没想到她还是来了，在腊月二十四那天。
眼看阴历年来临，年前结案已成泡影，有家小的同学要回家团聚。我年轻些，诸如买火车票、送人、抢座位的跑腿事理所当然由我承担。老苗已回西宁爱人家，这天我又送老谭和辛琦回酒泉，匆匆返回学校。上得二楼，见一女青年站在楼梯口处，一身‘土八路’打扮：背个小帆布挎包，外面一条洗脸毛巾，毛巾上还系个漱口白瓷缸。我没好意思看她脸面，一头钻进2010#房。
刚过一阵，杨贤勇进来对我说，有个从河南来的姑娘，姓师，说是找你的，正在对面房里哭哩。我惊愕不已，连忙跑过去安慰她。她泣道：“明明看见我，却不理，你这人好没良心！”
“不是叫你不要来吗，你怎么突然来了？这事太突然，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谁知是你呢。即使我们的事不成，我也会接待你，怎么会那么无情无义呢。”
凤枝安顿在老谭住过的房间，和我们一块吃‘集体灶’。
一连几日，我伴她逛五泉公园、雁滩公园。我们边逛边谈，谈彼此的家庭情况、思想情感和一切感兴趣的见闻。凤枝的父亲是文盲，刚与她母亲结婚不久，就托朋友的介绍到国民党〈重庆号〉舰上当了炊事兵。以后随舰到英国受训，学会做西餐，直到在邓兆祥舰长领导下起义投奔共产党。起义后在武汉军区仍当炊事员，‘三年’时期她父亲要求带妻小回家乡种田。从此，她父亲不只丢掉了‘铁饭碗’，全家也丢掉了城镇户口、商品粮，还招来‘不白之冤’。她父亲有两套西装和一架相机，是在英国受训时节人人皆有的物件。农村人少见多怪，‘文革’中成‘特务’的‘罪证’，将她父亲斗得七死八活，几乎丧命。邓兆祥成‘座上宾’、起义爱国将领，又怎能顾及他麾下一名小兵所遭受的痛苦。
师凤枝从她父亲的事情已感受到人间的冤屈。她还向我讲到那些有权势的她的同学得以飞黄腾达的事，对社会的不公深有体味，已是颇成熟的女性。
我告诉她，我平反与否尚在两可间，即使有工作机会，身后极可能拖一条‘大尾巴’。而且，甚至会‘二进宫’，再进劳改队（没提给邓写信的事，这里暗示可能的后果）。
她毅然答道：“你这人正直、实在，我信得过。即使平反不了，我也愿意；即使再进劳改队，我讨饭也守着你、等你！”
太难能可贵了！世上还有比‘理解与信任’更珍贵的东西吗？而我，什么都不需要，恰恰需要理解与信任。我是个被社会长期抛弃的人，不为社会理解和信任的人，在许多人眼里不是人。如今她对我诚信不二，叫我感动万分。
正在其时，胞姐给我来信，给我介绍一位在北京某单位工作（当统计）的大姑娘，随信附有她的照片和给我的信。我不能再犹豫，必须当机立断。
我对凤枝说：“我们在一起，今后的生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你都想好了吗？”
她的态度十分坚决，“我什么都想到了，无非一辈子受歧视、受人欺侮，受穷、受苦，我全认了。”
“恐怕还不仅这些，还可能活守寡！你必须把困难和灾难想得更充分些，不要到时候后悔不及。”
她急得哭起来。“我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愿受。只要我们心心相印，你心里永远有我，我就心满意足。”
我的坎坷经历比起《牧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感叹牧马人获得纯真的爱情，心底也萌生信念：师凤枝抵得上牧马人的贤妻，一点不会逊色。
为了对得起凤枝的赤诚，也为了做人的道德，我没拆那位姑娘的信，原样给胞姐寄回。我俩山盟海誓，以‘合影照’算是订婚。
阴历年我带凤枝和同学们一道去草场街杨贤勇家拜年，大家苦中作乐，热闹了一番。凤枝等不得过正月十五就急要返回上课。我与她约定，一俟结论下来，立即通知她。不管我到哪里随时告诉她我的行踪。行前，我花十二块钱给她买了双皮鞋，送她上车，依依惜别。
阴历年前，2010#房来了位新‘伙伴’，大名鼎鼎的孙自筠，也是回校‘落实政策’的。
乍一见他，委实吓一跳！二十多年大家都变了，然而，他的变化最大。学生时代，他长得很帅（与史美唐颇相似），衣着整齐，风度翩翩，不与‘潘安’比，也算得名实相符的美男子。如今，他未老先衰秃顶了，浑身散发着五十多岁的‘老农’气息，由不得脑中跳出‘老大归’、‘鬓毛衰’的杜诗来。二十年前，他与我一同劳动考察，分在天水，我到武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们见的、亲历的是相同的。我彷徨，焦急，在一次次向党中央写上书又一次次撕毁的时候，在通宵达旦妄图从‘马列’中寻求答案的时候，传来孙自筠写信反映实况遭逮捕的消息，以后又获悉他被判重刑，令我瞠目结舌、惊诧莫名！孙是有胆识有正义感的人，他的行为证明他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然而，在一切颠倒的时候，他所得到的‘报偿’是可以预见的。你爱它愈深沉，她打你愈重愈狠。你骗它越彻底，它便越舒服越高兴越喜欢你相信你。那年头，凡飞黄腾达、黄袍加身的人，不是骗子的有吗？
孙自筠过于痴呆，我其时痴呆比他一点不少。
五九年底或六零年初春时节，我因公到兰州出差，意外地在兰大盘旋路拐角处，碰见孙。他大约处在将判未判之时，戴着手铐，戴着口罩，披件破棉袄，后面跟两个武警，与我擦身而过。他的脸色蜡黄且浮肿，引起我心的一阵痉挛抽搐！随后听说他发配新疆劳改去了，去了林则徐曾经去的地方。
直到二十多年后回校又听闻他的‘故事’－－
在新疆服刑，孙的处境十分凶险。一方面受犯人的欺侮；一方面是饥饿；加之，劳改干部文化素质低，更嫉恨‘文化’犯人，在精神和肉体上找茬折磨他们。
孙要活命只逃跑一条路，虽只百分之一的希望总比等死强。
由新疆边陲到内地迢迢数千里，不敢乘车，靠两条腿走。沙漠浩瀚无际，人迹不见的荒原，气候千变万化，时常飞沙走石，多有狼群出没于荆棘洞丘，到处潜伏着吞啮和死亡。孙是个有心计的人，将出逃时间选在盛夏时节，昼伏夜行，始终保持着和兰新铁路与兰新公路两三百公尺大体平行的方位，既不至于迷失方向，又减少狼群袭击的危险。白天尽可能离公路、铁路远些，选择棘丛用衣做遮阳伞，减少太阳的伤害。夜里爬上公路或铁路，靠拣拾旅人撂下的瓜皮维持生命。经过无数险阻，靠一双脚板，花数月时间长途跋涉，以无人相信、无法想象的意志力为自己的再生创造了光辉奇迹。
中学时读过大文豪普希金〈上尉的女儿〉和〈高加索俘虏〉，使我深受感动，但最令我热血翻滚的是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女人〉。事过数十年大致还记得：一群贵族出身的大学生发动‘宫廷政变’，被尼古拉二世扑灭。为首的几个上了‘断头台’，大部分流放到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煤矿挖煤或干其它苦役。叙事诗的主要内容是这群流放者的妻子结伴从圣彼得堡出发，到相距数千公里的西伯利亚边陲探夫寻夫的经历。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讴歌了俄罗斯女人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和勇往直前的无畏精神。当时正值青春，我读后激动不已。
如今听说孙的事，才知年青贵妇万里探夫遇到的困难逊色许多。她们乘坐四轮马车，不曾用脚板走路；她们是堂而皇之（也曾受沙皇政府阻拦与恐吓），大队人马结伴而行，孙却是不敢见人的‘鬼’；她们带着马弁、侍从，带着丰盛的食物；她们有钱，可沿途补充，而孙靠的拣吃瓜皮……；她们为‘爱’勇往直前；孙是为活命而作最后一搏！
孙自筠来到陇、陕、川交界的山区。这儿是深山老林，人烟稀少，鸡犬不相闻。他有幸被一对慈祥的农民老夫妇收留，成了‘干儿子’。从此三人相依为命，孙视老俩口如亲生父母，老俩口把他视同己出。孙扮道地农民，安份农作，成彻底的文盲。
时光荏苒，一晃几年过去。周围农民见他，有询问的，老俩口以‘亲侄过继’搪塞。孙数年如一日，对人礼貌周全，大人、小孩、邻里都喜欢他。‘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还是查到他，在周围农民群众保护下，孙安然无恙。乡亲们联名具保他，证明他是好人。孙此时‘刑期届满’，又无‘重新犯罪’证据，也就不了了之。
我回校后，知悉他是兰大首批改正的‘右派’，又听说‘诽谤信’也被中央彻底平反。只他地处僻远，讯息不灵，直到年关跟前才来领通知书。他只呆了三、四天就走了。
他老了，有些佝偻；他变了，从不说话。其实，包括我在内，这2010
房间的人他都认识，就象大家全认识他一样。可是他始终不开口说话，即使有人问他，他只怔怔地。他受的磨难、刺激太多，可能比我还多。
以后听说他调四川内江师专当讲师，不久又升副教授，并已组建了幸福家庭，不胜欣慰。此前我有些担心，怕他‘失聪’。再以后，这是近十年的事，偶见电视剧《大明宫词》，作者三个字与他雷同。倘若是他，证明他有成名之作。原有心给他一信落实此事，思来想去，‘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算哪！
我多么希望他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我这混乱不堪的拙文呵！我对他怀有深深地敬意：他是我们几十个‘劳考’右派第一个站出来揭露农村实情、替农民父老乡亲说话的人。其时我则陷于‘写了又撕、撕了又写’的痛苦中。他的胆量、气魄远胜于我，他的私心杂念远少于我，他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也强于我。
我对孙自筠有期待。他是学中文的，倘能把自己经历写出来，不敢说一定是不朽之作，但肯定：将给那个时代的历史以充实，必是脍炙人口、催人泪下的精神佳肴。
七、与王晾交谈
王晾由北大回兰大了。返校已有些时日，就住在招待所我对面西头的单间，我没找他。春节后不久的一天，我俩在过道上相遇。他约我晚上在操场上晤谈，而后匆匆离去。
从外貌看，虽经二十多年风雨苍桑，他的变化不很大。他依然健壮，皮肤黝黑透红，学生时代体操运动员的气质在他身上依稀可见。他的性格不再是大学时爱说笑、天真无邪，已颇有城府，匆匆离去证明他的成熟，有‘井绳’之怕。他不可能不知道我返校落实政策，从未登过2010
房门。我听说他返校办要紧的事不便打扰他，心里或多或少疑惑他对昔日友情的忘怀。
文科楼前操场，我俩倚坐在双杠上，喁喁而语。寒假留校过年的学生不多，整个校园在初春的夜里万籁俱寂。
王晾向我解释，返学第一天就听友杰说你落实政策来了，本当早探访你，无奈事情缠身，要我原谅。
我们互相介绍分别二十二年的简要经历，感叹不尽。
王晾，温州人，家中惟老母。五七年划右时，我们是全系也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右派。只他的‘罪’比我轻，才捞到‘保留学籍、留校察看’，得以完成五年大学学业。按学业成绩，他是同学中佼佼者，分配时那些不怎么样的人，留校的留校，进科学院的进科学院，都捞到实惠。他和吕绥生、邓德银等一伙另类都发配去了中学。老吕去西固六中，他去永登一中。与老吕一样，干着不伦不类的工作，工资只拿大学毕业生的一半，在‘白眼’中度日。他一直不成家，身在逆境泰然处之，埋头读书，发愤学问，除俄、英外语又自学法、德语。
六二年后，他有一次摘帽机会。有人问他对‘三面红旗’持何看法，他不假思索立马答道：都是错的。结果帽没摘，反招来几年监禁。
学生时代我们都心胸坦荡，口无遮拦，直言不讳。经过‘反右’才学会人云亦云，说假话。惟他拒绝假话，‘胆大包天’。
‘文革’中他受过无数冲击，仍孜孜不倦学而不疲，坚持自学。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口号下，农民都举小红旗、捧红本本去了，‘社会主义的草’疯长起来，泛滥田间，才知‘草虽是社会主义的好草’却不能用来饱腹。饿肚子闹革命，革命无法闹下去，还得治草保田。然而，黑燕麦猖獗，已达人力无法阻遏程度。当着‘伟人’认可‘抓革命、促生产’的时候，永登县革委一位有识的副主任适时利用这股春风，大胆起用王晾，给他试制阔叶除草剂（燕麦灵）的任务。从捷克进口的燕麦灵，效果极佳，然而价格昂贵，每公斤索价数万。穷乡僻壤的永登用不起。
王晾遍寻外文资料，制定实验试制方案。在无设备、缺仪器试剂、没助手的极端困难条件下，靠着坚实的外语和专业功底，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曾被氯气窒息中毒晕倒在实验台上，奇迹般研制成功。经田间喷施实验，效果竟比‘泊来品’更佳，造价只‘泊来品’的十分之一。
他的事迹轰动了永登县，也轰动了全省。
按理，王晾的‘右’帽可以摘了。永登革委会也打算给他‘摘帽’。事出意外，这年冬天他母亲来甘看望儿子，不意给儿子带来新‘麻烦’。知子莫若母，王晾的母亲生性耿直（据说是画家）。每见人时，总态度明朗地为儿子辩护：“我儿子没错，他不是‘右派’，他没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他不赞成‘三面红旗’是对的。‘三面红旗’是‘三面黑旗’，是上面看走了眼，搞错了。”
这位老人，立场太鲜明、胆子太大了！
我钦佩王晾的毅力、实干苦干精神；佩服他严谨治学、百折不挠的奋进勇气；我更钦敬他母亲的胆识、不畏权势，她保护儿子，捍卫真理，是亿万母亲的优秀代表、女中豪杰。
‘造反派’不能把王晾的母亲怎么样，她已是古稀之年，年迈体弱，又是没有公职的家庭妇女，‘账’只能算在王晾头上。刚送走母亲，即遭红卫兵轮番‘轰炸’并押去劳改队。直到七八年初，当郭沫若在病榻写〈科学的春天〉才有转机。
开省科学大会。王晾的论文：阔叶除草剂－－燕麦灵的研制实验报告，在拟发表论文的前列，难坏了县、市、省各级头头。在如此隆重的大会上，由‘右派’宣讲论文，谁都不敢点头拍板，只好请示上级。材料一直转到中科院长、中共政治局委员方毅手中。方毅批道：“人才难得。这种人才我们是要用的。”于是匆忙摘帽，站到大会的讲台上。
王晾戴‘紧箍’长达二十一年之久，与我的区别仅在‘小笼’与‘大笼’。
接着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北大黄子卿教授的研究生；不到一年，又以优异成绩考上赴美留学研究生。
按入选成绩，王晾获得享受美国大学全额奖学金资格。但在美国，对此奖项有极严规定：要参考大学和中学的各门主科成绩。这次由北京返校即是索要他大学的成绩资料。
王晾的中学母校档案保存完好，很快办妥。而到兰大办他的成绩资料却很不顺利，卡进‘死壳’。
五七年反右后，大学学生成绩按‘派’给分，无真实性可言。‘文革’出了臭名昭著的白卷英雄不是偶然的，事实上五七年反右后，它的胚胎就有了，只‘文革’发育成形罢了。
要甄别、校正右派学生在那时的真实学业成绩，说易，易如反掌；说难，比登天要难。象王晾这种情况，出国选拔成绩名列前茅，中学成绩优秀，大学的学习情况同学心知肚明，真正出类拔萃。为民族、为国家，为兰大化学系，为王本人，改正成绩有百利无一害（全额奖学金是笔不小的数目），何乐不为！偏偏时任化学系的头头百般刁难，坚持要复查当年的试卷，更要原阅批教授亲自重评改正。王晾除找到原毕业论文且教授又健在改评优秀外，其它学科有的试卷由于‘文革’散佚；有的试卷虽找到，教授调走或已作古，无法重审。头头据此不允更改。
王晾还是原先的火爆性子，在经过多次争辩与请求后，终于按捺不住积压心头二十多年的怒火，把头头臭骂一顿。要办的事全泡汤。
“拿不上奖学金咋办？”
“回北京再想办法。即使任何办法全无，我可以边打工边学，就是卖血，我也要完成学业，绝不放过这次机会。”
末了，他又向我坦露心扉：一俟出去，不打算回来，至少短时期是这样。他动情地哽咽道：“我的血管里永远流淌着炎黄子孙的血，我不是不爱我的国家、民族，不是不爱哺育我的人民，我永远挚爱她们。但是，倘若如今的制度不发生彻底变化，民族的振兴昌盛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初春的深夜，四周弥漫着残冬的气息。用手抚摩双杠，湿漉漉地，下了霜。我俩穿得都单薄，却无寒意，胸中流淌着热血，流淌着相互理解的暖流。没有鸟叫虫鸣，汽车声早已绝迹，空气清新得沁人心脾。两扇心扉洞开，能感到彼此的交融与跳动。
王晾极关心我的工作。问我愿不愿意去永登县，若有意，他可以负责绍介，我会受到礼遇的。我谢绝了他的好意。
“根据家父的旨意，我当尽力争取回武宁。万一不允，恐怕只好到兰州连城铝厂去，基本谈好了。”
东方泛出鱼肚白，启明星快落下去了。周围响起三、二晨跑的脚步声，四围的树丛里，有做操、舞剑的早练人们，影影绰绰，亦隐亦现。天要亮了。
“你后天走，我不便去送行。”我带着遗憾提前打招呼。
他攥住我双手：“我理解你，这样最好。只要我们的心相通相连，足够。相信我们还有相见的时候。”
八、永别了，劳改农场；
永别了，与我共过患难的朋友们。
八零年三月的一天早上，我和大家刚用罢早饭，‘落办’办事员来通知：“主任请大家开会。凡你们这一案的，都去。”
终于等到瓜熟蒂落的时候。当我们走进会议室时，明显地感觉出与以往不同，无论‘落办’主任还是工作人员都露出笑靥（多么难得一见！）殷勤热情起来。周主任一边招呼我们就座，一边招呼工作人员沏茶。
“先向大家报告好消息。你们盼望已久的事终于有了结果，除个别同志留了点‘尾巴’，都已宣告无罪，全案平反。向承鉴同志虽留了‘尾巴’，不影响重新分配工作。我祝贺大家回到人民的怀抱！现在，我受省高院委托，把判决书发给你们。”
如我所料，留‘尾巴’的是我不是苗。我面前的一纸判决上赫然写着“……在〈星火〉中撰文三篇，文中确有错误观点，但罪行轻微，决定改判免于刑事处分。”
何止‘错误观点’？留条‘尾巴’一点不过份，太宽大了！然而，这并非我的思维逻辑。
我百感交集。想到张春元、杜映华、林昭；想到冯淑筠、邓德银、胡学忠，史美唐……，他们家里还有亲人吗？他们的亲人此时此刻在哪里？这些亡魂的尸骨还能寻觅吗？……
我想起六二年七月一日武山洛门镇的万人公判大会。那场景何等杀气腾腾，何等气势！如今平反又是何等地怯懦，中院、高院连一个人也不来。
何之明、田昌文、陈德根几个发现我陷入沉思，过来安慰我。他们误会了我。我笑着说：“大家都好，我十分高兴。刚才想别的事。至于‘尾巴’，虽然长而粗，不信它能长得牢，我要把它割掉的，等着瞧吧！”
回到房间，我开始认真考虑我的〈上诉状〉该如何写。
“免于刑事处分”意味着问题的性质没变。倘若默认，无异于头上还戴‘紧箍’，今后会受到种种额外‘关怀’，受人歧视，它将使我终生矮人一等。
我决定乘热打铁。在〈上诉状〉的开头部分，扼要罗列了五八年至六零年我的亲历目睹，然后问道：这种种残酷事实是不是倒行逆施？算不算蜕化变质？如果是事实，为什么不准喊“打倒”？倘若这样，共产党在领导推翻蒋家王朝的全部行为中，也便无正义性可言。我愤怒地质问：那些置千千万万人民于死境的人，难道没有‘错误’，这笔历史账又该如何清算？
在结尾，我要求面对面为自己辩护，以令我心服口服。
房间里从来没有这样人声鼎沸、欢歌笑语过。除我，大家都‘一风吹’得干干净净，个个心旌摇动，精神振奋。有人说，要在七八年平反就好了，每个人可得到几千、几万赔偿金，七九年下半年没了，冤假错案平反的人太多，国家没钱，不赔偿了，只给几百元生活困难补助。有的说，宋庆龄在中央对此种做法颇持异议，打算自己拿钱来代为赔偿，只是至今没下文。
我有自知之明，即使有‘赔偿’也不在列，自然不参与议论。
古往今来，冤假错案难以避免，毫不足怪。奇怪的是，中国毛时代冤假错案之多，多如牛毛。倘若认真统计，恐怕超过中国封建王朝历朝历代总和；超过世界国家总和；对待冤假错案的态度和善后处理，在世界绝无仅有。一个蒙冤数年、十数年、二十多年的人只能得到几百元困难补助；错杀的人命只得到千元赔偿，不过一只猪的价钱！欧美，一个错判十年的人，可以得到百万乃至千万美元的损失赔偿，相差几十万倍。那些无辜饿死的农民一分钱也得不到，更可怜。正因为人命不值钱，才敢草菅人命。
看着同学们的喜悦之色和诸般议论，我陡生许多惆怅和悲凉。
为落实我们的工作，由省人事局牵头在兰大召开‘四方’会。《306》厂张有玺和刘成福代表接受方，当着省局和兰大领导的面，答应解决师风枝‘农转非’和正式工作。（此前，张刘约我到《红光旅社》晤谈，也答应这条件，事后成空头支票。57
年后，中国已没有诚信二字，我并不奇怪。不过生活窘苦些，小事一件，不说。）
胡晓愚先生和顾雁被召回兰大任教。谭蝉雪要回酒泉与丈夫团聚；田昌文回武昌工作，陪伴老母；杨贤勇家在兰州市内，就在市里工作。‘四方会’后，苗庆久、陈德根、孙和因家中妻小翘首以待，一两日离去。何之明直奔长沙去探望兄嫂，走啦。
都走了，散了，各奔前程。花了二十四年的青春代价，换得两片小纸在手头。没有值得我留恋的，兰大给我的只有伤痛。在‘落办’领了五百元‘错划右派生活困难补助’（扣除平时借款所剩无几），又索得一纸介绍信，决定尽快离开。理了发，洗了澡，换一身颇洁净衣服，买了黄纸和两柱香，独自来到黄河岸。面对浊流滚滚的黄河水，烧纸焚香，祭奠亡灵。我轻声地呼唤着张春元、林昭、杜映华、胡学忠、冯淑筠、史美唐、邓德银的名字，泪如泉涌。
你们听见我的呼唤了吗？你们此时在哪里？历史已经还给你们清白了！你们的尸骨早化成缕缕青烟，飘荡在华夏大地，在碧云蓝天；我能听见你们振聋发聩的长啸！
死了的，都是最优秀的。
回来已是满城灯火。张友杰在房里等我。
他说：“陈祖武已知你平反的情况，给我来电话要我转告他对你的问候和祝贺。你曾答应平反后接受他的邀请，这下该践约了吧。”
我说：“在这儿多一秒钟也不愿呆，明天就回青海办手续，恐怕来不及了。”“这好办，我给他电话，他派车来接我们。”
张友杰在我面前多次提到他，不去显得心胸狭隘、误会不原谅他。
陈有个温馨小家，屋里的摆设布置都恰到好处，证明他妻子是位操持家务的能手。客厅的大饭桌上摆满各种丰盛菜肴，令我惊异。即使到餐厅点菜送上门来，也无有如此的速度。这是咋回事？
陈拉着我的手，显出极热情的样子。席上，他和他妻子、友杰殷勤招呼我吃菜、喝酒，我却没有丝毫食欲。出自礼貌，只点缀做样子。友杰见气氛并不融洽，场面尴尬，从中来回周旋，努力营造氛围。陈开口道：“我万万没想到后果竟是这么严重，让你吃尽了苦头。每想到你，我就十分内疚。我每见友杰，都向他表达这种疚愧的心情。”我相信他的话发自内心，他已良心发现。我真心原谅他了。
皮球踢到我的脚下。“过去了的已经过去，只要有你这句话，一切我都谅解了。”
我不隐讳我个性上的缺陷，我最不记仇又最记仇。即使天大的损害，当面承认事实真相，赔礼道歉，我会原谅；即使损害再小，还遮掩真相，我会永远记在心中，从此不与来往。
一笑泯恩仇。还能说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
第二天早上我登上去青海的列车，前来送行的有顾雁和张友杰，还有张有玺和刘成福。
列车发出的音响促我陷入沉思中。此行四月余，空手而来，如今多了两张纸，仍空手而归。两张纸对我意味什么呢？我不敢奢望是‘自由的回归’。1979
年四月，我已被农场通知‘恢复公民权’并获得〈选民证〉。我没有择业的自由，没有离开农场回家的自由。中国有数亿农民，都有典型的公民身份，他们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体现在何处？刘少奇、彭德怀直到死前没有被剥夺公民权，他们是最‘大’的公民，他们有发言权、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列车载着我驶向柴达木盆地，驶向荒漠，我的心亦如荒漠。
回到总场中学，我平反的消息不胫而走，整个学校全知道了，连尕海分场也传遍了。贺鹏早把我的铺盖整理好，搬至他家存放。
姚老为我的平反感到的高兴不亚于他自己的平反。师淑芝老师自不待言，她已视我为亲人，给我端来一大碗挂面，碗底全是荷包蛋。我已经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吃不下去。如今才感到饿，饿如饥虎，这一海碗挂面松了两次裤带才送下肚。吃饭中，发现我与凤枝的合影已挂在她家的镜框中，异常地醒目。
麻烦事发生了，既在意料外又在意料中。×老师把我拉到她房里，又哭又闹。她怨我回兰大落实政策没向她打招呼；怨我一走四个月给她无只字书信；怨我没告诉她我的通信地址。当她在师淑芝老师家看见我与凤枝的合影后，甚至把怨恨发泄到师老师身上。这一切都毫无道理，唯一可埋怨的是她自己；那讨厌的先决条件－－它刺痛了我的自尊心。骨子里她只信一张纸，不信我这个人。而那张纸，在中国，十之八、九是错的，颠倒的。
人说爱情是自私的。女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固执、偏狭与醋意叫人无法理喻。我不能再伤害她的感情，只能冷静规劝她。
“我是个浑身皆毛病的人，一个愚不可及的人。你应该找一个比我好十倍、条件比我优越百倍的丈夫。”然而她一直嘤嘤啜泣，花了几个晚上才扯断这感情上的纠葛。姚老每晚十二点准时来叫我，担心我把握不住自己会惹出麻烦。
处理完这桩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脱出身来，去场部办理离场手续。场部办事人员这类事办得多了，业务极熟，不待我开口，叫我写个领五百元生活困难补助的收条，又开了到派出所办理户口、粮油关系迁出的介绍信。前后两个小时全办妥。这种办事效率我以前不曾见过，态度都出奇地客气。
肖恒死了！这是去总场医院打听到的。四个月前，我动身去兰大时他住进医院。当时他满怀信心，要熬过冬天，要等待我的好消息。然而还是走了，这位耿直得连亲生父母的过错也敢批评的老人。
我到坟场去祭奠他。总场坟场就在育红中学后门不远的荒滩上。我从未去过，也不曾听人提及过。坟场的另面是排低矮的山脉，山下有条蜿蜒小路。坟冢约摸有十几排，有多长说不清楚，总之一眼望不到头。到了坟场，虽然太阳明晃晃照着，即使再胆大的人独自前往，也会心里发怵、头皮发紧。我边寻觅着，沉思着，冷不防，几只正在吞噬尸骨的野狗从坟冢中窜出来，把我吓一大跳！那些坟冢不少成空穴，还有尸骨半露外面的，到处是乱七八糟的尸衣，一片狼藉。每座坟丘原本都竖个死者姓名、籍贯的小木牌，如今七歪八倒，有的竟与尸骨一起荡然无存了。
人们呵，千万甭看这个坟场！如果没有恒定的信念、坚韧的神经，只要睹一眼，你会发疯，会自杀！
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肖恒的坟茔，焚香烧纸，燃放一串爆竹，悲戚戚惶惶然，站在他的坟茔前默哀了数分钟。他是我在服刑期间唯一到坟上祭奠的人。
回尕海分场呆了三天。向医生在我回去落实政策时调离中学回尕海分场当了场长。他用自行车驭着我从‘三厂’接到他家。路虽然不过五华里，中间经过大坯场，坑坑洼洼，把他累得不轻。
一连三天，早出晚归，归来都是瞎天黑地。我看望了三大队的顾用之、‘老黄牛’夫妇、‘小剃头’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还有杨信全、苏炳初夫妇、李竹叶、邓安瑶、姜有祖；看望了四大队我的老乡黄宗华和三大队的陈凯仁；看望了一大队的周孔章、梁训章、汪汉江、史成德、陈建忠、李应唐；看望了分场的张子贵、唐尕玉、卜宗平和罗时甫……。
我的这些难友参差不齐，既有旧社会大学毕业的，又有四、五是道地文盲，一半是我的父辈年龄，一半是我的同代人。我不敢担保他们无罪，然而凭相处观察，他们都是本质不坏的人。除了命账血仇，即使有罪，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卷进政治漩涡，扮演了某个角色，罪责本不该由他们完全承担；即使有罪，不至于在此一生吧。
我的这些难友知道我此去不复还，与我道别时个个如生离死别，多有咽泣者，令我心肺俱裂，情谊之深，今生不忘。
呜呼，别了，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痛哉，惜乎，与我朝夕相处过的难友们，你们多多保重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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