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二）
三、历历往事，斑斑血泪！
这份改正结论寥寥百字，还有两处错误：我不是1958年错划右派，错划右派应该是在1957年6月底或7月上旬；落款不应是八月八日，应是十一月下旬的某日。我是十一月七日返校的，这一天是苏联十月革命节，记得特清楚。为什么提前打印在这一天，费解。当然，这没关系。不难看出，兰大党委对人的政治生命是何等草率不负责任。
也许，有的人拿到这张纸片会兴奋不已，会感恩戴德，我的心情不同。被错划右派的人死了一大片。张春元七0年被枪毙了；邓德银‘文革’中在通渭被活活打死了；史美唐六二年骗去新疆死在高压电网上；冯淑筠砸死在矿井里；胡学忠因缺医少药死在劳改队里。这些都是与我关系亲近、至纯至真的人。全国划了五十多万右派，死了多少只有天晓得。这些错划右派致死的人怎么办？难道不该追究罪责，就这样不了了之？制造这场五十多万人大冤案的罪魁祸首是谁？为什么大名不点出来？……
既然现在的党还是过去的那个党，现在的政权与三十年来的政权衣钵相授、一脉相承，那么就该为过去的行为义不容辞的承担责任。这笔账该怎么算，岂能糊里糊涂混过去拉倒？
一定有人说我‘不知足’、‘得寸进尺’，想要搞‘反攻倒算’；有人骂：这个死右派，原本就不该给他纠正的，纠正了反而更来劲了。我承认我不懂政治，不懂‘和稀泥’、‘装聋卖傻’，只会认认真真算账，一笔是一笔，决不含糊。
尽管‘一脉相承’，那个时代毕竟过去了，新时代已展现眼前，纠正与平反就是最好证明。‘一贯正确’的人不会纠正平反，到死不会良心发现、认错。
我呆呆地望着眼前这‘改正’的纸片，思念着死去的众多挚友，他们每人也都有这么一张。如果不‘错划’，他们会死吗？我多么希望人死后能有灵魂呵，如今他们的忠魂忠骨在何处？这‘改正’又如何送达他们知悉？
呜呼，挚友的音容笑貌一齐来到眼前，我已经知道他们的一切了。
张春元曾经怀着对新中国的无限痴情，一个朝鲜战争经过严酷炮火洗礼的坦克兵，没有死在狂轰滥炸的异国战场，而是二十年后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了。与他一同被处决的还有杜映华（解放前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同一辆行刑车上，被五花大绑着，在兰州市主要街道慢驶示众，许多市民至今记忆犹新。其时我在巴仓农场，见过行刑后的许多照片，我知道春元兄没有留得一具完尸！
冯淑筠兄六一年春节前后由武山看守所无罪释放，依常理应赔偿对他的伤害并回兰大分配工作。兰大没有接收他，他已是被社会抛弃的人，只有四处漂泊，最后只得求助好友胡依理。此时胡在新疆乌鲁木齐天山化工厂任总工程师。老学长冒着极大危险收留了冯，将他安排在化验室工作，非人非鬼苦熬几年。‘文革’中又被‘清理’出来，押到一处矿井挖煤，因瓦斯爆炸，被活埋。
史美唐的死更不可思议。他是我这年级唯一‘极右’，受开除学籍、劳动教养处分。‘解教’后回上海。六二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沿海大城市象史美唐一类人都一律‘扫地出门’，以确保大城市‘安全无虞’。有一天，两位干部模样的人寻上门来，对史美唐说：“我俩是兰大派遣来的。你的右派问题经党组织复查甄别属于错划，兰大决定取消对你的一切处分，恢复你的学籍，我俩特来接你回校。”
史美唐感动得热泪盈眶，正如杜甫诗云：“漫卷诗书喜欲狂”，立即收拾行装，随两个干部乘车西行。车到兰州，两位干部不准他下车，才露出真面目。向西，再向西，史被押送到遥远的新疆边陲某集中营，死在集中营的高压电网上。关于他的死因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是，他心有不甘，企图越狱逃跑致死；一种是，他是故意触电自杀的。说法不同，口吻一样：越狱逃跑致死或‘畏罪自杀’，都是活够了，自找的，与当局无涉。一个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为了追求真理、向往革命，毅然与父母割断亲情，与家庭决裂；参军后防洪抢险以身堵决口，多么难能可贵！他何罪之有？
邓德银划右后，与老吕、老冯受一样的‘留校察看’处分，毕业后发配到甘肃通渭县教书。通渭是全省最落后、最穷困的县，三年人为灾害中死人最多。越穷必然越愚，越愚必然越忠越听话越‘左’，这个‘连环套’很难解开。邓兄是受我和何之明的株连而吃苦受刑的。他个性强，不接受莫须有的罪名，‘文革’中被造反派摧残致死！
胡学忠在甘肃五大坪农场劳改，刑期不长，刑满后与一位女‘劳教’结婚，并生一女，患胃癌去世。不错划、不劳改，他会得胃癌么？即使得了，早检查发现，早动手术，会死么？他的身体是何等健壮，我忘不了我们一起在和平饭店当小工的情况，他是那般豪爽仗义、助人为乐，俨如兄长帮助照顾我，令我终生铭记。他在武汉的老母如今有谁照顾，日子怎么过？他的女儿可好……。我独自坐在操场边的台沿上，月亮洒下一片清辉，照着我的泪痕。不远处树影婆娑，有对对情侣在窃窃喁语，在拥抱接吻。呵，年青人哟，你们知道这座甘省最高学府的历史吗？
连日来，新讯息盈耳，件件振聋发聩、如雷贯顶。
五八年我离校不久，江隆基从北大调任兰大校长。这位资历深厚、党内难得的教育家，与林迪生校长一样，为人正直，廉洁俭朴，克己奉公。三年‘困难时期’，他是高干，享受每日一瓶牛奶的特殊照顾。他不喝，硬是把牛奶让给兰大幼儿园的孩子。他个子高大，瘦得颧骨高耸，眼眶深陷象两个黑洞。他与林校长的区别在于，办事大胆有魄力。据说，陈时伟先生就是他三番五次向省委打报告，从夹边沟拉回学校的。这样一位忠心耿耿，为党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好党员，‘文革’中竟被造反派整死了！造反派害死江校长后，伪造现场，将他的尸体拖到厕所里，在脖子上挂根绳，意思是‘自缢而亡’。至今未得破案，不了了之。
陈时伟副校长五八年受‘双开’处分后遣送夹边沟改造。夹边沟是‘有去无回’的鬼地。由于得到其妻左先生的全力救济，才逃过饿死的厄运。陈先生虽暂时躲过饿死的厄运，终究逃不过家破人亡的浩劫。他的女儿五八年高考甘肃理科状元，没有大学接收她，一直漂泊好多年，‘文革’中了无声息地被‘滚滚革命洪流’吞噬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如花似玉、天资聪慧的姑娘，生命的奇葩没有绽放便凋谢了。一九七八年根据（55#）文件，兰大开始为错划右派落实政策。一些以‘革命派’自居的人，设置种种障碍，就是不给陈先生改正。陈先生不只是兰大也是全省最大的‘右派’，给他纠正了，无异于给兰大、全省的‘反右’运动全盘否定、一锅端了。这是当时某些省上和兰大要员不能‘容忍’的。最后，官司打到中共中央，打到中共组织部长、主持平反纠正冤假错案的胡耀邦那儿。据说上报陈先生的材料上列举许多‘罪状’，以证不能改正理由。胡耀邦大笔一挥，批道：“中央认为，凡是解放初期回国的专家、学者，起码都是爱国的。”没有在具体问题上纠缠，以高屋建瓴之势、无可争辩之理，把小人设计的‘小鞋’全击碎了。（胡耀邦不愧真伟人，功垂史册！）喜刚到，悲就至。陈先生此时已是六十有几的老人，承受不了‘改正’的强刺激，他期盼得太久了，‘喜’来得太突然，由于过度兴奋，突发脑溢血（？）溘然逝世。
左主任，全国公认的权威女分析化学家，在风烛残年，先痛失爱女，接踵又失丈夫，她心里该有多少血泪！
还有位是我‘大一’时的授课老师陈佩芳先生，当时是讲师，讲〈无机化学〉，语言生动简洁，思路清晰，深受学生欢迎。五七年划‘右派’，五八年我离校时，听说在兰州铁道设计院当总工程师的丈夫与她划清界限，离婚了。‘文革’中，除了‘右派’的‘前科’，又查出她的父亲在台湾当将军。陈先生成‘黑透心肝’的双料‘敌人’，‘革命小将’的阶级仇一齐朝她发泄出来。她不知挨过多少拳打脚踢，不知戴过多少高帽，坐过多少次‘喷气式飞机’。赤日炎炎的盛夏，在校园的水泥路上，她的衬衣被撕扯得稀巴烂，奶房裸露。‘革命闯将’选派最精悍的打手，一边一个挟持她的两条胳臂，在水泥道上来回拖跑。造反派累了再换上两个，轮流上阵，直把陈先生折磨到不省人事。那晓得，此事被台湾情报部门获悉，经查陈先生的父亲乃是打入敌营的资深中共党员，‘文革’中在台湾被处决！陈先生由‘黑五类’一跃而成烈士后代，一切大白天下。历史荒谬到了何等地步！
胡晓愚先生又告诉我，反‘右’中被抓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我权，如今是高级工程师，是甘肃省某劳改支队的厂长，就住在大砂坪。我心有狐疑，胡先生不愿往下讲，我也不便多问。此后老友来访，被他一语道破，才恍然大悟。
“‘右派’那时气焰太盛，需要震慑一下，制造声势嘛！”
“不是反革命硬打成反革命，不是毁人政治名誉吗？”
“政治需要，什么名誉不名誉，一句话：给你平反，不就得啦，你还能咋的？”
“‘右派’也能进专政队伍，不怕‘毁我长城’么？”
“‘右派’不‘右派’，是人的一句话，也是‘政治需要’，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说你不是，你自然就不是，调你进专政队伍前，将你‘右派’捋掉不就名正言顺了。”
他说的有理，再找不出解释的理由。在一个以权为本的社会里，人算得什么，不过权的玩耍工具和牺牲品，彭德怀、刘少奇都是牺牲，何况平头百姓。‘政治’是游戏，是没有游戏规则的游戏，只有流氓妓女玩得转。
我想哭！却哭不出来。
四、给邓小平写信
现在，我与这房间的难友终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共同要做的是把压在头上的“右派反革命集团案”推倒。
孙和说我是‘下山摘桃子’的，有一定理由。此前，先我刑满的难友们，尤其胡晓愚先生为平反四处奔波，付出巨大努力。胡先生的上诉状经过七拐八拐，最后达于方毅之手。方毅其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管着科技、文教口，得到他‘认真复查’的批复。在中国，你有天大的冤枉，布衣草民，即使喊破嗓子、哭干眼泪、磕烂头，没人理你，直到冤死为止。但只要‘上面’发话，‘下面’跑得比兔子还快。他怕‘撸掉’他头上的‘乌纱’，高院中院再也不敢踢皮球了。省高院已责令中院成立复查专案组，调集大批人马正日以继夜工作。高院离兰大极近，我们每天轮流去高院催问，向中院写催办信。兰大‘落办’主任周芹香（后提升兰大副校长）是位思想颇解放的干部，为我们的事费了不少心血。
‘右派’问题解决后，我进入第二个议程，拿出原先写的上诉状底稿请大家提意见。大家看了七嘴八舌，说：“不行，不行，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递上去没人看。”我有些不以为然。胡先生最后表态，他在我心目中一向极有分量，不想他也连连摇头：“你的这种写法早已过时，他们谁也等不得看完就会打瞌睡，毫不犹豫地丢到废纸篓里。你过去寄过多次，没有回音，多半因此。”
大家指点我如今的诉状写法。胡先生开宗明义：“文不超过一页；字不超过一千；标题要醒目；第一句话要揪住人的神经，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叫人看完的目的。”
遵照大家意见，我提笔写道：“弥天的谎言，天大的冤枉”。
“这还差不多，就这么个写法。”
我无论怎么压缩精炼，总觉得不把情由说清不妥，还是写了两页，稍超千字，立即递呈省高院和中院各一份。
十一月下旬，兰大周末接连放映两部影片：〈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引起校园极大反响。这两部影片描写的主角都是‘右派’，情节感人，人物逼真，我们都有身临其境之感，回到房间一齐议论起来。胡先生和陈德根很少吭声，王新民的话最多。王是学中文的，与我们这一案不搭干系。他认为，两片对搞阴谋的‘左派’人物卑鄙嘴脸还揭露得很不充分；对‘右派’遭到的非人折磨暴露得远不到‘火候’；两片主角的结局又都是‘回到母亲怀抱’，有‘歌德’之嫌，御用之疑。有这般对待‘儿子’的‘母亲’吗？他质问道。
没有人回答他。我却认为，这两片的编导颇具匠心，处理得‘恰到好处’。如果把‘左派’的卑劣伎俩再揭下去，把‘右派’的磨难和盘托出，或者结尾不点回到‘母亲’怀抱，两片都会夭折在摇篮里。
或许在笼子里关得太久，锐气已消，心有余悸，我确为剧作者和导演的‘胆大妄为’捏一把汗！这种明目张胆为‘右派’翻案的‘大毒草’在毛时代能出‘笼’吗？不打成‘反革命’才怪哩。我钦敬两片的编导、主配角演员，他（她）们不愧是人民艺术家，不愧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以惊人的胆识卓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道出了事情的真谛，揭示了‘反右’真相。我看到了泯灭的人性的复活，被颠倒的真善美开始回归本来的位置；看到一缕阳光冉冉升起、扩散，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光！
大家谈兴未了，又转到议论起我们的案子来。有人说，我们的事比电影里的复杂坎坷多了，我们演释的是一部真正的《青春之歌》，若有人能写出来，一定很有意义呢。于是，有的为自己，有的为别人，起着‘角色’的化名：田昌文叫田芜；苗庆久叫苗萎；何之明叫何之有，我叫向天问；胡先生的雅号则称胡不为……。
夜已深，2010#房响起串串笑声。这笑声来之不易，人们笑得开怀，于我，这是二十三年来第一次。
十二月初的某日，我从外面回房见桌上放着一本书，随手拈来一读，原来是《邓小平文选》。内中有邓关于右派问题的讲话，读后顿觉浑身战栗，血充脑门。
我断然拒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必须的，只不过我们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这种观点、提法。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既不宜拿来大庭广众中讨论，也不宜把看法和打算告诉别人，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何况，同学同案中，经过二十多年风雨，如今变成啥样，难说。即使把想法说出来，别人会说我惹是生非，自找麻烦，给大家添乱，估计没人会同意我的做法。不如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与任何人透露。
我‘恶习’难改，遇到理不端、气不顺之事要一吐为快，不顾忌后果。如今‘聪明’些，想到后果这一层。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在于活着的时候敢辩敢争，把自己思想表达出来，做到这一点便死而无憾。只这百斤躯壳，迟早要回归自然，怕什么，刀山火海再走一遭。
提前就寝假寐，心中打着腹稿。待同室的人都呼呼入睡，我爬起来，奋笔直书，一气呵成。这是写给邓小平的信，大意如下。
尊敬的邓小平总书记：
我不赞成您对反右和右派问题的说法。您是位开明的政治家，请耐心看完这封信，然后再给我治罪，治我冒昧之罪，大逆不道之罪，不迟。
鸣放与反右，是一场赤裸裸的骗局，是人为设的陷阱。
五七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整风，并号召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向党提意见，帮党整风。大学里召开茶话会、谈心会，邀请与会提意见，谁不提意见则冠以‘与党缺乏感情’的帽子，我便在这种背景下卷进‘鸣放’漩涡中。
既然是提意见，意见的正确与否、采纳与摒弃，完全由党来判定和选择。党领导着几百万军队和强大的国家政权，不存在提意见者将自己意见强加中共接受的可能性，谁也强加不了，谁也不敢强加。毛泽东有言在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即使意见百分之百不正确，提意见者又何错之有、何罪之有？
反右运动将数十万知识分子打入‘另册’，斗得死去活来，死残难以数计，这样做，不失信于民？
人无诚信，何以为人？党无诚信，何以立党治国？
从效果看。五七年数十万知识分子错划右派，受到残酷迫害、无情打击，使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国家元气大伤，停滞倒退；使言路堵塞，再不闻逆耳忠言，社会正气下降，邪气猖厥泛滥；使正直之士缄口，奸佞小人青云直上，吹牛之风盛行，随后才有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等一系列反科学的荒谬之举，才发生饿殍遍地的三年人为之祸！反右效果之坏、之严重，历史空前。
我有足够理由认为，‘反右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运动合乎逻辑的延续和发展，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
用‘质’与‘量’的关系衡量，五七年兰大划‘右’两百余，时至今日已甄别纠正，无一真右派。全国划右数十万，不知真右派有没有，有多少（诚然，您是极清楚的）。以一当百，扩大百倍，如果还可以牵强附会说‘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那么扩大千倍、万倍、十万倍还能说‘犯了扩大化错误’吗？把跳蚤说成大象，这种‘扩大’不贻笑天下？
这种‘扩大化’，对扩大者意味着：要么是白痴；要么是疯子。
无论于情、于理、于事实、于宪法；无论从何种角度去分析评断，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应该彻底否定，不应继续遮遮掩掩，躲躲闪闪、吞吞吐吐、含含糊糊，‘欲抱琵琶半遮面’。
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心胸坦荡，襟怀坦白；为了人民的利益，民族的振兴，敢于承认错误，勇于改正错误。在大理面前，个人威信算得了什么。
向世人公布真相，彻底认错，不但不会降低个人威信、党的威信，得到的必然相反，有利于更好地开拓未来。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任何人都受‘历史局限性’制约。五七年反右运动，毛泽东起主导作用，尊敬的您参与了重大决策。您是位伟大的革命家，必然有非凡的勇气，能更全面、公正客观地评价这一运动，会少一些‘局限性’，而多一些高瞻远瞩。
您的坎坷经历，世人皆知，三落三起，中流砥砺！如今权极彪炳，国人拭目。您的一言一行，系着国家前途、民族命运。
您是当今中国最伟大的人，我是刚刑满出狱最屑小之人。今斗胆写信，仗义执言，多有冒犯，乞请赐罪；一孔之见祁能兼听三思。
顺致
崇高敬意。
落款处，我犹疑了一会。想起孙自筠五九年给《红旗》杂志写匿名信，被捉判刑的往事，知道在中国土地上是藏不住的，便写上真名字并加上地址。又思量：信封上写邓小平亲收太显眼，便写中共中央办公室收。
第二天一大早，人不知鬼不觉，跑到火车站邮局寄了，感到心情愉悦、步履轻盈。
这封信如石沉大海，没溅起一丝水花，却也没再现孙自筠的后果。在中国，这已经是跨时代的进步了。
呵，新时代，你确与旧时代不同，只是进步有限。
五、天水中院行
十一月末，突然接到师老师侄女的来信。她是从她姑姑处获悉我的住址的。信写得简短、朴实，给我颇好的初印象。
我离开德农育红中学回兰大时，本打算与×××打声招呼，考虑可能节外生枝耽误行程，未去。心里对她有几分歉意。
当今社会，姑娘找对象大致分四种类型：图钱财富有；图家庭地位权势；图身体容貌；图人品才华。大龄尤多挑剔，这四样东西我都无。原对师老师的介绍只作‘试试看’，没抱大希望。
她叫师鳳枝，五三年生，比我小十五岁，‘文革’时期高中毕业，回乡知青，如今在农村当民办小教。她的第一封信使我感到：她可能与她姑姑一样，纯朴而善良。我俩同意建立联系，增进了解。从此鸿雁频传，书信不断，一周一信。
我的‘秘密’很快被大家发现。胡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时间虽耽误了些，却也不在乎这一年半年，你应该等到把官司打下来后再谈此事，会主动些。据我所知，现在城市里有一批大龄女青年，她们有职业有工作，正等着你们这些平反的大学生。兰州大砂坪医院二十七、八的女护士多得很，不用担心找不到对象。”
胡先生对我是好意，平时很尊重他的意见。只这件事，他的观点明显带有偏见：平反后再找，可以提高‘身价’，可这并非做生意买卖呀。我认为只有自己尚未平反、身处逆境时，或许更能考察对方感情的真伪，‘患难见真情’。
我将情况告诉了胞姐。正当与鳳枝书信频繁、感情与日俱增的时候，胞姐很快给我回信，她的意见和胡先生如出一辙。她嫌师鳳枝没有正式工作，又是农村户口，将来‘农转非’很麻烦，会给我今后的工作生活带来累赘。亲人中，胞姐对我的感情最为深挚，我十分钦敬她，这次对她的意见却是例外。二十多年前我就知道有‘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区别，‘农转非’犹如铁门槛，想迈过它，谈何容易！
我对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划界，切齿痛恨！三年浩劫，城镇户口有基本供应保障，几无饿死的；饿死的几千万人全是农村户口、无颗粒粮食供应的农民！不种粮的人得食得活，种粮的不得食而死，这是天大的不公！口口声声以追求平等与社会正义的人，却实行两类完全不同的户籍政策，无异将农民‘画地为牢’，禁锢农民人身自由，使择业和人口流动失去公平前提，是套在农民头上的枷锁。天赋人权，把大多数人（农民占总人口70-80%）划入另册，不能参与社会公平竞争、享受社会福利与现代文明，剥夺人的尊严，窒息几亿人劳动积极性，导致社会停滞，是最反动最愚蠢最不道德的政策，相信它将伴随毛泽东和他的时代一起进坟墓！
愚蠢的政策，世俗的偏见，使有情人难成眷属。为了爱情，我愿随鳳枝到农村落户。我已饱尝人世苦难，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对天大的不公我决心抗争，吃亏再大不后悔。
眨眼一月过去，又得跑兰大‘落办’去申请困难补助。吃着嗟来之食，常觉心苦。官司进展如何尚无确切讯息，还惦记着青海的学生。心中着急，常萌生出‘泡’不下去的感觉。看看难友们，似乎个个蛮有耐心，有‘坚持到底’信念。他们有的已呆了一年多，最短的也比我呆的时间长得多。只得硬头皮等，不便说什么。
十二月中旬，省高院终于传来讯息：我们这一案大都可望彻底平反，只个别人可能留‘尾巴’。并且，有人暗示‘留尾巴’的可能是苗庆久。这对老苗无异于晴天霹雳，脸色立时阴下来。大家喜悦之情只好抑留胸中。正是‘八家欢乐一人愁’。
苗与我曾经同榻而卧，互通呼吸；同锅而饭，饥饱相济。我曾对他惟有敬重二字。他办事老到，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在同学中的威信亦高。正因为此，被捕后，我愿替他赴死。这次回兰大，我的上诉状也还是这么做的。我一人承担的决不牵连于他，对他心无半点芥蒂。
如今，我已是不惑之年，想问题较以往成熟些，看人也深透些。我认为，这‘留尾巴’之人当是我而非他，只讹传而已。只要大家都‘一风吹’，个别人留点‘尾巴’也没什么了不起。‘尾巴’的官司更好打，划不着心情沉重。我直言不讳对他坦陈我的看法。他仍然心事重重，不言不语，茶饭不思。难道‘尾巴’比二十年徒刑更可怕？以前，当宣判二十年徒刑时，何曾见他如此？
绥生兄领段志兴来看我，专程从西固来。段一见我便大声痛哭，我惶惶然。他搂着我哽咽道：“你是耿直善良人，五七年还是个孩子，何罪之有！竟受二十多年罪，真正天大的冤枉哦。”
待他情绪平静下来才告诉我，反右最激烈之时，看见你斗得不成人样，曾为你说了几句公道话，不料左派对我大加挞伐，批判好长时间，差点也打入另册。
段志兴当时不和我同小班，平时无点滴交往。若不是老吕领来并绍介，我已记不得他的姓名和容貌。不想，与我素昧平生的人也受到我的株连，足见我的罪孽之深重了。
元旦前几天，根据各个方面传来的讯息分析，我们这案的复查已到天水中院作定夺的时刻。为了力争上上限的最好结果，大家认为应赴天水一趟，必要时可与办案人当面澄清或辩论。
去天水的共六人：杨贤勇、孙和、苗庆久、陈德根、何之明和我。我们住索价最低的旅社，六个人住一大间。
早上九点光景，我们一行进了天水中院大门。事过境迁，今非昔比。十九年前，我们一个个戴着刑具进公安局、法院，如同待宰的羔羊。现在我们是原告上访，是一群有公民权的错划‘右派’大学生。六人同行，颇有气势，尤其杨贤勇、孙和、苗庆久，都是大块头，穿着大衣，显得气宇轩昂、风度不凡。中院见这批人来也不小觑，领导（姓吴？）出面接待我们。
我们向他申明了来意。
吴是个颇精明又有水平的人，说话开门见山。他说：
“你们这个案子中央有明确指示，我们一定遵中央政策复查。中院成立以我为组长的专案复查组。眼下需要复查的案子太多，我们人手不够，只好向外单位借人来帮忙搞。隔壁大房间是你们这一专案的办公地点，有关案卷全部调齐，正日夜兼程复核。”
他停顿一下，用一种平和、坦然的口吻道：“你们都是有用之材。从目前复查的情况看，你们案中的每个人都会获得重新工作的机会。”
他的话给了我们一颗定心丸。我们问他何时可以结案，他的回答也很干脆：“力争在旧历年前。当然，工作量很大，困难不少。”
我们又向他诉说了我们的困难和苦衷，请他务必加快进度，并表示我们愿意在天水住等结论。
他说：“无此必要。这会增加你们的经济负担，也可能给专案组的工作产生干扰。你们还是先回校，如果需要询问你们，我们会派人前往。……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按中央指示精神办，事实求是，会让你们感到满意的。”
为了证实他的话并非虚妄，他领我们到专案组办案的大房间。果然，这间大房里有八、九个人正伏案工作，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摞卷宗。中间的长办公桌上还放着大摞大摞卷宗。
我们只在门口伫立一阵，便告辞。
出得法院大门，顿觉阳光灿烂。我们边走边议论，刚转过一条斜街，忽然后面有人高叫我的名字，跑过来。我止住脚步迎候他。
站在我面前的是位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人，个子与我差不多，脸红朴朴的，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他悄声说：“今晚七点半，请你与何之明一道，务必到地委招待所1003#房”
一晤。说罢扭头急匆匆离去，走不多远，又回头叮嘱我：“七点半，一楼1003#房。”
同学们一齐围过来，惊讶地问我咋回事，是遇见中院的熟人了？我说，我不认识他。街上的人正多，熙熙攘攘，大家问他向我说了些啥，我说回旅社说。
我告诉同学们，这位中院的年青干部约我和何之明今晚七点半去地委招待所1003#房一晤。大家即刻七嘴八舌猜测开来。孙和说：“向必到，这回轮到你出力的时候了。可以通过他做些工作，至少可以打听复查的内情，是大好事，机会难得。”
大家凑得十来块钱嘱我和何买几斤水果、两盒点心带上。
正是隆冬时节，天黑得早。我与老何准时到达，年青人早在门口迎候。进到屋里，里面还有位中年人，身体很壮实，连忙站起来招呼道：“你俩是稀客，快请坐。”
外面很黑，屋里很亮。乍一进来，屋里什么都没看清。待到光线适应，才发现屋正中的方桌上摆得满满当当一桌酒席，一应俱全。他们要请我俩吃饭，这实在不敢当。年青人首先开言：“这位老王（？）同志，原在××单位工作，现在和我一道被中院借调在专案组工作。我叫何林，其实二十二年前我就知道你们了。”
他的话使我和老何感到迷惘。他简要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我是武山洛门公社百泉人。五八年你们下放武山时，我刚启蒙读小学，以后在县城读中学，中学毕业考入天水师专，中文大专毕业。－－”
难怪。杨贤勇、田昌文、何之明、陈德根和地理系的褚松村，下放劳动考察正是在百泉社，整天揹粪背斗，孩提的他自然知闻。
何林说，你们这个案子爆发时，影响很大，全武山人人皆知，天水以及全省都震惊。农民要为你们喊冤，搞得当时很紧张，你们当然不知道。
“老王，我们请客人上席就座，大家边吃边聊。”
“好，好。请二位入席。饭菜都要凉了。”
我告诉他俩，我们已用过饭，请他们赶快吃。哪晓得，他俩执意不肯，说：“实不相瞒，这是专为二位准备的。”
经再三推让，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上得席来才发觉这是一桌极丰盛的宴席，四个冷盘全是肉类，四道热菜乃鸡鱼肉虾。何林竟谦辞：“我和老王临时商量的，六点下班，来不及多准备。算是缘份叫我们在一起相聚相识。按理，我该称二位老师，若不受挫折，我恐怕当你们的学生还不够格哩。我现在称二位老向、老何吧，你俩一个大我八岁，一个大我九岁，不知失礼不？”
“这样最好，又随和又亲切。”
何林斟满酒杯，高高举过头顶，要连敬我和老何三杯。我和老何皆不胜酒力，推脱不过，各自满饮了一杯白酒，以后改喝甜酒。老王也要敬，他比我俩都大几岁，更不敢当，只好与他互敬对饮甜酒。
席间，何林说他和老王看了我与何的全部案卷材料，十分惊讶，推算时间，不过二十一、二岁青年，不单字写得漂亮，文章更写得出色，观点鲜明，感人肺腑，若非亲见，断难相信。
何林问我被捕前是否看过彭德怀的〈万言书〉。我告诉他：知有其文，直到现在还想读它。只是遗憾得很，至今未见一字。
何林说：“你的材料中，所有观点与彭老总一模一样，有的竟是一字不差！你抨击批判‘反右倾’、‘人民公社’、‘大跃进’、‘深翻土地’、‘大炼钢铁’。你二十二年前的观点有超前预见性，现在都得到承认，无一不符合现在对它们的评价。”
何林对我和老何说了许许多多赞誉之辞，大有相见恨晚、五体投地的样子。
我道：“当时抱定死的决心，我必须让后来人知道我是因何而死。我只说了一切正直人都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揭示事物的真面目而已。”
老王是个不善辞令的老实人，席间只重复着他的感叹：“当时你们那么年青，看问题能那么深透，实在难得。凡读过你们材料的人，无不受感动。你们确实是人才，这些年不知糟蹋了多少象你们这样的人才，使我们国家、民族大伤元气，损失实在太大了。”
何林告诉我俩：“你们的案子，中央领导有批复，中院一点不敢懈怠马虎，省高院每星期都来电话催问几次，再无人敢刁难设卡。你们恢复工作都不成问题。现在办事，下面的人首先要揣摩上面的心思，看上面的脸色，谁都怕丢头上的乌纱。”
宴席一直持续到午夜一点过。我与老何在“放心、保重”的暖心话语中告辞出来，何林和老王一直把我俩送到大街上。
回到旅社，大家没睡，都在期盼我和老何的归来。我把经过情况向大家叙说一遍。
孙和说：“向必到呀向必到，我们这些人大多打了多半年官司，你才来。原想你是专等摘桃子、吃桃子的，没想到你还真派上用场。有了这层‘关系’，以后办事就方便多了。”
大家都很振奋，又聊了老大功夫才睡。
（九零年康明前的堂兄弟来看我，我向他打听何林，谁料，他说何林已病故。）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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