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一）
一、〈2010〉#房
兰州，兰大，阔别二十二年的古城和母校，我回来了！我在心底禁不住发出苦涩的嘶喊。
兰州和兰大变了，变化很小。令我吃惊的是，在兰大我见到久别重逢的老同学、老难友，他们都先我回校，先我一年或半年。他们是胡晓愚先生，唯一的老师；谭蝉雪，唯一的女性；田昌文，杨贤勇，陈德根，何之明，孙和，苗庆久。只缺张春元，胡学忠，顾雁和谢成。
二十多年人的变化该有多大！胡先生原只二十八、九，来兰大时，风华正茂，事业如日中天。如今已全秃顶，现出老态。谭大姐原是二十几的苗条淑女、俏面佳人，如今半老徐娘，风韵无存。我们这一帮二十或二十稍过的年青大学生，转眼间脸上沟壑纵横成中年人。多少风风雨雨，风刀雨剑；多少日日夜夜，日煎夜熬！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身上、心上都刻着毛时代的深痕。
此时，陈德根、杨贤勇、孙和、苗庆久和谭蝉雪俱已成家，只我、田、何三条光棍。
老谭领来辛琦，对我们一一作着介绍。胡先生是辛琦最大的舅舅，陈、杨、苗、孙全是‘大舅舅’，田与何是‘小舅舅’，我位末，成了她‘最小的小舅舅’。她逐一亲切喊着，甜甜地，当最后喊着我这‘最小的小舅舅’时，引来满屋欢呼。那亲昵的称呼滋润我干涸的心田，把我感动得落泪。辛琦是老谭的五岁女儿，长得很美，肌肤如同金玉一般，透剔晶莹，光彩照人，又聪明又乖巧。在长达数月举步维艰的‘平反’日子里，她给我们以欢乐、信心。
我被安置住招待所2010#房，与胡先生、陈、苗、何住一起。老谭带着辛琦就住我们对面。杨贤勇的家在兰州草场街，他每早来，晚上归。这幢招待所楼是新盖的，在拐角楼档头。窗下一条水泥大道，自校门绕过文科楼从窗下直通各教学楼。路两旁，当年我们这些老右挖坑浇水栽的白杨已长成参天大树，窜过文科楼四层房顶，梧桐树郁郁葱葱有一抱多粗。
能有这多难友同学聚到一起，自是意料之外，感到惊喜。但令我最惊喜的是见到苗庆久。他与我相处最久，关系最密，我一直视他兄长。他原判二十年，按时间要到明年（80）九月才‘刑满’，竟先我回校。这惊只在我心里，对老难友能提前出来见面，总是愉快的。
在我们这一案里，除死者，我是最后一个出狱、返校的。我原以为电报是学校拍的，不，我把兰大想得太好了。他们才不关心我平反不平反，不会主动叫我回校落实政策。是难友四处打听获悉我的下落发的电报。先我回校的老师同学，为落实政策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看尽了脸色，吃尽了苦头。没有吃的也没有住的地方，回来落实问题的人太多，住房相当紧张。虽然，我们原先的同班老同学留校的有一大堆，都当了讲师、副教授之类，个别已是教授。他们有的是道地的‘左派’，不会向我们伸救助之手；有的，虽对我们的遭遇同情，却心有余悸怕受株连。偏偏我们这些人又都怕看人脸色、遭人白眼，只好‘自作自受’。先回校的人，几乎到沦落街头、断顿挨饿的山穷水尽地步。直到周芹香调任兰大‘落办’（落实政策办公室简称）当主任、陈德根来校后，情况才有改观。
陈德根有个同班同学叫杨宗德，甘肃临洮人，在我入校前在兰大行政上当干事。由于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干事为同学瞧不起的双重原因，发奋用功转而考上兰大生物系当学生，与老陈多有互相帮助，交谊甚厚。如今杨是生物系副教授，周是他妻子。周主任政策水平颇高，泼辣敢为；另方面或多或少有杨‘不忘旧情’这层关系，对我们提供了方便，才使我们得以摆脱困境，把‘落实政策’坚持下去。
孙和对我开玩笑说：“向必到，老陈可为大家立了大功，要不然大家熬不住，早散了。你姗姗来迟，等到桃子快熟了，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吃，以后你该多出点力才是。”
‘向必到’是孙和赐予我的绰号。五八年到六零年我们在一起办厂的时候他给起的，指我言而有信，时间观念强，答应几点到就必定几点来。只他起的绰号没能叫开来，人人知道却不跟着叫，只他一人坚持到底，二十多年过去，开口还这么叫我。
我们在教工食堂吃饭。主食百分之三十是杂粮，时时吃着黄糁糁的四方包谷面发糕；副食种类虽不少，比较贵，大家都只买点便宜菜。开初，我没有在灶上吃，买饭票要有粮票，我没有。一日三餐下馆子，三顿各吃一碗牛肉面，共九角钱。牛肉面交二两粮票每碗两角，无粮票三角一碗，每天三碗不足半斤粮，处在半饥饿状态。此时我不只没粮票且身无分文，所幸已可向‘落办’借，每月能借三十元，最多不得过五十。我每月借三十，刚好饭钱外还有发信钱。
我回兰大第二天便给育红中学发信索要粮票，半月余才得回信。回信把我吓一跳，说我‘冥年吃了卯粮’，居然到明年五月也不会有粮票寄我。我的口粮吃过了站，想来是事实，×××吃二两面条，我吃半斤；她吃三两包子，我吃八两，哪有不超之理。可我从不知育红中学有定量的事，没人告诉我定量是多少。我原以为随便吃，只是多吃多交钱。我这人有多糊涂！不过，我又想，倘若我一直在那儿呆下去，会不会在某个时候伙房不给我打饭呢？难说。我倒有些责怪伙房不曾给我提个醒或者些许的暗示。
我只得去信向胞姐求援，直到她寄来通用粮票才解围。胡先生建议一起吃，不需都去排队打饭菜，省人力；还可多买几种菜肴调济，大家乐意接受。我是迟来‘摘桃’人，无‘寸功’又年龄最小，每日三餐打饭多跑腿，也就‘当仁不让’了。
我们这些人除我，‘右派’问题均已解决，都得到‘纯属错划’结论，现在需要‘落实’的是由错划右派而衍生出来后面的‘右派反革命集团案’。我是例外，‘右派’问题尚未了断，身肩双重任务，得逐个落实。
这时，兰大‘右派’政策落实已近尾声。几百‘右派’师生都已纠正，连原副校长、甘肃第一‘右派’陈时伟先生也平了，唯一
一个没平的，是数学系的姜永宁。姜是死是活，杳无讯息，无法听取他个人申辩，只好搁那儿。化学系的‘麻烦’是我，讨论时不同意纠正。主持具体工作是位女同志，四川人，叫刘红，心地善良。她把我这届在兰大、科学分院工作的老同学召一起座谈，经说服后才勉强通过‘鸣放中确有错误但不应划为右派’的结论，已是对我‘网开一面’殊属不易了。那晓得我这‘茅坑里又臭又硬的石头’反倒不领情、不知足、不接受，真是岂有此理！
真正岂有此理！哪有这种平反法？为什么不叫我到会给以申辩的权利？掩耳盗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搞的还是老一套。我十分愤怒。
我跑到系党总支办公室要求澄清。接待我的是位姓阎的中年人，时任总支组织委员，负责全系‘右派’落实工作，我把自己的情况和理由作了扼要申诉。阎是个戴有色眼镜的人，见我情绪激动、气势汹汹样子，对我反感，说出的话全是‘官腔’：
“党的工作方法是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对你的右派问题，我们是认真、负责的，专门召集在兰十多位你同届同班同学，进行了调查、座谈。组织上给你的结论还是客观、公正的嘛，在‘鸣放’中说你有错误，谁又敢说自己的言行百分之百正确？何况你的‘错误’比别人更明显、更严重，考虑到你当时很年轻，难免意气用事说过头话，现在形势又要求从宽，能平的尽量都平，你也可以接受的。事情过去都二十多年了，还纠缠做什么。”
他的话几乎把我气得晕过去。貌似公允，天衣无缝，实际不沾边。他言下之意：如果不是政策宽大，我原本是实打实的‘右派’，不该平，过去二十多年了，‘黑锅’该背到底的，还来‘纠缠’。
我一点没给他留面子。
“你能不能把话说得明白具体些？我在‘鸣放’中有哪些既‘明显’又‘严重’的‘错误’，怎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呢？”
“比如，你赞赏《胆剑篇》尤其〈白杨颂〉，难道不是你对党不满的思想情绪表现？虽然不是你写的，你宣扬了它，吹捧了它。又比如，你把党员分为三大块，一块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块靠党混饭吃，一块靠党整人害人。这话很不对头，即使现在看也是错的。”
我针锋相对予以反驳：
“《胆剑篇》的作者笔名叫流沙河，五七年因此文错划右派，如今早已平反，当了四川作协主席。他这诗发表在《诗刊》上，〈诗刊〉是党领导下的刊物，那上面的东西为什么不能转载转抄？我至今不明白那‘指向蓝天的剑’何以抒发了‘反党的思想’？……”
我有意停顿一下。这条‘罪状’我从三方面论证了，已不攻自破。
“毛主席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又说，共产党并非钢板一块。党员中，有林迪生那样的党员，也有林彪那样的党员；有焦裕录那样的党员，也有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党员；有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的党员，也有懒惰成性、光耍嘴皮不干实事混饭吃的党员，人跟人不一样，党员与党员能‘一刀切’吗？即使现在也还有这三大类，我的话有什么错？难道不是事实？”
我知道，在办公室的档案中，或在他的抽屉里放着我的鸣放和反右时期的原始材料，尤其我的‘右派’结论。我等他拿出来同我一一辩论，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没有同我‘较量’，或许是不屑、不齿，他有‘权力’，可用‘权力’说话，终于急煞‘车’：
“好呐。你的意思和观点我听明白了，可以坦诚告诉你，对你的结论是在倾听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经组织认真研究后作出的。要想再更改，我没有这权力。”他显得不耐烦，我读懂那‘好呐’乃是逐客令的意思。
“我不会在这儿死赖。有三句话要说：二十二年前给我作的右派结论我没有签字，请查原档。我要求再召集一次座谈会，允许我与会并为自己辩护。我保留申诉权，任何人休想将诬陷不实之辞继续强加于我。相信党的实事求是政策终会落实到我身上！相信世道自有真理在、公理在，历史必将还我清白。”
我迈出办公室。
这是个官不大、僚不小、思想僵化的老‘保’，从地狱走过几遭的人，自然认得人、识得货的。
化学大楼象人一样，也老了。二十二年前，这幢新楼如同一块璀璨明珠，墙壁亮，水磨石地板亮，实验桌亮，黑板亮，玻璃窗亮，楼梯扶手亮，里里外外晶亮透明，耀人眼目。我曾为它激动，为它骄傲。如今它不再是一尘不染，墙与地不再有闪闪的反光，走廊里光线不足，到处码放着大箱小盒，各色包装木板，水磨石地板失去光泽。有的实验室亮着日光灯，有穿实验服的人在做实验。那灯光也感觉与二十二年前不同，没有柔和和亲切，而是撒着煞白，照在脸上使人毫无血色，失去朝气与活力，把人变得呆滞木讷。楼的外墙上，到处有斑驳的痕，大字报的纸迹依稀可辨，虽精心冲洗处理过，却未能洗尽嵌入心底的创伤。我忽然想到左主任……。
回到房间，大家问我今天出师顺利否，我无言以对。我细细地回味咀嚼阎的话。他有一个古怪的思维逻辑：‘鸣放’中，有‘错误’是必然的、合理的；没有一点‘错误’则是不可理喻、难以置信的。他哪里知道，二十二年前的我，确乎比白纸还白净，天真无邪，是个对党充满赤子之心的人。他，思想偏狭，是个‘人性与心灵扭曲’的重症患者；甚至孤陋寡闻，对全国右派平反情况不甚了了，竟没有我知道得多。叫这种人主持政策落实，我心里一片茫然。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仅仅是第一个‘回合’。长路漫漫，我必须抖擞精神，不管遇到何种困难，把‘官司’进行到底。
二、‘右派纠正’
刚一回校，感觉气氛不和谐，人们笼罩在偏见、不信任的阴霾里。右派平反轰轰烈烈不过表面现象，骨子里人们并没有把我们当成‘自己人’。一些昔日同学如今混得一官半职的，把我们视为病毒，惟恐传染自己，躲得远远的。主持落实的干部水平参差不齐又各具心态，有的应付支差，借故拖宕推诿；有的设卡阻挠；有的怕给‘右派’洗刷得‘太干净’，再来运动株连自己，疑虑重重；有的原是假案冤案的制造者，现在‘纠正’无异于否定自己那段‘光荣历史’，心里不情愿。人们心灵扭曲长达二十多年，以曲为直，以假作真，习惯成自然。扭曲的心灵校正难，需要时间——可能要一两代甚至几代人的时间。
即使2010#房间的气氛比我想象的也大相径庭。原本大家志同道合，热情奔放又亲密无间，如今都寡言少语，难见昔日的推心置腹与坦诚相见。大家闭口不提劳改的事、往事，似乎有意回避。是当过‘犯人’感到自卑自贱？还是有疚有悔？我每每欲开口讲我在劳改队的见闻和‘故事’，发现别人了无兴趣，只能欲言又止。
大家都变了，不止容颜还有其它。连我这公认‘一点没变’的人，承认也变了，我不再是从前的我，学会察言观色，别人无兴趣的话忍着不说；看不惯的事不再心直口快说出来，懂得谨小慎微和‘虚伪的好处’了。
世间自有真情在。第一个来看望我的是我的老乡张友杰，我到校的当晚。他顺利完成学业且成绩不错，由于家庭出身，没能留校也没能分到‘要害’部门，发配新疆农学院当老师。七八年恢复研究生制度，他以上限年龄考上兰大著名学者朱子清的研究生，此时就住在这招待所离我不远的房间。他有两个孩子在读中学，妻子是在老家找的，如今也在农院工作，他十年前就是讲师。他对我说，系里已知你返校，有人想见你，托我先讨个口风，怕吃闭门羹。他报出三个名字，其中两个是‘反右委员’，直接整我的。另个不与我同小班，交往甚淡，我一口回绝了。他说，二十多年了，你脾气没变，估计你是这个答复。也好，不见就不见吧。不过，别人可以不见，陈祖武你该见见，此前他每次见我都打听你的下落，每次都在我跟前直言不讳对你的疚愧，我认为他与别人不同，是真心悔悟的。
陈祖武其时在兰州科院工作，他的妻子也是我的同学，上海人，人长得娇好，性格温柔，只个子矮，也在同院工作。一提起他，我心里就反胃恶心，反右时张牙舞爪的凶相历历眼前。他是踩在我、老冯、吕佩璜的肩上，在我离校不久‘火线’入党的，毕业后又得到一位好妻子、一份好工作。
我说：“算呐。人的好坏平时很难看出来，只在生死攸关时刻方显本色。反右，是人性本质的一次大暴露。我不相信他的本质能变过来，就像我的秉性难改一样。你不责备我心胸狭窄吧，不是的，我可以原谅过去的事，又何必要相见呢。”
第二个来看我的是吕绥生。囹圄中一直担心他，想念他。他是我大学时期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老吕已是一女三子的父亲，大女儿正读中专即将毕业。他是背着‘留校察看’处分读完大学的。毕业后虽成绩优异却只能戴着右派帽子发配中学。如果当个正儿八经的中学教师也不错，可右派没这‘福份’，他既不是教师又不是工人，在化学实验室和物理实验室打杂（连实验员都不算）。除此，还要修喇叭，兼管电工，学校凡有杂活就派他。老师、工友没人瞧得起他，任何人都可以支使、欺侮他。他的工资只正规大学毕业生的一半，要拖家带口，生活苦不堪言。他妻子原在商店当营业员，因为他的原因被辞退，只得去理发店干理发员。‘文革’在“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口号下，理发员也不叫干，逼迫带儿女回山西临汾农村务农，老吕孑身一人在校挣扎度日。
老吕先后吃过两次大亏。六零年我与何之明于武山被捕后，‘除恶务尽’把他斗得死去活来，长达数月。‘文革’将他长期关‘牛棚’，打得遍体鳞伤，眼睛打成玻璃体混浊，几成瞎子！虽未逮捕入狱，比我在笼里日子相差无几，甚至还要凶险可怕。
老吕带他的两个小儿子由西固六中过来看我，我挽留他们当晚和我住一起。我俩点点回忆着，滴滴倾诉着，直到天明。唯一安慰他的是，他妻子出身高知家庭，对他忠贞不二，始终与他相濡以沫。
王秋莹是第三位看我的故人，见了我又惊又喜又‘恨’。回忆五七年往事时，她说：“明明是陷阱，大家都看清了，你偏偏往里跳！”对她的嗔怪，我心里不服，又不好驳她。她比我大四岁，同学时期就有‘大姐风范’，不仅老成持重衣著朴素，且为人极善良，一直受我敬重。反右后期，她与M
都受批判，划线在‘中右’之列，毕业后嫁同系高一届的翟应离。翟是中共党员，人很本份，俩人均留校，如今都是化学系骨干老讲师。她有两女一子，有个温馨舒心的小家庭（张、吕、王以后都是正教授）
王秋莹又告诉我许多老同学的情况和下落－－
朱彭龄和单忠莲是俩口子；路宝田和彭高聪是一家人；沈凤嘉和高忆慈是一对。这三家都在本校化学系任教，其中朱彭龄是副教授，马上要升正教授。还有周效贤、巩玉珍，也在本系，巩玉珍的丈夫是省委一位相当有职权的领导干部。还有。潘琨、杨淳庆、李超云、孟繁瑜、薛洪福、王子民诸人。
她说：王牟死了。王当时是我这小班乃至全年级最健壮的男生，壮如犍牛，一个名符其实的打手。他竟死了，瘦小遭虐的我居然活着，难道老天真长眼了不成？
有些当年红极一时的‘左派’也混得不怎样，潘琨就在西固化校（中专）当普通教书匠，黯然失色。
一日，史凌霄来了。他其时是兰州师专讲师，专门从十里店老远跑来的，不是专门看我，是来看望我们这一群的。
史比我高一届，划右后与我受同级处分一道到武山，分在洛门公社龙泉，与宫忠诚、刘良寰、秦孝斌一起，而我在城关，不曾有任何往来。史是兰州市人，话多而碎，我对他无甚好印象。二十多年过去，一见面仍是老样子，话多而碎，象机关枪一样，说得唾沫星乱溅，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滔滔不停。
他说：“你们逮捕后，六零年底我和其他同学被召回兰大，全校贴满我的大字报，称我是‘现行反革命份子’。有的大字报说得有鼻子、有眼，有时间、地点，介绍我参加现行反革命组织的，就是你－－（指着我），把我打得死去活来，险些丢了性命。诬害造谣的是郑连生，不但陷害我，还陷害物理系的江宪国，中文系的马啟凯。去年（78年）他来兰大落实问题，被江宪国揪住痛揍一顿，打得哭爹叫娘，还是保卫科来人才解劝制止。这条疯狗在兰大没敢逗留便灰溜溜逃了。”（江、马后来都是正教授）
郑连生与我同分在联丰社，前后不过两月，‘大炼钢铁’开始后再没见过。在一起的时候，我颇讨厌他，一付呲牙咧嘴、头点哈腰‘叭儿狗’模样。可我也没和他吵过嘴或者闹过什么矛盾，不想他竟如此歹毒，其心比他的外貌还要可憎！
史盯着我，又说：“要是你也在，那才好呢，还不把他砸扁哇。”
我心想：我碰到他，不会有江宪国的那种行动，划不着。最多，我会在公众场合痛斥羞辱他一顿，绝不会动手。他，是时代的产物，‘伟大’时代必然造就‘伟大’的孽物来，靠拳头打得过来吗？有人告诉我，他不但陷害这些人，你们这一案也是他和柴志德揭发的。我似信非信，半信半疑。
与阎的谈话过去了一周多。连日来，心绪不宁，燥动郁闷。难道冤枉二十多年还不够，要冤枉到死？正打算再去找的时候，张友杰出现在门口，后面跟着张政治－－我的又一个老乡、故人。
张政治，兰大中文系毕业，比我高一届，因工作需要提前半年分配兰大校刊当编辑。‘文革’期间，我在兰州砖瓦厂服刑时，常见《甘报》有笔名‘正之’的文章，写的高校内容，我就猜到是他撰写。此后他调回江西，在九江师专任教。这次他受邀回兰大参加校刊发刊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二张与我，自穿开裆裤便在一起厮混，同住一条街，又是两对门，不但熟，连家庭都了如指掌。
张政治对我说，阎是他同班同学，并已知悉我与阎的交谈情况。
“事情已过去二十多年了，你吃尽苦、受尽罪，即使有错误，还不够抵偿么？你不但是化学系也是全校唯一一个待落实纠正的右派，如今还有什么可纠缠的呢？”
“不是我要纠缠，是他们缠住我不放，到现在还说我有错误，我不服。”
“其实，结论只要写‘不该划而错划’就行，有无‘错误’无关紧要，何必斤斤计较。”
“恰恰相反，给错划‘右派’纠正本身证明左派错误属实。右派无错等于左派有错，他们的错误再也赖不脱、洗不掉。时间愈长久，历史愈清楚。”
“你还是老脾气，又认真、又固执。”
“别的事可以马虎，惟独这事，事关大是大非，决难退让！”
“那不是又要拖下去吗，对你有多少好处？”
“我不管它好处、坏处，只要还历史真相，还我清白。我愿桩桩对质，件件辩论，看我究竟错在何处。这过分吗？”
张政治要我与他一道晚上到阎家作礼节性拜访。我回绝道：“这是公事不是私事，我没必要登门求他。再说，我对他印象不好，讨厌他。”
“你在笼子里呆得时间太长了，对当今社会一无所知。任何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的，你得给人家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我不要你低三下四，不要你说一句话，只要你陪我走一趟。”
阎的家在兰大后门不远的家属院。他俩是同班同学，相见亲热得很，气氛和谐融洽，又斟茶又递烟。寒暄中，张把我的家庭出身、学生时代的许多情况以及我的个性，叙说了一大堆，连我当少先队长的事。我知道他的用意，象木头坐在那儿，一句不开口。
听了张的一番话，阎开口道：“当时以为批判批判就过去了，谁知道后果如此严重，有的竟丢了性命！有的同学很有才华，也耽误了，无论他们个人还是国家都受到巨大伤害，可惜！”他居然说出一堆同情惋惜的话来。
关于我的事只扯了这些。大家都不是糊涂虫，足够。又闲聊一阵，便告辞。路上，张政治对我又‘开导’一番：
“你对他作礼节性拜访是完全必要的，虽你一句话未说，去与不去大不一样。你不去，他对你的看法转不过弯，心里存着疙瘩、疑虑，即使想替你彻底纠正，担心你真有错误，怕给你抹得太干净了，再有运动来，自己被‘装进去’脱不了壳。现在的人，多少有点职务、权力的，都滑得胜过泥鳅，哪有你这种直肠子的人，不给自己留余地的。”
他说的极是，我有茅塞顿开之感。给别人纠正事小，把自己装进去事大，这才是聪明人首先要考虑的，也是为官之道。
果然，没过几日，我的‘右派’问题得以彻底纠正。现将原文附后：
关于向承鉴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结论
向承鉴，男，汉族，现年四十岁，江西省武宁县人，家庭出身小手工业者，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五六年考入兰州大学化学系学习，一九五八年划为右派分子，给予保留学籍劳动考察处分，同年八月送甘肃省武山县劳动。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对向承鉴同志的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经复查，向承鉴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整风鸣放中没有右派言论。因此，原划向承鉴同志为右派分子是属错划，决定予以纠正，恢复政治名誉，撤消原给予保留学籍劳动考察的处分决定。工资从一九五八年八月起计算。
中共兰州大学委员会《公章》
一九七九年八月八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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