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二)

三、和×女士的交往

转眼‘五一’节,晚上总场放电影,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塞纳热窝》。晚饭毕,班主任老师(戴眼镜、教语文,想不起他的姓名了)和一大帮同学拥到我宿舍来,邀我,并说座位早占好。我到学校来还不曾看一场电影,有人邀,落得放松一下。

是露天电影。不买票,在总场大门与新华书店之间的十字街上。银幕挂在白杨树上,高高的,前后都能看。我和班主任坐一条稍高的板凳,面前是全班学生,天色渐渐暗下来。这时,忽然挤进来一位女老师,学生慌忙给她让坐,就坐在我脚前的小凳上。刚坐一阵,可能嫌凳矮或与学生一起不足为伍,又挤到我身边,把一块水果糖塞到我手里。露天电影须天黑尽开演,此时她与学生说些杂七杂八的闲话。我的学生都是她教过的,与她很熟。这位老师我常见的,只未搭过腔。她叫×××,是初三化学老师。

她坐在身边与我挤得很紧,令我浑身不自在,她却毫不在意,象老相识似的,贴着耳朵与我说起悄悄话。这时,电影开演了。

她说:“我早知道你,你没来学校还在尕海的时候。我哥在尕海一大队开拖拉机。你是尕海的才子,尕海人的骄傲呦。”

“你可不能胡说,我受不了了。”

她说:“你不但会数理化,文学也不错,还会写诗写小说。”

“全是造谣,胡说八道!我什么都不会,不要听这些无稽之谈。”

“你不要说了,我对你的情况知道很多呢,真的,一点不骗你。”

“全是虚妄,你什么也不知道。”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你与鲁××的事处理完了吗?”

“全干净了。你怎么知道这事?”

她笑出声来。贴近我耳朵悄声道:“我是学校团总支成员,有名的消息灵通人士,你不知道吧。你一来学校我就注意观察你,你也不知道吧。”

“这就怪啦,我有什么值得注意观察的?”

“这你就甭管了。你现在打算咋办?”

“啥打算咋办?”

“你的婚事呀。”

“一切暂不考虑。暑假先回家看老父亲,以后再说。”

交谈声音极低,又贴着耳朵,前面学生和旁边的班主任一句都不可能听见。电影开映,我很快被电影中的情景所吸引。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彩故事片,对话不多,语言简洁生动,情节起伏跌宕,人物刻画细腻,个性鲜明。‘老钟匠’的事迹足可惊天地、泣鬼神,感我至深。

×老师完全另码事,似乎想着心事。我问她:“你在想什么?想家、想孩子了?”她噗嗤一笑:“我连对象还没,哪有孩子想。”

“呵,你还小哟!我大约伤害你了,请原谅。”

“这有什么,我一点不介意。我五二年的,都二十七啦,现在还在碰,东碰西碰。”

“那以后我称你‘碰君’吧!千万莫心急乱碰咯,碰不好,象我一样上当受骗哩。”

散场了,人们陆续退走。她紧紧握着我的手,低声说:“我中专毕业,没学到东西。现在教学甚觉吃力,尤其化学计算,数学底子很弱,想请你辅导,你答应吗?”

她身上散发着成熟少女的气息,她的手滚烫。

“只要我能力所及,愿意效劳。”

“那以后我常到你那儿去可以吗?”

“不妥。一则我宿舍又乱又脏,象猪窝;二则我那儿学生太多,不方便。”

“那请你到我住的地方,行吗?”

“可以。不过我要抽得出时间,恐怕难做到随叫随去,尽量吧。”

回到校园,大多宿舍已熄灯。

×××,大名鼎鼎,我焉能不知。她的名气来自她擅交际和喜打扮。她,圆脸,皮肤白皙,收拾得干净利索,走路精神赳赳、皮鞋声‘咯咯’,浑身流溢着青春活力,一见便知她是个精干女性。她是四川人,个头偏矮,故常穿高跟鞋,补偿身体弥缺。虽‘墨水’不多,语言表达能力强,泼辣敢管学生,教学效果不错,颇受学生尊敬,是受学校广泛好评的青年教师之一。理化教研组就在数学组隔壁,我因事常去,总见她伏案备课,好象我不值她抬头看一眼似的,对她印象是‘高傲’二字。我并且知道她父亲也是劳改队干部,是专政人的人,对她无好感。

第一次见面,她为何如此热情?看电影的邂逅是无意还是有意?如果无意,她的行为举止何以有许多‘出格’处?……躺在床上反复琢磨,睡不着。干脆爬起来用记叙诗形式把这次相遇情景写下来。贺鹏问我:“向老师,夜深了,怎么又爬起来?”

“你睡吧,我想起一个问题。要把它记录下来,怕忘了。”

她住伙房门前的一排平房,隔壁邻居是赵老。我每次买饭都必得经过她门口,绕弯都绕不过去。我怕见她!有时她把门半打开,在门里向我招手,我只装没看见,急冲冲走过去。没想到,她的胆量比我大得多,竟站在门口守着我。见我过来,当着其他老师的面大声喊:“向老师,有个问题要请教你!”我不得不踏进她的门槛。

她的宿舍与我的不能比。我的宿舍窄而深,是旧房,墙壁黑乌,光线不好。她的宿舍阔而浅,墙壁刷得雪白,象新房。屋内异常整洁,弥漫着淡淡清香,各种小摆设典雅和谐,让人赏心悦目,她是住室布置的能手。我每次去,辅导时间不多,聊天闲扯的时间不少。有时,她要我吃她烧的菜肴,却不陪我吃,只在一旁呆看。我点啜一下,道声:好,好。便放下筷子。她上前来,非要我狼吞虎咽,说是不要我品尝,是专为我做的。我承认,她的烹饪造诣不浅。有时,她要我伸出手来,替我看手相,说我手上的生命线长,生命力强,长寿;说我感情线少而齐,感情专一,将来娶妻能白头偕老。有时又拿出一副扑克牌来,舖一桌,让我抽一张,用扑克牌替我算命。板起面孔认真道:“你要找的爱人在南方,今年八月有贵人相助……。”

我点滴不信,表面只能应付。

我怕她。怕这般大龄姑娘有变态心理;怕‘男女授受不清’;怕外人生出流言蜚语;怕应付不好,伤害她自尊心,会使她恼羞成怒、惹出事端。每次去她那儿,我都疑虑重重、小心翼翼,先要她摆出问题,解答完以求尽快离开。我的时间确实很紧,况且,我压根儿没打算在她身上做‘文章’,年龄相差多又‘门不对户’。

她与我不同,有高屋建瓴之势。对我的厌倦、不耐烦心态,很敏感,只不露形色,用法子‘调教’我。她向我讲述她家庭情况,着力介绍她父亲的为人。她说,你看,我哥在尕海与就业人员不是相处很好吗?他欺侮、压迫你们吗?看得出他是干部子弟高人一头吗?

不错,她哥人缘很好,对任何人一视同仁,我原以为他是‘农工’家庭出身的子弟呢。

“我爸常对我们说,犯人犯的是国家的法,不是犯哪个人的法,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他们有自尊,甚至比一般人更强烈。……那里面有些人是因为不同的认识、不同的思想观点而犯罪的,有不少人才,若是思想转变过来,是很有作为的。”

她父亲无疑是个有见地、颇开明的劳改干部,有这些看法难得。

“我对你的看法就没有偏见,一点都没。从你对待学生的态度上,从处理与鲁××的关系上,甚至从挺胸抬头、目不斜视的走路姿势上,我大致得出你是个正直人的结论。你过去的问题估计也能得到纠正平反的。”

她的话对我震动很大。我何尝不梦寐以求‘平反’时刻的早日来临。我告诉她,我刑满的那天就递了上诉。

“现在全国都在搞‘右派’平反纠正、搞落实政策,总场也在搞。你是先错划右而后打成‘反革命’的吧?”

我点点头。“那大概好办。只要‘右派’纠正,后面的问题也就不攻自破。不错划你‘右派’,你在大学里好好读书,不可能接触后来那些事。你说对吧。”

嘿,这个中专生大姑娘倒挺有政治头脑和敏感性呢,我对她的看法陡然上升一个台阶。我淡淡地道:“其实,平反不平反对我已意义不大,我还能做什么呢?反正这辈子都糟蹋了,完了。”

她很惊讶。“你平时看起来精神振作,朝气蓬勃,没想到你竟是这么悲观,不可思议。”

“我有时振作,有时悲观;表面振作,内心悲观。朝气与活力只是强打精神,我不愿别人看出我内心的痛苦,不愿自暴自弃,不愿就此沉沦。我心有不甘,还在拼命挣扎!可冷静思考,已经大半截入土,再无缘从事喜爱的科学研究了。”

“你还年青,有知识基础,还会有作为的,你的后半生肯定不错的。我很羡慕崇拜你,你难道看不出我对你有好感吗?”她脸上泛起一片红晕。我故意冲淡她:

“好感顶什么用,它挽回不了我青春岁月的流逝。”

她,开朗、大方、热情、好学而能干,是个很不错的姑娘。我对她却没有产生‘爱’,理智告诉我,不该有此奢望。

担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备课写教案、改作业,自学与复习本科课程,又要拾外语;学生象潮水般涌到我屋里,要一个个打发。只能在深夜才能静心学问。

我有意回避她,不愿去她那里。充满激情的她,只要两、三天不见我去,逕直跑到宿舍来,当着学生的面将我拽走。

偶尔某个星期日,向医生邀姚老和我到马孝喜家去,(向与马乃老相识,我们四个都教数学)或下棋、或聊天。马住校内篮球场北端,独门独院,是个幸福家庭。两个男孩读书出类拔萃,夫妇都长得高大健康,性情宽厚,热情好客。即使这时,她也跑来凑热闹。马孝喜拿她开玩笑,向我们介绍道,“这是我侄女,伶牙俐齿。”她噘嘴,装出不高兴样子。姚老解围道:“马老师大你十七、八岁,给你当叔叔,你不吃亏的。”她眉飞色舞起来:“真不吃亏?”大家一齐要她喊‘叔叔’,她还真喊,众皆笑得前仰后合。

姚老到学校后,又结识赵老,图书管理员也与他在一起改造过,我又与他经常在一起,心情较前判若两人。只他到处物色围棋棋友未得如愿,我告诉他愿与一试,他有些疑惑,纹枰上竟也不相上下。姚老说:“小向,在二大队我和老陶下围棋,你在旁观看,问你,你说不会。没想到你还真沉得住气,对我也打‘埋伏’。我说:“那时,我刚从巴仓过来,巴仓的阴影压在心头不散,哪有下棋的心境。”她在旁边听我们谈话,看我俩下棋,替我俩沏茶添水,一句话不说。她对围棋一窍不通,看得认真专注,象是乐在其中,棋不完不走。

这些日子,邹庆礼来看过我两次,是送重危病号到总场医院就诊顺便来的。他告诉我,他的‘女皇’已身怀六甲,可望六、七月临盆分娩。邹是个很稳重的人,极少溢于言表、喜形于色,这次也难禁兴奋。乐滋滋的,似乎想跳、想蹦。他说,你的事也要抓紧咯。怎么样,已有眉目了吧?要不要我替你张罗?将来要是‘一龙一凤’,我们好成儿女亲家。

尕海二大队刘发江的两个孩子也来看我,都小,正念小学。他俩一点不认生,‘叔叔’长‘叔叔’短叫个不停口,在我床上、屋里蹦蹦跳跳,手舞足蹈,在我心底激起股股暖流。

暑假前,贺鹏捎话说他父亲叫我晚上去他家一趟。贺师傅领我七拐八拐,因是夜里东南西北摸不清,我问他去哪里,他说到地方你就知道了。进得一个小院,堂屋里灯火通明,走出一位高大汉子,拉着我的手。问我:“向承鉴,还认得我不?”

“呵,是金指导员!您好,您好!”

金指导员是我在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的指导员,为毛主席像烧洞的事,是他救了我一命。我焉能不记得,我会终生不忘!

桌上早摆着丰盛的菜肴。他说:“来,都就座,我们边吃边聊。”我说,我已用过饭了。金一听,不高兴了。“贺师傅,你咋帮我请的?用过饭不是叫我讨个没趣,白忙乎?”

金指导员还是老样子,高嗓门,快人快语。我不能叫贺师傅为难,叫‘恩人’扫兴,主动就座。我说:“我今晚舍命陪君子,陪你们喝酒吃菜,总可以了吧。”指导员爽朗笑起来。

原来,指导员与我们一道由巴仓调德令哈农场,在总场任着副食品加工厂指导员之职,再没动过。

他说,你一来学校,我就知道。我的孩子回来说的,说来了个向老师如何如何,我一猜就是你。

他说,请向老师来,有一事相托:我的老小现读初二,调皮捣蛋光贪玩,功课不好。以后烦你多操心,管管他。

他叫出孩子,只见年龄不大,个子不小,与贺师傅个头相差无几。这孩子朝我规规矩矩鞠了一躬,进里屋去了。

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救命之恩’又当如何?可惜我此前不知,早知早管了,何须相托相请。

 

四、探亲记

六月二十放暑假,第二天便踏上探亲归程。为节省车费,贺师傅在机修厂为我找的便车,对我说:“搭便车的人可能很多,你要尽量早些。”天不亮我便赶到停车地点并第一个上车。

这是辆刚大修过的带蓬旧货车。果然搭车的人很多,蜂拥而上,互相争抢挤吵,直往我身上压过来。我一让再让,最后只得坐到一只柴油桶上,才算安身下来。

天下着雨。上车前就在下,越下越大,是场青海少见的大雨。十点光景,突然车轮打滑,陷进烂泥里。无论司机怎样加大油门,始终冲不出来。大雨滂沱,车抛锚在荒滩上。这里人烟稀少,有时十几里、数十里才见人家。这儿正是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司机站在大雨中,吆喝‘乘客’全下车,一则减轻车的负荷;二则人多力量大,帮推一把,兴许能冲出陷泥。我第一个响应跳下车来,其他人全装聋作傻,不睬不动。直到司机跳脚骂娘才又下来三、四个。司机轰大油门,我们帮着推,试了几次都未成功。司机下得车来,又是大骂,这次骂得更难听,不堪入耳。车上除四、五个老人和小孩,还有二十几个中青年。有几个人模人样的小伙和大姑娘,全铁了心,纵使骂祖宗八代也不下车。

我迷惘了。‘文革’中,‘在心底闹革命’、‘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要斗私批修’,震天价的口号还在耳畔回响。经过‘战斗洗礼’的人们,‘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沐浴下茁壮成长’的人们,如今竟这般自私、麻木!‘文革’不但没把‘私’字斗垮、斗倒、斗臭,反而空前膨胀起来。这种‘物极必反’的报应是我始料不及的。打入‘另册’的我,恍如隔世,对社会已完全陌生。我无法理喻,这社会还是人的社会吗?怎么没人味儿呢。

三番五次全失败了。车轮陷在黄胶泥里太深,而且越来越深。司机和我早通身湿透,滚一身黄泥巴,俨如泥人,只有另想办法。司机站在大雨中向远方眺望,对我说,那里象是个羊圈,有人。请你去看看,借两把铁铣来。

果如他所料。我借来铁铣,与司机一道将烂泥挖出填入砾石,费了九牛二虎力才将车开出来。待我送还铁铣折返两趟,觉得腰腿都不是自己的了。司机对我大加赞谢,说了许多好听话,又叫我坐驾驶室里。我第一次觉得我应该享受这优待,一点不为车里还有较大年纪的人而羞愧。

火车上我无心顾盼沿途风光,一直憧憬在与亲人相逢相聚的梦境里。北京新车站是我第二次相识,第一次在二十年前的五九年冬,它巍峨壮观,那时刚投入使用。我知道它是梁启超的儿子、时任清华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系主任梁思成设计的。车站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我象掉进人海里。出得车站,我四处搜寻,却不见来接我的胞姐的身影,只得询问路径前往。姐夫见我虽高兴,却不很热烈。胞姐气喘吁吁回来见到我,一把抱住,一句话说不出,抽泣起来。胞姐是世上最少私心的人,脾性耿直,对人象炭火般炽热。她对我无微不至,感情真纯到极致。她告诉我,在车站找不到我,急坏了,请车站广播找人,生怕我迷路丢掉。在姐姐眼里我似乎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我开玩笑说,我有眼睛认得汉字又认得外国字,有说话问路的嘴,只要在地球上就丢不掉。说得胞姐破涕为笑。

六月下旬的北京,天气炎热,所有人都穿衬衫、背心,我穿的却是件棉衣的罩衣,黑不溜湫,犹如外星来客。姐姐伤心不过:“可怜连件衬衣都没!”理发、洗澡,姐姐亲为我搓背搓身,然后从上到下换上夏季时装,把我打扮好才舒心道:“瞧,弟弟一下年青了十岁,还年青得很哩。”又把我身上的‘劳改皮’全做了‘处理’,没留一针一线。姐姐说,你大约劳改二十年从没洗过澡,身上污垢够肥一亩地!

姐姐给我买了块表,带我游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照了不少像,形影不离陪我玩了一星期。我把我的经历简要向她诉述,惹得她时时落泪,有时竟是失声痛哭。姐姐说,我一直认为弟弟是清白无辜的。你逃荒要饭,恨死了旧社会。解放后你是全县第一任少先队长,以后又吃着国家助学金读大学,对共产党感激还来不及,哪里会反党?你是对混进党内干坏事的个别人不满,才被划右的。你吃亏在太认真、认死理上,又太争强好胜不服人。以后你遭逮捕判刑,大约是对反右不服,对党产生怨恨。这也是人之常情。

姐姐并不完全了解我。她大致说对了前一半,后来的判刑并非我心胸狭隘,拘泥于个人私怨,仅仅因为我有人的起码良心。我没有告诉她、反驳她,我觉得没必要。

星期日外甥回家来,亲切叫我‘二舅’。我第一次见他才六岁,如今已是相貌堂堂、威武英俊的青年。姐姐告诉我,他参军,在部队各方面表现出类拔萃,只因你的原因,没能提干、入党。这些是我意料之中的事,姐姐和姐夫何尝没受我的株连吃尽苦头呢,只没说罢了。

又问与鲁××的事,我和盘托出。姐姐说,我看世上就你傻!现在社会不是以前了,到处瞎哄骗,我真担心你适应不了,还要吃亏。你的婚事以后我替你物色,保证找一个你中意的。

到九江码头下船的时候,弟弟接我。猛一见弟弟竟把他当成了哥哥。二十多年前弟弟是十一岁的孩子,如今长得人高马大,和记忆中当年哥哥长得一样。胞弟很能干,自学成才,在九江供电局总调度室当调度,早娶妻室,已有个四岁多的男孩。弟媳也是电工,全家住市郊不远。

自母亲辞世,弟弟是我最爱。然而因我的缘故,他失去上大学机会,失去上军校机会,失去提干机会。我给弟弟的是无穷尽的伤害,囹圄中,我对他的愧疚和思念也是最多的。

弟弟对我说,自五七年暑假我毒打他后,才引起他思想重视。读初中成绩稳步上升,初中毕业已飙升前三名,考上九江农专。恰逢我‘东窗事发’,被逐出校。高中毕业又考上军校,体检与成绩很不错,最后政审又因我落选。读大学无望,当了通讯员,凭能力和表现,本应转干,却下放农村挑大粪。后来柘林修水库、建电站,当了工人。电站建成他已成技术拔尖的电工,调武宁变电所,不久又选到九江供电局当调度。

有一天,弟弟拿来《五七一工程纪要》,我详读了,才恍然大悟。其中有段内容大致如下的文字,引起我极大兴趣--……毛泽东今天利用这个打倒那个,明天又利用那个打倒这个,对谁都不相信,惟相信自己……。

应该说,林彪还是把毛某人看透了的。

林彪用阴谋手段对付阴谋家,无可厚非。‘胜王败寇’,王与寇本是封建制度必然结出的两个毒瘤,本质并无不同。

读着《纪要》,思绪联翩,感概万千。阴谋家行程匆匆,都到马克思那儿报到去了,还有一场官司打。不知马克思把谁当成自己的真传弟子?或许被马氏一顿臭骂:两个都是不孝子孙,亦未可知。

九江是我呆过四年的地方,我在这里由少年成长为青年。抽得闲暇,母校一游。我欲探望恩师章甘雨,谁曾想到,章老师已作古多年,也是五七年‘在劫难逃’的冤魂。打听他的坟茔,无人知晓。只能在心里祭奠他,向他鞠躬默哀!惆怅与悲哀浸着我,归途泱泱,四肢无力,象是病了一场。

我回到武宁,见到二十三年未见的老父亲。父亲年过古稀,老泪纵横。我宽慰道:“我现在好好地回到您面前,又没留下残疾恶症,您老应高兴才是呀!”父亲哽咽:“我知道你不会干伤天害理事,感谢苍天有眼,是它保佑了你。”父亲终生不信教,不入任何党派,但相信‘苍天有眼’。第二天一大早,我去奶奶、母亲坟上,行三跪九叩大礼,向她们报告我的归来。

县城知道我的讯息,连日来有好友登门探望,都是我小学、中学同窗。见面有说不完的话,每每至深夜。

我少先队时期的辅导员见到我,开口便道:“听说你在大学划右,划错了,划错了!真亏死你了!”他是老党员。

谈话中,我得知我的小学老师陈竟楼早已逝世,是老死的;而最受我尊敬的罗时浣老师则与我一样,划右后被活活整死了!罗老师敢在讲台上痛斥国民党腐败、贪官污吏横行,是个正直得不能再正直的人。国民党没有划他‘右派’打入另册,容得他,可毛泽东容不了他。……。

听说肖庚生老师仍健在,连夜去拜访。他居然一口叫出我的名字,我离开时还是个十四岁的孩子,他的记性该有多好!言谈中,得知我的(也是我哥的)老校长张罗已遁入空门,成天吃斋拜佛,如今是县佛教会会长。沧海桑田,世道变化何其快、何其大!

父亲和哥哥把他们的遭遇也大致对我讲了。

‘文革’中,哥哥有三大‘罪状’。首一条:有个‘现反’弟弟。他是水轮机厂工程师,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解放前夕上中学时集体加入过‘三青团’。造反派说父亲是‘逃亡地主’,理由是:为啥你家能供养起两个大学生?幸有街居委主任左老太出面作证:“莫乱说。他一条扁担挑两只箩筐,逃荒要饭进的东城门,我亲眼见的。”左老太为人正直,又有硬后台--她女婿时任县委副书记。造反派并不甘心,跑到河南光山我家祖籍外调,证明我家世代贫农,父亲为人忠厚老实,无半点劣迹,才了了。

文革中小小的武宁县城,揪出牛鬼蛇神好几十。天天戴高帽游街示众,长长一串,跪一阵,斗一阵,喊一阵,哥哥在其列。晚上关牛棚,不得回家与亲人团聚,嫂子一日三餐送饭。批斗中,拳打脚踢,吊在房檐上。有次批斗,一个黑杀手照哥哥后心一拳,把他打得昏死过去。我哥生性柔弱,受不了酷刑欲自杀,父亲发现及时制止他,开导说:“这是场大劫难,只要没做亏心事,总熬得过去的。你要想开,要挺住,你有儿女要抚养啊。”

哥哥六零年由太原主动请调回县,任水轮机厂工程师,负责技术工作。按资历、文凭与能力,厂长位置都不够他坐的。他不懂权术之道,当个技术股长还遭人算计、嫉妒。批斗时,有人质问他--你弟弟当反革命,是不是你指使教唆的?

受我株连的何止亲人?我的朋友、同学及其家人,不下几十几百,株连之广之多、手段之残毒,古今无有!

父亲说,现在好了,乌云散,太阳出,那些拿钢鞭、铁棍打人的恶人,这几年每年死几个,死光了,全得的暴疾。这是老天给他们的报应。父亲掰着手指,有名有姓,谁得的什么病症,何时死的,一连数了十几个,全是城里有名的歹毒恶棍,无一‘安乐’死,令我惊骇不已。

如今的武宁县城是六八年新建的,我记忆中的小山城早已不复存在。我怀念老县城,那儿有我童年戏耍的乐土,有我的欢乐与笑声。中山公园有争奇斗艳的树树梅花;有任摘任吃的梅子,平园的青枣。那儿有我的母校--师范中心附小,有张家祠堂、王氏夫人庙;有武宁一中;北门头有我栽的紧靠城门的第一棵刺槐。大操场上有我赛跑的串串足印,有我大年初一雪地上留下的深深步痕……。我站在新县城的南渡街口,望着没入水中的老县城: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已一去不返,我的足迹和笑声再也无处寻觅了。

连日来,父亲和哥哥与我讨论两件大事。他们执意要我尽快回来,西北漂泊半生,再不能浪迹天涯了。家乡有我的亲人,我的老师同学,可以相互照应。我告诉他们,我虽刑满,仍身不由己,回来得上头批准,得办各种手续。若不能平反光明正大回来,即使回来对亲人有害无益。我说,我正在打官司,平反或许有一线希望。

父亲一听我还要打官司,浑身抖索起来:“你还打什么官司呀!打不得的,历来衙门都是官官相护,你告原来判你的衙门,不但打不赢官司,弄不好又要算老账罪加一等。吃个哑巴亏算啦,千万莫打。”

父亲吓破了胆。我宽慰他:“我不是小孩子了,已是不惑之年。凡事我会酌情量力而行,您老就不要再为我操心了。”

再一件是我的婚姻。父亲看得重于一切,要我抓紧办,象是一天也不能耽搁似的。他噙着泪说:我只有看到你成家了,死也瞑目了。此前哥嫂已物色几处,我都觉不合适。吸取第一次教训,一切由我自己作主。看着父亲急切的心情,我不能不满足他的愿望,向他表示:短则一年,长则两年,解决终身之事。父亲半信半疑。

故土一月,匆匆又登回程。我望着悲苍的老父亲,望着兄嫂和送我的侄儿女,众多的亲朋老友,心中积满断肠人的血泪。

 

五、‘桃花运’

在车上一直考虑,到兰州下车去兰大落实我的‘右派’悬案。我估计还有人作梗揪住不放,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事,我陪不起。一则身上没钱,要吃住;二则要耽误学生。心一横,算哪,以后再说。

进得育红中学,惊闻暑假发生两件事:刘干事刚调尕海分场不久,暴病去世;金指导员的小儿子在水塘溺水而亡。刘、金都是不错的干部,我很感激他们的知遇之恩,无以为报,正想尽点绵薄力,没想到发生这种事!心中十分惋惜。

这学期我跟班上,教高二(毕业班)数学。刚要上课进教室的时候,×××跳到我跟前说,你下课立即到我宿舍来,我有特重要的事告诉你。

我到她房间去,见她的脸红彤彤地。“暑假我回洛莫洪农场父母那儿,把你的情况向他们说了。”

“我的情况有什么好说的?”

她的脸更红了,变成红紫,娇嗔道:“你真是个书呆子。有时聪明绝顶,有时笨得出奇。”

“我是个笨人,乃世上最愚者,请指点迷津。”

她轻轻推我一下,撒娇道:难道你看不出,感觉不到我喜欢你?

“请莫拿我开玩笑,这玩笑开不得,我开不起。”

她一下扑到我跟前,用胖乎乎的小拳头击打我的胸部和胳膀。

“谁和你开玩笑了,我是真心爱你呢。”

“×老师,请你冷静!我们不合适,无论年龄、身份都不合适,莫把鲜花插到我这牛粪上!”

“谁说你是牛粪了?你是作践自己!你劳改十八年没得看书,一上手便能教高中,老师们都惊奇得吐舌头,对你评价很高,都说是块‘好料’。”

她一再向我表白,她是经过认真考虑选择的,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我一再表明,我们根本不合适,跟了我不会有幸福,只能陪我受一辈子罪。

她不慌不忙,掏出我写给她的‘联句’来。

“你写的东西我爸看了,说你很有个性,文字有味儿,夸了又夸。”

看电影归来的即兴戏言,没想到竟转到她父亲那里。

她告诉我:我父母说,论年龄相差十三、四岁,稍大些,但也没什么,主要是你必须彻底平反,他们才同意。

“你父母的话是个托辞,平反与否,我能决定得了吗?如果是这样,倒是我自己要去坐牢似的。刀把子攥在别人手里,哪能由我?我说我无罪,他偏说你有罪;我说我不但不该抓、不该判,还应该得到奖赏,得到弘扬。他偏不平反,你为之奈何?”

“不过,父亲说,目前对你平反有利,全国都在清理如同你这一类的案子,他估计你平反的希望很大。”

“希望有,不等于事实。要平反,很难说要等到猴年马月呢。年龄不允许我无边无影等下去。再说,我压根儿不接受附有先决条件的爱情和婚姻。我认为凡有先决条件就不是真正的爱情和婚姻,是买卖、是交换。”

“你觉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呢?”她偏着头,问我。

“很简单,以心换心,两心相倾,相互绝对信任,无怨无悔,这便是圣洁的爱情。附有条件即是给爱情带上枷锁,是对纯贞爱情的玷污,两者无共同之处。”

“你对爱情的理解过于理想化了。婚后可能遇到的压力和困难处境有时不得不考虑的呀!”

“这我承认。但我追求的是真正的爱情,没有真正的爱情我宁可终身不娶。我不接受任何先决条件,有条件即是不信任。说到底,你相信的只那张法院纸片,不信我。彼此不信任,有什么爱情可言。”

她面红耳赤。尽管她钦佩我对爱情的专一、矢志不渝,但不能不顾虑父母的意见和叮嘱。末了,她表示还须做通父母的工作。

凭心而论,这时我确信她是喜欢我的,我对她也颇多好感。

那晓得,事情又有变故。

快到国庆的时候,同教研组的师淑芝老师邀我到她家去,说有事和我商量。师老师是我到学校后在原有教师中最受我敬重的一位。我敬重她,并非她学识高。她是‘老高中’,教初一、初二数学。她穿着极朴素,同农妇无异;在组里话最少,很庄重;勤奋好学,没有虚荣心,遇到疑难不象有的老师躲躲闪闪问人,而是直截了当请教。从这些细微处,可知她是个至诚朴实的人。

她对我非常客气,开门见山问我:“听说你同鲁××的事处理妥当了?”我点头称是。她说:“你是马主任和老苗接到学校的,你在尕海的情况我们也知道。--”

原来师老师与苗干事是俩口子。俗话说:‘不是一样人不进一家门。’苗干事也是个本份人,朴朴实实的,我印象不错。

“本来,你刚来校不久,我就打算找你。听说你和鲁已经在谈,不便再开口。如今那边的事已了结,我打算给你介绍一门亲事,你意下如何?”

我很感谢她的关心,问:“不知是谁?”

“我侄女。”

我吓了一跳。“哪不行。我与你的年龄差不多,你侄女太小。”

“是叔伯侄女,今年二十六周岁。”

“恐怕不行,年龄相差太大。”

“我这侄女委托我替她作主,我看上的人,她便同意。我认为你虽然年龄稍大些,其他方面很不错的,你们还是般配的。她那边的工作我负责作,现在只看你的态度。”

“请给我三天考虑时间,三天后答复你。”

我不能‘脚踩两只船’,决定婉转告诉×××,看看她的态度。

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到她屋里去。我对她说,我的老父亲七旬有三,我已经答应老人,一年内解决婚事。我觉得这是我力所能及的,没有理由不满足老人,我已经使家父失望太多。不知你把我的意思向你父母转告没有?她说:“转告了,俩老还是那个意见,要你平反了才好定。”我问:“你的态度呢?”她说:“父母的意见自有它的深层道理,我想,应该得到尊重,就象你尊重你父亲的意见一样。”

谈崩了,只有摊牌。我说:“我们应尊重父母,都没有错。可这事不能拖,再拖我只好打一辈子光棍。那样的话,我只有接受别人的介绍了。”

她抿嘴笑,以为我跟她开玩笑,或者在变法子要挟她、逼她。

“如果有人替你介绍亲事,你应该接受这好意。”

我极严肃地告诉她:“这是真的,不是玩笑话,千真万确。我不能脚踩两只船,干缺德事。我尚未对介绍人表态,特来告诉你,征询你的意见。”

她停顿好一会,笑容没了,说:“你可以接受,你有这个权利。”

“那好。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谁也不怪谁、骂谁、恨谁,谁也不欠谁,我们还是朋友。”

她答应了:“这有什么可怪、可骂、可恨的。”

她可能心里不是味道,没有什么可安慰她,打算立即离开,避免难堪。我刚要举步,她又叫住我。

“有件事还要听听你的意见,我想写入党申请书。”

“别的事或许我可以参谋、参谋,惟独这事只能你自己拿主意。”

“如果我一定要听听你的意见呢?”

她很固执、很有个性,我不能把事情弄僵。认真考虑了一下,说:“各人的经历不同,对党的认识也不一样。我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谈,你觉得无参考价值就当我没说。”她默默地注意听,脸上失去昔日的活泼,很严肃。

“如果在建国初,我一百个赞成,如今我认为可入可不入。在百姓心中,共产党威信已今非昔比,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执行着一条极左的错误路线,光三年‘困难’饿死的人难以计数。二是治党不严,大量坏人混进党内,入党作官,欺压百姓,败坏党的声誉。当然好党员也不少,党的宗旨、纲领是好的,在很大程度上被坏人玷污、亵渎了。你想入党,证明你有信念,有追求。人不能象牲口那样活一辈子,没信念追求就没有精神支柱,没有灵魂。但必须清楚为什么要入党,真正的动机是什么。要入,就要做个真党员、好党员,不为入党作官,不图名为利,更不仗势整人害人。无论当党员与否,都要对人民、对民族扪心无愧,这种人活一辈子心里踏实。”

我一口气说了一大堆,以前从没对她说过这许多话。

她说,你的要求好高,比党组织对我的要求还高、还严,你看我能做到吗?

“只要心正心诚,肯定可以。”

她又要我替她草拟申请书,我满足了。

我从她屋里出来逕直去了师老师家,对她说:“试试看吧。”正式接受她的介绍。她要我写份简要履历及家庭成员情况等,一切如实写出,写在一张小方块纸上,既无抬头也无落款署名。

哪晓得,这张字条是只鸿雁,‘千里姻缘一线牵’,在它的指引下,在不久之后的日子里,居然开花结果。

写完字条不几日,七九年十一月五日,突然接到兰大电报,要我回校落实政策。这是我期盼已久的事,立即向校方请假,只通知了姚老和师老师,急急踏上旅程。

在我的床架上面放着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大猪头,是学生家长送来的(我不在,否则我会拒绝),足有六、七斤,我甚至忘记告诉贺鹏叫他拿回家去。(以后腐烂发臭,贺鹏发现将它扔了。可惜!)

当时我的心情是何等地急切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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