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下篇 归魂路
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一）
一、初上讲台第一课
我要回家，归心似箭！打从五七年暑假一别，二十三年没见老父亲和兄弟、姐妹。他们如今是个什么样子呢？父亲七旬有几，我没有在跟前尽过一天孝，反而叫他为我提心吊胆，吃尽苦头！我攥着〈刑满释放证〉怔怔地看，我‘释放’了吗？‘自由’了吗？可以回家吗？我是无翅的鸟，无毛的秃鸡，莫说飞，连‘扑腾’也不能。我手无分文，买不起车票，而即使借钱，还得申请待批。虽然我没有姚老‘怕见人’的顾虑，却不能不考虑对父亲和亲人的影响。倘若乞丐一般拿张‘释放证’回去，半人半鬼，无疑在亲人心头旧伤又加新伤。罢，罢，当务之急是把〈上诉状〉复写多些，不断地寄出去。
父亲知道我活着，兄、弟、姐、妹立即与我取得联系，众口一辞嘱我速归。他们以为我有了‘释放证’，可以蓝天上自由飞翔呢。他们哪里知道，不过是小笼换大笼，离真正自由还有万里之遥！
邹庆礼君这时从四川探亲归来，以光速处理好了终身大事，我惊骇得目瞪口呆。他对我说，我妻子只十八、九岁，一字不识，很健康。相亲那天，我自惭形秽，没想到被我未来的岳母和妻子一眼看中，断定我是‘靠得住’可托终生之人。不嫌年龄大也不嫌‘劳改释放犯’身份，一分钱彩礼不要，只一周张罗便成亲。他说：“我一辈子此前从未碰过女人，虽是学医的，新婚之夜竟找不到‘庙门’，你说可笑不！”说得我忍俊不禁。
“新婚燕尔，你怎么忍心抛开她跑回来了？”他不假思索回答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回来是要上诉打官司，我必须洗刷不白之冤。我已经写过好多上诉书，只到现在还没一字回复。”
邹君把自己妻子称作‘女皇’。每见他，都要向我诉说他‘女皇’对他如何如何体贴，如何如何好，赞不绝口。
邹君是痛苦的又是幸福的。我深切体味到：他对生活有了希翼，充满期待。
众多的难友对我很关心，不断向我进言：“都四十了，不能再拖了。打官司尽管重要，刀把子攥在人家手里，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解决。一晃几年过去，过了这村再无这店，你拖得起吗？成家又不妨碍打官司，两手同时抓，拖不起了。”这些都是好意。看到童志友抱着刚出世的白胖儿子，确叫我怦然心动！只好表示愿意试试。问我要求条件，答：身体健康，忠厚老实无谎言，最好二十七以上，不可太小。
七九年二月，刚过罢春节，总场又来人调我。这次不同，来人坐吉普车，带着总场政委手令。时教导员对我打招呼：“这次顶不住了，我们再想留你也不敢。你去吧，不然对你不好，我们也惹麻烦。”来不及向难友道别，‘押’上吉普到了总场。
总场来过一次，一年多前看望姚老的时候。坐在热拖拖斗里，心里想心思，什么没看见，搞不清东西南北。原来这儿是个颇具规模的城镇，纵横有两三条街面，多为平房。街两旁有不少树，多为高耸的白杨，街道比较整洁。四处分布着修配厂、面粉厂、副食品加工厂、机关单位、招待所、银行、信用社、邮局、商店，十字街中心处即是总场场部所在。它的对面是新华书店，书店门口的街面有篮球架，不少人在打篮球，街上行人很少。
从总场场部同侧约百米的一条巷道插里去，便是总场育红完全中学。老大一片平房。不论教室、老师宿舍、实验室清一色平房。占地面积不小，布局杂乱无章，俨然一个大杂院。
开初我住离校门不远的一间平房。里面原有位教外语的陈老师，六十多岁，清瘦，文雅。他是抗日时期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与我一样是刑满就业人员。开学上课还有几天，提前调来是要我们先熟悉环境。闲聊中，知道他先我来这里才不几天，原在另个分场。陈老师原在北平参加学生运动和进步组织，七、七爆发才去西南联大。肃反中说他是‘托派’，判二十年。直到刑满后一直呆在农场，有二十几年了。他说他的案情全是莫须有，他写过无数次上诉，提供过许许多多旁证，本来是不难澄清落实的。然而每次上诉都石沉大海，没人理睬。他说他至今仍在上诉，只是希望越来越渺茫，活着的知情人越来越少了。他显得悲戚、无奈。
开学上课前，我搬到另排平房，离陈老师不远，中间隔个篮球场。这排平房共六间，西头第一间是压面机房，白天三、四个教工家属在这里忙进忙出。我住另头第二间，一人占独间。两边住着带家眷的老师，都姓任。把头的任老师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犯罪判刑原因不详，调来已半年，此时喜得千金。他老婆很年青，还在坐月子。我与他极少往来。另边的任振亚老师比我大几岁，个头比我矮。他和他妻子是原配，湖南长沙人。有个儿子，十三岁，读初一。任振亚毕业于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青海冷湖当一级技术员（挨工程师的边儿），还兼苏联专家翻译。六○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回专家。他因与专家关系‘过密’而罹祸获罪，判五年刑。他老婆皮肤白嫩，体态匀称，五官端正，又颇会修饰，衣着打扮别具一格，给人以清新之感。任振亚担当初三两个班数学，我教高一两个班数学。业务有些联系，接触多些。另有两间房尚空着（任振亚平反后调格尔木中学当校长）。
那些干部身份带家眷的老师住篮球场西头。虽同属平房，却是一幢幢的，每幢有三间、四间，每户用篱笆围个小院。不象任振亚三口之家挤一间房里，既是卧室又是厨房还兼办公备课。
育红中学是德令哈农场唯一一所完全中学，学生有一千好几，老师一百多。学生有干部子女，工人子女，也有少数就业人员子女。高中学生多数是各分场念完初中过来的，多为住校生，只在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老师来历形形色色，有正规大学毕业分来的，教导主任马孝喜（河南人）就是师大化学系毕业。这类人全校只三、五个；大多从小学老师里提上来的小教，老高中生；还有从开拖拉机师傅中拨来的工人，没进过大学门槛的是绝对多数。再一类即如我这另类，刚补进来不久，已有八、九位，还在源源不断往里调。
校长兼党书记叫孔军，原是某大队教导员。他妻子原任小学校长，现教着初一数学，与我同组，桌挨桌，四十有几，脸色红润且微胖，是个爱说笑性格活泼的人。
数学组长房增春原是哈尔滨工大的老‘右’，问题较轻，毕业后发配青海德农，并未判刑，来校前任着机修厂工程师。老师中名望最高的有两位，一个叫赵毓文，人皆称‘赵老’，已过花甲之年，毕业于上海某名牌大学，解放前的老工程师，学识渊博，是多面手，不上课，专为一些年青老师上课答疑；另位是教毕业班物理的戴云龙老师。赵老和戴老师都是上海人，戴是解放初的大学毕业生。我一来学校，便听闻他俩的情况，无论老师、学生，有口皆碑，五体投地。我这‘打着鸭子上架’的门外汉，心想要向他们好好学点东西。没想到，戴老师不到五月份平反回了南京工学院（江苏工学院？），回去就定副教授。待正式上课我又掉进学生窝里，顾不上听他们的课，甚觉遗憾。
我们这些‘残渣余孽’，‘文革’中属于‘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叫翻身’的人，要站讲台过去不敢想，‘文革’刚结束，臭老九便上讲台，形势发展确实神速。
中国知识分子最贱，有什么办法呢，要活命不贱不行；又受良心驱使，一旦接受任务，惟恐误人子弟，必兢兢业业全力以赴，方觉问心无愧。我拿‘农工正一级’每月四十八元，不到公办教师的二分之一，却担着比公办教师更重的担子，全身心投入教学中。
师者，为人师表。同事告诫，现在衣帽取人多多，劝我收拾整洁些。不修边幅、邋遢乃我本性，又炼狱二十载，习惯早成自然。穿上一大队发的棉制服，已倾我所有，脸虽洗了两三遍，终洗不掉‘犯人’的底色。
没料到的是，我上第一堂课就撞到了‘鬼’。
“现在上课！”
“起立！”学生班长一声口令，学生齐刷刷站在我面前。
我没有立即请同学们坐下。我离开讲桌，逐个地审视我的学生，我必须尽快熟悉他们。当我检查到最后一排座位时，发现有个人没起立。从他幼稚的面孔我判断他是学生，可还是问他：“你是来听课的老师？”他摇头。“你是场里派来检查的干部？”他仍然摇头，学生中有轻微的笑声。他的椅子前腿悬空，仰着头，两腿架起交叉，脚放桌面上，身子呈平躺状，还在悠闲地忽闪身体。我又问：“你是学生？”他点头。“你是否身体有些毛病不能站立？”他摇头，脸通红，用圆鼓鼓的眼睛瞪我。他象个不会说话的哑巴，一直不吱声。我用极严厉的目光盯着他，心里在盘算如何处置他。我的心在颤栗，在抽搐，来不及考虑后果，突然爆发了－－一把将他提起，直拖到讲台前，愤怒道：“我没有你这个学生！从此后我的课你不要上，你走吧！”把他推出了教室。
心潮象波涛翻腾，在咆哮！久久难以平静。第一堂课未能完成讲稿内容的一半，计划被打乱。我气坏了。
我原不是当老师的料，一辈子不曾想过当老师。命运偏偏作弄我，最不愿干的事非叫干不可。也罢，干不成卷铺盖滚蛋，又不是我打报告要来的，尕海还盼我回去。
事后得知，被我赶出教室的学生是全校闻名的‘尖子’，一个有来头的‘小衙内’。他个头长得高，全校男女同学都怕他，受他欺侮。此前，不论哪个老师上课，他未起立过，养成目空一切、鄙视老师的恶习。可怜巴巴的老师们只忍着，由他去。
正当我准备‘滚蛋’之际，他的父亲领他上门赔礼道歉来了。他父亲是位有资历的干部，有付硬朗身板，见到我，双手攥着我的手不放。他的手大而有力。
“你就是向老师呐，你来得太好了，可惜迟了些！我的孩子就是要你这种老师教，你一定能把他教育好！千错万错只怪我们当父母的平时太溺爱太宠他，使他不懂规矩、不懂礼貌，请你原谅他一次吧。他以后一定会改的。孩子，过来！赶快给老师行个礼，表个态呀！”
他的儿子向我行了个近九十度的鞠躬，没说话。这就够了，我的气全消了。
烟消云散，一场风波过去。我没说一句话。这是个不错的老干部，有身份不居功自傲，无架子。我还能说什么、要求什么？
刚两日，尕海分场孔场长到学校来看望他女儿，正好是我教的学生。他就不同，有点架子，派人把我召到图书室，对我道：“向老师，你是我们尕海出的一个人才哩，我调你去分场你不肯，嫌我那儿庙小，放不下你这菩萨，竟跑到总场教高中了。也好，大材大用，各尽其能嘛，我的孩子就烦你多替我操心咯。”
我早听人说这孔场长以前跟贺龙元帅当过警卫员，凭这点很‘牛气’。文革中，贺老总被打成‘军阀、土匪’，不知株连到孔场长没？看来问题不大，要不哪能还有‘牛气’。他把我叫到图书室‘谈话’，我是极不情愿、很反感的。
孔场长走了。图书管理员提来只小竹篮，上面用报纸蒙着。原来全是鸡蛋，有好几十，我无论如何不接。管理员弄得发起脾气来：“不要白不要！我说你这人怎么到现在还这么傻，脾气这么倔犟呢。”
我也有些动火。“你没听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吗，若是我教不好，怪自己没本事，被人一脚踢出去，回去也不欠人的。拿了吃了就不同，人家心里会不舒服，我心里也老觉着对不起人。何必哩。即使他女儿满意我的教学，那是替国家民族负责，是我本份，用不着他谢。”
我硬把他推出了门。听见他说：
“没见过这样的怪人，不可思议！”
二、和鲁××的邂逅
德令哈的阳历二三月冷得很。早上我跟着学生跑操，操场上的人都戴皮帽，皮手套，象我这光头光手的没一个。我不停地搓手搓耳朵。此前我已经认认真真做完一套‘劳卫操’，做了几下‘引体向上’，仿佛又回到大学时代。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精神好极了，是全校师生第一个起床的人。不管头天晚上睡得多迟，第二天早上墨墨黑五点准时早读。我希望自己把外语拣回来，把能拣回来的东西尽可能都拣回来。我精神抖擞，充满活力，走路象阵风，再也浪费不起光阴！
关在笼里与世隔绝的人，无限渴望向往自由；渴望工作和新的生活。一旦新生活展现在面前，在他内心激起的激情远非言辞能表达、笔墨能描述。尽管内心有怨艾、伤痛与郁闷，有种种矛盾与冲突，却无法阻挡这激情的迸发！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贱之所在，贵之所在，它也表现在我身上。
我住的这间房间空荡荡的。靠后窗并排放着两付高低床架，我与贺鹏睡下铺，上铺放着脸盆、漱口缸和几本书。屋里一张桌、一把椅、一个铁壳火炉，一盏四十瓦的灯泡直垂到桌面，再无别物。
贺鹏是初三学生，一个好学又懂事的孩子。他的父母原是早年从四川来的支边青年。如今父亲是机修厂汽车修理工，母亲除家务外只干些种菜的劳动，就住在中学街对个不远。贺鹏的姐姐贺小燕是本校高二毕业班的拔尖生，他下面还有两个读小学的弟弟。一家六口四个学生，靠他父亲一人的工资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说不清与贺鹏一家的‘缘份’是如何发生的。一到学校，贺师傅便找到我，说是听说过我的情况，要把贺鹏托付给我管教。我无法拒绝他对我的信赖和真挚感情，答应了。平时贺鹏见我太忙，给我生火炉、扫地、整理内务，我为他做些辅导，大有叔侄亲，师徒情。
我很快为学生所接受，小屋里门庭若市，热气腾腾。
开学不几日，房组长要我证明一道恒等三角题。不知他是要考我呢，还是他对解此题真的力不从心。中午十一点在教研组接到任务，一口气搞到开饭时节才解证出来。我以为是午饭却是晚饭，居然午饭没吃一点不知饿。古人有废寝忘食之说，我第一次有此经历。这道题很烦难，加之对三角诱导公式生疏，先要推导公式再来演证，足花了四个小时才抄写交差。
学生喜欢我的热心与耐心；房老师赞许我锲而不舍的钻劲。
三月底或四月初又调来三位老师，其中俩位是我的相识相好：姚老和向医生。另位是教语文与姚老年龄相仿的老师，都与我住同一排屋。我确实很开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
七四年调离尕海二大队后，与向医生还时常相见，是在休息天我骑车去二、四大队探亲访友的路上。即使路上相遇，也要讨论初等数学问题，蹲在路边，一蹲个把小时。他是个严肃认真又勤勉好学的人，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这次他破格改行当老师，家眷仍在尕海。每个星期六回去一趟，第二天带上一些好吃的，把姚老和我一起叫去打‘牙祭’。他喜欢体育，有时硬把我从房里拖出去打一场篮球；或者到马孝喜家下象棋。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四月，尕海捎话说，给我物色的‘对象’来了，要我去‘相亲’，她寄住童志友家。对待婚姻，我的态度既严肃又古板，内中不乏封建的东西，意识到，改不了。爱情与婚姻必须双方自愿和情投意合，否则便无从说起。我抱定一项宗旨，已是‘不惑之年’，无挑挑拣拣资本，只要人本份老实，身体健康，对‘劳改’过的人不存偏见就行。
她叫鲁××，四川达县人，二十六岁，身体健康，长相平平，出身农民之家。我对长相原无苛求，对品性要求颇高。我想：也算‘门当户对’，我本农民儿子。
交谈中很快发现，她不是我希求的女性，缺乏庄重与纯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的眼神告诉我，她轻佻、忸怩作态。她在注视我时，毫无少女的羞涩感。我判断她欺骗了介绍人和我，多半是已婚女子。当我细问她的父母和家中情况时，她终于承认她刚离婚，原夫是个不务正业、吃喝嫖赌俱全的二流子。我要看法院离婚判决书，她说撂在家里没带，我嘱她发信寄来。
劳改农场发生许多怪事。那些年岁已大的刑满人员，刚刑满便迫不及待四处找老婆，不是欺骗对方就是为对方所骗，弄得满城风雨，贻笑四方。骗的法子各种各样，慌报年龄，五十说四十，四十说三十；瞒身份，不说自己是‘释放犯’，说‘农业工人’；吹工资收入，月工资四十几说成二百、三百，不一而足。也有女方骗男的：原是二婚再嫁，扮处女；头婚原有‘拖油瓶’，慌称无牵挂；甚至有夫之妇来这儿假结婚，过不几天，卷走男方所有积蓄，逃之夭夭。
就业人员重建家庭，十有七八不安生，夫妻关系紧张，吵嘴骂仗家常便饭。骂辞如出一辙，都指斥对方是骗子，骗了自己。社会时兴欺骗，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骗子遍地皆是。大人物有大人物的骗法，小爬虫有小爬虫的妙招，老实人防不胜防，吃尽苦头。落入骗术巢穴的我，沧为囚徒二十几年，再也不愿把自己变成婚姻、家庭的囚徒。‘相亲’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我不断告诫自己：要小心！
我把鲁安顿在介绍人家里，答应承担她的生活费。在离婚书未到之前，‘冻结’关系。交待完便赶回学校，我记挂着学生，怕耽误他们。
不几天，鲁由尕海跑到学校找我来了。我甚觉尴尬作难，颇多羞恼。贺鹏的父母替我排忧解难把她接住他家，又对她百般照顾，犹如她真是我妻子一般相待。每天早上用白糖冲荷包蛋，午餐晚餐也倾其所有，给她做好吃的。家父知道我要谈‘对象’，寄来腊肉、腊鱼，我悉数送去‘犒劳’她，自己未尝一口。我对她嘱咐，一切等证明来了再说，你不要来学校，我很忙，周日上午我过来看你。谁知鲁不自重自爱，我避嫌，她不避嫌。忽一日下午我正在给几个学生讲题，她一头撞进来，把学生全吓跑了。她眼泪巴巴地说，我千里迢迢奔你来，你为何不愿见我，是嫌我长得难看丢你的人吗？很快，压面条的老师家属都知道我‘爱人’来了，一齐拥进小屋。在她面前赞我，在我面前夸她，七嘴八舌，开起玩笑甚至说出‘浪话’。我感到自己是只被人戏耍的猴，面红耳赤。只得大声宣布：“眼下‘爱人’二字根本谈不到，八字不见一撇，只了解一下，请各位大嫂莫笑。”
私下我证询贺鹏母亲对鲁的印象和看法。她坦言道：“按道理这种好事应千方百计撮合促成。你要我把你看成亲弟弟，我才说：“此事恐怕不成。”她谈了她的观察结论，无非懒、馋、奢三字。她每天都睡懒觉，早点做好还要端送她手上；白糖荷包蛋，糖放得多，她喝到碗底不喝净便泼了。“我的孩子不曾受过此等优待哩。这是过日子的人吗？”
贺大嫂与我的观察判断完全一致。
弟弟听说我有成亲打算，卖掉大立柜，凑一百元支助我；姐姐更是全力，一次寄四百来（那时，这是笔大数目）。鲁的法院离婚判决证明来了，她还有个三岁孩子。判决明明白白写着归她抚养，她对我一字未提。
我采取决断措施。跑到校长兼书记孔军家，向他详述了我与鲁的邂逅经历和打算，请他代表组织出面为我调解作证。孔随即到我的小屋。我摊牌道：婚姻必须建立在相互坦诚信任的基础上。经过这段时间交谈了解，我与你没有这种基础。现决定终止我俩之间一切关系。考虑到你千里奔我而来，我不能无情无义，愿承担你回程的路费……”
此时鲁耍开无赖，哭道：“我愿嫁给你，你不能变卦坏良心！”
我说：“婚姻是双方的事，不是我变心，是你一再哄骗我，我无法接受一桩欺骗婚姻。”她知道我说的是事实，有介绍人佐证，也没争辩。
“我不亏你，虽然没碰过你的指头，但可能伤害了你的感情，请你原谅。”我掏出事先拟好的文书，读给她听：
“当事人×××与×××，经介绍人介绍，双方议论婚事。后经交谈了解，彼此情趣各异，无法弥合。经协商，男方同意支付一百元路费，十斤粮票送女方回四川原籍。另外无偿送女方外衣一套、手表一块、皮鞋一双。今后双方无论发生何种事变，与另一方概无干系。特立此字据为凭。”她大约感动于我的诚意，二话没说捺了手印，给她的东西当孔书记的面悉数给了她。
事情结束后，孔军找我谈了一次话，赞赏我做人的正直、正派，心地的善良、坦诚与厚道。这件轶事在全校不胫而走，尽人皆知。
也有人说我迂腐、太傻，几百块钱白白打了‘水漂’，原本一分钱都不该给的。我不这么想。我怕，很害怕，不怕当‘反革命、政治犯’，害怕当‘刑事犯、坏分子’。蛇咬一口，入木三分，倘若她‘咬’我一口，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即使洗清，已经满城风雨，我已身败名裂。凭这点，再多感谢她些也应该。
破财消灾，很庆幸自己没有掉进精神樊笼，没有再次沦为‘囚徒’，我如释重负。
这事折腾半月终于平静下来，又一件事使我失眠好几夜。学校政治干事通知我回尕海分场一趟，说有个什么‘文件’要我过目签字。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
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纸“关于向承鉴同志右派纠正通知书”，赫然盖着《中共兰州大学党委会》大印。上面只不多几句话，大意是：经查向承鉴在五七年‘鸣放’中确有错误言论，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现予纠正。正文下方又写着说明字样：如本人对此结论没有意见，请写‘同意’，一式两份，一份存入本人档案，一份寄回本校。
没有片刻思考和犹疑，我用抖瑟的手写了五个大字：坚决不同意。签上名，扭头回了学校。
一路上心潮起伏，二十三年前的往事又现眼前。到如今还貌似公正，各打五十大板。说我有错，错在何处？为什么不列出来？那些狰狞面孔一齐在我脑中鲜活起来……。
我告知姚老。姚老对我的做法很不赞成。他说：“小向呵，只要他们承认不该划，划错了，就可以了。何必斤斤计较、字字斟酌呢。你敢保证‘鸣放’中没任何错误？莫弄巧成拙。你不该那样认真、较劲的。”
姚老心有余悸，怕我又捅‘漏子’。在他眼里我还太‘嫩’，是个‘楞头青’。我不怕！已经冤枉到底了，不该理直气壮说句真话？
我说，我了解自己，敢打保票。那时我对毛主席共产党相信、崇拜到骨髓里了，爱都嫌爱不及、爱不够，哪能‘反党’哩。
半年多一直沉在教学中，乌七八糟的私事又缠人烦人，没看过报，一头扎到学生中，社会上的事什么都不知。姚老看报雷打不动，又看的《人报》。他告诉我，去年（78年）错划右派甄别纠正，现已到大张旗鼓阶段。你的事因划错右派而发生，错划右是因，后来的问题是派生出来的‘果’。右派纠正，后面的问题依逻辑分析也有望落实。知识分子想问题遵循形式逻辑法则，象解数学题缜密严谨，理化等还须实验证实。某些政治家不同，不要法则，自成法则，不受道德的规范、法律的约束，他自己即是道德化身、最大的法，无‘因’可造出‘因’，无‘果’可生出‘果’，既无因又无果，照样‘格杀勿论’，人头落地，罪名成立。如今，那个时代虽已过去，会按科学办？且拭目以观。感叹姚老用逻辑法则套用‘政治’有理，又不以为然。我心底也有希冀，没有绝望。
我的上诉状寄出去半年多了，难道石沉大海？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