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1972.3至1978.9）（三）
十一、修理组和修理车间
机务队有几十职工，还有正儿八经的工人师傅（只几个）。负责维修大队的农业机械（拖拉机、热拖、播种机、脱粒机，粉碎机等等），管着十余口机井。有看机井的，开机子的，种菜的，做木匠活的，熟皮子的，五花八门。一大队挨尕海边的地盐碱很重，靠机井抽水降低地下水位，使盐碱返不上来，作用类似饮马农场的排碱沟。十几口机井整齐有序地分布在数千亩土地上，两机井纵横间距约五百米。
修理组四四方方有百米见方院子。院子另端是修理组露天库房，有栅栏围着，里面堆放着机井用的两米来长的粗钢管、长轴、短轴、橡胶轴套、轴头螺帽、水泵、机座；还有铁元器件、电器元器件，有少量配购的细的无缝钢管，种类繁多。修理组宿舍是间大平房，它的旁边是机务队职工灶房，朝院里开一扇大窗子，便于修理组的人打饭。伙房大门与车间大门反向，前面一片开阔地，对面约六、七十公尺是机务队各色人等的宿舍。
修理组宿舍里间有个小套间，占着四分之一面积，挂着帘子。我猜，那里放着这几个的私物，刑满多年能不置点‘家业’。只我，一个铺盖卷、饭碗、脸盆，无物可存，在这间屋住了两年多，避嫌，从未掀过帘子。王阳春与陈后勤睡两对面，中间靠墙有桌。我和严济章两对面，和他俩成九十度角，也有共用桌。另俩位睡在门的两侧。
如果说，金祥粹堪称特殊职工，得到可不参加学习的最大实惠，我此时也算个‘特殊’犯人，精神重负基本得以解脱。在二大队搞菌肥从未‘学习’过，最怕‘学习’的我犹如过神仙日子。这里也学习，不过不正规，组长已是‘改造油子’，敷衍而已。我是‘另册’，与他们差着档次，大家要挖‘反动思想’，我可以一言不发。组长叫读文件、读报，叫读哪篇读哪篇，叫读多少读多少，叫停我就停，叫记我就记；组长要大家发言，与我不沾边，谁高兴说，说去。我心安理得当哑巴，比监院里犯人学习轻松多了。
修理车间一排三间，中间是个大间，两头是较小的套间，只中间一个门，门前二十公尺即是公路。西边套间是钳工房，一只足有五平方米大铁桌，桌面、桌腿浑身铁，两头各一台台虎钳。套间门跟前有台电钻，四面墙上挂着锯弓，各种形式规格的锉刀，鎯头，各种扳手……。`
陈后勤是这‘小寺’的‘主持’，机井若无动静，我和严济章就在钳工桌跟着他干。开初，我一窍不通，工具大多没见过，连锯条装锯弓的方向都不会，丝锥、扳牙不会用。用鎯头、钢锯、锉刀样样笨手笨脚，鎯头有时打在手上，青紫、红肿。只是经过陈的指点和练习，慢慢才熟悉起来。毕竟不是太深奥的东西，惟用锉锉平工件，需得长期磨练。
修理组围绕大头车床转。偶尔大队部、四个中队有电器或机械故障，王阳春叫童志友去处理。童既是出色电工又钳工很有一套。陈后勤、严济章和我，给大头车床锉平道轨、配制三星齿轮和齿轮传动装置。要锯齿轮先要‘划线’，掌握划线颇不易，幸得高中学过机械制图。当我接触制造齿轮才真正感觉到机械制造是门深奥学问，英国数百年前发明纺织机、蒸汽机谈何容易！模数（有英制、公制，需懂得换算），齿数、牙深、牙宽、齿间距等等，它们之间有一、二十个数学关系式表达、换算，弄懂它，花了我不少精力。画线于我却不难，与机械制图一样，只工具换成铁家伙，然后按图锯齿。锯齿轮很费劲，蚂蚁啃骨头，要几天时间。锯好由陈后勤用什锦锉修整，直到与铣出来的正规齿轮吻合配套。
如若机井出故障，属于电路问题，小的常由童志友一人前往排除；大的童和我两人前往。属于机械故障（如断轴），除我俩又加严济章。院里一辆架子车，上放铁三爪、神仙葫芦、钢管支架、加力杆、管钳、链子钳、大小活络扳手，还有各种备件。这些原准备停当待命，我和童志友推车便走。严骑辆破自行车跟着（他有残疾）。
机井都挨着道路，工具车推到井房门口。支三角架；挂神仙葫芦；电动机吊走；机座吊走；最后吊水管，水泵。每吊一节，须将下面用夹板夹紧固定于井盖上，用链子钳将连接的丝扣旋开，直到吊出最末端的水泵来。有时，问题出在水泵上，还须拆水泵换叶轮；若是断轴，只须拆到断处。
三个人同心协力，轮流拉神仙葫芦的细链。‘唰啦、唰啦’接连不断，用力不多，只拉得久了，胳臂酸困才换换；不换，一人将一节管子拉上来也能坚持。拆卸完，若缺备件，童骑车回车间去配去取。
第一次使用神仙葫芦，果如其名，发明者太聪明了！没神仙葫芦，我们仨会一筹莫展；有了它，即使一个人也能干出来，只慢些罢了。人类社会就是在生产工具的不断创造、发明与更新中，一步步走向进步与文明。
十二、第一次承接任务
经过几月的锻炼学习，劳动技能有较大长进。机井修理跟着童志友、严济章拆装几次，便能单独作业。电工有基础，问题只在操作的规范和上杆两个环节上。开初连正规的‘电工结’不会，通过对童的细心观察，很快掌握。第一次上杆操作，爬到八、九米杆顶，心里发毛，不敢朝地面看。腰上虽系着保险皮带还得一手抱杆，只敢单手操作。少慢差费，别扭透了。由于年轻，身体柔韧性不差，经过空中锻炼，很快适应，胆量变得奇大。我上到杆顶把保险皮带掼到地面，骑在‘横担’上双手操作自如。
一九七五年十月，老广队长给我任务，命我一月独自完成：从机修车间对过公路边的变压器，架条低压动力与照明线，直达一中队猪号，距离约两千公尺。对我，无疑是新课题。
勘察与丈量，拟制方案，编制计划……。一中队职工张统计给我派两个助手放线，派来更多的职工挖坑树杆埋杆。第一次当指挥，心里紧张得‘噗嗵’跳，担心杆倒伤人。接着上杆装‘横担’，套‘抱箍’，再上‘绝缘子’。整个施工，最苦最累最重莫过架线、紧线、扎线。带钢芯的铝线，直径十毫米，距离长，死沉死沉。我骑在横担上，用绳将电线吊起，需花大力气才能到横担上，尤其线路中段其重非常。
紧线扎线已是十一月，手脚冻得麻木，多穿衣服不便操作。用紧线钳（机）紧线，身体几与地面平行，平展展伸向两米远处，用大扳手旋拧，最后还需在大扳手上穿根绳在地面帮拉（作用相当加力杆），非常吃力！扎线难度也大，紧线后的电线张力极大，它在横担上，必须用肩将横担上电线抬高二十公分至绝缘子凹槽。肩扛这二十公分高度必须花全力，然后才扎线。
尽管苦累到家，我却以苦为乐。没人监督，没有定额，全凭自己安排掌握。有这份自由和自主权，能不痛快！这是技术性劳动，能给我专门技能，还莫名其妙地产生建设者的自豪感。
一队职工张统计（即职工大组长），河北人，五十多岁。中饭、晚饭都要我去职工灶吃饭，一到点就在杆下等我催我。每顿饭都有肉和蛋，四五个菜。我过意不去，恳请他简单些。他说，以前大队部从电厂请师傅架线，每小时一人八元，一来两、三个，只一人上杆干活。一天只干两三小时，得按全天计算。在地上轮流烤火，还要抽好烟、喝好酒，点好吃的菜，真难侍侯呵！你给我们队架线，上、下午不下杆，成天在杆上，实在太辛苦你了。中队干部、职工都看在眼里，再好的东西拿给你吃也舍得。只我们只这些，别的拿不出。你就坦荡荡的受用吧。
七六年元旦节前几日，顺利完成任务。这次实践吃了大苦，却受益匪浅。从变压器接线到动力接线，由外线到内线，都亲手过一遍，接触许多电器件，增加了知识与能力，更强健了身体。这一切都是逼出来，惟有逼，才学得快进步快。
干电工也发生过事故，险些要了命。
一次在五号井。看机井的职工姓马，陕西人，对我很热情。我一到井上，他便张罗为我做饭。我叫他切断电源，他正在炒菜没听清，胡乱答应一声，没断电源。220V电压将我击倒在地，电线缠住我，所幸并未昏迷休克（若380V就死定了），在地上打了几个滚挣脱。老马见我土头土脸面色蜡黄，大惊失色。问我咋了，我说触电了，他后悔不迭。我没埋怨他，他不是有意的。
从此总结一条教训，必须断电作业一定亲自拉闸，亲自推闸送电，给周围人交代清楚。
这次算小危险，还有次大危险，怪自己麻痹大意、不懂装懂。那天，天阴沉沉地，要下雨的样子。一处变压器高压跌落脱钩，好几个机井停运行，我拿高压绝缘棒及熔断丝去处理。换了黄蜡管里的熔断丝，用绝缘棒挂高压跌落总也挂不上。便爬上变压器，试图观察下线桩的挂钩究竟怎么了。我清楚人距离高压电源应在一公尺外，也大致估计了高压线的距离，唯没考虑到天气因素（湿度大）。我刚一抬头，‘噌——’，来不及任何反应，从变压器上一头栽到地上，什么都不知道了。过了好长时间才醒过来，象睡过一觉。周围全是软地，居然毫发无损。
我已经‘死’过几次了。照我的体验，渴死需要两个来时辰，痛苦无可名状；饿死最难熬，要承受十余日甚至数月的痛苦；68 年在饮马良种站头一晕、眼一黑，自然是种好‘死’。这次‘噌——’，更淋漓痛快，连‘晕’的感觉不曾发生，那‘噌’一下是假的，‘噌’仅是文字描述，太快，来不及感觉，既无痛苦，也无恐惧。人能得到此种死法，实为人之大幸。
回车间，对人只字不提，只内心牢记教训。
三月份修理组又调来个与我身份一样的人，叫陈达元，约三十出头，浙江黄岩人，身材矮而壮，戴近视镜，眼球凸出，两唇厚，上唇微向上翻，是老高中生。这人我原认得，我们都在二中队，只未说过话。在监院，他给人修打火机、配钥匙、修拉练，混点‘口粮’；我知道他与周、马两个关系不错，是个心灵手巧人。他来，是承担车工角色的。
刘指导员来了。朱队长走了，走得无影无踪，机务队无一人再提他，就象他在机务队没存在过。
十三、毛主席逝世的日子
机务队只指导员一人管。他很少到车间来，对车间的事似乎从不过问，一切按原样做。大家很自觉，围着大头车床转。除车头和丝缸外，齿轮、道轨、刀架、手柄、操纵控制的‘哈佛’……全在一锯一锉地‘啃’。在陈后勤率领下，一步步向前推进，虽慢，已能看到曙光了。
这时，指导员拿来一台家用小压面机，问王阳春、陈后勤能不能制。他俩同声道：“这有何难。”指导员立即布置任务：“照这个样，给我搞一台，越快越好。”
就业人员好巴结干部，尤其直接主管，不足奇怪。不看上司眼色，敢吗，环境使然。此前车间也有干私活的，少；偷偷摸摸而为。
王阳春和陈后勤不会放弃博取好感和表现的机会。在他们眼里，干部叫干的活就是公活，名正言顺。王叫大家停下手中的活，立马将样机‘大卸八块’，油标卡尺量的量，画图的画图，全组大动起来。
我这人天性怪，为公家干活可肝脑涂地；为私人干活，心里一百个不乐意。也许如诸葛亮说魏延，我头上也长有‘反骨’的吧。我是‘国家’的‘犯人’，不是某个人的‘犯人’。我这劳动力并非无偿的，凭什么给私人打差？家用小压面机，市场三十元左右一只。单个制作非批量生产，无车、铣、刨床，全凭一锯一锉手工，费工费时，极不合算，人工成本不下百元。况且原材料全是国有财产，岂能白拿白用！
小压面机制出来了，指导员喜形于色。过几日上门要压面机的络绎不绝，有中队的、大队的，也有分场的。王阳春应接不暇，一概‘是、是、是’，一样地‘好、好、好’。他谁都不惹，谁也惹不起。以后又有人上门要制沙发、钢管床头架，修理车间成家具制作所。车间库房里的钢材、无缝钢管、元铁等等，原本用于机井维修和农机备件，源源不断流到了私人家里，在维修农机具的招牌下被实报实销。
大家公私不分，一视同仁，甚至为干部干私活积极性更高。车间空气太龌龊，令我窒息。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宁愿出公差，不愿车间呆。但凡机井有故障，各中队电路有故障，我蹬辆破自行车便走，一去半天或一天，乐不思归。有时处理完事故还有时间，也懒得回车间，就近到三中队猪号谝传聊天，打发时光。三中队猪号有汪汉江（即看守所戴大镣的）、史成德、肖恒和梁训章，此时都刑满就业，住一起。他们喂马喂牛，喂猪种菜，都与我在一起呆过，关系不错。还偶尔在他们那儿吃饭。
星期天出远门，最远不过五公里。去分场看罗时甫，看分场机修队的张子贵、唐尕玉和卜宗平；去四大队看黄宗华。我答应尽量常看望他的，焉能言而无信。有的星期天则去二大队看‘老黄牛’夫妇，‘小剃头’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去五中队猪号拜访顾用之，看邓安瑶、姜有祖、李竹叶和苏炳初。姚士彦已‘宽转’了，调德农总场直属一大队当管理员。三大队有岑宝林和陈凯仁，都已刑满，岑在大队开拖拉机，陈当裁缝已成家。我隔个把月也去看一次。外面空气好，心情愉悦。
九月中旬的一天，童志友、严济章和我在十号井拆修机井。每个机井都孤零零一间机房，四面皆农田。‘山高皇帝远’，一边干活，一边天南海北聊些闲话，间或也聊到一些国家大事。比如：去年（1975）河南发大水，要保城市，不得已炸水库淹死了多少万人；唐山大地震又死了几十万人，等等，都是些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不知真假。这次，聊到毛主席的健康问题。
“接见外宾时，口里不断流涎水，话也说不清了；送外宾从沙发上站不起，看来麻烦大了。”
“有什么麻烦？毛主席能活一万岁；到了一万岁还能活到一亿岁！”
“你莫‘创新’乱说哟！”
“我怎么乱说，万万岁不就是一亿岁吗？”
这天收工刚回到车间门口，有人悄声报告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没想到这么快！
第二天上午我被召回监房听毛泽东逝世的传达。是个大阴天，天地灰濛濛。监院进去好多干部，膀袖上一律戴黑纱，个个脸上如同天色。院里摆张桌，犯人席地而坐。董指导员站在桌前，照着事前拟好的文件向犯人宣读。他宣布：十天哀悼期。禁止一切文娱活动，不准唱歌，不准打扑克，不准下棋，不准打麻将，不准跳舞，不准放电影、看电影，不准喝酒……，不准笑声喧哗……。
一大堆‘不准’。末了，他强调：谁若违犯，后果自负。
回到机务队，外面职工也开了类似的会。大喇叭里持续放哀乐，象是天与地一齐呜咽、哭泣。听说，大队部院里，干部和家属开追悼大会时，哭声一片。有×××的家属因悲痛过度，晕倒不省人事；某某人家属哭得心脏病突发，至今在医院抢救。
人不同，情自异。哀悼禁娱期间，就业职工偏有违禁者。有的是职工互相检举揭发的，有的是干部亲自抓到的，几乎每中队都有。有酗酒，喝得酩酊大醉的；有下棋、打扑克的。这些‘胆大妄为’者为一时痛快，换来长时期的‘不痛快’。‘揪斗’使他们发出悲音，悲音与哀乐浑成一体，人们无法判别：是为失去伟人而哀，还是为自己心灵与肉体的疼痛而哀。
此后有两种说法暗中流传。－－
大人物都是天上的星宿转世，他们的殒灭需许多人为之殉葬，以免死后孤独寂寞。河南发大水死人，那是提前去为周总理作伴的；朱老总死了，又有唐山大地震发生，死的人是专为朱老总作伴的；毛主席更伟大，他需要更多的人为他殉葬，今后还会发生‘大事情’……
毛主席曾到山庙拜访一位老道。老道说毛有王者之相，待之甚敬。毛向老道询问‘未来之事’，得〈8341〉，毛不知其故。问之，老道笑而不答，天机不可泄漏的意思。毛百思不解，遂用〈8341〉作为中央警卫部队的番号。毛死，才真相大白：原来〈83〉是指毛的寿数；〈41〉指他坐天下的年限－－遵义会议后到逝世正好四十一年。老道真神！
人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由不得产生几分相信来。
果然不到一月，比河南发大水、唐山大地震更大的‘大事情’发生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一举被粉碎！举国欢腾！只在尕海劳改之地，并未产生多大震动，职工和犯人几无谈论。我却感觉到了‘粉碎四人帮’的无与伦比的意义。
‘四人帮’算什么东西！不过跳梁小丑。没有毛的授意、支持，他们能跳得如此高、能翻如此大的浪？敢吗？想都不要想！‘四人帮’下地狱，诚然罪有应得，可将一切罪过归咎他们，于情、于理、于事实，却大不公。我想。
一个时代结束，新时代已经开始。
十四、当‘辅导员’
1976年至1977年的冬训，难得的风平浪静。管教一次没来，职工间人际关系有了明显改善。阶级斗争的伟大旗手已故去，人们也都斗累了，从长长的噩梦中渐渐醒来。
有事则长，无事则短。不觉又到七七年底‘冬训’期间，也是风平浪静。每晚念篇报，然后斜躺顺卧、七嘴八舌谝传聊天。约摸九点就偃旗息鼓，关灯睡觉。
忽一个晚上，大家聊天正欢。一个十七、八小伙奔到宿舍来，愣头愣脑，无的放矢地问：“你们这里谁叫向承鉴？我有问题要请教他。”没人理他。过了一阵王阳春朝他翘翘嘴。他手拿一摞纸，一付大不咧咧样子。学习原不过‘聋子耳朵’，只破坏了大家聊天的兴致。王阳春也没阻止他，还向他提供了‘目标’。不少职工认得他，我大致也猜到他是有些来头的，不然不敢横冲直撞，这样大胆。他是指导员的儿子，一个在校高中生。我不假思索，没等他开口回绝了他。我说：“我劳改十七年多了，一本书没看过，全忘光了，还了老师，实在抱歉。”谁料他竟是个难打发的主儿。他说，我不是盲目来的，事先作了调查。我爸到分场查了你的档案，你会的，你一定要帮我。他把手中一摞试卷硬往我怀里塞。我诚恳对他说，也许过去会，现在全忘了。‘三年荒个秀才’，十七年多，我都荒成文盲了。我不愿看他拿来的东西，以免陷自己于狼狈境地。这小青年真犟，硬赖着不走，跟我泡‘蘑菇’。他振振有词：你看都没看，如何便知不会？你看了试题，真不会，我就走。
他说得在理，只好打开试题，也多少被他执著的精神所感动。
‘文革’狠批‘十六年’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批判过去的考试制度，高考取消，树了个‘白卷英雄’。中学生学工学农，成日‘造反、革命、学毛选’，学业全荒废了。‘大学生’是从知青中由‘贫下中农’推荐保送的，绝大多数的推荐指标被有权势的霸占了。‘文革’十年造成知识断代，留下深远苦果。没想到毛闭眼才一年，高考醖酿恢复。我这‘笼中人’概然不知，变得如此的快。这证明，中央有人未雨绸缪，不然行动不会这么快，这么果断。
小青年给我的是一九七七年南京高考试点摸底试题，是教育决策人物为了解、掌握当时高中毕业生实际知识水平的，难度极低。我原以为一切忘得精光，谁知一接触试题，理、数、化的公式一个个从脑中蹦出来。只花两个小时，数、理、化三科试题竟无障碍解出来，其中不少题根本无须动笔一眼便能看出答案。
会场搅散了，王阳春、陈后勤早进了梦乡。我了无睡意：恢复高考，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我懂得这意味着什么，也大致能窥见中央决策人物的思想脉搏。
我兴奋、激动，终于发见‘新时代’的曙光了。
我也有对自己的‘恨’。我这一生中，最大吃亏处是学不会撒谎。在中国，我实乃头等蠢物。只有那些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眨眼能编谎、说谎的人，才是正常人。只有傻瓜才不会说谎，我便是最典型的傻瓜。何必呢，只装不会，谁又能把你怎样。改造这多年，还这样心软心热，唉，我这笨驴!
解题的事很快传遍大队。仅隔两三天，我正在三队猪号史成德、肖恒处吃午饭，大队通信员骑车找到我。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道，嘿，找遍所有机井、中队，想不到你躲在这里！快随我回大队部，时教导员正在办公室等你哩。我问啥事，他说不知道，反正顶重要的事。
时教导员胖墩墩的，气色很好，说不清是河北人还是山东人。见我进门，开门见山说：经大队研究，决定把你从机务队调出来，专门给大队学生上课、辅导。学生一律称呼你‘辅导员’，在干部灶吃饭。你还有啥要求，可以提出来。
我没料到事情发展这么快，快如闪电，叫人发懵。过去‘打倒’现在‘恢复’只在眨眼间。我在心里叮嘱自己：这次一定不能心软头热，坚决拒绝。
我淡淡地回道：一则我尚未刑满还是犯人，二则我所学全忘了，不能误人子弟。请教导员另物色人，我确实不能胜任。
时颇耐心，娓娓地对我说：这是根据学生家长的要求，经过认真研究后作的决定，我都无权更改。你现在是犯人，很快成职工。莫说犯人、职工，即使国家干部，都在党的领导下，谁能不服从组织？
他的话‘有肉有骨头’，是大实话。今天是共产党高官，明天需要他‘下楼’当一介草民，谁不乖乖地服从。何况我，小命还攥在人家手里。
“我看你是有顾虑，怕学生捣蛋不听话，怕家长刁难干涉，这些不必多虑。大队会上已约法三章，既然叫你教，就把管学生的权力给你。家长们允许你训骂甚至体罚学生，决不怪你。凡故意找你麻烦的，你找我。”
看来已无回旋余地。我想了一下，说：我只好硬着头皮试试，我仍住修理组，在职工灶开伙，这样方便。
“还有什么要求你尽可以提。”
“没别的要求。”
教导员盯着我穿的一身烂工作服，油渍斑斑，衣袖破得象京戏的甩袖。说：“这样吧，明天叫人给你缝一套三面新的棉制服。”
这个大队读中学的干部子女有二、三十，读初中的在分场初级中学；读高中的在总场育红完全中学，正值寒假都闲呆在家里。年段不同，同班级的程度又参差不齐、相差甚远；数、理、化又都要补，只一间教室，为难得很。只得办复式班，各年段选一个组长，数、理、化各两晚上。每晚给各年段分别讲一两点内容，然后布置些思考题、练习题，使各年段学生都有点收获、有事干。
头几个晚上上课，教室外面站满人，或者出于好奇，或者出于‘可怜天下父母心’，往教室里探看。天寒地冻，有的家长一直陪到十点下课。
后来学生反映晚上时间太短，讲的内容少，吃不饱。要求全天上课，上午从八点半到十一点半，下午三点到六点，晚上七点半到十点，一天上课八小时。
‘三厂’初中生和分场初中学生也有骑车来听课的。教室里挤挤挨挨，拿小板凳坐在讲桌跟前，有的挤到教室门口。我很累很苦，口干唇焦，心里却感到欣慰，甚至有阵阵激情涌动。学生如火如荼的求知欲是对我最好的奖偿，是对‘知识越多越反动’最有力的批判。
无论我到哪儿，无论是我教的学生还是职工、家属、干部，见我都亲切叫我‘辅导员’，连时教导员也这样称呼我。在大队部院里我成了受关注受欢迎的人。有子女听我讲课的干部、家属尤对我热情。住在大队部院子最前一排的李管理员，他的孩子用功好学（以后听说考上中专），我成了他家的常客。每在他家吃饭，招待特殷勤。
我并不为自己获得某些人的尊重而沾沾自喜，骨头不至于那么轻。用得着时顶在头上，用不着时踩到脚底，经历多了。我却为又能与书为伴感到庆幸，为知识的价值得到承认感到鼓舞。我体会最深的是，干部和家属关心子女的教育和前途，胜过他们的一切！过去搞上山下乡、学工学农，搞文化荒漠，多么不得人心！
世道真的变了。
十五、看望肖恒和姚士彦
1977年冬天，三中队猪号的肖恒病得不行了。我想方设法只要有空就去看他，坐他床边长时间守望他。人与人之间并非全是利益关系，甚至无丝毫利益关系也会好得‘死去活来’，比如眼下我与肖恒即是这样。肖恒对我无帮助可言，他没这能力。他惟需要我的帮助，我太喜欢他的个性了。他出奇地坦诚、直率，赤裸得胜过我，我有时不得不‘含蓄、隐忍’。他的病是老毛病，冬天咳嗽不止，气上不来，畏寒，每过冬天象过鬼门关一样难。如今骨瘦如柴、卧床不起。他有个愿望，想缝件棉大衣，自信有件大衣还能康复下地，还能喂猪劳动，还能熬过几个冬天。他要看到我刑满，看到我结婚成家抱孩子，然后心无遗憾地走。说得我心头阵阵发酸！我不敢当时就答应他，心里下决心一定帮他办到。78年二月，终于弄来布票、棉花票，托人买来平布、棉花，可以了却他的心愿了。那天，下着小雪，我用自行车驮他去三大队陈凯仁处量身子。这儿离三大队不远，只千余公尺，有条马车土路，逕直可达，只是要翻两个大队之间的斗渠。在过斗渠的时候，车把没抓紧，车翻人倒，我亦摔倒在地，把我吓得半死！一个病重老人，万一三长两短我咋交待？还好，他没事，躺在地上对我笑。
陈凯仁见我俩来，亲得了得！中午硬留吃饭。他说，都是老难友，很难得，大衣我连夜赶出来，一分钱不要，缝好送过去，不要你们再跑来跑去了。
陈凯仁有情有义，直把我俩送过斗渠才折身回去。事后知道他为肖老汉做这件大衣非但分文不取，还贴了许多材料：绒领、口袋布、纽扣等等，我与肖恒好感激他。
三月，周孔章也刑满，调来机务队种菜，住修理组背后的平房里。他很关心我的终身大事，每去看他，他都提及此事，被我谢绝。不脱‘犬’皮不找对象是我既定主意。老周已给童志友介绍位四川姑娘，品貌都不错，很快结婚（后来看《牧马人》，几可与女主人公媲美）。其实，关心我的人多多，汪汉江、梁训章、史成德、李应唐、陈建忠都是我父辈年龄，有的要写信帮我找，有的要请假回家乡帮我物色，一概被我婉拒。这时黄一清、杨洪翥俱刑满成家，都是关系套关系介绍的。
不久，分场来人要调我去分场中学。时教导员提前跟我打招呼，说：“上级单位要你，我们不好吭气。大队希望你留下来，你要不愿去，估计他们也不好把你咋样。”
虽是回绝了，仍到分场初中看了看，一大队终非久留之地。没想到遇见周有祥，他先我刑满且已结婚成家，调分场教书快半年了。他妻子是宋占荣的女儿，婚事由他岳丈一手作伐促成。宋比周约大十岁，他女儿至少比周小十多岁，若对周无深透了解，断不会把自己姣好的女儿许配给他。我和周、宋都熟，只不曾同组呆过，无深交。周和宋曾在巴仓二大队五中队同在二组，互相很了解。
周与我一样，纯粹‘政治思想’犯，很有见地，人也纯洁、善良，宋占荣看准了人。我为周高兴，为他俩祝福。
分场初中还有个叫陈炳荣的瘦老头，约六旬，是蒋介石亲外甥，我早有耳闻。他读大学时是学问型人，毕业后因系蒋氏嫡亲，挂个‘上校’衔，军政其实没沾过边，谁料塞翁得马换来终生牢狱灾。
分厂初中老师多为就业人员，自己烧饭。到处烟熏火燎，住室窝窝囊囊，日子过得凄凄惶惶。
邹庆礼也已刑满，在大队部当医生，我每天都能与他晤面。他告诉我，砖瓦厂加刑两年没算数，直到殷干事给他发〈刑满释放证〉还不敢相信，以为搞错了。老邹虽先我‘释放’，却并不比我自在自由。与他一道还有刘瑞，原在监房当犯医组长，医术远不如他，其他方面却强他十倍。老邹只能当班守点，绑得死死的，离开医务室一步都难。他告诉我，他已请准探亲假，争取尽快回去祭奠他在服刑期间相继亡故的双亲，他的母亲因他逮捕判刑哭瞎了双眼。
春播结束，大队有台热拖需送德农总场修配厂大修。我要求随车前往，去探望姚士彦，破例被允准。我与姚分别四年，思念倍切。七五年听说他获‘特赦’，身份改变，很为他高兴了一阵。如今见他，似乎又高兴不起来。他是直属一大队管理员，住大队部一排平房的一间，除工资翻番每月百元外（干部二、三百元），其它依旧。从工资可知，他这‘干部身份’距离真正的干部还矮一大截。干部也远没有把他当‘自己人’，有些会他‘不便’参加，文件‘不便’看；就业职工因他是‘管理员’，属另一营垒人，也不把他当‘自己人’。姚老生活在夹缝中，如困在干涸的沙漠里，得不到理解，无友谊和情感交流，内心十分苦涩郁闷，心情反而糟透了。
吃饭的时候，姚老对我说，要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宽转’，在尕海二大队毕竟熟人多，有人陪我聊天、陪我下围棋。现在太孤独了，想找个说话的都难。
老年人怕孤独，孤独对老年人是种最残酷的惩罚。
我劝他到城里多走走，到新华书店多转转。末了我宽慰道，也许，事情慢慢会有转机，日子不会一成不变的。
他送我时，一脸悲戚。我望他的背影，驼背弓腰，步履疲惫，愈显苍老了。
爬上热拖，已是下午六点半了，归程很不顺利。李大队长酒喝得太多，面红耳赤。他借着酒劲，一把把小个子开车的工人师傅（我已记不起他的姓名，他是严济章的老乡，脸上微有些麻子）推开，踞在驾驶座上。热拖在公路上忽东忽西，象蛇一般左扭右窜，眼看要撞到路旁的白杨树上。车上乘员除我外还有两、三个，一齐惊呼起来，从车厢后跳车而逃。（所幸车速慢，无人摔坏）
李大队长行伍出身，山东大个，性豪爽，平时对工人师傅、就业人员都还可以。他会开热拖、拖拉机，只是现在不行，明显地失去自控能力，又没驾照，岂能让他拿人命开玩笑！可是，他是上司，直接管着开车的工人。他硬要开，你拿他咋办。
工人师傅说：“你不要命，大家还想活，谁的命也是命呐！”不料，大队长火了，大声嚷道：“上车！都上车！我还要开，如果还是老样子，我就让位。”三、四个‘乘客’没人听他的，他只管又开起来，“嘟，嘟，嘟”，大家跟在车后跑，与前一样，撞到路边土埂上，差一点翻车。他确实醉了，几个人将他抬到车斗里，不一会打起‘呼噜’来。
回到机务队已是黑灯瞎火的深夜。
十六、刑满前对劳改农场的思考
我这‘辅导员’平时只星期六下午、晚上和星期日有课，且是初中生的辅导课。到了暑假和寒假，住在总场的高中生回家来，才是我的‘大忙季节’，忙得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现在‘紧’一天半，‘松’五天半；假期‘紧’一个半月，‘松’四个半月，总的说来，还算轻松惬意，张弛有度。
在大队部院里进进出出，眨眼半年多。所有干部、家属和小孩都混得熟了，免不了聊些‘家常’，这使我对整个大队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以前只知机务队修理组小压面机、沙发、床架等，实乃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德令哈劳改农场年年亏损！这是劳动力成本最低廉的单位，养不活自己，何故？我这‘犬’类痴心不改，总爱问‘为什么’，算不该算的账，有什么办法？我是中华民族一员，血管里流淌的是炎黄子孙的血！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尕海分厂一大队为例，大致有：
一曰：机构雍肿，人浮于事
我用两种方法估计这大队的干部编制和人数，结论基本一致。从大队部住家户计算：除两排平房是办公室，十排平房住人家，每排五户，每户以一个干部计，全大队有约五十名脱产干部。从编制计算，大队有教导员一人，正副大队长各一，大队管教干事一人，会计、出纳、保管、采购、食堂管理员（另有饮事员）共约十人。有四个中队，每中队有指导员，中队长，三、四个分队长，管教员，也还有会计、出纳、保管。全大队拿工资的不少于五十人，再把分场、总场干部分摊到大队以及其它开支，大队年总支出至少三十万之多。
大队犯人职工约八百人（四中队规模小些，拟将机务队补充之）。就业职工约两百，月平均工资以四十元，年总额十二万，还需支付各种生产费用如电费、油费、水管局的水费、工具耗损费，犯人的衣、鞋、被的开支费，（武警支出假设不计入农场成本）等等。
全大队种着约一万六千亩小麦，每年收获四百多万斤，除犯人、职工口粮外，可卖出按三百万斤计收入不足三十万。（一切均按七八年价格，小麦每斤以一角计。）
收入与支出两相比较，一个大队每年亏损几十万，分场四个大队估计亏损不下百万，德令哈总场亏损总额不下千万，甚至过亿！
各中队也种菜、养猪，多为自给，用来出售赚钱，所得甚微。
二曰：跑冒滴漏（我不用更刺激的字眼）
家属也种地，好几十亩。由拖拉机翻地，播种机播种，犯人筑毛渠、打地埂、放水、收割、打碾，一直装好麻包，将果实扛到他们家里，她们锄锄草已是很不错了。（有的大队要好得多，如二大队，有的更糟。）
每中队都有菜窑，看窑的是就业职工，没有售菜权利，权在中队手里。干部家属兼着会计、出纳之职，一天开不出一张票据，甚至十天、半月开不出一张票，每月两、三百工资一分不少。不干事白拿钱倒罢了，还要干些相反事：自己要菜，或亲戚、朋友需菜，写个条子捎过去，好菜送上门来。
猪场养猪，鸡场养鸡，猪肉、禽蛋送进那些有福之口。
监院各中队犯人灶上都派一个专门打水送水的，先是供应本中队干部家属用水，一拉都一整天。送够了水，还要打扫庭院，甚至替家属整理内务、洗衣服。水源极近，就在监院与大队部之间，他们乐意用‘无偿劳力’。
‘文革’有句朗朗上口、近乎口头禅的话：由懒变馋，由馋变贪，由贪变烂。如今是谁们正在进行这种嬗变呢？
有人要批我‘反动本性’不改，光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将几十万、几百万犯人改造成‘新人’，才是劳改农场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我心存质疑－－
在这环境下，耳濡目染这些肮脏事，是把‘鬼变人’还是把‘人变鬼’，只有天知道。
一个正‘上班’打着毛衣的家属与我闲聊。我道：“四个中队各有一个保管、一个会计、一个出纳，我不想吃粉笔灰，宁包这十二人的活，你看我干得了不？”
她哈哈大笑：“那把你美死咯！可这十二人干嘛去，去喝西北风不成？”
我想到解放前的地主。倘若这是私人农庄，经营者会让它年年亏损赔本而不心痛？革命的终极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如今生产力解放了没有？白拿钱不干活吃闲饭的人比解放前、比历朝历代的比率不是低了，而是高多了；再加上瞎指挥、胡折腾，国家能强，人民能富？
八月中旬正当我大忙时节，有两个人来找我，总场来的。说话口气硬硬的，态度横横的：
“我们是总场的。现在通知你立即捆行李，跟我们到场部去。”
“干啥？”
“调你去总场中学当老师。”
“对不起，我是犯人，当老师不够格。”
“够格不够格，我们说了算。你去准备行李吧。”
“我要是不愿意呢？”
“我们是奉上级指示带了调令来的，由不得你。”
这‘由不得你’几个字深深刺激了我，心里陡然涌起对抗。
“这么说来，你们打算给我戴刑具，挷我、押我？上级给了你这权力？”
我横下一条心，真要这样，即使去，一句话不说，一分钟课不讲。
“那倒没有。不过，我们的任务必须完成，你必须服从调动。”
“我教不了，不去。你们想咋办听便。”
时教导员在办公桌边翻报，一句没插嘴。我知道他专注着双方的对话。这两个自恃带‘上方宝剑’的人都三、四十样子，还嫌嫩点。在他们心目中犯人都是面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哪晓得碰到‘刺儿头’，有点不知所措，用眼望着教导员。教导员不得不开口：“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你们不如先回去向主管汇报，我这边再做做工作。”
两个盛气凌人的家伙碰一鼻子灰，气咻咻地走了。
时教导员笑了，问我：你一年忙两个假期，平时只星期六晚上，星期天辅导一下，不很累吧。
九月底我刑期届满。漫长的十八年！我几生几死，几死几生，竟奇迹般熬出了头。十八年，六千五百七十个日日夜夜，在历史长河中是个涟漪，但对一个人真是太漫长了！人一生能有几个十八年？我由青春韶华变成中年，学业、青春、爱情、事业，如同内脏全被吞噬了，只剩空壳，唯有一缕不变的魂。王宝钏寒窑十八载是历史佳话，它讴歌忠贞不渝的爱情，讴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道德、人格。王宝钏是自由之身，虽然我体味不到王宝钏思夫之苦，可我受到的肉体摧残、病痛折磨、精神禁锢、死神威逼，又不能不时时思念我的民族和生养我的人民，关注她的前途命运……。王宝钏又怎能体味我的复杂感情与苦痛？
然而，最大的苦痛与煎熬莫过于，一个彻底无罪之人，要时时伪装成有罪认罪模样，任一些真罪犯欺凌！
刑满那天，我做了三件事：到巴音河照张相，留下‘犯人’的永久纪念；给老父亲寄五十元钱（借的），告诉他我还活在世上（自68年姐姐那封信后，我已整十年没与所有亲人写信）；第三件事上诉！并且早打好腹稿。莫说我活着，即使死了，骨头成灰，去了阴曹地府，我还要上诉！我问苍天，问大地；我问高山、大河：我有罪吗？我究竟有什么罪？真正的罪人又是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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