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1972.3至1978.9）（二）
六、几件小事
姚老兴趣广泛，晚饭毕，总要拉一阵京胡，有时还自拉自唱一段。他的演奏和唱腔都很地道，很有功底。后来他告诉我，初劳改时，他在劳改队京剧团干过。自娱之后，就看报读书，我和方早已入睡，他的灯还亮着。他订了份《人民日报》，在经济拮据的当时，肯花钱订《人报》的，就业职工中他是我所知的唯一，足见他关心国家大事。偶尔，他也下围棋，一星期一、两次，有个叫陶寿春的职工，上门来找他对奕。下围棋我也会，只不露声色一旁观战。
姚老为人极善良、随和，平时很难看出他的内心世界，其实他内心是非常悲凉、凄苦的。后来知道他还有第三件大不幸：他被捕判刑后，留下三个儿女，小女只四、五岁，隔两年姚老的母亲也辞世而去，三个儿女到处流浪漂泊，小女儿流落到农村，嫁给一个老实巴交的文盲农民为妻。儿子也没读得书，当个理发匠，由于姚老劳改的缘故，年纪老大了找不到老婆，成了精神病，生活不能自理。只大女儿读至中专，已为人妻，并已有一女。姚老晚年儿子成虚无，集三大不幸于一身，满腹心酸泪，惟咽肚子里。他被捕后，五七年前宋庆龄和章乃器都对他甚关心，曾多次向姚老母亲打听他的下落。他的事本可得到旁证澄清，偏偏姚老既固执又懦弱，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拒绝给任何亲人、友朋只字音讯。姚老从大学青年时代一腔热血追随革命，在上海白色恐怖时候，甘冒生命危险为党工作，在敌人屠刀下没出卖组织、同志，何其难得！没想到在思想改造、镇反、肃反中难逃一劫。姚老沉痛地告诉我：“我对共产党相信到底了！叫我好好工作，我就拼命工作；运动来了，叫我好好交待过去那段事，我就剖腹剐心交待，带着深挖思想和自我批判检讨。没想到越交待问题越大越多，步步升级，直到停职去徐州‘集训’。来的人或多或少有问题，又都是高知，变着法子整人。大会小会吼声如雷，日日夜夜合不得眼！国民党臭名昭著的龙华监狱我受过种种酷刑，都没有几天几夜不叫人睡觉的刑罚厉害。罢，罢，你要我交待什么我交待什么，就这样判刑五年。我不是三岁小孩，不能出尔反尔再翻供。我的问题再也洗刷不掉，我的后代更别想洗清。”
他哪里知道，我在十九岁的时候就受到‘疲劳战’荼毒，其程度一定不比他差，我不能告诉他。他已经悲痛欲绝，我还能火上浇油，俩人抱头痛哭一场，又有何用？
我问姚老：“您刑满都十三年了，为何不回去看看？”
他悲戚道：“不是不想，是怕！我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心里有愧呵。儿子、女儿、女婿有权利不认我，不理我。我在上海、杭州有不少新闻界文艺界的朋友，如何满子、聂绀拏……，他们不理我鄙视我，我这老脸往哪儿搁？想起这些，真恨不能早死！”
姚老是我父辈和老师，我处处尊重他，惟他的想法我不苟同。解放以来大大小小政治运动有多少？每次运动都有百分之五的人遭殃，而实际是超额，清白家庭还有多少？哪个家庭没有亲人友朋被抓被判被杀被冤。他的那些朋友都出身旧社会，又是大知识分子，在他判刑后也难保不受运动冲击，无非先后而已。他的子女都已过而立之年，能理解、原谅他。我对姚老诚挚道：“您没做亏心事，何怕之有？如一直抱此心境，那才是真正作践、糟蹋自己。我盼您振作精神，昂首挺胸见人做人。”
姚老终于被我的话说动了心，答应明年春播，把〈5406〉试验田种下去就请假探亲。
天气冷了，人们开始穿冬装。一天，刘干事来请姚老帮他家糊顶棚。姚老糊顶棚堪称大队一绝，无人可比。他带我当助手，刷浆糊。去时，适逢刘干事家正吃饭，见我俩来立即起身，全家老小都站起来。刘邀我俩共进餐，被我俩婉谢，又张罗为我们砌茶。
以后又去向医生家糊顶棚，也受到相同礼遇。后来我有事单独去，依旧如故。尤其两家的小孩很懂事，彬彬有礼。我内心虽人，外形已多不象‘人’，虽不自惭形秽，难免不受歧视。刘与向都是专政我的人，能待我以礼，这就够了。
十一月菌肥进入大床生产阶段，从三个中队各派来一职工参与，目的明确：菌肥生产将由大队向中队铺开。从我原先中队调来的职工叫顾用之，上海人，近六十岁，长得瘦而精神，原是上海一小学校长。他写得一手好字，特爱整洁，穿着、用具无不清清爽爽；脾性既直又倔，倔起来叫人不敢相信。只要他看不顺眼的事，无论是谁都申斥，一点不留情面。给人以清高、难处感觉。与我却很投缘，合作默契而愉快。夜里值班，检查室温，或通风散热，或添柴加温，他干得一丝不苟，认真到家了。
直到白花花的菌丝体长出来，满屋涌出淡淡清香，我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其实方洲观并不坏，不是姚老和我担心的那种人。只生活中、劳动上有些小气，爱斤斤计较。而生活与劳动正是姚老和我最能包涵、宽容的。只要不打‘小报告’，政治上不搞陷害就行。我俩政治亏吃怕了，再吃不起。方有两个小毛病：不懂装懂；干活毛躁，或多或少对我还有优越感，一种骄矜。他自称老高中，许多本该懂的知识却不明白。一次我叫他用无水乙醇配百分之七十五的消毒剂，他不会计算。我写了个计算公式给他，没想到一元一次方程居然算错，配的不能用，白浪费些试剂。煮高压釜消毒培养基又心不在焉，超时，把高压釜烧变了形，幸没发生人身伤害事故。高压釜很贵，是全大队唯一
一只。姚老主动替他承担，打算用工资赔。向医生好说话：“没有伤害是万幸，釜还能凑合用，算了。”
从此，方对我颇好，对姚老尤尊重。
听说分场放电影。姚老年纪大了，不胜往返十公里夜路，方邀我同往。接连看了两场电影，头晚看的是日本影片《望乡》；第二晚看的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每次正片前还放些新闻短片，有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有他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国务卿基辛格等。
已有十四年没看过电影了。我惊奇地发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不到几年已判若两人。接见尼克松时，老态龙钟，坐在沙发上起不得身，要人搀扶。这个‘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晚年斗人达到疯狂，多少老将、党内精英都死他手。没料到最后林彪逃叛，斗到自己的头上来，他也有惊魂隐痛吧。
新闻短片清楚告诉我，‘万岁’已来日无多。
七、没有不散的筵席
我收了个学生，在刚来搞菌肥的时候。他读小学三年级，是他父母硬推给我的。他父亲郭士榘，江苏人，副业队就业职工，大队唯一理发师，开个理发铺，人称‘小剃头’。孩子智力发育不甚好，功课跟不上，急得俩口子跳脚。我教小孩颇有耐心，不教懂不放手。孩子有些变化，夫妻俩对我千感谢、万感谢。孩子每晚来，有时捎点好吃的，说是犒劳我。他父母与我年纪差不多，都只三十出头，年轻能干，人又活泛，日子过得可以。同是就业之家，比起‘老黄牛’家象是另重天。
向医生也经常到我这儿来。他比我小两岁，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他对数学饶有兴趣，尤其平面几何，我们一起讨论一些难题。我感谢初三教我平面几何的樊老师，二十年过去，平面几何的定理几乎没忘（1953年，九江一中樊老师是修水人）。
按照刘干事的要求，七四年春节前后完成‘920’的试制。它是一种植物生长促激素，据说对豌豆、蔬菜喷施有显著增产效果。刘干事从副业队要来一块地，半亩多。对我们仨嘱道：“我们不搞假的，搞的是科学，不要人云亦云，必须通过自己实验验证真正有效，才能使用、推广，必须做好对比实验。”
对比实验方案出自姚老之手，他把半亩多实验田划分成八等份的小畦。播种毕，姚老请假东归。我和方每日干着一级、二级菌种扩大培养、培养基配制和高压灭菌工作。除此，每天必到实验田察看动静，犹如关心自己的孩子，眼巴巴盼它快些发芽、成长。
五中队的生产基地离我这高屋不过三、四华里。那儿有麦场、猪号、菜地，小麦地也集中在那一带，与四大队毗邻，地挨地。抽一个星期天，我先去那儿看望了姜有祖、李竹叶和苏炳初，尔后顺着干渠又去四大队和分场副业队看望我的两个老乡。
四大队的同乡叫黄宗华，年近六旬，牙齿不整，肤色却白皙透红，模样清秀，说话慢声细语，斯斯文文。他是赣南人，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按年龄推算比姚老稍低两、三届。我不知他的案情，也不知判了多少、何时刑满的，惟听说他在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当属‘历反’一类。他是‘柏拉图主义者’，终身未娶，孓然一身。此前他也听说过我的些许情况，如今见我身体尚好，人还年青，俨如亲人，喜欢得了得！忙着去灶上打馍，又切菜炒菜，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我吃。他说：“这世上我无一个亲人，今后你是我唯一亲人，盼你常来看我。”问他今后打算，他惨淡地说：“还能有什么打算？在此老死而已。”
我走时，他送我很远、很远，直送到分场背后。俗话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果是如此。
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我还能说什么呢。即便他有罪，我不相信他罪该当此！
罗时甫是我又一个老乡，南昌市人，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比我大五岁光景，却已秃顶。他身上少些黄宗华的儒雅书生气质，是‘经济犯罪’，判十年。刑满后在分场副业队专操持一台压面机，白天黑夜压面条。他劈头就告诉我，他是被冤枉的，死都不服。在劳改期间和刑满就业后，他一个劲上诉，先后数十封，却得不到只字回复。
又一桩离奇事！我不知情，陷入‘不能说什么’的无言中。
试验田的小麦发芽齐整，长势喜人。用菌肥作基肥的一畦，长得墨绿、墨绿，肥嘟嘟的，象婴儿的脸蛋。刘干事、向医生、战队长还有施正丰（一大队统计，上海人）都不时去观光。
转眼间，姚老探亲回来，带着大包小包，见我喜形于色，忙不迭对我说：“小向哇，真有你的。一切大致如你所料，我好高兴呵，若不是你打气，我这辈子恐怕见不到亲人了。我得好好谢你。”
他打开大包小包，都是浙江土特产，肉松、金华火腿等，摊了一床。他颇详地谈了这次探亲的感受。在上海、杭州，他遇到许多友人，还有他教过的学生，无一对他‘白眼’。大家相见恍如隔世，惟感概世态炎凉，唏嘘世事的荒谬。他说：“那些在外面的，比我这‘里边’的见得更多，体会更深。”
他的大女儿、女婿对他亦好。外孙女才两岁，长得活泼可爱，给布娃娃当‘医生’，时而量体温，时而喂药、打针，学得惟妙惟肖。一边‘外公，外公，快来看呐’喊个不停，姚老心里象盛了一罐蜜。他又在僻远农村找到了小女儿。小女儿非但不记恨他，对他更亲更孝顺。小女婿虽是文盲农民，极忠厚勤劳懂事，象对菩萨般敬他。
只没提儿子的事，我也不好问。姚老从封建社会走过来，但绝不是‘封建’人，把‘无后’看得淡。如今，他象变了个人，背也不驼了，走路步履轻盈。笼罩心头的屈辱、悲凉，全湮没在兴奋的情绪中。
八月，对实验田分小畦收割，脱粒，过秤。姚老用数理统计原理进行总结，获得较理想结果。我也学会了数理统计知识。对‘920’却不能明晰判断其效能。刘干事指示：“再试。直到有肯定结论再议。”
正当我准备搞食用菌和灵芝的时候，传来犯人要调走、二大队改为职工大队的消息。姚老悄悄对我说，刘干事已向分场写报告，要求把你留下来，你不要心乱。我预料：我案情重大，还有四年多刑期，留下难。
果然不几日，刘干事把调动之事通知我，又嘱道：“把该交代的事向姚士彦移交，尤其一些技术细节向他介绍清楚，做好准备，以免措手不及。”
我把菌种的保存，退化后的提纯和复壮向姚老作了重点介绍，他记在一个本本上。
到外面制菌肥仅一年光景，我和副业队的职工、家属和孩子都混得很熟了。大家对我很友善，听说我要调，连日都有人来看我，说些客气话。离开二大队的头天晚上，姚老要作东为我饯行，我执意不从。他毫不理睬，与另几个早筹划安排好了。下午四点‘小剃头’的妻子早早跑来操起炒勺，鸡、鸭、鱼、肉，样样俱全。我不知道这些是从哪里弄来的，竟如此神通广大！还有白酒甜酒，摆满一桌。参加的人除姚老、方洲观和顾用之，还有‘老黄牛’老两口，‘小剃头’一家三口。
十多年来我第一次吃如此丰盛的筵席，平生第一次喝白酒。姚老和顾用之对我情深义重，说话时竟喉头哽咽。散席后，他俩悄悄各送我二十元钱，亲手缝进我被子的棉絮里。
四十块钱当时可买四百斤粮，可供一人一年之需。他俩都窘迫，对我竟如此大度。我至今难忘那段岁月和那一大堆难友，您们现在都好吗？
八、爬过一山又一山（1974.8至1978.9尕海一大队）
这次调动并非大规模、远距离搬迁，而是分场范围内的调整。不见一辆汽车，少了雄壮威武、肃杀森严之气。犯人背着行李卷、提着网兜，走得稀稀拉拉没个队形，干部和武警只在后头远远跟着，并不吆喝催逼。
尕海分场管辖一、二、三、四共四个大队，呈不规则的四边形状，四个大队的大队部在四边形的顶点上，分场场部位于中心。二大队与一大队按‘S’形公路需经分场门口，约十五华里。两个大队的地头连着地头，若从地里斜插走，只八、九华里路。
两个大队毗邻又近咫尺，自然条件相差无几。然而，犯人的改造环境却大相径庭。
我和邹庆礼分在同一小组。每小组都是新旧犯人掺和着。
中队长姓赵，不知名字。犯人背后称他‘赵老黑’，绰号恰如其人。他黑得象块炭，是部队当兵出身，一开口便骂人。大田犯人每次出工，他都要骂一通，唾沫星子乱溅，犯人都勾着头，任他发泄够。
中队有个叫杨洪翥的犯人，比我小一、二岁，原是西北师大学生，体格甚健（不知其案情）。有次大田劳动，赵老黑盯上他，令他站在地里。杨平时大不咧咧，多有桀骜不驯之状。这次便与赵顶撞起来，弄得赵无言以对，鼻子气歪。我真替杨捏把汗，以为他要‘吃不了兜着走’。谁知竟没事。
这时，全大队闹地震。传言：地震中心即在尕海。大队家属院里搭起不少帐篷，犯人多用塑料布在监院中撑个阳伞，白天、黑夜睡在下面。不太在乎的仍住屋里，我和邹是这少数之一，也不敢麻痹大意。我俩把头跟前的窗子大打开，事先观察窗外有无障碍物并将其清除（石头之类），又演练一下‘后滚翻’动作。万一有不测发生，只需两秒可从窗子跳出。我睡的旁边是个老犯人，在这儿改造有十多年光景了，对我俩说，他不愿睡到院里去，那院子曾经吓破了他的胆。我们听了很感奇怪。他说，前些年，武警站在大墙上对院里空地开枪，子弹打在地上溅起串串尘土，还用机枪扫，吓得犯人躲在屋里不敢上厕所，说是搞反暴动演习。我说，现在不会这么搞的，你放心。这我知道，但一想起那阵势就怕。
这又是件‘新鲜事’，我听了不寒而栗。
一天（是个休息天）正午休。忽然有人大叫：地震了！快跑！大家睡得糊糊涂涂，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惊醒，屋内、外一片慌乱。有的提着裤子，有的裤子绊住脚，跌跌撞撞从屋里向外奔的逃的爬的，哭爹喊娘的，乱成一锅粥！有人头破血流，有人鼻青脸肿，最重的一个跌断了腿。
原来是场虚惊，屁事没发生。
我在饮马农场四站住病号室时，听人讲过四站曾发生犯人梦魇惊乍之事，那是在夜里。先是一人大喊，引起全监室惊扰；由一个监室的大喊大呼、狂奔乱跳又引发全监院的大骚动，象是地球末日来临。
大白天发生这种事，以前闻所未闻。我和老邹只在一旁呆呆观看，没有卷入这场歇斯底里溃崩的清醒者不多，可谁也没有能力制止它。
又一个严冬，北风呼啸，象刀子刮在脸上生痛。大田犯人在南面平地。那儿有条陡坎，需要把它削掉。冬灌过后，地冻得铁硬，抡十字镐，扎到地上只一道白印，得用钢钎、打大锤，用挠杆挠。赵老黑有经验，他把全队最年轻的劳力集中起来，组成突击组啃‘骨头’。杨洪翥、周孔章、我和老邹都在其列。气温在摄氏零下三十度左右，全都光膀子穿条短裤，在刺骨寒风中奔跑。装冻土的大筐三筐摞起，有三百多斤重；抡大锤、刨十字镐也一样光身子。这时，也只有这时，赵老黑才不吭声骂人，感到心满意足。
这个中队有两个犯人‘小鬼’，一个与我同组，叫马××，另一个叫周××，都二十出头。捕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中学生。马××家住兰州某矿务局，周××家在某铁路局，都因打、砸、抢犯罪，判的刑期不长。干部对这二位颇另眼相看，年纪小又是‘红卫兵’，想是有‘自己人’的感觉吧。劳动中，或在干部面前说话，满不在乎样子，连赵老黑也睁只眼闭只眼，由着他们的性子去。
我很快发现马的‘秘密’，他经常躲在被子里吃东西。年青饭量大，一大队犯人伙食比二大队差远了，我也饿得够呛。他吃的馍是从一中队犯人灶上捣来的。一队灶上有个回民犯人，每星期都捎一小口袋馍给他。或许他们在社会上就有私交，或许马给了他一定代价，我无心研讨它。马知道我晓得他的‘秘密’，也猜透我乃‘封口的瓶子’，照常心安理得干下去。
与二大队比较，一大队各方面相差甚远，惟一个‘长处’：前院大门侧有间大平房，是个乒乓球室。大队管教殷干事是个乒乓迷，喜欢打乒乓球的犯人有杨洪翥和周××，后来又加上邹庆礼和我。几乎每个休息天，早饭一过殷干事就进来，风雨无阻。我们这五人是大队打乒乓球的高手，其中以邹庆礼和杨的技术最好，其余稍逊，水平差不多。殷是知识分子干部，个子高大，性格随和，我们经常玩一整天，吃饭挤空儿。室外围观的人密密匝匝，都很开心尽兴。
七五年过春节，监号举行象棋比赛，我参加了。报名的共二十好几，接连赛了几天几夜。二队除我外，还有陈建忠和李应唐，一队有个姓傅的，我们四人棋力相当，最后进入决赛。几天来，无论睁眼闭眼满脑子是棋，虽拿冠军，人象害了一场大病似的。没想到，争强好胜的脾性一点未改，甚觉痛恨自己。不过还是有收获：认识了陈建忠和李应唐，两位很不错的老人。
陈建忠，浙江人，已六十出头，仁慈宽厚与世无争。我不知他的案情，只知他孤身一人，以劳改队为家。认识他不久，他便调到四中队看菜园去了。李应唐是山西临汾人，也是六旬已过的长者。此俩人以后一直对我很好，直到八零年三月我回青海办离场手续，还专程去看望他们。
李应唐的经历富传奇色彩，俨然一部《新儿女英雄传》。他对我讲述他的往事时，我向他表示：要有机会一定把它写出来，太惊险感人了。后来虽有机会，他的故事却有许多忘却了，他本人如今大约已不在人世。
李说，日本侵略中国是蓄谋已久的事，远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们便在中国留日学生中物色汉奸种子，以后撒到全国，临汾城有个开中药铺老板的公子便是其中一个。“我那时在城里读中学，这位少爷回国后躲在家中不做事，中学请他教书，他不干。七·七事变一爆发，他露出原形。日本飞机炸太原，炸临汾，有人亲见他在阁楼上用反光镜为日机指引轰炸目标。日本鬼子占领太原、临汾，他摇身一变，成了日军大翻译官。”
“全面抗战一爆发，我便投笔从戎，参加《牺盟》。《牺盟》是阎锡山与共产党合办的抗日武装组织，实际被共产党掌控。我受训后成为抗日武装的一员。太原、临汾相继沦陷，我在临汾城内、城外与日本人周旋。这时我是抗日区长兼区武工队长，二十四、五岁。我办的第一件事是成功地设计一个圈套，将汉奸分队长处死了。我认识伪军分队长的妻子，她和她丈夫都是我中学同学。女的很正直，有爱国心，通过她给她丈夫做工作，很快成为我们的人。日本人每次清剿和出城抢粮，他都事先向我们报信，以致日本人屡屡吃亏，伤亡惨重。几次之后，日本人起了疑心，怀疑有内奸。分队副早想搞掉分队长取而代之，便向日本人告密，报告分队长的可疑之处。日本人抓了分队长，施尽酷刑，他招架不住，终于招供，被杀害。队副升了队长职。原队长之妻对她丈夫感情深炽，哭天号地，发誓替夫报仇。临汾城内有我们多处交通站，如饭铺、铁匠铺都是。在群众掩护下，我经常进城，在鬼子的鼻子底下活动，加之我对城内特别熟悉，他们奈何不得。我和她化妆进城，通过内线，早掌握这傢伙的生活规律，将他杀死在他姘妇家。待鬼子发觉，炮楼枪响，我俩已翻过城外壕堑，远走高飞了。”
他的许多‘故事’和肖飞一模一样，我真以为他就是肖飞原型。
他说，有次我和一个助手走在田间小路上，忽听到后面有皮靴声，回头一看，三个鬼子正恶狠狠地端枪向我俩瞄准，我俩一头钻进高粱地，和鬼子捉迷藏，最后我选择有利地形，躲在河沿的土坎下，将三个鬼子全消灭在河滩里。
李应唐曾是大智大勇者，抗日战争中在晋西南与日寇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可歌可泣！那位原伪军分队长的妻子以后也参加革命，当了区妇救会主任。
李却未能葆革命青春。以后他所在的部队改扩为支队，计划上太行山。不知什么原因，整个支队被国民党策反哗变，他脱离军队从此结束革命生涯。
我问他：“你当时怎么想的？”
他淡淡地道：“怎么想的？大多数如此，我也只好如此。再说，从军从政，总没有当老百姓自由、轻松，我当时已三十出头，该有个家了。”
离开革命队伍后，他没有出卖同志、朋友，更没有投奔国民党，而是流落到陕西，成家立业，烧砖瓦。十几年过去，烧窑、炝窑、看火，他成老把式、大师傅。一九五五年被捕，法院判他十五年刑，他不服：“我没有出卖同志，没害过人，我有什么罪？我不愿打仗，想当老百姓，革命可以参加进去，也应允许自愿退出来，这算罪吗？”
法院的人说：“这么说来，你对判十五年刑不服。对吧？”
“是不服！”
“不服？再加判你五年，判你有期徒刑二十年！”的的确确，立马改判成二十年，他再没敢吭声。
‘文革’中一个福建省委的头头（书记或副书记？）被揪斗、打倒，他和李应唐曾一道共事，被怀疑是叛徒。专案组数次来劳改队向他作调查，纠缠不休，他写过多次证明材料。
“一失足成千古恨”，李应唐若不是‘一念之差’也是省级高官，谁知当了二十年‘阶下囚’，刑满后也不能回家与妻小团聚。
做人难，活人难。人生世事何其坎坷难料！
李应唐对往事似乎无多感慨，他的孩子已长大成人，有时来青海探监，他心里感到慰藉。对我说，我一直那么干下去，即使当了省级干部，‘文革’中又被七斗、八斗，或许比我现在要短命也未可知，或许比我现在还要难熬日子也未可知。过去了的已经过去，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没干过亏良心的事。人的一生比如走路，曲曲弯弯，弯弯曲曲，直路走到底的，能有几个？
他的话深寓哲理，令我久久回味。
九、听劳改队里的〈红卫兵〉讲故事
经过数月相处，我对中队两个〈红卫兵〉小将很熟了。周是通过‘乒乓’外交；马与我同组，自不必说。
我很想知道‘文革’究竟发生些什么，但我不能轻率地询问他们。我对他俩也‘另眼相看’，听见‘打、砸、抢’三字使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在我心目中，他们是心灵极端扭曲的人，又是反复无常之人，我岂能自找麻烦、自寻烦恼？
七五年过春节，他俩先后主动给我谈‘文革’故事，为我补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他俩的经历、故事惊人相似。－－
在〈我的一张大字报〉鼓舞下，我们高举‘造反有理’大旗，先造了老师、学校的反。那些平时最有责任心、对学生严格要求的老师首当其冲，被戴上高帽子打翻在地。有个教物理的老教师，平时对我们特严厉，上课时发现不用心听講的，叫起罚站；回答不上问题的也罚站。可他教的学生物理成绩出奇地好，他被打成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的反动学术权威，班上斗，年级斗，全校斗，斗得死去活来。他顽固得很，死不认罪。后来没人上他的课，他哭了。我们又砸了教室的桌椅，砸了黑板，砸了物理、化学实验室的‘瓶瓶罐罐’。他拼命护着，老泪纵横地说：“同学们，你们可以打死我，你们不能砸这些设备、仪器，国家需要科学，民族需要文化，你们更需要知识！”我们才不听他那一套，捋袖子、挥拳头，拼命朝他呼‘打倒’的革命口号。一个〈红卫兵〉头头跳到桌子上，喊道：现在开现场批斗会！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路线的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同学们，我们不再上当受骗！我们不做修正主义的小绵羊，不要资产阶级的一百分！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要砸烂整个旧世界！我们要向张铁生学习，要无产阶级的红零分！
老教师勾着头，佝偻着身子，两臂张扬坐‘喷气式’，依然抗争道：“政治是要的，科学也得要，政治不能当饭吃！”
“他公开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恶意攻击战无不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毛泽东思想！”
“他狗胆包天，反动透顶，他是现行反革命！”
……
批斗会如海啸雷鸣。老教师被‘娃娃’的乱拳乱脚打得遍体鳞伤，口吐鲜血，回家当晚便溘然长逝。
我们只相信毛主席，只听毛主席的话。他虽是名牌大学毕业，在我们心中不过是螳臂挡车的小丑。他死了，活该！从此地球上少了个阶级敌人。
我们学工、学农、学军，其实什么都没学，狗屁都没学会。以后我们又和几所中学联合起来，造当地党、政机关的反，夺他们的权。我们欺侮过‘黑五类’同学，毒打他们，他们不敢反抗；我们轮奸‘黑五类’女同学，强迫她们脱光衣服，她们不敢不服从。我们认为这是出于阶级仇恨，是有阶级觉悟的表现。我们参加过武斗、殴打过支左的解放军；我们打派仗、开过枪，扔过手榴弹；我们天不怕，地不怕，谁都敢惹，他们都怕我们。只有红卫兵敢惹红卫兵，打派仗的时候，动真枪真刀，双方都有伤亡。死了拉倒，死了也是光荣的，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献身，值得。
搞革命大串连的那阵，我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主席他老人家两、三次检阅，那种幸福感甭提啦，叫人受用一辈子，永世不忘。我们走到哪儿，吃住到哪儿，白吃白拿，谁也不敢说个‘不’字。有一次深夜到西安，我们都饿了，跑进一家餐馆，没想到老板和服务员不识相，对我们不卖账。我们喊来百多红卫兵，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落荒而逃。我们吃饱了，拿光案板上的熟肉，为了出口恶气，临走时把锅砸了，在灶台上屙了一泡屎。
我们学红军，搞‘长征’，到过井冈山、韶山冲、延安宝塔山，到过全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是免费旅行，包吃包住。我们一起有二、三十个男女同学，每人揹个小行李卷，打着‘红卫兵长征队’红旗，机关大院、学校教室、饭馆旅店，任我们吃住。我们最喜打地铺、打通铺，二、三十个男女，夜里绞成一堆，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听说美国流行‘性解放’，我们体味过，我们的‘性解放’比美国的肯定更彻底，是毛主席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
他一口气说了许多许多，说得流畅，平淡如水。
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只是静静地听，没作任何反应，心里想得很多、很多；想了很久、很久。
二队犯人中，此时我还熟悉许之品。他的‘故事’多少与朱彬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过更多戏剧性、荒谬性。
许之品，河南信阳人（我老籍光山，算是老乡），比我大七、八岁光景，四九年在山西读高中时参加革命。后随军南下，直到江西南昌才停歇。在‘军政大学’受过培训，在部队一直当文化教员，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一九五七年‘鸣放’时，他是三年级，当班长，胡里胡涂成‘右派’，五八年毕业戴帽分到甘肃通渭中学教书。
通渭与武山毗邻，我没去过，经常有人在我跟前提到。那儿比武山交通更闭塞，自然条件更差，更穷更苦更落后。三年人为灾害时期，是饿死人最多的县份之一。武山、漳县、陇西、定西、甘谷诸县已是严重万分，据闻通渭更甚。
许之品绰号‘书呆子’。孤身来通渭，举目无亲，又头戴‘紧箍’，凡人低一等、矮三分。在中学里不如校工、学生，遭冷遇歧视、受侮辱欺压，无数条毒蛇包围着他，咬噬他年青的心，好不容易撑到五九年。这年下半年大范围饥饿在全县发生，那些高人一等的人都饿得眼冒金花。他陷入绝境。面对死亡，只得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出逃了。他想起大学教他俄语的老师，前苏联驻华使馆大使（代办？参赞？）夫人，打算跑到苏联去，请她帮助求职谋生。
他是五九年底由东北兴安岭偷越边境的。冰天雪地，雪茫茫，林莽莽，除了御寒衣帽，只带十斤炒面，身上别无它物。他是抱着‘反正一死’的决心和命运抗争的。吃的苦头，经历的危险笔墨难述。后来被苏边防军抓获，关押在伊尔库茨克，一月后转押到莫斯科。
当时中苏两党两国矛盾已尖锐化、公开化，许浑然不知。苏方人员询问他对中苏分歧持何态度，他不知分歧何处；问他对中国党和政府的看法，他亦无一字‘批评意见’。一块不可雕的‘朽木’，想见的老师没见到，他被遣送回国，羁押在甘肃通渭看守所。有‘朽粮’可食，暂时不致饿死。看守所此时关押着刚破获的一起‘现反’大案，涉案者有农民也有不少基层干部。许是‘一人一案’且案情简单，当局指派他为这现反大案的涉案人犯代写‘交待材料’，前后达三、四月之久。
他做梦也想不到，‘材料’写来写去，最后他竟成这一大案的‘首犯’，判二十年有期徒刑。无论他怎么抗争，人家‘干墙上钉钉子’，硬给他钉上！
十、又当“自由”犯
七五年春播刚结束，我调大队机务队修理组，又当‘自由犯’。这次调动甚感意外，搞机务、修理，非我所学，非我所愿所能，感到很茫然。无理可讲，惟服从而已。
机务队修理组在监院大墙外东侧，四面是夯实的矮土墙，墙上插些蒺藜，墙里围个小院。前面临公路是修理车间，后面是修理组宿舍、机务队伙房、库房。
这次当‘自由犯’与二大队搞菌肥不同，我的伙食全转到机务队职工灶上，主食与副食全给我定量发餐票。我是机务队也是修理组唯一犯人，住修理组六人宿舍，并被朱队长指定当修理组的学习记录，每晚给大家读报。
机务队主管干部只朱队长（只知姓朱，不知名字）是老广，有典型广东人长相，个瘦小，很精神干练，年纪四十出头样子，知识分子出身。第一次开会训话，给我两个显著印象：很自负；说话刻薄，嘲讽带挖苦。
修理组组长王阳春（又名王德太），浙江人，年近五十，矮小身材，长得匀称结实，性格沉稳、内向，极聪明能干，高级锻工，对钳工也内行。不论什么难活，他只要摸摸看看，便能想出解决的办法。他是解放初台湾派来的空降特务，被俘后判无期后改判二十年，原在浙江监狱服刑，六二年蒋叫嚣反攻大陆时，与陈后勤一起调押青海。
陈后勤也是浙江人，也五十许，中等个头，平时话多且爱说过头话，钳工，手艺确有一套，只速度慢，干活拖泥带水，不象王阳春那样干脆利索，还或多或少有些拿‘架子’。他原是国民党军一艘炮艇的中校艇长，在一江山岛战役中被解放军生擒，原判无期后改判二十年。他和王阳春都在两年前刑满就业。
童志友，陕西人，年龄与我相近，长得颇帅，天生一付好面皮，白里透着红嫩，平时衣着颇讲究。他原是兰州供电局电工，如今主要干电工和机井修理，对电焊、钳工、白铁工也很熟，是个很聪明的人，却不太‘规矩’，干活经常开溜，吊儿郎当，有时一天半天不知他在何处，派人找也找不到。机务队多有他拈花惹草的传闻。老广队长询问他，他顺口编个谎总能搪塞过去，拿他无可奈何。
严济章，青海湟源人，也与我年纪相当，原是汽车司机，在车祸中丢了一条腿的下半截，现装着假肢，于干活无甚影响。他是回民，身体壮实，尤其膂力过人，性格颇豪爽。
另一位叫姜××，河南洛阳近郊人，五十有几，身体壮健，翻砂工，没有翻砂活时，给王阳春抡大锤。他亲口对大家说，四零年他十七、八岁便当‘国军’。在中原大片国土沦陷、百姓水深火热、国难当头之时，他见日本鬼子如丧家之犬，见老百姓如狼似虎，在河南离黄河不远的一个地方，钻进一农家，持枪胁逼，一次强奸了这一家三代人：五十多岁的祖母，三十多岁的儿媳和十余岁的孙女，居然是当着三代人的面干他的兽行的！解放后，他上山为匪（洛阳附近），带一帮兄弟，自己当土匪头子，直到解放军大规模剿匪才将其擒获。他得知‘立大功可以免死’的政策后，毫不犹豫供出所有同党，那些与他山盟海誓的‘把兄弟’吃了枪子，他只判二十年。
姜是个色胆包天的狂徒，在劳改队还敢干坏事。他告诉我们，在某农场服刑当‘自由犯’，夜里给麦地浇水。他事先打听好某干部出差不在家，半夜窜到干部家中奸淫干部家属。有人问，你不怕她喊叫、事后告发吗？他笑笑，说：“你们不懂得女人。只要你把她弄舒服了，她巴不得你夜夜来，千方百计保护你。怎么会告呢。”
我劳改快十五年，辗转到过好几个劳改单位，见过的犯人成千上万。无仁、无义、无诚、无信、无廉、无耻、无恶不作、猪狗不如、无一可取的人渣，他是唯一！从姚老身上，如今又从姜的身上，我真正体会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荒谬了。
过了许多时日，我才知机务队还有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机务队能使干部言听计从，呼风唤雨。他叫金祥粹，上海人，年届六旬，满头华发，高大身架，腰板挺拔，颇有气派风度。他也是就业人员，干着机务队统计工作，兼管职工食堂和就业人员工资领发。他不住修理组，住在南面机务队基地的小院里，独自一人。小院有两排平房，他独用一排（约三间），另一排闲置。每次见他同朱队长说话都如耳语，给我以神秘感。
有一次到小院，也是我第一次见他。他的住室与别的职工迥异。室内布置得井井有条又琳琅满目，炊具全是电气化，电饭煲、电炒锅、电炉、电褥子、电取暖器，样样不缺。看机井的职工也独自起伙，只能抽空去沙滩打沙柳作燃料，屋里除简单衣被，再无别物。金的另间屋里摆着各种镶牙器械和石膏模具，（他正从事或学习镶牙技术）另张桌上放着相机、胶卷和两只白瓷盘，盛着显影液和定影液；再一张桌上放着药品一类，抽屉露出纱布药棉，清晰可见。里屋才是他的卧室，床上铺的盖的，泛泛有光，即使干部家中难有一比。有个书厨，我大致浏览一下，有医务专业书，还有不少中外文学名著。
一眼能看出，他是个会生活、会享受的人，一个颇具文化修养兴趣广泛又多才多艺的人。我判断他原属民族资本家一类，或许在‘三反、五反’中进的劳改队。
我正要离开，他一把拉住我，要留我吃饭，热情得了得！首次晤面就受他款待，实不敢当。但我却拗不过他的诚挚。他动作奇快，眨眼间鸡蛋挂面外加肉松、芝麻油便端上桌。
金的最大长处莫过于对任何人都态度谦和，不树一个‘对立面’，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连我这新来乍到的末等都如此这般，对别人更不必说。这使他能上下逢源，办事得心应手，获得不少实惠。
规定职工每隔三年探亲一次。他往返上海每年两三次，每次都是公差，可报销。实际公私参半，公事少，私事多，甚至公事是名，私事是实。耳闻，他从牧民收购些名贵中药材（如牛黄）以及驼毛、羔皮之类捎上海，又从上海买些小巧物件回来，从中利益。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每次回来都给有关上奉捎买东西，从不吝啬给他们恰当的好处。
从现在的政策看来，做点小生意，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可在当时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投机倒把’犯罪行为，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没十分心计，要做到这一点，敢这么做，常人不可想象。
经济实惠还在其次，不过蝇头小利。据我切身体会，他获得最大照顾是不参加学习，解除了精神禁锢。在劳改队，犯人或就业人员，‘学习’是种不堪忍受的精神重负，尤其对文化人无异于是种煎熬，偏偏除周六晚和节假日又是‘雷打不动’。虽说全属形式，你得认真应付。平时，组长见无管教干部来，三言两句，各自睡觉。但是，不到十点谁也睡不安稳，只要门外有动静，‘刷’一下都坐起来，动作都快得‘蝎虎’。每年冬训三个来月，个个把自己臭一遍。分明是人，要把自己说成鬼。金可以不参加学习开会，精神上至少得到百分之九十五的解脱。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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