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1972.3至1978.9）（一）
一、树挪死，人挪活
这新到之地是青海德令哈农场，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地处柴达木盆地东沿，下辖几个劳改分场，有好几万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我分到尕海分场。尕海分场辖着四个大队，只四大队是清一色的刑满就业人员。
这儿的地形、地貌、监舍、大队部建筑布局与饮马农场、与我在看守所梦境中的情景极似（只巴仓差别较大），不叙。不同的是，这里每个大队辖四个中队，全是农业队，无基建队农业队之分。高墙里各中队隔开，每中队各有前后两个院子，两百左右犯人。
我在二大队五中队五组，初住前院，时间不长搬后院。组长周孔章，四十好几，四川达县农村人。无论大田劳动或休息天，他一天不说一句话，象个哑巴。劳动中虽是组长，从不指使别人干这干那，只自己埋头干活，哪儿活重在哪儿干，象头老牛；出工、收工扛工具，老弱全由他包扛，与巴仓陈康年竟是一模一样。监舍休息时，也是手脚不闲，不是捻毛线、织毛衣，而是帮小组犯人补鞋袜、衣服，或者拆洗被褥。任劳任怨、表率作用做到顶了。
我睡老周旁边，又当记录。不多久，便知道周的一些情况。周原是生产队长（或农业社长），1958年因带领社员抗交公、购粮而‘犯罪’，判二十年长刑！想不到，一个真正好的农村基层干部竟叫我在劳改队碰上了。
在周孔章事事、处处的表率下，这个小组的犯人都很‘奇特’，象个大家庭，融洽友爱之气比之陈康年小组又胜一筹。时隔三十年，小组成员一半以上还记得姓名，他们音容笑貌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而我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满打满算只一年，印象之深实非寻常。
邓安瑶，广东人，快四十年纪，一脸麻子，却不甚难看。他的特点是‘开口笑’，不笑不开口，为人极和善，与世无争。姜有祖和李竹叶都是浙江人，都四十好几，处事通情达理，待人至诚。以上三人皆不知其案情、刑期。
杨信全的情况与众不同。他的年龄比我小三岁左右，江苏人，有眼疾，一只眼白内障完全失明。他是个老实巴交、连响屁都不会放的青年人，却一直公开不认罪，不断写上诉，年年写，没一字回复。在我到过的所有劳改单位，都忌讳‘不认罪’，无一敢说‘把我判错了。’即使再冤只能放在心里，倘若说出来或叫别人知道了，犹如捅了马蜂窝，大会小会批斗，年年冬训拿你‘开刀’，没完没了。这是轻的，重的要受加刑论处。惟独这儿对他的不认罪、屡上诉并不呵斥追究。他写的上诉经管教干部检查后都替他发了，干部似乎对他的案情也存有质疑。的的确确，凡见到杨信全这个人，一眼便能看出他根本不是‘现反料’，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程度。他的案情是解放初他小学五年级时，爱读《三国演义》，和几个小朋友也来了个‘桃园结义’，称兄道弟。肃反时各乡有硬指标，他判以‘反革命集团’罪，二十年长刑。我推算了一下，无论如何，判刑时他不会超过十五岁。
张沛生，这名字是我用心特意才记住的。平时大家都不称呼他的大名，只叫他‘张聋膨’。他双耳都背，对着他耳朵大声喊，才能听到一些。他已六十多岁，长得矮粗，颇似武大郎，文盲，旧社会一直给地主当长工，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江苏（浙江？记不准）人。他是我见过的（不仅劳改队，包括社会上）唯一敢为地主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人，而且赤裸地、公开地。旧社会他年轻时到地主家扛长工，由于勤快、能吃苦，对主家忠心不二，被地主俩口子相中，把女儿嫁给他，还陪了许多嫁妆。由此，张沛生感激不尽，视为亲生父母。我不知他因何犯罪，也不知他的刑期，判断他与地主的情缘有关。平时，只要提起旧社会，他便打开话匣子，说地主如何如何对他好，滔滔不绝。大家都不敢接他的话茬，也不驳他。他是文盲又耳聋，年岁又大，出身又好，即使管教干部在场，他依旧如是说，只好任他说去，不理他，直听他把故事说完为止。
张聋膨始终保持勤劳本色。他肺部或上呼吸道有病，脖子原本粗短，经常一鼓一鼓的，气上不来。小组年青犯人都照顾他和金城，不叫他俩干重活。他过意不去，想方设法补偿其他人。星期日休息，年青犯人爱睡懒觉，不到开饭一刻不起床。他老早爬起来，打洗脸水、摆碗、打饭；给人洗衣洗袜，擦窗，扫地整内务，悄悄地，不弄出声响，为的叫大家能多睡会儿。这小组只我一个‘新’犯人，时隔不久，他对我尤好，象父辈一样照顾我，帮我拆洗被褥，缝补衣衫，达到无微不至程度。
如果说这小组象个‘家’，周孔章是家长，张聋膨便是名符其实的‘管家婆’、‘内务部长’。
我毫不怀疑张聋膨‘故事’的真实性。他的话对我震动很大，引起我的深刻反思。由于家庭出身，童年少年的经历，我对地主阶级怀着深深的憎恨，〈白毛女〉中的黄世仁、〈高玉宝〉中的周剥皮就是我对地主的概念。我从未听说有心地慈善、体贴关怀长工的‘好’地主，有肯把女儿许配给长工的‘傻’地主（何况张沛生又长得丑陋），联想到张万元对我的无端帮助，始信哪个阶级都有好人，过去存在阶级偏见，“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已使我中毒很深了。
金城，江苏人氏，是本小组唯一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我判断他在旧社会干过军界或政界的事，究竟干的什么，点滴不知）。他六十岁，脸形瘦削，眼睛奇大，颧骨奇高，两颊两个深坑，嘴里只剩得上下各一颗牙。一张嘴，口里黑洞洞的，乍见令我毛骨悚然，以为白天见鬼。他已形骸枯槁，弱不禁风，时常咳嗽不止，只偶而随大田出工，到了工地什么也干不成，坐在地埂上大口大口喘气。
这儿全种小麦，犯人吃的全是白面，伙食情况大抵如饮马农场。副食更好些，一星期改善三次生活，多少能见点猪羊肉。虽然吃不饱（即使社会上，能吃饱肚皮的当时能有多少），总算勉强过得去，不象巴仓那般恐慌难耐。
金城是小组唯一‘余粮户’。我到小组不多几日，他对我多有‘偏心’，似乎看我处处顺眼，就象巴仓郭队长处处看我不顺眼一样。每顿饭他都要掰块馍给我，皆被我谢绝。说实话，我很‘怕’他，犹如躲瘟神一般避之不及。我怀疑他患有开放性肺结核，甚至还患有肮脏的性病，怕被传染。我对卫生高度关注，尤其餐具，一般不愿让人触摸。但凡金城用过触摸过的东西，比如锄把、锨把，我不得已拿它，必牢记仔细洗手。我不忍心伤害他，毕竟风烛残年，不能再增加他的精神负担。我这样做的时候尽量不叫他发现，更不让他感觉我有‘嫌’的意味。他已有够多的悲哀。
不久，他搬到病号室，对我仍‘恋恋不舍’。
院子里每看见我，在病房门口老远向我招手，要把积存的馍给我。我很诚恳对他说：“我确实饭量不大，自己一份够了。”
不到一年，他死了，我感到难过。他对我怀有真实友好的感情，世上还有比真实感情更值得人去怀念、感动么？
社会上阶级斗争正如火如荼，遍地有呻吟，到处是血污。然而，在这被社会遗弃的‘人渣’之所，彼此心无芥蒂，互相关爱帮助，倘非亲历，谁能相信这是真的？我这小组是块净土，一个无风的港湾。这儿的管教干部也通情达理，态度平和。我庆幸自己摆脱了巴仓死亡之地，有二次投胎的感觉。
二、朱彬其人其事
这里的劳动与饮马农场相似，只比饮马更重视质量，不象巴仓‘胡日鬼’干法，把犯人累坏了，种粮成了种草。干活重视质量很顺我的心意。
中队种六、七千亩地，播种用播种机。春播完，大田犯人紧接着扶地埂、打毛渠，准备浇水；接着锄草；秋收；脱粒打碾；尔后用拖拉机翻地，地翻完，晒一晒，接着又是扶地埂、打毛渠；平地，开始冬灌……周而复始，年复一年。这些我在饮马大体干过。
我很快学会看地平。平地是除秋收外最重的劳动，看地平是平地中一项关键活，带着技术内容。翻过的地，原来的地埂、毛渠不复存在，但痕迹依稀可辨。地块大的一亩二、三，小的也有七、八分。这儿没有排碱沟，排盐碱全靠冬灌的质量。地平得不好，冬灌浇不上水，来年白花花一片盐碱，庄稼渍死，颗粒无收。我来之前，我这组只老周一人会看地平，上窜下跳来回奔跑，忙得一塌糊涂。就这样，有的来不及察看，把低处土挖抬到高处，返工的事常发生。如今不同了，老周和我各领一人，一付筐，专啃需要大动干戈的‘骨头’。在我的提议下，把小组其他人分作两摊，一摊平那些劳动量较小、只须动锨无须动筐的地块，把高处的土取挖若干撂到低处即可；另些体力较弱者随后把这些‘处理’过的小坑小洼用锨拨拉平。这样做，质量好，进度快，令外组瞠目。
由于精神上的解脱，环境相对宽松和生活的好转，1972年冬天我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场上劳动各组选派最棒劳力装车，我也当仁不让，两百斤的麻包也扛得动。
邹庆礼君在另小组。几个月下来，我和他认识了朱彬。
朱彬是一组犯人组长，兼管着办中队黑板报的工作。他是辽宁（吉林？）人，大我七、八岁，四十刚出头，中等个子，身材匀称，性格开朗，非常健谈。东北解放时他参干，在军政大学学习，在部队当过文化教员、宣传干事。全国解放后，部队送他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培养深造，中共党员。他大学出来分配在《健康报》当记者（好象还是外派某省市的记者组长）。
他向我和邹君较详地谈到他的‘犯罪’经历。
一九五七年正当他风华正茂时候，‘整风’运动开始了。他说，他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满腔热忱，‘响应党的号召’投入‘鸣放’的（我，还有几十万右派何尝不如此）。他从外地接连发回高等医学院校和医务工作者的‘鸣放’报道，没想到眨眼间他成‘反党吹鼓手、喉舌、急先锋’，成了‘右派’。划右后，妻子离婚了，唯一的儿子也带走了，他成‘光杆’。他是真正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发配大西北，当‘劳教队’的管理员，享受干部待遇，监管着一群‘劳教’男女。党对他够宽大了。没想到朱彬不知足、不领情，反而干出戏剧性的‘反党叛国’勾当来。
他管理劳教队的财政大权。男女劳教人员不得带现款在身，一律存寄在他这位管理员处。需要开销要向他请示报告；劳教队的伙食费也由他掌管。他手头经常有几千上万现款。朱彬既有划右切肤之痛，又有妻离子散之苦。他利用自己干部身份，频繁找劳教分子谈话，对他（她）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翻阅他们的档案资料，终于物色到一个理想的合作者。这人驾驶过飞机，有丰富军事知识，又体格壮健。很快俩人交心，策划一道偷越国境，由专政与被专政关系变成难兄难弟。某天，他以到县城采购为名，挟着公款和私款，不翼而飞，由玉门乘飞机，经西安短暂停留，仅一天便到西陲昆明。
他俩购买了必要的工具物件：雨衣，油布，长筒雨靴，火柴，打火机，手电筒，望远镜，刀剪，绳索，食品等等，慎密而周细，到西双版纳的景洪后，一头扎进原始森林里。在原始森林，他俩昼伏夜行，艰难跋涉，受蚊蝇的叮咬，蛇蝎的袭击，虎豹的惊吓，大雨的浇淋，睡在乔木树梢上，匍伏在草丛里一连数小时不眨眼地窥听动静……一句话，吃尽了苦头。在距国境线一步之遥的关键时刻，无情的‘黑管’直指他俩的脑门。他就这样丢了干部饭碗，当了犯人。他是首犯，判十五年；另一是从犯，判十年。
朱彬言之滔滔。我听着他的故事，回味良久。我与他虽相差七、八岁，有许多相似处。不同的是，划右后他又加上妻离子散之苦，为着他个人的生存和出路才不得已‘叛国’。我进入‘敌人营垒’却非为个人生存所累，是在高度理性支配下心甘情愿进来的。
此后，朱彬、邹和我相处颇好。朱性格外向，口若悬河；邹内向拘谨，噤若寒蝉。我介于他二人之间，对熟悉而信赖的人，话也多。朱彬还对我俩讲过不少他的劳改经历，多数已无印象，只一件记得很清楚。
五九或六零年，他在西宁附近的劳改营服刑（好象是个厂矿），犯人都饿得不行了。有人拿一件袍子只换得一块馍，一件上等的大衣换一个馍。有的犯人乘机‘发财’，拼命节约，换得不少好衣物，最后饿死了，东西全成了人家的。有些‘自由’犯，出工到场上经常偷回麦子煮吃。麦粒难消化，排出来大便仍是麦粒。监号的犯人饿得无奈，就把这些‘自由’犯屙的屎弄来，放到缸子里，洗了又洗，搓了又搓，拿来煮吃，弄得满监号臭气熏天。
他说，人吃人屎还确起作用，真救了些人命哩。
我听说人吃人屎的事这是头一遭，我是相信的。过去读史书，只知‘易子而食’，啖食亲母、吃人屎史书不曾见过，特记于此，以补史之缺漏矣。
七三年元旦，心情颇好，朱彬向我约稿，我答应了，写了篇散文诗〈春之曲〉，登满一黑板。还记得一些－－
巴音河两岸，矗立着无数棵白杨。此时，枝杈上泛出斑驳点点的青意。它们虽依旧赤身裸体，受尽北风的鞭笞，却从未卑躬屈膝过，如今明显露出傲首向上的气概来。
离离原上，放眼望去见不到一个活物。但在冻土下面，在巨石重压的底下，有无数草芥籽种在萌动，在甦醒。你可感觉到，它们正用双手拼命往上推，用头頸狠命往上顶；你能听到，它们发出惊天动地的呼喊：
“我们有生的权利，我们要破土发芽！”……
呵，春姑娘来了！飘飘荡荡，从天而降。有的着彩霞霓裳；有的穿百鸟羽毛织的罗裙；有的披百花编的浣纱，流光四溢，五彩缤纷。那夹着冰块卷起层层涟漪的流水浪花，是她曼舞的碎步；那抚摸人们脸颊的温煦风儿是她的纤纤玉手……
歌唱吧，纵情欢呼吧！因为，春天来了。
朱彬颇欣赏。征询我的意见，欲将‘我们有生的权力’删除，以防小人钻空子。我赞成他的意见。
写〈春之曲〉直抒我的胸臆。我仿佛感觉到了什么－－林彪坠机亡命，‘一打三反’已强弩之末。严冬将尽，春天不再遥远，我似乎嗅到了春的气息。
朱彬于74或75年刑满就业。七八年右派纠正后，随之平反调回西宁，仍在新闻单位工作。以后邹来信告诉我，他已成家，新找的爱人也搞新闻工作。我真为他高兴呐。
但是，好景不长。八四年底邹突然信告我（我和邹都已平凡）：朱彬在一个晚上与他的新婚妻子在西宁火车站的街上散步，一个醉鬼突然用酒瓶猛击他后脑，立时毙命！一九八五年夏我出差西宁，亲眼看见法院的判决布告，验证了这消息的真实性。凶手与他素不相识，无怨无仇，全因酗酒太多，脑子出了毛病，判了无期。
朱彬是性情中人，有胆有识，一个敢讲真话的人。原本他还可为社会工作二十年，竟这样走了，令我惋惜。写这些文字算是纪念凭吊他。
哀乎，朱彬，愿你一路走好，莫象阳世再栽筋斗。
三、我认识的初立朋
这中队犯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除我们仨，还有一个。我们仨在新社会，这另个却是旧社会毕业于名牌大学的老大学生，他很快进入我的视力圈。他不但外表奇特，他的表现与内心一如他的外在，引起我的极大兴趣。
他叫初立朋，上海人，五十左右，已全秃顶，身材高大，膀阔腰圆，大手大脚，力气奇大，脸呈古铜色，经常打赤膊，浑身也是古铜色，发亮，嘴瘪瘪的，似乎牙齿脱落很多，有副很慈善的面孔。乍一见他，你会以为他是个粗得不能再粗的粗人，但是他浑身透出来的气质又告诉你，他绝不是粗人。
初立朋解放前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大学时期参加过国民党，听说还当过国民政府最末一层的‘参议员’。然而他和他妻子又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无劣迹恶行。在五七年反右后期开展的‘社会大扫除’中作为垃圾扫进劳改队，且判的长刑。
原来的犯人告诉我，他以前一直在大田劳动，除严冬两个月，只穿件短裤，光膊打赤脚，劳动非常卖力，蹬铁锨光脚丫，一人能抵两、三人干活，中队无人能比。他的饭量也大得吓人，管教干部为照顾他，才调伙房并当伙房组长。
伙房组长也即是中队犯人大组长，职位‘显赫’，非同一般，凡当过犯人都清楚。看守所时期的张士俊，巴仓五队的张姓组长何其了得！说话牛气冲天，说一不二。犯人谁敢惹！他们比干部还‘牛’，莫说顶撞，即使脸上带些不悦，马上施以‘颜色’看，‘宰你没商量’。比如你当小组值日去打饭，他故意少打些，回到小组会落没完没了的埋怨，巴结还来不及哩。‘三年’时期伙房组长握有勺把子，如同攥着犯人的生杀之权，乘人之危敲诈勒索，把犯人的手表、高档衣服等值钱之物洗劫一空；伙房组长拉拢腐蚀干部、欺凌犯人，作恶多端，是犯人中监霸，‘人渣’中的渣滓。
初立朋当伙房组长却另码事。他只干活不说话，犯人有怨气骂他，他不回嘴，只对你笑笑，成犯人的‘出气筒’。监院内离大门不远有眼井，井离伙房约五、六十公尺。平时伙房专设一人从井里吊水、担水，供伙房洗菜、烧开水、烧饭之用，是伙房最重最累的活，如今他兼着这项劳动。他膂力过人，不用扁担，两只手提四桶水（足有一百公斤）来回奔跑，象少林寺练武功的和尚。数九寒冬，我亲见他站在井旁冷水浴，一桶水由头顶直灌全身，象幼年我见日本俘虏在崔家祠堂洗冷水澡一般。初立朋光着身子，浑身古铜色，犹如一个‘铁’人。我很羡慕他的好身体，尤钦服他的意志力。
有个休息天，不知何故，四组组长戴怀梧和二组组长干起仗来。戴是浙江人，长得漂亮出众，尤其双目炯炯有神，异常精明，年龄与我差不多，或许还小我一、两岁，正年青气盛，血气方刚；二组组长是个高个，山东人，也只三、四十岁。双方由争吵到对骂，由对骂到跃跃欲试要动粗的样子，眼见一场恶仗要爆发。休息天管教干部不进监院来，伙房组长负有调解责任。初立朋奔到我面前向我求助，我觉得又奇怪又可笑：我狗屁不是，我算老几？这两个组长都以脾性暴躁闻名，针尖对麦芒。我担心他俩不会卖我的帐，惹一身臊，令我难堪。初兄站在我面前一付窘态苦相，又极诚恳的样子。实不忍心拒绝他，‘打着鸭子上架’，只得硬着头皮陪他走一遭，终使吵骂平息。
初立朋拉我到伙房门口，细声对我说：“主在我们心中，主会保佑你的。”
1974年初立朋和我调到尕海一大队二中队，不久他便刑满就业，在猪号喂猪。1978年底我调德农总厂中学教书，听说也点名要他，被他拒绝。他安心于他的‘猪倌’角色，比我更看破红尘。
直到1980年3月我回德农办离场手续，听说他已回上海，是他妻子来接走的。他妻子对他坚贞不渝，感情如初。以后从上海传来讯息，他妻子身体不好，初代妻上班搞化验工作。我想：对初，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的了。
我从初立朋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感到了宗教之伟力，对人精神的巨大作用。我始终没机会与初立朋深入交谈，听说他是非常认命的。‘一切都是主的旨意’因而心甘情愿受罪受苦，毫无怨艾。
人不能没有信仰，信仰是精神支柱；没有信仰的人同其它生命本质无别，什么事情能干出来。
我大学同学中也有信基督教的，他们处事平和，与人为善，能严格自省自律。倘若大家都如此心境，社会会减少许多血腥。
四、我认识的姚士彦
1973年春节过后，我这小组人员有了变化：姜有祖、李竹叶刑期届满，调外面喂猪、种菜；邓安瑶调中队伙房做饭。
这时报上推广施用〈5406〉菌肥，言之凿凿说效果不错，并且尕海四大队率先试制使用。春播刚过，大队调我去搞菌肥试制。服刑已十三个年头，超过刑期三分之二，具备当‘自由犯’的资格了。从此，极大地改善了我的生存环境。
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干部来监院领我出监（这意味着他要为我‘负责’）。他身材魁梧，穿着白衬衣，肚子突起，说话慢声细语，说一口带河南腔的普通话，气度不俗，有文人气质。绕过监墙东面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平房，有妇女和儿童在我身边出现。这儿不在大田犯人出工的‘过道’上，我从未到过。它是副业队领地，都是刑满就业人员，不少拖家带口。他们有的做酱、醋；有的酿酒、理发；更多的是喂猪、种菜。然后又向北，直把我带到一所高房里。
这位干部叫刘发江，河南辉县人，时任大队生产干事。此前，他已为我配了两个助手，姚士彦和方洲观，都是刑满就业人员。他对我们三人的工作作了简要布置：技术上由我负责，生活管理由姚负责；每周给他报个计划和小结，只要简单几句话就行，为的是了解情况、掌握进度；凡工作所需，找向医生借、要，他会全力支持的。
刘干事一走，姚士彦告诉我，刘是正规农学院毕业，向医生也是正规兽医畜牧学院毕业，是大队干部中的两个‘秀才’。
难怪二大队生产搞得井井有条！一个大队干部中竟有两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明白人，是我不曾想到的。
明白人也难免犯错误，但无论如何不会‘错’得邪乎；不会一错就是几十年。一个民族要摆脱愚昧，首先当政者不能愚昧。如果当政者是个愚昧不堪的糊涂蛋，必然‘用奴才、不用人才’，明白人再多，‘舵手’终要把‘大船’驶向‘魔鬼三角’。
刘干事走后，姚、方领我把房子看一遍。这房屋是全大队的最高层建筑，虽是一层平屋，足有其它平房一倍高，上面开着侧向天窗，屋里空荡荡的，无一物。靠门处约有三、四十平米空间，里面另端，有两个门对门小间，中间隔个窄窄的走道。我想：正好，一个小间用作‘接种室’，另一作‘菌种培养室’，便于消毒控管。在贴小间的外间墙，拟砌个炉灶，既用于高压消毒又可煮饭、取暖。我与方洲观住靠门的一侧，姚住另侧。姚夜里要看书，怕影响我俩，用纸棚和布帘围个小房。
姚、方二人，我一眼能看出都是知识分子，尤其姚士彦，极可能是‘大’知识分子。他年过六旬，微驼背，脸呈熟橘皮色，嘴巴很宽，上下唇颇厚，用着带牙托的假牙，浙江诸稽人。方洲观似乎比我大不了几岁，四川话，陕西汉中人。
我开列一份所需试剂、仪器设备的清单，去找向医生。他与我同姓，是我在劳改期间见到的唯一同姓者，四川人，乡音未改，年龄只三十稍过，身体颇健，人很爽快。他答应凡他有的，随便借取。末了，姚士彦给他写张领用单。我们抱回一大堆东西，连高压消毒器也掂来了。我又设计个菌种培养箱，画了尺寸草图，交大队木工定制。然后是四处搜寻玻璃罐头瓶，拟做二级菌种扩大培养用。又准备牛皮纸、橡皮筋、药棉塞子，动手制接种针，一切按部就班进行。
只一点，吃饭我颇觉不便。一日三餐都要跑到监院里打饭，进监、出监要喊‘报告’，非我所愿。很快，老姚帮我解决了。
老姚是个大度人，对我毫不吝啬。他每月拿农工正一级工资四十八元，除订书报便是吃，花得不剩一个子儿。他主动要和我合伙吃饭，我每月口粮一次性从监内打出来，每周改善生活进监打两次菜。平时由他到职工灶买菜，吃他的。犯人伙房对我颇照顾，又适逢邓安瑶掌勺打菜，每次打菜都打满一小钢筋锅，还多挑拣些肉，弄得我心里不舒服。邓说，你一周只打两次菜，油少吃了多少，菜节约了多少，这两次多打些原本应该的，没占大家便宜。
每次打的肉菜够我和老姚吃两天的。老姚爱吃肥肉，恰巧我肥肉不沾，只吃瘦的，各得其好。打的面粉只擀面条。我性子急，揉面总不到家，面条一下锅成浆糊，弄得老姚和我一道吃了一年浆糊。他从不埋怨，总说：很好，不错。
我很快与老姚成‘忘年交’。他叫我‘小向’，一直叫到九八年我到杭州最后一次去看望他，一直叫到我已是白发满头的时候。我尊称他‘姚老’，直到他去世的时候。
我俩无话不谈，但戒备方。有时我俩正聊得投机，方洲观一来，便换话题或嘎然而止。姚老谈到见我的第一印象时，如是说：小向呐，你无论走路、说话、举手投足，无论外表和气质，一个标准大学生样子，一点没变，难得哟。
姚老对我的印象即是对我的评价，以后几成他的口头禅。这里面的含意有褒有贬（虽褒多贬少），贬的意思是：还这么单纯，这么幼稚，这么呆！自然，话里充满对我的爱怜与信赖。
姚出身于杭州附近的地主家庭，幼年受到极好教育，生活优裕。他母亲是‘五?
四’前后杭州一所著名小学校长，那个时代的浙江才女，研究元词元曲的著名学者。他父亲青年时东渡留日，回国后曾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过有见地的文章，英年早逝，姚老时值幼年。他父亲与江西督军、湖口通电讨袁的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交往甚密，在弥留之际将幼小的士彦嘱托他代为庇护照应。
姚老毕业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大学时期，他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又富正义感，拉京胡，演话剧，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置身于抗日民主运动中。他是〈中国抗日同盟〉总干事之一，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与著名电影演员胡×假扮夫妻，在遍布军、警、宪、特的大上海与国民党周旋，每天更换住所。‘七君子’被捕入狱后，特务在章乃器的记事簿上查获姚的住址，将他抓进龙华监狱。
姚士彦在龙华监狱受过‘老虎凳’、‘鼻子灌辣椒水’、‘电椅’种种酷刑。他抱着死的决心，没有出卖同志。后来他母亲托人保释出狱。出狱不久，李烈钧委姚任江西吉安专署专员。
吉安专员行署的布告上挂着他的大名，他一天都未到职过。他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不愿从政。之后，他遍遊考察欧洲诸国，又在英国国家图书馆苦读一年书，回国后专事新闻工作。在大半个中国惨遭日寇蹂躏的时候，他任《前方日报》总编辑，辗转鄂、赣、皖的崇山峻岭中，设备驮在马背上，报道国民党第三战区在沦陷区游击抗日的情况（此前，我不知国民党军队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只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有敌后游击战）。抗战胜利后，他任《大公报》总编辑，先后与两任社长宦乡和马树礼共事。
解放前，姚士彦被录入《上海六十名人录》。
上海一解放，他马上去军管会，汇报了自己的历史经历。军管会的人说，你的一切情况我们都很清楚，你没干过坏事，安心好好工作吧。其时，他是上海财经学院副教授，兼校教工工会主席职。
没想到‘思想改造’运动一来，家庭出身和历史‘问题’交织缠住他，被列为重点。大会小会检查交待，分析批判没完没了。姚老说，当时我非常相信、佩服共产党，他们说‘交待’要越彻底越好，自我批判越深刻越好，我违心地把思想认识问题无限‘上纲上线’。他们还不罢休，把我变成重点之重点，调徐州集训。书不叫教了，直到五五年以‘叛徒’罪逮捕，判五年刑，送青海劳改。
姚老幼年丧父、中年丧妻，经受人生两大悲哀。
五七年鸣放中，我已经知道‘思想改造’的情况，不少人就因为‘自我深刻批判’和‘向党交心’交到劳改队的。姚老是我在劳改队亲见的‘思想改造’运动的牺牲者。
劳改后，上海财经学院他教过的一个学生调来青海工作，打听到他的下落，专程来看望他，以后调他办班讲〈会计学〉（他编写的《会计学原理》现在我处保存）。所幸，劳改期间他一直在分场场部当会计，每月发七元技术津贴，身体没吃大亏。
姚老有两女一子。一九六○年刑满，十几年没回家探亲。我猜，他一定有难言之隐，不敢问他。
五、制〈5406〉菌肥
〈5406〉的试制工作进展极为顺利，无论菌种的扩大和二级菌种的培养都一次成功。工作一环套一环，马不停蹄。在菌种接种时，刘干事来看我操作。
拿了十年铁铣锄头的手，猛然拿接种针，掂不出轻重，手有些颤。隔着玻璃窗，刘干事在外面喊：没关系的，即使失败了，重来一次。你胆子放大！他大声鼓励我。
保温箱恒温培养菌种，热源是支一百瓦的大灯泡，放在箱底，上面隔层五合板。夜里每隔个一小时检查一次，到32℃立马停电，降到27——28℃又供温，温度过高过低都不利菌丝体的发育。二级瓶装菌种快培养成的时候，我便琢磨最后一道工序－－大床生产了。
贴着我们住的高屋后是两间土平房，一间住着老俩口，一间空着。我打起那间空平房的主意。
老俩口是我们唯一的邻居，姓黄，都叫他‘老黄牛’，广东人，五十多岁，副业队就业人员，专喂一圈猪。他老伴头发白了，比他更显老。她是千里迢迢来陪伴丈夫的。我对这位老嫂子怀着深深的敬意。
看见这‘家’，由不得联想到解放前我的家，比那还差一截。一间土屋，十平方稍过，一张床占去多半，床上仅一床破被褥，床面前一只土炉子，一口小铁锅，另有只钢精锅，三、四只碗、两双筷，两只纸壳箱装面和衣什，门口有只矮凳，家徒四壁。老黄一月四十来块钱，一份口粮养两张嘴，职工灶伙食吃不起。我亲见他把喂猪的白菜帮拣些好的，拿来炒菜或下面条。每到他家，心里便涌出悲戚，直想哭！夫妻俩都很慈善，虽然互相体贴，情真意笃，毕竟上了岁数，我很为他们的寒碜日子难过。
收拾好旁边另间土屋，封闭消毒。接着为大床试验准备燃料。煤很缺，唯一解决办法到尕海湖沙滩挖沙柳。
姚老干不动这活，我和方不叫他去。姚老说：你们吃苦，我在家享福，心里不安。三个人的任务，重的干不了干轻的，也要尽我心意。他非去不成，怎么说都不退步。
这次打柴姚老累的不轻，半月才恢复。
燃料尚不足，瞒着姚老，我与方起个大早，吃饱喝足，计划速战速决，快去快回，开水也不带，多个暖瓶多份累赘。由二大队向东南，跨过麦地和菜园地，进入大草原。草原全是大大小小的沙包，遍长各种柴草。只一条打柴人踏出的小路，直通沙滩深处。足走了十多里才停脚。我俩一溜小跑，十点许便到作业地。
沙柳是种生命力极强极耐干旱的怪树。地面露出不多几根枝杈，枝条上长着细叶，大部分根茎深埋在沙包里。地面上的枝只有拇指粗，沙包里的茎与根有大腿粗，象科学巨人藏而不露。
用铁铣掏沙包（而不是挖），沙包掏空沙柳的茎、根全露出来，一根根互套一起，盘根错节。地面上看似两棵互不搭界相距甚远的两棵沙柳，其实是同根的一棵。茎与根粗却脆，易折断。只个把小时便打满。我的这一车足有五百斤。方离我三、五百米，互相打了招呼，同时起步踏上归途。
开初一阵浑身是劲，并不觉很吃力。车轮时而陷进沙窝里，拉出沙窝得掏吃奶力气，时间稍长，便觉沉重起来。大沙滩的中午没一丝风，四周除了砂子便是砾石，太阳晒下来，气温骤然升高，即使秋末初冬，中午也有摄氏三十好几度，浑身燥热，口唇焦渴难忍。眼看方离我越来越远，转瞬不见了人影，心里越发着急。我咬紧牙关、坚持着，每挪一步，思想都要一番苦斗！汗已淌尽，全身都干涸了，似乎整个躯体里不再有水分，用舌舔焦裂的唇也无湿润感觉。头开始晕，满眼火星在迸发，浑身在燃烧，天地在旋转……。我似乎休克了一阵，思维曾有过停顿。待我恢复神智，便试图从地上爬起来。此时终于发现，我的体力已全耗尽，站不起来了！
我索性平展展地躺在小路上，任背脊在砂砾上炙烫，考虑咋办。
原本不难处理：或将柴撂掉，拉空车回－－不会有人说，打柴是自己决定的，无人指派；空车拉不动，连车撂到沙滩上，第二天来取。大沙滩鬼都找不到一个，无人将车拉跑。然而，当时脑子想的完全另码事－－把车撂到这儿，万一被人拉跑了，说我盗卖公物咋办？……
此时此刻，我浑身酥软得象没有骨头，象被人抽了筋，只大脑还清楚。大砂滩上有黄羊、兔子，也有狼群。我必须在天黑前爬也要爬出这片砂滩，爬到菜地边沿－－那儿有间看菜园的小土屋，只一公里样子，清晰可见，到那儿才会安全无虞，我还能看着架子车不被人偷走。也许，太阳西沉，热力减退，我的体力会得到一些恢复的吧。……我陷入昏迷，什么都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终于苏醒，终于爬到了土屋。屋里没人，空无一物，惟有个土炕，上面垫些草。我又爬到菜地刨出一只大萝卜，大口大口嚼起来。这萝卜真甜呐！胜过孙悟空偷吃的人参果，蟠桃园里的仙桃。一只大萝卜下肚，万病皆除。
晚上八、九点回到住地，对姚老和方缄口不提。
渴之极限六一年看守所经历过，饿得无奈，将一碗咸酱全填入饥腹，渴得喝自己的小便，神智却清楚，并没休克。这次不同，几次没了思维，处全昏迷中。在沙包里折腾了五个多小时，与死神长久拥抱共眠，几乎成饿狼美餐，更凶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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