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三）
九、触目惊心的‘一打三反’
春节刚过，我调一组。组长叫蔡方土，浙江人，接近五十，一米七五左右，稍有些口吃。他的为人处世和作派与陈康年极似，只性子急些。他仍叫我当小组记录员，负责晚上读报。出工没几天，老蔡见我裤子单薄，送我一条毛裤，我无论如何不接受。他说：“放我这儿也是闲放，给你穿，物尽其用，你需要它，保护好身体是第一位的。我还有一条备用的，你拿着吧。”他此前在对面杂工组呆过，人缘甚好，人家帮助他，他又拿来帮我。这条毛裤，毛很粗硬，里面需穿衬裤，要不，扎得受不了。若在今天，撂到垃圾桶里可能无人拣拾，当时我却派大用场。我穿着它又熬过十个寒冬，直到平反、重新工作的时候。它的意义和价值超过市场上头等毛裤的百倍、千倍！我至今没忘蔡方土对我的情谊。
现在，我记得的一组犯人还有史成德、唐尕玉和李欣杰，其他已了无印象。史成德是甘肃甘谷火车站附近史家庄人，已五十好几，大块头，身体极健壮，膀粗腰圆，年青犯人干活都赶不上他，手脚麻利得了得！他是赶牲口脚夫出身，解放前与人结伴跑‘马帮’，到过云、贵西南边陲，贩运日杂百货和食盐，夹带些烟土（我猜他即是因此而劳改）。据他说，他年青时能扛四百多斤口袋涉水过河，力大无人比。唐尕玉，临夏人，二十刚出头，与史老汉一样的身架，一样的黑黝黝的脸盘肤色，也是‘大力士’。这一老一少，不但长相酷似，性格也似，都开朗豪爽，喜说笑。李欣杰，天水市郊人，原是民间中医，四十多，瘦，微驼背，脸色枯黄，一副病恹恹样子。他的嗜好是抽水烟，一有空便点燃火绳，‘咕嘟嘟’不停。
1971年犯人的劳动科目与70年相同，不表。此时，‘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舖开，巴仓偏僻，烈火传过来晚些。
五、六月间，监狱里空气陡然紧张。五中队杂工组高屋山墙外侧有块大黑板，对着前院，正对监院的大铁门。我来一年多，不见上面写过一个字，也没贴过东西。这天，黑板上忽然贴了张大布告，招来三个中队犯人围观。
这不是普通布告，是杀人告示。布告的前文写着死囚的姓名、年龄、民族、籍贯、文化程度、家庭出身等，尔后是罪状正文。法院判辞以后经见多了，千篇一律，几能背诵：该犯一贯思想反动，仇恨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污蔑诽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以及江青同志，实属罪大恶极，不堪改造。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每隔几天又有新的贴在旁边，共同点是有罪状而无具体事实。布告最下方，都有行刑前后的死囚照片，尤其行刑后现场照：有的整个脑袋打化了；有的只剩半边脑袋，旁边是一滩脑浆，无不弹炸头部。犯人看了，都有冷气灌顶的感觉。每次看完布告，虽在极度饥饿之时，我一拿到馍端上碗，一股恶腥扑面而来。我无法描述这些告示在犯人中引起的惊骇恐惧！
没过多少时日，这场飓风便卷到巴仓二大队。监院里原本很少言谈聊笑，此时更一扫而光。
这天早上吃罢饭，犯人站在院里等待出工。忽然监狱大铁门打开，进来两个干部。他们打开禁闭室小门，从里面提出来个精瘦老头，五十多岁。这里的老犯人有认得的，姓张，叫张××（我不记得名字了），他原是巴仓农场三大队犯人。无人知道他是何时因何事关到这二大队禁闭室的，此前都以为禁闭室里没人。他与我们这些观者距离不过二十来公尺，戴着手铐，砸着铁镣，说话声音都能听见。
他问干部：“我的被褥还在里头。”
干部犹豫一下，答道：“不拿。”
他被带出了监狱。
原以为可以出工了，没想到才过几分钟，又进来两个干部，直奔四中队，带走了个年青的光头犯人。
这个年青人只有二十六、七岁，我见过认得，只没说过一句话，不知姓名，不知何处人氏。认得他是由于下象棋，我和岑宝林下棋有时在五中队的院口，有些四中队和六中队犯人也跑来观战，他便是众多观战者之一。他从不开口，神情颇呆滞。
晚上收工回来杂工组传来消息，这两人同时毙了。早上提他们的时候，行刑车就停在监门外不远。巴仓农场场部当时正开宣判大会，直接拉到会场示众后被处决。
五中队有许多浙江籍犯人，有人知道这年青犯人的一些情况。他是浙江人，叫×××（姓和名我全不能记），在浙江那边判刑后曾在狱中呼‘反动口号’，被加刑五年。到巴仓后一直表现规矩，没犯过错误。事情已过多年，算的是旧账。有人嘀咕道，昨日下午还见他在伙房门口看下棋，统计跑来把他叫走，说是给他剃头。剃了光头，子弹事先在鞋底上擦擦，成霰弹，打在脑袋上才会‘开花’。
从‘一打三反’贴出的布告看出，受镇压的几乎百分之百是政治思想犯罪，遭杀戮者十之七、八年龄不大，有的才二十刚过，在新社会出生。
以后知悉，‘一打三反’象一切运动一样，有‘硬指标’：巴仓劳改农场每大队出一个‘活教材’。
十、最危险的时候！
‘人在屋里坐，祸从天上来’，人在倒霉处，放屁也砸脚后跟。1971年九月一日在我身上发生一桩意想不到的事。
当时每小组发份《青海日报》，是犯人学习唯一材料，由记录员收存。我睡外间，头顶着隔墙，头上方钉个钉子，平时念完报用夹子夹住，挂在钉子上。在四组将这张报纸从头浏览完只我和邹君，到一组来就只我一个，其他人很少问津。报纸每天由姓张的伙房组长发送，每到下个月初一，一个月的报纸由他悉数收回。
那时，每逢‘五.一’、‘七.一’、‘八.一’、‘十.一’、元旦，党报都用套红的边框登着毛、林巨幅标准像，一左一右占据着第一版的整个版面。《青海日报》不例外。每晚约七点半学习，我负责读报，或一篇或一段，是我职责。只组长发话：“好了，今晚就学到这里。”才算完成任务。读报时，李欣杰总在抽水烟，烟瘾大得很。为节约火柴，他搓根火绳，火绳点着后放在炕沿的土坯凹缝处，一袋连一袋抽。屋里一盏二十瓦小灯泡，看报读报很费劲。我总是随手将一摞报纸平摊在炕沿上，读完顺手挂到墙上。没想到的是，九月一日那天姓张的来收八月份报纸，他翻过来一看，第一张是‘八一’有标准像的那张，报纸有个洞，不偏不倚正在毛主席像的额头中心处！姓张的朝我指了指那个洞，二话没说，拿了就走，快得我来不及反应。我知道这个人渣决不会放过立功机会，果然他立即报告了政府。我该有多混！如果事先检查提前发现其实不难处理。收旧报不点数，有拿旧报用来卷烟的。即使追究，无非少了一张，又能咋的？偏偏在这种恐怖、血腥时刻，叫我撞到了枪口上！应验了‘是祸躲不过’一句古话。
第二天便遭提审。
第一个审问我的是中队王管教员。他长得瘦小、猥琐、奇丑，眼睛歪斜，眯条细缝，害怕阳光似的，四十来岁，说不清何处人氏，说话南腔北调（我判断大约是江苏人）。伙房‘外流’的传言与他关系最多、最大，犯人都对他无好感。他爱咬文嚼字，故意文皱皱、满腹经纶样子，又常念别音、读错字，叫人忍俊不禁。
我无可隐瞒，将事情来龙去脉说一遍。他厉声正色道：“这事非同小可！你知道它的严重性吗？那张报我仔细检查过了，分明是你用香烟头烧的，事前选准了部位，否则能那么巧合。你必须深挖反动思想，彻底坦白交待罪行！你回去先在小组里检查。”
我确实抽烟，抽的两角钱一包的最末等杂拌烟，只在工地上、下午休息时各卷一支，回监舍从不抽，没有火柴，没有香烟。看样子他要‘干墙上钉钉’，硬要给我砸上！
小组会上我把情况说了一遍，无人发言，原本都知道的。批判会规模不断扩大，一个小组变成两个小组，仍然没人吭声。王管教员又主持召开全中队犯人批斗会，要求所有犯人对我检举揭发。除了两个犯人组长事先得到指示不得不‘就事论事’说了‘严重性、后果’外，没人喊口号，没人喊‘不老实’。冷场，会开不下去。
到巴仓快两年，自己本质善良，又受到陈康年、蔡方土精神的感染，更懂得做人处世的道理。杂工组、病残组乃至全中队没有犯人不认得我。无论老的、小的，一概以礼相待。帮年老体弱的扛工具，对缺膀少腿的病残组更是尽力相助，冬天牛屎马粪堆到杂工组门口，病残组取烧不便，我操心背一大堆放到他们的炉旁。下棋从不吭声，从不红脸，公认棋德高尚。我只能做这些小事，得到不少人称赞。我不敢说每个犯人都喜欢我，但我敢说没有一个‘对立面’，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大约，人缘好是批斗会开不起来的原因吧。
这儿无论原有老犯人，还是由饮马、新华农场来的新犯人，都已辗转多处，改造经年。大家经多识广，不再相信‘犯人斗犯人’能获得宽大减刑的话，就象‘文革’过后不再有人相信‘文革是正确的’。我来巴仓两年，没发生一起犯人陷害犯人、犯人斗犯人的事。
批判会不开了，事情远未了结。隔几日，中队金（靳？）指导员提审我。金是兰州皋兰人，大块头，嘴里镶着金牙，说话粗声粗气，是战备大搬迁由饮马农场随犯人调来巴仓的。我向他详细叙述事情发生的经过。我说，以上所说仅仅是我的分析判断，无法确切知道事情发生在哪一天，是怎样发生的。因为只这一种可能：由于灯光暗，自己疏于观察，土坯缝的火绳未灭，我将报摊于其上，招致后果。小组里平时几乎无人动报纸，这过失只能由我承担。但无论如何不是有意而为。我只在工地抽自卷的杂拌烟，回监舍从不抽烟。王管教一口咬定说我用香烟头点的。哪来香烟？不只我，全组无人有香烟，请政府调查明察。末了，我强调：“我没有精神病，理智健全，断不会有意干这种事。”
金平时说话大嗓门，颇觉粗暴，此时却安静平和，耐心地听着我的诉叙。这个西北大汉粗中有细，他到小组询问了我的情况，陈康年、蔡方土如实报告了我各方面的‘表现’。
但是，有关这次‘事故’的材料还是很快由中队而场部，上报了贵南县法院（检察院？）。
过了十多天，九月中旬末的一天，县法院（检察院）来了俩个干部提审我。在大队部，没在屋里而在外面的院子。我又一次‘交待’事情原委。我说，我至今不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我负有保管报纸的责任，极有可能由于光线暗没发现床沿的火绳还燃着，误将报纸摊在上面而造成这一过失。俩位只管记录我的话，不插话，也不扣政治帽子，神情严肃。使人更体味出‘生死攸关’的份量。
返回监狱时在大铁门外，看见几个人正在忙乎，在剷刮照壁墙上的林副统帅的题辞：“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已刮剷得五麻六道了。我心里抨然一动：中央出了大事！虽在命悬一线时刻，我仍立即向邹庆礼君报告了我的‘发现’。我对自己的感觉颇自信，说了我的判断：“这事非同小可，极有可能‘最亲密的战友’不再亲密，露出了狐狸尾巴。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居然背叛自己，世上还有可信赖之人吗？这打击实在太大太重！可能会产生精神变态，从此更疯狂起来。我活的希望更渺茫，可能死定了。我死不足惜，但愿您能熬出去，你学有所成，能服务社会、报效人民，在这种凶险的环境里千万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邹君是我唯一能沟通思想情感的人。
长夜漫漫，思绪万千。我感到很冤很冤，冤得无边无涯，冤透了。时下报纸烧的这个洞，或许根本不是我所为，而即使是我所为，那也是百分之百的无意。在民主制国家，你有权表达你的不满和愤怒，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下，把‘领袖像’整幅烧了，烧成灰烬亦不成罪。现在我却要为一个洞去偿命，……而如果是，洞烧在另侧林彪像的头上，很可能博得‘料事如神、目光如炬’的赞誉，成为‘反林英雄’亦未可知。天下事多么奇怪，多么不可思议！
但我又觉得并不冤，甚至比起有些人来，一点不冤。我确实对毛建国后所作所为持否定看法（尤其五七年后）。自从五九年毅然走上‘叛逆之路’，这一点在内心里我始终是‘供认不讳’的，只是在劳改队没再表现出来罢了。扪心自问，我不苟同五七年以来所有的‘政治运动’，认为都是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三年人为灾害饿死数千万善良农民，尤使我痛彻心扉！时下‘文革’又叫民族沉入深渊之中！如果以‘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罪名而遭戮，我冤吗？比起胡风、彭德怀、刘少奇……，一点都不冤，而是‘罪有应得’的了。他们才是真正比天还大的冤呵。而如果追究‘旧帐’，我在《星火》文章中，在看守所庭审中说的话，在‘反动诗词’中表达的东西，哪一条不够‘斩立决’？比起不久前被处决的光头年青人来，我冤吗？……。
人固有一死，那些脑袋击碎的刑场照片，实在也算不得什么。人死即在枪响的刹那间，或许一、两秒有痛楚，随后什么不知道，管它尸身悬挂示众、碎尸万段或者喂狼喂狗。就死者而言，与睡在水晶棺里有什么两样？
我庆幸自己苟延残喘多活了十二个春秋，又多看了一些世道；更庆幸自己熬过了68至69年的那场大病，没有死在病床上；如今也算如愿以偿了。……时时刻刻等待着死神的降临，竭尽所有，把自己打扮得整齐些。我不愿穿‘劳改皮’，甚至连劳改队发的棉鞋也不愿穿。天气寒冷，上身原穿件破短大衣，这时又将一件兰褂罩在上面，不伦不类，脚上穿双破皮鞋。这件罩衣是在看守所期间一位不知姓名的亲人寄的，原是双面卡棉制服，以后穿成夹衣，由夹衣穿成单衣，已经破烂不堪，我视为宝贝，舍不得丢，包在枕头里留作永远的纪念，现又派用场。穿上它去赴刑场我将更坦然，皮鞋是张炳秋给的。我已无任何东西可以赠人，可以用为纪念，除邹庆礼君，也无须向其他人表露心迹了。我已作好准备，即使夜里睡觉仍然‘衣着整齐’。在大田劳动时，我留心带队干部的一言一行，观察是否有陌生人的出现。收工回监院，我留神监狱大铁门的响动，倘有干部进来，我一直盯着他到哪个中队去。
如果读者指责我是胆小鬼，自然是很正确很中肯的评价，我口服心服。而如果认为我是‘庸人自扰’，又当别论。因为你无法身临其境了解当时形势和政治氛围罢了。从理性上讲，对死确无畏惧，对社会不再有留恋之情，甚至盼上帝尽早召去。然而，我又多么不情愿死！还想看看这世道究竟如何继续下去；毛百年后又会如何，还会抱残守缺、执迷不悟？我苦难的民族何时才能拨开阶级斗争的迷雾，走上人人和睦、互相关爱、倾全力发展科技经济的正途呢？我绝不相信睡狮永远会沉睡不醒！……而何况，我已熬过漫长刑期的三分之二，要杀要剐，只在当初，又何必拖到现在呢。我不情愿死，渴望看到改弦易辙、民族复兴的曙光。我心里充满凄凉、悲愤和万般无奈的感情，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煎熬。尽管有无数次心的惊悸，我可以自豪地告慰我的亲朋和后代子孙：我没有卑躬屈膝，没有讨饶，没有出卖灵魂和人的尊严。
十一、1972年春节
从1971年9月至1972年过春节，要记述这四个多月我的经历和感受，太困难。它是我随时准备赴刑场的日子！尤其是‘十.一’、元旦、春节这三个节日。一连几夜和衣而卧、整装待‘发’。那是一段多么难熬的日子呵！
大年初一，不曾料到伙房给犯人改善生活，每人一份羊肉馅和一份白面，破天荒头一次。八点许，犯人在伙房门前排长蛇阵，单个取食。厨房里摆放着几大盆羊肉馅，每人一碗，拍得实实的，然后用块木板在碗口上刮平；每人一碗白面，也是如是分法，极公平。羊肉馅鲜红鲜红，事先已拌以佐料，一平碗足有一斤多；面粉听说是一斤二两。
回到监舍，犯人喜上眉梢，话也多起来，整个监舍洋溢着欢乐气氛。院里很冷，大家都坐在睡铺上和面，有的用饭盆，有的用脸盆，然后是各自包饺子。包得千奇百怪，互相比看逗笑。有的说，吃了这顿饭，去见阎王爷也值得了，做个饱死鬼。
表面上我和大家一样愉快，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复杂情感。我把这顿饭视为‘最后的晚餐’，似乎到‘上路’的时刻。无疑，这顿饭是服刑十八年中最实惠的一顿，只是当时我没能感觉出它的味道。
初五忽然宣布调动命令，调离的犯人名单中我在其列。调动的事，事前半点风声不闻。只有这时，我才感到逃得一劫，精神上的重负得以释放。早在年前，零工组犯人说，场上打碾完毕，全年青稞只收获六万余斤。这个数字不及饮马农场一个中队收获量的二十分之一，撑不下去是明摆的。没想到会这么快，对我，更是求之不得。
这次调离的犯人只是一大部分，几乎全是甘肃河西走廊战备大搬迁来的犯人，在我认得的原有老犯人中，调走的只肖恒。陈康年、蔡方土、陈阿三等均不动，我无法想象他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向蔡、陈道别，感谢他俩对我的帮助。他俩对我情依依，彼此心中明白，这是永诀，今生今世再难相见。
天不甚亮就集合站队，依次登上汽车。汽车绵延十数里，看不到头，见不到尾。跟两年前战备大搬迁的情形相似，每五辆囚车的前后各有全副武装的军车押解，车蓬上架着轻、重机枪，威严肃熬，鬼怕神避。又上日月山，上山路即是两年前的下山路，又是惊魂的一幕。下山与前不同，仿佛朝西。无论上山下山，车速极慢，如蜗牛爬。下山走不太远，在一个叫曲沟的地方过夜。曲沟是个不大的县镇，位于山的峡口处，几乎所有机关、学校全被犯人占满了。我这车犯人住在一所小学的一间教室里。
汽车第二天又整整跑了一天。囚车用蓬布遮住，前后敞口，能见到车外的一些情况。出得曲沟峡口，汽车向南行，地势逐渐开阔平坦，中午在名叫倒淌河的地方午饭。倒淌河是个镇子，在东西大道旁，顾名思义，这儿应该有条自东流西的河，吃饭时我左顾右盼，不见河的踪迹。然后汽车径直西行，路面很宽，只是这汽车路不是人修出来的，而是众多汽车跑出来的，原本无路，是茫茫荒原。路况极差，车速颇快，颠簸得厉害。我这车犯人有好几个呕吐不止，弄得车上一塌糊涂，秽物溅到行李上、身上，到处都是。车外是名符其实的莽原荒漠，车行一、两个小时不见村镇、人影，偶尔发见离汽车很远的地方有骆驼三、五，羊群一、二。直到下午五点光景，汽车的右前方，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皑皑白雪围裹的一脉群山，远眺如一条白色巨龙，十分巍峨壮观（祁连山）。不多久，来到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市，车速明显放慢，车从街道上穿过。城市不小，两旁店铺不少，刚过完春节，路人稀少，人们并不见多少喜气，穿着千篇一律，显出灰头灰脑模样。房屋多是土坯屋，极简陋，偶见一、两栋砖瓦结构的楼房，算是鹤立鸡群了。有人说，这是巴音河。
听到这名字产生奇怪联想。初中时读《西游记》，书中依稀也有这么一条河，不知是否同条河。我如今竟走在西天取经路上，能跨过‘这条河’吗？
有的囚车继续西行。我乘的以及另有多辆囚车，没待行到街市的西头，忽然急转弯折回向东，顺着一条矮山梁而行，不到一个小时，车停在一处高墙外，有人喊：“到了，都下车。”
下得车来，天已擦黑。我这才发现到这儿来的独独这辆囚车，其它的囚车早‘分道扬镳’了。幸得邹庆礼也在我这辆车上。乘车两日，坐在自己行李卷上，彼此挤挤挨挨，东摇西晃，都颠得浑身要散架。我虽疲惫不堪，躺在炕上仍心事重重。
回首巴仓两年，饥饿，除了饥饿依旧是饥饿；恐怖，除了恐怖仍旧是恐怖。在我命悬一线完全绝望的时刻，却安然无恙渡过凶险，这是怎样的奇迹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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