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二）
五、又一次遭遇‘恶煞’
青稞地全用的牲口厩肥，牲口少肥少，冬天早运到地里。肥堆稀且小，象一个个小坟包，而且根本没有腐熟发酵，撒到地里如同眼屎，一坨坨冰疙瘩。青稞全由机子播种，跟机子的是刑满就业人员和杂工组‘自由犯’。直到五月中旬，青稞长得半尺高，大田犯人才进地锄头遍草。青稞缺肥，长得瘦弱，如同形骸枯槁的锄草犯人。
这儿的锄草与饮马迥异，是我头次经见。按组序，犯人一字形横排，统计用拐尺丈量，每人占两公尺宽，顺垅前锄。小组两端犯人负责‘把边’，不占外组‘便宜’，也不能叫自己小组吃亏。组内关系好的，快手带慢手，互相帮扶，若彼此生份，只各顾各。我这组在陈康年的带领下，齐头并进，没落下的；有的小组个别犯人落下老远，也无人管。这里锄草‘新鲜’在于它并非锄草，实际是‘划沟’，而能‘划沟’还算好的，有的只是‘划线’。各人拿两米长的锄头（争选锄柄长的，柄越长越轻松），弓腰，前腿伸后腿蹬，顺垅‘划线’，锄头放出去每次有两公尺多，快速拖回至脚跟，左右手不停交换，前后脚快速轮回，连续十几次（两公尺宽有十几垅）。然后向前挪，两条胳膀象端午节龙舟比赛，疾速抡动，争分夺秒，从地的一端锄到另一头，一千几百公尺，紧张得了得！表面看，锄草质量蛮不错，恰恰是，与青稞争夺营养的根部野草（野燕麦、辣酱草为主要杂草）秋毫无损，被‘划沟’拥来的虚土遮掩，穿了件‘土衣’。地里尘土飞扬，犯人甩膀子大干，一派忙碌紧张气氛，效果几近为零。
管教干部事先布置，锄到地头才开午饭。不飞快‘划沟’行吗？
午饭后，东倒西歪卧躺地上一阵，任凭日晒风吹。下午更紧张，另趟任务在等着。
这就是巴仓农场的锄草。不过，还有比这更‘精彩’的锄草法，下文不远就看到，请读者拭目以待。
休息日。天气一天天暖和，监房院子逐渐热闹起来，连伤残组犯人也拄在‘蒲团’上，用带手掌的双手支在地上，一蹭一蹭地到院中溜达。院子里有人正在下象棋，一大蓬人围着观战。我认识了岑宝林，他在另小组，很快成为棋友。他劳改前是天水汽车运输公司调度，不知因何犯法劳改的，原拿过天水地区象棋冠军，钻研过棋谱，造诣颇深。此前，他打遍中队、大队无对手，凡与之对奕，必让人一子。我早知其名，早闻其声，他在院中常高嚎咙大嗓门喊：棋高一着，不怕人多。
我与他对奕，棋艺相形见绌，不过无须让子，四局能赢一局。直到与他分开，仍逊一筹，三局能胜其一。下棋于犯人是项好活动，可以暂时忘却饥饿和悲哀，尤其星期天休息时。肚皮总是唠唠叨叨，不停地向主人诉泣，叫你坐不住、睡不成，总想着它，想着下顿饭。此后我与岑宝林每个星期天都在院中摆战场，围观的有好几十。挤得水泄不通，输一局头上顶只脸盆；再输，加上破鞋、烂袜，有时则‘贴胡子’，都不悔棋。下得文明，不吭声，更不脏言秽语，也不反对围观者七嘴八舌。下棋的和观战的无不聚精会神，不觉间就等来开饭时候。以后棋瘾越来越大，出工走在路上，我俩还要奕一局盲棋，给难熬的日子添了不少乐趣。
六月底或七月初，大田犯人有次远距离突击任务：去喇嘛沟背木头。喇嘛沟离二大队约三十华里，天漆黑就起床开早饭。伙房发给每人两个小馍，出发时天刚麻麻亮。共有一百五十号大田犯人，不少老弱，个个黄皮寡瘦，蹒跚在大草原上，走在弯弯曲曲的无路的路上。这群人不象俘虏，不象溃败的残兵，象是一长串游魂！幸好一路没遇到一个人，不然会把生人吓坏。直到午后一点左右才到目的地，人人饥肠辘辘、口干舌燥，忙不迭地歪倒在喇嘛沟一侧的湿土地上，大口大口喘气。
喇嘛沟两旁是郁郁葱葱的树林，有高大粗壮的松树，还有各种不知名的树，沟里流淌着清澈的溪水，发出汨汨的响声。沟两旁是陡峭的大山，山上一派深绿，籐蔓勾连，荆棘丛生，密密匝匝，遮日蔽天，象是原始森林所在。老犯人指着沟南山腰处对我说，那儿原有座很大的喇嘛寺，喇嘛沟的名字由它而来。一九五九年底，西藏叛乱，喇嘛寺是叛军的一个重要据点，扼守要津，解放军的大炮打不着，很头痛了一阵。后来用飞机炸，才把喇嘛寺摧毁。双方在此处都付出惨重代价，沟里到处尸体，溪水成红色。
我远眺山腰处，果有残垣断壁依稀可见。
休息一阵过后，犯人纷纷下到沟底，喝着溪水，吃着干粮。沟两旁横七竖八躺着早伐好的木头，每人任选一根拖到沟上面的小路上，等待返回命令。较为粗重的木头有两人抬一根的，我选的是根约50－60市斤的木头。一直处于饥饿状态的我，眼常发黑，心发慌，头发晕，没力气扛重的木头，还要走几十里路哩。
在扛木头回归的路上，我又遇到郭队长。邹庆礼的估计是对的，郭象阴魂一样粘着我。他从犯人队伍的后面打我身旁经过时，突然转过身朝我瞪一双鹰眼，厉声指责道：
“你这么年青，扛这么个小木头，还不如一些年老的。你是个偷奸耍滑、消极怠工的家伙！”
这次他骂我‘家伙’，上次骂的‘混蛋’。看来，指望他说人话是不可能的。我看出那眼中迸射的凶焰，象要熔化我这块‘顽石’似的，也毫无畏惧地回瞪了他一眼！太阳早已偏西，热力似乎有增无减。我满头大汗，腹中空空，两条腿左右晃，软的象面条，有些不听使唤了。我已经疲惫到极点！若不是强烈的求生欲望支撑着，随时有倒毙的可能。他，肥头大耳，满面红光，身体健壮如牛，却甩着两只手，训这个骂那个，真正不是个东西！我正盘算着如何对付这只咬人的‘虫’，他大约发见我头上大汗如注和毫不示弱的回瞪，往前走了。
我承认我的政治观点与现时代格格不入，承认我的思想‘反动’。但在劳改队对劳动从没有‘偷奸耍滑’过，没有‘消极怠工’过。人既要生存，就要消耗五谷杂粮，我没有理由当‘寄生虫’叫别人养着。我有强烈的自尊心和人的尊严（或许，这是一种虚荣心抑或一种怯懦－－我后来反省自问），无法把自己变成‘死皮’。我不接受其他犯人对我歧视，也不容忍管教对我的无端‘敲打’。无论砖瓦厂，饮马农场良种站和四站，对任何劳动莫不全力以赴，从未因劳动受过指斥。
没料到在巴仓一再受到郭的‘垂顾’，他该没有瞎眼吧。
我知道，我回敬他的一瞥不‘善良’，可能比他赠予我的更‘恶毒’。任何人的忍耐力都有限度，这限度便是半死半活，不死不活之间；若逼到绝处，明知无生的希望，肯定会作孤注一掷的反击。
我当时处在这凶险的境地。
我一直铭记着郭队长对我‘深情’的两瞥，铭记着他赠予我‘混蛋、家伙’两个好雅名。如果此时他还活着并能看到本拙文，不知他作何感想？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没忘记我对他的‘深情’的‘回敬’，就象我对他刻骨铭心一样的吧。
直到天墨墨黑，十点过了才回到监舍。我和大家都象剔了骨头只剩皮肉的软体动物，瘫倒床上。屋里，院里，一片‘哎哟’的痛楚呻吟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六、锄草和秋收前后
锄二遍草时，青稞已拔节长得两尺高了。
饮马农场有林带、排碱沟、沙包，到处沟沟坎坎，地形复杂，大田劳动警戒放的范围小，拿旗的四个体弱犯人不停地举旗前移，须得时时关注这‘生命线’，万万马虎不得。这儿不同，周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茫茫大草原，警戒线放得很宽，比如眼下给这一千五百亩青稞锄二遍草，警戒旗插在四个地角上，整天不移动，只要不越出这地块，就能平安无事。既减少拿旗的劳动力，武警和干部也少跑路，坐在地上抽烟、谝传。警戒不过形式，他们才不怕跑，叫你跑也跑不了。这块地的北边是条大沟，地与大沟之间还有几百米宽的草原，大沟的另边是个高高的平台，那儿住着藏民，有时也到沟这边来放牧。时下便有几个放牧的藏民跟干部、武警打着招呼，正在那儿聊天。锄二遍草与头遍一样，不赘述。不同的是，由于锄头遍偷工减料，现在地里燕麦草肆虐，辣酱草已长得手指般粗，满地都是；野燕麦比青稞长得还高，杂草成了气候，喧宾夺主。犯人任务在身，哪能顾上许多，不能用手一棵棵拔，除非长在垅当中，撞到锄头上送命。
正锄草时，忽然发现只野兔，毛呈棕褐色。这下可热闹了，大家四面围拦堵截，无奈都体力不支又手脚僵硬，忙乎一阵，眼睁睁叫它逃窜了，到嘴的美餐成空欢喜。刚锄不多远，又有新发现：地中间有两条菜花蛇。正当大家犹豫之时，马成功眼疾手快，上去左右开弓，两手分按住两蛇的蛇头，双双被他擒获。两条蛇各有两尺多长，有擀面杖粗。马成功急不可耐，将一条的蛇头扭断，然后从脖项处一捋到底（蛇肉好白嫩呢）。象山东人吃大葱，大嚼起来，不一会下了肚。他将另条包在擦汗的破毛巾里，挂在裤带上。我就在马的旁边，看他捉蛇、剥蛇、生吃蛇肉，惊得发呆。他饱了口福，一条蛇少说有斤把肉；我饱了眼福，生平第一次见人生吃蛇肉。
回到监房，马成功如法炮制，尔后将蛇肉切成一小段一小段，撒点盐拌了，端到每人面前，叫大家各品尝一坨。大家都谢绝了，只吴海清与他一起分享。只听他俩边吃边道：
“味道蛮好蛮好。”
锄三遍草是八月份，青稞快成熟了。五中队有块地在巴仓一大队监狱后面，是最远的地，离二大队总有十好几华里。照理，这地块应由一大队种。以后才知，一大队全是无期和死缓犯人，只能室内劳动，不得不如此。
早上出工时，杨队长布置说，今天中午不送饭，锄完回监吃饭。杨队长是五中队中队长，胖胖的，肤色很好，中等偏矮，四十来岁，听口音象江、浙人，不骂犯人，态度平和。他很少带工，大田犯人出工多是郭队长带队。走了个把小时，然后下个缓坡，再上坡才到工地，已是十点样子。
这块地有八百亩。地周围全是一人多高的燕麦草，构成这块地一道天然屏障。穿过这屏障进到地里，地已不再是地，青稞没了，全被燕麦草吞噬。燕麦都已成熟炸籽，白花花地一面面小白旗，象是死人坟上插的小纸幡。青稞，在强者的压迫欺凌下，得不到阳光养分，绝大多数夭折了，剩下的是星星点点几棵。都长得枯黄、矮瘦、无穗，生存权被剥夺，何来繁衍后代能力？解开工具捆，每人一把锄头扛肩上，悠哉游哉从那些趾高气扬的燕麦丛中俯首穿行，从地的这头到那头，任何犯人的锄头没下肩，没沾地，转了一圈，‘任务’完成，捆锄头，往回走。不少犯人脸上漾出喜悦：难得捞到半天轻闲。我心里只有苦涩，有对胜者的鄙睨，有对败者的悲哀与凭吊，犯人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中队长和武警远远地跟在后面，聊得正开心，朝这边看都不看一眼。显然，杨队长心里亮得象面镜子，这块地他早勘察过，已无动锄头的价值。不然他不会布置中午回监吃饭（打个来回，光走路得半天，哪来锄草时间？犯人自然心领神会）。
这就是锄第三遍草！这就是‘实事求是’的诠释。这块地彻底报废，连种子没捞一粒回来，秋收时没去。
‘胡日鬼’时代尽出‘胡日鬼’怪事。不过，在众目睽睽下这般毫无遮掩，这般明目张胆，并不多见。我写的是亲身经历，无半点虚妄，经历此事至今仍健在的有邹庆礼、周有祥、宋占荣，可以证明。
八、九月份开始割青稞。这里割青稞比起饮马农场割麦，有同有异。相同处是一样的紧张，一样的苦累，无须赘述。只说不同处：另种‘胡日鬼’。
割青稞定额非常高，有每天七、八亩的，最低也要五亩，平均下来每人每天六亩以上。割的方式方法与饮马截然不同，两人搭档，一个割，一个拉耙子、捆綑子，无人单干。
我和吕用生搭档。吕在左小腿上绑块帆布，以防镰刀碰到拇指粗的辣酱草弹起伤腿。他不抓不扶，右手拿镰横扫，扫倒即可。青稞少，野草多，横七竖八倒一地，我在后面用铁耙耙成一堆堆，然后捆成綑子。杂草和青稞混一团，青稞首尾搅一起，綑子无头无尾。现时用的耙子不是耙土坷垃的那种，那是铁钉耙，较窄，较沉，能挖进土里。现在的是粗铁丝制成，有一公尺宽，铁丝前端弯成一致的弧形，很轻，只在地皮上耙。吕割的速度极快，拉耙子须得来回奔跑，紧紧跟上，多数必须耙两遍。杂草中有各种带刺的，夹在堆堆里，捆綑时满手扎的刺，那有功夫‘挑刺’，再痛也得忍。比起小麦来，青稞少‘柔韧’性易‘断头’，经过一番人为糟践，青稞穗遍地都是，饱了藏民羊群的口福。
秋收期间，巴仓也管饱，青稞馍十个八个由你吃，只是菜还是平时老样子，不见油星、肉影。犯人都累得如一滩烂泥。
正当大家准备喘口气的时候，新任务又来了。管教干部教育道：“明天还要帮助藏民同胞割一天青稞，这关系到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这天，照样天不亮就起床开饭，然后往那条大沟走，空气清新潮湿，有点濛濛细雨感觉。翻过大深沟，爬上另侧的高台台，天才亮。高台台上边仍是茫茫草原，只有些坡坡坎坎，住着半遊牧半定居的藏民，稀稀拉拉几处房舍，四周有多座帐篷，帐篷外都有看家猎犬，高大威猛，用铁链栓在铁桩上。经过它们旁边，有跃跃向人扑来之状，嗥叫狂吠不止。若不是拴住，我们这些体弱又疲惫的犯人，十个也不是它的对手。
工地到了，几个藏民老远迎候着，忙不迭地与管教和武警打招呼，把他们让进屋，外面只留两个武警放哨警戒。
藏民种的青稞比劳改队要好，犯人割起来也不象劳改队那般紧张，如催命一般，割的质量也就好得多。地四周都有藏族大人、小孩围看，他们指手划脚，对有些犯人割的速度感到惊讶。三百多亩青稞到午饭时节已所剩无几。
午饭由藏民招待，每个犯人分到一碗羊肉。羊肉煮得不熟，味道也不好，有膻味，犯人个个吃得喷喷香，称赞藏民厚道。我这碗羊肉有一坨羊尾巴，大家都说我有‘福’。没想到竟是一疙瘩肥油，我自幼不吃肥肉，此时仍不能改，只好送别人消受。
约摸四点光景，任务完成，早早收工回营。管教和武警都成‘红脸关公’，犯人劳动了一天，他们吃了一天，喝了一天。
天气晴朗，天上飘着白云，走在大草原上有种走在绿色地毯上的感觉，脚下生出些弹性。草原到处缀着小花，有红的，粉红的，白的，黄的，兰的，紫的，色色俱全，惟没有那种招人注目显眼的大红大绿，耐赏耐看又充满生命力。
七、饥饿，除了饥饿还是饥饿！
秋收过后第二天，一切和以往一样，又是青稞糊一勺，小孩拳头大的馍一个，软塌塌地。我这人浑身‘毛病’，最大毛病是越累越吃不下东西，在全组乃至全中队是‘独一无二’的。秋收十几天下来，几乎没人的形状。待缓过气来想吃，早过了‘这村没有那店’了，惟懊恼痛恨自己‘无用’。
五中队有一块最近的地，就在监狱大门外的马号后面，种的胡麻。胡麻是当地唯一油料作物，有两、三百亩，只半天可收割完。九月底或十月上旬的一天，大田犯人正在割胡麻的时候，天空悄悄飘来一大块黑云，说时迟，那时快，眨眼间天昏地暗冰雹砸下来。小的如鸡蛋，大的如拳头，‘噼哩啪嚓’，迅雷不及掩耳！武警、带队干部和犯人一样争相逃命，一切大乱，‘溃不成军’。幸好，隔堵矮墙便是马号，大家动作反应都不慢，各色人等均无伤损。
冰雹下了个多小时才停。回到监舍，院里满目疮痍，一片狼籍。杂工组和病残组住的高屋，屋瓦砸得七零八落，摔到院里都成碎渣。我这边窝棚的墙根原放着脸盆、饭碗、漱口家什，满院滚的都是，搪瓷砸掉了，露出里面斑驳的铁皮。土豆蛋般冰雹疙瘩一堆堆，正在融化变小，院里洇着一汪汪水。
隔一阵零杂工回监来，一个不挨一个。每个回来后都站在门口，大声报告见闻：哪个沟里砸死了一头牦牛；哪个塬上砸死了多少羊；冰雹有碗口那么大，吓死人……。
天有不侧风云，巴仓天气变化更是反复无常，既迅猛又暴虐凶狠。若犯人在僻远地里劳作，后果不敢想，只能‘生死由命’了。
又一次，大田犯人出工走到半路上，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霎时间黑天黑地，什么都看不见。只听有人大喊：“快趴下！”犯人全都展展地趴倒地上。事情过后，老犯人说，这种怪风每年都会遇到，不赶快趴下会被大风卷走，那就没命了。嗬呀，没想到这儿也有吴耀章说的‘卷人风’！
巴仓冷得早，刚过十月就下霜，一早一晚寒气逼人。下过几次霜后，土豆的叶和茎秆全蔫了，耷拉地上，到挖土豆的时节。犯人一听说挖土豆，立刻有了精神。在挖土豆几日里，午饭有熟土豆吃，晚餐菜里也有比平时多得多的土豆块。我盼望挖土豆又有另种心思：我一直记挂‘有意破坏’那桩事，记挂我做的特有标记的几窝土豆，有些‘迫不及待’了。
巴仓的土豆长得不错，除个别株棵只几个拇指大的土豆‘崽’外，绝对多数一窝有半斤甚至一斤多的收获。每挖到一只‘土豆王’，象得到一件宝贝，大家都跑来看。‘土豆王’都拣出来放在一处，休息时大家欣赏、品评，个个爱不释手。
挖到地中间，终于发见几窝我放石子记号的土豆秧。我把组长叫来一起挖了，每窝都有拳头大的土豆，还带鸡蛋般一串，一切正常。我喊道：“请大家过来看看，烫坏了吗？烧死了吗？无稽之谈！”陈康年劝止：“算啦。他后来也没追究，事情早过，不要节外生枝，又弄出麻烦来。”这话自然对的。犯人与干部是专政与被专政关系，再有理还是没理，鸡蛋碰石头，到头来只有自己吃苦。
午饭时节，除每人一个小馍，每个组另有一小铁桶熟土豆。各组分土豆由小组值日操持，没有秤，要分得公平是件细致、困难事。大家都在饥饿中，难免斤斤计较，只我这组情况好得多。先按人头分堆，再调大小、多少，搭来搭去，换来换去，忙乎老大一阵才定夺。早已急不可耐，一人一堆忙挑拣了。陈康年、邹君和我故意落在后边，等别人拣剩了才拿，值日生按规定最后一堆是他的。大家囫囵把土豆吞下肚，无人剥皮而食。
土豆的味道好极了！比美食家吃珍馐佳肴，比达官贵人赴国宴吃山珍海味，那感觉不知强了多少倍。
整个十一月，大田犯人都在青稞场上劳动。场上青稞垛有四、五个，个个小山似的。比起饮马农场四站基建中队的麦场来，一样的‘壮观’，毫不逊色。只不过，这仅仅是表面现象、‘诱人的外壳’，犯人早知‘败絮其中’。麦垛里八、九成是野草，而青稞中无头无穗的光秆多多。又是拆垛、碾场，又是扬场，犯人忙乎一月，待把青稞归拢来，不过一小堆，共十来万斤（到1971年底竟只六、七万斤），不够犯人一年的口粮，更莫说留种子、饲料了。
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饮马四站一个中队收获小麦一百多万斤，同样两百来号犯人，同样五、六千亩土地，巴仓收成不及饮马十分之一！犯人一样的累得死去活来，‘胡日鬼’的干法得到‘胡日鬼’报应。
犯人在场上劳动虽饿得心里发毛，休想偷青稞一粟。进监房前检查得又细又透，搜身无不到之处。也有犯人动脑子，结果都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落个受批斗的苦水。零杂工是另码事，他们饿不着，有的是办法。
又是严冬。饥饿与寒冻一齐向犯人袭来。
忽一个深夜，陈凯仁起床去院中小解，好大一阵不见回舖，他就睡在邹和我的旁边。老邹醒了，不放心，爬起身到门外察看。
“哎呀，陈凯仁昏倒了，大家快来帮忙抬一下！”只见陈凯仁倒在尿桶一旁，身上披的棉袄在一边，身上只单衣单裤，已经冻僵了。除几个老弱，全组人都慌忙爬起来，七手八脚把他抬回舖上，用几床被捂到他身上。陈康年在炉子上烧一缸子开水，慢慢地喂他，个把时辰陈才苏醒过来。醒后，他慢悠悠对大家说：
“我正解手，迎面过来一个大汉，黑糊糊地，看不清面孔，举起大棒朝我头上砸来，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老邹细细地给他检查头部，无任何伤痕。他说：人在过度虚弱时易产生幻觉，不奇怪，大家不要当回事。陈康年嘱咐小组今后互相多关心，他说：今天若不发现早，陈凯仁会冻死在外头，肯定没命了。
陈凯仁为人不错，与一组唐尕玉，二组宋占荣是老乡，与本组犯人关系都很融洽。表面看来他的身体比谁都棒，气色比谁都好，没想到偏偏他最先栽倒了。陈康年去医务室找到大队犯医朱兴坤（上海人），给陈开了几天病休假。
饥饿，除了饥饿还是饥饿。大家都饿得受不了啦，必须想办法！
阴历年前的一个休息天，邹君邀我一起去干件‘勾当’。他把捅炉子的铁钩拿上，叫我找截木棍。找了一圈，木棍找不到，只好掰断房檐下的一截竹子。我俩来到伙房背后，这儿有个污水池，池沿是砖砌的，有三、四十公分高，颇大，有十多平米。池面结一层厚冰，池中间的冰鼓出老高，四周的薄些。冰冻得磁实，硬梆梆地
。透过冰层能隐约发见冰下有‘宝’，是些猪、牛、羊的下水，被伙房倒掉的弃物。显然，老邹事先‘侦查’过。他对我说：“这里天气严寒，东西不易腐烂变质，说不定还可以吃。”
到巴仓整一年，伙房从没给过肉影影，何以有这些‘下水’呢？心里甚纳闷。费了好大劲才敲开冰层，用火勾勾出几截‘下水’来。‘下水’都已发绿，老邹嗅了嗅，细细的审视一阵，终于无奈地摇头：“伙房这一伙不是人！把这么好的东西全扔了，糟踏了。饱汉不知饿汉饥呀，应该把他们都赶去大田劳动，让他们也尝尝饿的味道。”
腿蹲麻了，两臂酸空，忙乎个多时辰，白累一场。我俩扫兴而归，随即睡下，谁都没再说话。
八、燃烧的大年初一夜！
政府配给犯人的食物远不是眼前‘享受’到的这些，要多得多！原有犯人都深知内情，只缄口不语。日子一长，大家混熟了，我们这些新来犯人才断续得知些情况。
五中队伙房组长姓张（即是中队统计、犯人大组长），说不清是何地方人，四十岁样子，一个八面玲珑特会‘来事’的角儿。他减了一次刑又减第二次，如今听说又在‘酝酿’给他第三次减刑。他获减刑的诀窍就在犯人的伙食上。老犯人半夜在院里解手，亲眼见他深更半夜朝监外提大桶大桶油，揹整麻袋白面和肉（牛羊肉和大肉都有），这些是政府配发给犯人的，逢年过节改善犯人生活。老犯人又说，夜里若无干部来带，犯人是出不了监狱铁门的，他也不例外。每次他往外送东西，都有干部在哨楼上或大门外接他。还有胆大的干部，夜里跑到伙房来亲自揹拿的。我们这中队有人亲见王管教夜里从伙房揹东西出去。三个中队都这样，谁也不说谁。
1971年阴历年到了。大年三十是传统吃团圆饭的时候。时下‘文革’正炽，家家四分五裂，能‘团圆’的不多。饿了一年的犯人已顾不上思念家人，期盼的莫过于吃顿饱饭。没想到，大年三十一切照旧，伙食原模原样。不到七点，大家早早上床睡觉（平时是九点以后），监舍里出奇地安静。各人都想自己心思，想着眼前的处境，无人睡得着，肚子咕咕叫。也许，大家寄希望于明天－－大年初一吧。谁也没想到，等来的仍是‘黄粱梦’。
初一夜晚，饥饿和愤怒主宰着里间这些新来犯人。组长和副组长还有原来犯人都睡外间（也有两三个新犯人），里间是清一色的新来犯人，都较年青。原有的都在五十以上，不再有冲动有血性了。
有人突然骂道：“他妈的×，这犯人没法当了，不如早些死了好！”
一石激起千层浪。里间犯人全坐起来，有人轻声道：“眼看活不下去了，不如一起去偷土豆窑，弄顿饱饭吃！”
土豆窑在伙房门前不远，大烟囱旁边，离大门有二十公尺。吕用生、陈凯仁、马成功、吴海清、邹庆礼和我，穿好衣服悄悄溜下床（怕惊动组长和老犯人）。夜，漆黑如磐；风，刺骨。土豆窑上盖着沉沉的厚铁板，焊死了；铁板上挂把大铁锁。几个人一齐上，用尽力气，没工具，铁板和锁丝纹不动！饱吃一顿的梦，破了。
躺回床上，沉默，又是死寂般沉默。这是个难眠之夜，不眠之夜。半夜已过，大家毫无睡意。过一阵，又有人开口，悄声道：“我有个‘点子’，不知大家敢不敢与我一道实施。”没有人回答，静静地听他的‘点子’：“我拿个缸子，去敲伙房门，只道小组里有危重紧急病人，要喝开水服药。你们躲在门两旁，待姓张的来开门，先打瞎他双眼，免得他咬人，再打他半死！伙房有啥吃啥，饱一顿。如何？”大家认为可行，并立即付诸实施。
这是几个有灵有肉的人，为了一顿饱饭，义无反顾，甘愿冒死的风险。不是十分无奈，断不会出此下策。
然而，又泡汤。
原来伙房夜里只姓张的一人留守。每到开罢晚饭，伙房前后门用大锁锁了，铁棍闩了，大木头在里面顶着。任凭谁敲门（干部自是例外，他能分辨声音），即使门砸烂，稳坐钓鱼船，决不开门。他早有准备。我们的这位同伴敲了前门又敲后门，用拳擂，用脚踹，屋里无一丝回应，好象里边根本无活物存在。折腾个把小时，又冻又气，无功而返。沮丧、悲愤，大家的心绪糟透了。
这就是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1年的春节。一个难熬、愤怒之夜，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一个燃烧的夜晚。
这是个不折不扣的未遂阴谋。在当时只凭热血冲动，我和大家一样来不及详细考虑它的严重后果。事后，我还是认真反省了的。十一年前，为了父老乡亲的生存权，我挺身而出，呐喊过，舍生忘死，值得。如今是为个人的生存权铤而走险，值得吗？心答：值得！你崇尚文明、礼貌，崇尚‘和为贵、忍为上’，他天天欺你、榨你，吃你的肉、喝你血，咋办？你曾有过‘悲其不悟、哀其不争、怨其不怒’的时刻，正因为‘不悟、不争、不怒’才有恶人恶世道！人到无法忍受时，要‘空皮囊’做甚？
春节休息几天，犯人都挺在被子里睡觉。除了开饭打饭，我和邹庆礼也不曾下床。只我俩并未睡觉，将被子盖住下半身，靠墙窃窃耳语，低得象蚊声，不叫第三者听见哪怕一个字。我对邹君披肝沥胆、敞开心扉，谈了我对中国共产党和毛的认识，以及认识变化的过程；谈了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判断；谈了对林彪、江青的看法、估计。不幸的是，此后的历史进程表明，无论对‘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还是对林彪、江青的判断，都被我言中。
邹君对我甚佩服，说我‘料事如神’。直到十年之后我俩彻底平反重新工作，直到他由马达加斯加援非归来，直到1998年，每次相遇相聚，他都向我问一个问题：正当举国顶礼膜拜的时候，你的那些判断是怎么来的，当时根据是什么？成了他心中的不解之谜。事情早成历史，我不愿多说什么，只用“我也说不清，可能是‘潜意识’的作用吧”打发他。
我的判断不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更非‘潜意识’作用，而是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只是，已经没必要说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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