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一）
一、最初印象
听说这儿叫巴仓农场，心中生出几分欣喜。巴仓出了个大英雄门合，誉满全国。全国报纸颂扬，无人不知其事其人。门合是民兵教导员（指导员？），带领民兵制造土火箭，不慎突发事故，在土火箭即将爆炸的千钧一发时刻扑在火箭上，用自己身躯保护了战士和群众，壮烈殉职。如今到英雄的故乡服刑改造，这儿的干部群众觉悟和环境应该不错。然而，生活又一次欺骗了我，就象1958年我到全国闻名的红旗县－－甘肃武山县‘劳动考察’一样。在怪圈里的人必须循着怪圈走，最‘红’之地往往是假得出奇之地，作假最肆无忌惮、最猖獗之处。我在这儿的遭遇和经历，将证明我的议论不是虚妄之谈。
巴仓农场是个苦不堪言的地方。我在此经受了人生最难熬的岁月，甚于看守所关小黑号日子，几度濒临绝境，险遭灭顶之災。
这地方远有祁连山脉、近有日月山两道屏障，交通极为闭塞。不怕外敌侵袭，不怕犯人逃跑，安全保险，是改造犯人的好地方。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藏族），茫茫草原无边无际，天高地阔，人烟稀少，属高寒地带。奇冷，潮湿，缺氧，乍到的人都觉呼吸困难，憋得慌，过一小会儿要来一次深呼吸。
巴仓农场管辖三个大队，我和邹庆礼、周有祥同分到二大队五中队。周在二小组，我与邹分在四组。与饮马不同，那里一个站辖两个中队，两个中队的犯人划分为前院和后院。这里二大队辖四、五、六三个中队，每个中队有犯人两百许，各有一个小院。只院子朝监狱大门‘敞开’，监狱大门顶上的哨兵能一眼看清各院的动静。靠狱门两边是三个中队的伙房，紧挨大门有个碉堡式建筑，后来才知是犯人‘禁闭室’。
我们这些新来犯人住在临时搭的‘窝棚’里。这排窝棚靠院西一侧，贴着六中队高高的后山墙，低矮，人进门要低头，极潮湿，新墙渗出水来。它盖得过于匆忙，简陋得无法形容，不如牲口的厩栏。每间屋不足二十平米，分里间、外间，中间有截矮墙，住二十个犯人，屋里除了土炕还是土炕，进门只一平米左右的地面。土炕用土坯围着，里面撂些烂土坯，上面铺的青稞秸杆，硌得浑身生痛。这一平米地面四周的‘炕围’砌成一个个方洞，是放鞋的地方。有的人脱鞋没处放（只十几个方洞），只好拿鞋当枕头。一平米地面还有个小火炉，土坯砌成。脸盆、漱口家什和饭具一律放到门外贴墙的院中。这儿睡觉的挤和1962年我在看守所南号一样，一个紧贴一个，须得侧着身子。挤有挤的好处，挤着暖和。正值隆冬时节，窝棚的门、顶盖、土坯墙，八面透风，冻得蝎虎。唯一取暖的是那只小土炉，烧的是杂工组从草原上拣来的牛粪马屎，一块块象大饼模样。粪火淡红，热力虽有限但还管用，有时一屋人全睡死了，炉子一灭，都冻醒来。赶忙重新点燃，不然这一夜难熬过去。
院的另面是原有房子，砖木结构，很高，比窝棚高出一倍多。门窗也很正规，共两大间。一间住杂工组，约有三、四十人；另间住伤残组，有十余人，也是一圈炕。只炕圈是砖砌的，屋里空地很大，足可抵一个小组的窝棚，左右各支一个大炉子。比起窝棚来，他们住的是高楼大厦。这两个组都是这儿原有的犯人，来自江苏，浙江和上海，间或有个别山东人。他们是解放初土改、肃反、镇反运动被判刑劳改的老犯人，都已服刑十五年以上了。
伤残组犯人有的自臀部以下全截掉了，只有上身，在截肢处捆个牛皮‘蒲团’，双手着地，一逶一逶移行。有的从膝盖处截肢；有的从踝骨截肢；还有没有五指的。这些来自南国的人，开始不知这儿严寒的厉害，又缺少御寒衣物，都是冻坏的。他们也劳动，干着捻毛线、织毛衣的室内劳动。
原有高屋白墙，没刷写一条‘语录’，与饮马四站基建队形成极大反差。只大监门外有座照壁墙，上书毛主席最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的题辞：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犯人伙食很糟，质差量少。这里只种青稞，一年到头吃青稞面。定量很低（每月不足二十五市斤），出工吃三顿，星期天休息吃两顿。早饭，二十个犯人喝一小铁桶青稞糊糊，外加一个如小孩拳头大小的青稞馍，软塌塌地。分完糊糊，刮铁桶是值日的‘专利’：食指弯曲，从桶底刮到内帮，刮得比舌头舔的还干净。午饭和晚饭是个较早餐稍大些的青稞馍，副食水煮白菜，有盐无油，偶尔菜汤里有几片土豆片。莫说干重体力劳动的犯人，即使不干活蹲号子，也受不住。犯人二十四小时处在饥饿状态，个个黄皮寡瘦皮包骨。只杂工组例外，他们有‘外快’补充，身体还不错。
我的境况更糟。喝青稞糊蛮顺溜，没不舒服感觉。惟吃青稞馍反胃，翻江倒海，呕吐不止，直把黄水胆汁吐出来，难受得没法形容。邹与我打通铺，铺两床褥子，盖两床被，颠倒睡，减少许多寒冻之苦。他见我如此，要把饮马农场带来的白面饼给我。君子不掠人之美，不食嗟来之食，是我为人处世信条。何况，饼子是他千里迢迢带来，我还嘲讽他‘太贪’，焉能接受他的馈赠？尽管我们的心已交汇一处，还是断然拒绝他的好意。他硬往我手中塞，对我说，你要是过意不去，就把青稞馍给我，这总可以吧。人的适应能力各有不同，有的快，有的则要个过程。我估计你用不了十天半月就能适应，务必保护好身体。他的真诚既叫我感动，又叫我愧疚。凡事要留余地，考虑周全些。我过了今日不管明天，不是明智之举。
一日轮我值日，天麻麻亮提铁桶往伙房排队打饭，伙房距监舍不过三十公尺许。小铁桶的提手是根圆铁，待我提回监舍，圆铁竟与手掌粘连一处！用力一拔，手掌祛掉一层皮，露出红糁糁的嫩肉，手背立刻变成紫黑。冻木了，不觉得疼痛。新来犯人个个面面相觑，大惊失色。这儿的寒冻果是厉害，万不可掉以轻心！
组长陈康年是这里的老犯人，见我如此，安慰道：“不必紧张，只要按我说的做，保你没事，一、二十天就好：每天出工前去伙房讨块冰，在手上来回搓擦，直到冰块化完为止，天天如此，莫停歇。”说完又给我一双毛线手套，叮嘱道：“以后但凡挨金属铁器，一定要戴手套，尤其一早一晚。”我琢磨他的方法有道理，没去医务室，按他教的做。每早一大块冰捧在手上，不停地搓，手上冒着热气如蒸笼一般，全身热量都调到手上，无非‘以毒攻毒’之意。果然两三周时间冻疮好了，居然没留任何疤迹。
二、陈康年和他的犯人小组
我分到陈康年小组，是我服刑期间的一件幸事（还有几件）。
陈康年，浙江人，五十左右，小个，案情、刑期、出身一概不知。他，不善言谈，劳动特卖力，管理小组的方法至为简单：处处以身作则。他手脚麻利，从不闲歇，捻毛线，织手套、毛袜、毛衣毛裤，样样在行。副组长叫陈阿三，上海人，是个病秧子，也五十左右。他有严重哮喘病、肺气肿，有时痰咳不出来，憋得满脸猪肝色，整个冬天都不能出工。每个组都有几个老犯人，除两个组长外，还记得肖恒，其他皆无印象了。
肖恒是六十有余的老头，瘦得没法形容，脸上除了骨头就一层皮，刮不出一钱肉来。只知他是赣南人，当过国民党军队的营长，以后在浙江成家定居，解放前还当过县参议。他是个倔老头，脾性率直，为人坦诚，凡看到不平事，天不怕，地不怕，总要说出来。
老犯人都住外间，里外间只在一平米的‘豁口’相通。
和我一起来巴仓的‘新鲜血液’这组有十几个，有来自饮马农场各个站的，有安西新华农场的，除邹外都不相识。如今音貌留驻我脑海的，有陈凯仁、吕用生、吴海清和马成功。
陈凯仁，甘肃临夏人，肤色很好，一个漂亮青年，文质彬彬，举止谦和；吕用生，天水北道附近农民，一脸麻子，是小组最棒劳力之一，为人也不错。陈、吕与我年纪差不离，三十出头。吴海清，四十出头，农民出身又不象普通农民，老成持重，从不表露自己思想和任何情况。马成功是回民，三十七、八岁，临夏州某县人，平时少与人交往。吴和马也是小组棒劳力。
生活经验告诉我，生活越困难，人的动物性本能暴露越充分，人与人之间越要争抢、打斗，比如为分食不匀等等。但在这个小组这种情况没发生过，大家和睦相处，多有互相帮助。社会上‘文革’正酣，无处不打斗、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在‘人渣’聚集的劳改队小组，居然充满正气与和谐，这是可以想象的吗？然而这是真的。
巴仓农场靠天吃饭，没有水利灌溉一说。地块无地埂，因地制宜，大的地块有一千五百亩，小的也有六至八百亩。四周的藏民处在‘刀耕火种’时代，与之毗邻的劳改队生产方式自然也先进不到哪里。
开始劳动是耙土坷垃、烧灰堆，为种土豆准备肥料。工地都较远，最远处有七、八公里，最近也有一公里。劳动工具是铁耙子，每组一大梱，存放在监狱大门外的工具房，出工时由值日犯人扛着，到工地才能打开，人手一件发到犯人手中。每个组都有年老体弱者，空手走路跟上大队已是艰难，二十把钉耙少说有四十市斤，路上不准停歇休息，对恹恹病体老弱轮值者是不堪的重负。据说轮值制是公平的，大家吃的口粮一样多，至于年龄嘛，只怪你出生太早，有什么好说的。年轻犯人路远扛一梱工具，也够‘喝一壶’的，老弱每轮值一次，颤颤抖抖犹如抽筋剥皮去地狱走一遭。
独我这小组与众不同。肖恒等几个老弱轮值扛工具豁免，全由陈康年一人替扛了。不仅如此，但凡路远些，年轻犯人轮值时，他总是出其不意，突然从你肩上抢过工具梱，帮你扛一阵。
到得工地，陈康年叫我运草放堆，用一只大筐。青稞秸秆马车运到地边，离小组劳作处有一、两百公尺远。放草堆，约五公尺一堆，一个小组占两行，草堆放两行。所放草堆即是灰堆圆心，大家绕它从四方八面将土坷垃耙拢围成直径不到一公尺的圆，然后将草点燃，将土坷垃立即覆盖其上。技术在于既不能将草快速燃完，又不能叫土坷垃将火压灭使成‘死堆’。新来犯人一时难掌握，陈康年逐一指教。后来他干脆叫新犯人只管往前耙土坷垃，由他领几个老犯人在后面点火覆埋，工效提高不少。
我的任务也不轻松。它要速度快，端着草筐来往奔跑，每跑一趟须停下来大口大口喘气。其他小组放堆的人一窝蜂朝前冲，你不紧跟看齐不行，落在后头意味着消极、抗拒、反改造，还影响全组。
犯人蛮喜欢烧灰堆劳动，虽紧张但不算太重太累。更主要的是干这活，犯人还另有所图。这是一种干瘪的植物根茎，有香烟般粗细，五、六公分长，呈淡淡的黄色。原有犯人称它‘人参果’，新来犯人叫它‘小人参’。我不知它的学名，猜它与南国的野萝卜同科属，秋收翻地经太阳晒，叶冠脱落只留根茎成此模样。犯人一边耙土坷垃，眼睛却盯在它身上。一经发现立刻弯腰拾来，往身上一蹭，撂进口中。我在前面运草放堆，无此口福。休息时候，大家正乐滔滔议论它，陈康年来到跟前掏给我一大把‘人参果’。味道确实不错，脆脆的，有丝丝甜味。陈是个很心细的人，还带回些给陈阿三品尝。
也许，有人嗔怪我写这些淡而无味、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那是你无法身临其境去体验的缘故。只有亲历的人才知道，在当时境况下，帮人扛工具、献出一把‘人参果’该是何等可贵、何等的不易！它叫我感动不已，现时回忆起来仍怦然心动。在物质极端匮乏、生命濒临绝境之时，人们想的只两点：尽量减少体能消耗；寻觅一切可食之物，‘寸力如金，粒粟关命’！人们不希罕‘锦上添花’，却不会忘记‘雪中送炭’。
一分到这个小组，陈康年便叫我当记录员（说来甚觉奇怪。我在漫长的服刑过程中，没当过一天犯人组长，可‘记录员’衔始终伴随我。我不知是组长‘相中’我，还是来自当局的指示。在我的‘档案’中，当局究竟写了些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即如眼下，邹庆礼君文化程度就在我之上，却偏叫我当。）
我和邹君很快汇熔到陈的精神之中。小组不再设‘轮流值日生’，大家自觉争抢扛工具。只要你工具在肩，总有人想着，不多会儿便有同伴从你肩上‘夺’走。那种感觉好极啦！你生活在这个小集体里，是它的一员，莫名的温暖从心底油然而生。我忽然有所感悟：在非人的环境里，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并非‘独善其身’。真正品德高尚的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景下，仍能以自己的行为去体现信念，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
我对眼前的烧灰堆劳动心存质疑，认为是种破坏性生产方式，弊远大于利。大量的氮素、磷素和微量元素被糟蹋了，只得到有限的钾肥（碳酸钾）。这还不算，它还破坏土壤的团粒结构和原有的根瘤菌，得不偿失，有害于长远利益和发展。我痛彻地感到，无论从生产方式上还是从人的思想、人身的自由度上，我的古老民族仍处在荒蛮时代里。（直到二十世纪末，中国才有《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举措。）
整个冬天，气温都在摄氏零下20～30°，透骨寒。大田犯人收工回来，囫囵几口晚餐，再无心无力洗漱，快快焐到被子里。我是记录员，陈康年嘱我：晚上只念篇报或一段报，让大家早些歇息。
不到九点，除杂工组有响动，大田小组都沉到黑暗与死寂中，院里兀立着三只尿桶，象三个矮怪物。
三、听来的‘故事’
对门杂工组犯人都是幸存者，不但生命力强且富生存本领，一定意义上是此前那批犯人的‘佼佼者’。他们单个劳动作业，天不亮就一个个‘报告班长’出工。他们每个人打扮得‘多姿多彩’，半象藏民，半象汉人，有几分流寇气息，头戴皮帽，脖围狐皮，多数有翻毛皮背心或皮桶短大衣，脚蹬毡鞋，圆通通地。这些穿戴是日久天长从大草原拾拣来的东西加工制成的。虽粗陋难看却实用，不然无法抵御奇寒。他们每人揹条麻袋，是唯一劳动工具，在大草原从早走到晚，据说每天要走五、六十华里，主要拾牛粪马屎，但凡犯人用得着的东西自然也不放过。从荆棘丛中、草蓬里拾拣一绺绺骆驼毛、羊毛；从沟沟岔岔处往往能拾到死羊羔；还有藏民丢弃的牛羊下水；偶尔能拣到整只的死狐狸、死狼……，直到天黑尽，他们才背着一麻袋‘东西’，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监房。他们是有口福的人，将拣到的‘死狗烂猫’开膛洗净，丢到两只大铁桶里，炉火旺旺地直燉到天将晓，大碗分而食之。弄得满院肉香味，大田犯人闻着无不馋涎欲滴。
大田犯人羡慕他们却不嫉妒，对他们无恶感而是钦敬。没有他们，冬天如何熬得过；没有他们，伤残病犯的‘蒲团’从哪儿来；原有犯人几乎人人有毛衣毛裤、毛袜手套，又从哪里来？他们是大田犯人的福音，感激还来不及哩。
春节前几天的一个夜晚，吕用生在院中小解时，拣回一只狐狸头，是杂工组丢弃之物。吕视为‘宝贝’，不吭不响，在炉子上燎掉毛，刮了又洗，洗了又刮，直忙了个把时辰到天亮，撂进小铁桶，对陈阿三嘱道：“别忘了给炉子添火，要燉的烂烂的，晚上收工回来，人人有份，都喝口肉汤，解解馋。”
收工回来，满窝棚全是腥、臊、臭味，有人呕吐起来。吕用生道，不怕，我有法子祛除这异味。他不知从何处弄来两块新砖头，囫囵洗了洗，丢到桶里，又煮个多小时，提起狐狸头嗅了嗅，啧啧道：“唔，不错，一点怪气味没有，请各位品尝！”然而，无论他送到谁面前，大家都谢绝他的好意。他只好美滋滋享独食，只那半桶汤全倒了，没沾一口。
1970年二月过阴历年，巴仓放五天长假。生活和平时一模一样，没任何改善，在我呆过的劳改队不曾有过。犯人都有怨气和怒火，只是相处日子短，人心隔肚皮，无人敢骂出声来。
院子里很冷，空无一人。大家焐在被子里听肖恒等老犯人讲‘故事’。陈康年把炉子烧得旺些，一个人站在地上捻毛线，有些人蒙头大睡。‘故事’东一句、西一句，开始不连贯，都是这儿以前发生的往事－－
“你们以为现在很艰苦、很冷，是吧？我们刚来时，这儿什么都没，住在荒野帐篷里，到处狼嚎，馒头冻得比石头还硬，啃一口只一道牙印，没法吃，开水也喝不上，那才叫苦呢，现在好多了，十成好了九成。”
“你们见过冻死的人吗？有一次跑了两个犯人，只跑得二十多里都冻死了，在一个避风的崖壳下找到他俩的尸体。姿式凝固，双手护在裆处，脸上露着笑，两人表情和死状一模一样，怪怪的。临死怎么还会笑的呢？”
“你们过去劳改的地方，‘文革’搞的咋样？嘿，我们这儿才热闹哩，‘早请示’，出工时犯人在大门外对着照壁墙林副主席的语录鞠躬请罪，反改造尖子戴高帽要跪地磕头；‘晚汇报’就是每晚开批斗会，用毛主席语录斗争反改造尖子。”
“有天早上出工，刚到工地，×组有个犯人叫×××（言者有名有姓，可惜我不记得），面对东方，迫不及待掏‘傢伙’撒尿。当时红日冉冉升起，有丈把高，有人‘检举’他故意污辱伟大领袖毛主席。天天晚上开他的批斗会，打得死去活来，逼他交待反动思想，差一点要了他的命。这里安静下来才不到半年。”
刚来巴仓，以为这儿政治氛围不错，不象饮马四站，语录满天飞。没想到这儿比饮马还左、还凶，更荒唐。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陡然增加了我的警觉与清醒。
其实，这些算不得什么，听了下面的故事才叫我目瞪口呆，半晌出不得声。这是位‘补鞋匠’的故事－－
“这是这里几年前发生的事。有个犯人叫×××（好像姓黄），在二大队六中队改造，浙江人。他在浙江判刑不久，就给劳改部门主管写信，称他会炼金术，愿戴罪立功，为国家作贡献。干部颇信，让试之。他不知从何弄来一块铜，充抵黄金，被识破。调来巴仓，专以‘小报告’为业，每天向政府打五、六个‘小报告’，多时一天有十几个，成日做着把自己刑期加到别人头上、快出狱的梦。管教干部对他‘积极靠拢政府’很欣赏，‘照顾’他不跟大田出工，留在监院里替犯人补鞋。他心领神会。大田犯人出工后，他拿个小凳院中坐，补起鞋来。‘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大田留休的病号，杂工组轮休犯人，病残组室内劳动犯人，尤其四、五、六三个中队犯人之间的来往，尽在他监视之中。他不满足表扬、物奖，要的是提前出狱，知道不立‘大功’难如愿。经过冥思苦想精心设计，一个‘现行反革命武装暴动集团’炮制出来，一个穷凶极恶的阴谋大案被揭发出来。牵连三个中队好几十个犯人，有姓名、有代号、有职务、有纲领、有计划、有时间地点。被他揭露出来的案子最高职务是司令，下有军长、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职级一应俱全。并且，职务最高的又是文化程度最高的，旧社会的老大学生就有好几个，编得滴水不漏，由不得你不信。
二大队顷刻间变成鬼哭狼嚎世界，变成人间地狱！白天黑夜开斗争会，有小组的、联组的，更有全中队犯人的斗争大会。犯人捆绑犯人，犯人吊打犯人，‘积极分子’拳脚相加，棍棒溅血；涉案犯人有头破血流的，拧断手指、胳臂、大腿的，有打断数根肋骨的……这些人呼天喊地，呻吟啼嚎！绝大多数涉案人员受不了酷刑，在‘提示’下招供，职务、代号等等自然与揭发材料雷同。时值隆冬，高墙内侧挖一条浅沟，那些‘签字画押’的死囚，戴上脚镣手铐一起推到浅沟里，无任何遮拦，任风吹雪埋。
首犯金（靳？）××（我不记得名字），上海人，不只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属教授一类高知。惟他‘顽固不化’至死不招供，被打斗致死，‘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了上帝。倒卧在浅沟里的死囚共有六、七个，上报死刑全不上诉，惟求速死。
此案上报死刑的人多，惊动了中央。恰逢公安部一位副部长有事出差青海，顺道查实此案。调来卷宗一看，漏洞百出；询问有关当事人，更是牛头不对马嘴，终于真相大白。这位副部长从枪口下抢回几条人命，阴功不小！
事后，姓金的家属从上海赶来巴仓，要求开馆验尸。她也受过高等教育，有胆有识，还请来了律师。她既不相信自己丈夫会干‘武装暴动’的傻事，也不信‘畏罪自杀’的谎言。她在巴仓农场场部呆了几个月，听说把农场大小干部‘折腾’得够呛。验尸结果证明肋骨断了几根，手臂也断了。只不知最后如何了结的。
补鞋匠的弥天大谎败露后，引起犯人公愤。管教不忘他的‘耿耿忠心’，为安全计，将他调走了。”
饮马农场的‘何案’已是够凶险吓人了，没想到竟是‘小巫见大巫’。几个睡觉的人不知何时都坐了起来，竖起耳朵听得出神。
讲‘故事’的补充道：“这事过去好多年了，涉案的人如今各中队还有人在，只一共没几个了。”
我对‘故事’大体相信，也存质疑。比如姓金的妻子请来律师一说，似乎不太可能。中国没有律师制度，大概也找不出几个律师来；再说，律师也是人，难道吃了豹子胆，敢替一个犯人家属张目辩护？敢跟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打官司、对簿公堂’？除非他活腻了！
我对那位不知姓名的副部长非常敬佩！他，何止‘阴功不小’。在高举‘阶级斗争’旗帜的时代，在这种‘现反大案’面前，常常明知冤枉，也会望而却步，设法回避。弄得不好，重则包庇，轻则‘右倾’、‘立场不稳’，砸掉‘饭碗’丢掉‘乌纱’事小，株连进劳改队也不为怪。会当官的人，明哲保身乃第一要务，凡遇棘手事，缄口为妙，‘踢皮球’又何妨。敢为如此大的冤案甄别翻案，没有过人的胆识、气魄，没有强烈的正直人的良知，断不会冒这风险。何况，‘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我对巴仓农场的改造环境总算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我和邹兄彼此讲着自己的故事。不是高喉大嗓，而是‘窃窃私语’，从此相互有了更多了解。邹兄比我大两岁，高两届，毕业于四川医学院颌面外科专业。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从小受与人为善的熏陶。大学期间他有两个要好的同学都打成‘右派’。组织上动员他‘检举揭发’，要他划清界线。他觉得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揭发，拒绝了。最终株连为‘内定右派’，黑材料塞进他的档案中。（他的情况颇似冯淑筠君。冯直接株连‘划右’，他稍轻。）他是提前半年毕业分配甘肃卫生厅再分临夏州医院的。工作后，虽满腔热情、兢兢业业，但政治和经济待遇按百分之百‘右派’对待，处处遭白眼受歧视，境遇甚至比一般‘右派’更坏。为了立身活命，出于无奈，他给某外国使馆写了封信，表明想出国谋职的意愿，遂构成‘偷听敌台、图谋投敌叛国’的‘现反’大罪，判十五年长刑。被捕后，羁押兰州八里窑看守所。在此他认识我的同案同学张春元，虽与张不同监号，听闻过我这案的许多情况。邹说，张春元在八里窑看守所深得各类犯人的同情和尊敬，后来在别人帮助下脱逃出去。那里高墙电网，戒备森严，难以置信。
邹君告诉我这样一件事，至今没忘。他说，八里窑看守所有个犯人，与我同号，睡我旁边，是个小青年，回族，只十七、八岁，被捕前在兰州某中学读高中。一九五九年发生大量饿死人情况，他义愤填膺，只身骑车‘撒反革命传单’。被捕后关押不到半年，判死刑立即执行。在等待最高院批复的时候，发生一件奇怪事，我至今无法理解。每晚半夜，他的头跟前站个人，偶尔也移到我的头后，我是学医的，不信邪，偏偏真真切切。我做了个梦：两边是墙，一条窄窄的甬道里，塞满乱七八糟的破桌烂椅，直堆到天花板。天黑，依稀能见人影，我和他不停地攀呐，爬呐，试图从这些桌椅板凳中穿出去。我在前，他在后，互相鼓劲加油，都累得大汗淋淋，前面的破烂桌椅还有很多、很多，总也攀不完，象是无穷尽。我攀爬得比较顺利，他在后头不时踩坍桌椅跌倒，我在前面不断喊他，开初他答应我，待我攀过最高峯回头再呼他，竟无回应。我一惊，醒了。没过几天，他被执行了死刑。”
我把看守所期间做的梦一一向他说了，又把饮马四站住病房时，听见乔占瑞（此人邹君也认识）大声叫我的事说了。
邹说：幻视幻听、做梦，各种潜意识的产生，都是大脑神经产物。或许，除了视、听、味、触，还有其它感觉的存在，人们现在尚未认识罢了。大脑神经太复杂，相信总有一天能认识它们，这些奇怪现象才能得到科学解释。
四、种土豆撞上‘恶煞’
四月开始为种土豆作准备：翻土豆窖、切土豆籽。翻土豆窖是犯人最爱的劳动，胜过耙土坷垃、烧灰堆。老犯人望眼欲穿，新来犯人还体会不到这心情。地窖在一条窄窄的（约一公尺宽）的地沟里，地沟有两公尺深，地沟里的两边是土豆窖。窖口用一綑青稞秸秆堵得紧紧的。取掉草綑，窖口小小的，人须得趴得展展的才能钻进去，两个犯人同翻一窖土豆。进到窖里，笑逐颜开，象到‘自由王国’，见不到干部武警面孔，任由之。犯人都饿得发疯了，来不及说话，拿起土豆往衣上一蹭，‘咕喳’起来。等吃过一阵才来‘指导’新犯人识别醣化土豆的方法：土豆皮泛红的即是。同窖的老犯人对我说：“我挑一个你试试，味道好极了，象苹果和梨，又甜又脆。”
小时侯，生红薯、生豆角、生豇豆经常吃，吃生土豆还是头一次。一尝，虽没他说的那么美妙，却也不错，口感告诉我，能吃。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填了肚子再说。我俩谁也不说谁，等肚皮‘舒服’了才来翻窖。翻窖，把冻的、烂的土豆挑拣出来，免得传染好土豆。在挑拣过程中，发现红皮土豆，尽管肚皮胀鼓鼓，仍不忍放过，塞进嘴里，把肚皮撑得滚瓜溜圆。进度奇慢，两人一上午只翻一个窖，不到三、五百斤土豆。干部问：“拣出烂土豆并不多，怎么这样慢？”犯人都说，窖里光线太暗，需一个个仔细察看，害怕烂土豆‘蒙混过关’。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犯人巴不得天天翻土豆窖。
翻土豆窖只三、四日功夫，犯人‘精打细算’过日子。这几天把青稞馍都攒了不吃，使翻完窖后肚皮还能好受几天。新犯人学他们样子，也尽量把生土豆吃到‘饱和’状态。
接着切土豆籽，在地面，在干部眼皮底下进行。犯人‘有贼心无贼胆’，大多不敢贸然偷吃土豆，只少数大胆的乘干部眨眼的瞬间将土豆块撂进嘴而不被发现。一个土豆切三、四个坯种，切好的籽随即拌上杀虫药，以防播种后被虫咬鼠啃。待农药拌好后，带队干部才放心离开。那知，偏有人不怕杀虫药，抓一把在身上擦擦，照吃不误。
我悄声问：“这还敢吃？”
他笑笑，答道：“杀虫药杀的‘小虫虫’，我这样的‘大虫’它杀得了？”
确实，无人吃出毛病来，我哑口无以对。我心里明白，杀虫药确含有毒成份，对人体有害，只是短时间没反应出来而已。我又如何向他们解释得清，惟我和老邹不碰。
饿疯的犯人，谁还顾得这些。
翻窖和切籽这几日，犯人生活稍有改善。那些挑拣出来的冻、烂土豆，和切籽剩下的土豆芯随即由伙房运走，菜里每顿都有几块土豆‘疙瘩’，至少视觉上得些‘安慰’。
四月中旬开始种土豆。这儿土豆是犯人的命根子，对种土豆都重视、认真。各组一字形排开，每组占四趟（行），两趟共用中间的一行灰堆。撒籽的犯人端着脸盆，挖坑和施肥的各拿铁锨。前边挖坑的，一行只用一人，挖出一锨土放在坑边，棵距约四十公分，撒籽的一人撒两行。多数犯人负责施肥和覆盖籽种，从灰堆挖一锨草灰（百分之九十九是烧过的土，泛着黄色），一锨施四、五个坑，顺便将土覆盖。依次往前翻，速度极快，一千多公尺长的地块，一上午要打个来回。
一个灰堆只有六、七锨草灰，要分施到三十多个窝里，每窝不能多，多了，有的窝无灰可施。我正来回奔忙，突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发生在我的头上！
带工的郭（葛？）队长（正象犯人把所有武警都叫‘班长’一样，把干部都叫‘队长’，他的实际职务不得而知）走到我面前，用手试了试我铁锨里草灰的温度，随即对我厉声骂道：
“这么烫的草灰泼到土豆籽上，不怕把土豆籽烫死吗？你这混蛋！我看你是有意搞破坏！”
郭（葛）队长约近五十岁，高大个头，河南人。听说以前是国民党军队下级军官，解放前夕大军压境之时‘起义’的。不知何种缘由以后混成劳改队管犯人的干部。我来巴仓四个月，不曾与任何管教干部打过照面。他的眼睛喷出凶焰，恶狠狠地瞪着我。我心里想：“大白天撞上鬼了，且看他把我咋样！”他吹哨子，喊道：“集合！”
“嗬，他要拿我开刀示众！”
我对劳改队干部中的大多数颇有看法，有憎恶之情（砖瓦厂二中队刘指导员，一中队三分队王队长等，只少数通情达理），粗暴蛮横，尽量躲着他们。我觉得与这些人冲撞起来，招致杀身，不是我希望的死法，划不来。偏偏‘躲得初一，躲不过十五’，我撞上的居然是个兵痞，一个不会说人话的东西！开口就骂人。
一个中队的大田犯人列队站在我面前。
“你们摸摸他锨里的草灰！”他命令道。
有两个犯人组长出列摸了摸，没吭声，又回到队列里。郭队长吼道：“刚才比这还烫，现在是冷下来了。这么烫的火灰泼到土豆籽上，不烫死？这不是故意破坏是什么！”
他逼视着我，我很坦然。
“陈康年，你们组今晚开他的批判会！要深挖他的反动思想。你们不能再这么干了，听见了吗？”
“听——见——呐。”
“解散！”
我想笑，无论如何又难笑得出来。一锨灰分散撒到五、六个坑里，即使再热再烫（充其量不到摄氏一百度，烧灰堆到种土豆中间经过两、三个月长时间），热量很快散发，被周围的土吸收，最多灼伤土豆皮，断不会破坏胚种的发芽生殖，任何人能想到的，他愚不可及，横生枝节。何况所有犯人都与我一样操作，无一等摊凉了再施撒的。为什么他独独揪住我不放？
我对郭不止怨恶，也生出更多的警觉来。
为了证明没有‘破坏’，在刚施肥的几窝土豆边上，我拣来几颗小石头作标记，以待收土豆时检验。必要时能‘对簿公堂’，让事实说话。陈康年懂得我这样做的意思，不能不防。
重又开工，大家原样干起来，无人置理他那一套。郭站在地边，眼见犯人把他的话没当话，只装没看见。
晚上收工回来，郭没来小组检查落实他的‘指示’。组里一切平静如常，陈康年只字没提。
在高举‘阶级斗争’旗帜的‘文革’时期，凡历史有污点的人莫不心惊肉跳，日子不好过是肯定的。他们中不少人成日把心思花在自己的‘乔装打扮’上，要拼命表现自己革命觉悟有多高，对毛主席感情有多深，对‘阶级敌人’有多恨，不这样混不下去，郭就是这号人，一点不奇怪。颇意外的是，新政权、新社会二十多年，丝毫没能改造他的流氓恶习，出口就骂人，素质如此低下！
这么多犯人，为什么偏偏盯上我？
邹君如是分析道，你走路抬头挺胸目不斜视，‘大学生’模样一点没变，全大队难找第二个，惹人注意毫不奇怪。郭有新旧社会的丰富阅历，深谙生存之道，深通‘诡’道之术，估计他翻看过你的档案，而只从你的外表也能猜到你的出身、案情，应在情理中。他找‘大老粗’麻烦能捞到什么‘油水’，能表现出他的‘革命热情’、‘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吗？不能。只有找到你头上，才能达到他的目的。看来，他盯上你是有备而来。今天发生的事不是‘偶然’，肯定事出有因，以后你要格外留神才是。
邹君的话不无道理。大学连滚带爬混了两年，没想到混出一身书生气，‘模样’烙得这么深。已服刑十一年，外力强大无比，我早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还能叫人看出‘模样’，连外壳还褪不掉，离‘脱胎换骨’远得很，能不叫有些人对我额外‘操心’？人的外在气质是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我无意粉饰。要把我变成低三下四、阿谀奉承、浑身媚骨，除非太阳从西边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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