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三）
十一、阴霾重重三月天
这一天，天空灰蒙蒙、阴沉沉地，要下雪的样子，大田犯人在监房大门口出猪圈。猪屎猪尿与厩土搅和一起，结成厚厚一层硬冰，十字镐挖下去只刨个白印印，破开这层冻块，底下就松软了。圈里的犯人有的抡镐挖，有的用锨往猪圈外撂，其他犯人在栏外装推小车，手推车回来时装上干土再倒入圈内。
九点光景，监院里传来镣铐之声。‘哐当、哐当’由远而近，这是提‘何案’犯人去大队部受审。隔几分钟从监狱大门出来一个，一样的脸色行状：憔悴、枯槁，苍白无血色，用戴烤的双手提着大镣环，走着大‘八’字拖步。先后有五、六个，其中就有丁志成、薛守志。此时，我推不了车，使不了镐锨，站在猪圈里朝矮墙外撂些较小的粪冻块。我与他们相距不过二十公尺，他俩都一眼看出我，向我报以悲怆的微笑，我回应他们深情的一瞥。我懂得那惨淡一笑给我传达的讯息：我没事，心里坦然。我浑身痉挛，心在抽搐，顿时感觉痛楚万分！看见他俩如此遭罪，恨不能以身相代。
直觉告诉我，他俩是清白无辜的。连我这不知何维清姓名的人，尚且能变成‘何案’总后台、总指挥，还有什么谎言不能编造出来呢。
悲痛之余，也得些慰藉。丁、薛两人还能挪动脚步，还能展示凄苦无奈的一笑，身体比我想象的要好，精神也没崩溃变痴呆。我对他俩很感激、很钦敬，这是由衷的感情。回想反右，在漫长的‘疲劳战’中，我的个性不算不顽强，最后仍不得不承认‘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不得不‘投降’，虽然最后拒绝在结论上签字。彭德怀也曾违心写‘检讨’，他是久经沙场、誓死如归的大将军呵。在无所不用其极的酷刑面前，在性命攸关时刻，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的中国人有多少？有几个？只要丁、薛任何一个嘴巴一歪，我便在劫难逃，立刻掉进黑暗深渊！而即使这样，又能说什么，还说得出来吗？不错，我会恨他，哪又有何用！五七年反右中，我的同学也曾编造出‘三人反党集团’、‘桃花坞’开会的‘天方夜谭’来，事后证明全无，我已吃尽苦头，向谁人诉冤？我恨过他，过后就原谅了。因为他不是源头，不是始作俑者，是有人逼他，他也是受害者；他的本质并不坏，而且在我看来，是很善良的，能怪他吗？想到这些，丁、薛确实不容易，受我钦敬理所当然。
天气原本晦暗，此时愈加阴沉，刮起阵阵狂悖不羁的风，终于下起雪来。下午没出工，下了场罕见的大雪，是我到戈壁滩两年多来唯一的一场大雪。雪花满院子飞旋，象无头苍蝇乱碰乱撞，象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满世界闯荡。
犯人巴不得下雨下雪，可以捞到休息。小组犯人多数在蒙头睡觉。杨思诚戴老花镜在缝补衣袜；靠窗的一个在写信；还有两个在低声叽咕。我什么都不想干，被子盖住下半身靠墙而坐。信不能写了，却无法割断我对胞姐的思念之情。我想念老父亲和兄弟姐妹，我忘不了贾义老俩口、张大妈和李大娘，还有我的那几个大学同学。他们如今在何处、干啥，都好吗？我想到××姑娘，我没有株连、伤害她，感到安慰。她的选择是正确的，不知她的爱人是谁，她应该早有孩子了，她过得幸福吗？……。
院子里积了一层厚雪，偶尔有人从门前经过去厕所，雪上留下一串脚印。院里冷清清地，从来没有这样静谧过。
这小组有我认得的唯一犯人朱焕章，砖瓦厂与我同分队，良种站与我同组，如今又同组。我们认识有六、七年了。在他看来，他是一般刑事犯罪，比我这‘现反’优越，优越性时时泛在他脸上。我的想法正好相反，不可能跟他说一句‘体己话’，惟‘哼哈’应付。这次我从病房搬来，他只装不认识我，连一句招呼没打，还颇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他很聪明，怕沾着我受‘传染’。这小组犯人无一敢同我搭腔说话！
靠监舍门的第一位犯人，是本组组长霍效贤，天水人，比我大三、五岁，写得一手颇好的书法，中队满墙壁的‘语录’皆出他一人之手，不用说，是个‘积极分子’，不过对我还算可以。来小组一月，他没分配过我具体干何种劳动，无定额任务下达，只凭我干去，干多干少或坐下休息、躺倒在地也不过问。当值日要揹工具，他将我剔除在外。一捆铁锨二十把，从监狱大门口扛到几里外的工地，非我所能。小组值日伙房打饭也不排我，一铁桶菜汤有三、四十斤，一桶开水有五十斤，他知道我拿不动。霍对我取如此态度，是否有管教干部指示，不得而知。我以为不给我找岔、出难题，不欺侮我，是明智的。对我这过了‘生死关’的人，倘若施以欺侮、凌辱，会遭到我的断然拒绝和反抗，莫说犯人。我时刻准备着。自从被王政委塞进‘何案’后，虽受巨大压力，并未如坐针毡，更不如芒在背。到后来，只要见范指导员，我就要求面见王政委，要求政府宣布对我的审查结论以正视听。范支吾搪塞，我缠住不放。
天气一天天暖起来，我的身体居然慢慢好起来。然而，在病房一直伺候我的卢福海却不行了。在病房时，他硬拉我的手去摸他的心窝（胃），那儿确有个鹅蛋大的硬块，我判断他得的胃癌，他说那硬块还在长大。听说他沉疴不起，命在旦夕，很想去病房探望他。不管怎么说，在我最需帮助的时候他帮了我，端屎接尿，喂饭翻身，还是倾心尽力的，我该当面谢谢他。但是我不能，无论走到哪，无论接触谁，都有眼睛盯着，会给他人带来麻烦。
没过几天，听说卢福海死了。我有些内疚，没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向他表达谢意。这个一生以盗墓为业的人，他死后不会有人来盗他的墓，他可以放心睡觉。
这一天，农业队和基建队大田犯人都已整好队，在前院监门里等待出工。忽然从农业队的一个监舍中，几个犯人拖出一个人来，直挺挺躺在队列前。基建队犯人七嘴八舌议论起来：这个马占林真个是死皮，没法救了。
马占林何许人？在以后的日子一直不闻其详。只知他是回民，四十岁左右。每次大田犯人出工，他就是赖着不出，由犯人积极分子来拖，一直拖到工地。开初是顺着拖，拖的人各拉他一条胳膀，他用脚在前蹭顶着，累得拖的人浑身冒汗，很难拖动。后来改成‘倒拖’，各提他一条腿，马占林的头仰面在后，拖的人才轻松些。路是凹凸不平的‘搓板’路，尽是些碎沙石、小鹅卵石。他的上身背部衣服磨烂，变成碎片片，背上的皮肉血渍斑斑，沙石嵌进肉里，他不吭一声！到得工地，依旧躺着，踢他踹他，一律置之不理。
一句话，他就是不干活、不劳动。他原本是棒劳力，为什么要拒绝劳动呢？管教干部说他是抗拒改造的典型，犯人骂他是死猪赖皮。我却在想，拖在砾石与棘刺遍布的戈壁滩，任皮肤磨破肉磨烂，血、肉、砂黏在一起结成硬壳，是个什么滋味？他居然一声不吭，坚持着。若无非常之毅力能熬得这份苦痛！若无非凡胆量，敢如此明目张胆抗拒改造！
他是我在漫长的服刑过程中见过的唯一，唯一明确拒绝劳动改造的犯人，是个硬骨头。我判断他对判刑不服，有冤屈在心；而且‘罪行轻微’，是普通刑事犯，刑期也不长。劳改队对判刑不服的，比比皆是，无人敢用马占林这‘绝招’。我做不到，没这胆量。自然，我若象他所为，立即会受到格杀勿论的对付；而即使我如他一般案情、刑期，也不会有他这种气魄和胆量。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吧。
在我心中，马占林是个英雄，我只能望其项背，自愧不如。
十二、与邹庆礼、周有祥
四月中旬大地才开始解冻，紧接着春播大忙季节来到了。
有天早上，基建队和农业队都在前院‘报数’等出工，我突然发现薛守志也在大田犯人队列中。他手铐、脚镣全卸了，正望着我笑！我为他高兴，又用眼光问他：丁呢？他朝我一摆头。我明白丁志成调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若不调走就与我一个中队，调离也有我的原因。后来才听说，何案的案首也调走了，基建队姓马的‘二号人物’也调离了四站。他俩最后如何发落，直到今天不得而知。但我相信肥皂泡即使宇宙一般大，终究会破碎，剩下惟伤痕累累的心和身。
四站基建队与场部基建队不同。场部基建队不种麦，只有些菜地。这儿基建队种着几千亩小麦，只比农业队少些。农忙时节一律干农活，农闲时挖排碱沟、开垦新地。春播用播种机，跟机犯人一色的‘自由犯’。他们案情轻刑期短，原本大多住监外。有的看场，有的喂猪、种菜、赶牛车马车送粪等等。另些住监内的，从各组抽调。这些人来回扛运种子；还有仨、两赶着骡马，补种凡机耕不到的边边角角，工地一派繁忙景象。大田犯人此时的劳动是给已播种的小麦地打地埂、修毛渠，它们在机播时碾毁。修复了，使成一块块地才好放水灌溉。
春播劳动是犯人一次比拼。机子播过去，补种的紧跟上。大田犯人在已播地各组占一趟地。地的长度和地块多少是一样的，大家都得抡胳膀甩袖，你追我赶，各组都怕落在别组后边。每个小组里，两人占一块地，直到把土埂打好、田塍修好，依次往前翻。组长霍效贤是个棒劳力，与我配对，我虽高度自觉竭尽全力，仍沾他不少光。杨思诚是我这组唯一不拿铁锨的人，挑两只铁桶，里面放着犯人吃饭傢什，从地的这头送到那一头；而后折回，将小组犯人脱的衣衫，转到前边去，也够他忙乎的。
春播大致两周时间，生活有所改善。虽吃白面，平时定量很低，每餐一个馍或饼，约一百克，副食清汤寡水从不见油腥。这时馍大些，菜里始见油花，有时偶得一、两小坨肉，算是洪福齐天，仍在半饥半饱中。犯人也并非都挨饿，少数总有办法。‘自由犯’可以偷麦子，秋收时节将成麻袋的麦子埋藏于沙包中，一年到头得以享用。个别大田犯人有较知己的‘自由犯’朋友，也能得到额外帮助，分享一点。我睡铺旁的一个‘同犯’，有个放水组的老乡，每星期都给他一小袋炒熟的麦子，在后半夜于被窝里嚼食。他知道我发现了他的秘密，起初怕得要死，以后见无动静，知道我是‘好人’，对我从此友善起来，一改以前的生份。
随着‘何案’的淡出，笼罩我头上的阴霾逐渐消散，我这最末等犯人也能享受其他犯人的待遇了。星期日休息，可以满院子走动，看别人下象棋，听吴耀章讲故事。基建队的后院令我窒息，像空气稀薄缺氧叫人喘不过气：四面墙上涂满语录和林副统帅的话，抬头皆见。我宁可跑到吴耀章那儿听他谝传。
吴耀章是个特别犯人，四川籍，三十几岁，人长得单瘦，尤其脸色寡白无血色，大约和我关一年多黑牢时的脸色一样。他的‘特别’在于劳动内容与众不同，还在于所有管教干部都很信任他，所有犯人都对他有好感，无人说他坏。的确，他是个不沾政治不打小报告不惹是非的犯人。他是中队唯一的裁缝，犯人的被褥、单衣、棉衣由他缝制，住在我这排监舍靠一组档头的小单间，旁边即是两个中队的公厕。天气暖和时，大田犯人一出工，他便把缝纫机搬到门口，机子‘哒哒哒’响起来，星期日也如是。
这天他讲的是他在马鬃山煤矿劳改的见闻，围听的一大帮，有的站着，有的蹲着。－－
马鬃山在饮马农场北边，天气晴朗时看到一条墨黑的山脉即是。它位于外蒙、内蒙、新疆、甘肃交界。马鬃山有煤矿，挖煤犯人住在两山间山沟里。那儿不怕你跑，让你跑也跑不出去，即使有翅膀也飞不脱。山外是浩瀚沙漠、茫茫戈壁，不是冻死饿死，就是渴死、被狼吃掉。因而警戒哨稀稀的，几里地才一个，只山的出口处才戒备严些。我在那劳改几年，从未有过逃跑事件发生。你们以为饮马农场很冷、风很大又荒凉是吧，其实你们没经过真正冷寒风大的地方。马鬃山煤矿才真个冷呐，风真个大呀，黑风一来，山沟正在风道上，昏天黑地，飞沙走石，好象地裂天崩一般。你得平展展趴在地面，一旦被风刮倒，再停不下来，滚啦、滚啦，滚出一、二十里地，硌到石头上，头破的，断胳膊断腿断腰的，受伤算命大，每次黑风袭来都要死个把人。有时你躺的不是地方，被滚落的石头砸中，该你倒霉。平时不管你干什么，都得观察周围地形，心中想着，黑风一来该往哪躲避，以免猝不及防。
基建中队还有我认得的两个人，一个叫周有祥，一个是邹庆礼。他俩原在兰州新生砖瓦厂四中队，与苗庆久同中队。以后与我同调饮马良种站基建队，又同调来四站基建队，现时在不同小组。我认识他俩是在三年前一道接受‘反面教员’袁同礼‘教育’的时候。在良种站虽同中队，小组相隔颇远，没有一句话的交往。
有一天周有祥在院子里告诉我，苗庆久和另一矮个戴眼镜的也到饮马农场来了，你知道不？我说不知。他说在武威车站下车吃饭你没见？我说没有。那时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一群光屁股的儿童身上。他说，听说分到五站、六站去了。看来你的病已大好了，实在万幸。又告诉我，邹庆礼也调来这里了。我问：人呢？我怎么没见。于是他把邹的近况告诉我：
“唉，甭提了。他这人太憨直，眼不亮，不识人，老吃亏，吃的都是大亏。砖瓦厂四队时，他和一个叫刘军的人颇要好。这人原是生产队党支书，有些文化又能说会道。邹逃跑未遂受到加刑处理，其实主要问题不在逃跑上，而在逃跑案发后，刘军出于保护自己、立功赎罪的需要，揭发邹平时对他说了‘什么’，在于邹的‘反动言论’。邹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戴了几个月背铐，关了半年禁闭。到这四站来他又结识了王安普，都在二组。‘冬训’时王又揭发他说了‘什么’。你住病房时他又被关进禁闭室，一直戴背铐，至今没放出来，多半年了。”
王安普我也认得。山东人，长得瘦精精的，个头、年龄与我都相仿，在良种站就知他大名。他的最大特点是见面熟，我对这种人概无好感。我从病房调大田后，有时院中碰到他，他要与我‘攀谈’，我脖子一歪，转身就走，不理他。
直到六月份，老邹才从禁闭室放出来。我见他时，他的两只手腕包扎着厚厚的药棉、纱布，手背肿得象发面馍，手指象胡萝卜，互相挤挨要重叠的样子。他告诉我：“手腕化脓溃烂，生了蛆，露出白糁糁的骨头。我原是医生，连自己都不忍看。出来后贾克给我清洗伤口创面，敷了药，昨天刚换药，似乎肿有些消退。”
我问他：“这究竟怎么回事，成这样？”
邹长叹一口气。“唉，蛇咬一口，入骨三分！怪自己瞎眼，谁知这坏蛋比蛇蝎心还毒！我什么事没干，什么错话没说，他硬咬我说了，我坚决否认。干部信他的，给我戴前铐，以后又改背铐。铐子是土铐，用铁丝拧紧，直扎进肉里、骨里。我没干的事、没说的话，即使把我整死，我也不会认！”
邹君是我在漫长牢狱中见过的知识犯人中骨头最硬的，对他很敬重。此时我却没给他一丝安慰，反而‘狠狠’道：“论知识和年龄，您都堪我兄长，也经历过1957年的事。我竟不明白，怎么会跟这些无赖搅在一起。这些‘下三烂’心毒手黑，什么事干不出来！为了减刑宽大，不只你，连他的亲生父母也会卖。你要接受教训呵。”
此后，虽经七调八调，我与邹兄始终在一起服刑，有时在同一小组，直到刑满没分开过。再以后，我俩都彻底平反，各自走上工作岗位，一直电话、书信不断。1986年他参加〈援非医疗队〉由马达加斯加回国来看我。我又一次撩看他手腕上的凹痕，依旧深深地，再也长不起来了。
邹兄手腕上的凹痕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是时代的罪证、历史纪念品。
十三、小蝇末虫可恶的纠缠
戈壁七月，太阳炙烤，大田劳动无由躲避，只能干熬着。小蝇末虫只针尖大（不知学名），趁火打劫，一群群飞旋肆虐，寻找叮咬吮血对象，一叮咬便起个大红包。这些小东西从早到晚围着人打转，打不走，赶之复来，纠缠不休，可恶之极。杨思诚佝偻着腰，瘪着嘴（牙全掉了），动作迟缓，这小虫对他情有独钟，偏欺侮他。他的脸上、头上、手上、身上全是红包，一个挨一个，奇痒，他不得不拼命抓搔，弄得全身血迹斑斑。有人说他的血是甜的，小蝇末虫对他特别垂爱，拿他打诨：“老杨，你如今‘发福’啦！”
多数犯人为摆脱小蝇末虫侵袭，用纱布缝个头套套在头上，手上戴手套，再热也不敢打赤膊穿短裤。佝偻身子的杨思诚戴上纱布头罩，远看活脱脱一只大狗熊模样。也有少数犯人不太怕这小东西，我是之一。小蝇末虫叮到我身上只留下红‘点点’，不起包，也不痒。犯人说，似我这类人血苦，故而小蝇末虫少招惹。
世上有许多事情就象这小蝇末虫一样，整日缠绕着你，摆不脱也躲不过，拿它毫无办法。
正顶着炎炎烈日在小麦地锄草，从土埂上走来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走到带队管教干部跟前叽咕一阵，而后径直朝我而来。
管教指指我，“他就是向承鉴。你们问吧，需要配合请招呼一声。”
我坐在地埂上，两位生人一左一右，一个问，一个记。
“你叫向承鉴？”
我点头。
“什么案情？”
“右派反革命。”
“原判？”
“十八年。”
他看看我，突然说：“你还有没交待的余罪！”
我摇头。
“你不要有顾虑，不要背包袱，怕交待余罪会加刑。只要彻底坦白，非但不加刑，你还会得到立功减刑机会。故意包庇隐瞒，抗拒不交待，后果你不会不知道。”
问话的人三十好几，一脸狡黠相；记录的人只二十出头，都穿白衬衣，头戴质量不错的草帽。那年青的只管低头记录，偶尔抬头看我一眼。他很识相，知道自己的副手身份，不插一句话。
他俩是哪个庙门的？是公、检、法系统的？是科研教育主管人事方面的？还是〈红卫兵〉造反派？我心里嘀咕，猜不透。
我说：“我劳改九年了，党的政策我懂，凡我知道的情况愿实事求是向你们提供。”
“很好吗，我们很需要你这种合作态度。现在你交待在大学时期你与其他同学的关系。”
“大一、大二同一大班的同学有一百九十多，同小班的也有三十几，一晃十多年了，绝大部分连姓名也忘了，你要我交待的是哪一个？”
“当然是与你关系最好、最密切的同学，你心中没数？”
他在与我玩虚无缥缈的游戏。
“再具体些，要你交待你与其他‘右派’同学的关系。”
“无一有‘关系’。”我立马回答他，无片刻犹豫。
他停顿一下，说道：
“右派分子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原本是敌我矛盾，本质上即是反革命，只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罢了。你们同为‘右派’，有共同思想基础，这是前提条件，是内因。在校中，在你‘劳动考察’期间，在你进行罪恶反革命活动的时候，你们又频繁接触，来往不断，能说你与他们没有‘关系’？”
这两个是文化人，我大致能判断他们的来处，也明白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然而，我对他的‘逻辑学’嗤之以鼻。
“既然事实可用逻辑推理得到，何必千里迢迢跑来问我？”
他噎住了。想发怒，态度立刻凶横起来。
“你很嚣张！我们知道你是个死心踏地的家伙，你对革命派的态度我们会请管教干部去‘修理’，我们没时间同你啰嗦。现在必须交待你是在何时、何地发展吕绥生参加你们反革命组织的？”
他终于‘摊牌’。呵呀呀，腔调与王政委如出一辙，百分之百的肯定语气，大有不承认也得承认的样子。蒙、哄、诓、骗、诈、打、压、吓，怎么当权的都是这种人呢？呵，呵，五七年后世道早成谎言世界，不会这一套能生存么，能当官在台上混？
“你要听我编‘故事’呢，还是要真实情况？”
“当然要你交待真实情况。我们共产党人一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
我心里暗笑－－‘实事求是’早叫狗吃了。
“那好。一句话：我与他无半点政治关系。”
“根本不可能！你知情不报，抗拒交待，还想继续反革命下去！”
“你们可以继续调查。五七、五八年在校时，大家都是右派有些生活上来往。右派与右派不一样，互相戒备提防，不谈反右。五九年四月我回校治眼疾，那时也仅仅是右派，没什么谈的。此后再没见过他，没通一字的信，如何介绍他参加什么组织？何况，根本不存在什么‘组织’。”
那个年青的给我看过笔录，叫我按上手印。他俩气咻咻地走了。
时隔不久，又有两个搞‘外调’的找我。这次是关于邓德银的事，情况与上述大同小异，一个调儿。不同在于这二人有些‘土气’，大热天着制服外衣，分明头上汗腾腾的，舍不得脱。我猜，那里面的衬衣要么脏兮兮，要么破旧，不好见人。要面子只得叫‘里子’受些罪了。这两个人也是‘瞎子点灯’，两手空空走了。
刘少奇早揪出，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他‘隐藏’党内近半世纪，就在‘最英明’的人身边，又叫他坐第二把‘交椅’。‘最英明’成了最昏聩的别称、最好的讽刺。
《珍宝岛事件》把‘老大哥’赶跑，它在外蒙屯兵百万，剑拔弩张，不象虚张声势。无论国际国内，阶级斗争都白热化。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全国进行大规模‘清理阶级队伍’是眼下重中之重。环境险恶，我为亲人、同学的生命揪心！他们正受‘逼、供、信’的煎熬，能挺住吗？会不会给自己‘扣屎盆、编故事’呢？我不敢想。我的同学都接受了正规的五年大学教育，都是学有所成的有用之材，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民正需要他们贡献力量。他们若遭不测，该多可惜！可是，我又能为他们做什么呢？什么都做不成，惟有守住自己的灵魂。
一连几个晚上，满脑子胡思乱想，乱七八糟。
为配合‘清理阶级队伍’，劳改队搞‘交余罪’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筛子在每个犯人身上过一遍，人人要在会上作有无余罪的交代，两周时间才结束。
十四、第一次秋收劳动
阳历八月，风，又热又干，波涛起伏的绿色海洋每天在变幻颜色，眼看秋收时节到来了。
基建队种着约五千亩小麦，农业队更多。这里播种用机器，秋收后翻地用拖拉机，只秋收割麦全是人力。秋收是‘龙口夺食’非常时刻，能动弹的悉数上阵。有经验的老犯人早早缝块垫子，割麦子绑在左腿下，以防镰刀伤腿。没等秋收动员，监院中已现繁忙气氛。如果说饮马农场还有可取之处，那便是农业生产组织、管理颇有序正规，少有‘胡日鬼’现象。
秋收前，两中队的犯人集合监房前院，大队干部作动员，尔后小组讨论、表决心；接着发刀架、镰刀片、油石、磨石，中队干部根据犯人情况下达定额指标。毕竟年青，身体恢复较快，此时病算基本痊愈，只虚弱。给我的定额是一亩，除杨思诚外，我是最低一等，最高是两亩。杨思诚定额是三分，我估计他一分也无法完成。正式割麦时，范指导员干脆没叫他动镰刀，只叫他在割完的麦地拾麦穗。范指导员对犯人的使用、对待还是蛮有分寸的。
服刑以来没拿过镰刀，现在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小学熟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虽从未拿过锄镰，自以为对农民种粮的辛苦还是了解的。其实不然，那不过是空乏的认识。我敢说，凡是不曾割过麦子的人（每天割麦子十四小时以上，且有强制性的定额任务，只应付做样子不在其列）并不懂得‘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内涵。我当过揹工，拆过热窑，倒过土坯，挖过排碱沟，都是特重、特苦劳动。原以为割麦不过如此，这次亲身体验方知大谬！
月挂天边，繁星还在闪烁，天还黑咕咕的时候，伙房一声高喊－－开饭咯！犯人如士兵听见紧急集合号，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院里照着电灯，置放大菜桶，大簸箕。主食有油饼，白馍；副食是杂脍肉菜。主食不定量，任由取拿，菜却每人一大瓢，灯光下显出黄澄澄的一层油花。有的犯人顾不上洗脸手，抓来便塞嘴里。犯人一年到头只这割麦期间能放开肚皮。他们饿疯了，恨不得一口一个油饼，有的两只手各抓三、五个油饼和馍，狼吞虎咽。
大组长张家林在院子里高声喊道：“你们一边吃，一边听我说几句话。油饼、馍尽管吃，命可是自己的。我劝大家都把握些，一则吃得撑着了，到工地弯不得腰，割不了麦，弄不好还出人命。二则，中午还有更好的，大家该留些肚子。不是嫌大家吃多了，绝没这意思，老同犯都晓得我这话是为大家好。秋收期间，顿顿管饱，日子长着哩。”我对他印象不好，对他这话却信而不疑。长饿的人猛然吃得过饱，胃不胀坏才怪。我对饮食比较能把握自己，即使再饿也不暴食，胃从未出过问题。我看见有的人听了他的忠告，把手里的食物撂进筐里。
犯人走到工地，天才麻麻亮，勉强能看见麦行。割麦是简单劳动，对新手又很不简单。左手揪不住麦棵，只能一把一把地割，既慢又费劲。那些老手将麦棵捲裹一起，割几刀就一梱。在他们手上，麦子粘在一起，不倒不撒，到我手上却一秆秆闹‘独立性’，不往一处挨靠。再着急也枉然，越紧张抛撒越多，事倍功半，到头还要拾拣麦穗。有人割‘走镰’，腰不必弯得太低，边往前走边割，一镰扫倒一片，割倒的麦子全在左脚脚面上，只几下，用镰刀顺势一勾，便是一个梱子，居然无什抛撒。他们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工效极高。
多数犯人单干，一人占一块地。也有两人一起合割的，多半平时关系好又体力、技术相当。每割完一块地依次向前翻，抛撒过多要返工收拾。张家林用拐尺丈量地的面积，登记在册；又负责检查验收质量。出苗不齐整或被盐碱渍死无麦的地方要扣除面积，完成数是实打实的，任何人休想投机取巧。
我身子弯得低低的，贴地皮割，忙得没直腰喘气的间隙。张家林见我大汗如注，站在地埂上对我说：“你这块地正好一亩，一天割完就完成任务。你莫慌，慌了容易割手伤脚，回头我来帮你教你。你这块麦子太厚，要多花许多气力呐。”麦子都长得不错，平均亩产大约两、三百公斤吧，我这块地的麦子有半人多高，有些麦秆、麦叶还有绿色，麦秆有的筷子粗，亩产怕有四百公斤以上。
我没想到张家林会对我这样说。
午饭送到工地上，主食是油饼和夹有葱花的花卷，菜里的肉果然比早上多。可惜，我没有消受的福份，咕咚、咕咚先灌两大碗凉开水，主食一口吃不进。我把腰部垫在麦梱上，四脚朝天躺着。腰象断了，疼痛得厉害，浑身瘫了一般。我无法描述我的难受和疲惫。看看我前头的那块地，地块大小与我的差不多，已所剩无几。我只割了四方的一小块，估计有两分吧，如此，光这块地怕两天都割不完。虽然分秒必争拼命干，怎么这样慢、这么笨！我对自己的能力从来没有这样沮丧过。
吃饱喝足，大多犯人用麦梱搭个‘人’字，将头掩在荫里，横七竖八躺歇着，享受这短暂的憩息，囫囵一阵（开饭、午休共一小时）。有几个犯人坐在梱子上一边抽烟，一边用油石擦磨镰刀。只我这不中用的‘货’既没本事割麦，又没本事吃饭，灌了满肚子水，胀胀地，身子骨象剐肝掏肺般痛苦难忍。
下午开工，张家林满工地转一圈后来到我面前，手把手教我，一边讲解，一边作示范动作。他说，左手反向抓一把麦，绕到另一些麦的后面，无非缠绕托扶一下，一刀就能割得多。割倒的让它躺倒左脚面上，用镰尖一勾就一堆。下镰要平，麦茬既不要太高也不能太贴地面，不然会伤镰，刀钝得快。你割的茬太低了。打蛇要打‘七寸’，这是蛇的软肋；麦子也有‘软肋’刀口，离根两寸处即是，从这儿下刀最易割断省劲。唉，你这镰刀也没磨好，不快，晚上我教你磨镰。
张家林微弓腰，左手将麦秆压斜，‘哗啦，哗啦’一刀刀向前横扫，动作麻利得‘蝎虎’，只半个多小时，割倒一大片，与我一上午的成绩差不多。我照着他说的做，效率果然有提高。
麦垅又热又闷，犹如蹲在笼屉里。腰酸背痛，拿镰刀的胳膀抡不动了，不听大脑指挥，眼前的麦秆幻成一棵棵大树，象一片原始森林，越砍越多，排山倒海向我涌来，我只觉得对它们无可奈何了。我的前后左右全是割净的麦地，其他人早挪到前边去了。管教和武警就在我这地里，他们谈话聊天，并不催逼，由不得自己逼催自己来。
天将黑，快到收工时候，张家林跑来帮我收尾巴。他说，这些我来割，你不要割了，快捆吧。
回到监房，嘴巴又苦又涩，什么都吃不下，又‘咕咚’一通开水。张家林教我磨完镰刀，立即躺下。开初全身痛楚，只一会儿便睡成‘死猪’。
秋收只两周时间，第一天最难熬，象地狱里过‘烂河桥’。以后慢慢好些，再也没碰到第一天那么厚的麦子。虽然改善生活，放开肚皮吃，没一个长胖的犯人。我在此期间反而为政府‘节约’了不少粮，掉肉最多的全中队莫过于我，只剩皮包骨，象住病房时节。
张家林为什么对我如此？费思量。他的案情、刑期点滴不知。回想马姓批斗会情景，他一副穷凶极恶嘴脸。但他仅是‘就事论事’批判而已，并没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只要不捏造，‘上纲上线’的‘批判’尽管‘大帽子’满天飞，到头来要凭事实算数。反右中，哪个同学不狂呼乱叫，不‘表现’行吗？真正蛇蝎心又有几个？生存是动物本能，保护自己生命是人的天性。为了保护自己就不得不变换颜色、面孔，真正可恨的是捏造事实的人，除此都该原谅。张家林大约也在这大多数人之中，本质并不坏。
人呵，人，人是个猜不透的怪物，政治运动把每个人变得‘高深莫测’，很难看出他的‘庐山真面目’。
十五、大搬迁前后
秋收刚过，监院有许多小道消息流传。有的说，‘苏修’在新疆策动少数民族闹事，从边境跑出去好几千人。有的说，兰新公路不断有大部队经过，军车一辆挨一辆，一眼望不到头，大炮、坦克用油布蒙着。还有的说，‘苏修’准备从马鬃山斜插到祁连山，一刀切下去，想把新疆和河西走廊一口吞了。
这些传言，有来自零杂工和看场犯人的亲见；有来自报上的披露和猜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与人之间的关系，道理其实是一样的。亲兄弟、好夫妻一旦反目，那仇恨更深、更歹毒，巴不得对方从地球上消失了。
中苏间的‘阶级斗争’到了一触即发的严峻关头，即使再愚的人也感觉到了。
九月份，排碱沟的清淤开始了。秋收罢，我的脸上留下四个大‘坑’，两只深眼窝，两腮帮深陷，颧骨高耸，体重与外形都回到住病号室状态。不过与病室不同，变糍实了，毕竟只三十一岁，个把月就恢复过来。
老排碱沟因盐碱水浸泡，沟帮大块大块地坍塌，必须清淤疏浚。沟里的水浅处齐膝，深处有一人多深。水呈淡淡的黄绿色，水里长满芦苇，密密地有两人高。不但要挖淤泥，还要割掉芦苇，不下水不行，犯人个个犹疑不前。组长霍效贤捋起裤脚，一步一步往下试探。我一头扑进水里，游了几下，水不凉，温嘟嘟的。嘿，还有鱼哩！其他人纷纷拥到水里，一边干活，一边捉鱼，两不误。
内河的鱼认得不少，多能叫出名字。这儿除鲫鱼，最多的一种呈棍棒状，背鳍尾鳍很短，不知名，我称‘土鱼’。我捉得好几尾，其中有尾稍大的鲫鱼，足有三指宽，二两重。其他人将所得一并送与我，共有二十来尾。
清排碱沟非易事，须得泅进水里齐根割芦苇，淤泥只能一点一点从水里捞挖，把水滤去再撂到沟顶上，进度很慢。带队管教站在沟顶看，不催。大约秋收刚过，有意让犯人喘口气吧。
排碱沟紧挨林带，沙枣树上硕果累累、灿若繁星，由黄色已泛出红色，快成熟了。沙枣树浑身长满棘刺，都不高，沙枣跳起可摘。饥饿的人不肯舍弃任何可食之物，这东西又苦又涩，很难下咽。休息时，大家折腾一阵，弄得遍地沙枣，进肚的却不多。
回到监舍，我把鱼放到脸盆里，倒上清水，搁在门外的窗台上晒着。心想星期天去伙房讨撮盐，用大茶缸清炖，解馋。已有十年没闻过鱼腥了。
隔壁是杂工组，几个老弱病残，不出工，只在大田犯人出工后打扫院子，再就是捻毛线之类。有个姓马的瘸子，回民，四十稍过，平时最爱下象棋，棋艺不错。每个星期天他都在院里下棋，围观的人不少，有时争争吵吵。我经常观战，并不对奕，马对我颇熟。那天，我正准备对盆里的鱼下手，他来了。站在我身边，说：“给我一条吧。”我有些舍不得。既然他开口讨，不给未免太小气。我问，要一条，干啥？他说：吃哇。我说：一条鱼，这么小，怎么吃？他说：活吃。我还没听过吃活鱼的。你要哪条？我要那条最大的鲫鱼。好吧。他捉起那条鱼撂进嘴里，一扬脖吞了。
世上奇人奇事太多。这条鱼有三指宽，人的食道能有这粗？如何吞下去的？倘非亲眼目睹，我断不信。
我把这盆鱼全送与他，他只一阵功夫全活吞了。美滋滋的样子，叫我好开心、好羡慕。世界奇妙奥秘，人们对它的认知还太少。比如这排碱沟的鱼从哪里来的？排碱沟没有水源，水是渗出来的地下盐碱水。人的食道分明没有三指多宽，三指多宽的鱼能活吞。这些都很难解释。
国庆节后不几天，监院里忽然来了一大帮人。由大队、中队的管教陪着，东转转，西看看，一声不吭，走了。从年龄和步履姿态看，虽着便装，能判断他们是军人。他们一走，监院立刻风言风语，说饮马农场即将成战场，犯人要调走，部队要来接收。
十二月，天气很冷的时候，我这中队发生一件大事：陈洪太逃跑了。
陈洪太，在七小组，四川人，年龄比我小四、五岁，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头，长相酷似看守所南号期间那个偷炒面、刮猴头木勺的薛克明，颧骨又高又大。他平时很喜欢下棋，不过棋艺臭，棋德也差，下棋爱悔棋，观战又爱多嘴多舌充当狗头军师。要是别人不听他的，他便‘喧宾夺主’动起手来。一个自以为聪明的角儿，下棋中与人争争吵吵最多的就是他，不过没惹出什么大麻烦。
他跑了。能跑到哪里去呢？唯一
一条兰新公路，路一卡，茫茫戈壁只有等死。果然，第三天就逮回来。据说，在玉门镇火车站，用的‘守株待兔’法。抓回来的时候，象只小鸡，全身灰土、捆得铁紧，撂在七组的监舍门口。又找同谋、挖后台，开小组和中队大会，批斗得死去活来，他什么都不说。他的会本来还得开下去，只中途发生‘突发’事件才终止。
十二月末的一天，大田犯人正准备出工。突然有人喊：“今天不出工，现在排队到前院开大会。”
前院较宽敞，凡开大会都到前院。院里站着一堆大队、中队干部，农业队犯人已齐整地席地坐在那儿。
大队教导员是位皮肤松弛、下眼皮发泡的人，秋收动员会上见过一次。他说，－－
你们也都知道，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这儿即将成为战场，成为埋葬苏修的坟墓。你们虽犯国法，是犯人，政府还要替你们负责。为了你们的安全，决定把你们调到更安全的地方。给你们三天准备时间整理行装，伙房预备路上的干粮。在待调的日子里，不准搞串连，不准造谣生事，不准传递小道消息，不准……，凡违规违法行为，严惩不贷！
“你们听见了吗？”
“听——见——呐。”满院回应。声音软塌塌地，拖得长长地，透着故意和无奈。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战备大搬迁。从安西至武威，在漫长的河西走廊有许许多多劳改农场，较大的除饮马外，还有新华农场等等，听说全要‘一锅端’，犯人至少有十多万吧。命令下达得很突然，很紧急。
准备行装于我只须三分钟，铺盖一捲胳肢窝一挟，即可动身，最罗嗦的人莫过两小时。与以往不同，这次犯人可多带干粮，想拿多少拿多少，只要你拿得动－－它暗示行程的遥远。饿怕的犯人自然尽量多拿，二两一个的白面饼有带上一百多个的。饼子一律裹在被褥里，打成背包。我只要二十个，是犯人中的最少，心想：今天不知明天死活，拿多沉甸甸的，无必要。邹庆礼不同，拿了七、八十个。我批评他‘太贪’，他朝我笑笑，不与我理论。
我、邹和周有祥等一大拨人集中到前院一间大屋里。这时才知道，犯人并非一次同时走，是分期分批，也不是去同一地方。我这拨是最先走的，都是重案刑期长、最‘危险的敌人’。大屋里东半边是农业队待调犯人，西边是基建队待调犯人。薛守志来了，他不在首批调离之列，是来与他们队上即将调离的难友告别的。我与他只相距数公尺，不是同队不能走到一起说话，到处有‘贼眼’盯着。他一直注视着我，眼睛深情默默，有爱怜，有期盼，有祝福。他看望其他人是‘由头’，是专来向我道别的，我恨不能跑过去拥抱他。我俩谁都没动，只远远地互相凝望。环境太恶劣，‘麻烦’已太多，谁也不愿给对方添新‘麻烦’。
呵，我的好兄弟，你的音容笑貌将永留在我的记忆中。
“何案”一年多，该有个说法、有个‘交待’吧。交待个屁！向谁交待，谁又敢承受这交待？没整死你，算你命大；把你整死也是活该。该‘感谢’英明、正确、伟大呐，还想干啥！
我到大队医务室向贾克医生和边立林道了谢，告了别。谁知贾大夫与数月前判若两人，瘦得不成人形，卧在床上拉着我的手，慢声细语对我嘱道：“你还能服务社会，不要故意作践自己，千万要保重啊。”他是个慈善、坦诚、虚心的人，看着他病恹恹的样子，有不祥预感，心里很难过。
出得门来，又到后院转悠。满墙都是‘语录’和‘准语录’，忽而感觉：这儿不象劳改犯营地，更象‘毛泽东思想殿堂’。
到玉门镇火车站的时候，月台上早有黑鸦鸦的犯人。犯人大军仍连绵不断朝这里涌来，无穷尽的样子。天将黑才上车，仍然享受‘闷罐子’优待，和三年前来饮马时一样。车开了，罐厢里黑糊糊一片，没有‘参照系’，无法辨别东南西北、弄不清是东去还是西行。火车开得很慢，走走停停，有时刚启动没走多远又停下来，一停就是好长时间。我昏昏噩噩，混混沌沌，睡一觉醒来复又睡去，什么都不想，脑子里一片空白，任凭命运之神拖向前方。一只罐厢装一百好几犯人，不知是两日两夜还是三日三夜，我只想睡觉，瞌睡出奇地多。车终于停靠，到了终点站－－湟源车站。此前，从玉门镇到青海湟源，车门没开过，犯人比牲口贱，不怕掉膘、渴死、发瘟。
是个大清早。车站的屋瓦上、帐篷上、目力所及的草上、树上都结了霜。车站及四周列队站着全副武装、威风凛凛的军警，一色的皮帽、皮大衣；四面八方，车站屋顶和车站两边的山坡上，架着机枪，荷枪实弹的军警个个岿然不动。只戴袖标的管教人员来回咋呼，赶犯人上厕所。出了站，公路上停着一色的‘解放牌’军用卡车，每个管教领着所辖管的犯人爬上事先编好号的车，管教坐在司机旁边，秩序井然。最前面有一辆开路的武警车，驾驶室上面架两挺机枪，车上的军警全端着冲锋枪。然后是五辆囚犯车，然后又是一辆相同装备的警备车。
我坐八号车。车离湟源站不甚远便开始爬山，山路蜿蜒曲折，崎岖不平，车有时摇晃得厉害。我这辆车已爬到半山腰，回头一看，呵呀呀，多数还在山跟，好一个长蛇阵，足有几十里路长！汽车数不清有多少，从未见过这许多汽车、这么壮观宏大的场景。汽车爬了一上午的山，中午时分才到山顶。山顶是个颇开阔的平台，中央处立有一块碑牌，上书《日月山》三个遒劲大字。车队停下来，犯人开饭、解手，管教和武警也忙于此道。司机除此还要检查、保养车辆，个个露出认真严肃神情，准备接受新挑战。
日月山，大名鼎鼎，地理书上早闻。倘不劳改，难有‘到此一游’的幸遇。虽不知其高，汽车上山足足用了三、四个小时，可见它的高拔峻伟了。约停歇两小时便重又上路。这山，易上难下，下山之路陡得了得！又窄又滑弯道多，窄处只能单车行，无法错车，经常发生车毁人亡事故。车上俯视山底，崖壁如刀削剑劈，鬼斧神工，齐刷刷地，有临深渊、探地狱之感。胆大的会头晕目眩；胆小的，吓得闭眼不敢看。满车人和司机一样地紧张，全神贯注，屏声敛气。司机瞪大眼睛，头上沁出虚汗，不停地手脚联动操作。汽车紧挨，前后相距不过五至十公尺，急转弯太多，吱——，吱——的刹车声，声声不断。车开得很慢很慢，一律空档，如蜗牛爬，听不到机器轰鸣，一步一捱滑到山脚。全车人才长长吁一口气。
只见沟底躺着两辆教练车，‘粉身碎骨’无汽车形状。
又到一个新的‘圣地’－－青海省贵南巴仓农场。时在1970年元月10日前后。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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