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二）
六、姐姐的信
一九六八年六月，又是倒坯扣斗时候。
去年冬天我给胞姐写了封信，除报知我仍活在世上，还向她提出一件要求：我需要床棉被。这信已发出快半年了，我急切地等待回信。自进看守所后，除姐姐不与任何亲人、友朋一字，为的是叫他们少受我的株连。
劳改队每年给犯人发一套单衣、单鞋；每两年发一双棉胶鞋；每三年发一套棉衣；每五年发一床棉被，据说这是成文规定。我劳改八年了，只砖瓦厂发过两双单鞋，再无它物。每到发这些东西，犯人使尽手段，将能穿用的东西藏起来，故意穿些破东西。又因犯人调动频繁，管教人员搞不清该发给谁，不该给谁。犯人你争我夺，混到手算数。无论单、棉衣或被子，一律是兰色平布。我相反，每到这场合非但不争先恐后，反而故意回避，躲得远远地，发给，我不情愿要。不是嫌布料质地差，而是穿在身上犹如‘金印’在脸，恶心。我从内心到外在，一秒钟都不曾‘认罪’，不接受‘犯人’称号。宁愿穿自己的东西，即使再破再烂，破烂得难以遮羞也毫不在乎。这使我在长达十八年的服刑过程中，比别人多吃许多苦，多受许多寒冻。被子棉絮破了几个大洞，这儿冬天奇冷，‘呼、呼’的西北风彻夜不停，每每把我从酣睡中冻醒。我不得不把些破衣服塞进窟窿里，不得已才向胞姐开口的。
一日，正在坯场劳作，管教队长迳直走到我面前给我一封信。我如获至宝，连忙展读。信给我带来一哀一喜，而哀远大于喜。
我的祖母在两月前逝世了。她在断气前一直呼唤着我的乳名！姐叮嘱我：你一定要好好改造，全家人都盼你早日归来。她还告诉我，祖母因为我哭瞎了双眼（祖母生前眼睛就不好）。呵，我亲爱的祖母呵，……回忆童年时代祖母每天给我洗澡，在一只大木盆里倒上热水，然后一点点加凉水，用手试了又试，才叫我站到盆里。拿毛巾一把一把、一遍遍地从头擦到脚，直到我上学。以后对我弟又如此。我读小学四年级时被强制辍学，被父亲‘停伙’，若不是祖母和母亲搭救，书再难读下去。祖母辛劳一生，处处护祐着我，在有生之年未得我滴水回报，直到临终还要牵挂我，叫她难合眼。我的罪孽是何等深重呵。
正当我满怀欣喜、期盼棉被到来之时，第二天管教队长又给我拿来一信。队长用严厉、嘲讽的口吻对我说：“好好看看这信，反省反省。改造中还要这要那，可笑不自量！”
我慌忙抽出信瓤，只见信上写道：
承鉴：我考虑再三，不能给你寄被子。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革命，我不能帮助这样的‘弟弟’，不承认你是我弟弟。望你好好改造，彻底脱胎换骨。1968.6月×日。
看罢信，从头凉到脚，眼前顿时漆黑一团，差点晕厥栽倒。仅隔一天，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变化实在太快、太大，我气，我恨，我痛，心在滴血。不寄也罢，何必一连写四个‘反’字呢，别人不了解我，难道连我至亲至爱的姐姐也不了解她的弟弟？扪心自问，我正直善良，爱国爱民，怀救国救民理想，不惜把自己的生命奉献于它，无半点私心私念。我的整个生命和精神支柱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在近十年囹圄中精神始终不垮。我需要理解，然而，已经不被任何人理解，包括我最亲最爱的人，我成了世上最大的恶人。是什么力量能将最大的善变成最大的恶，完成这一彻底的颠倒呢？这是一种法术无边的魔力，在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今发生在我身上。我不知它来自哪里，但感觉到它力大无比。真理需要多数人的认同，如今我得不到一个人的理解和认同，因而自己也怀疑起自己来。生命不再有支撑点，我的丰富多采而又坚实无比的生命基础被魔力一下子抽空，肉体的五脏六腑和骨骼被魔力挖走，神经一下子化为空白。人最伤心断肠处，莫过于最亲最爱最敬之人离你远去！这种打击无与伦比，再坚强的人也难以承受。我感觉万事皆空、万念俱灭，生命之源已干涸，生命之河不再流淌。这世上再没人理解我了，我也不再相信任何人了。生命不再有任何价值意义，它已是一只绝对的空壳。呵！哀莫大于心死。
精神恍惚过后，又渐渐冷静下来。这事太蹊跷，我不相信我亲爱的姐姐对我会如此地绝情。想到眼前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已不是贫农儿子，不是讨过饭的苦孩，而是一个‘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的重大现行反革命罪犯’，道地的反革命；我姐也不再‘清白’，她有个‘现反’弟弟，能脱干系？并且，她还与这个‘反革命’弟弟藕断丝连，保持通信联系，还给他寄东西、支助他……。想到这些，我好害怕，浑身冒冷汗！并非怕死，不，一点都不。但我非常害怕亲人和友朋因我受株连迫害。这时，社会上已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专政的铁筛子要把每个人细细过筛，铁拳直指地、富、反、坏、右、封、资、修，要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永世不得翻身！想到此，似乎看到我姐已被〈红卫兵〉揪斗。她个性刚烈，一点不亚于我；她不服，被打得满脸血污，披头散发，正因我蒙冤受难。而我居然怨她、恨她……。头痛的厉害，好象有数不清的钢针在脑中乱搅乱戳，痛得在床上打滚。我用两只手死命顶住额头两边的太阳穴，却不能减少这苦痛。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其实是大谬。心死了还知哀么？我要说：哀莫大于心不死！若能成为不知哀的木头，该多好！我深深体会到：疲劳、饥饿、黑牢、杀头，都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株连！我知道：过去历朝历代遭杀者，都有亲人收尸；现在有吗？为什么？怕！现在的株连有多厉害！！
我辗转床上，痛苦不可名状，彻夜不眠。直到天快亮时起来小解，走到垫厕所的一堆厩土旁，忽然天地旋转，眼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我躺在病号室的病床上。不知在厕所躺了多久，也不知如何弄到这病床的。我的病症是持续高烧，打吊针高烧暂时降一些，吊针一停又高烧；不思饮食，不管何饭菜皆不能下咽，只全身无任何痛感。场部医院就在跟前，医生来会诊。有怀疑是伤寒的，有说是类伤寒、副伤寒的，终无定论。
我一向体力较弱，体质却不差，步入成年后，从未患病。这次病前身体无任何不适，无任何症候，不知是否与我想到的‘心死’有关，我说不清。
几乎与我同时病倒的还有‘大力士’。症状据说一样，只我更重些。这病来得猛，很凶险，每天都从医院取药打针。冥冥中给我注射一种针剂，药颇贵，给‘大力士’也注射此针剂。‘大力士’注射一针后，声明再不要打这针，宁愿死也不叫注射。这针剂很痛，他怕痛。每次给他打针，需叫好几个人按住他的手脚，他如同杀猪一般嚎叫。我则不然，安安静静听凭发落。我不怕痛，因为感觉不到疼痛，大约我全身的痛神经全都麻痹、功能丧失也未可知。
我吃的是‘特灶病号饭’。伙房先来问我想吃点啥，我什么都不想吃，想不出要吃什么。伙房犯人只好用细白面擀薄薄的面片，用青油炝葱花下面，我只喝一口面汤便推碗作罢。我的‘剩饭’尽管质量好，没人敢吃也不允许别人吃，怕传染，全倒到尿桶里了。有一次，队长来到床前，问我想吃啥，反反复复地问。我绞尽脑汁拼命想，想了半天，终于想出‘好东西’来：要吃生的葫萝卜。队长立即派人去取，伙房没有；又派人去新一站取来一堆。然而，我只吃半薄片就再不能下咽。
病床上不知躺了多久，反正已不能翻身。经常在冥冥中，肚子一点不饿，身上一点不痛，全身都舒服。只大脑似乎停止思维，既没想到死，也没想到生，不曾想到任何事、任何人。
眼前有几个人影晃来晃去，好象很忙乱，好象在搬我、抬我，把我放进一个黑糊糊的盒子里……。事后得知：我于六八年九月，在不省人事之时被抬上汽车，调到新单位：饮马四站基建队。
欠的孽债不还清，罪不赎完，苦不受够，阎王爷是不收你的。要是‘眼一黑’走了，一丝痛苦没有，一点哀伤不知，该有多好！
哈哈，我死过一次了，死的滋味真的蛮好。后来，我时时这么回味。
七、四站住病房的日子
一到四站直接抬病号室。处在高度昏迷状态的我，什么都不知。下面记叙的是数月后逐渐好转，神志终于清醒后才知悉的。
四站病号室与良种站不同。良种站的病房是个长条炕，病人睡一溜通铺，稀稀拉拉一共只五、六个病号。这儿病号室有三个，单人单铺，都住得满满当当的。我住的这间有六个病人，我睡中间的床。
大队犯医叫贾克，年过五旬，皮肤黝黑，嘴巴宽宽的，四方脸，中等个头。他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中校衔军医，曾在武山洛门矿泉医院干过。我猜他是‘历反’，刑期不详。他现时享受每月五元‘技术津贴’，是这站唯一拿津贴的犯人。他医术平平，人却谦虚友善，对我尤甚。他指派病房犯人组长卢福海侍侯我，负责打饭餵饭，接、倒大小便，端水倒痰，还抱我翻身，无所不包。
卢福海是轻病号，天水人，四十余岁，高大个，髭鬚很浓，案情是‘盗墓贼’。他对我照顾殷勤周到，因为他‘有利可图’。我到四站仍吃‘小灶’病号饭（其他病号都是普通病号饭），伙房单独做。无非是‘葱花炝锅’的白面片，上面飘一层黄澄澄油花，足使其他病人馋涎欲滴。每顿一小碗，起初我只喝口面汤，后来也只能吃一小勺。卢福海不怕传染，贾克拦都拦不住，剩余的眨眼下肚，快得别人来不及反应。病号定量低，他原是个大饭量，自然饥饿难耐。
大田犯人出工后，贾克便来查病房，每天如此。他后边总跟着助手，三个病房齐齐转一圈。直到末了才到我床前，用听诊器听，又询问我。初来时，我昏迷时候多，清醒时少。即使清醒，听到他的询问也没气力回答，连抬眼皮都觉疲惫，说话如蚊声，只自己听得见。贾克不知从何处得知我是‘大学生’的，拿来厚厚一本医书，贴我耳朵跟前念，如果‘对症’就叫我点点头。他不急不躁，顶有耐性。以后他拿着书叫我自己阅读，每看完一段，累了闭眼休息一会。然后他又指着下段文字。凡我点头处，他都作上记号。医务室有相关的处方药，他的助手会立马取来；没有的，他要助手立即去向大队请示报告。
贾克的助手叫边立林，甘肃临洮人，长得精瘦，年约四十样子，是个颇有城府又很能干的人，话不多，极有眼色。贾医生就用这方法，给我处方下药。到十二月份，我的病情才有起色。
贾克诙谐，喜说笑，见我的病有好转，甚高兴。他到病房来的更勤了，只要一空闲就坐到我床沿同我说笑聊天。以后他知我是学化学的，要向我学化学知识。不耻下问，他的谦逊好学精神令我感动，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轻病号待大田出工后，有的搬个马扎到前院晒太阳，有的在院里散步，惟我这卧床的重病号只能静躺床上，偶尔听听别人讲的故事。所幸贾克和边立林常来陪我，减少了我的寂寞。卢福海给我讲的是他盗墓的事。盗墓贼作案都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除非大宗买卖一人委实干不了，一般不要搭档。先是探访侦察，不干无利可图的傻事，对象都是富豪官宦之家。冬天出殡后不过月，夏天入土后以三日为限。久了，尸体腐烂便没法弄了。动手选在下半夜天黑人静之时，若是刮风下雨，雨大风狂则更便于行事。盗墓要有技巧，坟掘开后，只需带上一条两、三尺长的绳套便可进入棺中。盗者棺尾而入，与死尸相向，叠伏其上，将绳套套在尸体颈部然后坐起，使死者上身直立。盗者与死尸面对面几乎贴在一起，用双手解其衣，从一边拉脱，最后再搜寻棺内其它财宝。
卢福海解放前即以此为生，解放后仍以此为业。他在讲述他的故事时，轻松自如，颇有沾沾自喜之色。我这不信鬼的人，听了都头皮发麻。
他又告诉我，在我来四站前不久发生的另桩事。四站基建中队有个姓马犯人，才三十出头，有文化，平时胆大不驯服。有次不知因何事与‘班长’顶撞起来，说得条条是道，把武警弄得下不了台。这武警很忌恨他，总想找茬治他。有一天终于机会来了：监墙后面种着百亩蚕豆，收割时为赶进度，镰刀刮剁，豆荚抛撒一地。过后要将豆荚拾一遍，年年如此。拾豆荚是难得的轻活，犯人一溜横排，由远而至监房，为的拾完中午好进监院吃午饭，管教、武警、犯人都能午休。四面警戒旗在地埂上不停地向前移动，犯人一边拾豆荚，一边闲聊。姓马犯人与另个犯人走在最前边，只顾叽叽咕咕，忘记抬头看‘生命线’。有双眼正盯瞄着他，待听见‘注意警戒旗’的喊声时枪已响……说时迟，那时快，姓马的犯人反应敏捷，头一缩，子弹击中他的同伴头上，立时毙命，在离监墙不到三、五十公尺的地方。
卢福海自言自语道：“说他有意逃跑。他又不是傻瓜，岂能朝着牢房方向跑？后来，尸体挺在原地不准动，警戒旗也不准挪，用石灰作上标记。听说管教与武警扯了一通皮，不了了之。”
四站有些武山籍犯人。我前脚进四站监房，后脚就有人来探望我，不知从何处知道我的。有人此前已来病房多次，我不是昏迷就在昏睡中，全然不知，他们还是常来。如今我有转机，始得认识。其中来得最勤的，一个是农业队的薛守志，另个是基建队的丁志成。
薛比我小两、三岁，长得漂漂亮亮，衣着颇干净，是武山县新寺公社人，中师毕业，原是小学教员，不知他案情与刑期。丁志成年约四十，个头偏矮，原是武山城关粮管所的股长，也不知其因何劳改判刑的。他俩被捕判刑都在我之后，在外面听说过我和我这一案的情况，故而对我特亲切。他俩对我说，你们这一案爆发后，武山无人不知，甘谷、漳县、陇西、通渭、天水都传遍了。都知道你们是为讲真话、替农民鸣不平获罪，把你们当成英雄。又告诉我，中央就是从你们这个案子中才得知甘肃真实情况的，把张仲良调了，又紧急调来粮食，少饿死好多人，你们是有恩于百姓的。
他们说的这些是我第一次听说，真假无从落实。不过已足使我欣慰。倘若真是这样，牢底坐穿又何妨！真话总要有人说，真事总要人做，区区个人性命算得什么。他俩常来看我，收工回监、晚饭过后也来病房‘猫’我一眼，问寒问暖，直到‘晚汇报’才不得不离开。星期日休息，吃罢早饭就来。有时无话可说，陪我呆呆坐着也不走。他俩对我的感情，叫我好感动。
十二月的一天，二病房突然忙乱起来。有个病号胃大出血，贾医生守护在旁寸步不离，边立林跑进跑出拿这拿那，几个轻病号也七手八脚帮忙。从一早直忙得中午时分，大出血仍未能止住。正当贾克、边立林汗流浃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从基建队工地又抬来一个犯人，因逃跑被武警开枪击中颈动脉，也是大出血。
抢救一直坚持到下午四、五点钟，均告无效，两个都死了。
听说逃跑被枪击的犯人是乔占瑞，叫我吃惊不小。这人我认识，原是兰州砖瓦厂半成品队的，以后与我一起调良种站基建队，虽不与我同组，彼此却认得。他是个老实人，不与任何人来往。这天，大田犯人平整沙包造田，警戒旗固定不挪动。乔忽然脱掉鞋，手提着鞋，撒腿朝警戒线外飞奔。武警鸣枪竟不理会，直到中弹扑地，血流如注。我在良种站就耳闻乔神经不正常，现在验证是真。否则能不知道他的两条腿跑不过枪子吗。
是夜，大约半夜时分。经过一天折腾的病号都睡熟了。病室正中一盏十五瓦的小灯泡发出惨淡的光，我没睡着。忽听见乔占瑞在门口大声喊我名字，我赶忙大声答应他。这一声，把睡乡中的大家全吵醒，问我咋回事。我说：“乔占瑞在门口大声叫我，你们没听见吗？”几个病号从床上爬起来，惊愕地一齐道：“没有哇，我们什么声音都没听见，只听到你‘唉’的一声。”整个病房惶惶然，都说是不祥之兆，是乔来唤我与他作伴来了。有的悄声说，要是不回答就好了，回答了必死无疑。我很坦然，心里一点不怵，知道这叫‘幻听’。对大病久病身体极端虚弱的人，出现幻视幻听现象不奇怪。
八、六八年底‘冬训’
时值一九六八年底隆冬时节，一年一度的犯人‘冬训’开始了。只到这时，我才能完成每顿一小碗的小灶病号饭任务（不到八十克主食），能挣扎下床上厕所。病号室‘冬训’与大田犯人不同，病员来自不同中队、不同小组，有的只三五天、七八天便出院。进进出出，来不及互相认识便换新面孔。加之有病在身，自顾不暇，相互间无什瓜葛，故而不开会。唯一任务是背诵‘红宝书’‘老三篇’，根据犯人的文化大致有最低要求，比如要背诵著作多少篇、语录多少条等等。
另一病房有个犯人（可惜我记不起他的姓名了）六十多岁，大高个，山东籍人，驼背，瘦骨嶙峋，是个久住病床的老病人。他学得很虔诚，终日手不释卷，能将一本〈毛主席语录〉从头到尾背下来，而且每条语录次序都准确无误。他的名声大噪，理所当然成了四站犯人‘学毛著’的‘标兵犯人’。此人我见过，只无法测验其真假。我折服他的超人记忆力，内心也为他悲哀。我不相信他从《红宝书》中获得了‘改造的信心和力量’；不相信在背诵、学习过程中获得了‘无穷乐趣’；不相信‘枯木逢春、焕发青春’。他的内心世界真的晴空万里没有一丝云翳？只有甜蜜没有苦涩？他不思念兄弟姐妹、妻子、儿女？
他的学习精神可嘉却并未‘感动上帝’，上帝没给他减一天刑期。
在这个‘学习热潮’中，我是刚‘起死回生’的唯一特重病号，受到破格对待，无人过问我，没有给我规定任何定额、指标。不过，仅耳闻也记得几十语录，足可滥竽充数、应付场面。我的记忆力在逐渐恢复。
过罢阴历年，大墙里燥动起来。每到天黑，从监号传来激昂的口号声，痛楚的呻吟声，‘冬训’进入检举揭发和批斗阶段。这是少数犯人的节日，他们做着早日出去的梦。也总有人当‘活靶子’要蜕皮、脱胎、换骨。病房与大田犯人仅一墙之隔，那边的动静逐日增大，狂呼乱叫的喊声之外，又添‘噗嗵、噗嗵’的沉闷响声。病人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也不打听议论，都习以为常。
忽一日大清早，轻病号去伙房打饭，带回来一件骇人消息。农业队伙房门口有个大水桶，高及胸口，直径有两公尺，用作盛水洗菜。这只木桶成年四季都盛满水，无水会干裂开缝。这天，伙房犯人照例天不亮起床做饭，出门洗菜，只见桶边趴个人，以为口渴喝水，大喊不理。近前一看，头勾浸在水里。水面结层冰，人早淹死了，身子在桶外‘完好无损’。
没人敢动他，怕‘破坏现场’自找麻烦。直等到大天亮，管教队长和另两个人进来察看。两个中队的四、五百犯人也都涌到前院去看，很‘热闹’一阵。有认得这死者的病号说，他叫什么姓名，多大年纪，何处人氏，惟不提死因。
如果不是近在咫尺，有那么多人亲见，死者有名有姓，我不相信这事是真的。一个人在无外力作用下，凭着自己的意志力使自己窒息而亡，是轻易能做到的吗？死者是个‘超人’，他的意志力何等地惊人！爱惜生命是动物本能，不到万不得已，断然不肯用此法结束自己生命。那死因不言自明，无须说的。
又一个生命结束了。短短四个月死了四个犯人，四站是个凶险之地！
这年冬训，饮马农场四站‘战果辉煌’，挖出以何维清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案，震动整个农场、劳改局，犹如‘珍宝岛事件’震动整个世界一样。此案是如何发生的，内情究竟如何，以后又是如何结案的，对于我，时至今日仍然是谜。
听说这一案成员遍及饮马农场各站，且成员都是一色的年青大学生或知识型犯人。四站首当其冲，被指控的‘头头’何维清是四站农业队犯人。四站顷刻间雷鸣电闪，狂风大作，又是冰雹又是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最先给何维清、基建队一姓马犯人戴手铐、脚镣全刑，接着又有别的人。随后，曾来探视过我的丁志成、薛守志也戴上手铐、砸上大镣，整个四站的空气象凝固了一般。
监狱高墙与牢房间有四、五米宽空地，犯人只在牢房之中的院内活动，牢房背后的这绺空地人迹不至。‘何案’发生后，监房里大兴土木，每日运坯和泥，在监房背后紧贴山墙砌排‘小屋’，长、宽、高均为一米左右，糊上泥巴，留个门，形同‘鸡笼’或‘狗窝’，凡‘何案’犯人一律手铐、脚镣推入其中，一人一屋，高不能直腰，宽不容躺卧，只可倚墙席地而坐。‘小屋’随砌随进人，泥巴湿糊糊地，数九寒天，薄被薄褥，地上只撒把麦草，其情其状，不忍目睹。白天黑夜，镣铐之声，批斗的口号声和痛苦的呻吟声互相交织，不绝于耳。整个四站沉浸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疯狂中，沉浸在血腥恐怖中。
有天早上刚早饭毕，基建队（我属该中队）犯人统计张家林来病房通知我，说中队范指导员叫我。我颇觉蹊跷意外，只得跟他走。
张家林是武山籍人，年龄与我差不离，或许大我一、两岁，微驼背，瘦高个，有张鸭子嘴，说话嘴角冒白沫，劳改前是小学教员。此前不认识也无人在我面前提及他。
卧病半年，四站不知是个啥样。绕过山墙、厕所，进到监舍后院（农业队在前院）。好傢伙！政治挂帅不同凡响，黑板上、所有监舍的墙上写满《毛主席语录》和林副统帅的话，白墙红字，非常醒目：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
“毛泽东思想是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最强大武器，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墙壁几无缝隙。
范指导员年约四十左右，白白净净，中等个头，圆脸，说话语气平和。见我，问：“你是向承鉴？”我点头。“听贾克说，你的病基本好了。今天叫你来是给你一件任务：中队现在要开‘批斗会’，你来作记录。”
随后，各小组的文人墨客，骁勇善战的积极分子，各拿只马札络绎而至，把个统计室挤得水泄不通。统计室有张桌、有把椅，给我用。范指导员坐在张家林的床沿，指示张家林把‘斗争对象’带进来。
进来的犯人姓马（很遗憾，我想了数日数月未记起他的名字），用戴铐的双手提着脚镣，迈着大‘八’字步，‘哐噹、哐噹’走过来。他，矮个，很结实。刚进得屋，我身后的一个犯人突然大喊一声，把我吓一跳。接着，狂涛汹涌，一屋子犯人全站起身，挽胳膊捋袖：
“坚决打垮马××反革命嚣张气焰！”
“彻底粉碎马××的反革命阴谋！”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顽固不化，死路一条！”
……。
口号呼了一阵，范才示意停呼。马某伫立人堆中，拳头贴到他鼻梁，他却不缩头弯腰。这场面勾起我对‘反右’回忆。在狂轰滥炸中煎熬一年，我太熟悉了。如今工厂、机关、学校、劳改队，凡有人群的地方一个样，成日吼声如雷。
按照事先安排好的顺序，批斗会正式开场。第一个发言的犯人是一组组长，后来得知他叫张宗焕，长相与朱焕章颇似，也戴副近视镜。他的发言属‘批判’性质，无检举揭发内容，我懒得记，只在他名后写上：“内容见发言稿”。他发言毕，我把他的稿子要来即可交差。发言踊跃，一个紧接一个，个个都怒不可遏模样，一律是吓人的政治大帽子。尽管口号排山倒海，震耳欲聋，可听来听去，无一有份量的‘罪证’，比如何年何月何时，马某在何处干了啥、说了啥，何人亲见亲闻，何人旁证，一件无有。
斗争性最强的当首推犯人大组长张家林，眼睛鼓得老大，象要鼓出眼眶外，嘴角不断冒白沫，唾沫星子溅到我的后脖颈上。
这次批斗会还算‘文明’，除几次推搡，马某并未受皮肉苦，大约因为他已全刑在身吧。
九、“你就是何案的总后台、幕后总指挥！”
我只荣幸地当得这一次记录，侥幸做得这一次‘积极分子’，当天晚上便被取消资格。不为别的，只因我也是‘何案’成员，而且非一般成员，是‘何案’的总后台、幕后总指挥。按照饮马农场总场王政委的逻辑，这‘何案’实际应称‘向案’。
当天深夜，我睡得正熟，忽然有人推醒我，我被‘提审’了。
监狱的大铁门，以前到晚上便安静不响。‘何案’发生后，大铁门整夜‘哐噹’不休。我的身前身后各有一人，身后人照着手电，实在多此一举。此时月光如水，明晃晃的路看得清。出了大铁门，把我带进一个有套间的办公室，似乎离大墙很近，就在大门附近。外间有只铁皮炉，火烧得很旺，暖烘烘地，灯泡度数不大，不很亮，靠窗有条长凳，再无别物，外间空荡荡的。里间有桌、椅、床，桌上有台灯。坐在桌边的人见我进门，好一会儿不吭声，末了，顺手将一把笤帚撂到我脚前，叫我坐到笤帚上。我站原处一动不动，没理他。
在看守所、在三监，没人污辱我的人格。砖瓦厂、良种站，我知道劳改队是执行单位只认‘判决书’，是无理可讲的地方，对管教人员敬而远之，尽量回避同他们的接触，以防受到污辱、伤害，避免因感情冲动导致不测的事发生，至今得以相安无事。自五八年‘劳考’以来，我见的太多，心里的恨越积越深，我恨的是一条倒行逆施的路线。尽管看守所曾指着丁局长等人痛骂过，但那是把他作为路线的象征而痛斥的，对他们每个具体人是无所谓恨的，我恨不起来。
然而，对眼前这个人我确实生出恨来。恨得牙痒痒！明明椅子空着，却要我坐笤帚。我大病初愈瘦得皮包骨，他竟如此辱我，我没任何错误、过失，究竟为什么？他没把我当人，这个混蛋！我在心中愤愤骂道。
押送我的干部给这人端来一杯茶，提来一暖瓶开水，又用打火机给他把烟点着，轻声道：“王政委，您还需要什么，请吩咐。”
呦，这是饮马农场的大政委，不小的官呢。他见我站着未动，厉声道：“叫你坐到笤帚上，你为何不听？”我答：“我不能弯腰，腰有老病，里面长有石头。”此前，他手指头夹支烟，一直未点燃，对我虎视眈眈，怔怔地盯视我。他，无什特色，只目光犀利有神，颇具‘杀伤力’。我平淡地与他对视着。很明显，他要我坐笤帚，造成‘高屋建瓴’之势，妄想从精神上震慑我。他不叫我‘舒服’，我也不会叫他好受。心里盘算着。
他突然道：“叫你来，是要你交待你和何维清的关系。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就不用多说了。”开门见山，口气斩钉截铁。我与何，八杆子沾不到边儿，心里再清楚不过。
我只摇摇头，不吭声，算回答。
王问：“你怎么不认识他，你不要装蒜！”
我很气恼：“姓何的是个什么人，我为什么非得认识不可？”
王：“他认识你，你何以不认识他？你欺骗政府，抗拒交待！”
我已不是孩提，这种雕虫小技用到我身上感觉滑稽。
“你该马上送他去医院作神经病理检查，他大白天活见鬼。”
王政委厉声喝道：“你不仅认识何维清，你还是他的总后台，幕后总指挥，是何案的真正策划者、组织者，你的一切活动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他的话够吓人的，胆小者会被吓得瘫软在地。我的愤怒达于极点！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心里不断告诫自己，一定不暴不燥，不急不跳。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的回答不如他气壮如牛，却清晰准确，也够他消受几日。
“我感谢政府这样看重我，你如此地抬举我。你是党的一名负责干部，但愿你的话有根有据，而不是危言耸听，信口雌黄！否则，会给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伤害的。”
他自然听出我的嘲讽、鄙夷之意，从桌旁站起身来，绕着我转了一圈，向我示威，那气势象要吞了我！就象我此时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一样。我恨不得抽他嘴巴，咬他一口。他对我用的审问方法是‘一吓三诈’，惯用的，只更露骨、更拙劣。他肯定事先详细研究了我的黑档案，然后作‘推理设定’，授我以‘总后台、总指挥’最高衔职，又亲自赤膊上阵，足见对我的‘重视’了。根据我的‘判决书’和其它条件，‘对号入座’似乎在情理之中，我‘受之无愧’的。他只忘记根本的一点：事实。他们审案不要‘事实’，没有不碰得头破血流的，才弄出无数千古奇冤来。我不会令他‘满意’、‘舒服’，更不会叫他‘随心所欲’。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犯诬陷罪的罪囚！没想到如今我落到这种人手里，有什么可说的呢。
屋里很暖和，我已站立近两小时。出得门来，寒风刺骨，时值午夜，四方八面‘嗖、嗖，呜、呜’风声，如鬼哭狼嚎，我顿时冷颤不已，接连打喷嚏，腿子发软发沉，到牢舍不过两百公尺许，路似乎越走越长，胜于两百公里之遥。这时我体重不到四十公斤，疲惫之状可以想象。躺在病床上，脑子里突然跳出《古怪歌》来。那是解放前四七年前后儿时唱过的，原已了无印象。那歌词道——往年古怪少呦，今年古怪多。板凳爬上墙，灯草打破了锅；清早走进城呐，老鼠乱咬人……。眼前我遇到的，比这更古怪、更离奇。我在了无知觉时来四站住进病房，三个多月足不出‘户’不能下床，除两个犯医和同室病人，只薛守志、丁志成来探望过我，以前不认识。他俩跟我说话，我只听不答，不曾议论劳改队任何人和事，居然成‘何案’首恶。人在病床卧，祸从天上降，世上还有比这更奇怪的事吗？呵，呵，有的，有的，自五七年以来，发生在我身上的，我经见的奇事怪事实在太多、太多。彭德怀变成‘反党集团’罪魁，他不感觉古怪？时下刘少奇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总头领，他不感觉奇怪？我们生活在一个古怪的时代，只好认倒霉。
第二天，我半夜被‘提审’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仅病房而是传遍四站：逮住个比何维清更大的‘老虎’、真正的首犯。所有病人、犯医都远离我。卢福海对我更是判若两人，幸亏此时我已基本能生活自理。
隔两天，我的小灶病号饭被取消；又隔几日，普通病号饭也取消，被送回基建中队四组跟大田犯人出工劳动。时在1969年三月。
十、双重夹击
到四站半年，不知东南西北。这日跟大田出工，顿觉天高地阔。我惊诧这儿的建筑设施、布局、道路交通与我在看守所梦境所见，居然毫无二致！从高处俯视四站主建筑莫若两个‘口’字，并排着，面前一条公路，公路两旁有电线杆，时有汽车驰过；两‘口’间也有条可行汽车的马路，约三、五十公尺距离。这两个‘口’一粗一细，粗口在东，大墙又厚又高，是犯人牢狱；细口在西，围着矮墙，四周树木掩映，是大队部，里面是一个个温馨的小家。路东路西两个世界，粗‘口’细‘口’两重天。监狱大门附近东侧有些小建筑点缀，工具房、猪圈之类。（以后我又到其它劳改农场服刑，建筑布局如出一辙。我猜：全国劳改农场建筑设计出自一人之手。）
工地很远，有几里，在牢狱的西北角。已垦耕的农田呈长条形，每块地总有几百亩，两边是防风沙的林带，宽约三、五十公尺，多为沙枣树，也有胡杨、棘荆杂于其间。林带边有白杨树。去工地不光走大路，有时要跨地埂、毛渠，穿林带，越排碱沟。我走不动，所幸本组还有个老犯人陪伴我。他叫杨思诚（与我大学一个同学同名同姓，一字不差，故而记得很牢）六十多岁，高大个头，弓腰驼背，上海籍人，原在银行系统工作，贪污罪，判有期二十年。他的身体很差，已垂垂老朽。我俩拖在大队犯人的后面，再后面是带工的管教干部和武警，并不催逼，听凭我俩蹒跚踽行。我到工地已是大汗涔涔。
劳动项目是平沙包，拓垦新地。虽天气很冷，犯人的干劲却似盛夏般热火，挖的挖，抬的抬，有的推小车，有的装土，一齐忙碌起来。没人过问我，无人给我布置任务。我试着装了几锨土，胳臂再抬不起来，只好坐地休息。干部站在我身后，也不吭声，由我去。
我的身体离‘康复’很远很远，停止病号饭、逐出病房，无非惩罚我，我心里清楚，他们更清楚。他们要给我更大的精神压力，不准我在监舍‘病休’，怕我作祟害人。无疑，这些是王政委下达的命令，中队只能遵旨办事。看来，范指导员和其他管教对我无大恶感，只要把我带到工地即可交差，其它随我自便。
坐下休息，身上阵阵发冷，头皮绷紧，头痛厉害。基建队有个背药箱的随队犯医（贾克和边立林属大队犯医），四十左右，长得干巴巴的，原在部队当过护士，我不记得这人的名字了。他的医术有限，药箱的药更有限。我要他给我量体温，一量，39.2℃。这人擅长针灸，问我怕痛不？我摇摇头。他把我搀进帐篷里（这是带队干部抽烟、聊天、休息之处），给我头上手上扎针，有的扎在脑门上，扎得很深。管教在一旁用惊骇的目光看我。针灸罢，犯医搀扶我蜷躺在一个沙包边。即使高烧，必须离开帐篷，岂能‘鸠占鹊巢’，我不配。天冷，有风，冻得浑身哆嗦。大田犯人推着小车，在我身旁来回奔跑，很快踏出一条小路。南边是种小麦的土地，田垅参差，阡陌交通；北面是茫茫戈壁荒漠，长着一蓬蓬骆驼刺，一丛丛蒿草，一直延伸开去，到目力不及的远方。在病房听说，离四站不远的北边，有个败颓的土台台，传说是穆桂英点将台，我无法看到。
回中队小组后，还提审过好几次，照例是王政委单独审，照例是在半夜，依旧在工具房旁边那个办公室。他牢牢地缠住我，掌控着我的生和死，就象一个权力无限的人此时掌控着亿万人的生死一样。他每次问的老‘问题’，只没再叫我坐苕帚。
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们是马列主义者，是辩证唯物论者，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者，对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你是个死心塌地、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的现行反革命，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我们对你有清醒的认识和估计，你是不会改变你的反革命本性的。我们知道你的过去便知道你的现在，知道你的过去和现在，便知道你的未来。”
他不愧饮马农场的大政委，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无此两把刷子宝座坐不住。不过他看错了对象，用错了地方，他的辩证法仅是鹦鹉学舌。我不但知道这话的出处，而且能充分辨析这话的荒谬性。我是农民的儿子，幼时逃过荒、讨过饭，当过少先队长，这便是我的过去。按照他的逻辑，我似乎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反革命’，他的‘革命者’身份从他父亲的精子与他母亲的卵子结合的那一刻便决定了的，多么荒唐！那个狂妄自大的人什么都没学懂，分明机械唯物论，兜售形而上学的黑货。我欲用高岗、饶漱石、刘青山、张子善以及彭德怀的例子和时下刘少奇、邓小平的事实驳斥他，这些人都有光荣的过去，辉煌的‘现在’，到头来都成了‘反党、反革命’，有的被割了脑袋，他能解释？
我什么话没说。不能说，他已经‘高看’我，倘若再露出这些想法来，肯定还要‘高看’一等。眼下正值‘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风头浪尖，我要摆出我的观点，正中‘引蛇出洞’诡计，只‘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一条，足可要我的小命。他是个没有自己思想而以他人思想为思想的人，这种人最可怕。只有遭到砖瓦厂韩教导员相同的遭遇，才能使他醒悟。他见我半晌不语，怒道：“你不要装聋作傻，抗拒交待只有死路一条。”
“唔。我刚耳鸣，耳朵呜呜响，你的话有的没听清，有些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把过去的判决再审判一次？如果是这样，无须多说，你看着办好了。”我有意捉弄他，漫不经心地答道。
“我们是执行单位，只追究你在服刑期间的重新犯罪行为，你应该如实交待。”
“是要‘如实交待’？”
“我们共产党人最讲究‘实事求是’，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我今天终于在这儿见着一个最讲究实事求是的人呐！我无法描述此时的心情：我愤怒！我悲哀！我觉得天底下脸皮最厚、最恬不知耻的人，非他莫属。我和何维清丝毫不染，他却断言我是‘总后台、总指挥’，非要我‘坦白交待’不可！他嘴里出来的‘实事求是’是谎言的别称，我体会得够透彻的了。
“我不认识何维清，这名字是从你这儿知道的。如果有人能证明我与他见过一次面，点过一次头，打过一声招呼，说过一次话，任由处治，要杀要剐，决无怨言。我愿签字画押。这就是我的全部交待。”我平淡而决绝地说道。
此后，无论他罗嗦什么，再不开口，无说话的必要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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